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概
2020-03-02 02:21:02 来源：范文大全收藏下载本文
影视创作与塑造国民精神
李鸿雁
在当下的影视创作中，作家选择以不同的题材、从不同的视角去阐释多元化的生活，去反映时代的变迁，从而提供了一个可资重视的文化视点,这无疑是令人欣喜的。但是，对多元化的认同，不等于放弃对社会的责任与道义。
鲁迅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影视作品必须承担道义与责任，承担塑造国民精神的重任。影视作品的成功在于它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结合。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它的内容而不是形式。能够打动观众的是感动人们心灵的故事，而不是被金钱装扮的美丽外衣和被欲望包装的伪善面纱；不是强烈的视觉冲击下的华美盛宴，而是它的人文关怀和它对社会核心文化价值的阐释。当然，文艺作品是由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组成的，形式是文艺作品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从历史上来看，注重表现形式和艺术技巧成为许多作家和艺术家的普遍追求。早在先秦时代，孔子就有论述。《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孔子言“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文采能使言辞得以充分地表达，没有文采，言辞就不能传之久远，孔子认为文学作品的形式对内容有着重要的意义。孔子还说“情欲信，辞欲巧。”（《文心雕龙·微圣》）也是强调要用精巧的艺术形式来表达内容。文艺发展史上的唯美主义、形式主义思潮也从来没有间断过对形式的追求。应该说，文艺创作注重形式和技巧并没有错。但对形式和技巧的关注、对情色的宣泄、对金钱利益的追求不应该成为文艺创作的惟一目的，文艺创作更重要的是要表现出一种人文关怀，表现出对人生、人情、人性、人的生存状态的密切关怀。《论语·八佾》载“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作品必须先有好的内容，然后才有可能进行修饰和加工。“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言辞等形式的根本目的是尽可能的完美地表现内容。文质彬彬，文学的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一直是儒家的追求。从当前的情况看，中国影视作品存在着过分追求形式和技巧，追求情色的刺激，而缺少人文关怀的倾向。虽触动了观众的感官，却打动不了他们的心灵。内容上的苍白无力，故事情节的胡编乱造，欲望的大量渲染，都无法留在观众的记忆中，看后，观众的心里是空荡荡的，缺少一种心灵上的感动。在某些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中，读者和观众已很少能再读到感动，已很少能再体会到人类精神世界的浪漫情怀；人的情感领域中那些最需要向往的部分，已被逐出了表现范畴之外，一切都为现实的利益和欲望所驱动。
中国影视创作有着悠久的历史，人文关怀始终是中国影视作品成功的关键和支柱，道义与责任始终是影视工作者毕生的追求。无论如何，影视作品不能背弃这个传统。影视创作一定要体现出一种人文情怀，从单纯追求形式技巧转向那让人内心感动的、具有人文关怀的作品，从人出发，表现人，表现人的生活与情感，表现真善美是影视创作必然的选择。中华民族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美德，影视创作必须去传承它。
法国的帕斯卡尔在《思想录》中写道：“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影视创作就是要承担起塑造思想与灵魂的责任。因为一个国家的强大并不仅仅在于它的科技与物质 ，更多地在于它的精神与文化。当我们失去了人类对终极意义的关怀之后，我们才发现它的意义弥足珍贵。影视创作并不只在于揭破虚幻、粗劣和溃烂的事物，它有着不可或缺的价值意向性，它不应放弃对国家、民族以及人类命运的关怀。反对俗文化的泛滥，对于激发当代人的思想活力，发现活生生的、创造性的文化因素，激发全社会对真正优秀文化的强烈渴望，激活我们巨大的精神和文化的创造力，鼓舞人们去努力创造优秀的文化都是有益的。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绝不是一句空话，它更深的意义在于构筑一个民族的精神。影视创作，必须肩负起它应该肩负的历史使命，必须表现道义与良知，把我们带到那种对人类终极意义关怀的层面，帮我们重拾我们灵魂中对真善美的向往，使我们拥有形而上的追求，拥有对人类的深切关怀，让我们都以一种高尚的道德感、使命感去诗意地生存。
公民意识是指公民个人对自己在国家中地位的自我认识，也就是公民自觉地以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为核心内容，以自己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为思想来源，把国家主人的责任感、使命感和权利义务观融为一体的自我认识。它围绕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反映公民对待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之间的道德观念、价值取向、行为规范，等等。它强调的是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责任意识、公德意识、民主意识等基本道德意识。
十二生肖体现了中国人的精神：
鼠代表智慧，牛代表勤奋。老虎代表勇猛，兔子代表谨慎。龙代表刚烈，蛇代表柔韧。马代表执着，羊代表温顺。猴子代表灵活，鸡代表恒定。狗代表忠诚，猪代表随和。
一个国家的国民中，总会有爱国卖国者，趋雅媚俗者，舍身取义贪生怕死者，兼济天下独善其身者。要总结归纳出国民有怎样的精神来，结论都能符合总结归纳者的主观愿望。
读书时，听教统计学的老师讲过一个笑话，说矿冶系1001位学生中有2位女生，其中有1位在与老师谈恋爱，统计结论如下；一，与老师谈恋爱的学生还不到千分之一。二，已有百分之五十的女生在与老师谈恋爱了。这就是统计学给人们带来的真实。
平常听人们说“民族精神”多了，也未觉有何不妥，直到好友笑春风在咱博客留言中呐喊了一声“改造国民精神势在必行”，才让咱思考起这个问题来。到底什么是“国民精神”？它的载体和集中体现者应该是谁？
斯大林说：“民族是人民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咱们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笑春风不说“民族精神”而说“国民精神”，算是把问题提全了。 到底什么是“国民精神”呢？如果让教咱统计学的老师来下结论，结论肯定是五花八门的。所以，必须找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途径，使“国民精神”能够客观地体现出来。国民为了一种稳定公正的利益均衡，付出一定成本，通过契约形式产生政府组成国家，政府服务于国民，国家确保国民稳定公正的利益均衡。也就是说，国民意志的集中体现者只能是政府或国家。所以，所谓“国民精神”实质应是“政府精神”或“国家精神”。“改造国民精神”也就是“改造国家精神”。
我不知道民选出来的奥巴马在就职演说中说：“回想先辈们在抵抗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时，他们不仅依靠手中的导弹和坦克，他们还依靠稳固的联盟和坚定的信仰......”代不代表美国的“国民精神”？普京说：“俄罗斯没有一寸土地是多余的，在领土问题上没有谈判的余地，只有战争！”是不是俄罗斯的“国家精神”？毛泽东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是我们曾经有过的“国家精神”呢？还是“国民精神”？难怪楚楚同学会说：“让人炸了大使馆不敢吭声，区区小国占了咱的岛屿咱也只会抗议，在咱海域里开采石油咱还低眉顺眼地上前跟人商量搁置争议，共同开发，那俺就没什么好再说的！！！只有愤怒！”因为,我们现在也就只有一种“精神”，坚持韬光养晦一百年。 想着咱们还得低头弯腰地活很长时间才会到一百年，我真想给笑春风捎一纸条，悄悄地对她说：“改造国民精神其实是一个伪命题，重塑、改造国家精神才是人间正道。”
另:明天又要响应党和国家、政府的号召去拉动内需了，这一去可能又是十几天。回来后咱会认真阅读和回复朋友们的留言的。拜拜！
中国崛起
中国崛起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近年来，在全球经济、政治、军事及科技等方面势力的增长。由于中国拥有稳定而众多的人口，以及快速增长的经济和军事支出，因此经常被视为是一个潜在的超级大国。做为经济发展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且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占有一席。中国虽然被认为是一个潜在的超级大国，但是仍然有许多经济、社会、环境与政治等方面的不利因素有待克服。此外目前中国在联合国与世界上的影响力，还没有达到美国与过去苏联的程度。
9月13日上午，河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光春在郑州亲切接见了参加全国“双百”座谈会的我省“双百”人物或亲属。徐光春强调，全省广大干部群众要认真学习革命先烈和先进人物的高贵品质和崇高精神，像他们那样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像他们那样艰苦奋斗、顽强拼搏、开拓进取，像他们那样热爱人民、清正廉洁、无私奉献，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积极性、加快中原崛起的创造性进一步激发出来。革命先烈的后代和被评为先进人物的同志要戒骄戒躁，牢记党和人民的嘱托，更好地学习、工作，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党和人民作出新的贡献。
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叶冬松，省委常委、统战部长刘怀廉，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新民，省军区副政委张守喜等参加了接见。
“双百”活动经层层推荐、评审，我省推荐的吉鸿昌、吴焕先、杨靖宇、彭雪枫、宋学义入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史来贺、任长霞、吴金印、常香玉、焦裕禄、谢延信入选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一见面，徐光春就与杨靖宇的孙子马继民，与吴金印、谢延信、焦裕禄二女儿焦守云等人的手紧紧相握，并关切地询问他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
徐光春充满感情地对大家说，今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常光荣的日子。为更好地庆祝新中国60华诞，经中央批准，中央宣传部等11个部门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了评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活动，在这次评选活动中，河南有5位革命先烈被评选为英雄模范人物，6位同志被评为感动中国人物，这是对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革命先辈的英雄精神和英雄事迹的隆重表彰，也是对为建设新中国努力工作、奉献祖国、服务人民的先进模范人物的隆重表彰。河南有11位英模人物进入这样一个行列，全省人民感到无比骄傲。我代表省委、省政府和9918万河南人民向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革命先烈，向为新中国建设和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进人物表示崇高的敬意和热烈的祝贺。
徐光春指出，这次评选活动既是党、国家和人民对英雄模范人物和先进人物的表彰，也是在全党、全国、全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活动。新中国的成立改变了中国的历史，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从此中国人民不再受剥削、压迫和欺辱，走上了一条独立自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新中国的成立，不仅仅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成为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而且在全世界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从贫穷走向富裕、从落后走向先进、从黑暗走向光明，是给全世界人民的振奋和启迪。可以说，新中国成立是件了不起的事情，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我们要隆重热烈地庆祝这个不寻常的日子。
徐光春指出，新中国成立以后，如何使全国各族人民过上幸福安康的日子，如何使中国从贫穷落后走向繁荣富强，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的重大历史使命和重大历史责任。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中国人民之所以能够战胜强大的敌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赢得革命的胜利，关键是有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三大法宝。在建设新中国、发展新中国的过程中，我们同样形成了非常宝贵的基本经验。一是坚持正确的道路，即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二是坚持正确的思想，即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三是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四是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是决定一切的，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还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这些法宝和宝贵经验都要靠全国人民来奋斗、都要靠广大党员干部来奉献。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不寻常日子里，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革命英烈和为新中国建设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先进人物。通过对这些人物的表彰，必将进一步激励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加美好，使人民的生活更加富裕，使社会更加和谐稳定。
徐光春提出三点希望。第一，希望革命先烈的后代和被评为先进模范人物的同志戒骄戒躁，牢记党和人民的嘱托，更好地学习，更好地工作，在各自岗位上为党和人民作出新的贡献。第二，全省广大干部群众都要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以革命先烈和先进人物为榜样，认真学习他们的高贵品质和崇高精神，像他们那样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像他们那样艰苦奋斗、顽强拼搏、开拓进取，像他们那样热爱人民、清正廉洁、无私奉献，始终坚持以党的事业为重、以国家利益为重、以人民利益为重，为加快“两大跨越”、推进“两大建设”、加快中原崛起作出新的贡献。第三，各级宣传部门和各新闻媒体都要广泛宣传革命先烈和先进人物的事迹，引导全省人民更好地联系当前实际向他们学习。通过对革命先烈和先进人物的学习和宣传，把全省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积极性、加快中原崛起的创造性进一步激发出来，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表达我们对革命先烈和先进人物的崇敬、关爱。
徐光春特别强调，要深入学习、大力弘扬焦裕禄精神。“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同志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带领兰考人民战天斗地、艰苦奋斗，为兰考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为河南人民树立了光辉榜样，形成了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伟大的焦裕禄精神。党中央、国务院高度评价焦裕禄同志，号召全党同志向焦裕禄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同志在河南调研期间专门到兰考视察，瞻仰了焦裕禄烈士陵园，亲手种下了一棵泡桐，对焦裕禄同志的事迹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要求我们深入学习和大力弘扬焦裕禄精神，大兴服务群众之风、艰苦奋斗之风、求真务实之风、知难而进之风、敬业奉献之风。这是党中央在新时期发出的学习焦裕禄精神的新号召，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这次焦裕禄同志入选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名单，我们倍感光荣。全省广大党员干部都要以焦裕禄同志为榜样，继承焦裕禄同志的遗志，像焦裕禄同志那样学习、生活、工作，把我们的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把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得更加坚强，让焦裕禄精神在中原大地上永远激励我们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而不懈奋斗。
吴金印代表参加全国“双百”座谈会的我省“双百”人物或亲属对徐光春的接见表示感谢。吴金印说，这次被评为“双百”人物，我们的内心很不平静，也深受感动，我们在基层做了一点工作和成绩，应归功于党组织的培养教育，归功于广大群众的团结奋斗。我们要以此次入选“双百”为动力，进一步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工作、无私奉献、廉洁清正，为人民群众多办好事、办实事，早日让中原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我们将借座谈会的难得机会，将城乡面貌日新月异的河南宣传出去、推介出去，为河南增光添彩。（记者万川明）
林治波
前段时间发生的一件事，大家或许记忆犹新：那就是一个没有任何生活来源的吸毒者李桂芳三岁的女儿李思怡被锁在家中活活饿死的事件。
李桂芳因在一家超市偷窃两瓶洗发水而被押送派出所，后被确认为吸毒人员而送往戒毒所强制戒毒。其间，李桂芳多次向派出所及戒毒所提出自己三岁的女儿被独自锁在家中，竟无人理睬。十七天后，小思怡尸体发出的腐臭味才让人们发现了这个三岁小生灵的惨死。
学者康晓光先生前往事发地调查此事，并在一篇文章中记录了对调查过程的感受。他写道：
在我去事发地调查时，为了提高效率，我找到一位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朋友，希望他能够帮助我联系有关机构。这位朋友告诉我，李思怡事件影响很大、很恶劣，不用请示他就知道，领导不会同意他帮助我。他还说，如果他今天帮助了我，明天他百分之百就要“下课”。于是，我只好提出“最低要求”，请他给我带个路。他说那也不行。他不想为维护正义付出一丁点的代价。
康先生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权威主义的政府应该更好些。他的意思是说，我们不是没有保护李思怡的法律和制度，而是各级官员不能尽职尽责地把这些法律和制度落到实处。因此，我们应该考虑的是如何让权威主义政府更好些。笔者以为，这一结论固然不错，但从这一现象中，我们似乎还应该得出另一个更深层次的结论，那就是“让我们的国民性更好些”。康先生的那位朋友十分清楚这件事情的是非曲直，却不肯为维护正义付出哪怕一丁点儿的代价，类似的问题还不光出在官员身上，也相当普遍地体现在我们的国民身上。
比如，生活中常常有这样的现象：有的人被小偷偷了，当小偷被抓的时候，被偷者居然不敢当着小偷的面承认自己被偷；或者抓住小偷的公安人员需要被偷者到派出所作一个证明，得到的也往往是拒绝的答复。在一辆长途汽车里，若发生暴徒抢劫、强奸之类的事情，车中其他乘客默不作声是常见的情形。倒不是说所有乘客都没有同情心，而是没有反抗强暴的胆量。还有这样的事情：当公共汽车里有人丢了东西，行窃者已被发现就在车里，司机要将车子开到附近派出所以便公安抓捕，车里的多数乘客会因为耽误他们一点时间而群起反对。
前不久，笔者在由浙江义乌赴宁波的长途汽车里也亲身感受了一个类似的事件：随车的受雇服务人员违章在车里抽烟，烟灰被风刮到我的身上，将衬衣和裤子烧破了几个洞。下车时，我要求对方赔偿，岂料对方身上一文不名，我遂要求该车司机赔偿，因为那位服务人员是受雇于他的，我在车里受到的损失，他也负有责任。但司机以不是他肇的事为由拒绝赔偿，双方遂起争议。这时，车里的乘客站出来，完全不顾事情的是非，纷纷指责我耽误了他们的时间。我想，这时我如果以流氓暴徒的姿态出现，他们谁也不敢吭一声。但当他们发现你是讲理的常人时，就对你毫不客气了。这类不胜枚举的事例说明，“欺软怕硬”和“不肯为维护正义付出一丁点的代价”，并不是官员阶层特有的问题，而是带有一定普遍性的国民性问题。
以笔者的理解，所谓国民性，就是指一个民族的成员或一个国家的国民，在精神、心理、性格、品行等方面的若干共同特性。在国民性上，中华民族有很多优点，如勤劳、智慧、平和、灵敏、吃苦耐劳、遵守纪律等等；但无庸讳言，中华民族特别是汉民族，也有许多突出的毛病，胆小怕事、见义不为就是其中之一。有的人，有怜悯之心，无为义之勇，逆来顺受，忍气吞声。有的人，遇事肯吃亏，以吃亏求息事；遇人好退让，以退让求宁人，以息事宁人为最高准则。有的人，在光天化日下需要见义勇为时，胆小如鼠，像缩头乌龟；而在阴暗的角落里捣鬼整人时，招数很多，如谋略大师。
笔者以为，这种劣根性有两个基本来源：
一个来源是中国几千年的小农经济。小农经济模式，需要土地的主人守着这块地，而不是到处游动迁移。“男耕女织”，“牛郎织女”，“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便是古代几千年间中国人生活的典型图景。守土者必然是爱好和平的，一切军事因素必然是防御性的，而不是进攻性的，就连中国武术的主旨也不是进攻而在防身。在这种情况下，中庸之道、以和为贵就成了中国人做人做事的基本信条，善良平和、安分守己就成了中国人十分突出的性格特征。这本来是一种优点，但优点的背面是缺点，安土重迁、安分守己必然消极保守、不思进取、不敢冒险，进而形成厌恶征战、重文轻武的风气，以致文质彬彬、弱不禁风的中国人比比皆是。欧美骑士、日本武士莫不以征战为荣，以征战为乐，就怕战争不大，惟恐征程不远。他们描写战争的文学作品，充满对战争的讴歌和对勇武的赞颂。而中国古代描写战争的诗词基本上都是诉说征战之苦，而非征战之乐。打开唐诗宋词，这类作品比比皆是。比如杜甫的《兵车行》是这样写的：“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这哪里有一点雄壮出征的气势，分明是哭哭啼啼、凄凄惨惨的告别。岑参的一首七律则是这样写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千尺冰，愁云惨淡万里凝。”这首诗所反映的是中国人一种普遍的心态：这个仗不得不打，但实在是太苦了！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
尚文而不尚武的结果是，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文官谙于世故，武将怯于疆场，百姓见义而不敢为。
另一个来源是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体系是极为庞大的、专横的、高压性的，个人与之相比，太渺小、太卑微、太软弱、太微不足道了，这种极大与极小、极强与极弱、极端蛮横与极其无助的强烈对比，孕育了弱势的芸芸众生以求生自保为主旨的“阴性”哲学，诸如：“树大招风”；“枪打出头鸟”；“人怕出名猪怕壮”；“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识时务者为俊杰”；“好死不如赖活着”。“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凡事莫当前看戏何如听戏好；为人且顾后上台终有下台时。”“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这种哲学的本质，一言以蔽之，就是警告人们不要做强者，不要冒头，而要卑微地生存。在这种生存哲学熏陶下的民族，必然在性格中形成一种挥之不去的劣根：轻则胆小怕事，软弱可欺，甘于压迫，逆来顺受；重则奴颜婢膝，奴性十足，内有媚骨，外显媚态。
那么，我们的同胞中有没有见义勇为、仗义执言、路遇不平、拔刀相助的英雄好汉呢？当然有，只可惜这类人物大多出现在小说中，现实生活中有多少，不得而知。我们的同胞中有没有横刀立马、顶天立地、胆略超群、力挽狂澜的志士仁人呢？当然也有，比如荆柯、张巡、岳飞、文天祥、戚继光、谭嗣同、秋瑾、邹容、陈天华、彭德怀、吉鸿昌、张自忠、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等。只可惜，这样的人为数太少，在我们的芸芸众生中属于稀有珍品。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
这种明哲保身、见义不为的民族性格的直接后果是，强权与暴力可以在我们的社会上肆无忌惮、横行无阻。数千年来，中国历朝历代，几乎无一不与外患相始终——陷没半壁、苟安一隅者有之；割地赔款、屈辱求和者有之；腼颜事敌、认贼作父者亦有之。五百年前的大明王朝是何等的强盛，但数百人乃至几十人的小股倭寇就可以在我们的沿海地带烧杀抢掠，横行霸道，甚至长驱北上数千里，如入无人之境。南明将领陈子龙痛心疾首地说：“今中国人民之众，土地之广，百倍于虏也。然而有一人每饭不忘虏而忧之者耶？有一人腐心切齿而欲食之肉者耶？受其凭凌而不知为耻，供其杀戮而不以为恨，则虏何惮而不来也？”确如陈将军所言，日本这个“虏”就不惮而来，升堂入室，吞没了我们半壁江山。侵华战争期间，常常是一个班或者一个排的日本兵控制一个县城好几年，没有多少人起来反抗。至于几个日本兵看管上千名中国俘虏，也是常有的事，大家都乖乖的，谁也不反抗，及至鬼子架起机枪疯狂扫射，俘虏兵们方感不妙，但悔之晚矣。
进入二十一世纪，情况虽有好转，却未见根本改观。一个小小的韩国女老板一声令下，我们一大片中国员工就跪下了，不跪的居然只有一个人。在日本，有人视中国人为三等、四等国民，称中国人为支那人或中国猪，甚至脚踢中国孕妇，导致其流产街头；在俄罗斯，中国人屡屡被抢被杀，中国公司常常被洗劫一空；在法国，巴黎街头被歹徒抢劫最多的是中国人；在南非和南斯拉夫，中国人被打被杀被勒索成了常事；在印尼，华人和华裔更成了遭受排斥和烧杀抢掠的对象；在自己的领海或公海捕鱼的中国渔民，常常被国外军警逮捕或惨遭枪杀；中国南海海域的石油资源正在被外国公司疯狂采挖，严重缺油的我们却不敢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奋起斗争。甚至还屡屡发生外国人跑到中国来殴打中国公民、猥亵中国妇女、勒令中国人下跪、钻胯裆等等怪事。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当巴黎的歹徒被问及何以专抢中国人时，其回答是：中国人常把现金带在身上，中国人被抢后一般来说，既不反抗也不报案。这些歹徒们或许连中国的首都在哪儿都不清楚，但他们却知道中国人的弱点，并且尝到了欺负中国人的甜头。人家之所以老是欺负你，是因为欺负你总是沾便宜，杀了白杀，烧了白烧，打了白打，抢了白抢。
一个人总要有点阳刚之气，一个民族更要有点阳刚之气。在强权与暴力面前，不能总是像缩头乌龟一样没有出息。近代中国陷于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悲惨境地，原因固然很多，但中国人性格的衰弱当为其中之一因。
“以和为贵”是中国人的处世哲学。这种哲学对于化解矛盾，息事宁人，塑造平和宽容的民族性格，乃至于维持社会的稳定和谐，都是有益的；但是倘若我们对这一哲学的信奉过了头，就失去了平衡。阴阳平衡是事物的规律，只和而无争，断难维持长久。在中华五千年历史上，一个个横空出世的强大王朝，总是以一群英雄豪杰的强悍姿态开其端，而画上句号的，往往是一些弱不禁风的阴柔天子。秦朝的一统天下，汉朝的勇猛出击，唐朝的鼎盛气象，明朝的光复汉治，清初的开拓疆土，无一不是积极进取的结果。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也同样能够证明这一点，如果没有伟大光荣的抗日战争，如果没有横刀立马的抗美援朝战争，如果没有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卫边疆的自卫反击战争，试想中国哪里会有今天的国际地位？西方人信奉实力，在近代以来西方人主宰的世界秩序中，一个没有力量的民族不但不会赢得尊重，反而会招致侵略和欺凌。弱肉强食是动物的基本生存法则。不管人们用怎样美妙的词藻描绘人类的文明历史，实际上弱肉强食也一直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生存法则之一，侵略战争就是人类社会弱肉强食的最高形态，这就使得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也散发着血腥的气味。我们可以不喜欢这种血腥的法则，但我们却不得不去正视它、适应它。
环视全球列强，无论美国、俄国、德国、日本，无一不是强悍尚武之国。古往今来的历史经验都说明，成就一件事情乃至振兴一个国家，仅有智慧是不够的。靠着智慧可以制定方案，而实现方案需要行动，行动无一例外地会遇到种种艰难险阻，没有披荆斩棘、一往无前的坚强意志，再好的方案也实现不了。这就如同一个人的成才一样，既取决与智商，更有赖于情商。国家亦然。国家的情商是什么？是国家意志是否坚强，民族性格是否骁勇。在这方面，日本的强大乃至韩国的振兴，都足以为我国之镜鉴。
改革开放已经二十多年了，我们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绩，我们的综合国力有了显著增强，我们的国际地位明显提高，但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改造和完善我们的国民性，就是一个必须正视、必须进行的重大任务。道理很简单，一个缺陷太多、软弱可欺的民族，不可能强大起来。这是一个老话题，鲁迅先生和梁启超先生早就提出来过，但现实的状况告诉我们，这个历史性任务远远没有完成。
改造国民性的第一步是弄清我们的国民性中究竟有哪些弊病，然后才谈得上改造。笔者以为，除了怯懦怕事、明哲保身、畏惧强权、逆来顺受的毛病之外，我们的民族身上还有一些明显的劣根性，比如：媚外、瞧不起自己人、不讲原则、不守规矩、重情轻理、重情轻法、重私德轻公德、好拉关系走后门、责任意识淡薄、唯官唯上、愚昧迷信、只说不练、言不由衷、不团结好内讧、不认真不细致、不讲卫生、不爱科学、不尚武、势力眼、好面子、好吃动物、无虔诚之心、好占小便宜、好起哄随大流，等等。笔者所言是否如实，读者可以思考。实际上，有些毛病别的民族也有，但往往没有我们这样突出。
如果有读者质问：“你为什么好说同胞的缺点？”笔者在此可以梁启超先生的一段话作答：
有忧国者，有爱国者。爱国者语忧国者曰：汝曷为好言国民之所短？曰：吾惟忧之之故。忧国者语爱国者曰：汝曷为好言国民之所长？曰：吾惟爱之之故。忧国之言，使人作激愤之气，爱国之言，使人厉进取之心，此其所长也；忧国之言，使人堕颓放之志，爱国之言，使人生保守之思，此其所短也。朱子曰：“教学者如扶醉人，扶得东来西又倒。”用之不得其当，虽善言亦足以误天下。为报馆主笔者，于此中消息，不可不留意焉。今天下之可忧者莫中国若；天下之可爱者，亦莫中国若。吾愈益忧之，则愈益爱之；愈益爱之，则愈益忧之。既欲哭之，又欲歌之。吾哭之，谁欤踊者？吾歌之矣，谁欤和者？
笔者断不敢与梁先生相比，却有着与梁先生一样的心境。但愿笔者所言能“使人作激愤之气”，“厉进取之心”，而不致使人“堕颓放之志”。实际上，五千多年的历史本身就说明，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劫不衰、生生不息的民族，具有无比强大的生命力。唯其如此，我们有信心把自己的缺点摆出来，加以剖析、批判和改造，从而使我们的国民性变得更好。
让我们大家都来投身于改造国民性的工作，都为改造我们的国民性作出贡献。所谓改造国民性，用梁启超先生的话说，就是“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说白一点，就是在继承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以开放的心态取人之所长补自己之所短，使我们的民族强健起来、文明起来、完善起来，使我们的国民以更加健康清新的面貌再现于世。这个任务极其艰难繁重，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也绝非少数人所能承担；但只要每一位国民从现在开始，从自己做起，点点滴滴，日积月累，持之以恒，必有所成。如此，则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方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不败；否则，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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