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作品介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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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作品介绍
（三） 2012-4-8 18:20 阅读(17)
2。\"格式的特别\"——创作新形式、新结构的先锋
20年代沈雁冰（茅盾）对鲁迅小说有一个重要的评价；\"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多数人跟上去试验。\"这种特点主要表现为：
（1）新形式的实验性 鲁迅确实是完全自觉地借鉴西方小说形式，通过自己的转化、发挥，以及个人的独立创造，以建立起中国现代小说的新形式，具有新形式实验性的特点。他的《狂人日记》之所以被称为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打破了中国传统小说注重有头有尾、环环相扣的完整故事和依次展开情节的结构方式，而以13则\"语颇错杂无伦次\"，\"间亦略具联络者\"的不标年月的日记，按照狂人心理活动的流动来组织小说。在艺术表现上，作家不是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去描述主人公的心理状态，而是通过主人公的自由联想、梦幻，直接剖析他的心理；也不像传统小说那样，作者的叙述（介绍人物、铺陈情节，描写环境等）和作者对人物的心理描写之间界限分明，而是使作品中所有叙述描写都带有主人公的感情色彩，都渗透于主人公的意识活动之中。
而《狂人日记》尤其富有创造性的尝试。小说\"日记本文\"采用了白话文体，却又精心设计了一个文言体的\"小序\"，从而形成了两个对立的叙述者（\"我\"与\"余\"），两重叙述，两重视点。白话语言载体里表现的是一个\"狂人（非正常）的世界\"，主人公却表现出疯狂中的清醒，处处显示了对旧有秩序的反抗；文言载体却表现了一个\"正常人的世界\"，主人公最后，成为候补（官员）。这样，小说文本就具有了一种分裂性，对立的因素相互嘲弄与颠覆、消解形成反讽的结构。
（2）新结构的先锋性 在《呐喊》第二篇《孔乙己》里，鲁迅又在小说叙述者的选择上煞费苦心。小说的核心孔乙己与酒客的关系，已经构成了\"被看／看\"的模式；在这个模式里，作为被看者的孔乙己（知识者）的自我审视与主观评价（自以为是国家、社会不可或缺的\"君子\"，\"清白\"而高人一等）与他（们）在社会上实际所处的\"被看\"（亦即充当人们无聊生活中的\"笑料\"）地位，两者形成的巨大反差。集中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地位与命运的悲剧性与荒谬性。但作家并没有选择孔乙己或酒客作为小说的叙述者，而是别出心裁地以酒店里的\"小伙计\"充当叙述故事的角色。这样，他就可以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同时观察与描写孔乙己的可悲与可笑，看客的麻木与残酷，形成一个\"被看／看\"的模式，以展开知识者与群众的双重悲喜剧。而小伙计自己，随着小说的展开，也逐渐参与到故事中来，先是\"附和着要\"，后又冷酷地拒绝了孔乙己教自己识字的好意，从而构成了一个被看客同化的精神悲剧。他的背后正有隐含作者在\"看\"，从而形成第三个层面上的\"被看／看\"的结构。而读者在阅读的开始是认同于叙述着的有距离的旁观态度的，但随着叙述的展开，就逐渐远离叙述者，而向隐含作者靠拢，从小说外在的喜剧性中看到了（体味到了）其内在的悲剧性。读者、隐含作者、叙述者与人物就置身于如此复杂的小说叙述网络之中，呈现出既非单一的，又是动态的复杂心理、情绪、美感反应，而这一切复杂性又显现于极其简练的叙述语言与极其舒展的叙述风格之中：这正显示了鲁迅非凡的艺术创造力。
（3）叙事的主观抒情性 在小说创作中，鲁迅善于将主体精神、生命体验介入（融入）其中，充分体现了\"主观抒情性\"的特征。例如，在《伤逝》中就可以发现，小说的重心可能不在那失败了的爱情本身，而在于涓生明确意识到与子君之间只剩下无爱婚姻的\"以后\"，他所面临的两难选择：\"不说\"出爱情已不存在的真相，即是\"安于虚伪\"；\"说\"出，则意味着 \"将真实的重担\"卸给对方，而且确实导致了子君的死亡。这类无论怎样都不免空虚与绝望，而且难以逃脱犯罪感的\"两难\"，正是终身折磨着鲁迅的人生困境之一，直到逝世前他还写了一篇《我要骗人》，表露他渴望\"披露真实的心\"，却还要\"骗人\"的矛盾与相伴随的精神痛苦。鲁迅一直在探索主体渗
入小说的形式。《在酒楼上》与《孤独者》中，他又做了这样的尝试：小说中的叙述者\"我\"与小说人物（吕纬甫与魏连殳）是\"自我\"的两个不同侧面或内心矛盾的两个侧面的外化，于是，全篇小说便具有了自我灵魂的对话与相互驳难的性质。《孤独者》中\"我与魏连殳相识一场\"，\"以（魏连殳为祖母）送殓始，以（我为魏殳）送殓终\"，正是暗示着\"祖母--魏连殳--我\"之间的深刻的生命联系。而我与魏连殳的三次论争：关于\"孩子的天性\"、关于\"孤独的命运\"、关于\"人活着的意义\"，也是显示了鲁迅自身的矛盾与困惑的。这都是\"灵魂的深\"的开掘，构成了鲁迅小说诗性的丰富内涵
（4）艺术表达的独特性 在小说创作中，鲁迅也在追求表达的含蓄、节制、以及简约、凝炼的语言风格。他这样概括自己的经验：\"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能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肯什么陪衬也没有，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小孩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对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在《故乡》里那幅\"神奇的图画\"：\"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就仿佛绘画中运用疏体笔法涂抹大色块，色彩单纯而浓重，同样取得强烈的效果。还有祥林嫂那最后的\"肖像\"也只有寥寥几笔；\"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留给读者的印象可以说是惊心动魄的。
从以上的分析中，不难发现鲁迅小说创作具有实验的广泛性：他实际上是借鉴了诗歌、散文、音乐、美术，以至戏剧的艺术经验来从事小说创作，并试图将它们熔为一炉，于是就出现了\"诗化小说\"的创作特征。鲁迅的小说创作是他自觉地借鉴外国小说形式的结果，同时也是借鉴我国传统小说艺术经验的结果。鲁迅用无羁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创造了中国现代小说的新形式。
3.个性化的人物典型塑造（以《阿Q正传》为例）
鲁迅的《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一个杰出成就，也是最早被介绍到世界去的中国现代小说。这篇小说创作于1921年12月至1922年2月，当小说以笔名“巴人”在《晨报副镌》上连载的时候，著名评论家沈雁冰就在《小说月报》通信栏里指出：“《阿Q正传》虽只登到
第四章，但以我看来，实是一部杰作。”此后七十多年，阿Q在中国几乎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阿Q正传》也被译成几十种文字，国内外研究、评论文章众多。自《阿Q正传》发表之日起，对它的理解和评价就是众说纷纭，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层次的读者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去读解它，其结论也不尽相同，这正是作品本身的丰富性所决定的。
对阿Q形象的基本特征问题，学术界曾进行过长期的论争，有人认为阿Q是辛亥革命时期的落后农民的典型；有人认为阿Q“是一种精神的性格化和典型化”。有人认为，阿Q作为一个虚构的人物，是某些具有种种消极性格的人的“共名”；还有的人认为，阿Q是一个革命农民的典型，是一个一步步走向革命觉醒的农民形象。而目前学术界却趋向于认为阿Q是一个落后不觉悟的、带有精神病态的农民形象。
阿Q首先是一个被剥夺得一无所有的贫苦农民。作品对阿Q的阶级地位和生活处境作了明确而具体的描写。所以，鲁迅说过：阿Q“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同时，阿Q又是一个深受封建观念侵蚀和毒害，带有小生产者狭隘保守特点的落后、不觉悟的农民：他不敢正视现实，常以健忘来解脱自己的痛苦；他同时又妄自尊大，进了几回城就瞧不起未庄人，又因城里人有不符合未庄生活习惯的地方便鄙薄城里人；他身上有“看客”式的无聊和冷酷，如向人们夸耀自己看到过杀革命党，并口口声声“杀头好看”；他更有不少符合圣经贤传的思想；他有着守旧的心态，如对钱大少爷的剪辫子深恶痛绝，称之为“假洋鬼子”；他身上有着畏强凌弱的卑怯和势利，在受了强者凌辱后不敢反抗，转而欺侮更弱小者。阿Q的这些小生产者的弱点和深刻的传统观念，说明他是一个不觉悟的落后农民。
阿Q的不觉悟，更突出地表现在他对革命的态度和认识上。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阿Q最初“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但当现实的阶级压迫将他逼到绝境，而辛亥革命的浪潮又已波及未庄时，在他朴素的阶级直感中，终于产生了“要投降革命党”的愿望，但是，他对革命在态度上的这种变化，并不是政治上的真正觉醒，因为他对革命的认识十分幼稚、糊涂、错误。作品第七章写他在听说革命党进城的当天晚上，躺在土谷祠里朦胧中想象革命党到未庄的情形。这段想象表明，阿Q是带着传统观念来理解眼前的革命的。阿Q神往革命，不是为了推翻豪绅阶级的统治，而只是“想跟别人一样”拿点东西；阿Q抱着狭隘的原始复仇主义，认为革命后“第一个该死的是小D和赵太爷”；阿Q还幻想着自己革命后可以奴役曾与他一样生活在底层的小D、王胡们。总之，阿Q这种革命观，是封建传统观念和小生产狭隘保守意识合成的产物。
阿Q思想性格最突出的特点是他的精神胜利法。他能用夸耀过去来解脱现实的苦恼，他能用虚无的未来宽解眼前的窘迫，他连老婆也没有，却还如此夸口：“我的儿子会阔的多啦！”他能以自己的丑恶去骄人，他能用自轻自贱来掩盖自己所处的失败者的地位，并且立即从这种自轻自贱的“第一”中获取心理满足；他能用健忘来淡化所受的欺侮和屈辱，将屈辱抛到脑后。总之，阿Q在实际上常常遭受挫折和屈辱，而精神上却永远优胜，总能得意而满足，所凭借的就是这种可悲的“精神胜利法”。
在《阿Q正传》中，作者把探索中国农民问题（即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处境、地位）和考察中国革命问题联系在一起，作品通过对阿Q的遭遇和阿Q式的革命的描写，深刻地总结了辛亥革命之所以归于失败的历史教训。辛亥革命爆发后，赵太爷、钱太爷们和阿Q开始出现不同的动向。小说一方面写了赵太爷、钱太爷们从害怕革命、投机革命到垄断革命和镇压阿Q，由此揭示出辛亥革命的悲剧：革命的对象不仅仍然执掌着政权，而且“骤然大阔”，发了“革命”财，而应在革命中得到解放的民众依旧是任人宰割的奴隶。小说另一方面着重揭示和批判了阿Q式的革命，触目惊心地写出了阿Q至死不觉悟和他可悲的“大团圆”下场，由此暗示了辛亥革命更深层次的悲剧：革命没有真正唤醒民众，并未觉醒的民众糊里糊涂地参加革命，又糊里糊涂地被杀；而且可以想象，阿Q即使参加革命并掌握政权，他那样的落后的革命意识又将导致“革命”成为什么性质！《阿Q正传》要告诉人们的是：阿Q式的“革命”和杀害阿Q式的“革命”都只能使中国一天一天“沉入黑暗”；中国迫切需要真正的革命，而要使真革命获得胜利，首先需要有真的革命者和觉醒了的人民！
《阿Q正传》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它画出了国人的灵魂，暴露了国民的弱点，达到了“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效果。《阿Q正传》是鲁迅长期以来关注和探讨“国民性”的结果，他在谈到创作该作品的动机时明确说过是想“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来”，“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阿Q的身份虽是农民，但这个形象所表现出的性格弱点却并不只是农民才有的，它具有更广泛性和普遍性，鲁迅把阿Q性格作为国民性的最劣表现加以鞭挞，因而也就更具广泛的社会意义。因此，在作品发表的当时就不少人惴惴不安，甚至“对号入座”，以为鲁迅在骂他。鲁迅从整个国民的思想和精神状况出发，对其精神、思想的痼疾进行典型概括，是要提醒人们，引导人们反思和自省，同时也是要吁请改革者们共同来做改造国民性的工作。
《阿Q正传》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作品所揭示的阿Q精神，作为一种历史的和社会的“病状”将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中存在，它将作为一面镜子，使人们从中窥测到这种精神的病容而时时警戒。《阿Q正传》所写的虽是辛亥革命前后的事，但它的深刻的思想价值却不会随时代变迁而丧失。中国是一个封建政权、封建思想和文化统治了几千年的国家，封建意识不可能一下子从人们脑中完全清除，用鲁迅的话说，是积习太深，以至于产生了巨大的惰性。又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中国反封建的思想革命尚不十分彻底。因此，当年存在于阿Q身上的落后意识和精神病态也不可能从今天或明天的人们身上消除得无影无踪。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在当前乃至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在许多人身上，阿Q精神虽不再占主导地位，但却依然还可能
时时见到其影子。
近年来，《阿Q正传》的研究有了新的开掘，深入的探讨还会继续下去。
具有独特而鲜明的艺术风格。其风格特征之一是外冷内热。作者将思想启蒙者的高度热情，在小说中转化为对阿Q的痛苦生活、愚昧无知和悲剧命运的深切同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转化为对辛亥革命中途夭折的无比痛惜；转化为对赵太爷、假洋鬼子之流凶残暴虐、横行乡里的憎恶、鄙视。他把一颗火热的心深深地埋藏在心坎里，以犀利的解剖刀冷峻地解剖着一切。这种冷，是“不见火焰的白热”，是“热到发冷的热情”。特征之二是以讽抒情。鲁迅善用讽刺手法，在《阿Q正传》中，他以讽刺手法批判了阿Q的落后、麻木和精神胜利法，鞭挞了赵太爷、假洋鬼子等人的凶残、卑劣，谴责了知县大老爷、把总、“民政帮办”的反动实质。而其讽刺，又贵在旨微而语婉，虽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同时在讽刺背后处处隐含着作者改革社会重铸国魂的革命热情。特征之三是形喜实悲。作品展示了一出出喜剧：阿Q种种可笑的行径，未庄人的种种可笑可鄙，阿Q的衙门受审等等。但在这种喜剧性场面后面却都隐藏着深刻的悲剧，我们在被那些喜剧场面引得发笑的同时，又总是有一股无情的力量，把我们的笑变成一种含泪的笑：我们在笑阿Q精神胜利法时，又不能不为中国国民由失败主义引起的变态心理而感到悲痛；我们在阿Q可笑地厉行“男女大防”和“排斥异端”的行径中看到的是封建思想对人民思想的扭曲；在阿Q滑稽的求爱场面里感到作者对三十多岁孤苦伶仃的阿Q的同情；在阿Q与王胡比虱子而大逞武功中，看到了阿Q极度困窘的物质生活悲剧和极度空虚贫乏的精神生活悲剧；我们更在阿Q可笑的革命中，看到了中国辛亥革命不发动群众，不被群众所理解的悲剧„„作品这种形喜实悲的悲喜剧色彩，正是作品产生巨大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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