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想要的社会——《重新发现社会》读后感
2020-03-02 06:27:34 来源：范文大全收藏下载本文
我们想要的社会
———《重新发现社会》读后感
从儒家所宣扬的“大同社会”到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全面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的概念对于我们而言，并不陌生。同时，“公民社会”也成为了近年来屡屡被提及的词汇。可当我们认真思考以后，却会不断疑问：社会是什么？公民社会该是怎样的社会？我们如何成为公民进而去建造一个公民社会？阅读熊培云的《重新发现社会》，跟随作者的思考去逐渐拨开迷雾，解答疑惑。
《重新发现社会》对身处“历史三峡”中的中国及其前途作了一次通盘思考，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历史、文化、互联网等领域。作者既条分缕析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又提纲挈领地记录了近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的革命性成长。如何超越左右纷争，重建国家伦理底线；如何重新焕发社会的活力与创造力，扶正个体的权利与价值，即在“自由即秩序”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新中国”。
熊培云的文字，充满着最为理性挚诚的批判之声，却对未来永远保持者最温和的乐观。他力图通过引导个体重申个人责任，从而建设一个人道的、宽容的、人人为自由而尽责的美好社会。而我们，正是通往美好社会的基石。
第二次“解放战争”
如果说1949年结束的解放战争标志着国家从战争中获得解放，那么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就可以被称为第二次“解放战争”，意味着社会从国家体制中逐步获得解放。正如梁文道先生所说，改革开放，就是国家不断退却的过程。众所周知，曾经的中国是一个“全能主义国家”，无所不能的政府在掌管着一切，大如产业结构、收入分配，小到个人的娱乐方式，家庭生活，全都离不开国家的安排和布局。相较改革开放以前的穿衣服没有自由，找工作没有自由，想挣钱没有自由，想思考没有自由等等，现在中国人的自由显然增多了。我们可以选择崇拜自己的青春偶像，可以选择自由恋爱，可以在劳动力市场中选择合适的工作岗位。而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拨打急救电话，公立医院的救护车会先跟你谈价钱；上访申诉，机关部门会将你拒之门外。这个国家到底怎么了？为什么我们觉得它不该退避的地方，它偏偏不在；觉得它不该出现的地方，它却好端端站在那里稳如泰山呢？
谈到对国家的理解，很多人会自然而然的想起美国总统肯尼迪就职演说的那句“至理名言”：“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应该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就在人们将这种爱国主义视为个人最高尚情怀的时候，身处同一国度的弗里德曼却有着另一番思考。弗里德曼批评肯尼迪没有真实地道出一个自由社会的理想，没有厘清公民和政府的关系。简单说，国家是一起缔造它的国民的服务者，而政府不过是一个手段，一个工具。“除了公民们各自为之服务的意见一致的目标以外，他不承认国家的任何目标；除了公民们各自为之奋斗的意见一致的理想以外，他不承认国家的任何理想。”
现代政治理论认为，一个有希望的政府应当是一个“权小责大”的政府。而二十一世纪中国最显著的进步也正在于，“小政府，大社会”日益成为人们的共识。一个好的政府只是负责提供公共产品，担任社会“裁判者”和“守夜人”的角色。而所谓的转型就是从“国家解放”向“社会解放”转变。政府一方面应承担起更多的民生责任，让生活在社会各个阶层的人都能有尊严地生活，即使是社会最底层者也不会因社会的迁延而被遗弃，一样拥有享受教育，医疗，住房和养老等基本权利；另一方面政府应谦卑地使用好自己手中的权力，把权力关进法治的笼子，在接受社会监督的同时，充分放权，给社会组织和民间力量更多的生长、发展空间，让个人和家庭有机会通过独立或合群的努力改变生活。
公民社会的建立通过一点点理清群己权界，使公民权力得到保障，成为一个完整的权力主体，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联合，最终以公民权利为结点的网状体（公民社会）逐渐代替以权力为中心的星状体（政治社会）。从“新中国”到“新新中国”，既是中国社会自我解救的过程，也是个体权利不断觉醒的过程。而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这场为争取权利而进行的“解放战争”还将长时间地持续进行。
推土机的时代
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篇写到：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而对于那些面对暴力拆迁，以死抗争的人们而言，推土机无疑是当下时代最具象征性的“权力图腾”。毫无疑问，近些年来的野蛮拆迁行为正在成为全民公敌，一方面在破坏着流传千年的文明，另一方面在肆意践踏着普通百姓的生活和赖以生存的物权。作者在书中写到：“面对四处风起云涌的‘拆迁运动’，有中国人自嘲‘China’就是‘拆哪’。如此‘原音重现’虽有夸张、戏谑之嫌，但它无可怀疑地触及了埋藏于中国人内心的某种隐痛。”在“百度新闻”搜索栏里输入“暴力强拆”后点击搜索发现，与之相关的信息多达近38万条，每一条新闻的背后
都是民众无法承受之重。
在西方，民法被认为是“社会生活的圣经”，是“公民、法人的权力宣言”。早在两百多年的法国，拿破仑就任命包括第二执政官康巴塞雷斯在内的五位法学家组成委员会起草人类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国家的民法典。至今为止，世界上已有一百一十多个国家有成体系的民法典，然而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建国六十余年后的今天仍然没有民法典。人们在获得更多自由的同时，我们的政府也变得更加“自由”和恣意妄为了。想征地就征地，想拆迁就拆迁。或许我们可以屹立于风口浪尖不倒，可以在枪林弹雨中顽强战斗，但很难在轰隆的推土机面前挺立。92岁的陶兴尧，参加金门战争时肠子都打出来了，没死，但如今，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园和猪场，自焚了；同样的悲剧还发生在成都女企业家唐福珍身上，为了保卫自家的房屋无奈在屋顶上自焚„„
曾经我们幻想着一部法律的出台能担当起家园和土地的“守护神”，而《物权法》颁布至今已5年有余，许多“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私人领域，却仍然没能阻挡推土机的大铲。革命暴力已经褪去，而“建设暴力”犹存。近几年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拆迁建设的机械压过城市宽阔的柏油马路之后，开进了农民的田间地头。就在3月底，河南和湖北的两个农民因为开发商的铁家伙而丧生。一个因不满土地被占用，另一个不满财产补偿，一人死于推土机之下，另一人则被水泥罐车碾压致死。相隔仅三天，接连发生的这两起事件让人触目惊心。
如果说自由、民主等价值代表着人类精神的某种高度，那么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和对物权的肯定则让这种高度扎根于大地之上，不至于沦落为凌空蹈虚的理想，无根无基的观念浮萍。当古老的波茨坦磨坊依旧以雄伟的姿态挺立在德国大地上，宣誓着即使是强大的王权也不容肆意侵犯物权时，中国的百姓却不得不以柔弱的身体作为抵抗暴力拆迁征地的最后筹码，而最终以付出生命的代价宣告结束。推土机推不出真正的城市化，推不出和谐社会，也推不出法治天下。只有真正拥有了“法治天下”，才不会有“强拆中国”。
梦想之下坚守底线
“中国梦”的提出引发了众多百姓的热议，每个人心里都有属于自己的梦想，或关乎自身，或关乎家庭，抑或关乎中国乃至整个世界，有梦想的人生活才会精彩，同样，有梦想的社会才会有希望。然而，如果当社会的底线变成了一种梦想，那么这样的梦想似乎显得太过沉重。
白岩松曾给自己提出十二字的目标：捍卫常识，建设理性，寻找信仰。这十二字不仅仅属于他自己，面对如今常识不断被颠覆，底线不断受到挑战的现实，我想，这理应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和追求。
微博上流传着一个经典的段子——“中国人的一天”：早上起来，买根地沟油油条，切个苏丹红咸蛋，来一杯参了三聚氰胺的牛奶；中午，瘦肉精猪肉炒农药韭菜，再来份人造鸡蛋，泡壶香精茶叶；下班，买条避孕药鱼，开瓶甲醇勾兑酒，吃个硫磺馒头；晚上，买瓶含氯的可乐，难受了就吃几粒皮革胶囊，发现自己居然还神奇地活着。尽管如此悲催的事情几乎不可能集中发生在一个人身上，但也客观反映了中国人对近年来社会生活底线沦陷的焦虑和不安。社会系统专家常远教授用S和D来解释国家的底线和梦想，认为“国家的底线（Safety），应当是其主权存在及全体公民平等的生存保障，国家的梦想(Development)，应当是全体公民利益互不冲突之多样化自由发展。”易中天曾问白岩松：“是梦想重要还是底线重要？”白岩松一如往日的敏捷：“首先我们要做的是制止底线的不断下滑，然后夯实底线，再慢慢抬高底线，站在抬高的底线上，你就会觉得离梦想近了一点。” 国家的梦想（发展）必须建立在坚固的底线（安全）之上，没有底线谈梦想，不过是空中楼阁而已。
当社会的底线不断沦陷，道德不断滑坡，每个人身处其中就像走钢丝一样，你走得过去，是侥幸；走不过去，是命运，会暴死，会得到不好的时代的糟糕命运。而一个拥有底线的社会，细小的钢丝会联结成网，每个人都能平平安安的走过去。在这样的社会里，左派不会因追求公正而否定自由，右派不会因追求自由而否定公正。公正与自由都是每一个人所共同认可并坚守的底线。
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持续了几十年，政治改革也走在路上，而对于整个社会而言，亟待一场心灵改革。我们在救济法律和制度的同时，是不是也应该思考如何去救济人心，盘活我们的良知呢？每个人都应怀有一颗“敬畏之心”，知道“敬”什么，我们才有了努力的方向；知道“畏”什么，我们才会牢牢地守住最后的底线以使得无论遭受怎样的挑战都不会被突破。只有重拾对生命最起码的敬畏和尊重，冤假错案才会更少一些，食品安全才会更有保障一些，冷漠的阴云会因敬畏而消散，慈悲的种子会因尊重重新生根发芽。
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不是世界上惟一的文明古国，但文明的脉络能贯穿古今，并且至今经久不息的，只有中华文明。提及中华文明，浮现在很多人脑海里的第一印象便是“孔子”。这个被誉为“圣
人”的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被我们授予至高无上的荣耀和冠以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的牌匾。而众所周知，曾经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中国的发展，限制了中国人的创造力。正因为此，自新文化运动以来，陈独秀等人将“德先生”和“赛先生”请进了中国的课堂，在随之而来的五四运动中，孔夫子的几块牌匾被砸得面目全非。而上世纪六十年代发起的文化大革命，又把老孔从坟墓里扒出来鞭了尸。从思想认识上彻底肃清他的影响和余毒，使中国人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时至今日，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人也在回望历史，逐渐恢复了理性和信心。而关于孔子的争论却从未消停。诚如作者所言：“在中国由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的今天，我们首先要做的是立足现实回答‘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孔子’这道‘多选题’，而不是‘孔子是否伟大’这道‘是非题’。换言之，在面对历史人物时，应该学会做选择题而非判断题，以期找出对这个时代有用的东西。”
香港孔教学院荣誉院长信力建教授曾略带讥讽的指出：要看唐代的中国，就去日本，那里有唐代的建筑和歌舞，甚至日本天皇登基也是按照唐代礼仪；要看明代的中国，就去韩国，那里保存了明代的礼乐制度；要看民国的中国，就去台湾，那里保存着传统的“仁义礼智信”和“温良恭俭让”。在大陆却无法看到真正的传统文化，大陆的文化，只是一个“四不象”。暂且无论信教授出于怎样的目的发表这样一番评述，但起码我们也能从中细微地察觉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现状。千年积累起来的文明随着“轰隆”的爆破声瞬间被摧毁，历史文化的气息逐渐淹没在了钢筋水泥之中。我们自信地以为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将历史的记忆推倒之后，幻想着再造新文明。可未曾想到，当“GDP至上主义”充斥到了每一个角落，再造又谈何容易？更何况，有些记忆一旦被遗忘便不再会想起。
当后现代主义者鼓吹一切宏大叙事都已经寿终正寝时，熊培云坚信“有个东西却是与人类同在的，这就是人类追求幸福与自由的最大传统”。人类有一个大的传统，中国有一个相对大的传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传统，一个人争自己的传统，就是争国家的传统，争国家的自由。在作者看来，弘扬中华传统最好的方式“不是给皇帝老儿迎驾一样让某个曾经称王的传统再次称王”，而是“恢复人们关于过往知识和历史的记忆”。不忘历史，才能拥有未来，同样，只有寻回记忆，才能再造伟大的传统与文明。
显然，在弘扬传统文化，再造新文明方面，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我们能改变什么
在英国圣公会主教的墓碑上写着这样的一段话：当我年轻自由的时候，我的想象力没有
任何局限，我梦想改变这个世界。当我渐渐成熟明智的时候，我发现这个世界是不可能改变的，于是我将眼光放得短浅了一些，那就只改变我的国家吧。但是我的国家似乎也不能改变。当我到了迟暮之年，抱着最后一丝努力的希望决定只改变我的家庭，我亲近的人，但是，唉！他们根本不接受改变。现在在我临终之时，我才突然意识到：如果起初我只改变自己，接着我就可以依此改变我的家人。在他们的激发和鼓励下，我可能就能改变我的国家。接下来，谁又知道呢，也许我连整个世界都可以改变。
在我们童真无邪的年代，或许很多人都幻想着自己拥有一种超能力，成为一个伟大的“救世主”，驱除所有的黑暗与邪恶，让世界迎来光明与美好。然而伴随着成长，当经历了太多摔跟头的疼痛以后，当明哲保身比秉公任直更能为自己带来安全感和利益时，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随波逐流，选择屈服于权威，屈服于某些所谓的“社会规则”。事实确实如此，鲜有人能凭借个人的力量去影响和改变整个世界，可另一个事实却是，往往影响和改变世界的曾经都是芸芸众生中普通的一员。
罗莎·帕克斯是美国的一个黑人女裁缝，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一日，因为在公交车上拒绝给白人让座被警察逮捕。她的被捕引发了蒙哥马利市长达三百八十一天的黑人抵制公交车运动，组织者正是日后被称为“反种族隔离斗士”，而当时名不见经传的牧师马丁·路德·金。这场运动最终以联邦最高法院裁决禁止公车上的“黑白隔离”而告终。她不仅改变了美国黑人的地位，也改变了盛行种族主义的美国。五十年后，在帕克斯的葬礼上，美国国务卿赖斯说：“没有她，我不可能站在这里”。
在北京，郝劲松曾因在地铁**站使用厕所时支付了5毛钱的如厕费，将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告上法庭，曾因买到涨价火车票将铁道部告上法庭。他不是一位律师，他以公民的名义诉讼。而在他看来，“能独立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却不傲慢，对政治表示服从，却不卑躬屈膝。能积极地参与国家的政策，看到弱者知道同情，看到邪恶知道愤怒，这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公民。”
转型期的中国，充满着太多未知，必将迎来更大的挑战和考验，而最大的不幸不在于坏人的作恶，而是好人的沉默。我们热爱自由与民主，憧憬着一个美好社会的到来，但自由也好，民主也罢，从来不是靠施舍得来，而靠我们自己的争取。对于未来，没有人能够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但当每个人都承担起了争取自由和民主的责任时，那么这个社会也便是自由和民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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