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之《古书通例》和《目录学发微》
2020-03-02 02:02:25 来源：范文大全收藏下载本文
读《目录学发微》及《古书通例》有感
余嘉锡先生于清末出生于湖南常德这片人杰地灵的土地上，平生无书不读，一生致力于对古典文献学、目录学、史学的研究。先生终生笔耕不辍，著有久为学者所称道的《四库提要辩证》、《世说新语笺疏》、《目录学发微》等多部学术著作。《目录学发微》是近代目录学书籍中创作较早而又极有系统、颇有创建的一本书，对目录书籍的源流、各书体制的得失利弊都有详细的论述，《古书通例》也是先生重要的学术著作。下面我就具体谈谈读完此书得体会与收获。
该书开篇谈到目录学之意义与功用的时候，说到“目录之学，由来尚矣！ 《诗》、《书》之序，即其萌芽”。以前在读《诗》大序的时候只注重看了它的内容，了解了其中所讲的《诗经》的功用，即便是学了文献学这个专业，也并未将之与目录学联系在一起，一直以为《七略》是目录学的起源，读了书之后才知道，《诗》、《书》之序，只是目录学的萌芽，而《七略》是发展的比较完备的目录了。在了解了目录的含义之后，再回过头来想想，《诗》大序在一定意义上的确是目录。这给我的启发就是要善于把学过的东西联系起来，这样才能有新的发现。
先生在讲到著书目的的时候说道：“有目录之书，而无治目录学之书”，这一句话就点明了此书的性质和主要内容。在先生看来，目录学之书，更是一部学术发展史，对于单纯记录书名而没有解题的流水账式的目录很不赞同，比如荀勖的《中经簿》；对于有解题但解得不好的也不欣赏，比如王俭的《七志》，缺陷就在于详撰人物事迹而少所发明。对于各种各样的目录，先生将之总结为三类，并分别指出了功用。对于有小序的解题书目，其作用在于论其指归，辨其讹谬；对于有小序而无解题的，其作用在于穷源至委，竟其流别，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于小序解题皆无的，其作用在于举例分明，使百家九流各有条理，并究其本末，以见学术之源流沿袭。这样的总结条理清晰分明，对初学者来说十分有用。
在先生总结的篇目的作用中有一条是断书之真伪，对于这一点，梁启超有比较细致的论述，他根据前人对古籍进行辨伪的经验，进一步总结了十二条方法：1 其书前代从未著录，或绝无人征引，而忽然出现者，什有九皆伪；
2 其书虽前代有著录，然久经散佚，乃忽有一异本突出，篇数与内容与旧本完全不同者，什有九皆伪；
3 其书不问有无旧本，但今本来历不明者，即不可轻信；
4 其书流传之绪，从他方面可以考见，而因以证明今本题某人旧撰为不确者； 5 真书原本，经前人称引，确有佐证，而今本与之歧异者，则今本必伪； 6 其书题某人撰，而书中所载事迹在本人后者，则其书或全伪，或一部分伪； 7 其书虽真，然一部分经后人窜乱之迹确凿有据，则对于其书之全体须慎加鉴别； 8 书中所言确与事实相反者，则其书必伪；
9 两书同载一事绝对矛盾者，则必有一伪或两俱伪；
10 各时代之文体，盖有天然界画，多读书者自能知之；
11 各时代之社会状态，吾侪据各方面之资料，总可以推见崖略。若其书中所言时代之状态，与情理相去悬绝者，即可断为伪；
12 各时代之思想，其进化阶段，自有一定。若某书中所表现之思想与其时代不相衔接者，即可断为伪。
对于本书第一章和第二章的次序问题，我想应该颠倒一下比较恰当。如果在不知道何为目录的前提下就先看到了目录学的意义及其功用这一宏观概念，未免有头重脚轻之感，所以我觉得应该先从细微处着手，先弄明白什么叫目录，再去
了解宏观的目录学。
目录之名起于刘向、刘歆校书之时，通用是在晋以后。目是指篇目，录则是指篇目和叙言。若写在本书之内就叫做录，另外编成集子就叫做《别录》。录根据侧重点的不同，又可以分为目录、叙录。 历史上也有将录当成目的，《论衡·案书篇》中就记载：“六略之录万三千篇”。实际上刘向校书录书的时候只有六百零三篇，此处说万三千篇，是指有一万三千卷书，是误将卷认成篇。不仅古人会犯这样的错，我们现在读书时也会对于篇和卷的关系产生疑惑，对于这一点，我们应当引起注意。读了《校雠广义》之后，我对篇、卷的关系才算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程先生指出：篇、卷，是古代计算书籍的起讫单位。这个单位有两层含义，一是表示意义上的起讫，一是表示这些意义所依附的物质的起讫。古书著之简册者为篇，写之绢素者为卷。在以竹简为载体的书中，篇既是意义上的起讫单位，又是物质上的起讫单位；在以布帛为载体的书中，篇是意义上的起讫单位，理所当然的失去了作为物质上的起讫单位的意义。卷为物质上的起讫单位，但是不少书一篇即为一卷，而且在通常情况下，作者也会考虑到内容上的起讫与物质上的起讫的一致性，因此卷在客观上有时也含有作为内容上的起讫的意义。在以纸为载体的线装书中，篇为意义上的起讫单位，册为物质上的起讫单位，卷则可兼有两者的性质。后来还了解到将一篇分为数卷的做法是起于汉代的。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将录错认为叙，如《世说·言语篇》注引邱深之的文章录，而《文学篇》又引作邱深之文章序，就是将叙与录错认为一回事。刘向所编的书目，目在叙之前，体质变更后，序在目之前，所以也叫序录，但与刘向的本意不同。还有一种说法叫录目，因为原本目在序后，既然已经将录认成了序，那么再叫做目录就不妥当了，于是改为录目。所以，辨析清楚了几个概念以后，我们应当知道：录是诸书之叙，目录为篇目而非书名。
叙录，又称提要或解题。目录中凡是其功能在于帮助读者了解一书的内容、价值以及作者生平事迹的介绍性文字都可以叫做叙录或者提要。但区别在于，叙录是用来介绍一书的主要内容的，而书目之序是用来介绍群书之概略的，因其所介绍内容的不同也有不同的分类。首先是全目之序，这是介绍整个目录的说明性文字；其次是大类之序，这是介绍目录中每大类的说明性文字；第三是小类之序，这是介绍目录每小类的说明性文字。不管是哪一种叙录或书序，基本上都会有四个内容：论述书籍的功用，阐述文运的源流，考辨在学术上的得失，以及通目录之义例。叙录经过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镕铸材料，独立成文的综述之体；二是编次材料，述而不作的辑录之体。综述体的提要除了条其篇目外，大致都包括三个部分：一为谈该书的校雠状况，二是介绍作者，三为辨误。对于叙录的作用，余先生认为有三点：论考作者之行事，论考作者时代以及论考作者之学术。论考作者行事这一点，早在在《别录》编著时，作者就将史书当中有对应人物的传记的部分尽数录入该书，称为附录。但《四库提要》中就没有这样做，只是指出“事迹具某史本传”，但一定会写清楚的就是名字爵里。《四库提要》的优点在于考据，但由于不著录事迹，所以辩证的地方就仅限于名姓爵里。对于论考作者时代这一点，余先生对刘向父子介绍作者时代的四种方式总结的很好。他认为，将其做官的经历叙述清楚则时代自明；若作者不明或没有作者，也可以根据书中记述的内容来考订著作时代；第三种比较简单直接，即直接记叙作者的生卒，并详细著录著书年月；第四种长于考据，就是在不知道作者时代的情况下，取书中所引用与后人所称叙，以著其于某时，断定是在某人之前或是之后，以此参互推定。
在本书中，余先生将篇目的功用概括为三点：第一，篇目俱存，则古书的原貌可窥之一二；第二，篇目若在，即使书中内容亡佚，根据书目也可知一二；第三，篇目在，可帮助辑佚。程千帆先生在《校雠广义》中对此也有论述，但总结的更为全面，两者参互比较，可以了解的更全面。程先生所提出的便稽检、免错乱、防散佚、考分合、辨真伪是余先生所没有总结到的。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考分合这一点。程先生说，别裁是书籍著录的重要手段之一。所谓别裁，就是裁篇别出，即将一部整书中某些具有独立性、独立价值的部分抽出来作为一部独立的书处理。我认为在读书的时候，应该把性质相同的书进行联系或比较，这样不仅能丰富知识，也可以拓宽思维。程先生还总结了一点是显内容，这与余先生的第一点虽有重复，但程先生在讲到此处的一条引文让我明白了古人校雠书籍的惯例，也解开了读书时的困惑。他引得是章学诚的一句话，章学诚说：“古人著书，往往不标篇名，后人校雠，即以篇首字句为篇名。以前读《论语》的时候常常比较困惑为什么篇名不是概括整章内容而是篇首的两个字，现在才明白，这两个字不是著者写的，而是后世的校雠家为了校书时有所区分才加上的。
余先生在对版本序跋这一章进行总结的时候提出过一个观点，他认为考订之文，尤重证据，是故博引繁称，旁通曲证，往往文累其气，意晦于言。在做学问的过程中，再怎么谨慎都不为过，但在写文章论述问题的过程中，一定要站在读者的角度上多考虑，尽量将文章写得平实易读一些，切不可为了卖弄自己的学问旁征博引，将文章写得晦涩难懂。文章论证严密但又不要繁杂难懂这才是比较好的。这一点韩高年老师在授课也曾多次对我们强调过。对于论证严密这一观点，赵逵夫老师曾跟我们说过，在解释问题时，一定要注意将问题解释的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没有任何挂碍，哪一方面都要能解释的通才行，切不能将问题解释的在有些方面说得通，在有些方面又说不通。这让我觉得，做学问固然重要，但要掌握做学问的好方法更重要。
在讲到目录学源流考的时候，我了解了在刘向刘歆校书之前，汉高祖、汉武帝时期早在就曾组织过校书活动，而刘向刘歆只是总校群书、勒成目录的创始者。西汉校书，曾在几个朝代连续举行，但所校书目偏而不全，规模不大。汉高祖校书时，韩信校兵法，萧何按秦时的律例法制作律九章，张苍定章程；武帝时置博士弟子并举行藏书写书之事；宣帝时后仓在曲台校书，著有《曲台记》；直至成帝时，才由刘向刘歆父子典领雠校。但许多书包括史书中，对高祖武帝时期校理兵书一事都未记载，余先生在书中对这一点有明确的辨误。在讲到晋至隋时，我了解到谢灵运亦曾校书，另有殷淳、王俭也都校过书并留下了目录。但《隋书·经籍志》及《旧唐志》著录的，都只有王俭一家而已。对于这两个记录不全的现象，我产生了疑惑。为什么同时代的校书现象会记录不全甚至许多书中不曾记录？这个问题我一直没有想明白。
中国的古书，流传至今的最少也有五万种以上，而且通常看来，时代越久远，问题也会越多。虽然这些问题前人亦有考证，但仍旧不够全面。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应该了解古人的著作体例。余先生在这本书中，专从汉魏以上的古书中举例并总结出通例，详加阐释，对我们读书有极大的帮助。在这本书中，我最感兴趣的是古书书名之研究这一部分。书名常常能反映出很多情况，比如作者的本名、字、号、室名、官名、居官所在、写作和出版时间等许多问题。春秋以前，没有私人著书，流传到后世的都是官书，所以这类书都冠以官名。先秦的许多经典都会摘取篇首二字为书名，有时也摘取篇中字句为书名。如果全书只有一篇，那就以篇名为书名。对于书名，应该注意两点。一是同书异名，再就是同名异书。同书异
名的情况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是文质互易，古人起的名字大都比较简朴，而后人起个华丽的名字来取代；其次就是偏全互代；再次就是增、删、改、易。引起这种情况的原因比较多，比如书商为牟利刻意改名，随意妄造胡乱改名，出于忌讳改名，著录疏忽导致改名等等。相比较之下，产生同名异书的的原因就比较少，大致有三种：偶合，故同以及内容相同不宜改名。
纵观全书，文字典雅，论证严密且无不举出充分的例证，旁征博引，材料极其丰富。对于一些因材料缺失导致无法论证清楚的问题也会一一说明，绝不信口开河。另一个值得称赞的地方在于，全书逻辑严密，每一块大的内容虽独立成章但又有内在的联系，整体上井然有序，条理分明。这本书使我受益良多，不仅从知识上弥补了我很大的缺失，也从做学问的态度和方法等多方面给我以很大启发。读完全书，对余先生的敬仰之情溢于言表。前辈在资料缺乏条件困苦之时尚能勤勉治学，成就卓越，我辈安能怠惰而不思进取焉？这就是我读完这部书的收获与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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