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梓林

2020-03-04 07:49:40 来源：范文大全收藏下载本文

郭梓林简介

1957年，郭梓林生于福建；

1962年，郭梓林迁居江西；

1974年，郭梓林上山下乡；

1976年，郭梓林入伍；

1979年，郭梓林退伍；

1980年，郭梓林当建筑工人；

1982年，郭梓林到大学读书；

1985年，郭梓林担任国有企业团委书记；

1989年，郭梓林担任国有企业总经理；

1992年，郭梓林辞职“下海”，合伙创办科瑞集团，现任科瑞集团副董事长；

2005年，郭梓林受聘北京大学产业与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常务副所长，企业文化师国家职业标准首席终审专家。

社会兼职：

北京大学产业与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研究员，中国企业文化管理师认证委员会评定委员，中国企业文化促进会特邀研究员，江西财经大学客座教授，华东交通大学兼职教授。

主要著述：

《王朝投影》，2008年，当代中国出版社

《乔致庸的经济学》，2006年，海南出版社

《思想统治企业》，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解麻烦》、《图解合作》、《解读麻烦》、《解读合作》，2004年，朝华出版社

《真实世界：打开天窗说亮话》2004年，朝华出版社

《企业游戏——近距离文化观察》（插图版），2004年，当代中国出版社

《隐规则：企业中的真实对局》，2004年，朝华出版社

《经济学：掀开生活的红盖头》，2004年，朝华出版社

《企业家话中有画1-4》，2004年，文化艺术出版社

《企业游戏隐规则1-4》，2004年，山西人民出版社

《潜海观潮》，2004年，山西人民出版社

《一脚深，一脚浅》2003年，经济管理出版社

《歪着脖子说事儿》，2002年，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一位民企经理人的思与说》，2002年，经济管理出版社

《企业游戏--近距离文化观察》，2000年，三联书店

《商海拾贝》，1999年，文联出版社

主讲课题：

《企业家的企业文化》、《企业中的经济学》、《经济制度与市场文明》、《人类的合作--现代生物学解释》、《经济学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面向新世纪的企业文化》、《民营企业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摇出一个企业家的梦想》、《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经济制度与市场文明》、《合作的困境与出路》、《企业组织的一般约束条件》、《企业家的职责与使命》、《企业家的道与术》 „„

公司网站：个人博客：思想统治企业个人网站：郭梓林

电子邮箱：gzl@vip.163.com、gzl@creatgroup.com 郭梓林名言

拍脑袋决策，拍胸脯投钱，结果多半是拍屁股滚蛋。发生这样的事，对于国有企业来说，是可以原谅的，因为凡学习总得交学费；对于民营企业来说，也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他是用自己的钱。

做人重过程，因为最终结果大家都一样；挣钱重结果，因为过程之中彼此难相同。

事情顺利的时候，要注重细节，细节可能决定成败；事情棘手的时候，要忽略细节，细节影响把握本质。问题简单化，目标明确化，事半功倍。

企业文化是狗肉（助强不助弱）。

企业家当然要守法，即使在转制的过渡期，虽然法制有许多矛盾，也要尽量做到守法，绝不可以故意违法，钻法律的空子。企业家特别要注意不可侵犯他人的权益。不可借钱不还，不可搞假冒伪劣，不可拖欠工资和货款，尤其是不可欺压工人，剥夺他们的休息时间，强令加班加点，或者在恶劣的环境中劳动。这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它远比笼统地讨论剥削，合法性等问题重要得多。周正毅等人根本不是企业家，他们是一批胆大妄为的骗子。和赖昌星差不多，只有小学文化，根本不懂法律，但脑袋特别灵活，善于钻空子，结果干出惊天动地的大坏事。但是光凭他们自己这点能耐，什么大事都干不成。他们是撬动了掌有大权的政府干部，才能为所欲为，达到他们那些低级趣味的人生目标。他们是我国现阶段社会的怪胎，和企业家根本不搭界。因为出现了周正毅事件就怀疑全国的企业家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像维护工人农民权益那样地维护企业家的权益。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所有人的权益都是平等地受到同样重视和保护的。只有这样，国家才能走上正轨，避免*，持续地发展。

但是批评归批评，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大家都知道哪些事“该”做，哪些事“不该”做。但是，轮到我们自己决策的时候，往往考虑的是“只能”这样做了。很多书都在告诉人们“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但是，现实生活是很残酷的：我“只能这样”。生活其实很无奈，“应该如是”和“只能如是”之间有很大的冲突，我们可以对生活提出这样和那样的要求。但是为什么会成为这样？我们没有答案。

挣钱是能力，花钱是智慧。有能力的人很多，有智慧的人不多。在企业当中也是这样，你可以挣到钱，那是你具有企业家的能力。但是你把它分匀了，分得大家还有干劲，这就是企业家的智慧了。所谓“盗亦有道”，古代的盗跖讲的盗者之道是“圣、勇、义、智、仁”。小偷是没有“道”的，所以，一旦被人抓住，他就脸红。江洋大盗与小偷的不同在于，他是有理念的。

做企业最重要的是三个模式：第一，商业模式。就是说你按照我设计的商业去做，一定能够挣钱。否则，要不然你就不要当企业家，这就是所最重要的是一个能够产生利润的商业模式。当商业模式讲完了以后，你的威信从哪儿来了呢？你的威信在于把这个赚钱的商业模式与每个人的关系说清楚。人家会说：老板，这个事情你说能赚一千万，我信了，但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有没有我的份？你不能说这个项目很大，能够赚五个亿、八个亿，而且是美元。因为能够去纳斯达克上市，但你们都没有份，每人五百块工资给你们，好好干啊！最后人就散了。尽管是一个好的商业模式，但是，它没有一个好的产权模式的支撑，还是不行。首先，当然是要赚钱了，不挣钱的产权有什么用呢？所以，接下来是产权模式，结果跟谁有关。产权模式决定以后，第三个模式是治理模式。要实现企业家所说的那美好商业故事，接下来有一个实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谁说了算是要事先解决的问题。要保证这个商业模式在实施的过程中，做到风险最小，利益最大，保证不出现偏差。在出现情况变化的时候，谁来决定拐弯，谁来决定向哪个方向拐，这都需要有人来拍板决策。因为写在纸上的商业模式是一条直线，一到现实生活当中，就变成了一条曲线，谁对实现最后的目标负责，就是我们讲的治理模式。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要遇到的问题也有四个：第一个“是什么”，第二个“为什么”，第三个“怎么办”，第四个“好不好”。我所有的课，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讲是什么、为什么，不敢跟人家讲怎么办。因为这四个问题，前面两个问题是自然规律，“是什么”、“为什么”，是科学。太阳每天都是从东边升起，从西边落下。为什么？因为地球围着太阳旋转。而“怎么办”和“好不好”，是上帝留给人来解决的问题。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上帝给了你很大的创新的空间。

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Dougla C·North)由于建立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获得1993年诺贝尔经济奖。按照诺斯的观点，引起制度变迁的诱因，是由于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改变了人们之间的激励结构(影响人们行为的利益关系)和谈判能力(讨价还价能力)的对比，而激励结构和谈判能力的变化，则又会诱发人们重新制定规则的动机和努力。理论上的表述尽管严谨和深刻，但往往没有故事来的生动和形象。理论总是灰色的，实践之树常青。同样讲的是制度变迁，《乔家大院》是这样表述的：在与达盛昌的生死博弈中，乔致庸以他的“智”“勇”终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且还以他的“仁”，化敌为友，重振了乔家在包头的雄风。至此，作为东家他不但有了资格和威望，重要的是也有经济实力的保证，可以按自己的理念来整治复盛公内部的问题了。用学术语言来说就是：“激励结构和谈判能力的变化”，诱发了他“重新制定规则的动机和努力”。于是，一场围绕店规改革的行动变得势在必然。

历史的发展有时看起来很偶然，但还是有它的内在规律。偶然是因为历史过程的链条太长，因果关联又是非常地隐蔽和微妙，所以才让人看不出其中的必然，觉得不可思议。既然南美洲的小蝴蝶扇动一下翅膀，就有可能引发亚洲的一次强风暴，那么李妃拿着一本仿造的张真人血经，竟把嘉靖忽悠得神经兮兮，并明显地打乱了原有的政治平衡，那么，随后在变幻莫测的宫廷气候云图上，将带来一场什么样级别的台风，就更难预料了。女人真是不能小觑呀！真正的历史只有上苍知道，人能知道的永远都是历史的局部，这个局部如果没有史学家和文学家的解读，以及进行逻辑的重构，它只能是随风飘散的泥土，而不是雕塑，更不是雕塑艺术。套用上个世纪“新艺术”运动的主要代表、西班牙建筑大师安东尼·高蒂（Antoni Gaudi）的一句话：“曲线是上帝创造的，直线是人创造的。”我们不妨说：“真正的历史是上帝创造的，我们读到的历史是人创造的。”《大明王朝1566》中的李妃就是刘和平、张黎共同创造的。

因此，在官场和商场的权力游戏中，不要忽略身边还有别的男人，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权力游戏从来不是一个人玩的游戏，学会与人共同来玩，才会使这个游戏更有意思。在这一点上，应该说嘉靖比当下的许多企业家看得透，想得明白。不管怎么说，一部《大明王朝1566》，还是让我们看到了大明朝人才济济的场面，嘉靖也正是通过让这些人才多少获得了相应的权力，并且使这些不同层级上的人才，对于到手的权力产生依赖，并在权力与权利的互动中上了瘾，才展示了一个时代波澜壮阔的官场权力角逐的历史画卷„„嘉靖，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中国历史上很多政治人物的最终命运，往往取决于他在什么时候退出权力舞台。在皇权专制的封建社会，官场是“不进则退”、“退无可退”的角斗场。进，固然不容易，退，更需要勇气和见识，而但凡能全身而退的人，大抵都是智者。我们发现，史料上和《大明王朝1566》中都没有写出严嵩是不是有过全身而退的机会，但通常可以想象得到的是，严嵩既然占据一个权高位重的位置，他不能不做事，也不可能不做错事，于是，也就不可能不得罪人，而且随着时间的积累，必然造成怨恨的积累。民间有一句俗语：“管家三年狗也嫌。”何况严嵩把持了朝政长达二十年之久。怨家宜解不宜结，一旦结下了，要了断是不容易的，除非你死我活。剧中严嵩对严世蕃就说过一句很无奈的话：“吃人的老虎还可以打盹，但你爹不能，你爹是大明20年的宰相。那些我们整的，我们杀的人，他们不允许我打盹。”

中国古代的商人，尽管不在官场混，但其实他们也都知道“天子”与“天下”的悖论。所以，他们往往会把商业智慧用到最不应该也是最应该的地方去，这就是勾结官府，权钱交易。不论是生存也好，还是发展也好，舍此别无做大做强的机会。商人们都深知两条规则：在商言商，千万不要与皇权作对，此其一；皇恩浩荡，粘上了就是巨额利润，此其二。事实上，对于多数商来说，皇恩往往是通过各级官员的跑冒滴漏，间接地流入民间的，所以，为商之人都知道，没有官府的帮衬，根本就无法做强做大。中国几千年来“官本位”的思想之所以长盛不衰，是因为皇权统治最终离不开官员，官员是统治的手段。而被作为手段的“官员”，也知道其手中被赋予的权力，是一种垄断性资源，这种资源是可以用来与商人进行交易的，它不是经商的充分条件，但却是必要条件，并能得到丰厚的收益。

熟悉产生轻篾，神秘产生敬畏。除了嘉靖，古今中外许多人都知道这个道理。但真要做起来，这分寸感可就不大好把握了。要真正做到康熙说的“不怒自威，亲而难犯”，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畏”到最后和“威”到最后，都是一个结果：人家惹不起还躲得起。因此，亲和到什么份上，不会让下属伸手便摸你的脑壳？神秘到什么地步，手下人愿意做事，并且不会把事办错了？这些都是恒古难题。要当好统治者，既要洞若观火，明察秋毫，又要明了“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道理；既要使信息对称，政令畅通，还得利用信息不对称来平衡不同的利益集团的不同诉求。这其中的道行，有多深，有多玄，非常人可以揣度。何况，大人物身边往往都会聚集如蝇小人，小人如孔子所言：“远之生怨，近则不恭。”于是，统治者就更难把握亲和的分寸、保持全方位的神秘了。

好的政策会因为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争夺而成为不好的政策。知道卖力者的好处在哪里，是政策制定者必须事先了解的事情。

来回杀人其实是帝王搞平衡的一个绝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