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我国科普图书创作环节中科学家的“缺位”与“补位”

我国科普图书创作的“缺位”与“补位”

刘蒙之

科普图书出版是图书出版的一个重要门类，对于提高我国公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培养我国公民的科学兴趣具有重要的意义。科普图书出版的本质是以图书为载体进行的科学技术知识和科学精神的大众传播行为。科普图书是提高我国公民的科学素养和精神的主要信息传播媒介。科普图书出版是提升民族素质的重要载体之一。中科院李衍达院士认为“民族素质离不开科学素养，科学精神。”没有高科学素质的公众群体，建设创新型国家落不到实处。科普图书出版还是一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方，“2061计划”的发起人之一詹姆斯·拉瑟福曾经说过：“在当今时代，任何不把科学当作基础的教育，都不能被称为是教育。以后将尤其如此。实现培养科学素养的普遍教育具有重要的价值，而如果不这样做，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可以说，科普图书出版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科普图书是科普工作的重要载体，它对科学知识的传播，科学理念的普及以及科学理想的传承起到其他媒体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科普图书的出版、传播和阅读影响、培养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杰出人才投身科学事业，从而推动人类社会的进程。纵观人类历史长河中的科学家群体，不计其数的杰出科学家都是受到科普图书的启蒙和影响而走上科学探索的道路。享誉全球的科普作家阿西莫夫在20世纪50年代毅然放弃自己的专业研究，转向科普写作，一生完成了300多部为人们喜爱的科普作品。英国生理学家刘易斯的《日常生活中的生理学》则陪伴了1904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巴甫洛夫的一生。1977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获得者、美国内分泌学家吉尔曼受法国著名科学幻想小说家儒勒·凡尔纳的《地心游记》《海底两万里》等旅行探险类书籍影响而对科学家产生了崇拜之情。1986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美国化学家赫希巴奇小时候受到《国家地理》的杂志的影响而喜欢上了科学。1989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加拿大分子生物学家奥尔特曼受到塞里格海茨的《原子的说明》一书吸引立志从事科学事业。2002年5月30日，美国女科学家蕾切尔·卡森的科普名著《寂静的春天》出版，开启了新的“生态学时代”，让世界的人们关注农药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我国政府和出版界历来有重视科普出版的优秀传统。建国以来，我国涌现出一批优秀的科普读物。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华罗庚的《从祖冲之的圆周率谈起》，周明镇的《我国的古动物》，张玺的《我国的贝类》，沈嘉瑞的《我国的虾蟹》，方宗熙的《生命进行曲》和《揭开遗传变异的秘密》。新世纪以来，很多出版社在科普图书出版领域精耕细作，建立了品牌，形成了影响力。湖南科技出版社、上海科技出版社、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1

辽宁教育出版社、云南教育出版社、海南出版社在科普图书出版方面成绩显著，为科学知识普及工作做出了积极贡献。湖南科技出版社成功推出世界科普名著《时间简史》和《果壳中的宇宙》，策划出版了“第一推动丛书”，出版了史蒂芬·温伯格的《终极理论之梦》、薛定谔的《生命是什么》）、《爱因斯坦全集》以及《走近费曼丛书》等优秀科普图书。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哲人石丛书”，其选题精良、译笔谨严，该套书总量已突破50种。上海科技出版社策划出版了的“生命旋梯书系”科普图书，云南教育出版社策划出版了“人与自然文库”系列科普图书，上海译文出版社策划出版了“绿色前沿译丛”系列科普图书，都是我国科普图书出版工作的重要收获与成绩。，应当说，我国科普图书的出版总体上呈上升趋势，无论是引进版科普还是原创科普，在绝对数量上都是增长的。

我国的科普图书出版在“发展”的现象背后，仍然有一些严峻的现实不容忽视。我们应该看到，我国科普图书出版的总体状况还不适应我国“科教兴国”战略的总体要求，还不适应我国读者不断增长的科学技术知识的需求。特别是随着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图书出版业生产力的大解放，原创的优质内容的科普图书内容生产和写作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出版产能和不断提高的阅读需要之间的矛盾，居然呈现出科普原创作品方面出现数量、质量双堪忧的现状。

中国科普研究所对2002年到2008年全国科普图书的出版情况做了一个普查。调查发现，6年间我国参与科普出版的出版社共有135家，共出版1万1千多种科普图书，年增长速度相对缓慢。其中，发行3000册以下的科普图书占比29.44%，10万册以上的仅有2.17%。科普图书的规模和市场都不够大，畅销书效应太明显。我国科普图书出版水平不高的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大多数科普图书内容陈旧。据笔者在北京、上海、西安三地的大型书城考察发现，科普图书内容上滞后于当代科学研究的前沿成果是普遍问题。大多数的科普图书局限在常识性的科学知识的普及性介绍功能上。一些经典科普作品仍然受到读者的欢迎，绝大多数都是二三十年前乃至百年以前自然科学开始产生时候的作品。人类新近的科学发明和创造没有反映在科普图书出版中。其次，科普图书出版跟风现象突出。在科普出版领域，有一个突出的现象，优质科普书出版之后，立刻有极为相像的科普图书大量涌现，互相抄袭，胡乱拼凑。最典型的就是《少儿百科类全书》，各种版本的《少儿百科类全书》居然有二十种之多，内容陈陈相因，缺乏创新，甚至错误百出。第三，大多数科普图书内容肤浅幼稚。调查发现，科普读物普遍存在着内容肤浅和幼稚化的倾向。在出版科普读物时，出版社惟恐读者看不懂，在选题和行文上都流于浅薄，把科普的范围仅仅陷于最简单的常识，没有涉及深层次的科学知识和科学新进展。第四，与其他出版门类比较，我国科普图书的出版比较落后，表现为大多数的科普图书销量不高，原创科普作品的质量普遍较低。最后，国内原创作品短缺，引进版是中流砥柱。目前的畅销科普图书中，以引进版图书为多，本土原创能力薄弱。在可见的未来，科学类科普图书的出版还得以引进版为主。

管理学上的“短板理论”认为，决定一只木桶盛水的决定因素，是组成木桶的最短的那块木板。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我国图书出版业改革提速，出版企业的综合经

营能力显著提高，在教育出版，大众出版领域成就斐然。而科普出版的发展瓶颈就在于优质原创内容的缺乏。优质内容缺乏就是决定科普出版这只“木桶”盛水不多的主要原因。

出版业是“内容为王”的行业，上述表现看似复杂，其实症结集中在优秀作者缺乏的问题上。目前，我国科普创作的重任主要由专业的科普作家承担。科普作家不是科学家，在科学素养上有先天的不足，他们对科学的发展没有进行长时期的跟踪研究，不能对一个事物的来龙去脉做出很好的解释，不能厚积薄发，深入浅出第描写科学世界的奥秘。科学家共同体长年从事的是科学研究，自己领域的知识他们又是权威，由他们写出的作品，准确、恰当，没有知识上的错误。可以说，我国科普图书出版的低迷状态受制于原创优质内容的极度缺乏，而原创优质内容的极度缺乏受制于作者素质的局限，而作者素质的局限的重要原因是科学家共同体的集体“缺位”，一流的科学家都没有参与到科普写作事业中来。可以说，科普图书出版低迷，读者买不到优秀的科普图书，大量劣质科普图书充斥书店，最重要的原因是图书创作环节科学家共同体的普遍“缺位”所导致。

科学家作为进行科学技术研究的专门人员，如果说哪些人最适合进行科普活动，科学家应该是最合适的人选。因为科学家是科学技术的研究者，特别是前沿的科学探索，没有人比科学家自己更了解该领域的科学图景。科普图书出版的本质是科学教育，科学家负有科学教育的责任。科学家要让公众了解了科学，才能理解科学，从而正确地支持科学向前发展。2000年，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在国际科普上指出：“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开展科普工作的主要力量。坚持不懈地开展科普工作，是科技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当代科普作家卞毓麟认为，位于科学传播链首端的科学家应当承担起科学普及的主体责任，多次发出了“科学普及太重要了，不能单由科普作家来担当”的呼吁。

科普应该成为科学家事业的一部分。我国著名科普作家高士其说过：“科学普及是科学工作者的重要任务之一。只有把科学研究和科学普及相互结合，才是一个完整的科学工作者”。从事科学工作是辛苦的，开展科普活动也很辛苦，但这项公益事业有助于科学的广泛传播。科学家应当为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贡献更多力量。知名科学家热心科普创作在西方科学界和出版界非常普遍。以美国为例，美国优秀的科普著作大多出自活跃在科研前沿的科学家手里。美国的科学家共同体认为有必要让公众了解他们的研究工作。美国的科研机构把“让公众了解科学”作为一项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日常工作。在西方文化史上，许多大科学家都同时是著名的科普作家，甚至作为作家的名声盖过了作为科学家的名声。他们创作的科普著作知识准确、观念新颖、文笔优美生动，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发行几十万乃至上百万册都不罕见。

我国的科学家应该向西方科学家看齐，应当肩负起科普创作的社会义务和责任，不能埋头科研，不问科普，可喜的是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中国科学院袁渭康院士认为：“在国外有很多著名的科学家也写科普。科普的社会意义很大，它在让年轻人受教育的同时，也会激起他们从事科学的愿望。”中国科学院院士刘昌明认为“科学家写科普是责无旁贷，一个科学家有所成就，不仅体现在知识上，同时也体现在是否能把知识变成大家了解的东西，讲出其应用前景。要善于把理论与实践结合，投入实践，让老百姓弄懂。”科学

家汤钊猷身体力行从事科普创作，他说，“写科普对我来说是一个责任。在我看来，科普不仅有教育作用，它对科技发展也有推动作用。它可以让更多的人来了解科学家所干的事，可以看一看你研究的领域有没有前景。”在担任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主任期间，他把科普作为学部的重点工作之一。医学部共计四十八名院士，有四十七名参加了《医药院士世纪谈》这一科普书籍的编撰。他撰写的科普小册子《诱人的治癌之道》很受读者欢迎。科普图书出版，科学家共同体应该进行“补位”。“补位”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回归科学界与出版界合作普及科学知识的正常状态。

科学家从事科普创作要具备一定的条件。首先，社会要从制度上鼓励科学家科普写作的积极性。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传播研究所于2008年2月组织实施了一次调查。科普创作虽然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重视，但科研人员兼职做科普有时还不能得到所在单位的理解和支持，科研人员从事科普创作被认为是“不务正业”。49%的被调查者认为，科普创作成果不列入本职工作考评范围，激励性不够。科学家参与科普图书创作，要想写好太花时间和精力，而社会评价又往往不及研究论文。评职称不承认科普文章。在这种导向下，能够做研究的人多数自然不愿意在科普上下功夫。这个问题图书出版业自身无法解决，需要科学界、出版界尤其是政府合力解决，制定可行性的政策解决好这个难题，提高科学家从事科普创作的积极性。

其次，科学家要培养科普写作的能力。通俗性与趣味性是科普作品成功的衡量标准之一，通俗性与趣味性直接影响到科普图书的销路，而销路又直接决定其影响力。我国出版的科普图书大多数在在叙和表达方式上显得刻板，语言太过专业化，没有进行转化，直接影响了市场的开拓与引导。一个现实的情况是大多数科学家缺乏写作经验，不能有效的把艰涩的专业知识转化为通俗幽默生动的科普写作模式。中科院院士汪品先认为“将深奥的理论通过生动的语言让大家接受，这在我国的科学界还没有形成习惯。科学界应该注重科研的社会效应，学会与社会对话。”科普创作本身是一种创新性的工作，完成一篇能够使受过普通教育的外行愿意读和读得懂的科普文章，并不比写一篇给同行看的学术文章要容易。这一点需要出版业的指导，更需要科学家自身的尝试和努力。

近年来，市场上的科普图书品种越来越多，科普图书单品种市场销量却越来越少，科普图书上架时间也越来越短，盈利越来越困难，科普图书出版行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内容为王”是科普图书市场突围的法宝。为全民族的科学素养和文化素质计，科学家共同体的科普创作责任不容推卸，应当尽快“补位”。目前我国的科研评审机制决定了科普作品不能作为科学研究者晋升职称的成果。因此，科普活动首先须是科学家共同体自觉的行为，是科学家的兴趣和责任。科学家共同体应该树立公益意识、奉献意识、社会责任意识，无论科普作品是否能够纳入考核，都要从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科学教育、未来一代的科学兴趣培养的高度投身科普图书的创作，为我国科学事业的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关于资助《自然科学范围内优秀科普图书》创作出版资金的通知

我国明清时期的图书检查与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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