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知识大讲堂
2020-03-02 06:27:36 来源：范文大全收藏下载本文
《党史知识大讲堂》第一讲：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祝彦：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说法，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巨大的事变。今天我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讲一讲建党的有关内容。
第一，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历史背景。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在20世纪初诞生于中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历史背景。
第一，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不成功，呼唤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产生。近代以来，中国陷入了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状态，在这样一种积贫积弱的民族危难情况下，许多的仁人志士进行了奋勇的斗争。流血的革命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比如太平天国起义，还有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另外还有改良运动的推动，比如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君主立宪。但是无论是流血的革命还是不流血的改良运动最后终归于失败，其中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是因为没有一个先进的用科学理论武装的政党的领导。
第二，近代以来中国工人阶级不断的发展壮大，到1919年前夕，中国的工人阶级队伍已经达到200万左右，这就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雄厚的阶级基础。
第三，新文化运动的掀起传播了马克思主义，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新文化运动于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开始，这场运动的掀起，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它对封建专制思想、封建文化进行了极大的冲击，很大程度上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从而为人们接受马克思主义打开了闸门。
第四，20世纪的国际环境为我们党的创立提供了外部条件。在20世纪初的世界史上有两件事情值得注意：第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充分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矛盾和各种腐朽的现象，使得原来许多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向往的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失望，从而开始思考，接受走别的道路的问题。最后选择了中国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应该仿照西方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二是20世纪初，在世界历史上还有另一件重大的事情，也就是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俄国的国情和中国十分相似，俄国的工人、农民能够挣脱国内反动统治的压迫，取得革命的胜利，这就为中国人民树立了一个榜样，也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成为当时很多追求进步的中国人的一个目标、一个方向。
以上四个方面，为党的创立提供了四个条件，或者是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四个大历史背景。
第二，我们讲一讲五四运动与党的建立。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那么五四运动与党的创立有什么关系呢？我认为：
第一，五四运动为党的创立直接准备了大批的干部队伍。可以说，投身于“五四”运动的骨干分子后来都成为我们党创建之初的领导干部和主要成员。比如大家非常熟悉的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李达、邓中夏等等这些人，都是在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后来成为我们党创建的主要成员。
第二，五四运动还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五四运动中，无论是陈独秀还是李大钊，都在杂志上、媒体上撰写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社会主义学说。大家熟悉的比较有名的李大钊同志署名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这两篇文章就是在当时发表的，影响很大。同时，在马克思主义宣传过程中，通过与中国是否适合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是否应该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以及同无政府主义等问题的论战，使得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普及，从而他的影响在知识界、理论界、思想界，尤其是广大青年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
第三，五四运动还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工农的相结合，因为在五四运动中，很多先进的知识分子到工人夜校去讲课，到农村去、到工农群众中去，通过向工农群众补习文化、宣讲知识的方式，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工农群众中得到宣传，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工农运动的相结合，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问题，五四运动同党的创立的关系。
第三个内容，讲一讲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
1920年初，李大钊专门将从监狱里面释放出来，但仍然受到北洋军阀政府监视的陈独秀护送到天津，然后转往上海。在护送的路上，李大钊和陈独秀商定要建立中国共产党。所以我们大家熟悉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就来自这样的历史背景。陈独秀到了上海之后，便于1920年5月间就组织了一个秘密的具有共产主义色彩的团体——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那么在考虑成立组织的名称问题上，陈独秀特意跟李大钊写信商量，李大钊明确表示，我们党的组织就叫共产党。于是，经过酝酿和准备，在陈独秀的直接领导下，上海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于1920年8月间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的杂志编辑部成立了，当时党的组织名字就直接叫做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诞生的第一个共产党的组织，当时发起人一共有8个。其中有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杨明斋和李达，大家推举陈独秀为书记，上海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之后，实际上就开始了全国党的各地组织的成立指导工作。他们通过写信的方式或者派人去直接指导等等方式来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产生。因此，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实际上起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的这样一个作用。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织及担任书记的陈独秀在指导全国共产党组织建立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也正因为这样，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一次会议上特别讲到，陈独秀创造了党，有功劳。那么，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指导下，各地开始建立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北京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是在李大钊的直接指导下成立的。早在1920年3月份，在北京大学就成立了马克思学术研究会，以这个研究会为基础，1920年10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同志的办公室成立了北京的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名称为共产党小组。到1920年底，北京的党组织召开会议，名称正式确定为共产党北京支部，由李大钊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罗章龙负责宣传工作。武汉党的早期组织是1920年8月份成立的，由刘伯垂组织召开会议，名字是共产党武汉支部，当时参加的成员有董必武、张国恩、陈潭秋、包惠僧等人，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于1920年初冬在新民学会的先进分子中秘密产生，由于当时湖南军阀的残暴统治，长沙党的组织活动十分隐蔽，直到1921年7月，党在长沙的成员也只有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少数几个同志。广州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于1921年春开始成立的，命名为广州共产党。先是由陈独秀，后是由谭平山任书记，陈公博负责组织工作，谭植棠负责宣传工作。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1年春成立，成员有王尽美、邓恩铭同志在内，这样包括上海在内，全国共有六个城市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并且开展工作，成员也逐渐地增加起来。根据1921年的一份档案文献记载，当时党的组织全部加起来的党员分子有53个成员，张国焘回忆是59个人，称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约350人，其中上海党员9人，北京党员15人，武汉党员8人，湖南党员约10人，广东党员约7人，山东党员8人，旅日党员8人。我们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党的早期组织没有统一的名称，比如有的地方叫共产党支部，比如北京就叫北京共产党支部。也有叫共产党小组的，还有直接就称共产党的，这是第三个内容。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情况。
第四个内容，党的“一大”的召开。
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之后，这为成立全国性的党组织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组织基础。同时，不断高涨的革命运动迫切的要求需要成立一个统一的党组织来领导。于是，在这样一种客观条件具备、主观要求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就应运而来。1921年6月份，共产国际派了代表马林，还有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代表尼科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在了解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建立情况后，他们主张应该尽快的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成立正式的统一的中国共产党。于是，当时在上海组织工作的李汉俊、李达就和在广州的陈独秀以及在北京的李大钊联系商量，在得到他们两位同意后，取得了大家的一致共识后，就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是，由上海的发起组织向全国其他城市的共产党组织写信，联络通知他们派人来、派代表到上海来开会，每个地方派两名。那么，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当时白色恐怖的统治，再加上交通条件的不方便，以及各地党组织在初创时期没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和组织手续等等情况，各地党组织推出代表的方式不一样。另外，到达上海来开会的时间也前前后后不一致，有的早来，有的晚到。但是，在1921年7月23日前，各地的代表基本陆续到达。各地的代表情况是，北京的代表张国焘、刘仁静；湖南的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代表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代表王尽美、邓恩铭；上海的代表李汉俊、李达；广州的代表陈公博、包惠僧；另外旅日共产党组织的代表有周佛海，我们大家可以算一下，13个代表的平均年龄是27.98，也就是约28岁，这个年龄正是一个人风华正茂的干事业的年龄，因此，某种意义上，这个年龄反映了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希望，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代表了历史的一种方向。 大家会注意到，上面的上述代表中没有李大钊，也没有陈独秀，那么，作为党的主要创始人，他们都没有出席一大。什么原因？在1920年12月份，陈独秀在领导成立上海早期组织后就到广州去了，担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长，在那里为筹办一所大学而奔波。李大钊当时担任了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主任、教授，另外他还兼任北京国立大专院校教职员工代表联席会议的主席。无论李大钊同志还是陈独秀，当时都脱不开身，由于这样一种客观原因，他们两位都没有出席党的一大。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各地代表陆续到达后，于1921年7月23日晚上在上海开幕，会场设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也就是现在的兴业路76号，李汉俊的兄长李书城的住宅内，各地代表13人出席会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来的代表尼科尔斯基出席了会议。会上首先由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致辞，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表示祝贺，介绍了有关共产国际的情况，并建议把会议的进程及时报告共产国际书记处。之后，代表们讨论大会的任务和各项议程。7月24日，由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本地区团组织的建立情况，7月25日、26日两天休会，由张国焘、李达、董必武三人起草会议讨论的党纲和今后的工作计划，其他的代表休会。7月27日、28日、29日这三天连续举行会议，主要是讨论由前面三位同志起草的党的纲领和决议，大家发言进行讨论。那么，7月30日晚上会议继续进行。但是，在会议召开期间，突然一个陌生的中年人闯进了会场，这个人环视了会场一周之后又匆匆离开，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有比较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凭感觉他认为刚才这个冒然进入会场的人可能是侦探、特务，于是他建议会议立即中止，代表分散转移。果然在代表们分散后，大概10分钟左右，巡捕房的特务就把会场包围，并且对会场进行了搜查，但是代表们转移及时，巡捕们虽然搜查折腾了一番，但一无所获。那么，在原定的地方会址不能开会了，怎么办？在大家讨论在新的会议地点时，李达的夫人王会悟建议到她的家乡浙江嘉兴南湖去开会，因为嘉兴离上海近，交通比较便利。于是，代表们就陆续转移到嘉兴。在浙江南湖的一艘红船上召开了最后一天的会议。当时，为了不引起怀疑，特意租了一艘比较豪华的游船。另外，还在游船上摆了一些比如麻将等等娱乐工具，表明大家是来南湖游玩的。于是，会议就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结束了。党的一大通过了党的纲领，把党的名称正式确定为中国共产党，会议最后还产生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基于当时全党党员的数量不多，而且各地党组织也不够健全，会议决定暂时不成立党的中央委员会，而只成立中央局，来负责领导党的工作。经大会代表讨论，最后选举由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三个人组成中共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共中央局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李达负责宣传工作。
这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基本情况，也就是党的一大。
第五，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特点。
中国共产党与别的国家，比如俄罗斯共产党，包括日本共产党等其他国家共产党的诞生创立，有什么自己的特点呢？我们归纳一下，有这样几点：第一，中国共产党创建的进程比较快。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1年7月份，中国共产党就完成了酝酿、筹备到正式建立的过程，应该说时间比较短。第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以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为榜样，也就是按照列宁的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第三，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后，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的党内纪律和组织原则。第四，我们党从一开始成立就力求保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以上四个特点或者说我们党创立方面的优点表现。
另外，我们也总结一下，我们党的创立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弱点，大概有这么几点：
第一，时间短，没有经过长期斗争的锻炼。
第二，理论准备得不足。很多同志是先入党，再接受理论的教育；先投入实际的革命斗争活动，再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修养。
第三，中国共产党从创立开始，很大程度上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这个影响有好的一面，同时也有不足的一面。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特点。
第六个内容，也就是最后一个内容，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意义。
毛泽东同志指出过，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一个大的事变。自从中国共产党创立之后，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具体来讲，第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得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过去一切旧的革命的失败，就是因为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因此，党的创立就使得进行斗争的中国人民有了可以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第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得中国革命有了自己科学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武装成立的。中国革命最后的胜利，正是因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走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而取得了胜利。第三，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使得中国革命有了新的革命的方案。经过艰苦探索，经过曲折失败，中国革命终于在党的领导下，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并且在这条道路上最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以上三点，可以说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使得中国革命的面貌真正的焕然一新。(文字来源：央视网) 《党史知识大讲堂》第二讲：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开
辟
主讲人：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 刘宝东
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的原因很多，但最基本一条是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关于这条革命道路，小平同志在1984年接见日本外宾时曾作过非常经典的概括。他说“中国人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且坚持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才使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他又说“中国共产党人„„走自己的路，也就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把中国革命搞成功了。”怎么理解小平同志的这两个概括？他讲的是一条道路，还是两条道路呢？其实，小平同志这两个概括讲的都是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不过一个讲的是广义的革命道路，即新民主主义的革命道路，它包括革命的总战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以及实现总战略的方法(三大法宝)和途径(农村包围城市)；第二个讲的是狭义的革命道路，即专指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道路。今天我与大家探讨的是后者，专门谈谈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是如何开辟出来的。我今天讲三个问题：一是党探索革命新道路的历史背景；二是党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曲折历程；三是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理论的内容及意义。
一、党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历史背景
中国共产党探索革命新道路的历史背景，从大的方面讲就是大革命的失败。下面我就简要地梳理一下大革命时期党探索革命规律的情况。
1962年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时对党探索革命规律的情况作了总结，他说：“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个阶段才革，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由此可见，党在成立之初，对革命形势判断的并不十分精准、对革命规律的认识也并不十分清晰，而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经验来看，巴黎公社，十月革命，都是在城市中进行的，所以在革命初期党也自然地将工作重心放在了城市，并且很快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但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失败为标志，第一次工运高潮很快又跌入谷底，在共产国际的促动下，党的三大决定与国民党合作。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党际合作实现后，党主要干什么呢？事实上，党将主要的精力投向了开展民众运动。在城市中领导了广州沙面工人罢工、五卅运动等一系列规模浩大的工人运动，将大革命推向了高潮。关于农民问题，第一次国共合作初期，国民党也是比较重视，但是有个问题，国民党虽在政策上比较重视，但却是只有政策而无行动，因为没有人愿意深入基层。毛泽东在国民党一大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随后他积极参与了国民党中央的领导工作，他看到了国民党浮于上层、少于深入基层的现实，1924年2月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讨论了十项提案，其中四项是毛泽东提出的，他在议案中提出了加强党员作用、重视基层群众工作等建议，如他说：“地方党务方在开始，中央及执行部事务必不甚多”，“宜以全力发展下级党部，不宜将党里人才尽聚在最高党部”，可惜毛泽东的建议不是“留案备核”，就是束之高阁。
其实对于国民党不能深入基层的原因，孙中山本人看的很清楚，也解释的很清楚，如他说：“迄今为止我和国民党还没有与农民进行接触。在国民运动中出现这一大的疏忽主要是由我的拥护者们的社会身份造成的。”“我本人是资产阶级出身，我的大部分拥护者属于大学生阶层、城市知识分子，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商界。由此，我们没有合适的人去深入农村，在那里扎根。”也即国民党缺乏吃苦耐劳、深入基层、扎实工作的农运人才。毛泽东曾说：“孙中山这个人有个好处，到了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就找我们。”就来找我们共产党，而国民党的弱项正是我们共产党的强项，如早期农民运动重要领袖阮啸仙所说：“不要和国民党争无谓的风头和用不着的权力，吃苦的工作我们自己争来做，占小便宜的事情让给他们。”这导致了什么后果呢？据中共广东区委1926年6月的统计：“国民党中央党部农民部的特派员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九是我们同志。”
这样大革命时期党虽然把工作重心放在了城市，但是毛泽东、彭湃等人不畏艰险、深入乡村、开展农运，为日后将工作重心转向农村积累了经验。1925至1927年间，毛泽东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就是这一时期开展农民运动的经验总结。他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开篇就提出“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他还号召要立刻下决心，把农民问题开始研究起来，到乡村中去。这些认识为他日后创造性地开辟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奠定了最初的思想基础。不过客观的讲，当时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农民运动的了解还是“异常肤浅的”。1956年9月25日，毛泽东在与参加中共八大的拉丁美洲一些党的代表谈话时讲到：当时“我们许多同志从平面看农村，不是立体地看农村，„„在这个时期，我研究过农村，办过几期农民运动讲习所，虽然有些马克思主义，但是看得不深入。”对于如何发动农民、如何深入农村、如何取得革命的胜利，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仍然需要在实践中继续探索。
由于国民党人大多不愿意从事吃苦的下层民众运动，这方面工作就由中共党员承担。由此一来，国共两党的合作形态，就逐渐呈现了国民党主要做上层工作、共产党主要做下层工作的分工。不仅如此，党在推动国民党改组过程中也起了重要作用，如1945年4月21日毛主席在七大预备会上讲：“当时各省的国民党，都是我们帮助组织的。那个时候，我们不动手也不行，因为国民党不懂得组织国民党，致力于国民革命三十九年，就是不开代表大会。我们加入国民党以后，一九二四年才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由我们起草，许多事情由我们帮它办好。”这个忙帮的可不小啊！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崭新的理念、清新的形象、务实的作风等区别于其它旧式政党的先进性，非常有魅力，非常有凝聚力，非常有吸引力，甚至于吸引了一些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这个变化可非同小可，它标志着国共合作初期共产党员单向加入国民党的党际合作模式被打破了，而是变成了双向互动。这种党际合作形态的变化，可是非同小可，引起了国民党内一部分人对国共合作的方式产生了疑虑。国民党一方面对自身组织的松懈而忧虑，另一方面又因为共产党组织的严密而感到恐惧，这种忧虑和恐惧就逐步地衍化成了“分共”和“反共”的主张和行动，而这种倾向在北伐之前就已很强烈地表现出来了，通过这个时期蒋介石的思想变化，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变化。比如1926年3月蒋介石的两条日记就很能说明当时他对共产党的态度。3月10日，他在日记写到：“近来所受痛苦，至不能说，不忍说，且非梦想所能及者，是何异佛入地狱耶！”是什么原因使他这么难受呢？就像佛祖被扔到地狱中经受煎熬。3月17日，他在日记中给出了答案：“共产党自以为阴谋之毒，不知其狡计皆为人利用。鲍氏之肉，尚足食乎。”哦，原来是共产党的阴谋毒计，背后还有个共产国际，此时蒋介石痛恨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已经达到了想吃人肉的地步啦！
那么我们中共党内对国民党、尤其是对蒋介石的动向就一点警觉都没有吗？答案是有的。比如，就在蒋介石记这个日记的次日，也就是3月18日，毛泽东在国民党政治讲习班上，为纪念巴黎公社55周年作了个演讲，谈了应该从巴黎公社失败中吸取两大教训：一是“没有一个统一的集中的有纪律的党指挥”，二是“对敌人太妥协太仁慈”。演讲中，毛泽东还说了句大家都熟悉的名言，那就是“我们不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敌人便给我们以致命的打击”。
非常不幸，毛泽东的判断是非常有预见性的。两天之后，即3月20日，蒋介石就发动了“中山舰事件”，两个月后，即5月20日，他又提出了排斥共产党的“整理党务案”，翻过年来就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给了我们党一个致命打击，中国革命经历了胜利的大喜，转而又遭受了失败的大悲。
可以说，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一个关注上层，一个关注下层；一个重视军事，一个重视民众，一个注重枪杆，一个注重笔杆；一个擅长武斗，一个擅长文斗。当两党互相合作时，无疑是一对优势互补的搭档。当合作破裂时，共产党就吃大亏了。就像毛泽东在七大的一次讲话中说的：我们“被人家一巴掌打在地上，像一篮子鸡蛋一样摔在地上，摔烂很多，但没有都打烂，又捡起来，孵小鸡。”在共产党员由六万锐减到一万人的情况下，在白色恐怖血雨腥风中，中国共产党在绝境中奋起，开始了探索革命新道路的艰难历程。
二、党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艰难历程
毛泽东在后来谈起开辟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背景的时候，屡次都说那可是“逼上梁山”。如果说用逼迫的“逼”字来形容党探索革命新道路的背景的话，那么就可以用摸索的“摸”字来概括党探索革命新道路的艰难历程。大革命悲惨失败之后，党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是：还要不要革命？怎么革命？在这个关键时刻，党做出了正确抉择，结束了陈独秀右倾中央的工作，发动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开始了从进攻城市向农村进军的艰难转变。
（一）从进攻城市到向农村进军的艰难转变
为了总结失败教训，确定新时期的路线和政策，1927年8月7日，党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会议是在汉口租界内苏联援华农业顾问洛卓莫夫的住处开的，正式会议只开了一天，但实际上用了一周时间，也就是用三天时间将会议代表偷偷领进来，会后又用三天时间将与会代表偷偷送出去，可见当时白色恐怖之严重、革命形势之危急。与会同志对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和教训作了认真总结，会上除了主持人李维汉和中央主要领导人瞿秋白之外，毛泽东发言的次数最多，时间最长，反思的也最为深刻。他在发言中讲了三个问题：一是领导权问题；二是农民问题；三是军事问题。关于领导权问题，他有个很形象的说法：他将国共两党的合作比喻为共同建造了一座房子。我们虽然“像新娘子上花轿一样”扭扭捏捏、勉勉强强地搬进了房子里，“但始终没有当房子主人的决心”，即忽视了争取革命领导权。关于农民问题，他批评了忽视农民运动的偏向。关于军事问题，他谈的最深刻：“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着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从枪杆子中取得的。”可见，这时候毛泽东已经提出了争取农民支持、独立领导革命的思想，而具体的途径则是把民众运动和军事运动结合起来。这次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即“党的现实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地、有计划地、尽可能地在广大区域内准备农民的总暴动。”在此精神指导下，党先后组织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百余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从起义目标来看，几乎都是剑指大城市，秋收起义的目标是长沙，广州起义的目的就更明确，占领广州、建立苏维埃。二是从结果来看，这些起义基本上都失败了，即便夺取了城市也占不住，广州起义占领了广州，但仅坚持了3天，其他各地起义夺取城市的目标也几乎都没有实现。各地武装起义实践证明，攻打大城市的路走不通，一些起义部队开始转入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开始从攻打城市到向农村进军的伟大转折。
毛泽东在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中说：“马克思主义者走路，走到那个地方走不通就要转弯，因为那个地方走不过去”。而党的工作重心从城市转到乡村这个弯，毛泽东转的最快，也转的最好。秋收起义受挫后，毛泽东认为攻占长沙已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果断决定退兵文家市，当时队伍驻扎在里仁学堂，经过激烈的讨论，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得到认可，放弃“取浏阳直攻长沙”的原定计划，“议决退往湘南”，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
文家退兵，议决退往湘南，其实并没有明确目标。文家会议后，起义军沿湘赣边界南下，经莲花县时，被派去联络江西省委的联络员宋任穷回到军中，他带回来江西省委的信中谈到“宁冈县有我们的武装，有几十只枪。”毛泽东又经过一番实地调查，了解到井冈山地区是一个比较理想的落脚点。但是，要想上井冈山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山上真有“山大王”，袁文才和王佐。
袁王二人都是穷苦出身，大革命高潮时也参加过革命，袁文才还是中共党员。袁文才有点文化，王佐会些武功，一个驻在山下的茅坪，一个驻在山上的茨坪，成犄角之势，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还很有群众基础。经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慢慢做通了袁王二人的工作，毛泽东才将带领队伍上了井冈山。
各地起义军撤到农村后，面临的当务之急是在农村怎么生存，怎么发展。各地情况虽不尽相同，但都面临三个共性问题：一是怎样战胜敌人的围剿；二是如何争取农民的支持；三是怎样建设巩固的根据地。这三个问题是互相联系的，下面我就以井冈山根据地为例，谈谈工农武装割据是如何开展的。
起义军上山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部队给养问题，即吃饭问题。1919年7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说：“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开始1000多人还好办，等到1928年4月朱毛会师后，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近万人队伍需要人吃马喂，而井冈山东西南北方圆“共计五百五十里”，“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吃饭太难”是边界割据的致命伤。 那用什么办法解决呢？最初的办法很简单，就是打土豪，因为打土豪既可以扫除革命的障碍，又可以鼓动农民起来革命。但土豪的存粮和资财也是有一个积累的周期，不能今天打完，隔两三天再来一遍。毛泽东很快认识到打土豪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解决问题的关键还是要争取广大农民的支持，而要取得农民的支持就要用事实证明共产党是他们利益的代表。那么又如何代表呢？当然是解决农民最关心问题，而农民最关心什么呢？是土地问题。毛泽东就抓住了这个核心问题，领导了边界各县轰轰烈烈的分田高潮。分地也是个很复杂的事，丈量土地、统计人口、协调分配，都需要有人牵头，都需要组织来领导，这样在广大农民热烈拥护下，宁冈等县的基层党组织逐步恢复了起来，并且相应建立了工农苏维埃政权。分了地后农民最怕再次失去土地，这就需要红军的武装保护，由此支前拥军成为了农民的自觉行动，红军的基本生存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在领导红军反围剿的过程中，毛泽东等人又总结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这样就形成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的良性互动循环，工农武装割据在井冈山地区就蓬勃开展起来。
经过一年多实践，毛泽东对如何革命有了初步正确认识，他及时作了理论总结，1928年
10、11月先后写成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重要著述，他从国情出发揭示了红色政权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完整阐述工农武装割据的内容，提出了红军和红色政权发展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这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开辟奠定了重要基础。
可以说，毛泽东这时已经看到工农武装割据是取得革命胜利的一个有效途径，如他在《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写到：“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但客观地讲，这时毛泽东的认识仍然仅是战术层面的个案思考，还没有上升到战略层面的统筹考虑，革命新路仍需要在实践中继续探索。
（二）革命新路在教条主义束缚中破茧而出
党探索革命新路遇到了许多困难，一是难在没有经验，二是难在共产国际城市中心论的束缚。可以说，教条主义是前进道路上的主要障碍。 八七会议后实现了斗争形式的转变，但是党内的“左”倾情绪却潜滋暗长，仍然坚持通过城乡武装总暴动以造成一省或几省的革命胜利的局面，对于毛泽东引兵井岗、保存实力的做法很不满，1927年11月，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开除了毛泽东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8年3月，湘南特委代表周鲁到了井冈山，他批评井冈山“行动太右，烧杀太少”，说毛泽东是“右倾逃跑主义”、“枪杆子主义”，更为严重的是他还将开除毛泽东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决议错传为“开除党籍”，当然，这个性质非常严重的错传很快就纠正过来了。
随着各地工农武装割据蓬勃发展，中央对割据农村和夺取城市的关系的认识也有了进展，提出在省一级的局部地区由割据农村，进而包围夺取城市。1928年6月4日中央在《致朱德、毛泽东并红四军前委信》中，提出要吸取广州暴动的教训，“在全省总暴动之先，必须要有几个重要的中心区域的割据，而向全省的中心区域作包围的发展，如此全省总暴动才有胜利的可能。全省政治中心的暴动„„一定是全省暴动的完成而不是全省暴动的开始。”这个思想已经非常接近农村包围城市道路了，但这种正确探索在六大召开后就停滞了。
中共六大是党的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全国党代会。为什么跑到莫斯科开，一是因为白色恐怖的严重，很难在国内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将各地的代表集中起来开个会；二是也有到莫斯科直接接受共产国际指导的因素；而苏联和共产国际也确实想要直接指导一下中国的革命。在六大上，共产国际批评了乡村包围城市的提法。毛泽东建立巩固根据地的思想，与共产国际“走州过府”式的“流动游击”思想是相违背的，这引起了红四军内部分人对他的质疑。由于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全是农民成分的党，重军事轻政治、反对党管一切、主张流动游击等错误思想很严重，尤其是1929年4月3日中央指示红四军分散游击的“二月来信”到了军中，使得有流寇思想的人似乎从中央的信中找到了根据。结果1929年6月下旬召开的红四军七大，解除了毛泽东前委书记的职务。
失去了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政策上发现许多错误，党及红军组织皆松散”，要求恢复毛泽东领导的呼声很高。9月28日中央政治局发出的“九月来信”，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和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毛泽东重新出任红四军前委书记。12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红四军九大（古田会议），会议着重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毛泽东提出要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同时从组织上建设，通过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使农民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无产阶级化。二是如何建军，毛泽东强调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并规定了正确处理军内外关系的一些基本原则。这两个关键问题的解决，使得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夺取政权，有了可靠的保证。
这个时候，毛泽东开始思考更大的问题，那就是中国革命的出路到底路在何方？他这时看到不仅是他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取得了成功，闽浙赣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湘鄂西根据地、左右江根据地和东江根据地等大小十几块革命根据地也在蓬蓬勃勃地发展，这使他感觉到以根据地为依托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已经不再是一个战术的权益之计了，而是一个带有战略性的全局问题，即道路问题。这时，他收到了时任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带有悲观情绪的元旦贺信。古田会议后五天，即1930年1月5日，他给林彪回复了一封信，借着批评林彪以阐述自己的主张，这就是赫赫有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48年收入毛选时应林彪的请求，删除了对林彪个人的一些批评内容。毛泽东批评了“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反对“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主张应该采取“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强调只有坚持农村根据地斗争，“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可见，毛泽东实际上提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乡村，在农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发展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思路。这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成功开辟出来了。但是，这一思想为全党所接受并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又经历了一段极其坎坷的历程。
（三）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形成后遇到的曲折
毛泽东历经艰难探索出来了革命新道路，但是在一段时间里并未被党中央认可和重视，反而遭到严厉批评。当时由于周恩来到苏联汇报工作，六大选出的总书记向忠发又能力不强，所以中央工作实际上由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李立三主持。他是坚定的城市中心论者，他认为“乡村是统治阶级的四肢，城市才是他的头脑和心腹，单只斩断了他的四肢，而没有斩断他的头脑，炸裂他的心腹，还不能致他的死命。”这种说法乍听起来也是有一定道理，就像我们个体一样，最怕脑子和心脏出问题，因为那是致命的，其他器官出问题还比较好修。但将这种观念移植到如何看待中国革命的问题上，可就不那么适合了。
李立三有坚定的城市中心观念，加上他对当时革命形势估计过于乐观，我们知道这个时期爆发了席卷全球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国内又爆发了规模浩大的中原大战，所以他认为革命高潮到来。1930年6月9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李立三点名批评了主张“以农村中心”的毛泽东，他认为“中国是帝国主义矛盾最尖锐的地方”，中国革命势必促成“西方无产阶级与东方殖民地革命的总爆发”，为此他制定了全国总暴动的方针并付诸行动，造成严重危害。
“立三路线”本来是在共产国际影响下形成的，因为此前共产国际认为中共中央有右的倾向，但李立三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判断和一味坚持全国暴动的冒险做法，又有点过“左”，就是连联共（布）中央也认为是有点过头了，如8月13日斯大林在给莫洛托夫的电报中严厉地批评说：“中国人的倾向是荒诞和危险的。在当前形势下，在中国举行总暴动，简直是胡闹。”可是李立三并没有听从共产国际的指示，而是公开宣称“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的形势”，这种“不听招呼”的做法引起了共产国际的强烈不满，而红军进攻大城市相继失利，终于使得中央放弃了原定的暴动计划。周恩来和瞿秋白从苏联回国后，于9月24日至28日，主持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
这时，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对“立三路线”的定性又发生了分歧，中央认为“立三路线”是“中央在策略与工作布置上犯了冒险倾向的错误”，也就是工作方法出了问题，但不是原则问题；而共产国际则上纲上线地认为这次错误“并不是个别的错误，它造成了许多错误观点的整个系统，定下了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针，其行为更是敌视布尔什维主义和敌视共产国际的。”
下级与上级争论的结果可想而知，只有下级服从上级，中共中央政治局被迫承认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但对这个说法，共产国际还是不满意，不换思想就换人，要在以后杜绝这种不听招呼的现象发生，关键还是要让能够不折不扣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的同志负责中央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秘密潜到上海，在他一手操办下，1931年1月7日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把他的得意门生王明推举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实际上中央领导权主要由他掌握，王明之所以得到共产国际垂青关键是他听共产国际的话。
王明上台之后，仍然顽固地坚持共产国际所主张的城市中心论，他在表面上虽然猛批李立三太“左”，实际上他更“左”。如他在统一战线问题上主张关门主义，如他所说：“国民党军阀政客这一群狗窝里，绝对找不出一条‘少通人性’的好狗。”关于革命形势的判断上，他在为中央起草的一个文件中公开宣称：“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他还把所有反对这种冒险行动的主张一概斥为保守退却，甚至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且他还利用组织手段把他们那一套强行推行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
1931年4月，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参与领导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被捕叛变。在危急形势下，王明提出到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而周恩来则要到中央苏区，这样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已不到半数。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负总责任。
博古仍然听命于共产国际，继续推行“左”倾教条，如他自己后来回忆说：“其实我和一些同志当年都还只是学生，只学了一些理论，拿了一套公式和教条就回国了，当时我们完全没有实际工作经验，因此过去党的许多决议，不过是照抄照搬国际的指示而已，完全没有结合中国的实际。”这种完全没有结合中国实际的结果，就是经过一番折腾，1933年初临时中央在上海难以立足，不得不转移到中央苏区，直接领导中央苏区工作，“左”倾教条的影响就更恶劣了。如毛泽东后来的说法就是，先是“钦差大臣满天飞”，而后就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些喝了一肚子俄国墨水的中央领导人，根本不把靠钻山沟、打游击的毛泽东放在眼里，他们对毛泽东探索出来的革命新路置若罔闻。从1931年11月赣南会议开始，一直到1934年10月开始长征，在整整三年的时间里，毛泽东被排除在了中央苏区红军领导之外，此时尽管他仍然担任着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但是遭受到了接连不断的批判和不公正对待，当时他的处境是相当艰难的。据伍修权回忆，长征前研究转移的时候，博古、李德等人甚至于还曾经想不带毛泽东走：“最初他们连毛泽东同志也不打算带走，后来因为他是中华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许一起长征。如果他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我们党的历史也可能成了另一个样子。”
在“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下，在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瞎参谋、乱指挥之下，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土地革命战争失败了，党和中国革命再次陷入绝境。实践证明照抄马列本本、共产国际决议，照搬俄国革命经验行不通，而毛泽东等人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才是夺取革命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
这一讲讲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1937年至1945年的抗日战争及其最后胜利，是近代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它一举洗雪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所遭受的百年民族耻辱，是中国由衰败走向振兴的伟大转折。在抗日战争时期，尽管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是由于当时已经有了已经觉醒或者正在觉醒的广大人民群众，有了经历过两次革命胜利和失败的考验、在政治上达到了成熟的中国共产党，有了政治上进步的军队即人民的军队，有了局部的人民政权即解放区人民政权。总之，当时的中国按照毛泽东的判断，是处于历史上的进步时代，这是足以战胜日本的主要依据。虽然不能说抗日战争是单独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但是中国共产党作为处于历史上进步时代的主要代表，却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这一讲将围绕中国共产党如何成为抗战中流砥柱这一主题，分三个方面来讲。第一个方面，中国共产党提出并制定了正确的抗战指导方针。第二个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逐渐上升为抗战的主战场。第三个方面，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成为全国人民的新希望。
下面先讲第一个方面，中国共产党提出并制定了正确的抗战指导方针。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以军事演习为名，突然向当地中国驻军第29军发起进攻，第29军奋起反抗，伟大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由此爆发。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危险。在这紧急关头，只有全民族团结起来实行抗战，才是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出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提出并制定了正确的抗日战争指导方针。
第一点，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并努力促成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卢沟桥事件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向全国发出通电，大声疾呼：“平津危机！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事实上，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就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长期不懈的努力。1935年8月，中共中央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其中明确提出共产党和红军愿意同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一切抗日党派和团体，共同抗日救国。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这次会议初步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和方针。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以后，中共中央采取了和平解决的方式，迫使国民党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条件。
在随后举行的国共两党关于和平谈判的过程当中，国民党方面的表现不是很积极，全面抗战爆发以后，蒋介石急于调动红军到华北抗战前线，所以在谈判中表现出了较大的主动性。8月22日，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份按战时序列改为第18集团军）。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任命朱德、彭德怀为八路军的正副总指挥（后来改称正副总司令）。以叶剑英为参谋长，八路军下辖三个师：第115师，师长林彪；第120师，师长贺龙；第129师，师长刘伯承。当时红军改编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很多指战员思想认识搞不通，他们认为红军改编就相当于共产党、红军向国民党投降，过去与国民党进行的十年血战白打了。针对这一状况，红军各部普遍向广大指战员开展了一次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当时，朱德、刘伯承、贺龙、罗荣桓、左权等高级将领带头向指战员做思想说服工作。1937年9月，在120师举行的抗日誓师大会上，朱德就明确指出，红军改编，同志们思想不通，这个心情我们可以理解，但是毛主席说了，红军改编，统一番号是可以的，但是有一条绝对不能变，就是中国红军必须绝对处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贺龙也结合自己的经历说，过去国民革命军的服装我穿过，青天白日帽徽我也戴过，青天白日旗我也打过。从大革命失败到现在，我和国民党打了十年，但是现在是国难当头，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了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我们红军才实行改编。从表面上看来，我们是白的，但是我们的心却是红的，永远是红的。
经过思想教育工作，广大指战员思想认识上的疙瘩逐渐解开，普遍认识到大敌当前建立抗日战争统一战线的极端重要性和必要性。中国有句古话，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这一民族传统在民族危机现实之下的再次复活，如果中国共产党不能提出这样一个具体目标，是谈不上政治领导的。
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整个抗日战争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自始至终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存在和发展。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积极反共，消极抗日”，先后掀起了两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其中以“皖南事变”为标志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使新四军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当时新四军军部以及所属皖南部队一共9000多人，遭到国民党预先埋伏的部队的围剿、袭击，除2000多人突围以外，其余大部分牺牲、被俘或者失散，新四军军长叶挺被无理扣押，副军长项英遇害。“皖南事变”的爆发，使很多人认为，国共合作将破裂，内战有扩大的危险。但是中国共产党面对这种严峻的事态，还是以抗日大局为重、以民族大义为重，采取了既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联合、求团结的政策。在军事上严防自卫，在政治上坚决反击，在重庆，周恩来对国民党当局提出了严重抗议，他亲自打电话给国民党总参谋长何应钦，说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皖南事变”的爆发，得到全国人民、中间阶级、国民党内正义人士以及国际社会舆论的普遍同情。当时宋庆龄、何香凝就致函蒋介石，反对国民党围剿新四军。冯玉祥也说，新四军抗战有功，妇孺皆知，此次被剿灭，“政府”方面实难挽回对人们的信赖，在国际社会上，苏、美、英等国也反对国民党这种做法。这样形势的发展就完全出乎国民党顽固派的意料之外，反而使更多的人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是坚持抗日作战的，这样国民党在全国人民面前就输了理，而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却在全国的地位大为提高，后来更加证明共产党是坚持团结抗战的柱石。
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日战争中的存在及其发展，使得日本帝国主义突然发现他面对的中国不再是一个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中国，而是一个团结起来的中国，这就注定了他灭亡中国的美梦最终必将破灭。
第三点，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
抗战爆发以后，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进行了比较坚决的抵抗，并组织了像淞沪、忻口、南京等会战，但是由于国民党坚持片面的抗战路线，最后在日军的强大攻势下节节败退。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屠杀我国军民30多万人，制造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事件。国民党首府南京被攻克以后，国民党的首府就迁到武汉，最后又迁至重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这样作战状况，就使得全国人民充满了忧虑：战争将如何进行下去？中国能否取得抗战的胜利？怎样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在抗战爆发以前，国民党阵营里一直就有人说：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全面抗争爆发以后，“再战必亡”的论调又甚嚣尘上，当时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就是其中的代表。当然，速胜论也有相当的市场，国民党中一部分人妄想通过或者依靠国际援助来迅速地取得对日作战的胜利，特别是1938年3月至4月，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军队，在山东峄县附近的台儿庄取得了歼敌二万多人的大捷，台儿庄大捷的消息传来，速胜论的观点又抬头。但是不久，日军南北对进夹击，军事重镇徐州陷落，这样人们盲目乐观的情绪又再次受挫。
这时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整整十个月，饱受战争之苦的中国人民，无不渴望和平的早日到来。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觉得有必要对这10个月的经验做一个总结性的解释，给全国人民一个关于抗战前途的说法和答案。1938年5月至6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了《论持久战》的长篇演讲，这一论著是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最重要的军事著作。它清晰地回答了有关抗日战争的种种问题，解答了人们的思想疑惑，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首先明确提出中日战争的历史方位问题，他说中日之间的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同帝国主义的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所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在这一历史方位上，中日双方存在着互相矛盾的几个基本特点：第一，日本是帝国主义强国，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第二，日本的侵略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中国的反侵略战争是正义的、进步的。第三，日本战争力量虽强，但它是一个小国，它的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第四，日本的侵略战争在国际上是“失道寡助”的，中国的反侵略的正义战争是“得道多助”的。其中第一个特点，决定了日本可以在中国横行一时，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要经过艰难的历程，后三个特点决定中国不会亡国，经过长期抗战，胜利最后属于中国。
《论持久战》还科学的预见了抗日战争的进程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时期；第二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进攻，敌之战略退却时期。第二阶段，也就是战略相持阶段，是整个战争转换的枢纽，中国将在此阶段获得由弱转强的力量，最后胜利属于中国。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还明确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只要动员起来全国的老百姓，就会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弥补武器弹药的不足，最后取得抗战的胜利。毛泽东的这些论断，清晰地回答了人们最关心而一时又看不清楚的问题，使得人们对于抗战的历程和前途有了一个清晰的答案，大大增强了全国人民坚持抗战到底的信心和决心。
历史证明，在中国人民陷入对抗战前途渺茫、苦闷、彷徨的情绪之中时，当政的国民党并没有给全国人民一个关于抗战前途的答案和说法。但是，国民党没有做到的事情，中国共产党做到了。毛泽东对于抗战前途的预测是那样准确，使人深为佩服。对这一点，1945年4月，在我们党的七大上，朱德就指出，在八年过程当中，抗日战局经过了复杂的变化，但是不管战局如何变化，如何复杂，其发展进程都没有超出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关于三个阶段的科学预见，也就是敌人的进攻阶段、敌我相持阶段、我方反攻阶段。
综上所论，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中国的国情，提出并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了全面抗战的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为抗战胜利指明了方向，这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抗战中流砥柱的第一个方面的表现。
第二个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逐渐上升为抗战的主战场。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存在着两个相互依存而又相互独立的战场：一个是国民党担负的正面战场，一个是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担负的敌后战场。在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正面战场上抗击着侵华日军的大部分兵力，在淞沪、忻口、南京、徐州、武汉等会战中，共歼灭日军25万人，国民党也遭受了重大伤亡，最后节节败退。1938年10月，武汉沦陷，中国的华北、华中等大片国土和华南的一些战略要地落入敌手，日本占领了大半个中国。
八路军、新四军在正面战场作战不利的情况下，迅速插入敌后，展开广泛的人民战争，发动起了广大的人民群众，创建了令世人瞩目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敌后游击战争的序幕是从著名的平型关战役拉开的。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115师一部在山西平型关附近设伏，击毙日军一千多人，击毁汽车一百多辆，缴获大批弹药和军用物资，从整个战争的进程来看，平型关的战役不算大战，但它却意义深远，影响全国。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在抗战爆发以后中国军队所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它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平型关战斗结束后，八路军参加了忻口作战，会战失利以后，八路军迅速挺进敌后，策应友军撤退。1937年11月，在上海、太原沦陷以后，八路军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迅速在敌后展开了全面的对敌作战。当时115师一部挺进以恒山为依托的晋察冀地区，主力则进至以吕梁山为依托的晋西地区，120师进至以管涔山脉为依托的晋北地区，129师及八路军总部挺进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地区。八路军完成了战略展开以后，迅速地开展了创建根据地的战争和其他各方面的工作。这样，晋察冀、晋绥、晋冀豫、山东等抗日根据地就在华北大地上建立起来。在华中，1937年10月根据国共两党谈判达成的协议，南方八省游击队统一整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随后新四军展开对日作战，华中抗日根据地也建立起来。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宁地区，成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首府延安成为全国革命者向往的革命圣地。敌后战场的开辟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立，就使得日军腹背受敌。从1937年9月到1938年10月，八路军共对敌作战1500多次，毙敌5万多人，牵制日军兵力30万人，八路军由不到5万人发展到15万人，新四军由1万多人发展到2.5万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能够在短时间内，在敌后打开这样的局面，是出乎很多人意料之外的，包括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的意料之外。在这种情况下，日军就逐渐停止了正面战场的进攻，而以其主要的兵力把守占领区，这是抗战由战略防御向战略相持转变的一个重要条件。
以1938年10月武汉沦陷为标志，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从此以后，日军的对华方针有了重大的变化。从这时起一直到1944年，日军在正面战场上停止了战略进攻，而逐渐以主要的兵力对付八路军和新四军，对国民党政府采取了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就担负起抗战的主要责任。
随着人民武装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1940年8月到12月，八路军总部在华北掀起了一次大规模的对日进攻作战，作战部队陆续达到100多团，参加人数有20多万人，史称“百团大战”。“百团大战”共对敌作战1824次，毙伤日军2.5万多人。“百团大战”给日军企图分割根据地军民的“囚笼政策”以沉重打击，极大提高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威望，在抗战局面比较沉闷的时候振奋了全国民心。对此，蒋介石也致电朱德、彭德怀表示嘉奖。到1940年，在三年作战中，八路军、新四军共收回县城150多座，1940年八路军、新四军抗击着侵华日军的58%和全部的伪军，人数达到70万人。到1940年底，八路军、新四军人数发展到50万人左右，同时还有大量的民兵和地方武装。在华北、华中、华南开辟了16个根据地，加上陕甘宁边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已经发展到1亿多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逐渐成为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主要力量，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日的主战场。
“百团大战”使得日本侵略者大为惊慌，日军就认为华北“治安”的症结在于中共。所以从1941年到1942年，日本侵略者加紧了对根据地的“扫荡”和“清乡”活动，根据地进入了抗战最为困难的时期。在日军的残酷进攻中，敌后军民伤亡很大，部队减员很多，到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下降到40万人，华北平原地区的一些抗日民主政权被摧毁，根据地面积缩小，总人数由1亿多人下降到5千万人以下。面对日军这种残酷进攻，中共中央认为必须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来打击日本侵略者。各根据地在与日伪军的作战中创造了形式多样的歼敌方法，像大家熟知的麻雀战、地雷战、地道战、交通破袭战和水上运动战等一系列的战术，充实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在与敌人的顽强斗争中，敌后军民不怕牺牲，涌现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像冀中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对敌作战英勇顽强，日军就把马母当作人质，要马母逼迫马本斋投降，但马母坚贞不屈，最后绝食而死。还有像著名的狼牙山五壮士、抗日小英雄王二小等，都是我们熟知的抗日英雄事迹。1942年5月25日，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八路军总部遭到日寇合围的情况下指挥部队突围，在率领最后一批人员突围时不幸中弹牺牲，年仅37岁，他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方面牺牲的最高将领。
在敌后军民的牺牲坚持下，随着世界反法西斯的不断胜利，到1943年解放区战场形势好转，各抗日根据地进入恢复和发展阶段，1944年根据地军民还展开了局部的对日反攻作战。到1945年初，解放区军民热烈响应中共中央提出的“削弱敌寇、发展我军、缩小沦陷区、扩大解放区”的号召，向一切被敌人占领而有可能攻克的地方发动了全面的进攻作战，这时人民军队由高度分散转向集中，由分散的游击兵团上升为正规兵团。到1945年4月，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华南抗日中队已经发展到91万人，民兵200万人左右，创建了19块大的解放区，解放区的面积已经达到95万平方公里，人口9550万。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解放区地处当时全国重要的战略区，当时全国重要的城市像北平、天津、保定、太原、济南、徐州、上海、杭州、郑州、武汉、广州等均处于人民军队的包围之中，全国重要港口也大多数处于人民军队的活动范围之内。可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解放区成为对日大反攻的主要力量和争取抗战胜利的强大基地。而这时国民党政府在哪里呢？美国总统杜鲁门在他回忆中是这样写的，他说抗战后期，国民党的权力、蒋介石的权力仅限于西南一隅，长江以北连国民党政府的影子也找不到。
在解放区战场节节胜利的时候，国民党的正面战场上这时却遭到了可耻的溃败。1944年4月到12月，日军发动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也叫“一号”作战），我们称之为豫湘桂战役，在8个多月作战中，国民党丧失兵力五六十万人，并丢失了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福建省的大部和贵州省的一部，6千万人民沦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日军一直进攻到贵州的独山，逼近山城重庆，这震惊了山城的国民党党政军要人。可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与国民党所担负的正面战场作战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八年作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抗击侵华日军的比例是这样的：1938年抗击侵华日军的比例是59%，1939年是62%，1940年58%，1941年75%，1942年63%，1943年58%，1944年64%，1945年69%。不难想象，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发动全民抗战，日本侵略者就会集中其主要的兵力用于正面一线作战，并可充分利用占领区的资源来维持这种战争的路线，实现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企图，果真那样，抗日战争的局面将是另一番情景。对此，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在抗战胜利前夕就明确指出：如果没有解放区战场，如果没有解放区战场的与敌相持的战争，如果解放区战场的这种战争不能在最困难的时期坚持下来，那么日军必然继续会长期向西南、西北进攻，而国民党的政治机构及其军队则又必然招架不住，那就不会有什么相持阶段，抗日战争的局面早已是不堪设想的了。朱德还明确指出，他说任何人如果轻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和解放区英勇战斗的9千万人民，对于中国解放事业和对日大反攻的伟大重要性，必将犯很大错误，那是一定的。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在八年作战中逐渐成为对日作战的主要力量，成为中国坚持持久战的台柱子，争取胜利的主力军，这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的第二个方面的表现。
第三个方面的表现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成为全国人民的新希望。
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就明确指出：中华民族的兴旺是一切抗日党派的责任，是全国人民的责任，但在我们共产党来看，我们的责任更大。在整个抗战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确以民族责任为己任，不断发展壮大，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真正成为毛泽东所说的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团结统一的模范，成为实行抗战任务的模范，成为统一战线中各党相互关系的模范，不断发展壮大，走向成熟，逐渐成为全国人民的新希望。可以说在抗日战争中，民心的砝码不断加在共产党一面，胜利的天平已经开始向共产党方面倾斜，抗日战争胜利之时，国共两党胜负大局已定。
延安整风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卢 毅
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全党范围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通过延安整风，中国共产党不仅初步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破除了将苏共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教条主义，而且还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从而极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回顾延安整风，从中吸取宝贵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今天加深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延安整风的历史背景
（一）延安整风的主要起因
毛泽东之所以要发动延安整风，是有着深刻历史背景的，尤其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折历程有关
第一，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危害，必须从思想路线上加以彻底解决。 延安整风之前，我们党曾先后发生过瞿秋白、李立
三、王明等三次“左”倾错误，其中在1931年1月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台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是理论形态最完备、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深、危害最大的一次。它在军事上实行冒险主义，在政治上实行关门主义。这一系列“左”倾错误直接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南方各根据地相继丧失，全国红军从30万人减少到3万人，党员从30万人减少到4万人，白区的党组织也几乎损失殆尽。
尽管在遵义会议上博古“左”倾中央的统治宣告结束，但由于环境和条件的限制，当时只是解决了最为迫切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而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问题并未做出正确的结论。此后，毛泽东在1940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曾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彻底否定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形成的“左”倾政治路线。但是由于教条主义在党内的思想基础仍然根深蒂固，他的努力没有获得完全成功。这让毛泽东逐渐认识到，必须在全党范围开展一次整风运动，才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思想路线问题。
第二，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错误一度引起党内思想混乱，必须予以肃清。
1937年11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国。这一次，他又教条地搬用共产国际指示，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口号，主张对国民党让步。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和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上，他还一再反对洛川会议以来党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不点名批评了毛泽东。当时，毛泽东虽然赞成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但他认为我们不能过分相信国民党，必须时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从后来的事实来看，毛泽东的这种主张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当时却受到王明的批评。由于王明手握共产国际指示这道圣旨，而共产国际当时在中共党内有着很高的威信，因此他的这种右倾思想一度占了上风，这就给全党带来了很大的思想混乱，给党在抗战初期的工作造成了不良后果。而要纠正这种右倾错误，就必须通过开展整风，肃清教条主义的影响。
第三，皖南事变的发生，促使毛泽东思考如何尽快改变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这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导火线。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新四军遭到惨重损失。而在事变前，毛泽东就对国民党存有戒心，曾制定过一个先发制人的计划，打算派15万精兵打到国民党后方去，但这个计划最终被共产国际否定了。这件事深刻反映了中共与共产国际的重大意见分歧，同时也让毛泽东的警惕性进一步增强。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他决心尽快改变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从实质上摆脱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干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开展一次全党的整风运动，从思想根源上破除将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和教条化的氛围。
总之，在延安整风前，我们党在处理中国革命问题时还不够成熟，时常犯“左”倾或右倾错误。而无论是“左”还是右，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照搬照抄共产国际指示的结果，都是教条主义的表现。这就说明我们党还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因此，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成为摆在我们党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而延安整风，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
（二）延安整风的历史条件
20世纪40年代初，抗战已经进入相持阶段，局势相对平稳，特别是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形势比较稳定，这就为我们党集中时间进行整风提供了客观条件。与此同时，党内在经历了多次失败和挫折之后，逐渐形成了一批在政治上比较成熟的领导骨干。尤其是毛泽东在探索中国革命规律的过程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论，并在40年代初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从而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正式形成。这一时期，毛泽东思想还经受了各种复杂斗争实践的检验，日益显现出其高瞻远瞩的正确性，逐步赢得了同志们的信任，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也因此得到了进一步的确立和巩固，并获得共产国际的承认和支持。这些都为延安整风提供了条件。
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重返中央领导层，但当时他的领袖地位并不稳固。尤其是王明回国后，更是不断向他和中央发出挑战。1938年9月，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口信，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承认毛泽东是中共领袖。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取得了与王明斗争第一个回合的胜利。
时隔三年，在1941年9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家围绕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错误和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展开了热烈讨论。毛泽东首先严厉批评了长期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主观主义思想路线。他的这一重要讲话，使与会同志受到很大启发和教育，博古与张闻天等人均对自己曾经犯的错误做了诚恳和深刻的自我批评。而王明却一再推卸责任，为自己辩解，他的这种拒绝认错的态度遭到了与会者的一致批评。至此，毛泽东获得了与王明斗争的最终胜利，为开展整风运动提供了条件。
《党史知识大讲堂》第六讲：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罗平汉
（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在全国范围的建立。1952年秋，党的领导人根据当时的情况和和党预定的社会主义目标，开始酝酿过渡时期总路线。1953年秋，过渡时期总路线正式提出，由此开始了大规模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国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
一、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
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制度，当时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其序言中规定：“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在其总纲中，又作了这样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就对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作了明确的表述。《共同纲领》中并没有任何“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样的文字，但它在总纲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实际上用另外一种方式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
新中国成立之初组成的中央人民政府，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联合政府。中央人民政府的主席、副主席共7人，其中非中共人士3人，分别是宋庆龄、李济深和张澜；中央人民政府委员56人，其中非中共人士27人。在随后组建的政务院及其所属机关的负责人中，政务院副总理共4人，其中非中共人士两人，即郭沫若和黄炎培；各部、委、署主官中，非中共人士超过三分之一。此外，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亦由非中共人士沈钧儒担任。中央人民政府的这种格局，一直维持到1954年一届人大的召开。
对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共同纲领》作了这样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新民主民主主义社会经济上最根本的特征，就是多种经济成份共存在。以过渡时期总路线正式提出前的1952年为例，各种所有制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分别是：国营经济占19.1%，合作社经济占1.5%，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占0.7%，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占6.9%，个体经济占71.8%。
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国营经济数量虽不占优势，但它处于领导地位并显日益壮大之势。对于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国营经济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凡属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民生计的事业，均应由国家统一经营。凡属国有的资源和企业，均为全体人民的公共财产，为人民共和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主要物质基础和整个社会经济的领导力量。”从1949年至1952年，国营经济发展迅速。1949年国营工业的总产值为36.8亿元，1952年达到了142.6亿元，增长了387.5%。国营商业机构1950年的批发和零售额分别占全国的23.2%和8.3%，1952年则上升到60.5%和19.1%。
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重要经济成份，1949年至1952年其总量也是显增长的趋势，但由于国营经济的快速增长，它在国民经济的比重则显下降之势。在1951年之前，私营工业在全部工业总产值中超过了50%，即1949年63.3%，1950年51.8%，1951年50.1%，而1952年下降到了39%。
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由此在广大的新解放区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老解放区此前已完成了土改）。土地改革之后，农村经济体制仍基本上是个体农民所有制。这不单体现在生产方式上是农民以家庭为生产单位，更为重要的是农民对于土地具有所有权，以及附随所有权而产生的土地处置权。《共同纲领》第二十七条规定：“凡已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第三十条亦规定：“土地改革完成后，由人民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并承认一切土地所有者自由经营、买卖及出租土地的权利。”即就是说，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里，农民依法具有土地所有权以及土地的处置权，土地的买卖是合法的。
对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文化，《共同纲领》规定得比较简略，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
新民主主义社会在文化体制上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多种所有制共同存在的文化产业格局。据1950年3月底的统计，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杭州、济南、武汉、广州、长沙、西安、重庆等11个大城市，出版及贩卖书店共计1057家。其中自行出版书刊者269家，计公营19家（包含新华书店总分店6家），公私合营6家，私营244家。专营贩卖的书店788家，计公营16家，公私合营7家，私营765家。1950年1月至12月，全国共被版图书7049种，其中私营3681种，占52.3%。全年共有定期刊物295种，其中私营113种，占38.3%。又据1950年3月的统计，全国共有私营报纸58家，私营广播电台34座。建国之初，国营的电影制片厂只有东北、北京、上海三家，而私营电影公司则有十几家，其中有一定制片能力的主要有昆仑、文华、大同、国泰等影业公司。
在新中国成立的头三年，中国共产党人基本上是老老实实、不折不扣地按照《共同纲领》来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由于认真执行了新民主主义的各项政策，中国人民政治上翻了身，经济上提高了生活水平。这三年，是中国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的三年，是中国人民意气风发的三年，也是中国社会面貌得到彻底改观的三年。
（主讲人：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 张旭东）
今天我给大家讲一讲建立新中国的构想及实践这个专题。首先我们要明确为什么要讲这个专题，以及大家为什么要学这个专题，我想无疑有两个背景。首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这之前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我们作为共产党的继承者，作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创立新中国的继承者，对于国家怎么建立的，怎么从历史中抉择的，历史的由来、历史的脉络要弄清楚，这是第一个背景。第二个背景，有一些现实的原因，我们知道近几年在国际上和国内有一股思潮，叫什么思潮呢？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潮。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潮是否定现行中国制度的一种思潮。比如说它主张中国走多党制、三权分立制、议会制。我们为了驳斥这种思潮，我们应该有一些理论准备，在2009年建国60周年之际，中宣部理论局出版了一个小册子叫《六个为什么》。《六个为什么》实际上就是为驳斥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以及为了建国60周年而编写的。今天我们主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讲一讲新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怎么形成和确立的？一个核心的点就是这个国家是怎么形成和确立的。主要讲四个问题，第一是国体，人民民主专政是怎样形成和确立的。第二是政体，人民代表大会制是怎样形成和确立的。第三个问题是政党制度。我们现在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为什么没有选择多党制？没有选择一党制？而选择了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这个我要讲一讲。第四个问题是国家结构问题。我们都知道国家结构有单一制和联邦制，中国是单一制，大陆主体是单一制。为什么没有选择联邦制，而以选择民主区域自治为补充形式的单一制，这四个问题。另外，讲一讲导言。 首先第一个问题，导言，建立新中国的背景。
我们知道革命的直接问题是什么？革命的直接问题就是夺取政权，任何一个政党都不例外。共产党从1921年7月成立就开始探索夺取政权的道路。在不同的时期，我们有不同的建国口号。我简单捋一捋，比如1922年提出了真正民主共和国的建国口号，并且在这个口号下实现了国共第一次合作，但是后来由于我们党的领导人的右倾错误以及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民主共和国没有建成。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提出了苏埃工农共和国，苏埃工农共和国在1927年就提出来了，这个从名称上来看，它就是学习苏联的，苏维埃。实际上现在从后来来分析，它实际上有一种关门主义的倾向，把民主资产阶级排除在外面的，就是工农苏维埃，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政权。工农苏维埃共和国在日本侵略中国的背景下，它越来越不适应当时的形势，我们在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九一八事变为标志，在这种背景下，共产党要提出一个什么样的建国口号呢？如果还是以工农苏维埃共和国,那么民主资产阶级，甚至一些具有爱国热情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他也不会接纳你这个建国口号，所以共产党认识是很聪明的，我们需要从策略上、口号上实现转变，在1935年我们提出来苏维埃人民共和国。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应该比工农苏维埃共和国要进步，因为提了人民的范畴，人民比工农的范畴要广，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以及一切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阶级和阶层。但是这个口号从字面上来看，它有它的局限性，因为它还是苏维埃。所以很快共产党就发觉它的缺陷。到了1936年提出来人民共和国。人民共和国比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有进步，但也有缺陷，紧接着我们提出民主共和国，民主是个好东西，我们从1840年以来，中国缺少的就是民主，一直到现在，我们讲政治体制改革，一个重要的核心还是民主，所以民主共和国受到各阶级、各阶层的拥护和欢迎，这是1936年12月份提出来的。民主共和国应该说在当时背景下提出来有它的积极性，但是民主共和国在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时候也遇到了一些问题，首先是蒋介石不承认。蒋介石也提民主，孙中山也提民主，这个民主到底是什么样的民主，和蒋介石的民主有什么区别。另外在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时候，蒋介石发动了一系列反共溶共限共的事件，在这种背景下，我们需要一种全新的建国口号来真实的表达共产党的建国意愿，所以在1940年1月份，以《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为标志，我们提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应该说比民主共和国有进步，我们切忌不要从字面上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比民主共和国就多一个字“新”，其实内涵上有很大的区别，是一种新质的表现，包括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政治，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一种文化，民族科学大众的文化。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提出来以后，应该说受到国内各阶级、阶层的热烈欢迎。毛泽东当时也比较欢欣雀跃，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论述到：“新民主主义的桅顶已经冒出地皮线，新中国是我们的，我们拍掌欢迎它吧！”毛泽东很少写出这一类抒情的文章，但是在新民主主义论和对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期待，他是富有热情的，饱有热情期待着。所以，到了1945年前后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即将要战败和投降的时候，在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指导下，我们提出了一个具体的政权目标，就是建立联合政府。联合政府最早是由林伯渠代表中共在重庆国民党三届三次参政会上提出来的，废除国民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当时我们应该说对民主联合政府的设想，在当时背景下，我们是以蒋介石为核心的领导的一个民主共和国，所以毛泽东也预料，哪怕蒋介石给我们几个官位去做，我们也去做。我们加入民主联合政府，不是去给蒋介石砍头，而是去给蒋介石洗脸。同志们想一想，我们当时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目标呢？实际上更多是从力量上对比。我们的力量比蒋介石的力量要薄弱。另外，考虑当时国内背景，因为饱受战争影响的中国国内各阶层、阶级迫切希望民主和和平，所以我们提出民主联合政府。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为了实现民主联合政府这样一个建国的目标，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险，1945年8月28日，乘坐美龄号专机到了重庆和蒋介石谈判，但是我们知道蒋介石为什么叫毛泽东来，实际上他做了两手准备，一手如果毛泽东不来，不要民主、不要和平的的借口就压到共产党身上。如果来，我提一些苛刻的条件，迫使共产党交出政权、交出军队。蒋介石后来在日记中回忆说到，这两种手段，任何一种方法都可以彻底解决共产党的问题，当时蒋介石是充满自信的。哪知道毛泽东一来，也是不好对付。焦点主要是在政权，在军队问题上。当时我们共产党有48个师，我们最低底线是24个师，蒋介石最多给12个师，包括政权问题等一系列问题没有谈妥，当然有一些成果，最核心的问题是政权，军队的问题没有解决。蒋介石当时在重庆谈判期间就做好了内战的准备，他扬言三个月要消灭共产党，说共产党有什么，我们有飞机、坦克、大炮，共产党有什么，三个月彻底消灭共产党。毛泽东去重庆之前，跟刘少奇谈了一天一夜，在窑洞里面，他也做了最坏的打算，准备着坐班房。如果坐班房，正好在班房里写一点东西，毛泽东当时做了充分的准备，表现他英勇的、大无畏的气概。针对蒋介石的挑衅，毛泽东在重庆的不同场合，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险，毛泽东在不同的场合会见中外记者，表达中国共产党建立联合政府的真实意图，所以有的记者问毛泽东，说共产党是不是要吃独食呢？吃独家饭呢？毛泽东说绝对不会，共产党绝对不会吃独食、吃独家饭。但是，如果蒋介石不给我们饭吃，我们饿了一天还可以，饿了三天我们就要造反，所以这里面话里也有话。所以，我们是真实的想加入蒋介石为首的联合政府里。如果蒋介石不给我们饭吃，我们也会另起炉灶的。所以，针对蒋介石扬言三个月，气势汹汹的内战的阴谋，毛泽东在记者会上就说到了，蒋介石气势汹汹，军队力量很大，但是他人心不顺，经济上有困难，最终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所以这就是战略上藐视敌人。这种气概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毛泽东在记者会上做了一个比喻，什么比喻呢？他说蒋介石的蒋是怎么写的呢？是一个“将”，再加一个草字头，是草头将军。我的毛，毛字是什么呢？是反手，言外之意，我擒草头将军易如反掌。这里面话里面也有话。当然，我们知道最终的重庆谈判协议被撕破了，1946年6月，蒋介石最终挑起了内战。针对蒋介石内战的挑动，我们也做好了准备。在前一阶段，一直在1947年10月之前，我们都是想通过内战的胜利，迫使蒋介石让步，还是想加入到以蒋介石为首的联合政府里去。但是后来我们知道46年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了伪国民大会，以及47年年初进攻延安，占领了延安，这两招一做，共产党彻底对蒋介石失去了信心。所以在1946年9月份的时候，当时毛泽东写了一封党内指示，第一次提出什么口号呢？以人民解放战争的形势来解决中国国内的问题。第一次提出人民解放战争。以前还叫什么战争呢？还叫自卫，迫使蒋介石让步，还是对以蒋介石为首的联合政府抱有希望，现在不是的。现在是人民解放战争，所以我们人民解放军就是这样来的。到了1947年10月10日，我们发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在这篇《宣言》里面，第一次向国内外表达了共产党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口号、愿望，是第一次表达出来，打倒蒋介石。以前是拥护蒋委员长，现在是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10月10日，双十宣言，对全世界进行公布，10月10日是什么日子，10月10日是国民党的国庆节，选择这一天发表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宣言，应该说是别有一番韵味的。但是，虽然口号提出来了，国家到底怎么建，新中国到底怎么建？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迫切需要共产党深思熟虑的考虑。 《党史知识大讲堂》第七讲：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我要谈的话题是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这个题目要谈的是从1956年到1976年这20年的历史，讲的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过程。这一段的探索应该说很曲折，几十年之后，我们再来回顾这段历史是有意义的，能够使我们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由来有更深入的理解。
探索是从1956年开始的，探索的任务是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这篇讲话中提出来的。他这样讲，最近苏联暴露了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问题，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很清楚，毛泽东想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走一条自己的路。那么，为什么这个任务这时候才提出？新中国成立到这时候已经快七年时间了，为什么这中间没有提出？当然，这是有原因的。我认为，这个时候提出探索任务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苏共二十大的召开，打破了过去对苏联模式的迷信。
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搞的社会主义跟马克思的设想是一致的，实践过程中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共产党人都对苏联模式有着迷信，那就可以理解了。似乎社会主义就是这样的，跟它不一样就是离经叛道。这个迷信对于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毛泽东都造成了压力。毛泽东后来讲过，建国初，我们是照抄照搬苏联的，懵懵懂懂不满意，但是没办法。没办法，就是这个迷信的压力。
但是，这个迷信让苏共二十大打破了，让赫鲁晓夫所谓的“秘密报告”打破了。所谓“秘密报告”，其实题目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为什么说是“秘密报告”呢？因为事先没有正式列入苏共二十大的议程，苏共二十大2月25日结束，24日晚上临时通知开全体会议，赫鲁晓夫作了一个报告。作这个报告的时候，各国共产党代表团的团长只让波兰、匈牙利的两位团长去听，我们的团长是朱德，副团长是邓小平，都没让听。所以被称为秘密报告。当然，这个秘密维持很短时间，美国中央情报局搞到报告的本子，6月上旬干脆在纽约时报上登了出来。
报告的核心内容是揭露批评斯大林的错误。斯大林1953年去世，1956年2月，苏共中央把他的错误讲出来，讲得很充分，讲得淋漓尽致，甚至讲得让人触目惊心。比如在民族问题的错误，强迫包括车臣印古什人在内的一些少数民族从他们世世代代居住的地方大规模地长距离地迁徙；比如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动不动就抓人，甚至动不动就杀人。斯大林晚年连苏共中央领导层的成员都到了人人自危的地步。
这个报告出来之后，举世震惊。西方有的政治家利用这个报告攻击共产党，攻击社会主义，所以报告引发了一些负面的影响。但是，这个报告对中国共产党人、对毛泽东主要的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那就是促使他们警醒，促使他们反思之前从苏联学过来的这一套东西。还有一点，就是苏联模式的迷信也打破了。当报告内容传到中国的时候，毛泽东、周恩来欢欣鼓舞，说了这样的话，这是一场解放战争，揭开了盖子，打破了迷信，使人敢于讲话、敢于思考了。苏共二十大召开两个月之后，毛泽东就提出要走自己的路，这两者之间绝对有内在的联系。
探索之初，我们取得了多方面的积极成果，特别是反映在1956年9月党的八大决策中。比如八大提出要实现工作重心转移。八大认为我们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阶级斗争了，而是人们对于建立先进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党和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解决这个矛盾，尽快把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在这里虽然没有工作重点转移这个说法，但思想是明确的。还比如八大强调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还有八大提出在经济建设方面，要既反右倾保守，又反急躁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还有在文化方面，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所以，我们现在认为，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八大前后，一些领导人个人也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重要方面提出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思想和观点。所以，我们认为探索的开端是良好的。
可惜，在此后不久我们就发生了一些失误。先是1957年发生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
这段的探索肯定是没有成功，但是，没有成功的探索也有重要成就，也有积极意义。 所以，综合来说，这一段探索虽然我们走得很不容易，走得很艰难，犯过错误，付出过代价，但是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国家的历史上、民族的历史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段落，这中间有成就，有教训。但是，我想无论是成就还是教训，对后来我们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重要的影响。我们应该全面地、理性地、公正地来看待这段历史，这才不会发生苛求于前人的问题，才不会发生割断历史的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与伟大历史转折
在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后，大家又对小平同志在内提出的一些东西进行了讨论。15日会议结束后3天，也就是12月18日到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了5天，因为前面有36天的充分准备。应该说这次会议开得很顺利，前两天主要是学习和传达36天工作会议形成的一些文件，包括领导人的一些讲话。后三天主要是讨论分组讨论这些讲话，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得出会议的结论。这个会议最重大的贡献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也可以说就是实现了四个拨乱反正。
第一个拨乱反正是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会议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的方针，充分恢复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思想路线上实现了拨乱反正。
第二个大的贡献就是果断地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样一个长期坚持的口号。做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这样一个重大决策。实际上是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
第三是在事实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实现了组织路线拨乱反正，在这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第四是会议审查了一些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包括一些领导人的功过问题，由此开始了在重大历史是非上的拨乱反正。
所以三中全会的贡献如果概括起来说，我认为主要就是在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重大历史是非上实现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
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伟大觉醒，显示了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愿望、勇敢开辟建设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决心。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伟大的祖国迎来了思想的解放、经济的发展、政治的昌明、教育的勃兴、文艺的繁荣、科学的春天。” 党和国家继续充满希望、充满活力地踏上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
人人范文网 m.inrrp.com.cn 手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