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史

2020-03-02 12:37:39 来源:范文大全收藏下载本文

2.1 古典修辞学(公元前5世纪—公元后5世纪) 2.1.1 古希腊与古希腊的民主

古希腊是当今文明的重要发源地,民主、哲学、占星学、生物学、数学、物理学、剧院,这些只是其贡献的一部分。像柏拉图、苏格拉底、毕达哥拉斯、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哲人的思想至今仍是高校课程。古希腊人(主要是雅典人)是一个独特的民族,他们信奉在法律约束的范围内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古希腊成就的基础是人文主义。古希腊强调个人价值、个人重要性和个人尊严。

古希腊的民主制度机构有执政官、十将军委员会、五百人会议和公民大会,体现了民主制的特点:平民政体、权力制约、法律至上和公民意识。古希腊人创造了政治自由,直接民主。古希腊的民主为其思想开放、学术自由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2.1.2 诡辩家与其修辞的实践

公元前5世纪,由于对教育需求的不断增长,希腊出现了教师阶层,被称为诡辩家。与其说他们是一个流派,不如说是一个专业的阶层,他们遍布希腊,而且出现了行业竞争。教育求真知,但大多数诡辩家体现的是虚假学习,仅仅为了政治成功而已。诡辩家们游历希腊,到处讲学,广收门徒,积极辩论。他们为此收取高额费用。事实上,他们开古希腊教育收费之先河。诡辩家不是哲学家。他们会教授任何一门受欢迎的课程。话题涵盖修辞、政治、语法、词源学、历史、物理和数学。初期他们被看作高尚的老师,因为他们教人们如何为国家作出贡献。普罗泰格拉,成名于公元前445年,被看做第一个诡辩家。继他之后,高尔吉亚、普罗狄克斯、希庇亚斯相继闻名。不论他们出现在哪里,尤其是雅典,他们总是收到热诚的欢迎,人们成群地听他们讲学,甚至伯里克利、欧里庇得斯和苏格拉底也都曾追随过他们。

当时希腊有才能的人都想当政治家,因此诡辩家大都集中于教修辞。接受训练的年轻的政客目标就是说服群众相信他们所说的一切。追求真理并不是至高的。结果,诡辩家们承担着提供任何学科的辩论,证明任何立场的任务。他们吹嘘着自己好坏不分、黑白颠倒的能力。一些人,如高尔吉亚认为要给出满意的答复,并不需要知晓一门学科的所有知识。因此他总是不假思索地炫耀般地回答任何学科的任何问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经常使用遁辞。通过这种方式,诡辩家们纠缠、耍弄对手,让他们陷入混乱,如果这些并不够,他们用暴力和噪声击垮对手。诡辩家们追求炫目花哨的隐喻、不同寻常的修辞格、警句、悖论来显示聪明睿智,而不是至真至诚。 2.1.3 古希腊修辞学家及其理论

考拉克斯 (539—442 B.C.)西方修辞学起源于希腊。考拉克斯和他的学生提希厄斯是最早的诡辩家。他们热衷于将修辞应用于实践中。考拉克斯 认为法律辩护应包含四个方面:开场白、解释、辩论和结束语。这种将法律辩护分为四项的提议后来为亚里士多德继承,被西塞罗发展成六项。

高尔吉亚(485—380 B.C.)高尔吉亚是提希厄斯的学生。他是雅典成功的诡辩家之一,出生于意大利西西里岛雷昂底恩城。公元前427年,他出使雅典,在那里定居下来并建立了修辞学校,开始教授修辞学。高尔吉亚认为人不可能知晓真理。他断言:(1)无物存在;(2)即使有物存在,我们也无法认知它;(3)即使我们可以认知某物我们也无法把它告

1 诉别人。高尔吉亚看来万物皆虚幻,语言也如此。修辞学帮助我们认识说话者创造出来的真实。因此修辞学的威力对于那些想完善它的来说是无穷的。高尔吉亚是个优秀的演讲者,门徒众多。他主张优秀的演讲者应该利用kairos,即契机,知道何时说什么。作为一个著名的诡辩家,高尔吉亚对讲演术影响巨大。

普罗泰格拉(480—410 B.C.)普罗泰格拉主要以三个论断著称于世:(1)人是万物的尺度(经常被解读为激进的相对主义);(2)他可以让较弱势的一方变得有理;(3)人不能证明上帝是否存在。一些古老的资料证明这些论断使他因不敬神灵罪被控,著作被焚烧,他也因宣传不可知论被逐出雅典。

苏格拉底 (469—399 B.C.)我们对苏格拉底的知识大多来自于柏拉图的著作。在柏拉图的《申辩篇》中,他列出苏格拉底大多数著名的哲学思想:做自己认为对的事,即使全宇宙都反对;追求真知,即使全世界都反对。

苏格拉底相信知识是鲜活的,互动的。他经常通过问答的形式,询问别人的立场,引导他们走向矛盾,证明他们的原思想是错误的。苏格拉底自己从来都没有立场。他说自己唯一知道的就是自己一无所知。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把那种非问答的方法归为反驳论证,最终上升为辩证法。真理是追寻出的,而不是发现的,这是典型的苏格拉底式的思想,也符合我们今天的世界观。他认为通过反驳论证真理是可知的。

除了柏拉图,雅典人都认为苏格拉底是诡辩家。苏格拉底的思想似乎非常接近诡辩家,但事实上,他反对诡辩修辞主张的演讲者应该为了胜利不择手段。他认为修辞虽然让人印象深刻,但言之无物。不像诡辩家强调口才和形式,苏格拉底注重思想、真理和智慧。 伊索克拉底(436—338 B.C.)伊索克拉底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修辞学校。在修辞教学中,他强调三个基本因素:天赋、训练和实践。他认为老师不应该仅仅解释原则,而应该将演讲的例子作为模板,老师应该引导学生获得具有实践意义的智慧。他认为修辞是一种技能或艺术,要想掌握必须在实践中学习。

柏拉图(427—347 B.C.)柏拉图师从苏格拉底,是柏拉图主义的创始人。他认为修辞是真理的表达方式,是理性演讲的艺术,而不是雄辩的艺术。他认为只有清楚、连贯和自然才能决定演讲的成功。他认为真正的雄辩的力量来自于真理和发自内心。这从某种程度上讲,智者的修辞技巧的运用是欺骗和操纵人们的一种方式。

亚里士多德 (384—322 B.C.)尽管亚里士多德师从柏拉图,但他舍弃了柏拉图修辞中的神秘成分,发展出更具逻辑性的修辞,这统治西方文明直至中世纪。他的修辞本质似乎更具贵族气息,他最著名的学生是亚历山大大帝。他的《修辞学》是西方第一本关于修辞的著作。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性的说服方式有三种:理性诉求,情感诉求和伦理诉求。(1)理性诉求: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2)情感诉求(3)伦理诉求。 2.1.4 罗马修辞学家及其理论

西塞罗(106—43 B.C.)西塞罗是政治家、哲学家。他认为修辞是政治科学的一门分支学科。要有力地维护政治地位,演讲者必须要有丰富的经历和广泛的文化认知。他将亚里士多德的证明部分分成独立的范畴,因此将论辩四要素发展成六要素:(1)开场白;(2)铺陈叙述;(3)论证要点;(4)证明;(5)反驳;(6)结束语。一般人们认为是西塞罗提出三种文风:庄重体、中间体和平白体,分别用来感动听众、愉悦观众和教化观众。

2 昆体良 (A.D.35—95)西塞罗和昆体良进一步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理论,他们对古典修辞学的最大贡献就是提出了“五艺”理论或五准则:(1)发现:通过考虑人物、事件、何时、何地、怎样和原因,找到站得住脚的论点;(2)组织:如何有效地组织证据;(3)风格:如何措辞和组织句子;(4)记忆:关于如何通过有效的记忆手段让听众对演讲记忆深刻的艺术;(5)演讲:演讲的艺术,包括说话者的姿势、音调、手势、面部表情等。 2.2 中世纪修辞学 (5世纪—14世纪)

中世纪,关于修辞的两大主要发展值得关注。第一,修辞学既成为一门实践的艺术,也成为一门学术科目。第二,风格和演讲的重要性超越了“五艺”中的其它准则。 修辞格有两类:转移修辞格(如隐喻、转喻、提喻)和结构修辞格(如高潮、重复、头韵、元韵)。修辞格不仅仅是装饰性的,它们体现了发现论点和组织论据的策略。 中世纪想当硕士的本科生学三学科:语法、逻辑和修辞。硕士生接受额外的四科目训练:算术、天文学、音乐和几何学。修辞学的学习划分为两大部分:信件写作和布道。这两项受到“第二诡辩派”和圣·奥古斯汀、卡西多拉斯、依西多主教等作家的深刻影响。 圣·奥古斯汀 (A.D.354—430)圣·奥古斯汀试着融合古典修辞学和布道。在那个几乎没有实用修辞学的时代,他强调布道者应该用修辞说服人们而不是表现自我。他的修辞理论给布道修辞学打下基础。之前无一古典修辞学家研究布道的艺术,但在研究修辞时为这一研究提供了基础。

卡西多拉斯 (A.D.487—583)卡西多拉斯是罗马作家、政治家。当时的皇帝和贵族们依靠识字的仆人组织、记录和转述重要的政治信息,卡西多拉斯为皇帝转述的信息后来整理为12本书。中世纪的学生学习书中信件,模仿格式,并学习如何润色。

依西多主教 (A.D.560—636)依西多是西班牙主教,圣人,中世纪百科全书式学者。《词源学》为其著作,是中世纪的教科书,风格简约,组织有序。第一本讲语法,包括诗韵格律。第二本讲辩证法和修辞学。他不注重“五艺”中的发现论点和组织论据,基本上忽略了记忆和演讲。

2.3 文艺复兴时期修辞学(15—16世纪)

米利暗将文艺复兴时期修辞学分为三大类:传统派、修辞格派和拉米斯派。他们三者的区别在于是否将找出论点归于修辞,或归于逻辑,或皆属于两者。 2.4 新古典修辞学(17—19世纪)

在文艺复兴时期之后,至少三类观点发展了修辞学理论:科学视角、雄辩视角和文学视角。这三个视角都坚持一个原则:修辞是动态的过程,而且修辞学不仅仅来源于过去,而且生根于当代。 2.4.1 科学视角

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培根没有写过修辞学论文,但他的很多作品暗示科学视角是修辞学研究的新方向。培根区分逻辑和修辞、推理和想象,把它们看作是截然不同的思维能力,然而又认为它们必须彼此协调。培根在《论学术的进展》一书中写道:修辞的

3 任务就是将推理运用到想象中来更好地改变意志。在重新定义发现论点时,他将传统的对演绎三段论省略式的强烈推崇减到最低,强调帮助科学家们打开脑海中储存知识的归纳推理的过程和记忆。培根推崇“西尼卡文体”,就是简单直接的文风,以短句、简单的词和不加修饰为特点。培根自己的生活格调和个人习惯倾向于奢侈,因此他的作品不可避的辞藻华丽、句型夸张、效果夸大。但为了让自己的作品更加简洁易懂,培根不惜故意打破原本平衡的结构来创作参差不齐但更深入人心的句子。培根认为,简易的文体就像数学一样能最好地解释科学家简洁客观的观察结果。

乔治·坎贝尔 (1719—1796) 乔治·坎贝尔是苏格兰修辞学家,对当代修辞学意义重大。之所以说他科学地看待修辞学是因为他将社会科学、行为科学和修辞学的原则融合在一起。要使演讲有效,修辞学家必须要深谙人性,并分析他们的受众。坎贝尔提出人的四项才能:理解力、想象力、热情和意志力。尽管说话者一般会有一个主要的目的—教化启迪或者影响他人意志,演讲会带来从属的修辞目的,就是加强说服力。

坎贝尔重新建立了修辞与心理学的重要关系,将演讲者的口才和对受众的影响联系起来。他也探索了将风趣、幽默和嘲弄作为修辞策略的用法,分析了演绎推理三段论的局限性,扩大了论据的种类(认为包括常识、经验、类比和证词等都可以作为论据),建立了现在广为人知的“doctrine of usage”,认为语言的归纳总结应该建立在当代负有盛名的作家基础上,而不是古典权威。 2.4.2 雄辩视角

雄辩视角强调发表演讲,雄辩运动的主要目的就是宣扬公共演讲的技巧。雄辩家们认为修辞学家们一直忽略口头演讲,强调写作,但现在公开演讲、口头阅读、议会辩论、讲坛布道提供了很多口头表述观点的机会。托马斯·谢里丹的Lectures on Elocution (1762)和 约翰·沃克的Elements of Elocution (1782)给演讲者的提供发音、手势、声音控制和口音方面的建议。

尽管雄辩家没有忽略发现论点,事实上他们把修辞学的范围缩小到关于演讲和文体方面,并把它们的应用局限到正式演讲文本。 2.4.3 文学视角

文学视角既不注重公开演讲,也不像新科学那样注重文学语篇,它注重文体。首先,新古典派,像乔纳森·斯威夫特(1667—1745)和乔纳森·沃德(d.1758)尚古,寻求在传统的信念基础上重新建立评判准则。他们认为好作家应该学习古典的作家,并模仿他们。郝拉斯、荷马、维吉尔、和西塞罗的作品是典范。好的文体不一定是全新的,不一定是现代的,而更应该是不加修饰的,没有歧义的,正确的,遵循希腊和拉丁模式。在重新确立古典学习的重要性的过程中,这些地位突出的文人希望赋予英语语言强大的表达力,就像他们崇拜的希腊和拉丁文学里一样。

还有另一派学者崇尚华丽的文风,使发现论点的学习复苏。像约瑟夫·艾迪生(1672—1719)和埃德蒙·伯克(1729—1797)强调崇高的思想性和华丽的文体。他们宣称希腊作家朗加纳斯的《论崇高体》是权威之作。朗加纳斯认为热情是灵感的来源,他认为修辞不仅仅是用来说服受众的,它也可以使受众激动万分。朗加纳斯讨论的“崇高体”来源于对崇高的冥想,来源于通过感觉让美在脑海中演绎。崇高体通过无法抵挡的力量、宏伟的思想和雄辩的表达打动受众。朗加纳斯的拥护者屈服与情感,屈服于热情的力量来达到

4 打动受众的目的。

休·布莱尔(1718—1800)休·布莱尔是著名的传道士,在爱丁堡大学当了二十多年修辞学和美文学钦定讲座教授直到1783年退休。他在《修辞学与美文学讲座》一书的序言中写道这本书为他的讲学做一个明确的描述。给初学者的47次讲座中,布莱尔呈献了一个修辞即言语的技巧的系统概述。他处理品味和审美问题,调查古典和当代修辞,回顾语法,总结了雄辩术的历史,通过分析艾迪生和斯威夫特的散文解释文风原则。尽管他更喜欢平白体,他也没有反驳朗加纳斯的崇高体。他认为崇高体不是体现在词上,而是在事上,不是体现在文体上,而是在崇高的、令人愉快的构想上。

那时布莱尔的讲座最全面地总结了修辞学历史,非常受欢迎。布莱尔看来,修辞学不仅仅注重文风平白或华丽,也注重文化,注重人,注重人们如何通过语言与不同的受众交流来达到不同的目的。 2.5 当代修辞学

自18世纪以来修辞学一直是一门重要的学问,但很大程度上局限于讨论关于口头或书面形式的问题和演讲。当然,伟大的修辞学家层出不穷,他们也开始探索修辞学和心理学的关系,但是说服的概念无法在强烈信仰科学方法的年代占得一席之地。19世纪后半期,哈佛大学要求所有学生必须学习英语写作的基本原则。在这个教令的影响下,而今我们称的“写作”就是修辞学的近义词。尽管新生的写作课程几乎不涉及修辞理论,但写作和交际给对修辞学感兴趣的学者提供了一个学术家园。

20世纪见证了修辞学的再次兴起。当代学者继续在数世纪的修辞传统上添砖加瓦,重新解释修辞学来说明人类交流的重要性。像理查兹(1893—1979)、伯克(1897—1993)等作家从不同的角度看修辞学,但他们都主要研究复杂社会中语言的运用。有一些学者注重有关意义的问题,关于如何通过语言或其它媒介让世界变得有意义的存在。有一些学者注重伦理。对他们来说,修辞让他们面临包含价值观的选择。他们认为修辞学家对观众来说是布道者:如果他想将观众的情感向崇高的方向引导,他就是崇高的;如果他想迷惑观众或贬低观众,他就是卑鄙的。有一些学者把修辞学看作是求知的工具。对他们来说,语言对思想、对人类知识至关重要。比如,Toulmin发现三段论的逻辑不实用,发展了一种辩论模式,在这种模式里,语言是用来帮助培养理解力,而不是用来声明真理。还有一些学者探索语言对政治和社会关系的影响,把修辞学看作只社会变迁的工具。

从某种程度上讲,新世纪的“新”修辞学并不是崭新的—它回归了古典修辞学,但它同时也融合了语言学、人类学、心理学、哲学、语义学、政治学,甚至综合了文化影响下的修辞艺术的新视角。

理查兹(1893—1979)理查兹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修辞学家之一。1918年,理查兹和奥格登合著了《意义的意义》并发表了一本季刊上。1922年,他们和詹姆斯·伍德合著了《美学的原则》。后来理查兹和奥格登又合著了《基础英语》,书里收集了850个日常生活中用到的英语单词。

理查兹反对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和传统修辞学理论。他认为那些理论只是写作和说话规则的总结,与20世纪没多大关系。他在《修辞的哲学》(1965)一书中写道:修辞应该是一门关于分析词语如何在话语中发挥作用的研究。他还认为传统修辞学局限于如何说服,由于这一做法,语言如何发挥作用这个大问题被忽视了。

5 他认为修辞学习的主要目的就是寻找不被误解的途径。如果理查兹的理论要解释话语是如何起作用的必须首先满足三个要求:(1)学者必须质疑和评价修辞假设,而不是简单地假设它们是真的;(2)修辞的研究必须从单词本身着手;(3)修辞学之于知识本身必须被看做是重要的。

理查兹有很多关于如何避免误解的理念。最著名的就是运用隐喻。在理查兹看来,人类一直在隐喻地思考。因此,隐喻可以引发听众对某一特定理念的合理联系。

伯克(1897—1993)和理查兹一样,伯克也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修辞学家之一。Counter-Statement一书的出版引发了一系列的书籍阐明伯克提出的语言问题。伯克系统掌握传统修辞学,认真研究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哲学和文学,将这些真知灼见融入了修辞学的研究。

伯克认为“修辞学源自于语言自身必不可少的功能……语言是促成天生就对符号有反应的人类的合作的象征性的方式”。

伯克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当我们描述人们的行为和动机时包括了哪些东西”。换句话说,伯克分析人类的行为是由动机引起的。伯克没有单纯地研究比如“因果”、“刺激反应”这样简单的、机械的词条,而是通过分析剧本研究动机。“五位一体”(Pentad)和“同一”(Identification)是伯克修辞论研究的重点。“五位一体”即行为、场景、施事、受事和目的。 “同一性”修辞是语言的功能之一,能使人们克服分开彼此的障碍。语言能让人们之间彼此认同,促进交流。

伯克对修辞学的主要贡献就是他尝试扩大修辞学的研究范围。更重要的是,在大多数人开始意识到技术剥夺人性的一面时,伯克再次声明了修辞学的重要性。他主张,修辞学不是装饰辩论,甚至也不是维护真理的,它用符号作为人类在生活的戏剧中彼此赖以生存的方式。 2.6 总结

我们得到的第一个结论是,我们发现“修辞”一词很难定义,正如我们从这一章中学到的,修辞既可以表示一种实践,又可以表示用来描述这类实践活动的一门知识。要想理解“修辞”一词,我们必须了解当人们使用它时是什么意思。是指一种理论吗?如果是,是谁的理论?是指一类实践活动吗?如果是,是从哪个视角来看待这个实践活动的?类似地,当我们听到这样一类词:说服、交流、文体,它们是什么意思?文体仅仅是指写作者的用词吗,还是包括了他所用的所有修辞选择? 第二,修辞学经历了重心的改变。正如我们所知,,后来的修辞学家在古典修辞学的基础上不断修饰。各个阶段的修辞学家们为了达到各自的目的进行修辞实践活动,并且发展出反映独特文化视角的修辞理论。结果,各种修辞理论此起彼伏,各领风骚。古典修辞学中,一段时间修辞理论强调思想、真理和智慧—谈话的内容和说话者的品质;又有一段时间,修辞理论强调雄辩和形式—语言和有效的演讲技巧。在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和18世纪,修辞学家主要强调文体。18世纪的演说家们集中于发表演讲,但20世纪,演说家们对发现有意义的论点的热情再次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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