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F:的全球增长率预计为3.7%

2020-03-03 13:38:51 来源:范文大全收藏下载本文

IMF:2018-2019年的全球增长率预计为3.7%

2018年10月

据腾讯财经综合报道,在周二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IMF将20

18、2019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均由3.9%下调至3.7%,因全球贸易问题及新兴市场风险。

IMF将2019年美国增长预期由2.7%下调至2.5%,维持2018年预期2.9%不变。

IMF将2019年中国增长预期由6.4%下调至6.2%,维持2018年预期6.6%不变。

IMF将2018年欧元区增长预期由2.2%下调至2.0%,维持2019年预期1.9%不变。

因阿根廷、巴西、土耳其局势大幅下调新兴市场20

18、2019年预期。

IMF首席经济学家Maurice Obstfeld表示,鉴于全球贸易政策的扰动继续发酵,现在看来,此前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过于乐观”。

他称,贸易政策以及不确定性的影响,在宏观经济层面愈发突出。对于美国而言,在部分财政刺激政策退出之后,其经济增速就将开始放缓。

IMF《世界经济展望》每年发布两期,发布时点分别为4月和10月。

IMF:2018-2019年的全球增长率预计为3.7% 2016年中期以来,经济仍在继续稳步扩张,IMF预计2018-2019年的全球增长率仍将保持在2017年的水平。然而,与此同时,经济扩张的均衡性已经下降,一些主要经济体的增长速度可能已经触顶。过去六个月里,全球增长的下行风险已经上升,增长快于预期的可能性已经下降。

2018-2019年的全球增长率预计为3.7%,两年的预测值都比4月的预测低0.2个百分点。在美国,随着财政刺激继续扩大,经济增长势头仍然强劲,但鉴于最近宣布的贸易措施,包括对从中国进口的2000亿美元商品征收关税,2019年的增长预测已经下调。欧元区、日本和英国的增长预测已经下调,原因是2018年初一些意外情况抑制了经济活动。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许多能源出口国的增长前景因石油价格上涨而改善,但阿根廷、巴西、伊朗和土耳其等国的增长预测下调,反映了本国特定因素、金融环境收紧、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以及石油进口成本上升。鉴于最近宣布的贸易措施,中国和一些亚洲经济体的增长势头预计将有所减弱。

未来几年之后,随着产出缺口闭合,货币政策继续回归正常,预计多数发达经济体的增长率将下降到潜在水平——远远低于十年前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达到的平均增长率。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减缓,生产率增长预计乏力,是中期增长率下降的主要驱动因素。美国将在2020年开始取消财政刺激,届时货币紧缩周期预计将达到峰项,因此,经济增长率将下降。中国的增长将保持强劲,但预计将逐步放缓。一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前景仍将疲软,特别是按人均增长率衡量,其中,一些大宗商品出口国仍需实施大规模财政整顿,另一些则陷入战争和冲突之中。

在政策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下,全球增长面临的风险偏于下行。2018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强调的一些下行风险——例如,贸易壁垒增加,基本面较弱和政治风险较高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资本流入出现逆转——已变得更为显着,或已在一定程度上变为现实。尽管发达经济体的金融市场状况依然宽松,但一些因素(如贸易紧张局势和政策不确定性加剧)可能导致金融市场状况迅速收紧。 货币政策是另一个可能的触发因素。美国经济处于高于充分就业的状态,但市场预期的加息路径比美联储预计的更为平缓。因此,美国的通胀结果若高于预期,可能引起投资者对风险突然进行重新评估。发达经济体金融状况的收紧可能导致资产组合出现破坏性调整,汇率发生急剧变动,新兴市场(特别是脆弱性较高的经济体)资本流入进一步减少。

经济复苏促进提高了就业和收入,使资产负债表得以增强,为重建缓冲提供了机会。然而,鉴于风险偏于下行,需要更为紧迫地采取有关政策,提高强劲、包容性增长的前景。避免通过保护主义措施来应对结构性变化,并寻求采取合作性的解决方案,推动货物和服务贸易的持续增长,这对于维持和进一步促进全球经济扩张至关重要。由于目前许多经济体的增长高于潜在水平,政策制定者应着眼于实施相关改革以提高中期收入、造福全体人民。由于过剩产能收缩、下行风险增加,许多国家需要重建财政缓冲,在金融状况可能突然大幅收紧的环境下提高抗冲击能力。

在发达经济体,经济活动在2017年下半年达到峰值后,在2018年上半年势头有所减弱。欧元区和英国的增长结果低于预测水平,世界贸易和工业生产增长减缓,一些高频指标下降。各发达经济体的核心通胀依然存在很大差异——欧元区和日本的核心通胀远低于目标水平,但英国和美国的通胀接近目标水平。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能源出口国的经济活动继续逐步改善,但一些进口国的经济活动有所减弱。阿根廷、巴西和土耳其的经济活动下滑更明显,其中,各国特定因素和投资情绪恶化也起了作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通胀普遍上升,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货币贬值的传导效应。许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金融状况已经收紧,但发达经济体的金融状况依然宽松,尽管美国的联邦基金利率继续上升。

2018-2019年的全球增长率预计为3.7%,比2018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的预测低0.2个百分点,并且,中期内将进一步下降。随着货币政策正常化,全球金融状况预计将收紧;今年 4月以来采取的贸易措施将对2019年及之后年份的经济活动产生不利影响;从2020年开始,美国的财政政策将抑制经济增长势头;在中国,由于信贷增长减弱、贸易壁垒增加,经济增长将放缓。

在发达经济体,由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大幅减缓,生产率增长乏力,将使中期潜在产出增长受到抑制。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中期前景存在差异。新兴亚洲和新兴欧洲(土耳其除外)的增长预测依然有利。然而,拉丁美洲、中东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前景疲弱,在这些地区,尽管目前经济正在复苏,但大宗商品出口国的中期前景依然普遍低迷,它们需要进一步促进经济多元化并实现财政调整。伊朗2018-2019年增长预测大幅下调,原因是美国重新施加制裁将带来影响。在土耳其,市场动荡、货币急剧贬值以及不确定性高企将对投资和消费需求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其增长预测也大幅下调。鉴于最近宣布的贸易措施,中国和一些亚洲经济体的增长预测也已下调。按人均计算,约45个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衡量,占世界GDP的10%)2018-2013年的增长预计将低于发达经济体,因此,生活水平的差距将进一步拉大。

全球增长预测面临的风险偏于下行,包括在短期和更长期间内。由于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长势头减弱、金融状况收紧,全球增长强于预期的可能性已经下降。与此同时,2018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强调的一些下行风险——例如,贸易壁垒增加,外部头寸较弱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如阿根廷和土耳其)资本流入出现逆转——已变得更为显着,或已在一定程度上变为现实。

贸易紧张局势加剧,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系可能被削弱,这是全球前景面临的主要威胁。自2018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发布以来,保护主义言辞日益转为行动,美国对各类进口施加了关税,包括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加征关税,贸易伙伴已经或准备采取报复性和其他保护措施。贸易紧张局势的加剧以及由此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可能挫伤商业和金融市场情绪,引起金融市场动荡,并导致投资和贸易减缓。贸易壁垒的增加会破坏全球供给链,阻碍新技术的传播,最终导致全球生产率和福利下降。更多的进口限制还会提高可贸易消费品的成本,对低收入家庭造成特别大的损害。

如果发达经济体更快收紧货币政策,或其他风险变为现实而使市场情绪发生变化,那么,依然宽松的全球金融状况可能会急剧收紧。这会使过去若干年内积累的脆弱性暴露出来,削弱信心,并损害投资(基线增长预测的主要驱动力)。在中期内,风险将来自以下方面,即金融脆弱性继续积累,在增长前景疲弱环境下实施不可持续的宏观经济政策,不平等程度加剧,以及对主流经济政策的信任度下降。其他一些非经济风险也会起作用。如果其中任何一种风险变为现实,发生其他不利情况的可能性将会增大。

在经济持续扩张的环境下,我们面临的机会窗口在缩窄。各国应推进有关政策和改革,包括在多边和国家层面,以延续当前的增长势头,加强中期增长前景,使所有人都受益。同时,应积累缓冲以应对下一次衰退,在金融状况可能突然大幅收紧的环境下提高抗冲击能力。

措施包括: 促进合作。各国需要共同努力,应对那些超出本国范围的挑战。为了维护和扩大过去几十年基于规则的国际贸易一体化带来的收益,各国应开展合作,进一步降低贸易成本,在不增加扭曲性壁垒的前提下化解分歧。另外,还应通过合作完成金融监管改革议程,加强国际税收体系,提高网络安全性,解决腐败问题,以及缓解和应对气候变化。

使通胀达到目标水平,积累缓冲,控制过度失衡。通胀疲软的经济体应继续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而通胀接近目标水平的经济体应谨慎推进经过良好沟通、依赖于数据的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财政政策应着眼于重建缓冲以应对下一次衰退,公共支出和收入的构成应能促进提高潜在产出和包容性。处于或接近充分就业状态、经常账户有过度逆差、财政状况不可持续的国家(特别是美国)需要稳定并最终削减公共债务。导致全球失衡加剧以及美国和全球经济风险高企的顺周期性刺激措施应予以取消。经常账户有过度顺差并具备财政空间的国家(如德国)应扩大公共投资,以提高潜在增长和减轻外部失衡。

加强实现更高、更具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潜力。所有国家都应抓住机遇,实施有助于提高生产率的结构性改革和政策,并确保收益得到广泛分享——例如,鼓励技术创新和传播,提高劳动力参与率(特别是提高女性和年轻人的参与率),为那些因结构性变化而失业的人提供支持,以及投资于教育和培训,以增加就业机会。

加强经济韧性。宏观和微观审慎政策面临着积累金融缓冲、抑制杠杆率上升、限制过度冒险和控制金融稳定风险(包括网络安全威胁)等方面的挑战。在欧元区,资产负债表修复工作需要继续推进。新兴市场经济体应着眼于控制或有负债和资产负债表错配。第二章的主要结论之一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前财政状况较强的国家,以及汇率制度更为灵活的国家,产出损失较小。全球金融危机之前金融脆弱性较高的国家,产出损失较大,这突出显示了宏观审慎政策和有效监管的重要性。第三章的分析说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可以通过哪些重要方式来获得制度增强带来的好处。在当前全球金融状况回归正常化的环境下,能够有效锚定通胀预期的更可信的货币政策框架可以改善通胀与产出之间的权衡取舍关系,从而能提高经济抵御不利外部冲击的能力。

改善低收入国家的趋同前景。必须继续朝着实现2030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取得进展,以使世界上更多人口享有更大的经济保障和更高的生活标准。低收入国家的公共债务水平普遍较高,因此,需要在加强财政状况方面取得果断进展,同时重点实施有针对性的减贫措施。它们还必须提高金融体系的韧性。投资于人力资本,改善信贷获得渠道,缩小基础设施缺口,这些措施都能促进经济多元化和提高应对气候冲击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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