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导读
2020-03-01 21:57:49 来源：范文大全收藏下载本文
《史记》导读
《史记》系纪传体通史，一百三十卷，西汉司马迁著，约成书于西汉武帝征和年间。“史记”一词，东汉之前乃一切史书之统称，后始为司马迁史书之专称，原书最初被称作《太史公书》，到东汉桓帝才改称为《史记》。此书体例为纪传体之滥觞，分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以纪和列传为主体，故名纪传体，记载了上自黄帝，下至汉武征和三年三千年的历史。司马迁撰写《史记》的目的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原始察终，见盛观衰”。
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博学多闻， 遍游名山大川，曾从当时著名学者孔安国学过《尚书》等，其父司马谈立志要写一部全面系统的史书，无奈生年有限，遗命司马迁完成。元封三年，迁为太史令，主管文史资料和天文历法，五年后，着手撰写《史记》。然世事难测，天汉二年，汉将李陵投降匈奴，迁向武帝表示应客观评价李陵功过，因而身陷囹圄，惨遭宫刑。这不仅是肉体上的摧残，更是精神上的凌辱，司马迁不堪此冤，甚至想离开人世，但想到自己的史书“草创未就”，不甘心半途而废，权衡之后，决心忍辱苟活也要完成自己的事业，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史记》的写作，直至临终才搁笔。
以个人力量编写纵贯中国整个上古时代的通史，几千年来，无出其右者。司马迁不以成败论英雄，而以人格的魅力作为抑扬的标准。例如对于失败者项羽，司马迁赋予了种种悲剧英雄人格力量，写项羽之神勇，诸侯将“莫敢仰视”，写虞姬项羽之别，悲歌和应，更是千古离别之冠，赚尽诗人才子笔墨，荡尽失意之人哀肠。这使《史记》不仅成为史书之典范，也是不朽的文学名著，鲁迅先生赞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整部《史记》，帝王将相无数，英雄豪杰无数，鸿儒硕学无数，司马迁“想见其为人”的，唯有孔子与屈原，司马迁欣赏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气魄；屈原的遭遇，与己身之遭遇同病相怜，其恢宏之辞章，也为司马迁所向往，融入历史的写作中，使其成为一幅瑰丽雄浑、荡气回肠、悲天悯人的历史画卷。
《史记》原为完帙，但在流传过程中却有残缺。《汉书·司马迁传》云《史记》“而十篇缺，有录无书”。元帝、成帝时，褚少孙补作的部分，均冠有“褚先生曰”字样，颇易区别。今本《史记》一百三十篇亦非全出自司马迁之手，但绝大部分是司马迁的手笔，基本上保留了《史记》的原貌。现存《史记》有三家注，即南朝刘宋裴骃的《集解》、唐司马贞的《索隐》和张守节的《正义》。三家注原先各自单行，自北宋始将三家注散列在正文下合为一编。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有点校本。
《史记》对《聊斋志异》的影响
李少雍曾指出:“《史记》纪传体同小说发展的关系特别密切,对我国小说传统风格的形成有着极为巨大的影响。学术界已有前辈学者撰文揭示《史记》对唐传奇、宋话本、《三国演义》、《金瓶梅》、《红楼梦》等小说的影响。对于一部志怪小说《聊斋志异》,我们很难在其中找到同《史记》相同或相似的人物形象,因为它们各自的隶属题材就决定了它们的描写对象会截然不同。而对于历经十次乡试的蒲松龄来说,在“以文取仕”制度的背景下,《史记》作为正史对他的熏陶可谓深矣,况司马迁遭受腐刑的个人不幸,对屡次落第的蒲松龄来说很能引起情感的共鸣《史记》与《聊斋志异》,一部人史,一部鬼狐史;一部正史,一部野史,虽然两者之间看似“貌离”,个中却不乏“神合”之处。
一、褒贬精神的影响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说:“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似,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在《史记》中,司马迁敢于坚持真理,秉笔直书,该褒则褒,该贬则贬。对真、善、美给予热情的赞美歌颂,对假、丑、恶给予无情的揭露批判。在《孝文本纪》中,写汉文帝办事以国家、百姓为重,称赞他是仁君。在《刺客列传》中,写刺客们的为知己而死,不畏强暴,见义勇为,急人之难,扶助弱小,歌颂他们慷慨磊落,不怕牺牲的精神。在《李将军列传》中,写李广的善于带兵,赞美他的忠实心诚的品格。在《循吏列传》中,写几位官吏的导民措施,秉公执法,歌颂他们的奉职循理。在《游侠列传》中,写他们的急人之困,挖人不瞻,歌颂他们言必信,行必果的高贵品质。在《项羽本纪》、《高祖本纪》、《萧相图世家》、《留侯世家》、《淮阴侯列传》、《彭越列传》等篇中,揭露批判了刘邦猜忌阴险,刻薄寡恩。在《吕后本纪》中,揭露了吕后的自私、狭隘、凶残。在《封禅书》中,揭露批判了汉武帝的迷信鬼神的荒唐行径。在《酷吏列传》中,揭露批判了酷吏们的凶狠残暴。由于《史记》中这种鲜明、强烈的褒贬态度,至使其中有些篇章在当时就被汉武帝怒而削去之,º到东汉末时王允还骂其为“谤书”。»
蒲松龄自己曾说过:“余少时,最爱《游侠传》,五夜挑灯,恒以一斗酒佐读。”在《聊斋志异》中,作者高度称赞清廉恤民的官吏,改于抗暴的侠客;揭露批判社会的黑暗、官吏的贪婪凶残。《邵临淄》写邵公严肃法纪,作者明确说明邵公就是《史记·循吏列传》中的人物,并比他们还有过之,所以他要“志之,以补《循吏传》之所不及者。《于中垂》、《折狱》、《胭脂》、《老龙船户》、《太原狱》、《新郑讼》写成龙、费伟扯、施闰章、米公、孙卿、石公诸人的办案神明、听讼仔细,称颂他们的清廉恤民。《一员官》写吴公的刚正不阿,大义灭亲,称其“威福能行床第”,“奇于鬼神”。《侠女))写侠女的复仇、报恩:《商三官》写商三官装扮优人,为父报仇;《田七郎》写田七郎为友杀仇;《向果》写向果化虎噬仇;《聂政》写聂政鬼魂复出,为民除害;《崔猛》写崔猛为友报仇,抗击贼寇。这些篇章或写人侠,或写鬼侠,作者对其抗暴之举皆加称赞,说商三官是女豫让,赞叹“世道茫茫,七郎少也”。我们读这些篇章,就如同在读《史记》中的《刺客列传》和《游侠列传》。《促织》写成名一家的悲欢离合,揭露批判了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压榨。《潞令》写潞令宋国英“贪暴不仁,催科尤酷,到任不过百天,便杖杀五十八人。揭露批判了封建官吏的草营人命。《天宫》写郭生醉梦中游仙,反映的是严篙之子严世蕃的家世。揭露批判了封建社会权奸纵淫、豪绅骄奢。《梦狼》写白翁梦见自己在外为宦之子为狼。揭露封建社会官吏皆是“牙齿晚嵘”的老虎、吃人血肉的豺狼。《司文郡》写一替僧能以鼻代目,焚烧文章嗅出其好坏,但考试结果却与所嗅相反,说明考官不仅盲于目,而且盲于鼻。揭露了科举制的黑暗。《王子安》写王子安试后醉卧,梦中的飞黄腾达,揭露了科举制度对人心灵的摧残。从以上这些例子我们不难看出,《聊斋志异》的褒贬态度是强烈、鲜明的,所表现的政治思想,社会观点,对游侠、刺客的赞颂,对酷吏的鞭挞,是与司马迁的《史记》一脉相承。这些都是受《史记》褒贬精神影响的结 果。
二、行文笔法的影响
《史记》和《聊斋志异》都是中国文学史上的艺术精品。《史记》运用现实主义手法记录历史反映时代变迁;而《聊斋志异》则运用浪漫主义手法塑造形象,反映现实社会。在表现手法上,《聊斋志异》成功地移花接木地借鉴了《史记》的艺术技巧,丰富了自己塑造的艺术形象,提高了艺术表现水平。其一,在结构安排上作为纪传体文学开山之作的《史记》，在结构安排上分为开头、中间、结尾三部分。开篇介绍人物姓氏、籍贯、职业等基本情况,给读者留下总体印象。正文详尽叙述人物主要事迹,写得波澜起伏。结尾概括人物结局,发表作者看法。《聊斋志异》在继承《史记》人物传记结构安排上,进行了大胆创发展,不对主人公的生平作纪年式叙述,而是选取人物的某一故事,交代清故事的起因、经过和结局,突现故事情节的生动曲折离奇,起伏跌宕,人物形象感人,性格突出。其二,《史记》巧妙地运用叙议结合的方法,篇末缀以“太史公曰”画龙点晴的议论,揭示文章主旨,发表作者看法,褒贬百代,臧否人事,引导读者深入理解文章内涵,形成了言约义丰,博大思精,议论宏阔,文笔纵横的风格。《聊斋志异》心领神会巧妙地在篇末加上“异史氏曰”。在生动叙述曲折的故事情节基础上,阐发议论,引导读者从虚幻境界走向社会现实,一针见血地指出隐藏在故事情节中不为人知的真知灼见,提示作品深刻的社会意义。 三,语言风格的影响
《史记》善于运用各种形式的抒情方法,在叙述事件的过程中,抒发作者丰富的思想感情,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鲜明的爱憎感情。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浸润着作者饱满的喜怒哀乐之情。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情不自禁地赞誉屈原:“其文约,其词微,其志洁,其行廉。······其志洁,故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感情何其深,赞誉何其高!实则是作者的情感借屈原的形象流露了出来。蒲松龄巧妙地将夹叙夹议,叙议结合,借景抒情,情景交融,状物言志等抒情方法运用到《聊斋志异》的叙事写景刻画人物形象之中,让作者自己的悲愤感情充沛地自然地宣泄出来。蒲松龄在《婴宁》这篇短篇小说中叙述了狐仙婴宁钟情王子期的爱情故事后,深情地赞誉道:“女逾年生一子,在怀抱中,不畏生人,见人辄笑,亦大有母风云”。作者热情赞颂婴宁女儿甜蜜的笑容,赋予人物理想化性格,赞美了纯真的爱情生活,抒发了作者对返朴归真的人性热烈的向往之情。
综上所述,《史记》和千余年后的《聊斋志异》之间架起了一条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通道。《聊斋志异》继承发扬了《史记》的发愤著书的创作精神,进一步丰富了小说思想内涵,发展完善了古典文言小说的艺术技巧,使中国小说艺术之花绽放得更加绚丽多彩。
勿以成败论英雄
司马迁在《史记》中以悲愤热烈的激情,饱蘸着赞美和哀惋的浓墨,描画了一个性格多重、形象丰满的艺术形象,谱写了一曲悲壮的英雄颂歌。项羽，是我在《史记》这本文学巨著中最欣赏的人物之一。不仅仅因为他“力拔山兮气盖世”的伟力;也不仅仅因为他“不肯过江东”的铮铮傲骨;只为那“霸王别姬”时滚烫的热泪。无论喜怒爱僧,我想读过《项羽本纪》的人,谁也不会漠视和淡忘这位在推翻暴秦中贡献卓著,在楚汉相争中却身死东城的英雄。
最令我震撼与感动的是垓下之围,那是项羽的覆灭,但他慷慨悲歌,同样也显示出了英雄末路的本色,是无数“宁可站着死,不肯跪着生”的古代英雄豪杰赖以支撑的精神支柱。他死得非常道德,为他的一生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在坟下,项羽陷人重围,意识到他的末路。面对爱妾虞姬,禁不住慷慨悲歌: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男儿有泪不轻弹,可现在一个力拔山、气盖世的英雄竟然泪流不止,左右的人也一个个泣不成声。非但如此,后人读到这里也无不为之涕泣。正象郑板桥所叹:“何似英雄骏马与美人,乌江过者皆流涕。”可是项羽不是为自己哭泣,而是为虞姬哭泣。在“时不利兮”的环境下,他连虞姬都不能保护,这一人间美人就要被毁灭了。同时,项羽的哭泣也是在愤怒苍天的不公,因为他认为自己的悲剧结局是“天亡我”。但项羽并没有承认自己的失败,他还不甘心天意的安排,所以当虞姬死后,他率八百壮士,从坟下突围而出。到了乌江边,只剩下随从二十八人。前面有浩瀚的大江,后面有黑压压的追兵,英雄已到末路。但他仍要一展雄风,对身边的骑从说:“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致北,遂翁有天下。„„愿为诸君快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清围,斩将、刘旗,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于是在乌江边上,项羽表演了一场精彩的快战。“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在汉军的重围之中,“项羽慎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这表现了他豪气万丈,拔山盖世的英雄气概。最后,乌江亭长请他渡江,可是项羽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他割下头颅,馈赠乌江亭长。这又表现了他的大度和英雄自我的选择,也更表现了项羽临死前的英勇,从容镇定,蔑视敌人的性格,真正显示出了项羽力拔山、气盖世的英雄气概,也道出了一位顶天立地的伟丈夫的心声。
他—项羽,虽然失败了,但没有输给任何人,而是战胜了一切挑战者。项羽的失败,不仅仅是悲剧的失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更是一种超悲剧的胜利。从哲学的角度来讲,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表面上,刘邦胜利了,项羽的价值取向不在于谁称王,不在乎时间的长短,而以气概为最高价值,宛如横空出世,在人间闯荡一遭,创造出了极致的境界,这是空前绝后的。宋代词人李清照怀着对项羽崇敬的心情留下了《夏日绝句》这首诗: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它表达了千百年来人们对项羽英雄气概的肯定与颂扬。项羽虽然称霸的时间不长,但他的精神将永远常青。司马迁在《项羽本纪》中,一方面突出了项羽叱咤风云、气盖一世的英雄形象,歌颂了项羽英勇善战的英雄本色;另一方面也毫不留情地揭露了他残暴不仁,刚惶自用,具有浓厚的宗法、本土观念等缺点,提示他失败的原因,从而完成了项羽形象的塑造,使项羽这位历史人物又深具文学色彩,后人难以忘怀。太史公采用了多维透视的方法,刻画出项羽多重的性格特征,从而使他的形象有血有肉,生动丰满。同时又使一些相互对立的因素有机地集中于项羽一身。正如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所说:“‘言语呕呕’与‘暗恶叱咤’,‘恭敬慈爱’与‘剿悍滑贼’,‘爱人礼士’与‘妒贤嫉能’,‘妇人之仁’与‘屠坑残灭’,‘分食推饮’与‘刻印不予’,皆若相反相违,而既具在羽一身。”这样,项羽这个人物具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和深厚的意蕴。
总之,项羽自身虽然有种种缺点,导致了最后失败,但他仍然是一位英雄中的雄。他从二十四岁登上历史舞台到三十二岁乌江自列,虽然道路坎坷,事业难就,可是自始至终他都一直在奋斗。他是一位失败的英雄,是一位可歌可泣的悲剧性的英雄。
《史记》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传记文学巨著，具有伟大的史诗效果与独特的艺术魅力。《史记》作为文学传记的开山之作，在人物的刻画与个性塑造上特色显著，卓有成就; 在史与诗的结合上，达到水乳交融的艺术境界; 在思想内涵与艺术手法上《史记》所创造并娴熟运用的简约叙事与白描手法，更显得别具一格。《史记》和司马迁永远都是中国传记写作者的精神守护神。
人人范文网 m.inrrp.com.cn 手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