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发展的环境审视

2020-03-03 13:19:35 来源：范文大全收藏下载本文

农业发展的环境审视

吴文良韩纯儒

自90年代中期以来，伴随着农产品供需矛盾的缓和，特别是近几年供需基本平衡、丰年有余态势的出现，一系列突发性、全局性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相继出现：黄河有史以来出现高达265天的断流；平原区地表水几乎全部污染；海水污染严重，赤潮危及渔业生产；每年的夏收和秋种，我们都处在由于秸秆焚烧引起的大气污染的危害之中；1997年的特大洪灾几乎超越了国人可以承受的极限；1999年的酷热和严冬记忆尤新，2000年酷夏高温已经开始再创历史新高；新世纪第一个春天的北方十几次沙尘暴伴随着大规模的持续干旱毫不留情地向我们袭来，整个北方已处在水资源危机的威胁之下；而多年来几乎从人们记忆中消失的蝗虫却又卷土重来……

所有这些，给予我们深刻的警示：

(1)资源退化、生态环境恶化已经毫不留情地开始向我们展开了报复；

(2)这些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打破了地区、行业、城乡的界限，呈现交叉性、综合性作用；

(3)政府和相关方面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认识上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即便如此，仍然无法有效地遏制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对突发性、全局性生态环境问题的处理更显得力不从心，“四两拨万斤”的高难要求经常导致“回天无力”甚至使问题“反弹”；

(4)农业作为一个最大限度依赖于自然而又受到人工强度控制的特殊的生产部门，既是生态环境问题的受害者，又是最主要的“贡献者“之一；

(5)我国农业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不得不重新审视生态环境问题、从根本上采取战略转变的关键历史时期。

1.我国农业发展中生态环境问题的地位和作用与基本态势

1.1 我国农业发展的新阶段、新矛盾和新机遇

中国农业经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粮食及农产品的供求状况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全国已形成了年产粮食5亿吨的综合生产能力，肉、蛋、奶、鱼、菜、果的能力也显著提高。大多数地区已实现了温饱有余，农产品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在农业面临的主要矛盾中，产品品种、品质、成本效益和生态环境问题已上升至主要地位。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全球化新形势的到来，农业的竞争力及发展前景将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上述问题能否妥善解决所带来的新机遇。

1.2 我国农业生态环境问题与农业可持续发展

(1)我国现代农业是在农业资源环境相对贫乏脆弱的基础上、农业增长对资源消耗型技术体系有较强依赖性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由于对现代农业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和社会代价在认识上的滞后，许多农业资源环境问题多年形成积重难返的局面，与全国农产品供应充裕、农村经济接近小康的乐观形势形成了令不少人难以接受的鲜明对比，严重制约乃至损害了农业持续发展能力。

(2)当前，虽然农业(指大农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所占比重已大大下降，但大农业所占地域及农业人口比重仍然决定着农业在全国生态环境治理上的重要地位。忽视农业在我国国民经济可持

续发展及大的生态环境改善或恶化中的作用，将带来不可估量的后果。

1.3 当前我国农业的重大生态环境问题

(1)水资源耗竭。农业灌溉需求无节制的增长，至今已导致灌溉农业面临灌水资源耗竭局面。对水资源的掠夺和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已形成北方农区干旱的趋势。北方大范围地表水体呈现萎缩干涸态势，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农业抗旱能力削弱，许多地方把“南水北调”看作是解决缺水的最后希望。

(2)水土流失和洪涝加剧。河流源头林木植被破坏，河流中上游积水区的荒坡地被广泛垦殖，导致涵养水源能力下降，水土流失，泥沙淤积，洪水泛滥，旱涝频繁异常。湿地开垦，围湖造田，使河流的洪水调蓄能力下降，加剧了季节性洪涝的发生。

(3)北方大范围的土地沙漠化。由于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生态脆弱地区人口增长，盲目开荒和过度放牧，自然植被严重退化。人工植被建立与恢复缓慢，生态系统极不稳定。近年气候异常及人为活动增加是形成北方大面积风沙频繁的根本原因。

(4)水污染。地表水系、湖泊河网在城镇工业排污、生活污水及农牧渔业污染的多种影响下，受到严重污染的富营养化，并使农用水资源危机加剧。典型地区(例如太湖流域)在进入水体的总量中农牧渔业污染源的贡献率已近一半。

(5)化学环境。化肥、农药及其他农用化学品的施用失控，使农业生产的化学环境呈逐年恶化趋势。化学品投入效益递减，水、土、农产品及生物体内残留日增。过量滥用化学品威胁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健康，损害了农业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化，后患无穷。

(6)农业废弃物。现代投入和规模化集约经营条件下，大范围田间焚烧秸秆和无处理排放牲畜粪便，成为新的环境公害日趋严重。我国传统农业有机物再循环的生态机制正逐渐丧失。

(7)耕地土壤质量下降。在投入产出强度逐年增加及复种程度提高的条件下，重化肥轻有机肥及生物养地措施，重N肥轻PK肥、重产出轻地力的普遍倾向，导致土壤有机质消长赤字及养分收支亏损，土壤的自然能力在许多地区趋于下降。城市三废污染逐年加重和农田污染面积扩大，使土壤污染不断发展，最近一项研究表明北京上市蔬菜中强致癌物苯并芘普遍检出。此外，经济快速增长中城市、工矿、交通占用耕地有增无减，大量优质耕地被转为非农用而难以由开垦边际土地来补偿，这一切加剧了耕地土壤质量下降势头，成为未来农业增长的重要限制因素。

(8)陆地生态系统。在人口、粮食、环境破坏的多重压力下，我国陆地生态系统野生动植物的生存空间急剧缩小，许多地区自然植被丧失殆尽。区域生态系统农、林、草、水结构比例严重失调，环境超载，自然生态功能极大的削弱。面对社会经济发展新高潮和全球气候变化的冲击，环境退化、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抗逆力及对生物生存和适应性，都呈现不确定的前景。

2.我国农业生态环境问题类型分析

2.1 我国农业生态环境问题的区域类型分析

广义地讲，农业生态环境问题是与农业资源尤其是农业自然资源交织在一起的问题，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原生生态环境问题，主要表现为旱涝盐碱、水土流失等生态环境脆弱的问题；

二是由于农业本身集约化造成的化肥、农药、地膜污染和畜禽粪便污染等，这一问题可进一步扩展为对地表水、甚至地下水的危害；

三是由于工业和城乡生活造成的外源污染。

总体上看，我国三类农业生态环境问题均呈加剧之势，其中原生生态环境破坏尤为严重，在广度和深度上最为突出，在广大生态脆弱区与经济贫困交织在一起，构成我国的生态经济“双重贫困”难题。农业集约化导致的次生生态环境问题在广大平原农业主产区长期处于潜在积累状态，近年逐渐显露，将成为制约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又一深层隐患，在井灌区与水资源短缺、浪费问题交叉在一起，呈现日益加剧的趋势。

2.2 农业生态环境问题类型与我国区域农业发展类型的关系

我国农业生态环境问题与区域农业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实际上从根本上决定着我国区域农业发展的基本模式，大致可分为四个类型：

一是生态环境脆弱经济贫困类型区。主要位于长江、黄河中上游水土流失区、广大高原、山区和风沙区，属生态经济文化的“多重贫困区”，大部分也是国家级的贫困区。

二是生态环境丰富经济欠发达类型区。这类地区多位于南方、东北丘陵区，其生态环境条件较好，人均资源量相对较多，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三是广大的平原农业高产区。主要是东北平原、黄淮海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等广大平原农区，是我国粮棉油肉等农畜主产品基地，常规农业发展水平高，农业集约化对资源环境生态的压力大，尤其是秸秆、粪便污染、化肥污染严重。

四是城郊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工农交叉、城乡交叉、生产与生活交叉、污染较重，集约化水平和技术经济水平高。代表了我国常规农业现代化的最高水平。

以上四个区域农业发展类型所面临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各不相同，由此也决定了区域农业发展的途径、模式、目标也各不相同。

2.3 我国农业发展阶段与农业生态环境的关系

考察自建国以来50年我国农业的发展，从生态经济关系的角度出发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建国到70年代末，基本上是“以粮为纲”的目标导向阶段，生态和经济及其协调发展根本没有纳入农业发展的目标之一。

二是整个80年代以生产经济为主导、而且经济目标导向日益强化的阶段，资源和生态环境问题虽然已经表现出来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并未真正纳入农业发展的目标。

三是进入90年代以来农业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迫使政府将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持续性开始纳入农业发展目标体系之中，但以资源保护、高效利用和生态环境改善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仍然没有占据农业发展的主导战略地位，常规农业发展战略的巨大惯性依然发挥着决定作用。生态环境问题的处理尚处于不得已而为之的状态。

毫无疑问，生态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必将成为新世纪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第四个阶段（即农业生态经济一体化协调发展阶段）必将到来，但我们目前仅处在转折时期的起步阶段。

3.我国农业生产结构中隐含的深层生态环境问题

3.1 我国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的本质

狭义的农业生产结构主要是指是以种植业为基础的农林牧渔的产业结构，其优化意味着合理的结构比例的形成。但广义的农业生产结构及其优化调整的本质是“三个结构”的一体化协调发展，即：一是农业资源和生态环境结构，这是基础；二是农林牧渔大农业生产结构；三是社会需求消费结构，只有达到这三个结构的协调，才能实现真正的农业产业结构优化，而且这是一个逐步调整、动态优化的过程。特别是国内市场经济的发展加上即将加入WTO的冲击，农业结构越来越受到市场需求的影响，这无论对农户、农业企业还是区域农业发展都是新的挑战和机遇。

3.2 我国农业资源和生态环境与农业生产结构之间的基本矛盾。

总体而言我国是一个多山国家(山区占60％以上)，农业生态环境较为脆弱，特别是加上人口的巨大压力，使得粮食生产长期以来成为我国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我国农业资源中最为稀缺的耕地和灌溉水不得不大部分投入到低经济收益的粮食生产中去，由此决定了我国农业的基本格局。即使在不适宜粮食生产的地区，粮食生产也成为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的必要前提。

此外，与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先进的农业发展不同，中国的畜牧业并不是建立在大规模的人工草地上，其主体仍然立足于以粮食生产为基础的养鸡、养猪业，而高效率高效益的草业和草地畜牧业不仅没能发展起来，而且草地“三化”正成为我国生态退化的主要问题之一。

总之，以粮食为基础的种养业的发展决定了我国农业的基本模式，尤其使我国平原农区承担了过高的生产重负，由此也导致了我国农业资源环境压力过重。自80年代以来迅猛发展的蔬菜、水果生产虽然成为我国农业生产经济最强劲的增长点，但却伴随着大量农用化品的过量投入，不仅远远高于粮食生产，而且与国外任何一项农业生产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使得国外早已开始全力调整的常规生产方式在中国高需求快发展的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即使在新的生态型消费需求的强力拉动下，这些常规的生产方式也很难一下子转化过来，尤其面对国际市场竞争的加剧，必将显得进一步难以适应，生态环境问题不仅已经转化为生产问题，而且成为消费问题、经济贸易问题乃至生活方式选择的制约。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现行的农业生产结构和生产方式隐含着深层的资源和生态环境不可持续问题，并已发展成为生态经济一体化的问题。

4.农业发展中环境恶化的政策原因

农业政策执行和管理上助长农业环境恶化的几个主要倾向有：

4.1 重资源开发，轻资源养护，没有资源相对有限和环境承载力的概念

以农田水利为例，主要的政策、措施、机构、投入都集中于开发、利用地表地下水资源，而水源的涵养、保蓄、利用、补给平衡却很少体现在有关部门的职责之中，近半个世纪经验教训已表明：在北方地区依靠发展灌溉增产粮食是有限度的而且代价甚高，过量开采过度用水已证明是不可持续的，山东蓬菜黄掖平原、北京和河北的太行山燕山山前平原、甘肃河西地区的绿洲农业开发，都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

北方草原地区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草场管理模式下，超载趋势难以遏制，草场普遍退化，大范围生态危机时有发生，其根源在于既把大面积优良草地不适当地开垦为农田，又在低承载力的草

场上发展过度放牧，陷入进退两难困境。

4.2 重粮食(及棉、油、肉、蛋、奶)目标，轻经济目标和环境目标

农业生产本是一个多目标的生态环境系统，而在政策计划的制定与执行上却仅将其作为一个单目标的生产系统来处理，导致环境问题的产生和恶化，例如发展菜篮子工程中生产部门对猪、鸡、奶牛场的设计为节省投资多省去粪尿处理部分，在项目设计、投资规划、机构职能划分上没有环境部分被认为是正常的。单一生产目标的另一个直接后果是高投入、高产出、低收入、生态失衡典型的大量出现。商品粮基地和畜产品基地是建立在超采地下水、污染环境的基础上的，在粮食生产和畜产品市场趋于饱和的情况下，这种吃老本、上产量、出政绩的模式更显得与当前严峻的资源环境形势不相称而缺乏生命力。北京市在地下水严重透支、“南水北调”工程济困的形势下，仍在为完成粮食、肉类总产的硬指标而竭尽全力，而在限制农业用水量、调整农业水价和压缩耗水种植制度方面较少作为，原因在于有关行政领导目标责任制中没有环境目标的位置，也缺乏应有的法规和体制。

4.3 农业技术的选择缺乏环境政策制约机制

决策中受生产技术条件限制，同时部门利益驱动的影响较大。生态农业的发展停留在一般号召上，农业环境保护工作长期提不上日程，当前处于萎缩境地。

受六十年代世界绿色革命技术传播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技术体系有重大进展。物质技术投入增幅大，成效好，与此同时，用可持续农业技术体系(或替代技术)更新常规农业技术体系，使生产效益、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结合起来的方向，也被提出并传入我国。然而，农业技术传播与发展的实际过程，是常规技术传播远胜于替代技术的发展，七八十年代之交一度颇受重视的生物防治和化学农药相结合、有机肥和化肥相结合的方向，至今几乎成为农药、化肥的一统天下，这反映了我国目前市场经济条件下、技术行政部门的强烈影响力，相对而言，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相形见拙。

5.可能的政策选择

5.1 中国大农业生产结构和管理必须进行“全面绿化”

从生产资料的无害化控制、生产基地的生态环境质量控制、农业废弃物的无害化处理利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控制等方面入手建立中国农业的绿色产业体系，重点是建立以农用化学品安全高效施用和生态农业、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分级生产的产业体系。

5.2 由自上而下的单向行政制约关系、绿色部门单一制约关系向纵横交错的网络化制约、激励机制转化

建立资源与生态环境核算体系，不仅把资源高效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纳入各级农业持续发展的目标，而且纳入涉农行政和经济管理、农业微观经营的激励与制约机制，把农业发展尽快置于生态合理与环境保护的轨道。

5.3 对农业科研、教育和公众教育进行全面“绿化”，主动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

建立生态文化、生态文明的社会氛围，积极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农业资源、生产、经济的优势互补与结构优化，建立生产、生态、生活“三位一体”的自然—经济—社会良性循环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