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词论文

2020-03-02 09:35:09 来源：范文大全收藏下载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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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古代诗词鉴赏论白居易的讽喻诗

白居易是唐代著名的大诗人, 他一生创作的诗歌有二千六百多首, 其中被称为“讽喻诗”的有172 首。白居易向来以“儒家”自命, 他的讽喻诗反映了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

一、白居易所处的政治历史环境

白居易生于唐代宗大历七年, 卒于武宗会昌六年, 经历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诸朝。白居易于宪宗元和一年被召为翰林学士, 到元和十年则被贬为江州司马,他的讽喻诗主要创作于这一段时间。这个时期, 地方藩镇不断制造摩擦, 宫内宦官日益弄权, 政治腐败, 社会动荡, 民不聊生。但唐宪宗还不失为一个有所作为的明君。《新唐书》说: “宪宗刚明果断, 自初即位, 概然发慎, 志平潜叛, 能用忠谋, 不惑群议, 卒收成功。自吴元济诛, 强藩悍将皆欲悔过而效顺。”出身低微的白居易被破格提拔, 感激涕零, 发誓要有所以报宪宗的知遇之恩(见《旧唐书·白居易传》)。《旧唐书》记载, 白居易在被任命为左拾遗之时, 上书说: “万一事有不便于时者, 陛下岂不欲闻之乎? 万一政有不合乎道者, 陛下岂不欲知之乎? 倘陛下言动之际, 诏会之间, 小有阙遗, 稍阙损益, 臣必密陈所见, 潜献所闻, 但在圣心裁断而已。”白居易往往犯颜直谏, 此时尚有圣明之君的虚怀纳谏心胸的宪宗, 对白居易的规谏也常常能够接纳。因此, 白居易在政治上可谓“称心如意”。他的讽喻诗创作可以说是他“报君恩”的方式之一, 目的就是让君王了解民生疾苦, 然后英明治理国家, 创造一个治平的世界。“见便于言说之时弊, 则以谏书君奏之; 见难于言说之时弊, 则咏歌以冀稍稍进闻之。”白居易在《寄唐生》中表达了这个动机: “非求宫律高, 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 愿得天子知。”在《与元九书》中又说: “仆志在兼济, 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 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喻诗, 兼济之志也。”他写诗是出乎“兼济之志”。在《新乐府序》中, 白居易指出: “总而言之,为君, 为臣, 为民, 为物, 为事而作, 不为文而作。”这就更明白地强调了讽喻诗的政教功用目的。

二、白居易的讽喻诗创作

对白居易的讽喻诗, 不妨就按他所说的“为君, 为臣, 为民,为物,为事而作”,将其分成4 类: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一是为君。在白居易的讽喻诗中, 有不少是咏史的。这些咏史诗无一例外都是为君王提供历史借鉴。如“美拨乱, 陈王业”的《七德舞》,“美列圣, 正化声”的《发曲》,“美圣谟而诮边将”的《城盐州》等, 通过歌颂前代君王的丰功伟绩, 为当代君王树立榜样, 激励当代君王努力向他们学习, 好好治理国家。再如“愍怨旷”的《上阳白发人》,“戒近习”的《胡旋女》,“戒边功”的《新丰折臂翁》,“借夫妇以讽君臣之不终”的《太行路》,以及《读汉书》“寄言为国者, 不得学天时, 寄言为臣者, 可以鉴于斯”,这些是通过反面的例子, 为当代君王提供历史教训, 希望不犯同样的错误。

如果说咏史诗说的是过去的事, 其讽喻功能有隔靴搔痒的嫌疑的话, 那么, 白居易讽喻诗中吟咏时事之作则更具直接性和实时性。《贺雨》描述的是元和三年的事, 其时, 天旱成灾, 皇帝心忧万民, 下了一道罪己诏, 采取了一系列利民措施, 感动了上天, 降下三昼夜甘雨。白居易在诗中不遗余力地称赞皇帝“上心念万民”,同时又满怀希望给予勉励: “敢贺有其始, 亦愿有其终”。与《贺雨》相反, 白居易在《春雪》这首诗中通过对“寒燠苟反常”的春雪的描述, 认为“兹雪今如何, 信美非时节”,是不合时令的, 这样的情况意味着政教的不得其宜, 希望“上将儆政教, 下以防灾孽”。白居易还通过寓言诗的形式来讽谏皇帝, 使皇帝明白为政之要。如“戒艳色”的《古冢狐》写道: “狐假女妖害犹浅, 一朝一夕迷人眼。女为狐媚害即深, 日长月增溺人心。”希望皇帝以褒妲这两个美色亡国的教训为鉴, 不给美色以害国的机会。

在讽喻诗中, 白居易也在为皇帝出谋划策。《放鹰》为皇帝提供驾御臣下的方法: “明驭英雄, 其术亦如斯”;《采诗官》则是希望皇帝恢复先秦采诗官的制度, 以便对下层的 “兴谕规刺”之言了然于胸, 不被奸臣所蒙蔽。为此, 白居易大声疾呼:“君兮君兮愿听此, 欲开雍蔽达人情, 先向歌诗求讽刺。”二是为臣。在白居易的172 首讽喻诗中, 有关“为臣”的诗是最多的。笔者以为这大概是因为白居易自己身为臣下, 所接触的大多也是为人臣者, 因此他思考得最多的必然是为臣之道, 他最了解的也是为臣者的从政、交友以及生活的状况。对论白居易的讽喻诗那些有才能的贤人志士, 他希望他们能为当朝所用, 有所作为; 对那些得志小人, 他毫不犹豫地表达了自己的憎恨、讨厌和鄙视的感情。白居易认为, 为臣者当知进退。老而朽者, 久居高位, 既不合乎礼法;又因贪图荣华富贵, 多因循守旧, 于朝政无益。他高度赞扬功成身退的汉“四皓”和“二疏”。说“贤哉汉二疏”,“何必长隐逸, 何必长济时”。称赞“年虽未老”的高仆射的所作所为, “惟有高仆射, 七十悬车盖”,合乎圣人之道。白居易自己为官廉洁奉公, 清刚正直。他为母守孝居渭村时, 穷困潦倒, 靠元稹等好友接济度日, 即是一例。因此, 他对那些贪官污吏、得志小人, 深恶痛绝, 无情鞭鞑。在《重赋》中,白居易沉痛地揭露了枉法的贪吏, 为了赢得皇帝的恩宠, 而敛索无度, 使得生民“幼者形不蔽, 老者体无温。悲喘与寒气, 并入鼻中辛”。在《紫藤》和《有木诗八首》中, 白居易揭穿了那些靠佞谀得志的小人的本质。“为树信可玩, 论材何所施”,“鸟啄子难成, 风来枝莫住”,“实成及是枳, 臭苦不堪食”,表面上可供玩乐, 事实上并非可用之材。在《感鹤》中, 白居易感叹鹤的品性高洁, “饥不啄腐鼠, 渴不饮盗泉”,然而因为“一兴嗜欲念”却改变本性, 变得与群鸡争食, 无论腥膻。“一饱尚如此, 况乘大夫轩。”很明白地告诉我们, 作者是在鄙视那些为了获得官场中的某些利益, 而不惜变节的丑恶嘴脸们。还有许多这样的例子, 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不过, 在白居易看来, 贪官污吏也好, 佞谀小人也罢, 一定得当心, 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 他们是一定会遭到天谴的。《和古社》讲的是妖狐与饥雕、老犬狼狈为奸, 无恶不作, 在一天夜里, “风拔树跟出, 雷劈社坛开, 飞电化为火, 妖狐烧作灰”,从此“天明至其所, 清旷无氛埃。旧地葺村落, 新田辟荒菜”。真所谓“勿谓神默默, 勿谓天恢恢”! 要使一个国家政道清明, 惩恶的背面, 当然是扬善, 即招贤纳能。白居易一方面对高节之士大加赞扬。如《和送树》,把松树和槐树进行对比, 称赞松树, “彼如君子心, 秉操贯冰霜”; 讽刺槐树, “此如小人面, 变态随炎凉”。又说松树, “尚可以斧斤, 伐之为栋梁。杀身获其所, 为君构明堂”,认为高节之士是栋梁之才, 可以为君王为国家所用。另一方面, 白居易对贤能之士遭受贬谪表示深深的惋惜。如在《薛中丞》中, 作者涕泪交加: “以我惜贤心, 五年如旦暮。况闻善人命, 长短系运数。今我一涕零, 岂为中丞故。”对贤才不得用而深深叹息。在《哭孔戡》中, 作者泫然流涕: “或望居谏司, 有事戡必言, 或望居宪府, 有邪戡必弹。惜哉两不谐, 没齿为闲官。”对不得志的生活悲惨的贤人, 他表示深深的同情。在《寄唐生》中, 作者一连用了5 个“哭”字,5 个“悲”字, 来表达内心沉痛的感情, 并对造成贤人不得志这种社会现实的原因进行探索, 对不平等的门阀制度进行抨击: “唐生者何人, 五十寒且饥。不悲口无食, 不悲身无衣。所悲忠与义, 悲甚则哭之。”《续古诗十首》中的“春旦日初出, 瞳瞳耀晨辉……”暗寓的大意是君王为小人所惑, 而贤人不得起用。《寄隐者》“由来君臣间, 宠辱在朝暮”,直接将矛头指向君王, 认为都是君心反复的缘故。《悲哉行》通过儒者和乳臭儿的对比, 找到的原因是“山苗与涧松, 地势随高卑”,就是门阀制度使然。真是一语中的, 却又饱含多少无奈与辛酸啊!三是为民。白居易写作讽喻诗并非只为“匡君”,其根本目的是为民。白居易的讽喻诗有很多写到了民, 表达了作者对民悲惨生活或悲惨遭遇的发自内心的情。《观刈麦》中的贫妇人, 《采地黄者》中的灾民, 《缚戎人》中的戎人, 《陵园妾》和《上阳白发人》中的宫女, 《新丰折臂翁》、《卖碳翁》和《杜陵叟》中的老翁, 在一千多年后的今天, 犹令读者为之黯然。白居易同样思考了给民带来灾祸的缘由。有天灾, 因此有了《夏旱》;更多的是人祸, 因此有了《纳粟》忧重赋, 《卖炭翁》苦官市, 《新丰折臂翁》戒边功, 《黑潭龙》疾贪吏, 《阴山道》疾贪虏, 等等。还有少数诗作表达了作者的愧疚之情和兼济天下之志, 前者如《村居苦寒》,后者如《新制布裘》。“安得万里裘, 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 天下无寒人。”多好的想法! 多好的志向! 后人因此常把它和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屁天下寒士俱欢颜”进行比较, 两者都表达了作者的美好愿望。在白居易“为民”的讽喻诗中, 还有少数是关系到风教的,如《慈乌夜啼》和《燕诗示刘叟》以及《蜀路石妇》,主题是倡导孝; 《井底引银瓶》的本意是止淫奔; 《青石》是为了激励忠列。四是为物为事。这一类诗作多对社会上的一些不良时事进行鞭鞑, 如《海漫漫》戒求仙, 《梦求仙者》为求仙者的荒唐之举而叹息, 《立部伎》讥刺雅乐之替, 《两朱阁》讽刺佛寺越来越多, 《草茫茫》惩戒厚葬。由于这一类诗所占的比重较少, 这里不着重论述。

三、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 (一)语言质朴、直切, 主旨鲜明

据说白居易每创作一首诗, 即念给家里的老媪听, 直到其听懂, 方才不再改动。无论这则故事是真是假, 白居易的讽喻诗容易理解是事实。这首先在于他在创作时, 不用难字, 僻字; 少用典故, 更不用僻典。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说: “首句标其目, 卒章显其志, 《诗三百》之义也。其辞质而径, 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 欲闻之者深诫也; 其事核而实, 使采之者传信也; 其体顺而肆, 可以播于乐章也。”这正是白居易所孜孜以求, 且基本达到了的理想目标。另一方面, 在于白居易不仅对事情进行详尽的描述, 而且还往往在篇末点明其讽喻之意。新乐府五十首, 更是在每一首的标题之后就标明该章之主旨。在白居易的一百多首讽喻诗中, 有咏物诗和寓言诗约五十首, 这些本可以是蕴涵较深、表达较含蓄的诗作, 但创作这些诗歌,白居易也秉承了他一贯的作风, 好像生怕读者不懂似的, 在结尾来一番寓意的说明。综观白居易所有的咏物诗和寓言诗, 作者真正以冷静的笔调一味地诉诸物象的诗作至多20 首, 仅为全部讽喻诗的百分之十二左右。 (二)善于在强烈的对比中揭示事情的本质

白居易特别擅长在强烈的对比中揭示事情的本质, 揭露时政的腐败。这对于那些腐败者而言, 无异于雷霆一击。《议婚》就是这类诗歌中的一首。在诗中, 作者把贫家女和富家女进行了多方的对比: 家境的贫与富, 衣着打扮的坏与好, 道德品质的孝与不贤。然而, 不贤的富家女的婚事根本不用家里担忧, 早早就有人上门求聘; 孝顺姑舅的贫家女二十好几了, 却还是无人问津。这难道不是上天的不公, 社会的不公吗! 另一典型的例子是《轻肥》。“意气骄满路, 鞍马光照尘”,那群贪官污吏是多么的志得意满, 骄横跋扈。“尊罍溢九酝, 水陆罗八珍。果擘洞庭橘, 脍切天池鳞。”他们过的又是多么奢侈腐朽的生活! 与此同时, 在遭受旱灾的江南, 灾民无饭可吃, 饿得到了人吃人的地步。这样两个骇人镜头的切换, 给读者带来震撼人心的效果, 从而也使读者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许多灾祸与其说是天灾, 不如说是人祸。 (三)感慨议论

后世论诗者总爱把白居易和杜甫进行比较。两位伟大诗人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继承了《诗经》和《乐府》的写实传统, 而杜甫的这类诗侧重描写事实, 作者较少在诗中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白居易也铺叙事实, 在此之后则尤其爱发感慨, 爱议论事情的缘由, 爱把自己的见解和盘托出。这和杜甫的冷静与沉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白居易的《夜宿紫阁山北村》:“晨游紫阁峰, 暮宿山下村。村老见余喜, 为余开一尊。”作者在山中游玩, 和一村老一见如故, 但尚未来得及把酒言欢,“暴卒来入门。紫衣狭刀斧, 草草十余人。夺我席上酒, 掣我盘中飨……”这伙人为什么可以这样蛮横不讲理呢? 作者马上就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主人慎勿语, 中尉正承恩。”原来, 这伙人是借着皇帝的恩宠, 打着皇帝的旗号, 在招摇撞骗! (四)刻画形象

在白居易的一百多首讽喻诗中, 有许多栩栩如生的形象。赫赫至君王, 丑恶嘴脸至贪官污吏无耻小人, 坚贞高洁至贤臣信士, 贫苦凄凉至灾民死囚, 无所不有, 无所不包。如果单从这一方面来讲, 白居易的讽喻诗要优于杜甫的“三吏”和“三别”。《轻肥》中的贪官污吏和《夜宿紫阁山北村》中的蛮横士卒, 前文已经提过。再如《紫藤》中的紫藤, 显然是指佞谀小人。这类人往往给人以美好的视觉印象: “藤花紫蒙茸, 藤叶青扶疏。”紫色的花毛茸茸的, 绿色的叶疏疏的, 正如佞谀小人永远的脸堆微笑, 和颜悦色。“下如蛇屈盘, 上若绳萦纡。”正如佞谀小人总是屁颠屁颠地在权贵身前身后卑躬屈膝。“柔蔓不自胜, 袅袅挂空虚。”正如佞谀小人为迷惑权贵, 讨权贵欢心, 总要伪装出美好的形象。刻画得多么神似, 多么入骨! 再如《蛤蟆》,其中的蛤蟆显然是指得志小人。作者把其得意忘形之态刻画到了极端, 以致于到了“往往蚀明月, 遣君无奈何”的地步。

四、白居易讽喻诗对儒家诗学的取与舍白居易内怀儒家“兼济天下”之志, 外遇“虚怀纳谏”的明主宪宗, 欲尽心竭力报答其破格提拔之恩。因此, 庭诤之外, 把诗也当作了“谏书”来写。他的一百多首讽喻诗, 从内容的角度来分析, 是完全合乎儒家诗学之政教功用的目的的。唐末皮日休是较早认可这一点的著名诗人, 他把白居易的诗列为七种最爱之一, 作诗也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学习白居易。五代的齐己更是对白居易十分神往, 他在《谢可准上人远寄诗集》和《贺行军太傅得〈白乐天集〉》中, 反复地称赞白居易的诗为“风雅”。这种称颂白居易讽喻诗的政教功用的做法, 到了唐末张为可谓达到极端。据记载, 张为作“诗人主客图”,设“广大教化门”,以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对于张为的这种做法, 吴融也深表赞同。吴融在《贯休堂禅月集序》中说: “国朝能为歌为诗者不少, 独李太白为称首。盖气骨高举, 不失颂美风刺之道焉。厥后白乐天《讽谏》五十篇, 亦一时之奇逸极言。昔张为作诗图五层, 以白氏为广德大教化主, 不错矣。”

白居易的讽喻诗为后人称颂的同时, 也为一些人所批评。究其根由, 在于白居易的大部分讽喻诗, 从艺术特色角度看, 语言既直切、质朴, 描述既详尽, 形象既鲜明, 又往往自己说明作诗的主旨, 因此有写得过于周详浅露, 缺少凝炼含蓄, 存在余味不足的缺憾。这一点,白居易自己也意识到了。他在《和答诗十首序》中对元稹说: “顷者在科试间,常与足下同笔砚。每下笔时辄相顾,共患其意太切而理太周。故理太周则辞繁,意太切则言激。然与足下为文,所长在于此,所病亦在于此。”白居易不仅指出了自己诗作的毛病之所在, 更说明了产生这种毛病的原因,“故理太周则辞繁, 意太切则言激”。结合前文, 我们不难明白,白居易这句话中所谓的 “意”, 当指报答宪宗越级提拔之恩之意, 希望宪宗了解民生疾苦好好治理国家之意, 告诫贪官污吏为恶多端必遭天谴之意。正因为这样的“意”(想法)太迫切, 生怕为君王者不了解自己的苦心, 生怕为人臣者不能及时醒悟改过自新,那么,何不把一切都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呢! 结合儒家诗学, 我们可以知道, 在艺术表达这一方面, 白居易的讽喻诗和儒家经典之一的《诗经》倒有几分相似。《诗经》中的《硕鼠》不也直截了当地讽刺剥削者为硕鼠吗! 但是,和孔子及汉儒的诗学观念相比较, 就有所不同了。这样的“直”,这样的“尽”,这样的“详”,这样的“激”,和孔子的“中和”说, 《诗大序》的“橘谏”说等, 都有所区别。在古人中, 持此观点的大有人在。胡震亨曾说: “白诗祖乐府, 务欲风俗之用。元与白同志。白意古词俗, 元词古意俗。按乐府古与俗正可无论, 患在易晓易尽, 失风人微婉义耳。”所谓“失风人微婉义”,即与儒家诗学背道之处。钟惺与胡震亨持相同的观点, 他曾说: “白居易《和微之大嘴乌》诗, 写到可笑可哭处, 极痛极快, 物无遁情,然风刺深微之体索然矣。”这一观点, 也被许多现代研究者所赞同。王运熙和顾易生先生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就说:“但他的一部分诗篇, 写得过于周详浅露, 缺少凝炼含蓄, 使人读起来有余味不足之感。”又说: “白居易的‘意激而言质’的诗风, 违背了儒家所标举的‘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诗说, 而赋予更积极的批判意义。”笔者以为, 这正是恰如其分的评价。

摘自----论白居易的讽喻诗_李再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