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
2020-03-03 06:48:35 来源：范文大全收藏下载本文
我国社区矫正的行政主导型模式探析
摘要：社区矫正作为一种全新的工作实践和理念，引起了实际工作者和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并从多个角度进行探索，但到目前为止尚未形成适用的方法体系。文章分析了我国社区矫正的发展历程,总结了我国在社区矫正实践中形成的行政主导型模式特点。
关键词：社区矫正 行政主导型 模式
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始于20世纪50年代。50年代中期起,我国建立了青少年矫正制度,通过建立少年犯管教所、工读学校等机构以及假释制度,依靠社会各方面力量帮助、教育违法或有轻微犯罪行为的青少年改过自新。这是我国社区矫正的雏形。1979年颁布的《刑法》确定了社区矫正的范围、对象、内容与执行机关。80年代初期以来,我国社区矫正制度逐渐发展,相关的法规逐渐完善。为了适应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的发展要求,2003年我国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积极探索刑罚执行制度改革。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1]。社区矫正是积极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整合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对罪行较轻、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罪犯或者经过监管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罪犯在社区中进行有针对性管理、教育和改造工作[2]。矫正的目的一是通过社区矫正组织进行的社会化教育,使罪犯适应并顺利回归社会;二是增强社区公民的法律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最终达到预防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目的。社区矫正作为一种与监禁相对应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对矫正对象的矫正功能主要有惩罚、教育、塑造、感化、治疗和控制功能。
一、行政主导型－我国社区矫正模式的选择
目前,国外社区矫正根据其适用特点,大体上可以分这样几个模式,一是以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为代表的“公众保护模式”;二是以英国为代表的“刑罚模式”;三是以日本为代表的“更生保护模式”。我国社区矫正工作自试点以来,也涌现了多种各具特色的地方模式，如北京模式;上海模式;浙江模式深圳模式等；同时也有社区矫正“1+X”这样包含社区矫正机构、社区矫正人员组成、社区矫正对象、社区矫正立法、社区矫正经费来源等五个子模式特点的特色模式。
一般而言,社区矫正制度的路径选择有两种基本类型: 一是以国家机关主导的行刑空间转换模式, 二是以社区自治主导的社会改造模式。以国家机关主导的行刑空间转换模式的理监狱制度的对行为人造成监狱化的消极结果。国家机关就应当突破监狱的封闭环境, 将行刑空间拓展到社区之中, 以较好地实现行为人再适应社会的能力, 从而实现防止再犯可能的目的
[3]
。以社区自治主导的社会改造模式的理论基础, 主要是恢复性司法的理念, 认为犯罪首先侵害的是被害人的权利,其次是社区的权利,最后才是国家的法律秩序。
根据《试点通知》的规定,我国社区矫正的法律定义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 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 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 矫正其犯罪心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由此可见, 我国的社区矫正主要是转换行刑空间的国家机关行政主导模式,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和社会志愿者处于从属的地位。
二、行政主导模式下执行主体之规范缺陷
由于我国社区矫正制度选择了国家机关主导的模式,尤其是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但是,受制于国家机关权限范围,又因为部门规章在一定程度上有忽视上位法律的倾向,加上规范的确定性之不足,关于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的法律规范, 多有冲突, 造成法制不统一的现象,因而带来适用上的困难。 ( 一) 上下位法律的冲突
在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上,《刑法》、《刑事诉讼法》与《试点通知》《暂行办法》的规定不一致[5]。对被管制、假释、暂于监外执行和剥夺政治权利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均规定公安机关是执行主体;但在缓刑方面,两者规定却不一致,
《刑法》 别挂靠于司法局、团市委和上海市戒毒办公室将专业社工纳入到规章制度的建设中来。
[7]
。通过这种挂靠的方式，充分地（3）公安部门应将执法权交给司法所，避免执法权与执法主体分离和相互扯皮，以免造成人力资源和行政资源的浪费。
（4）社区矫正机构应重新设置， 对不同的矫正对象采取的方式过于笼统，而专业社工则能通过专业理论上的一些“矫正模式”，如人本模式、任务中心模式、行为治疗模式、理性情绪治疗模式等，更具针对性地对不同矫正对象实施有效的差异化矫正。
（2）群体层面的直接介入路径。群体层面的介入主要是矫正工作者针对矫正对象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或需要，把他们组织起来，运用小组工作方法，对矫正对象的共同需要或问题做出回应、辅导，虽然在目前的“司法模式”中也有所体现，但在运用上还是有很大的局限性，多数的矫正者还是运用传统的公益劳动安排或“上大课”的方式[9]，很难体现互动性和自助性。而专业社工通过组织小组活动，从中引起生活目标的建立，然后帮助矫正对象分析要达到这些目标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让矫正对象认识其自我价值，为避免二次犯罪打下了牢固基础。
（3）社区层面的间接介入路径。社会工作者运用社区介入可以帮助矫正对象建立和改善社区关系，使矫正对象每月上交的思想汇报不再放任自流，而且还可以动员社区各类资源，并充分发挥专业社工在资源调配和建立社会支持网络上的专业优势，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参考文献：
[1]冯卫国.行刑社会化研究———开放社会中的刑罚趋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79.[2]张绍彦.社区矫正在中国――基础分析、前景与困境[J].环球法律评论,2006,(3).[3]查尔斯·丁·林德纳.在失败中渡过百年的美国缓刑制度[J].犯罪研究,2000,(1).[4]司法部社区矫正制度研究课题组.改革和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之研究(下)[J].中国司法,2003,(6).[5][德]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M].商务印书馆,1999,52-53.[6]王青山．社区工作与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350．
[7]王思斌．中国社会工作研究（ [8]Epstein，L．．Helping people：The task－centeredapproach．St．Louis：Mosby，1980：25．
[9]马良．青少年社区矫治的本土模式和社会工作的介入空间．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
人人范文网 m.inrrp.com.cn 手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