红色察哈尔精神

2020-03-03 20:00:13 来源：范文大全收藏下载本文

红色察哈尔之吉鸿昌精神

吉鸿昌（1895年10月18日—1934年11月24日）抗日爱国名将，原名恒立，字世五，汉族，河南扶沟人,中国抗日将领,民族英雄。1895年10月18日出生于河南省扶沟县吕潭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受家父影响，吉鸿昌幼年即具有爱国思想。1913年秋天，不满18岁的吉鸿昌便投到冯玉祥部当兵。他因吃苦耐劳、智勇正直被冯赏识，提升为手枪连连长，不久又提升为营长。

抗日同盟军会合，建立苏区。但遭到国民党军队拦截，苏区无法建立。吉鸿昌无奈之下找到了方振武，准备一同进攻由国民革命军驻守的北平城。9月21日，行进到日军和国军交界的非武装区。日军飞机投放传单，要求吉鸿昌部队3日内离开，不然派兵剿灭，吉鸿昌在3日内离开了。10月10日，吉鸿昌部队在进攻到北平附近的昌平被中央军，晋军，西北军包围，军队哗变崩溃。

随后，日军主力在察边境集结，并驱使败退伪军准备重新进攻。苏联在国民政府的压力之下也停止了对同盟军的支援。国民政府中央也派出要员去说服同盟军领袖冯玉祥放弃独立割据的念头，将部队交给中央指挥。而中共则在同盟军内部开始宣传策反，准备将抗日同盟军发展成红军，在河北山西建立苏区。内忧外患之时，同盟军内部的东北义勇军部首先表示归附中央。冯玉祥也发表声明取消了同盟军司令的头衔。8月15日，伪军重新进攻多伦。分崩离析的同盟军不敢正面对抗。在15日夜连夜不战放弃多伦，全军转移。转移之后，剩下的5万抗日同盟军彻底瓦解。

吉鸿昌战至10月，因弹尽粮绝而失败。为了保存抗日实力，吉鸿昌与方振武到国民党第32军驻地同商震谈判。不料，蒋介石却电令商震把吉鸿昌和方振武押送北平审问。途中，吉鸿昌用计使方振武脱身。车行至北平城外，押送人员在吉鸿昌感化下，冒着生命危险放走了吉鸿昌。

天津吉鸿昌旧居1934年5月，吉鸿昌回到天津，组织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他被推为主任委员，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他家三楼一角，设立了一个秘密印刷所，出版了机关刊物《民族战旗》报。他的住宅也成了党组织的地下联络站，因而被党内同志称为“红楼”。

1934年11月9日晚，吉鸿昌在法租界秘密开会时遭军统特务高树勋共产党员等人，开始接触革命思想。1926年9月，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响应北伐。吉鸿昌率部参加了西安之战。1927年4月，吉鸿昌所部扩编为第19师，升任师长，归属冯部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所辖。国民革命军沿陇海路东征，吉鸿昌率部攻克洛阳、巩县，又强渡黄河，占领豫北重镇新乡，奉军被打得抱头鼠窜。吉鸿昌所部被誉为“铁军”。

1928年任第30师师长，调防甘肃天水。 1929年7月，吉鸿昌进兵宁夏，任宁夏省政府主席兼第10军军长。他整饬了军队和吏治，致力于汉回团结，提出了“开发大西北”的口号，决心为民兴利除弊。

1930年4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吉鸿昌奉命率部从宁夏出潼关，参加讨蒋大战。9月，冯玉祥的西北军战败。吉鸿昌为了保存实力，接受蒋介石改编，就任第22路军总指挥兼第30师师长，不久被蒋派往光山、商城一带进攻鄂豫皖苏区。

吉鸿昌对进攻苏区十分反感。他“托病”到上海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随后又化装到鄂豫皖苏区进行了考察，思想上受到很大触动。随后曾在潢川组织所部起义参加工农红军未果。蒋介石发现吉鸿昌有“谋反”之意，便解除了他的军职，逼迫他出国“考察”。

1931年9月21日，矢志抗日的吉鸿昌将军被蒋介石逼迫下野，到国外“考察实业”。船到美国，吉鸿昌就接二连三地遭到意想不到的刺激，如那里的头等旅馆不接待中国人，而对日本人却奉若神明。有一次，吉鸿昌要往国内邮寄衣物，邮局职员竟说世界上已经不存在中国了，吉鸿昌异常愤怒，刚要发作，陪同的使馆参赞劝道：“你为什么不说自己是日本人呢？只要说自己是日本人就可受到礼遇。”吉鸿昌当即怒斥：“你觉得当中国人丢脸吗，可我觉得当中国人光荣！”为抗议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的歧视，维护民族尊严，他找来一块木牌，用英文在上面写上：“我是中国人！”

在国外，吉鸿昌利用记者的采访，以事实揭露了日本侵略中国的种种罪行，并斥责英国纵容日本侵略中国和蒋介石对日妥协的丑恶行径。在德国，吉鸿昌曾多次要求到苏联参观访问，遭到蒋介石反动政府使馆的百般刁难，不予签证。悲愤之下，吉鸿昌挥笔疾书：“渴饮美龄血，饥餐介石头。归来报命日，恢复我神州。”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吉鸿昌闻讯立即回国寓居天津，秘密与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联系。不久，他整理出版了《环球视察记》，借以抒发他忧国报国的热情。同年4月，吉鸿昌在北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爱国的旧军人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从此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他按照党的指示，到湖北黄陂、宋埠一带召集旧部策划起义。起义失败后，他赴泰山动员冯玉祥出山组织武装抗日。吉鸿昌毁家纾难，变卖家产6万元购买武器，积极联络各地抗日零散武装，作起兵抗日准备。

1933年5月26日，吉鸿昌同冯玉祥、方振武等抗日将领依靠苏联的武器支援和集合东北义勇军在张家口宣布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吉鸿昌任前敌总指挥兼第2军军长。败退的热河军，蒙古族武装，察哈尔当地民团和一些当地的土匪武装建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第2军军长，旋任北路前敌总指挥,率部向察北伪军进击,在收复康保、宝昌、沽源等城池后，吉鸿昌又指挥部队向多伦进攻。经过五昼夜血战，7月12日终于收复多伦。察北四城的收复，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然而，蒋介石却反诬同盟军破坏“国策”，令何应钦指挥16个师与日军夹击同盟军。

1933年8月26日宣侠父1921年，吉鸿昌回乡探亲时，拿出全部积蓄，利用一所破庙作校舍，创办了“吕北初级小学”。吉鸿昌立下规定：凡是贫家子弟，一律免费上学。学校规模一度壮大，曾被誉为“豫东第一”。

1925年10月，吉鸿昌升任绥远省督统署直辖骑兵团团长兼警务处处长。不久又被任命为第36旅旅长。十几年里，吉鸿昌虽不断升官，但却丝毫没有改变“当兵救国，为民造福”的初衷，时刻铭记着父亲“作官即不许发财”的教诲，平时省吃俭用，兴办公益事业。他严于律己，也约束部队不许扰民。吉鸿昌结识，吉鸿昌率领3000多人试图去商都同暗杀受伤，被法国工部局逮捕，后引渡到北平军分会。11月23日，北平军分会举行了一场所谓的“军法会审”。吉鸿昌在法庭上义正词严地说：“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由于党的教育，我摆脱了旧军阀的生活，而转到为工农劳苦大众的阵营里来，为我们党的主义，为全人类解放事业而奋斗，这正是我的光荣„„”

1934年11月24日是吉鸿昌殉难的日子。面对“立时枪决”的命令，吉鸿昌镇定安详地向敌人要来纸和笔，挥笔疾书，写了自己坎坷曲折而终于走向革命道路的一生，历述蒋介石祸国殃民的种种丑行。在给夫人胡红霞的遗嘱中写道：“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吉鸿昌披上斗篷，从容不迫地走向刑场。他用树枝作笔，以大地为纸，写下了浩然正气的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吉鸿昌声色俱厉地对特务喝道：“我为抗日而死，为革命而死，不能跪下挨枪，死后也不能倒下，给我拿把椅子来！”吉鸿昌又命令道：“到前面开枪！共产党员要死得光明正大，决不能在背后挨枪，我要亲眼看着蒋介石的子弹是怎样打死我的！”当特务在吉鸿昌面前颤抖着举起枪时，他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革命万岁！”在这震山撼岳的呼喊声中，英勇的共产党员、中华民族的英雄吉鸿昌壮烈地牺牲了，年仅39岁。

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吉鸿昌被定为全党褒扬的革命烈士。周恩来总理在1971年指出：“吉鸿昌同志由旧军人出身，后来参加共产党，牺牲时很英勇，从容就义，很有必要把他的事迹出书。”

1984年，在吉鸿昌烈士牺牲50周年前夕，扶沟人民在烈士陵园吉鸿昌烈士陈列馆前，为烈士塑了铜像。邓小平为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吉鸿昌将军牺牲五十周年纪念辑》题写了书名。聂荣臻亲笔题词：“民族英雄吉鸿昌烈士永垂不朽！”

1995年，在吉鸿昌烈士诞辰100周年之际，李鹏、乔石、李瑞环、刘华清、张爱萍、迟浩田、程思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为吉鸿昌烈士题了词。

红色察哈尔之晋察冀精神

抗日战争中，晋察冀边区是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创建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军民在党的领导下，在晋察冀中央局书记聂荣臻的带领下，英勇抗击外来侵略，涌现出了千千万万个抗日烈士、英雄模范，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篇章。在晋察冀边区那段峥嵘岁月里，凝聚了把民族大义担在肩头，慷慨以赴，甘于牺牲的气概；把一切困难踩在脚下，勇于进取，敢于开创的精神；把党的形象铭记心间，与百姓生死与共，鱼水相依的深情；把群众利益高举头顶，植根于民，永葆本色的品质的“晋察冀精神”，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聂荣臻元帅是我国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他1899年12月29日出生于四川省江津吴滩镇一个普通劳动者家庭。幼时入私塾，辛亥革命后入新式学校就读。“五四”运动中，他参加了反帝爱国斗争。1919年底赴法勤工俭学。在法期间，于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回国后，聂荣臻参与领导了广州起义，参加了长征。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党中央于8月在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上，中央军委命令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对日作战。1937年11月7日，中央军委任命聂荣臻为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山西省五台县河东村成立了晋察冀军区。

晋察冀中的晋是山西省；察是察哈尔省，旧省名，首府是张家口；冀是河北省。晋察冀，就是三省交界的一大片区域。这个地区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它的核心区域位于平汉、平绥、正太、同蒲四条铁路之间，直接威胁敌人侵占的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太原、大同、张家口等战略要点。有了它，就可以拖住敌人。晋察冀军区的成立，大大振奋了这一地区军民的抗战精神。

聂荣臻是一位多谋善断、运筹帷幄的革命家、军事家，他脚踏实地，敢于开拓。在首先解决一批燃眉之急问题的同时，聂荣臻坚决按照中共中央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在三省边界地区，从军事上、政治上抓紧部署。他派出得力干部深入山村的家家户户，广泛发动群众起来保家卫国，减租减息，踊跃支援前线，参加八路军和游击队，并注重执行统一战线政策，吸收一部分有代表性、有爱国心的开明地主参加抗日工作，动员他们带头实行合理负担，协助政府筹措抗日经费等。在初步发动群众的基础上，相继建立了青救会、妇救会、农会、工会、儿童团等抗日群众团体。

聂荣臻说：“要深入到每一条山沟里去”，“山沟里的工作是很重要的。要想站稳脚跟，没有群众的支持，不用说别的，进山出山都十分困难。一定要下功夫把七沟八梁发动群众的工作做扎实”。

晋察冀边区政府的成立，全区政权系统、政策法令得到了统一，实行减租减息，改善人民生活，社会秩序开始稳定。有了政府，人民群众就有了靠山，同时，也使晋察冀军区在华北坚持敌后抗战，有了一个坚强的依靠。把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就有了赖以生存的基础。八路军英勇抗击侵略者，保护了人民，人民群众又千方百计地支持八路军，使八路军得以克服各种困难，形成了鱼水关系。

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根据中央指示，晋察冀边区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同时，边区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使耕地增加，粮食增产，克服了困难，人民群众的生活有了改善。在此基础上，为迎接战略反攻，全区部队于1944年11月又掀起了大练兵运动。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晋察冀军区部队根据党中央的预定方针，收复了华北大片失地，向敌人占领的大中城市展开了猛烈进攻。

解放张家口市，是军区部队此次反攻作战的一个重大胜利。张家口市是伪“蒙疆自治政府”所在地，驻有日军“蒙疆驻屯军司令部”和第2独立混成旅团。

8月20日，我部队向张家口的敌人展开进攻。驻张家口的日军与由大同撤退的日军汇合一起，拼命向我反扑。激战两昼夜后，我各路部队勇猛插入市区，分割包围了敌人。蒙疆驻屯军司令部官兵大部投降。8月23日拂晓，张家口宣告解放。我军乘胜解放了察哈尔全境。

经过3个多月的反攻作战，到11月份，晋察冀军区共歼灭日伪军7万多人，解放了察哈尔、热河两省的全部，河北省的大部，辽宁、山西、绥远的部分地区，收复了张家口、山海关等70多座城市。野战军和地方军发展到32万多人，基干民兵扩大到90多万人。形成了以张家口为中心的晋、察、冀、绥、热、辽纵横数干里，人口达4000万的战略基地。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的领导下，经过8年英勇卓绝的斗争，前赴后继，浴血奋战，共歼灭日伪军30多万人，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任务，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同时也丰富了我党开创革命根据地的经验。晋察翼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地区，锻炼了广大军民，培养了大批干部，为华北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在巍巍太行的崇山峻岭，在辽阔无际的冀中平原，在塞外重镇张家口，聂荣臻在烽火连天岁月所创立的赫赫战功，深深印烙在千万群众的心头。晋察冀抗战时期，聂荣臻元帅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名称———“人民子弟兵”，这是在晋察冀首先提出来的，这本身就是鱼水关系，它深层次地体现了我们的党群关系，是那个年代共产党、八路军和人民群众之间血肉相连的生动写照。事实证明，群众路线是我党的生命线和胜利保证。不管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只有坚持群众路线，保持住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的事业才能取得成功，这对于当前正在深入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红色察哈尔之“怀涿土改工作队精神”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各解放区迅速开展了土地制度改革运动。

1946年7月底，作家丁玲和陈明、赵珂、赵路等4人到达张家口怀来县、涿鹿县一带，参加农村土改工作。在辛庄和东八里逗留了几天后，丁玲四人于8月初渡过洋河和桑干河来到了涿鹿县温泉屯。在这里，丁玲以土改工作队队员和作家的双重身份住了下来，参加村里的土地改革。

在当时的形势下，土改任务十分艰巨。工作组进村后，从把握全村的阶级状况入手，进行调查研究，开展思想发动。丁玲说：“我工作上虽然本领不大，却有一点能耐，无论什么人，我都能和他聊天„„都能说到一块，我和那些老大娘睡在炕上，两人睡一头，聊她们的家常，我可以和老头子一起聊，也可以和小伙子一齐聊„„”丁玲走村串户，访贫问苦，与群众同吃同住，紧密融合在一起。在灶膛边、饭桌前、油灯下，她以拉家常的方式，挨家挨户耐心地向乡亲们宣传土改政策，细致地开展工作调研。被村民们誉为“穷苦农民的开‘枷’人”。

丁玲亲切的态度，朴实的作风，很快赢得了村民的信任。

在亲切随便的聊天中，一个一个地去认识、去熟悉，了解村里各类人物的家庭、生活和土地财产状况。逢到老乡分浮财时，有的老太太不知拿哪样好，丁玲总是去帮忙挑选。村里分房子，往往一下子分不合适，她在旁边马上就能说出来，某处还有几间什么样的房子，分给什么人住合适。村里的干部都为她如此熟悉情况感到惊奇。

在调查中，丁玲还发现，虽然贫苦农民对将要开始的土改抱有很高的热情，但依然心存疑虑，怕地主、国民党反攻倒算。这一切，更使丁玲感到肩上担子的沉重。她把工作组成员召集在一起，严肃地说： “如果我们把土改只看作是党和民主政府对农民的恩赐，而不是在提高农民觉悟的基础上形成农民的自觉行动，那么，我们的工作就会毫无结果。”听了丁玲的分析，大家决定通过召开贫雇农会、中农会、妇女会等，进一步宣传党的土改政策，启发农民觉悟。

丁玲耐心地、一次次地给乡亲们讲政策、讲道理，循循善诱，引导他们认识 “谁是土地的主人”、“到底谁养活谁”等道理，使农民逐渐提高了认识。随着贫苦农民认识的提高，丁玲和工作队队员组织他们展开了土改斗争。一个接一个斗争的胜利，大长了贫苦农民的志气，激发了他们投身土改的勇气，温泉屯的土改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在斗争的关键时刻，丁玲和工作队队员更加注意把握斗争的大方向，及时防止和纠正可能出现的偏差，保证了土改斗争的健康发展。

一天晚上，丁玲发现评地委员会房内还亮着灯，就走了进去。只见十几个人还争论着什么。原来，这些土改中的贫雇农觉醒之后，把满腔仇恨全部集中到几个地主身上。对此，丁玲又详尽地向他们讲解了党的土改政策。指出，土改的目的，重要的是推翻封建土地制度。打击的对象是作恶多端的恶霸地主。一番深入浅出的道理，让在场的人心服口服。

丁玲对工作队队员说， “分地主的浮财可以解决贫雇农的暂时温饱，但根本问题是要融化一颗颗冻结的心，使他们觉醒，心向共产党，这才是我们的目的。”

丁玲认为土改不仅是农民物质上的翻身，做土地的主人，更重要的是翻心，翻身不翻心，土改成果就不会巩固。在给贫下中农物质利益的同时，更要给予他们强大的精神力量。丁玲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让人们觉得她不仅是一位作家，更是走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的土改工作干部。

当丁玲从张家口撤退时，一幅土地革命的壮丽画卷已经在她的头脑中描绘出来。她说： “由于我们同他们一起生活过、共同战斗过，我要把他们真实地留在纸上。”

1948年，丁玲以温泉屯村的土改工作为背景，创作了著名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部作品通过对暖水屯贫苦农民参加土改激烈斗争过程的展示，反映了农村土改的艰巨性，生动说明了中国农民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求得翻身解放，踏上光明、幸福前程的伟大真理。作品以深刻的思想性和精湛的艺术性，表现了作家敏锐的政治眼光 “独特的发现”，也显示了丁玲非凡的艺术才华，是丁玲一生创作的最高成就，成为我国现代文学宝库的重要收获，《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荣获了1951年的斯大林文学奖。丁玲不仅用笔创作了描写土改斗争的文学经典，更以她的身体力行为我们树立了走群众路线的光辉典范。

丁玲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亲身实践给我们带来许多思考，在具体工作中的如果发生失误和偏差，要坚持 “实践第一”的思想路线，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时一刻也不能脱离人民群众。要时刻注意体察和顺应人民群众的正当要求，使群众中越来越多的人觉悟起来，以夺取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

在当前深入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中，我们要学习丁玲工作做到老百姓的炕头、地头，真正走进老百姓心头的工作方法，学习她依靠群众，造福群众，实事求是，勇于担当的精神。在实际工作中，保持旺盛的精神状态，完成好各自的工作任务。（谢岩整理） 1946年7月丁玲在桑干河畔温泉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