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上的恋歌——鲁达聂简介

2020-03-02 07:37:26 来源：范文大全收藏下载本文

地上的恋歌——鲁达聂简介

陈黎 & 张芬龄

聂鲁达（Pablo Neruda, 1904-1973），一九七一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智利大诗人，也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拉丁美洲诗人。他的诗作巨多，诗貌繁复，既阔且深，不仅广受拉丁美洲人民热爱，并且因屡经翻译而名噪世界。尽管许多批评家认为聂鲁达的诗作受到超现实主义、艾略特以及其他诗人的影响，他诗中那种强烈而独特的表现方式却是独一无二聂鲁达的；他的诗具有很奇妙的说服力和感染力，他拒斥理性的归纳，认为诗应该是直觉的表现，「对世界做肉体的吸收」：「在诗歌的堂奥内只有用血写成并且要用血去聆听的诗。」

聂鲁达于一九Ｏ四年出生于智利中部盛产葡萄的帕拉尔（Parral），父亲是铁路技师，母亲在生下他一个月后死于肺结核。他两岁时就随父亲搬到智利南方偏远的拓荒地区泰穆科（Temuco），聂鲁达最亲密的童年伴侣是树木、野花、甲虫、鸟、蜘蛛，也就是在这块未受社会、宗教、文学传统干预的地点，他诗人的根诞生了。十岁左右，他写下了他最早的一些诗。在以后的一首诗里，回忆那段年纪他如是说：

某样东西在我的灵魂内骚动

狂热．或遗忘的羽翼

我摸索自己的路

为了诠释那股

烈火

我写下了第一行微弱的诗句。

一九二一年，他到首都圣地牙哥读大学，初见城市的内心冲击供给了他更多的创作激素，一九二三年，他出版了第一本诗集《霞光之书》（Crepusculario），立刻受到了瞩目。一九二四年，《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Veinte poemas de amor y una canción deseperada）的出版，更使得他在廿岁就受到了全国的重视。这本诗集突破了现代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窠臼，可以说是拉丁美洲第一批真正的现代情诗，如今早已被译成多国语言；在拉丁美洲本地，这本诗集更像流行曲调或谚语般家喻户晓地被传诵着。

《二十首情诗》是一名青年的心路历程，记录着他和女人、世界接触的经验，以及他内在疏离感。为了排遣城市生活的孤寂，聂鲁达只有把自己投注到喜爱的事物和女人身上。在诗中，他把女人融入自然界，变形成为泥土、雾气、露水、海浪，企图藉自然和生命的活力来对抗僵死的城市生活，企图透过爱情来表达对心灵沟通的渴望。然而女人和爱情并非可完全沟通，有时候她也是相当遥远的。在一些诗里我们可以找到像「你的存在与我无关，彷彿物品一样陌生」（第17首）或者「你是谁，你是谁？」这样的句子，也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些情诗始终是在爱的交流、企图沟通以及悲剧性的孤寂三者间生动地游离着的，我们翻译的〈今夜我可以写出〉（第 20首）一诗即是例证。

一九二七年，聂鲁达被任命为驻仰光领事，此后五年都在东方度过。在那些当时仍是英属殖民地的国家，聂鲁达研读英国文学，开始接触艾略特以及其他英语作家的诗作。但在仰光、可伦坡和爪哇，语言的隔阂、文化的差距、剥削和贫穷的异国现象，使他感受到和当年在圣地牙哥城同样的孤寂。他把孤绝注入诗作，写下了《地上的居住》（Residencia en la

tierra）

一、二部中的诗篇。这两本诗集可说是精神虚无期的产品。诗中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在永恒腐蚀状态下的恐怖世界，一个无法沟通，逐渐瓦解，归返浑沌的世界。尽管诗人企图在诗中追寻个人的归属，但时间却不停地摧毁现在，带给他的只是过去自我的苍白的幻像，这现象始终困扰着诗人；〈无法遗忘 (奏鸣曲)〉这首诗可以作为说明：无法超越时间的挫败感为全诗蒙上了凄冷和孤寂的色彩。人类既生存于时间的轨道内朝腐朽推进，人类经验——对聂鲁达而言——因此也即是荒谬的，而世界唯一的秩序就是「紊乱」。聂鲁达否定秩序，描写混乱的现实，但他的写作技巧却有一定的脉胳可寻，这种秩序不是建筑上的工整，而是一种浪涛拍岸式的秩序，在松散的结构下，现实被展衍成一连串毫不相连的梦幻似的景象，因共同的情感核心而彼此相通。例如在〈独身的绅士〉一诗里，性意象一个接着一个地迅速闪过，堆砌而成的效果成功地把独身男子的欲望和心态衬托出来。

一九三六年，西班牙内战爆发，任驻马德里的聂鲁达诗风有了明显的改变，从他一九四七年出版的诗集《地上的居住》第三部中可以清楚的看出。他为不纯粹的诗辩护，认为诗不是高雅人士的风雅品，而应该以一般民众为对象，记载劳工的血汗、人类的团结以及对爱恨的歌颂。在〈我述说一些事情〉一诗中，我们可以找到他对诗风转变的宣告：

你们将会问︰你的诗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梦或者树叶，不告诉我们

你家乡伟大的火山？

请来看街上的血吧！

请来看

街上的血，

请来看街上的

血！

而一九三九年，他更明白地写下这些句子：「世界变了，我的诗也变了。有一滴血在这些诗篇上，将永远存在，不可磨灭，一如爱。」因为对诗本质的观念改变，诗的功用也有所改变，由个人情感的记载演化成群体的活动，诗不再只是印在纸上的文字，对他而言诗成了新的表现形式，成为一种见证：「当第一颗子弹射中西班牙的六弦琴，流出来的不是音乐，而是血。人类苦难的街道涌出恨和血，我的诗歌像幽灵一样顿然停步。从此，我的道路和每个人的道路会合了。忽然，我看到自己从孤独的南方走向北方——老百姓，我要拿自己谦卑的诗当做他们的剑和手帕，去抹干他们悲痛的汗水，让他们得到争取面包的武器。」毫无疑问地，他在写这些作品时是一面假想有听众在听的。

聂鲁达把这种「诗歌民众化」的观念延伸到《地上的居住》第三部以后的诗作上去，于一九五Ｏ年出版了不朽的《一般之歌》（Canto general）。《一般之歌》是一部庞大的史诗，由大约三百首诗组成，长达一万五千行，分成十五个大章，内容涵盖了整个美洲：美洲的草木鸟兽、古老文化、地理环境、历史上的征服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它们和诗人自传式的叙述交织在一起；全诗在对生命及信仰的肯定声中结束。尽管《一般之歌》是针对一般听众而写（聂鲁达喜欢在贸易工会、政党集会等许多场合为一般民众朗诵他的诗，他后来表示：朗诵诗歌是他文学生涯中最重要的事实），但这并不表示这些诗作是简单浅显的。就拿〈马祖匹祖高地〉这章诗为例，全章共分十二个部份，具有一个复杂而严谨的结构。诗人先陈述个体在文明城市中的孤离、不安，使前五部份的诗成为一种「下坡」，下沉到个体认知

了生命的挫败为止：想在人类身上寻找不灭的因子的企图是只会把诗人更加拉近死亡的。从第六部份开始，「上坡」的结构开始开展，他攀登上「人类黎明的高地」，那使高地上碑石有了生命的诸种死亡萦绕着他，他想到那些建筑高地的苦难的奴隶，最后了解到他的任务是赋予这些死去、被遗忘了的奴工新的生命，恢复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至此，诗人把全诗带入全人类认同一体的新境界。诗人以见证者的姿态出现诗中，透过诗的语言，美丽且有力地把自己所见所闻，所接触到的经验、真理传达出来。

《一般之歌》出版之后，聂鲁达更加致力于诗的明朗化，贯彻他「诗歌当为平民作」的信念，一九五四年出版了《元素颂》（Odas elementales）。这些诗不再采用仪礼式、演说式的语言，而用清新、精短的诗行，使每一首诗自然得像一首歌谣。诗中礼赞日常生活、普通人民和事物：书本、木头、番茄、短袜、字典、集邮册、脚踏车、盐、地上的栗子、乡间的戏院、市场上的鲔鱼、海鸥、夏天……，他歌颂最根本的生命元素，他歌颂爱、自然、生命，甚至悲伤。这些印证了他在诺贝尔文学奖得奖致答辞中所说的：「最好的诗人就是给我们日常面包的诗人。」在一首诗里他曾如是描述他心目中未来文学的风貌：

又一次

有雪或者有青苔

能让那些脚印

或眼睛

去镌刻

他们的足迹。

换句话说，他肯定未来的诗歌会再一次和人类生命紧密相连。我们此时所看到的聂鲁达已不再疏离、孤寂了，他将自己投到工作、活动之中，这些诗中所流露的对生命，对事物的喜悦正是最好的说明了。

即使聂鲁达如是强调诗的社会性，他却一点也不限制自己写作的范围。他个人的经历和私密的情感生活一直是他写作的重要题材，在《狂想集》（Estravagario, 1958）中的一些诗里（如〈美人鱼与醉汉的寓言〉），他更应用了神话与寓言。一九五二年，他在那不勒斯匿名出版了《船长的诗》（Versos del capitan），这是他对乌鲁齐雅（Matilde Urrutia）的爱情告白，直到一九六二年他才承认自己是作者。一九五五年，他娶乌鲁齐雅为妻，一九五九年出版《一百首爱的十四行诗》（Cien sonetos de amor），献给妻子。之后，他的诗歌又继续经历另一次蜕变。他把触角伸入自然、海洋以及他们所居住的黑岛，像倦游的浪子，他寻求歇脚的地方，企图和自然世界达成某种宗教式的契合，《智利之石》（Las piedras de Chile,1961）、《典礼之歌》（Cantos ceremoniales, 1961）、《黑岛的回忆》（Memorial de Isla Negra, 1964）、《鸟之书》（Arte de pajaros, 1966）、《沙上的房子》（Una casa en la arena, 1966）、《白日的手》（Las manos del dia, 1968）和《世界的末端》（Fin de mundo, 1969）等诗集相继出版。在这些六十年代的诗作里，聂鲁达探寻自然的神秘，从一石一木中汲取奇异神圣的灵感。在他看来，一块石头不仅仅供人建筑之用，它是神秘、空灵的物质，述说着一个不为人知的宇宙。他不想为所有的事物定名，他希望所有的事物能够混合为一，重新创造出更新的生命：

我有心弄混事物，

结合他们，令他们重生，

混合他们，解脱他们，

直到世界上所有的光

像海洋一般地圆一。

一种慷慨、硕大的完整，

一种爆裂、活生生的芬芳。

——〈太多名字〉

虽然聂鲁达晚年并没有停止他政治和历史性的诗作，但在写作「自然诗」的同时，他似乎也有某种回归自己根源的渴望。聂鲁达一度把自己比喻成在时间水流中行船的船夫，而在晚年不时瞥见自己在死亡的海洋中航行，因此把一九六七年出版的一本选集命名为《船歌》（La barcarola），追述一生的际遇，他的漂泊、政治生涯诸般愉快之事。他优雅平和地吟唱自己的天鹅之歌，然而很不幸地，他的死亡并不曾如他诗中所绘见地那般平和。一九七三年，当他卧病黑岛时，智利内乱的火燄正炽烈。九月二十三日，聂鲁达就在这种内外交攻的苦痛下病逝于圣地牙哥的医院，他在圣地牙哥的家被暴民闯入，许多书籍、文件被无情地摧毁。

聂鲁达死后，八本诗集陆续出版：《海与铃》(El mar y las campanas, 1973)，《分离的玫瑰》（La rosa separada, 1973），《冬日花园》（Jardín de invierno, 1974），《黄色的心》（El córazon amarillo, 1974），《二ＯＯＯ》（1974），《疑问集》（Libro de preguntas, 1974），《哀歌》（Elegía, 1974）以及《精选的缺陷》（Defectos escogidos, 1974）。在这些晚年的诗作里，我们看到了两个聂鲁达：一个是五十年代情感丰沛、积极乐观的聂鲁达，用充满自信的宏亮声音对我们说话；另一个是充分感知生命将尽的「夕阳下的老人」，对孤寂、时间发出喟叹，并且企图拦阻历史的洪流以及生命流逝的轨迹。从诗集《在我们心中的西班牙》（Espana en el corazón, 1938）以来，即不断发出怒吼、谴责前辈诗人只知耽溺于自我的这位民众诗人，如今也让他的诗迎向亲密的自我，迎向沈默的孤独，迎向神秘之浪不可思议的拍击。这是一项回归，终极的回归，回到老家，回到自我的老屋：

有一个人回到自我，像回到一间

有铁钉和裂缝的老屋，是的

回到厌倦了自我的自我，

彷彿厌倦一套千疮百孔的破旧衣服，

企图裸身行走于雨中……

这些「回到自我」的诗作可视为聂鲁达个人的日记。他向内省视自己，自己的现在和过去，以及等候着他的不确定的未来；他发觉到有许多是他所爱的，许多是可叹而欲弃绝的，有光，也有阴影，但总有足够的奇妙力量得以抵抗阴影，维持宁静之希望。聂鲁达彷彿一位先知，一位年老的哲人，思索人类生存的意义，人类在宇宙的地位，以及生命永恒的问题。这些诗作，让我们看到了聂鲁达忧郁哀伤的一面，捕捉到诗人更完整的面貌。

《海与铃》中另一首〈原谅我，如果我眼中〉，聚合了聂鲁达晚年诗作的几个重要主题：孤寂是不可剥夺的权利，大海是隐密自我的象征，死亡是另一种谐合。这是一首和大海之歌相应合的「沈没的歌」。从这些主题，我们又可衍生出第四个主题——寂静。年轻时慷慨激昂、大声疾呼的诗人，而今以寂静的语言向世界诉说，要我们「聆听无声之音」，「细察不存在的事物」。晚年的聂鲁达将语言溶解成寂静，用否定语言来实现语言。

此种「消极能力」同样见诸《疑问集》。这本诗集收集了四百个追索造物之谜的疑问；诗人并不曾对这些奥秘提出解答，但他仍然在某些问题里埋下了沈默的答案的种子：「死亡到最后难道不是╱一个无尽的厨房吗？」「你的毁灭会熔进╱另一个声音或另一道光中吗？」「你的虫蛆会成为狗或╱蝴蝶的一部份吗？」死与生同是构成生命厨房的重要材料。聂鲁达自死亡见新生的可能，一如他在孤寂阴郁的冬日花园看到新的春季，复甦的根。通过孤独，诗人再一次回到自我，回到巨大的寂静，并且察知死亡即是再生，而自己是大自然生生不息的周期的一部份。

聂鲁达死后二十年间，许多讨论他作品的论文和书籍相继问世。毫无疑问的，他对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的影响力是历久不衰的。他的诗作所蕴含的活力和深度仍具有强烈的爆发力，将持续成为后世读者取之不尽的智慧和喜悦的泉源。聂鲁达说：「文字和印刷术未发明之前，诗歌即已活跃大地，这即是为什么我们知道诗歌就像面包一样，理应为众人所享——学者和农人，不可思议而且绝不寻常的人类大家族。」的确，这位诗作质量俱丰的拉丁美洲大诗人，在死后二十多年仍源源不断地供给我们像面包和水一样的诗的质素。在他的回忆录里，他曾说可爱的语字是浪花，是丝线，是金属，是露珠，它们光洁如象牙，芳香若花草，像鲜果，海藻，玛瑙，橄榄。读他的诗我们感觉自己又重新回归生命最质朴的天地，跟着人类的梦想和情爱一同呼吸，一同歌唱。

我们在二十年前，大学毕业后，开始接触、翻译聂鲁达的诗作。这本《聂鲁达诗精选集》里大部份的诗先前曾出现在我们译的《聂鲁达诗集》以及《拉丁美洲现代诗选》里。此二书绝版多时，欲探聂鲁达的诗友每为寻中译而苦，如今桂冠图书公司欲将聂鲁达诗纳入「桂冠世界文学名着」之林，我们乃趁机新译了一些聂鲁达诗作，连同旧译总共六十首，希望能帮助读者一窥大师多样的诗貌。

一九九七年六月花莲

聂鲁达情诗翻译

《今夜我可以写》——聂鲁达(Pablo Neru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