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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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性服务业：打造中国产业升级版的“利器” 2013-09-06 05:47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我有话说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夏杰长

“微笑曲线”形象地展示了生产性服务业对打造制造业竞争优势的贡献：左端是上游的材料、零部件、研发、创新等，基本上属于高科技产业，其附加值较高，右端是下游的品牌、渠道、促销、物流、金融等，多属于高附加值的服务业，中间是需要大量劳动力的加工、组装工序，其附加值较低。

缘起

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推动农业现代化、实现制造业升级、提升服务业发展水平，都离不开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生产者服务业（producer services），又叫生产性服务业，是一种与生活服务业（消费者服务业）相对的服务业，为其他产业如农业和制造业提供服务。从服务内容来看，它贯穿于农业及工业整个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涵盖金融保险、咨询与调查、租赁、会计、法律、研发、教育培训、物流、广告、信息通讯等众多领域，只有经过这些生产性服务业的参与，农业和制造业产品才能形成较高的价值并最终顺利到达消费者手中。本版今日刊发的两篇文章，就从不同角度对生产性服务业如何推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做出了探讨。

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打造中国产业升级版，是应对全球经济困局、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举措。要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必须找准突破口和着力点。我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经济实力已经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但是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层级较低、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处于较低环节等现实问题，仍然将长期困扰着我们。走出这一困局，不仅要求我国由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推动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还要致力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实现农业现代化。要完成这“两个转变”，生产性服务业在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生产性服务业既是制造业升级的重要推手，也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关键环节。从这个意义上讲，生产性服务业是打造中国产业升级版的重要“利器”。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对于我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发展坚实的现代农业尤为重要。现代农业是一个大农业的概念，实现农业现代化，不能仅在“种植业”上下功夫，还要特别关注农业产前、产后问题，这基本上属于服务业的范畴。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我国这些年农业发展的实践表明，大力发展服务于农业的服务业，建立社会化的农业产业化服务体系，是实现农业现代化、低碳化和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手段。要建立起强大、高效、高附加值的现代化农业，就必须加快构建和完善现代农业综合服务体系，发展包括农村金融、农业科技、涉农物流、动植物疫病防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农村劳动力培训、农机租赁等为农服务产业，以现代服务业促进农业现代化。

我国既有的农业服务方式存在着服务成本高、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传统农业服务提供商提供的服务水平较低，农户交易成本高、交易风险大；龙头企业由于综合服务体系不足，规模化专业化程度低，自身发展面临瓶颈，无法有效带动农户；而城市专业化服务提供商面对分散的农业服务需求，缺乏提供服务的积极性。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有些地方政府运用“政府推动、市场牵动、龙头带动”的手段，探索“城市延伸、农村靠拢、专业组织衔接”的农

业与城市服务业融合发展的创新模式，取得了初步效果。

政府推动，就是以政策措施形成“双向推力”——积极推动城市服务提供商向农村提供金融、物流、营销、信息、技术推广等专业服务；推动农村生产要素向龙头企业（专业化合作组织）集中，提高农业生产组织化经营程度。市场牵动，是指用收入的提高引导农民放弃目前分散经营的生产方式，走向组织化、规模化；用成本的降低和质量的提高来吸引专业化组织购买城市专业化服务，形成城市服务商和专业化组织的主动对接。龙头带动，是指政府积极扶持龙头企业（专业化合作组织），使龙头企业成为连接城市专业化服务和农户的纽带。生产性服务业是制造业升级的助推器

我国已经进入了工业化中后期加速发展阶段，对这个阶段制造业转型升级方向的选择，学术界存在着较大的争议。有些学者主张，制造业转型升级必须依靠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来推动，因为它不仅是产业转型升级的最重要支撑，也是劳动力转移的主要载体，大力发展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要内容的现代服务业是解决劳动力转移问题的最重要途径。而有些学者则认为，制造业升级的方向依然要以重化工业为主，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不应过分强调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发展重化工业和对传统制造业的改造升级仍然是中国面临的主要任务。

对于上述观点，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更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和工业化进程的客观规律。这是因为，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更能化解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的诸多矛盾，比如说，可以化解经济增长和劳动就业增长非一致的矛盾：服务业就业弹性明显高于制造业，服务业单位投资所创造的劳动就业岗位数约是重化工业的2.5倍。此外，服务业对能源的消耗也远低于制造业，更加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比如，每创造1万元的GDP，服务业的能耗只是制造业的25%。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迅速崛起，成为全球经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产值上看，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制造业大国，直接影响着全球的经济活动和消费市场。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的制造业企业多是大而不强，主要是依赖于低廉劳动力成本优势，以量取胜，大多处在产业链低端，转型与升级已势在必行，而生产性服务业将以其强大的支撑和渗透功能成为制造业增长的牵引力和推进器，是制造业起飞的依托。

生产性服务业推动制造业升级的主要路径

一是深化分工和合作，走现代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双轮驱动”的道路。我国正处在工业化中后期加速发展阶段。从国际经验看，这个阶段基本是走现代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双轮驱动”和融合发展的道路。这意味着我们既不能沿用传统制造业和重化工业的老路子，也不能脱离工业孤立地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而是要在分工与互动中选择现代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双轮驱动”的战略，特别要围绕制造业这个“实体经济”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把高端服务元素坚实地嵌入制造业之中，通过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推动竞争力提升。

我国拥有庞大的制造业规模，随着制造业发展水平的提升，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客观上存在着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分离的要求。制定相应政策，创造有利环境，使制造业企业有动力、有能力将生产性服务业分离，是构建服务经济的关键。而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重要途径，就是细化专业化分工，鼓励制造业的服务环节从企业剥离，推进业务外包。即，制造企

业将一系列以前由内部提供的生产性服务活动进行垂直分解，将研发、设计、内部运输、采购等生产性服务外包给专业供应商。这种专业化分工可以最大程度地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实现资源与要素的最优配置，并培育了对方的市场需求和激发了各自的效率，无论对于制造业还是生产性服务业，其市场潜力都得以扩充，生产效率都得以提升。

二是加强产业融合，强化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渗透与支撑。现代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产业融合。当今世界，服务业与制造业、现代农业之间关系越来越密切，在融合与互动中发展。在现代产业体系之中，物质生产需要有相关生产性服务业的投入，其发展壮大亦将生产性服务业特别是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作为先导，通过运用及研发、物流、营销等各环节的协调互动、才能转化为物质财富。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全球制造业正在从“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生产性服务业已经成为制成品最重要的投入之一。同样地，服务方式的实现、服务行为的完成也离不开制造业、制成品这个物质载体。服务与产品互为依赖，共同满足市场的需求。因此，服务业与制造业是共生共荣、互为融合的关系。我国正致力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推进产业升级，最重要的出路就在于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并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与互动发展，这是我们产业政策的一个新的着力点。

三是推动产业集聚，打造一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或功能园区，以服务业集聚策动制造业升级。集聚发展是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特点和趋势，我们必须顺势而为。我国各级政府现在也十分强调服务业的集聚发展，正在打造各种类型的服务业集聚区。这种把大量服务业企业及相关机构集中于某个特定区域的模式，反映了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内在要求，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其所在城市的产业辐射力和竞争力。纵观国内外制造业发展经验，凡是生产性服务业发达、集群程度高的地区，其制造业也相对发达，竞争力比较强。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相比，并无资源上的优势，但其制造业发达程度远超过中西部地区，就在于它有比较完善的生产性服务业体系和专业化水平较高的生产性集聚区和功能区。正是这种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发展，通过规模化的知识密集型生产服务要素的嵌入，推动了制造业的升级。

但是，集聚发展切忌陷入“为集聚而集聚”的道路上去，集聚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走集聚发展的道路，要避免盲目从空间上将一系列看似关联却没有产生协同效应的的企业集中到一起。真正的集聚发展，是在地理上集中且有相互关联性的企业、专业化供应商、服务供应商、相关产业的厂商、相关研发机构和相关产业协会等构成的群体，在空间上集聚，并形成强劲、持续竞争优势的现象。

走集聚发展道路，一定要避免“形聚而神不聚”的形式主义。首先，要尊重企业的自主选择，政府意志不能代替市场行为；其次，要发挥政府引领和导向作用，加强服务业集聚区建设规划引导，重视集聚区或功能园区公共信息平台、技术平台、重大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建立集聚区标准与考核评价体系等。将生产性服务产业功能园区基础设施建设纳入财政预算，每年安排一定比例的资金支持功能园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从生产性服务业的角度审视美国的再工业化 2013-09-06 05:47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我有话说作者：扬州大学商学院谭洪波

摘编：回顾美国产业结构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近30年来，美国的第二产业劳动力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1990年美国第二产业劳动力比重是26.2%，到了金融危机发生的2008

年，该比重降低为19.05%，平均每年下降0.37个百分点。

2012年中国与美国三次产业增加值占比比较左图：中国右图：美国第一产业：黑色第二产业：白色第三产业：灰色

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目的是重拾实体经济，为服务经济的发展注入可服务的对象近30年来，以美国为主要代表的发达国家牢牢占据着生产性服务业的领先优势并将许多制造业不断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比如中国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因此，美国的第二产业劳动力占比和增加值占比在过去几十年间显著持续下降。然而，发生在2008年末的美国金融危机促使了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实施，从2009年到2012年，奥巴马政府先后推出了“购买美国货”、《制造业促进法案》、“五年出口倍增计划”“内保就业促进倡议”等促进就业和经济复苏的再工业化举措。到目前为止，美国的这次再工业化战略已经实施了四年多时间，其结果是，有些制造业企业的部分生产线回迁到美国本土，还有一些企业在美国本土进行了新的制造业投资，这的确为美国提供了一些制造业就业岗位，那么，美国的再工业化是否会对其服务业产生挤出效应呢？是否会改变美国的产业结构演化趋势呢？

回顾美国产业结构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近30年来，美国的第二产业劳动力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1990年美国第二产业劳动力比重是26.2%，到了金融危机发生的2008年，该比重降低为19.05%，平均每年下降0.37个百分点。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后的四年时间里，美国的第二产业劳动力比重以更快的速度下降，到2012年时该比重降为17.27%，平均每年下降0.4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美国的服务业劳动力比重一直呈上升趋势，即使是在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之后，其服务业劳动力比重仍然呈上升趋势。比如，在再工业化前的2008年，其服务业劳动力比重是79.45%，而到了2012年，该比重上升至81.2%，短短四年时间提高了将近两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美国第二产业和服务业的增加值比重却呈现出相反的变化趋势。美国第二产业的增加值比重从2009年的18.4%上升至2012年的19.2%，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从2009年的80.7%下降至2012年的79.7%。

劳动力比重依然延续以往几十年的走势，而增加值比重则一改往年的走势，两个反映产业结构的指标的走势正好相反，导致这种情况发生最重要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美国的这次再工业化不是简单的传统工业复苏和回归，而是以人工智能、机器人和数字制造技术为主的现代制造业的发展。这种现代制造业的特征之一就是更少地使用劳动力，更多地投入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虽然中国的制造业劳动力成本逐渐在上升，但是如果美国的再工业化仅仅是将加工厂从中国或者其他亚洲国家平移到美国的话，其制造业产品价格依然会高出很多，因此美国的再工业化必须尽可能少地使用劳动力，发展以人工智能、机器人和数字制造技术为主的现代制造业。所以美国的再工业化确实创造了一些制造业工作岗位，但是这些新创造的制造业工作岗位数量并没有想象的多，也正因为如此，美国制造业的单位劳动力的产出有所增加，这使得美国的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速度快于其制造业岗位创造速度。

第二，美国的再工业化对其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岗位增长会产生一个乘数拉动效应。当今世界的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已经形成了融合发展的态势，它们之间越来越呈现出一种不可分割和难以分割的状态，再工业化对美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会产生强劲的拉动作用，为美国的生产性服务业，特别是高级生产性服务业提供动力基础，因为制造业是生产性服务业最主要的需求方，如果缺乏制造业的需求，生产性服务业就是无本之木。美国再工业化过程中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和数字制造技术都会对生产性服务业，特别是高级生产者服务性市场产生巨大的需求，并促使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进一步深度融合，为生产者服务业注入新的增长动力，为经济的复苏和繁荣注入动力。美国的再工业化对生产性服务业产生的需求，会促使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岗位增加得更快，而生产性服务业大都需要投入大量的高技能、高人力资本的劳动力，即比制造业更加需要密集的使用劳动力，因此以现代制造业为主的再工业化虽然会为美国创造出较多的制造业岗位，但这也将对生产性服务业岗位的创造产生一个乘数拉动作用。这就解释了美国自2009年以来的再工业化为什么没能阻止其服务业劳动力比重的进一步上升和第二产业劳动力比重进一步下降，并且两种产业的增加值比重呈现相反走势的现象。

上述论证也进一步说明，美国再工业化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发展它的工业和增加工业就业岗位，而是重拾实体经济，为服务经济注入可服务的对象，这样一来，工业和服务业共同提供就业岗位，促进经济持续发展，最终有助于美国失业率的下降。

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点之一，是提升制造业水平，带动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当前中国经济的发展正面临着诸如产业结构不够合理、经济增长方式依然偏于粗放式、外需持续低迷、环境保护等困难，而美国的再工业化措施、目的及其对美国产业结构演变的影响，可以为中国的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如下一些启示和思路：

第一，通过机制体制改革创造外部环境和条件促使制造业中的制造环节和生产者服务环节分离。由于生产者服务业很大一部分属于知识、技术密集型和人力资本密集型行业，因此这种服务业的创造一般会有较高的初始投入，但是一旦形成之后其再生产的边际成本又很低，因此生产者服务业大部分属于规模报酬递增的行业。为了发挥生产者服务业的规模经济，必须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使其从制造业中分离出来，不仅仅服务于原来的制造业企业和行业，还可以服务于更多的企业和行业，形成有效精细分工，提高各个环节的生产效率，降低各个环节的成本。当前掣肘我国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分离的主要因素有两个：一个是体制机制因素，李克强总理在第二届京交会暨全球服务论坛北京峰会上强调中国服务业发展的最大制约是体制机制障碍，出路在于改革开放。这些改革应包括简化行政审批，对民营企业开放服务领域，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等；第二个因素是我国服务业较高的交易成本，由于我国服务业市场还不完善和成熟，并且服务业具有无形性、难以量化和只有在接受服务之后才能衡量其质量等特性，这些特性使得服务业在不够完善和成熟的服务业市场中形成了较高的交易成本，因此许多制造业企业为了避免由生产者服务业信息不对称引起的较高的贸易成本而自己提供生产者服务，从而抑制了生产者服务业实现规模经济的潜力，所以，未来应该通过完善服务业市场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和严格执法等措施，降低生产者服务业交易中存在的不确定性，促进中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第二，努力培育我国的高端制造业。由于高端制造业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都比较高，并且处于产业链的高端环节，所以高端制造业是高级生产性服务业最主要的需求方，只有大力发

展和培育高端制造业，才会更好地发挥其对高级生产性服务业的拉动作用。美国这次再工业化的目的表面上看是增加就业，深层次原因是通过发展本国的高端制造业来强化本国的高级生产性服务业的领先优势，实现两者的协调发展，从根本上实现宏观经济的健康发展。所以，未来我国也应当利用广阔的国内市场优势，努力培育和发展本国的高端制造业，为高级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与此同时，高端制造业以及由此拉动的高级生产性服务业由于是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密集型的行业，对能源的消耗和环境的污染相对较少，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实现宏观经济的集约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第三，加强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投入产出关联程度，特别是要加强本土制造业与本土生产性服务业的关联程度。中国制造业企业所购买的高级生产性服务业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国外或者位于国内的外资公司，这就使得本土的高级生产性服务业与我国的制造业关联程度较低，抑制了制造业对本土生产者服务业的带动发展作用，因此，未来应加强制造业与本土生产性服务业的关联程度。理论和实践已证明，制造业的种类和数量越多，就越能为生产者服务业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反过来，作为制造业中间投入品的生产性服务业的种类和数量越多，制造业所面临的由生产性服务业所带来的投入成本就会越低，并且其附加值就会越高，所以，我国应加强两种产业的前后向关联程度，进一步加强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深层次融合发展。

第四，推动中国企业积极承接生产者服务业离岸外包，并鼓励中国各类企业“走出去”开展生产者服务业的投资。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的先进制造业相对落后，因此它们作为生产者服务业的需求就会相对不足，为扩展和发展中国的生产者服务业的服务对象，应推动中国的各类企业积极承接国际高端制造业和生产者服务业发出的离岸外包，同时鼓励中国生产者服务企业积极地进行海外投资，并在承接服务外包和海外投资的过程中努力获取国外先进企业的溢出效应。

原标题：［从生产性服务业的角度审视美国的再工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