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培德传 序言
2020-03-03 11:32:05 来源：范文大全收藏下载本文
朱培德传 朱培德传序 言
我在大学里开设了一门“中国现代人物研究”的课程，选择不同类型的人物，分析其在现代历史发展过程中扮演的不同角色，指出各类人物的不同特点与研究他们所需特别关注的地方。所选类型中，有一类是
现代中国的军人。
在传统社会里，军队是统治者取得政权与维持政权的工具，只效忠于帝王个人。改朝换代、拓展疆域与维系家族统治完全依赖于军队的强大与否，军人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具有特殊地位。中国古代军事家孙子所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精辟地概括出军队与王权政治的关系。一部人类的古代历史，也能充分佐证孙子的论断。然而，传统社会里的军人多是被迫服役的，他们背井离乡，或戍边，或征战，地位相当低，生命无保障，随时都会丧身疆场，“一将功成万骨枯”，故有“好铁不打
钉，好男不当兵”的民谚。
伴随人类现代文明的发展，军队的功能有了重要变化，在逐渐建立起来的现代化国家中，军队效忠于国家(宪法)，是国家主权的象征，其主要的功能是维护国家安全，在国家危难时负有保民卫国的职责。军事力量(集团)完全受制于宪法，职业军队领导服从于民选的政府。军人只是一种职业，服役是公民对国家
尽责。
处于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近代中国，各种矛盾交织，冲突不断，统治者的权威丧失，传统社会的调节功能紊乱，现代的制度尚在发育之中。武装斗争成为解决矛盾的主要方式，军事力量(集团)的地位骤然上升，逐渐地脱离了各种控制，而成为控制国家的重要力量。毛泽东的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民间社会的顺口溜“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是不同阶层对当时情势的结。放眼中国近代史，绝大多数的争端均是用武装斗争的方式解决，而那些看似“和平解决”的背后，莫不是武力起着根本作用。因此，军阀的崛起便成了近代历史的一个显著标志。1912年中国建立了亚洲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后，政府不仅没有控制军事力量(集团)，反而被军事力量(集团)所控制，出现了一个军人主导国家的“军阀时代”一一直系、皖系、奉系军阀穷兵黩武，互相争夺，轮流把持中央政权。在1912～1928年的北京政府(北洋政府)时期，政府首脑更换了53人(次)，平均四个月就有一次“倒阁”，政局不稳可见一斑。担任政府主要职位的，不是军人，就是军人的代表。而在地方，也涌现出许多以省为割据主体的军阀派系。军阀征战造成了政治不稳定、社会动荡、生产力惨遭破坏的恶果，严重迟滞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因为中国近代军事力量(集团)的崛起，使得军人的地位也大幅度提高，不仅大的军事集团首领(军阀)可以当总统、国务总理、督军、省长，中级军官能够享受荣华富贵，就是下级军官也能鱼肉乡里，衣食无虞。在剧烈动荡、百业凋零的社会里，军人成了最炙手可热的职业，“当兵吃粮”，可以保证个人温饱，还可以通过战场立功来晋升军官，改变个人与家族的命运。如冯玉祥的父亲就因家贫入淮军，充下级军官，冯玉祥则在15岁就投军，从士兵开始，最后成为西北军的首领，叱咤风云。曹锟早年下乡贩布，经营失败后投军，逐级升迁，成了直系军阀头目，当了中华民国的总统。原籍山东的张宗昌家贫而被迫闯关东，仍生活无着，沦为胡匪，投军后发达，成了“不知有多少兵，不知有多少钱，不知有多少老婆”的“三不知将军”。王俯民所著《民国军人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收入北京政府时期正规军师长、重要混成旅旅长以上的军官履历，细察他们的身世，因家贫而入伍、因升官而显贵的例子不胜枚举。这样成功的
效应，自然吸引许多生活无着的青年人去投军。
1925年，国民革命军在苏联顾问的协助下建立，军队受制于国民党中央与国民政府，这种仿效苏联军事力量(集团)与动员型政党或文官政府的体制是相当先进的。国民革命军中设立党代表，中下级军官多受正规军校的训练，黄埔军校的-9生不仅学-习军事科目，也要9习三民主义等政治课程。1928年国民党依靠国民革命军完成北伐统一，成为全国范围的执政者，其统辖的军事力量号称“国军”。关于国民政府时期军事力量(集团)的地位问题，-9术界一直有争议。就职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9院的田玄新近完成的长达五十余万言的博士-9位论文《转型社会权力重构中的国民政府军人角色研究(1927~1949)~(2005年．南京大学)，明确提出“南京国民政府是一个军人政权”、“军人干政下的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结构是军事威权的独裁政治结构。由军事威权结构的内在规定性所使然，其必然缺乏基本的竞争和参与机制，其政府控制与渗透能力必然低下。又由于军人政权的内在规定性，其必然形成一种中国式的军人统治风格”。田博士的论点是一种极端，尚未得到学术界的认同，笔者也不敢苟同。然而，田博士的论点是值得重视的。再证诸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主要领导人蒋介石的军人背景，其行事方式的军人风格，军事将领们占据政府要津、地方实力派在各地独霸一方等事实，我们可以断定，南京国民政府的确有着浓厚的军事色彩。军人在政府中拥有支配性的特权。
其实，军人在国家(地区)中占支配地位的情况，并非中国所独有，在世界上也相当普遍，尤其是在拉丁美洲各国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独立的亚非国家中。军人干政甚至军人政权不断出现大致上与这些国家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社会出现脱序有关。军人成为某些国家现代化的领导者，也不乏成功的例子。在西方学术界，军人与国家政治的关系(军人干政问题)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之一，有相当多卓越的研究成果，如安德烈斯基的《军事组织与社会》、亨廷顿的《军人与国家》简诺维兹的《专业军人》、阿布拉罕森的《军事专业化与政治权力》、小威尔奇与史密斯的《军人角色和军事统治》、诺德林格的《政治中的军人：军事政变和政府》等等，都从不同角度切入军人在国家(尤其是新兴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的角色这一命题。
可惜的是，这些成功的研究范式，基本上没有被引入关于中国近代军事力量(集团)的研究中，或许，中国的情况极其复杂，任何一种理论框架都无法容纳。相对于繁荣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关于这一时期军事问题与军人角色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可以列举于此的包括文公直的《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1930年)、刘馥的《中国现代军事史(1924~1949)》(1956年)、冯兆基的《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1978年)、陈志让的《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中文版，1980年)、姜克夫《民国军事史略稿》(1987年)、齐锡生的《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中文版，1991年)、刘凤翰的《中国军事史》、张瑞德的《抗战时期的国军人事》(1993年)等。此外，关于民国时期重要军事人物如袁世凯、段祺瑞、蒋介石、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人的传记也有许多版本。这些著作各有其贡献，但多数是过程的描述、事实的分析，具体而微，缺乏宏观的考察及高屋建瓴的分析。
我在思考一个问题，在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民国时期，中国军人的角色有多大的变化。换言之，中国军队中有没有出现现代化的因素，中国军人有没有向现代职业军人转变的趋向?从总体上去回答这个问题有些难度，无论答案是肯定还是否定，都会有许多反面的事例。从个案研究入手或许是可行的。从朱培德身上，我们可以得到的答案是，至少在他身上，已经表现出向现代职业军人转变的趋势。
朱培德在清朝末年从军，身上有许多传统军人痕迹，他是讲武堂出身，靠着战功与讲武堂师长的提携渐渐地成为滇军的领袖之一，滇军成为他立身与发展的重要基础。但与当时把军权看成自己命根子的军阀不同，他对军队的控制相对较松，没有强化下级军官对他的个人忠诚，虽然他也抓住机遇扩军，但当国民党(国民政府)收束军权时，如1925年编成国民革命军、1929年编遣等，他都服从命令。可能会有人将此与他和蒋介石的关系联系在一起，然而，他与蒋的关系是后来建立起来的，他对蒋的服从，更多的是把蒋当成是国民党或国民政府的象征，如同他早期服从孙中山一样。朱主动地放弃了军权和割据一方的可能，这在当时是较为少见的例子。到中央后，他也只愿从事幕僚工作，晚年他信奉出世的佛教，有超脱现实的念头。朱培德有着较强的国家观念，促使他入伍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有感于国家败落，要强国以雪外侮之耻。他后来对各种内战没有兴趣，总觉得是伤国家元气，而致力于对外御侮的战争准备。当然，在那个各派力量为争夺国家政权打得不可开交的年代，谁代表国家都是争论不休的问题。我们只能从得到一般国际承认的政府是国家象征这一点来进行论述。朱培德的这种不同之处，代表了民国时期已经有少数的军人意识到服从国家的重要性，具备了转变为现代职业军人的萌芽。我曾经将此一想法就教于台湾的前辈学者蒋永敬
教授，得到他的称许。
研究历史的学者，总会强调客观与公允。然而，历史研究总是与历史的真实有差距的，历史研究似乎是一个有选择的镜子，它所反映的是经过筛选有些失真的历史。首先，“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的叙述往往涉及政权的合法性问题。控制主流意识形态的当权者，总会直接间接地将其引向对自己有利的轨道。其次，由于职业的关系，军人较少留下文字的记载，而军事战略、作战计划又都是机密，这给后世主要靠文字档案为基础的史学研究造成了困难。以军人与同样是在近代新崛起的另一个群体一——近代知识分子相比，就一目了然了。思想家和知识界创造着历史，而军阀、土匪、兵痞等也在创造历史。而且在一个动荡的前现代国家里，后者的能量不比前者小，影响更不比前者小。知识分子与军人影响社会的方式是不同的，知识分子用宣传、教化，即所谓“笔杆子”；军人武器，即所谓„„枪杆子”。“笔杆子”是软性的、长效的，即使最激烈的文字，在现实面前也显得软弱无力，所谓“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而“枪杆子”则是刚性的、直接的，枪声作响处，人头落地，山河变色。当年，《新青年》风靡海内，销量最多时也不过万余，下层的百姓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更谈不上能理解了。而军阀的举动，动辄波及数十万的士兵或者成百万的老百姓，让他们过了多少年还记忆犹新。可是在今天的历史记载中，《新青年》被一再强化，加上了无数光环，而军阀的印记除了被夸张成漫画式的无知笑料外，其余都淡化了，成了过眼云烟。这里面就有军人留存的资料不足的问题。以本书的传主朱培德为例，他文化程度并不高，又是在抗日战争前去世，留下的个人资料非常少，对他的研究更少。逝世不到70年，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位当年
叱咤风云的将军了!以致当他在南京的墓葬迁移时，地方政府竟然需要找民国史的专家来认证其身份。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搜集资料异常困难。作者去美国访问朱培德的后人，云南、江西及南京的档案馆查阅。所幸，台湾方面新近开放了原视为极机密的蒋介石档案，我们专程前往查阅，收获不菲，在本书中较多地引用。虽然我们已经尽力，属于朱培德个人的资料(书信、日记、文章等)仍然稀缺，真是莫大的遗憾，也多少会影响本书的立论。书中的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指正赐教。
将朱培德视作转型时期中国军人的一种代表，为其立传，并试图以此推动民国军事史、军事人物的研究，这是我们的初衷。成功与否，当由读者评论。
第十章辞世
一、日常生活与家庭
朱培德对母亲至孝，家庭责任感也重。他在广东时代(约1919年)就陆续接了母亲与兄、弟去广州同住，以后全家就随着时局变化先后迁南昌、上海、南京。1929年秋，朱培德辞去江西省主席一职，专任参谋本部参谋总长，举家迁到南京，开始了一段较为稳定的生活。初到南京时，住在鼓楼头条巷口的第七师驻京办事处的楼上。一年多后，搬至二条巷一幢双层砖房。他先是将母亲及兄弟安排在上海居住，1932年秋间，他们夫妇及母亲、孩子迁入在南京中山陵园新村新建的房屋，其母亲的卧室是全屋最大最好的房间，面朝东南，光线极好，且有阳台，是朱培德建屋时亲自设计的。因房子所限，朱培德的兄弟仍住在上海，他待兄弟甚好，承担了侄子们的一些教育费用。
南京夏日极炎热，也是在1932年左右，朱在庐山牯岭建屋，为家人避暑之用。每年6月底前后，他送母亲及在京沪一些家人乘江轮去九江登山，自己通常留在南京办事，如可能，则随后去庐山休息一两个
星期。
由于多年带兵的习惯，朱每日凌晨早起，几分钟内就洗漱完毕。用过很简单的早膳(淡粥咸菜或面食)后，多在书室内读书或做当日公事的准备工作1小时左右，约在7点前离家去办公。下午回家后，总是先去母亲房内请安，问长短，然后才去自己卧室换洗。有空闲时以运动、搞园艺、看书为主要活动。晚餐时全家围坐长餐桌，母亲坐一端首座，每餐总有一两件云南家乡菜，如自制的酸泡菜、腌菜、牛肉干，偶尔还有家乡的菌、火腿、乳膳等物。晚餐时或饭后，他总找机会训导子女。晚上，母亲睡前(约九点左右)，
朱总要去与她聊一会天才请安歇。
家中日常事务概由夫人赵慧君主理，较重要的家事则由两人共商后决定。夫人相夫教子，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她日常应酬也不多，只与朱培德几位朋友的家眷过往。他们在京时的社交活动有限，每年除参与
几次公宴外，仅与三五友人、同僚往来数次。
朱家的卫队，在广东及北伐时代有二三十人之多，卫士多是滇军部队及西南各省战役投降的军士，北伐及主政江西期间的卫士多是从北方军俘来自愿跟随的军人。抵南京后，朱因战事已完毕，就将卫队大大缩减，三位校级副官先后调任总部军职，仅留一位孔姓副官及六位士兵。他们住在特建的一小屋内，查夜分班站岗。朱每日办公出入由孔副官伴随。卫士不但绝对效忠朱，且对朱家子女也有很深的情感。朱故后，军委会议定留卫队在朱家继续护卫。抗战开始，孔副官自愿留在南京，在朱培德墓侧筑一小茅屋在旁护卫。有两位卫士则辞去军职，跟随朱家老小，在逃难的路上护卫。
朱培德的机要秘书陈啸湖是云南宣威人，跟随多年，朱在参谋本部及军委会的所有往来信件、密电、会务文书、记录都经陈亲自办理。陈有较深的文史造诣，为人极谨慎寡言，常到朱家办公文事务，甚至会住在朱家。朱培德病故后，陈应国民政府治丧委员会的要求，两天之内即完成了《朱培德事略》一文。
1．锻炼身体
朱培德身为军入，同时又有胃病，所以对锻炼身体格外重视。到南京后，生活稳定，他就开始积极锻炼身体。关于锻炼的动力，他曾对家人说，中国将要打一场为保民族生存的大战，他必须赶快壮健起来，蓄有足够的精力去打这场仗。他平时参加较多的运动项目有网球、高尔夫球、骑马、狩猎。他在江西时初步接触网球，抵南京正式学打网球，不久就上了轨道。他通过友人找到～本英国出版的网球自习教册，请人将其中的要点译为中文，春、秋季每逢有暇，在傍晚时分去球场同家人打一场，晚上常在卧室执球拍按书中图形挥动练习。因他年轻时有运动基础，身体协调性不错，所以网球技术进步很快。
他接触高尔夫球，则是缘于张学良。张学良到南京时与朱培德闲聊起健身运动时，说到高尔夫球的奥妙和优点，并邀他到郊外刚建的球场演习一次。朱培德很感兴趣，表示要学习，并请张推荐了一位教练。何应钦、唐生智也感兴趣，同时学习。有段时间，三人星期天有空就一同去打球。朱培德进步最快，一年多后就获得南京高尔夫球会的冠军奖。有一次，朱培德在高尔夫球场上遇到英国大使馆的一位外交官，要求竞技。两人开始不久后就下起小雨，英国外交官说，英国雨多，在雨中打高尔夫球是常事，但不知朱将军愿不愿继续打?朱不愿在外国人前示弱，丢中国人的脸，就说当然要打下去。十几分钟后，毛毛雨变为瓢泼大雨，两人变成“落汤鸡”，全身湿透，场地也变泞滑，很不易打。但朱培德不愿先说暂停，再过几分钟后，英国球伴窘窘地启口要求停止，朱表示同意。朱后来自豪地对家人谈及此事，并说，此英国勋爵将来
回国时，可能带回一点对中国人的新观念。
朱培德在秋冬寒冷季节以骑马或打猎为运动。他在讲武堂时就以超常的马术著称，自称能通马性，早年带兵时遇有无人能驾的劣马总请他去降服。他在冬日清晨会骑专用的阿拉伯种高大黑马登紫金山游览，骑技高超，仅用膝盖压力使马前行、后退、斜着走、前蹄升高起立等等，有时扬鞭策马，在大道上风驰电掣般地飞奔。他与自己的马关系亲密，那马从不让他人骑上。朱逝后一周左右，马竟卧地死去。冬季雪后有机会时，朱培德也喜打猎。有时与何应钦同到附近山中打獐、鹿、野鸟。有一次他在树丛中打下几十只小鸟，然后，把这一大堆鸟交给温泉饭店煎食。随去的长子朱维亮(大概十岁左右)向他说，自己觉得打鸟是很残酷的事。朱培德听后沉思一会，回家路上也不多言。次日，就将自己收集的几支猎枪锁在枪柜内，从此再不打开。后人记道，朱“军书余晷，初喜射猎，蓄猎犬驰逐山泽，借以锻炼体力，嗣以不忍残兽禽，
即罢之”。
朱培德年轻时不会游泳，在广东作战时曾两次落水，几乎没顶，所以一生怕水。他在庐山牯岭的房屋旁引山溪流水积成一小泳池，请一位教练教家人游水，他虽已是四十多岁的人，也与子侄辈一起参加学习。他会游后说能克服有生唯一的“怕”，至为快慰，且发现游泳是最好的全身运动。他在牯岭时，每天总要游
两三小时。 2．自习求知
朱培德早年受私塾教育，后毕业于云南讲武堂，文化程度不高，以后长年戎马倥偬，没多少机会补习。他比较注意抓紧时间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到南京后在家中时勤于读书自修，在清晨、晚上或星期日常抽出时间选读各种书籍，练习书法。他的阅读范围很广，从中国史、诗、散文到有关欧、日、美近代政治、社会、民情等的资料。读书过程中，常用一小册子分类录下较重要的内容或心得以便日后参考。有时他还会就获得的新领会或新概念，或有意味的诗词，与家中读中小学的孩子们交流。商务印书馆发行一大套《四库全书选集》，朱马上买了一套，藏留在三个特制的大书柜内，曾说等打完“大战”胜利后退休回家，开柜从头读起。他对孩子们说，求学求知是终生不断、不能松懈的事。他最后的遗墨里有“觉得学问没有大进步，而光阴则一天一天过去了，真是急煞”等类的文字，就反映了这种求学的积极心态。
朱培德在国际交往场合(如会见外国使节、军事文化团体等)，非常注意中华大国的体面。他常对部下说，不能重演清廷使节在外国失礼，被外人耻笑的故事。为此，他特请参谋本部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的一位外文秘书晚上到鼓楼家中教习英语，讲授欧洲文化、历史、社会、风尚、礼仪等，并让夫人同时学习英语和正规宴席上的礼节，“粗浅酬应之言，类能上口”。①1936年，朱培德得知自己将代表中国出席英皇翌年加冕大典，特制了一套一级上将的陆军大礼服，并同夫人一起练习交际舞。
朱培德学习的一个方法，就是时常翻阅字典，通过字典来掌握新的词汇。不仅遇到不认识的字要查字典或辞源，平时也注意字典中自己不熟悉的新鲜词语，有时还与孩子探讨，互相学习。他会用一小手册将新词汇记下，并用这些字词练习造句，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掌握。这个习惯保持到他最后生病的时刻，1937年2月15日，朱感到身体不适，就夜半起床，在阁楼上静坐造句写字，以安病体。这些带病随意写的简单字句，正充分流露了他内心一贯的真情，表现出对儿女、父母、国家的爱护，对自己修养的见解
和要求：
盖 天冷，夜晚睡觉要盖被盖。
养 父母养育我，我要孝顺父母，方能报父母之恩。
吹倒 根深蒂固的大树不怕风吹倒，广土众民的中国日本把他无奈何。
吹断 一个人失了自信力，就像吹断线的风筝一样，永无自立的时候。
讲 无益于身心修养的话不可多讲，有损他人名誉的话切不可讲。
旗 国旗就是代表国家，我们把国旗看得十分的尊敬。
会 现代的国民要会用武器来保护国家，才会受人们的尊敬。
怕 我怕无能力，我怕受耻辱，我不怕到战场去拼命。
放进 不要让敌人(日本)的势力放进国里来。
渐渐 我们的国家渐渐富强了，我们准备着去收回我们一百年来失掉的土地和人民。
急煞 觉得学问没有大进步，而光阴则一天一天过去了，真是急煞。
3．信奉佛教
朱培德带兵征战几十年，亲眼目睹成千成万的军人(包括他率领的及敌方的官兵)在他指挥的战场上丧失生命。虽然他自己抱着牺牲的精神投入战火，但每次战后见到多少充满生命力的青年遭受死伤的痛苦，总隐约有些负疚的感觉，认为他自己应该直接或间接地承担责任。随着年纪的增长与阅历的增加，朱培德对宗教发生了兴趣，其原因主要就是多年积累的“精神包袱”，这种隐埋多年的负担，加之长期征战使他患严重胃病，常有力不从心之感，逐渐导致他试从宗教教义中探求解脱。朱培德的母亲念佛40年，对他有一定影响。两人一同外出，朱母每遇寺庙，均要进香拜佛，朱培德也随侍在旁。曾经跟随朱培德多年的参谋长黄实逐渐对战争失去兴趣，退出军界，成为虔诚的佛教徒。经他的介绍推荐，朱培德产生共鸣，开始对佛教发生兴趣。起初，朱自己选读经书，也曾去南京近郊佛寺与较知名的住持高僧研讨经文。西藏的*及*到南京设坛讲经时，朱带着孩子去听，由此就对藏传佛教特感兴趣，到了入迷的程度。他先后请了两位来京传道的*到家中短住，为他讲解密宗，其中有一位*名圣露，是云南丽江附近一大寺院的住持，会讲些云南话。1935年前后，朱培德在家中阁楼内特设小间，作为他研究佛理的静室。他还向孩子讲授佛教在印度及中国发展的史迹，介绍佛教的教义与理论。
佛教教义中四大皆空、退隐平和、与世无争等观念，对朱培德的行事有较大的影响，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里，对利禄职位看得较淡。蒋介石对朱的消极略有不满但也理解，他在评论周围的人才时，将朱与戴季陶说成是“较有才干而其意态消极，不能为用，是最大之不幸”。而戴季陶也是国民党高级官员中笃信佛教之一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在民国历史上，由军人转而厌恶战争、信奉佛教的例子并非罕见，但那大多是在战败后或受重大挫折的军人，像朱培德这样在一切颇为顺利时就笃信佛教而萌生退意的，并不多。朱培德主要是对佛教的教义有兴趣，他会拜访名寺，但不注重诵佛经、拜佛祖及烧香等形式。
也因为信奉佛教的原因，朱反对子侄辈再学习军事。有孩子志在从军，他就说军人是个破坏性的职业，他一人就够了，下一代应该从事建设性的事业。他生平注重农业，曾在南京市内购置一块地，在专家指导下种了几百棵果树，准备与子侄一块研究果树改良。在他的影响下，朱家的下一代，大都学习工科与农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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