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
2020-03-02 17:06:17 来源：范文大全收藏下载本文
据统计，自2007年6月到现在，在不到3年的时间内，富士康公司已发生了12起职工自杀身亡事件，仅今年3月底至4月初，富士康连续6名员工跳楼，一时激起千层浪，“血汗工厂”再次成为富士康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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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企业，如此频繁地发生职工自杀事件，绝不会是想自杀的人都汇集到了富士康公司。这么多非正常死亡事件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经过某些记者的深入调查终于揭开了富士康这家“血汗工厂”的秘密和残害员工的卑鄙罪行。
拒绝和员工签合同 采用人才外包制
o曾在富士康工作了3年的杨彬称，富士康要招聘普工是很容易的。 o
富士康工厂在深圳打工群体中的口碑不错，待遇、福利都比较好。我们了解到，深圳富士康的普工底薪是900元，平时加班费为6元/小时，双休日8元/小时，节日12元/小时。富士康在厂区附近建有宿舍，工人8人一间免费住宿。富士康还有食堂，星期一到星期五工人和其他员工吃饭完全免费。由于吃、住不用花钱，一个普工如果算上加班费，一个月可以拿到1800多元，有的甚至更多。富士康在中国其他地方的工厂的普工收入也在同类电子厂中居于前列。 o
“因此打工的人都想挤进富士康。”杨彬说。但一般普工单靠个人的力量很难跨入富士康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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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富士康的资深工作人员不承认富士康会与中介打交道。北京富士康工程师齐女士称，北京富士康的员工食堂张贴着醒目的“不要与中介打交道”的告示。然而，在北京的亦庄开发区，很多劳务中介却都是打着富士康的招牌招徕生产线工人。武汉广纳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和廊坊长康日辉公司同是劳务中介，它们的负责人却都表示与富士康有着长期的合作关系，能够将应聘人员带入公司，并提供就业机会。苏先生透露，个人是无法进入厂区的，富士康有严格的要求，但是我们与富士康人事部门的人很熟，可以带人进入厂区。工作介绍成功了，“作为回报，应聘者要交200元给我们，另外还要交200元给富士康的相关人员。”苏先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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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富士康内外勾结来赚应聘者的血汗钱。”杨彬说，大家都心知肚明。 o
富士康通常是先与中介签合同，中介再与要进入富士康的普通工人签用工合同。在深圳的龙华富士康围墙上面，到处可以看到中介张贴的各种招工小广告。 o
据了解，富士康大部分普工都是通过中介的方式招聘进来。当然，也有部分普工是富士康通过跟内地的一些劳务输出部门合作，以扶持内地的名义，一次性地帮当地政府解决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这些地区员工思想单纯，还更好管理。”杨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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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还与广西、湖南等地的一些大中专院校形成了合作关系，每年这些学校都会派出一些学生到富士康实习，而富士康方面也仅须为他们支付低廉的实习
工资，“每月1000元左右。”杨先生说。
克扣员工工资 员工一半收入靠加班
o2009年7月15日，据国外媒体报道，苹果在其2009年供货商社会责任进展报告中承认，其中国供货商存在员工超时工作，克扣加班费、薪酬低于最低工资水平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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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声称，在去年的审计中，生产iPhone与iPod的83家中国代工厂有45家未支付员工加班费，23家支付的工资低于当地最地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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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发言人史蒂夫?道林(Steve Dowling)表示，苹果自2007年起开始审查供货商的劳工待遇，已采取多项措施改善其中国代工厂外来及合同制劳工的境况，目前，苹果公司已要求代工厂调整措施，确保员工正当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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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的现状来看，沿海城市电子代工工厂克扣员工工资已成普遍现象。 o
接受比特网咨询的苹果ipod的一家深圳代工厂的员工透露，该员工在这家工厂工作了四年，四年期间该员工几乎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在12小时以上，一个月一般只有一天休息，但该工厂从未给过该员工加班费，去年金融危机开始影响该厂，员工现在连每个月810元的薪水都很难拿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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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报道中并没有指名道姓是哪家企业，但是作为国内苹果iPod最大的代工工厂，富士康在大家的恶意猜测中，显然是首当其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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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日报报道位于宝安区的龙华富士康科技园，有工人33万左右，占到龙华区40多万人口的3//4。而加上观澜、福田保税区等工厂的工人，富士康在深圳的员工已经达到40多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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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华科技园北大门被称为朝阳门，门与门之间要么被高速公路护栏围了起来，要么有护城河把守，护城河内侧还有铁丝网，员工全部凭工卡刷卡进入，没有工卡的人，只有经过特批在内部人员的带领下才能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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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日报》记者Jason Dean在2009年9月参观富士康龙华科技园后，将其比喻为“紫禁城”。
富士康员工早餐全部用生蛆鸡蛋制作
o 刘师傅在东莞塘厦银狐工业区的一家食品有限公司工作，他是一名蛋糕师傅，主要负责制作蛋糕和面包等。刘师傅说：“生蛆鸡蛋做做成的早点是专供富士康的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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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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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傅带领记者参观了厂房，刘师傅称来到这个工厂一年多了，目睹了工厂制作食品的全过程，那些鸡蛋都是长蛆的和变质的，经过高温消毒了应该没问题。有的洗干净，有的洗不干净蛆就掉进去了那也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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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些长了蛆的鸡蛋做成了香喷喷的面包，每天正常供给富士康的员工当作早餐，由于有高温消毒，所以目前没有发现有人食物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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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刘师傅带领记者来到厨房，只见鸡蛋随地的放着，有些已经烂掉生了蛆，蛆就在鸡蛋上爬着，而做好的面包就整整齐齐的摆放在铁架上(铁架是没人清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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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傅表示：“刚刚来到这个工厂的时候，他们也跟厂长和主管反应过，但是领导叫他们别管那么多，照做就得了”
“员工内心都有一种不平衡”
o “出现这么多的员工自杀，多少与富士康内部的管理模式有关。”一位自称被学校“卖”到富士康的员工张伟(化名)告诉记者，“我所在的车间有300多人，其中又分为主任、科长、班长、组长四个层级，这样普通工厂的声音很难传递到上面，老板的决策和对员工的体恤也无法传递下来，而且管理人员的相对稳定让普通员工感觉失去了晋升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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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记者采访的一些富士康员工反映，目前其每月的工资都提到了2000元以上，而且在上下午都有半个小时的休息调整时间，而且加班完全采取自愿的方式，但是其工作中遇到的困难依然面临无处申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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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也是让部分富士康员工承受较大精神压力的因素。据张伟透露，他所在的为服务器机箱进行冲压的车间，“一不留神就可能断手，2009年就发生了多次工伤事故”。
在富士康，人是什么？富士康乐园？
o2009年5月，湖北黄冈人柳江接到一个电话，是他的同乡南钢打来的，“来富士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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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钢是柳江的“发小”，2009年3月份从东莞的一家电子厂辞职来到富士康。 o
不仅工资高，甚至连衣服都用不着自己洗，在南钢的嘴里，富士康简直就是一个“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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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柳江就带着简单的行李从东莞赶赴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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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富士康龙华园区，就是南钢提及的乐园，2.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集了将近30万人。
每个工作日早上，蚂蚁般的人流从散布于园区各处的宿舍涌出来，穿过纵横交错的园区街道，流向繁忙的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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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在一些主干道安排了保安充当交警的角色。工作、吃饭、睡觉，一切都被安排得井井有条。看上去一切似乎都很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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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钢没有说谎，同样是电子工厂，柳江每个月在富士康可以拿到1700元左右，原来在东莞那个企业只能拿到1300元。然而，柳江觉得不适应。这里人多，秩序井然，但没有什么生活气息。“路上看不到相互追逐嬉闹的场景，也没有大声喧哗的场面。”来自重庆的员工姜明证实了柳江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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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工年龄一般在18岁至25岁之间。但一进入富士康，这些不少还处于青春期的年轻人就迅速地“老成”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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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宿舍同样安静得让人有些害怕。在龙华园区G座的女工宿舍里，每层楼都有一台公共电视，电视前面有很多椅子。到了傍晚，会有一些女孩子围坐着看连续剧，但音量大多调得非常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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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宿舍里很少说话。”来自贵州的张瑶说。宿舍里是一种从早到晚的安静，每天24小时，看不见任何人在走道里奔跑或者大声喧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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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30万人聚集的地方，却像是在荒野里，找不到人可以说说话
o 柳江和南钢是很好的朋友，但到一个工厂工作后，两人的见面次数并没有增加。柳江说，我们和同宿舍的人几乎不怎么说话，我和南钢也最多只能一周见一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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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效率的背后，存在一个巨大的问号：在富士康，人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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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这里没意思，学不到任何东西。”重庆人姜明说。他中专学历，在富士康，他每天机械地做着重复的几个动作。这也是富士康大多数普通员工的工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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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富士康龙华园区，有一家小书店。店里的员工说，这里畅销的一直是《全中国最穷的小伙子发财日记》之类的书。“许许多多的农民工抱着青春的梦想进入了富士康，却发现自己几乎看不到任何晋升的机会，看不到梦想在实现。”对劳动密集型企业曾做过深入了解的广东观察人士萧南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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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在很多劳动密集型企业，人只是实现企业生产目的的工具。 o
在富士康，员工的宿舍是随机安排的，进来一个安排一个。在富士康，同一个宿舍有一部分人上白班，一部分上夜班，所以经常的情况是说话也要压低嗓门。“这里只是一个睡觉的地方。”张瑶说。
富士康的普工占到员工总数的85%以上。在这个全球最大的电子产业专业制造企业中，普工们是流水线上的一颗螺丝钉，他们的生活被一再规范化一再简化，最终“睡觉、工作、吃饭”几乎成了生活的全部。“有时候觉得自己每天做的事情太少，太重复了。”江山抱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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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这一切，服从的只有一个逻辑：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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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的逻辑同样体现在一些不为人留意的细节中。5月14日，富士康今年的第十场励志晚会。这是专为入职不到3个月的新员工准备的晚会。4月份开始，富士康龙华园区几乎每周都有一次这样的活动。在这场励志晚会上，很多“90”后员工看到一半就想退场。“不许出去！”门口几个保安粗暴地喊话，随即拿着一根棍子拦在了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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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就是这样的。我们出门的时候，都会做一些检查，有时候是很粗暴。”姜明说，时间长了，也懒得和他们发生一些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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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富士康而言，这可能是一种有效的管理方式，但其中潜藏的含义是，这里需要尊重的似乎仅是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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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南周认为：“对效率与秩序的过度尊重会导致人的生活被肢解，这在富士康有明显的表现。这也是导致员工„异化感‟增强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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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病态，„工业化冷漠‟。他们感觉不到成就、尊重，只有挫折与疲惫，他们不愿意关心他人。”萧南周说。
在富士康，所有的生产环节都被细分。每一个工人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规定的几个动作。在PCEBG事业部的一条生产线上，女工简洋正在不停地测一块电路板的正负级。她动作很快，几乎2秒就可以完成一块电路板的测试，连她自己都说不清楚，一天要测试多少块电路板。
“只能站着，不能坐着。”她笑笑，习惯了。
站着未必更辛苦。在她旁边的一排工友，手指上带着薄薄的橡胶手套，一直在低头做电路板，这样的姿势，一保持就是一天。
同样，在富士康，一线员工的生活环节也被细分，他们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自己的生活。富士康的生产是“表格化”的，不同班组的上班时间被有序地错开。这决定了富士康员工的生活也是“表格化”的，不同班组吃饭、睡觉、娱乐时间也需要错分开来。“如果白班是7点30分开始，中午12点到1点之间就是吃饭的时间。”湖北人江山说，去掉排队和走路的时间，真正吃饭的可能只有中间的20分钟，如果这个点不去吃饭，就吃不到饭了。
为了实现效率，在富士康，要洗的衣服也被要求在规定的时间段送至规定的
地点，每天专门的洗衣公司会回收三次。
“不用洗衣服，有人做饭，工作以外全部被他们„外包‟了。”江山说，他感觉越来越累，晚上8点下班，开始还去网吧打打游戏，现在则直接回宿舍洗洗就睡觉，江山说，时间长了，连买报纸的心情都没有了。
在“科学细分”的生产环节、生活环节共同作用下，富士康实现了爆发式增长，工厂规模不断扩大。
1988年在深圳建厂后，富士康迅速壮大，目前在深圳地区的员工人数达到42万人，在中国大陆地区的总员工数则已超过80余万。
这种细分的生产环节、生活环节，在富士康被称为效率。它其实早有一个名字，叫“泰勒主义”。其精髓就是把作为管理对象的“人”看作是“经济人”，利益驱动是该理论用以提高效率的主要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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