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文秀“卖国说”可以休矣

2020-03-01 19:46:46 来源:范文大全收藏下载本文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2-0586(2010)01-0068-0

3清季咸同年间(1856-1872年)爆发的以杜文秀为总统兵马大元帅,回、汉、彝、白、纳西、傣、傈僳等兄弟民族共同参与的云南各族人民反清大起义,是中国近代史上与捻军起义、太平天国革命齐名的重大历史事件,云南史学界早已达成揭开云南近代史序幕标志的共识。但由于早年觊觎中国西南的英法殖民者居心叵测的捏造,旅缅滇籍商人刘道衡的欺世盗名行为,伪称杜文秀义子,自命哈桑亲王,冒充大理政权使臣,伪造《上英皇表》,私刻杜文秀帅印,并在英缅殖民当局操纵下辗转英属印度、土耳其赴英乞援的荒唐闹剧,曾一度在国内史学界造成杜文秀卖国之口实,以至于在20世纪60年代前,国内史学界复因范文澜、郭沫若两位史学前辈仅据某些西方讹传资料,不经正误辨伪,冒然奉命批判,一度将杜文秀这样一位热爱祖国、反对清朝统治者的民族压迫、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捍卫国家疆土、维护民族团结、胸襟恢宏、深明中华民族大义的回民革命领袖认定为卖国主义者,俾之蒙冤承垢,谬说流行,终成悬案。近读宁夏社会科学院出版发行的《回族研究》在2009年内连续四期开辟杜文秀研究杜文秀卖国说辩诬专栏,发表国际著名史学家田汝康教授,中国近代史和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纲教授,云南著名地方史学者吴乾就教授、林荃研究员、马颖生编审、王爱国先生关于杜文秀对外关系的13篇考证力作,当事人杜文秀以总统兵马大元帅名义颁布的3份大理政权的重要文告,史学大师白寿彝先生和著名回族史专家杨怀中先生撰写的墓志传略等共18篇论著文献,运用中外确凿的事证、物证和理证(梁启超语),对此悬案涉及的关键问题、人物、事件、文书等,进行了系统的纠误辨伪,正本清源,已然从学术上彻底澄清了杜文秀卖国说的历史悬案。当此举国学风浮躁、学术造假及商业化甚嚣尘上之际,宁夏社会科学院《回族研究》季刊能够秉持社会道义,勇担此任,开辟专栏,刊发文章,编写公允的学术按语,交代问题原委,促成该问题的彻底解决,其卓尔胆识,实在难能可贵,值得学界称道,谨将本人读后感言,述诸笔端,以表崇高敬意。

通览这批论著,除了林荃、马颖生和王爱国3位先生的7篇论著是新作外,田汝康、罗尔纲、吴乾就、白寿彝、杨怀中等先生的11篇论著皆属于旧文新刊。其中昆明师范学院(现云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原主任吴乾就教授的《关于杜文秀的评价问题》(刊云南《学术研究》1961年创刊号)是国内史学界第一篇公开批评范文澜、郭沫若关于杜文秀卖国谬说的论著,发表时间最早,依据丰富地方文献和20世纪50年代全国人大民委和国家民委联合在云南进行的大量实地调查资料立论,结论公允,论据充分,彰显出一种大无畏的史家精神。

复旦大学教授田汝康先生是享誉海内外的国际著名史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社会学家,他考证杜文秀对外关系的3篇姊妹论文是海内外该领域的扛鼎之作,因文章中使用了

英国外交部印度事务部涉及清末云南回民起义的几乎所有原始档案,文献丰赡,考证严密,证据确凿,立论掷地有声,犹如洪钟大吕,发表以来,早已得到国内外史学界人士的一致公认,毋庸赘述。

中国近代史及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纲教授的《杜文秀卖国说辟谬》《回民起义杰出领袖杜文秀》两文,是作者站在中国近代史和太平天国革命史的独特角度,根据故宫文献和田汝康先生披露的英国档案,立足史家社会良知,质疑发问,据实立论的史学名篇,其立意着墨,俨然大家风范,结论令人折服。

云南省博物馆原副馆长、云南近代史资深专家林荃研究员,研究杜文秀起义历史已逾半个多世纪。林先生不仅亲睹过故宫收藏的清宫云南回民起义档案,整理研究过云南省博物馆馆藏的杜文秀起义军所有文物,还实地考察过当年起义军活动的主要区域。他的4篇专论:《杜文秀大理政权与刘道衡出使英国兼对刘道衡(上英皇表)辨伪》《刘道衡上杜公书)剖析》《杜文秀派使赴英乞援考与高鸿志先生商榷》《杜文秀政权与斯拉登勾结了吗与高鸿志先生商榷》均为新著,前两文系在田汝康先生研究的基础上,集中对大理政权与刘道衡使英关系及刘氏伪造的《上英皇表》和《上杜公书》进行正误辨伪,后两文则针对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高鸿志先生近著《英国与中国边疆危机(1637-1912年)》(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中再次诬称杜文秀卖国的两项依据,分别进行据理辩驳,是国内史学界对此谬说开展的最新争鸣,论述中展现出林先生作为国内一位资深文物学专家和史学专家的深厚功力。

昆明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马颖生编审出身在文献名邦大理古城一户回族书香门第,其祖父曾经历过这场起义,其父马元先生早年曾抢救收集过大理地区回、白、彝各族当事老人回忆杜文秀革命的文献和口碑史料,他从事杜文秀起义研究具有深厚的家学渊源。他的《杜文秀历史疑案真相大白于天下我国史学界50余年讨论杜文秀对外关系问题评述》《杜文秀是否建立过平南国》两篇论著,系统梳理评述了中国史学界半个世纪中围绕杜文秀对外关系开展争论的学术脉络,考溯出清末民初人士何慧青历史演义小说《天南外史》及《云南杜文秀建国十八年始末》中,张冠李戴地把时任云南布政使的岑毓英在同治二年(1863年)正月义军将领马荣发动登霄之变袭占省垣昆明后,为保全性命,设计诱骗马荣一起求见全省回民宗教领袖马复初巴巴,恳请复初巴巴护理云贵总督并称平南王的事件演绎到杜文秀身上,被此后来滇的英法传教士和间谍广泛采用,并由之演绎出所谓平南国的经过,澄清了这个曾被西方殖民者所津津乐道的重要证据。笔者近年来曾阅览过许多描述杜文秀反清起义的西洋文献,曾在云南省内三迤回族聚居区及赴泰、缅两国进行过滇籍回族移民历史文化的田野考察,也曾翻译过多篇有关杜文秀起义研究的西方论著,对于近代旅滇西人谓杜文秀建立过所谓的平南国,并自称苏丹苏莱曼王号之说,结合国内正史文献及境内外实地调查资料,迄今毫无可资信赖的依据。自己深知其说纯属无稽之谈,常怀愤愤,如鲠在喉,却又一时觅不到确凿证据,今得此文,则批驳有据矣。 #p#分页标题#e#

王爱国同志毕业于云南大学,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是一位学者型的汉族领导干部,因长期在云南省宗教事务局负责伊斯兰教事务工作,接触到广大的回族穆斯林干部群众、知识分子和宗教界人士,深知正确评价杜文秀领导的回民反清起义对于今天云南民族团结、和谐、稳定的重要现实意义。他的《谁为杜文秀平了反为田汝康先生逝世两周年而作》一文,在深切缅怀田汝康教授道德文章,集中评介田先生为杜文秀平反昭雪作出卓越贡献的同时,根据田先生生前介绍的内幕,首次披露了此前鲜为人知的杜文秀卖国说的始作俑经过及范文澜、郭

沫若两位史学前辈在其论著中奉命将杜文秀定性为勾结英国侵略者,是祖国和起义军的叛卖者谬论的前因后果,读后令人恍然大悟。

第四期专栏里选刊的杜文秀手拟大理革命政权3份政治文告,用铁的事实证明杜文秀自始至终都未曾进位称王,既未建立什么平南国,更没有投靠英法帝国主义。专栏最后选刊的当代史学大师白寿彝教授1985年受托为云南省人民政府给杜文秀修墓立碑时撰写的《杜大元帅墓碑》,著名回族史专家杨怀中研究员撰写并收入《中国通史》近代卷的《杜文秀传略》,两篇碑传,史论相间,评叙结合,文采斐然,字字根据历史,句句来源于事实,不仅总结和肯定了杜文秀的革命事迹,而且高度评价了他领导的云南回民反清大起义在推翻清封建统治中的伟烈丰功。

阅毕这组论著,本人不禁为中国数千年来坚守的优良史学传统在当代的恢复而倍感欣慰。众所周知,中国是史学大国和史学强国,我们的先人对史官应具备的史德、史识认知最早,要求甚严。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界定说:史,记事者也。又持中,中正也。他从篆书史字的会意构造出发,明确指出史官记事必须持中公允。对于史的功能及意义,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更有清晰交待: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对于如何评价历史人物,章太炎曾谓:一人之史而可以与家史、国史、一代之史相取证者也。强调后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必须结合其所处的家庭、国家、时代来客观进行,不可文过饰非,更不可随心臆断。至于如何对史料进行辨伪取真,曾开近代史中国史学一代风气的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曾有告诫: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其普通公认之史料,或误或伪,非经别裁审定,不堪引用。梁任公先生此处关于史料辨伪的基本原则,上承乾嘉学派考据遗风,下采泰西科学方法,不仅是中国史家历来恪守的圭臬,更成为中国史学研究的优良传统。回顾前述范文澜、郭沫若两位史学前辈当年冒然误断的个案,恰恰犯了史家不辨史料真伪之大忌。史料真伪基础既失,论者纵有再高地位,纵有再多

宏论,亦于史无补矣。古人云:学术乃天下公器。所谓公器者,即真理、正义和公道之载体也。公理存,道义在,则学术真。因此,不论史学或其他任何学问,一旦丧失公器本位,则必将误导世人,诬人毁己,贻害无穷。

历史如大浪淘沙,滔滔向前,披沙沥金。同治十一年十一月,岁在壬申,时值寒冬,大理城破,清军屠城三日,人为刀俎,民为鱼肉,十万生灵涂炭,兵火逾旬,洱海红殷,苍山含悲。血雨腥风之中,帅府档案灰飞烟灭,史料阙失,杜公对外关系真相,遂成疑案。阅毕上述18篇论著,掩卷深思,不禁感慨万千:爱国反帝反封建压迫如杜文秀者,因帅府档案在兵燹中的湮灭,流传下来的史料鱼目混杂,无耻商人的欺世盗名,演义小说家的张冠李戴,西方殖民者的有意捏造,史学前辈的不辨真伪,反而遭受这般莫名诬蔑,蒙冤承垢达半个多世纪,后世治史之人,当引以为殷鉴。值得额首称庆的是,今天这组史学专论的集中刊出,困扰中国史学界半个世纪的这桩学术悬案,即所谓杜文秀卖国谬说,至此当可休矣!

最后我想说的是,值此中央提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各民族大团结,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际,我们的史学研究工作必须自觉服务于这个时代大局,自觉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根本利益。窃以为宁夏社会科学院《回族研究》杂志此举,正是落实中央提倡的科学发展观,以学术公器为己任,自觉服务于当前国家民族团结工作的急迫需要,服务于新时期和谐民族关系构建的具体实践和有益尝试。

责任编辑:马晓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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