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少杰之毛泽东逝世三十周年祭
2020-03-01 17:29:08 来源：范文大全收藏下载本文
毛泽东逝世三十周年祭
整人术：令挨整者写检查
作者：单少杰09/18/2006
笔者侧重考察了毛泽东作为执政者的一种最具有标志性的行为方式，即整人方式。可以说，此公入主北京后所做的最用心也是最重要的事莫过于整人，整的主要是本党人士，尤其是本党高层人士。这种整人方式通常都少不了有这样两个手法：一是要迫使挨整者都必须写出检查；二是要迫使手下人人都必须参与其事。这两个手法不仅有着现实方面的功用，而且有着历史方面的效能。
前一个手法能够让那些挨整者留下对毛泽东有利的字据，从而有利于粉饰毛泽东的历史形象——让他们信誓旦旦地向后人作证：自己是完全错误的而主席是完全正确的。后一个手法能够让那些参与者担上与毛泽东同案的责任，从而有利于掩饰毛泽东的历史形象——让他们因有着同案者的身份而不愿和盘说出毛泽东整人的详情。
不做检查是不让过关的
杜润生先生曾对笔者说过：毛主席整人有一个特点，就是要求挨整的人必须做检查，不做检查是不行的，是不让过关的。邓子恢做过检查，我做过检查，彭老总也做过检查。（二○○二年十月十一日笔者与杜润生先生谈话记录。）这种向毛泽东交出的“检查”，实质上就是“悔过书”或“认罪书”，就是检查者有文字稿本并在有许多人出席的场合，或是招认自己犯有严重错误，有时是无中生有地招认自己犯有严重错误；或是痛骂自己胡涂、无德无能，有时是无缘无故地痛骂自己胡涂、无德无能。这种“检查”，通常都要检查到上纲上线的程度，甚或是自羞自辱的程度。
一个突出的例证，就是周恩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所做的检查。在这一检查中，周恩来痛责自己犯了“反「冒进」”的错误，即性质为“右倾保守”的错误；承认自己在政府工作中“错误地采取了机械和静止的平衡的方法”，存在着“脱离党的领导的倾向”。他还痛挖自己之所以会犯错误的“思想根源”，称之为“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经常表现为“经验主义”，有时表现为“教条主义”，还有时表现为“两者的混合”。（引自从进：《曲折发展的岁月》，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年，第一二三-一二八页。）周这一下子就给自己扣了许多顶大帽子，许多顶十分吓人且十分丑陋的大帽子。他这是自己羞辱自己，并且是当着中共八大全体代表的面自己羞辱自己。周恩来这一检查，不只是屈辱性的，还是荒诞性的。这一检查中所要否定的东西，即周恩来力主“反「冒进」”的东西，却有着骄人的成绩：一九五六年国民经济发展既快速又平稳（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
顾》，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第五二一-五六一页）；而这一检查中所要肯定的东西，即毛泽东决意“反「反冒进」”或曰“大跃进”的东西，却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国民经济倒退十年，人口饿死数千万。彭德怀等人的荒诞性检查
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和黄克诚等人也做了这种屈辱性和荒诞性的检查。彭德怀在检查中承认：他的七月十四日的信事实上是反对总路线、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他成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言人。“这次犯错误的原因，除了政治思想的右倾以外，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还夹杂有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成
见”。他最后表示：“我坚决地、全部地抛弃那封信的错误立场、观点，坚决抛弃对毛泽东同志的一切成见，坚决回到党的立场上来，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竭诚拥护党中央，拥护毛泽东同志，拥护党的总路线，永远做党的驯服的工具，不管今后党中央的领导人有什么变动，都愿坚决服从领导，在党的监督下，老老实实地为党工作，并愿尽自己的余生，无限忠诚地为党的革命事业而奋斗。”（引自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三版，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三一三-三一四页。）
黄克诚也在检查中承认：“我七月十九日的发言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发言。发言中的观点与彭德怀同志信中的许多观点是一致的，不管我的主观愿望如何，实际上是配合彭德怀同志的信，向党的总路线，向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进攻。”（同上，第三二一-三二三页。）
彭德怀和黄克诚都是刚直之士，在毛主政的中共高层中都属“异数”。前者是中共党内自“延安整风”后唯一仍敢指着毛泽东鼻子说话的人。后者则被党内同志称作是“一个一辈子讲真话的人”，他们被批判、被撤职“总不下十来次”。（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三八五-三九七页。）可这一次在庐山上，前者在指着毛泽东的鼻子说了一通话之后，又打了自己的耳光，并且打得很重很重，将自己打得鼻青眼肿。后者则在非常仗义地讲了许多真话之后，又非常违心地讲了许多假话，顺着那些整人者的意，把“鹿”说成是“马”，把“黑”颠倒为“白”，把明明是正确的意见硬说是错误的意见，并且是错得一塌糊涂的意见。
刘少奇昧着良知助毛为虐
可以说，在毛泽东主政的中共高层中，最为匮乏的人格类型，莫过于“刚直”了，即彭德怀、黄克诚身上所具有的那种直言骨鲠的人格类型。其间绝大多数者，都对毛抱着曲意逢迎的态度，曲意逢迎着这位党老大为所欲为地执掌着准确地说是祸害着这个党、这个国家、乃至整个中华民族。
“*”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有所谓“七大常委”。除毛泽东外，其余六人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这六人都无一例外地对毛抱着曲意逢迎乃至偷合苟容的态度，尽管各自逢迎苟容的程度不一。
除晚年外，刘少奇在其常委任上大多数时间里都顺从着毛，并常常是违心地顺从着毛，昧着良知去做着助毛为虐的事。比如，在“合作化”运动中，在“反冒进”运动中，在“大跃进”运动中，他都曾一度站在较为清醒的一方，即毛称之为“右”的一方；可一旦获悉毛已下了反“右”的决心，便立刻改变立场，变“右”为“左”，顺从着毛的意去做那些不切实际的事，去整那些做了实事或讲了实话的人，去批邓子恢，去批周恩来，去批彭德怀。
更有甚者，他竟能为附和着毛去整彭德怀而干出那种栽赃陷害的事：一是明明知道彭德怀“不会说一句外国话”，却偏偏要附和着毛去指控彭“里通外国”；二是明明知道彭德怀一向不爱搞拉拉扯扯，却偏偏要附和着毛去指控彭组织“秘密反党小集团”（军事俱乐部）。可以说，刘少奇是头脑相当清醒地跟着毛泽东去做这些浑事丑事的。
周恩来对彭德怀落井下石
至于周恩来就离“刚直”更远了。自“延安整风”后，他就一直对毛抱着逆来顺受的态度，屡屡遭毛打压乃至羞辱，向毛示弱乃至告饶，昧着良知做了许多助毛为虐的事。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本应该由他这位当总理的人
向毛泽东进言“大跃进”搞得过火事，可他就是隐忍不说，结果让那位当将军的人替他一吐为快。彭德怀为此气得当面骂他：“你们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猾。”（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一四五-一四六页。）
于是乎，管经济的国务院总理因不敢向毛泽东直言大跃进弊病而得以自保，不管经济的国防部长则因敢向毛泽东直言大跃进弊病而落难。事情到此还没有结束，在彭替周说话而被打倒后，周不仅不予援手反而落井下石，也板起面孔来指责这个代他受罪的人。他一是批彭的现行罪过，猖狂攻击“大跃进”；二是揭彭的历史老底，过去就曾屡屡反对毛主席。
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报告题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坚决粉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阴谋集团的活动》。听报告者为全军正师级以上干部，计有一千余人。在这一报告中，周恩来以中共最为资深的党人、军人的身份，畅谈中共的党史、军史，历数彭德怀一件件反对毛泽东的事例，从而为毛泽东关于他与彭在历史上“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的说法，做了“最权威”的注释，至少看起来像是“最权威”的注释。
不过，周恩来虽然离刚直最远，但也正因此而能在毛治下的仕途上走得最远，至少比刘少奇、邓小平走得远。他屡屡被毛敲打，但都因自己忍让躲闪有方，不仅没有被毛敲打得一命呜呼，而且最终能盖着党旗老死于毛的身旁。邓小平检查创数量和质量纪录
林彪虽在穷途末路时敢与毛泽东拔刀相向，作困兽之斗，但在其常委任上大多数时间里，尤其是在一些关键性场合中，都是无原则地追随着毛、热捧着毛。比如，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在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上，在一九六六年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都是不论是非且不嫌肉麻地替毛泽东抬轿子、吹喇叭。
至于朱德，用李锐先生的话说“是一个「阿弥陀佛」的人，好好先
生”。（二○○三年七月九日笔者访问李锐先生谈话记录。）他固然不会去积极主动地整治人，但也不会去仗义执言地抗拒毛，而常常会随着大溜说上一些应景的话、敷衍的话，既敷衍着毛泽东，也敷衍着公道和正义。
陈云曾屡屡为毛泽东补偏救弊，收拾经济烂摊子，故经常被毛誉之为“良将”、“贤妻”。不过，他一旦发现毛反悔变脸，变虚心纳谏为讳疾忌医，并迁怒于自己，便立刻做出检查，痛说自己种种不是，接着就请病假走人，与毛脱离接触，使之眼不见心不烦，也就不予严加惩处了。（关于陈云与毛泽东关系，笔者曾做过一个综述，参见：《毛泽东执政春秋》第三一-三二节，P251-267页）
至于邓小平则很善于向毛泽东做检查，即很善于在毛的面前，把明明是自己做对了的事硬说成是自己做错了的事，并发誓要痛改前非。在中共高层，无论就向毛做检查的质量来说，还是就向毛做检查的数量来说，邓小平都属名列前茅者。
毛泽东学刘邦侮弄群臣
毛泽东不只是高高在上地注视着其它人在如何羞辱着做检查者，以及做检查者在如何自己羞辱着自己；有时还忍不住技痒，也亲身下到场子里，趟一趟这羞辱做检查者的浑水，过一过这用伶牙俐齿折损人的口瘾。
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邓子恢先是拒不认错，硬生生地与整人者僵持着，故迟迟不能过关；后来经不住家人劝说而同意由他们代写一份检查交了
上去，遂得以过关。毛泽东则把邓子恢最终扛不住而不得不写检查这件事，拿到大会上评论了一番：“这里面我倒是很佩服邓老。他硬是不检讨，但到最后，也弄了一篇检讨来。我原想会有一个顶到底的。其实他是有自我批评的，比如在北戴河会议。”（邓毅生、邓瑞生：《回忆父亲邓子恢》，载《邓子恢传》，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五七八-五七九页。）
毛泽东这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居高临下地调侃着失败者，面子上是在表扬“邓老”，骨子里则是在奚落邓子恢。
毛泽东对邓子恢的这一奚落是相当损人的，先是逼着人家去做违心检讨，后又讥讽人家做了违心检讨。这就好比先是逼着人家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后又嘲弄人家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不听使唤。
毛泽东善于揣摩人，明明知道邓子恢是一个很为刚直且很有廉耻的人，一定会为自己做违心检讨这件事感到十分羞辱，“他思想痛苦极了，身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邓子恢传》，第五九二页。）可是，毛泽东偏偏要当着众人面，故作惊讶地去挑明此事，还故作惋惜地去打趣此人。人家哪儿疼，他就往哪儿捏，还一边捏着，一边不紧不慢地说笑着。（毛泽东如此调侃邓子恢，使人很容易想起历史上刘邦的某些作为，即那种好侮弄大臣的作为。李锐先生曾多次向笔者谈到，毛泽东是非常喜欢汉高祖刘邦的，对这个痞子出身的皇帝喜欢得不得了。）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毛泽东研究专家，着有《毛泽东执政春秋》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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