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农问题的新视野

中国\"三农\"问题的新视野

伍新木

这是我五十年思考中国三农问题的一个总结，即用中国工业化、城市化三个周期的原始积累来诠释中国“三农”问题的深层背景。

1、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第一周期的原始积累。（1950年-1990年） 胡锦涛总书记说：“我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讲了‘两个趋向’的问题，即工业化初期，农业支持工业，是一个普遍的趋向；在工业达到相当程度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也是一个普遍的趋向。”胡锦涛总书记关于“两个普遍趋向”的讲话是对第一周期的正确解释，这一论述符合中国国情。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农业大国、落后的农业大国，一是穷，二是白。中国的城市和工业企业在建国初期，在抗美援朝背景下完全缺乏自我积累能力。第一桶金，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的初始投资哪里来？只有从“三农”那里来，别无选择。

实施原始积累需要有一整套的制度安排：合作化、集体化、国有化、计划化，统购又统销。我国就是通过这一套制度有效实施了对农业、农民、农村的双重剥夺。1971年我带工农兵学员在国棉一厂实习，切实体验到原始积累实现的过程。国棉一厂一年盈利一亿，一年赚一个厂。五角钱一斤棉花加工后成了卖十元钱的毛巾。是纺织工的贡献？不是，是政策安排的结果，使纺织厂成了“摇钱树”。现在无政策支持，多数纺织厂成了“苦菜花”。

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是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来实现的，即通过合作社、计划经济，统购统销方式强制用大大低于农副产品价值的价格收购农副产品，经过国营的工业企业加工后，再通过统销的方式，强制用大大高于工业品价值的价格向农村、农业、农民销售工业品。

中国“三农”1950年至1990年四十年对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贡献是可以量化的。农副产品主要是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猪、鱼、禽、蛋。几十年两分钱一个鸡蛋，八分钱一斤谷物，几角钱一斤油，几角钱一斤棉。每年农民的商品率总量40年平均每年约1000亿，价格差若50%，则每年少付给了农民500亿，每人每年少收入100元，40年则为20000亿。每年销售农村的工业品，主要是日用品，如毛巾、布匹、化肥、农药、机械、农具。工业品的销售总量40年平均每年约500亿，价格倒差20%，则每年农民多支出100亿，每人每年多支出了20元，40年则为4000亿。

综上所述，“三农”40年，为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原始积累的贡献是24000亿，而不是陈锡文先生所估计的8200亿。

2、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第二周期的原始积累。（1990年——至今） 中国选择市场经济后，工农业产品价格经历了自然回归的过程，1990年中国价格的双轨制大体并轨了，国家也已失去了传统的原始积累的整体制度的支撑。但二元经济二元社会结构的大制度背景并无根本性的改变。从1990年至今第二周期原始积累的表现为一亿农民工的付出，即农民工未能“按劳”的“等价”的得到“报酬”、“保障”、“福利”和“尊重”。他们为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回报仅为理论收益的一半。

近二十多年来中国选择了依靠“三低”（廉价劳力、廉价资源、生产廉价产品）依赖外向的经济发展道路。廉价劳力主要是农民工。农民工从事苦脏累险工种，牺牲了敬老教幼的社会责任，牺牲了正常的家庭生活，但却是无固定住所、无固定工作、无固定收入、无社会地位、无福利保障的二等公民，他们未能同步的市民化、国民化，未同步享受工业化、城市化进步带来的成果。1988年农民工为2000万，2011年约为2亿，时间长度我们按20年计，农民工总量取中间值1亿，每个农民工每年的贡献额为1万元，中国农民工为中国工业化城市化总贡献约为20万亿。

3、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第三周期的原始积累。（1980年——至今） 家庭承包虽然开启了中国改革大门，但中国农村改革一直滞后，主要表现为涉农资源要素未市场化、资产化，工业、国企、各级政府长期无偿低偿占用三农的土地和资源。

中国的涉农资源无价或低价占用是对农民的最大剥夺。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土地廉价。每年中央财政收入中三分之一来自土地、房地产开发，各级政府累计土地收入中又90%来自农村、城中村、农民的土地。全社会的“铁公机”的大基础建设的用地也基本上征用的农民的农地。中央政府的间接和直接收入中取均值每年有2万亿来自土地等涉农资源占用，省、市、县、乡镇几级政府收入中也累计收入均值约2万亿属于此类，近三十多年来中国农民为中国工业化城市化作出了80万亿的贡献。

五、几点结论和启示。

1、农副产品廉价、农村劳动力廉价、涉农资源廉价是形成中国式“三农”困境的特殊原因和深刻根源。

2、长期、持续以工补农、以城带乡使之制度化、法律化、自动化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3、农副产品、农村劳动力、农村资源的彻底的市场化，要素全部资产化，可全部流转和抵押激活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路径。

胡锦涛讲：“必须积极探索能够极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充分发挥全社会发展积极性的体制机制，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资源充分涌流。”涉农的一切资源，土地、林地、宅基地、水塘、荒山、房子都应该和城市一样，同产同权、同市同价，这是激活要素的制度前提。

4、中国应有一部新“农村、农业、农民法”依法全面赋予中国农民的平等的生存权、产权、身份权、迁徙权、居住权、教育权、劳动权、社会保障权、发展权、用益物权。要充分体现农民长期将是弱势群体，农村是弱势社区，农业是弱势产业，政府应该长期扶持、保护。在引入社会先进要素与农村要素对接时，要特别保护农民的利益、保护耕地、保护粮食的供给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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