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时评
2020-03-02 05:13:48 来源：范文大全收藏下载本文
人民时评：公务用车管理要有执行力度
近期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规定省部级官员提升职务后，也不能换车，“车随人走”，省部级以下单位车辆不固定到人。
配合这个《办法》，财政部近日出台了《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预算决算管理办法》，从预算决算关口加强对公务用车的管理；5日公布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强调，2011年（公务）车辆购置及运行费等支出原则上零增长，切实降低行政成本。这一系列信号，印证了党和政府进行公车改革的巨大决心，显示了公车改革将逐步深入推进的大势。
如果从199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颁发《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算起，我国的公车改革已经进行了17个年头。上述《规定》也明确了“部长级和省长级干部按一人一辆配备专车；现职副部长级和副省长级干部，保证工作用车和相对固定用车”。这意味着，除了正部、省级以上干部外，其他级别的干部都没有专车待遇。《规定》其实一直都有，但是没有很好地执行，特别是随着一些地方财政收入增长，又出现了乱配备高档车的问题。在广受诟病的压力之下，各地也进行了相应的公车改革，比如杭州“取消公车发车贴”为方向的车改、广州“公车私用计价”车改，昆明“党政机关公务用车专用卡定额包干管理”试点工作等等，虽然有一定的效果，但落实状况如何有待观察。而根据财政部今年初公布的数据，目前我国每年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增长率为20%以上，有关数据也显示，我国每年公务用车消费支出近2000亿元。
从改革的痕迹和即将颁布的《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来看，有关公车管理和改革，我们不缺制度规范，缺少的是对制度规范的严格执行。
保证新的《管理办法》得到执行，必须有切实可行、可操作的配套措施。
刹住干部之间的特权、享乐、攀比之风，这是干部政治思想工作的一大难点，也是车改的关键，应该有实质性的行政规范手段。多年来的实践表明，公务用车涉及既得利益，难度相当大。但是，这个问题关系到党政机关管理质量，关系到节约经费、节能减排，更关系到党风政风、党心民意，必须从干部入手认真解决。
谁来监督部长和省长级别以下的干部不再实际拥有“专车”？如何保证2011年公务车辆购置及运行费等支出原则上零增长？仅靠“自己监督自己”的“体内监督”显然不行，必须实行信息公开，实行“体外监督”，向社会公开公务用车购置费用和运行费用；还要坚决堵住‘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打政策“擦边球”的缺口，找出更高一筹的制胜之道，真正管住隐蔽的“专车”、变相的“专车”。
对违规者，如何惩处？谁来惩处？也必须抓落实，做到“言必行，行必果”，使得惩罚能起到真正警戒和威慑作用，让“违规”成为干部不可逾越的“雷池”，最大限度地遏制“车轮腐败”。
公车改革箭已在弦上，但是还需要给力拉弓，我们对此充满期待。
人民时评：房地产调控发声密集，中央问责调控不力令人振奋
3月5日，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表示，“坚定不移地搞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加快健全房地产市场调控的长效机制，重点解决城镇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切实稳定房地产市场价格，满足居民合理住房需求。”温总理还表示，“要建立健全考核问责机制。将房产调控问责制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截至2月24日中午，房价过高、上涨过快的35个城市中，包括北京、上海、天津在内的21个城市已经新出台或调整了住房限购措施，但仍有14个城市尚未出台，遭到住建部部长姜伟新逐一点名。此举也让人看出这次的房价调控，颇有雷霆万钧之势，让人振奋。
今年两会的主题，毫无疑问，民生最重。而住房就是民生的重要内容，居者有其屋，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基，也是当前政府必须要解决的难题。因此，温总理表示尽管困难重重，自己对调控房价并不灰心，这种执着与勇气令人叹赏，地方政府应付出更多努力，切实把中央的政策落到实处，把房价调控与保障房建设同步抓好。
房价调控不力，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将被问责，这对购房者来说无疑是个“利好”。一些学者认为，多年来，房价非理性上涨过快，一方面固然与刚性需求等客观因素有关，但充斥房地产市场的投机需求等人为因素，也是房价飙升的重要推手。无论是炒房团还是为富不仁的少数地产商，他们将房子作为发财的筹码，或囤积居奇，或捂盘惜售，或拉抬房价，加剧了人们购房的恐慌情绪，而对于房价上涨的预期，让更多的民众加入购房甚至炒房大军。如果听任房价上升，累计的风险是不可估量的，大至国家宏观经济，小至民众资产，都面临着房价大幅下滑甚至崩盘带来的威胁。因此，国家坚定调控房价的决心，既是保障民生的举措，也是护航经济平稳发展的根本。
中央出台问责机制，各地也在闻风而动。调控房价需要时间表，更需要见成效，中央政府要求各地房价年度调控目标须本月公布，就是一招好棋。以往的每次调控，虽然力度不小，一些政策也很严厉，但缺少具体的量化指标，其成效也就打了折扣。如今，地方政府公布调控目标，到时是否达标，民众也能做出判断，要想再敷衍过关就不可能了。有业内人士认为，只要地方政府将调控房价切实放在心上，并出台刚性措施，房价就一定能控制，而对于房价控制的预期，也会使得投机需求减弱，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尽管如此，房价调控是一项综合工程，需要地方政府及监管部门持续给力。有新闻指出，各地曲线购房怪相频出，一些城市卖地预算大增，等等。这表明，调控房价需要加强监管，对于制定的调控措施，若有人敢于以身试法，就要严厉惩处，这方面，北京的表态值得赞赏：违规补缴社保个人账户将清空。
无论如何，中央政府调控房价的决心令人振奋，各地相继出台的措施也很得力，让人看到了房价向理性回归的希望。但诚如孔子所言：听其言，更要观其行。我们希望看到房价出现调整，普通民众买房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
人民时评：安全是利用核能的首要诉求
自3月11日以来，由日本大地震引发的“核电站危机”，持续牵动着全世界的神经。此刻，除了关注核辐射物质的不断扩散，如何看待核能的利用，也成为广泛议论的话题，对核电站安全的担忧也在弥漫。
这样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自1954年前苏联建成世界上第一座核电站以来，短短几十年间，就发生了1979年美国三里岛核电站事故、1986年苏联切尔诺贝利事故和此次的日本福岛事故。每一次核事故，都给当地造成了难以抚平的伤痛，在人类内心深处留下深深的恐惧。
但与此同时，全球核电站的数量却在逐年增加，核电已超过全球发电总量的17%。迅猛发展的背后，是核电巨大的优势：从技术和经济的角度看，容量大、运行小时数高、发电波动性小，经济成本低；从环保的角度看，基本实现了温室气体的零排放。正因如此，在能源紧缺、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发展核电成为一个重要选择，一些原本放弃核电的国家也在重启核计划。
又怕又爱，这恐怕正是人类面对核能时的复杂情感。正如一位核物理学家所言，“核能有些像马戏团里的猛兽，听话时让人感到其乐无穷，而一旦失控，后果不堪设想”。 也正因如此，在没有充分理由放弃的前提下，安全必须成为人类利用核能的首要诉求，成为各国政府发展核电时的最大承诺。
就此次的日本福岛事故，尽管可以列举种种“百年不遇”的理由，依然应该引起足够的反思。它至少表明，核电站在应急系统配套上需要“补课”的地方还有很多。正是在对经验教训的不断反思总结中，在对核电安全性的认识日益提升中，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人类的核电技术才能从第一代发展到了第三代、第四代，满足着公众对安全、清洁、高效能源的需求。
截至2010年年底，我国核电装机容量为1080万千瓦，按照规划，2020年装机总量要达到8000万千瓦。“十二五”规划建议明确要求，“要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高效发展核电”。的确，“核无小事”，越是加快发展，越要高度重视安全。一方面，要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提高核安全应急处置能力；另一方面，更要时刻保持审慎，对核电站选址科学论证、对核废料处置未雨绸缪、对《原子能法》等相关法规抓紧制定，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让核能始终为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核废料和气候变暖，到底谁才是更大的祸患，这确实是个问题。”在选择支持核电之前，一位环保人士曾经如此纠结。其实，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这样的纠结岂止与核电？汽车与车祸、飞机与空难、摩天大楼与熊熊大火„„科技发展提供了便捷、也带来了风险；发明了克服风险的工具，却又由此带来了新困局。不同诉求的相互交织、渗透乃至对立，这正是人类社会的“两难处境”。 而如何在面临两难时做出权衡，如何在面对风险时保持理性，这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课题，也正是在与这种“宿命”抗争的过程中，不因噎废食，不一劳永逸，人类才不断创造着新的文明，并实现着更加全面自由的发展。
人民时评：公布260名干部电话145个不通令人忧
“山西省纪委、山西省委组织部两部门联合公布的260名各市、县（市、区）纪委书记、组织部长的手机号码，竟然有145个打不通！”——这条消息在网络上引发网民极大关注，有网民毫不客气地指“这是作秀！”。山西省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就网民疑问进行了回应，称“接不通”现象应杜绝，将针对暴露的问题发出提醒事项并细化规定。
近年来公布书记、市长电话已不算新鲜，但此次山西“公布手机”的举动足够引人注目。首先，这是在换届的“特殊时段”；其次，在公布了260名官员手机后，媒体曝光接通率偏低引发舆论哗然。
公开，应当说是近几年政府举措的一大关键词，换届期间往往是用人上不正之风的易发、多发期，能够在此时公布纪委书记、组织部长手机，让群众在反映问题时，能第一时间联系上相关的负责人，此举的积极意义自不待言。
大规模的公布官员电话是不是在作秀？公布相关干部的手机有用吗？群众对换届风气的监督能否落实？虽然山西省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积极回应了网友的质疑，但公布的官员手机如此低的接通率似乎不足以去除大家的担心。
公开只是手段，通过公开促进换届工作风清气正，才是群众真正想看到的。政策出台的初衷往往是好的，如果在实际操作时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那就应当反思。
山西此次公开，力度不可谓不大，那就更应该在“畅通”上做足文章。而第一步就应该是“有人倾听”，所应达到的效果本应是民意得到顺畅反映，假使连公布的电话都打不通，那随后群众期待的“有人解决”更无从谈起。
由此，可以理解为何干部电话公布后，有那么多群众会打去“试试看”，剖析群众的心理，大多也是想知道公开后到底有没有人接听，然后才会对这一新政有所判断。而现在第一步就出现问题，引发争议在所难免。
如今，山西省委组织部表示将细化规定，细化是为了增强规定的执行力，而光是政府单方“使力”或许还不够，如果只是上级“一头热”，那难免会像很多网友议论的那样，被认为是“作秀”、“花架子”，领导干部也须正视这一规定出台的意义，不要视为负担，不要沦为形式，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监督换届工作，让群众放心、满意。真正使广大群众对选人用人工作的话语权、参与权、知情权和监督权更有保障、更有份量。
人民时评：“十二五”为什么至关重要
两会结束了，十二五规划纲要通过，成为国家和人民的意志，成为未来五年国家发展的指南。这样一个规划，不仅中国人关注，外国人也关注，甚至被认为这会给世界带来更多贡献。
在总理答中外记者问时，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关心十二五规划的贯彻落实问题，总理认为最难在两个方面，一是观念，要彻底转变唯GDP的观念。一是创新机制和干部考核的标准。的确，这是问题的要点所在。而从更宏观的层面看，我们还面临着一个对机遇的再认识、对如何抓住机遇更好更快发展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实施十二五规划的未来五年，是至为关键的五年。
我们欣慰的是，尽管国际国内形势出现新变化，但本世纪头20年，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也就是说我们仍然可以大有作为。但也要看到，“机遇稍纵即逝”的道理，不仅体现在时间上，更体现在把握上。机遇在前，也不是伸手就能抓住的。抓得不紧，因为其他一些事情而分心，因为一些干扰性因素而分神，大好机遇就可能白白流逝了，或者利用得不够充分，岂不可惜。
民谚有云：“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事物发展规律也告诉我们，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是不可能一直存在的。数十年后的国际环境条件是什么样子，现在难以科学判断，但可以肯定的是，不确定性因素会不断增多。现时不抓住机遇发展自己，不把握发展的主动权，将来发展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只会更多，“成长的代价”只会付出更多。
在这个意义上，未来这五年，是十分宝贵的五年。我们尤其需要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危机感，聚精会神、一心一意、扎扎实实地做好自己的事情。五年时间其实很短，我们可以做、需要做、必须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只有精打细算，科学安排，五年时间才会发挥最大价值。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我国晋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都有一个大的跃升。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在世界100位左右，我们还有数字庞大的贫困人口。从全球产业链布局看，中国还处于底端，许多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低。资源、环境等对发展的制约逐步加大。这些情况表明，我国发展没有“中场休息”的条件，未来的这五年，是承前启后打基础的关键五年，更是从根本上解决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的关键五年。
在某种意义上说，现代化就是一场你追我赶的竞争。我们在加速追赶，人家也在加速。你在抢抓新一轮发展的重点与先机，人家也在抢抓这个重点与先机。同时，我们还面临着诸多国际贸易壁垒、技术壁垒。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加不能动摇，不能懈怠，不能折腾，而要集中精力图谋现代化大业，继续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才能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可以说，未来的这五年，正是加速追赶现代化、抢抓发展重点与先机的关键五年。
民生是最大的政治。未来五年的蓝图，着眼点和落脚点就是民生。未来五年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担子很重，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等民生问题，哪一项都疏忽不得，麻痹不得。归根到底，只有在未来这关键的五年中，集中精力发展自己，我国发展才能迈上新台阶，才会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 人民时评：“讲真话”与“听真话”到底难在哪儿？
日前，温总理向新聘任的8位国务院参事和5位中央文史馆馆员颁发聘书，并同参事、馆员座谈。温总理说，“贤路当广而不当狭，言路当开而不当塞。我们鼓励讲真话，讲真话就要有听真话的条件。要创造条件让人民讲真话，让参事、馆员讲真话，在国家科学民主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
“讲真话”和“听真话”，本来是道德、政治等范畴中的基本要求。它是社会对公平性追根问底的要素之一，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体现，是干部了解实情，做好决策的前提，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由于现实、历史等多方面的原因，我们一些时候已经习惯不讲真话。“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这个民间顺口溜虽然极具夸张意味，但却折射了领导干部不听或者听不到真话、百姓不讲或者不愿讲真话的可悲现实。
那么，为什么人们不愿意讲真话？从经济学角度看，主因是讲真话的成本太高收益太少，有时甚至是负效应。百姓讲真话，领导不爱听，没有好处不说，轻者被“扣帽子”、“穿小鞋”，重者还可能遭受牢狱之灾。说真话的成本太高，风险太大，而巧言令色、说假话的人倒易于“获利”，在“利润”这根“指挥棒”下，多少人还愿意说真话呢？“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人们不愿意讲真话的根子在一些领导身上。
如何创造领导愿意“听真话”的条件呢？只强调领导有“听真话”的道德勇气，强调干部的修养胸襟，还远远不够。一方面，要建立促进“听真话”需求的科学机制。这包括改革干部的选拔机制，应多选拔想干事的人做领导，这样的干部有建功立业的宏图大愿，必然求贤若渴，乐于纳谏；还包括改变惟上的干部考核机制，这样，干部才会形成纳谏如流的习惯，把精力放在做好工作实绩上，而不是热衷于“两眼向上”、“耍嘴皮子”，说些大话、空话、套话甚至假话。另一方面，要有“讲真话”的激励机制和保护机制。不但要让“讲真话”的人得到好处，还要保证“讲真话”的权利，在制度上和法律上消除人们的顾虑。
有了“听真话”的条件，“讲真话”就会成为必然，巴金先生所说的“说真话并不难„„”也才能成为人们的真实感受。创造“听真话”条件，我们的干部要走在前面啊！
人民时评：李克强“重典治乱”释放食品安全明确信号
“今年要加大食品安全重点整治力度，重典治乱必须重拳出击。”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主任李克强出席省部级领导干部加强食品安全监管专题研讨班结业式时这样说。而20多天前，李克强同样在全国严厉打击非法添加和滥用食品添加剂专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表示要以“坚决的态度、过硬的举措、更大的力度”，重典治乱，加大惩处力度。“重典治乱”的一再宣示，释放出了大力治理食品安全问题的明确信号。
食品安全问题需要“重典”、“重拳”，一是其意义重大，二是目前形势严峻。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是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一件大事。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各级政府近年来不断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特别是２００９年以来，从部署开展“两年整顿”到出台食品安全法，再到成立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工作力度持续加大。但也应看到，食品安全领域问题层出不穷，危机四伏。从问题奶粉到染色馒头，从“地沟油”到瘦肉精，从毒豆芽到毒花椒，餐桌上的危险一再刺激着公众的神经，对全社会造成了恶劣影响。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成为老百姓意见较大、呼声很高的民生问题，也成为检验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明程度的发展问题。从吃得饱到吃得放心，这是百姓的需求，也将是我国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历史性转变。
出拳需要给力，重拳犹需合力。食品安全，关系千家万户，牵涉方方面面，要从根本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需要生产者、消费者、监管者三方合力突围，任何一方都有责任解决面对的问题。企业是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企业发展需要“道德血液”的滋养，监管部门需要克尽公共责任把好安全关，消费者需要积极支持和配合食品安全工作。从我国食品生产的现状看，食品产业的规模化、组织化、规范化水平和行业诚信道德体系完善程度还都较低，食品工业以中、小型企业为主，小作坊、小摊贩、小餐饮数量巨大。在这样的背景下，就更加需要统筹协调、整合资源、整合力量，在各行业、各地乃至全国范围内形成打击合力。
形成合力，政府的“火车头”功能更加凸显。政府部门应一马当先，各方出力，政府部门是第一推动力。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一再表明，监管部门不仅是食品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决定食品安全状况的关键力量。落实政府监管职责，全面加强监管，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广覆盖监管格局，一方面需要更为科学的制度设计，另一方面需要公共责任的融入。最近，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地相继明确要把食品安全工作纳入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推行食品安全整治区（县）长负责制，其实就是通过制度性的“倒逼机制”，带来行动上的“动力机制”，尤其是领导干部牵一发而动全身，既是示范，更是动力。如果各地、各部门的领导干部把食品安全问题像抓经济一样抓起来，真抓实干，将会凝聚起强大的战斗力，也会极大地增强公众对治理食品安全的信心。
形成合力，监管机制的改革完善更为迫切。食品从农田到餐桌，有20多部法律、近40部行政法规、150多部部门规章的约束保障，有农业、卫生、食品药品监督管理、质监等十几个部门层层把关，却还是出现了“几个大盖帽管不住一根豆芽菜”的现象。一直以来，食品监管体系中“多头分段管理”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往往成为食品安全失守的重要原因。在这种“九龙治水”、“各管一摊”的机制下，食品安全监管在执行层面，常常因条块分割而衔接不畅、反应迟钝；因职责不清而相互推诿、出现漏洞，因政出多门而莫衷一是、相互掣肘，种种机制问题从不同方面削弱了监管力量，再加上少数执法人员监管不严甚至搞“养鱼执法”之类的以权谋私行为，无形中大大降低了食品安全监管的执行力。因此，治理食品安全问题，首先需要政府部门自身健全食品安全综合协调机制，增强监管合力。
从目前看，一场食品安全的“全民战争”正在掀起。全国人大派出多路食品安全法执法检查组；重庆、广东、辽宁、湖南等政法部门严惩并公布了“毒豆芽”、“墨汁粉条”等一批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案件；上海市吸收社会力量参与食品安全执法检查；吉林开通２４小时投诉举报热线，聘请１３００名食品安全义务监督员，深入社区摸排食品安全隐患线索；四川统一发布各食品监管部门、公安和纪检监察部门举报电话；江苏、广东、内蒙古、宁夏等地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等媒体和广泛张贴公告等方式，大力开展食品安全科普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合力治理的效果将不断显现。但也应看到，食品安全问题积弊已久，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重重挑战面前，只有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食品安全法等治理工具，打好食品安全攻坚战和持久战，通过各方面的长期不懈努力，实现我国的食品安全形势的持续好转、根本好转。
人民时评：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基础是维护好群众利益
国庆节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研究进行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胡锦涛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眼于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各级领导干部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多做顺民意、解民忧、得民心的实事，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
人民内部矛盾是在全体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但是根本利益一致，并不意味着在现实中利益格局就可以自然理顺。从我国的基本国情看，国家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方面由于“大变革”——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等，另一方面由于“不均衡”——各种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将长期存在，资源配置、社会分配等领域还存在不公平、不公正现象，各种具体利益矛盾难以避免地会经常大量地表现出来。
近年来，在少数地方，群体性事件、极端事件频发，人民内部矛盾呈现激化的态势。这其中，固然有一些干部滋长官僚主义作风、滥用权力处事不当等原因，但从根本上看，是权力运行过程中损害了群众利益，引起了一些利益受损者在情绪和行为上的强烈反弹。
比如，一些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之所以受到强烈批评，从百姓视角看，就在于其劳民伤财，挤占了改善民生的资源；一些地方在征地拆迁中出现了暴力抗拆、自焚等行为，根子还在当地政府在百姓利益得不到合理保障的前提下，就悍然动用行政力量蛮干。就连因为拿乡长茶杯喝水而引起肢体冲突的“茶杯门”事件，起因还是农民想找乡长反映非法征地问题。
马克思说：“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利益矛盾是现阶段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特点，也是现阶段人民内部矛盾的突出表现。因此，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就要求维护好群众利益，这是釜底抽薪的治本之策。
从胡锦涛总书记就扎实做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工作提出的4点要求来看，无一不是围绕群众利益这个基点来谋划的。从源头上减少矛盾，就是要努力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既为保障群众利益打牢物质基础，又要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坚持把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执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维护群众利益提供政治保障。在这个大前提下，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善于用法律手段解决矛盾，依法保护群众权益；做好群众工作，推行领导干部接待群众制度，健全信访工作责任制，及时了解群众心声和实际需求；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提高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等能力，为维护和实现群众利益创造更多更有效的管理载体。
可见，总书记在讲话中阐述了新时期维护群众利益、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础、方法、途径和创新思路。从根本上说，群众利益问题要靠发展来解决，而在具体操作中，更要注重探索和把握规律，创新理念，形成机制，使改善民生、人的发展有更多经济、政治、社会架构的现实保障。这与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形成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的要求是一脉相承的，也与胡锦涛总书记最近提出的“包容性增长”论述精神相互呼应。
“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必须要正视和解决好群众利益这个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问题，或者说，检验执政者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能力和水平的试金石，就看能不能很好地维护和发展群众利益。顺民意，解民忧，谋民利，自然得民心，这已经是为历史反复证明了的执政规律，也是我们党在新时期必须继续担当和积极推进的重大课题。
人民时评：保障房，扎紧篱笆墙拦住“宝马车”
按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要求，到9月底保障房安居工程项目必须全部开工，到年底，建成或基本建成60%以上。全国4700亿元投资，中央财政692亿专项补助资金，也都显示出政府对保障房建设的重视。
在楼市调控艰难进行之时，这样的消息无疑让人欣慰。毕竟，保障性住房是住房市场的有力补充，事关民生，尤其是对于中低收入群体，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
与保障房建设相比，保障房管理是同样重要的工作。如同交通拥堵问题，如果只重视“更新硬件”的修路，不关注“升级软件”的管理，就会陷入越修越堵、越堵越修的死循环。备受质疑的开宝马住经济适用房、买经济适用房时的N连号、廉租房“寓公”等，都说明我们在保障房的管理上，需要下大力气。
实际上，在管理保障房上，各地出台的政策也不可谓不多。比如成都“廉租房公租房不得二次装修”、杭州经适房购房资格上网公示、广州廉租房“扣分管理”，甚至有地方规定住保障房就禁止养宠物、禁用高档化妆品„„但很多时候，或是因为制度漏洞，或是因为执行不力，往往未能达到既定的效果。
确实，保障房的管理，有着相当的难度。因为要满足不同层次的需求，保障房在建设上呈现“体系化”的特征，两限房、经济适用房、公租房、廉租房等，从开发、销售到分配、物业，都有不同的要求，不可能“一刀切”。管理上存在共性问题，比如空置、转租时如何及时发现、及时收回，也有各不相同的特性问题：比如经济适用房如何确定购房者的资格、廉租房如何进行动态监督等等。
其中一些问题，源于整体制度建设的滞后。比如购房或租房资格，如果以收入认定，那么那些具体数字难以统计、大量存在的“灰色收入”该如何计算？而当前个税制度也还不完善，难以以此进行审核，更难以对居民的收入进行动态跟踪。
还有一些问题，却是管理过于粗放造成的。比如，经济适用房排大队等号，票贩子得了可趁之机，高价出卖房号；而资格审查不严、资料弄虚作假、销售管理混乱等情况，更使经济适用房被富人买走，“戴名表买经适房”再次成为“赢者通吃”的象征。
甚至有一些属于“未来”的问题。最典型的就是争论颇多的“贫富混居”问题：如果把廉租房等都建在相对偏远的地段，会否成为未来的“贫民窟”；而如果采用在商品房小区中配建廉租房和经适房，又是否有违市场规律？对于第一类问题，解决确实存在难度；对最后一类问题，可能还需慢慢判定。目前最应该下功夫的，或许是第二类问题，即那些可以靠加强管理来解决的问题。
很多地方也已经在进行更精细、更科学的管理探索。比如杭州等地采用全市摇号方式进行经适房放号，深圳推行综合评分排队制等，都值得肯定。甚至有人提出：依托街道办和居委会的力量，对区域内经适房申请者进行“蹲点式”排查，这样的社区纠错，或许也未尝不可行。
更重要的是，在保障房建设中，要更多地加强监管，杜绝类似山西晋中市的情况发生。该市10年建了约600万平方米经适房，却从未面向社会登记、审核符合经适房购买条件的家庭。保障房本可说是一种社会福利，行政审批权力就必然介入到筛选机制中，如果缺少监督，难免产生腐败。
“对低收入家庭住房实行保障，对中等偏下收入群众住房给予支持，是人民群众的热切期望，是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责，也是当前的重要任务。”或许，李克强副总理的判断，并不仅限于保障房的建设，也包含着保障房管理的内容
人民时评：“耕地保有量”如何落实“一票否决”
四川省政府第61次常务会审议通过了《四川省人民政府市（州）目标管理办法（试行）》。“引人注目的是，重新修订的对市州政府目标管理办法明确提出：今后，省政府在年初不再向市州政府具体下达GDP增长率指标，通过对12项发展指标的考核，确定各市（州）年初工作的好坏”。同时，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四川省政府明确规定了5项否决指标，包括计划生育、耕地保有量、安全生产、维护稳定、廉政建设等。如果该市（州）以上任何一项出现重大问题，即实行‘一票否决’，取消评选先进的资格。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十分有新意的重大决定：不仅体现在不再下达GDP增长率指标上，更体现在对耕地保有量等实行“一票否决”上。
将耕地保有量写进管理办法并将实施一票否决，无论如何，都值得我们格外关注，特别值得老百姓振臂欢呼。这些年，遍布中国的房地产，随处可见的圈地囤地买地卖地，是当下中国实实在在的现状，到处都是“大工地”，到处都是“开发区”。其严重后果是，农用地、耕地保有量直逼警戒线，上上下下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不断三令五申地给耕地划“红线”！
但是，“红线”画出后就有用了吗？否！明眼人一望便知，在不少地方，在GDP的重压下，在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的指挥棒下，在金钱拜物教的利导下，“红线”也好，警戒线也罢，好多时候，成了一纸空文！如果一味地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未来的子子孙孙，怕是真得到月球上去“开发”“耕地”了！
因此，“耕地保有量”一票否决，好得很！如能落实到位，将是四川人民的福音！同样，这个“办法”，值得各地大力推广。
问题是：“办法”能够不折不扣地执行吗？
其一，“办法”是否有足够的威慑力和可操作性。换言之，光规定不行，光提倡不行，得有保证措施。从报上看，四川是动了脑筋了，即，如果出问题，“取消评选先进资格”！不知还有没有“硬措施”、“强条规”，如果没有，建议再补。光一条不评先，约束力毕竟有限。“一票否决”，就得有“砍杀之气”，比如，直接与官帽挂钩，或者，直接同官员个人薪酬挂钩，如果是“一票否决”到不再提拔，或者扣发当年薪酬的1/2，恐怕这“一票否决”才真的有威慑力，才真的有用。
其二，“办法”的长效实施机制何在？四川发了这个《办法》，不知有效期多长？ “一票否决”要做到，“办法”要实施，就应该砸死了它，不留任何空子让人去钻。
又有人关心“耕地保有量”了，再次大力欢呼；同时，谨提如上建议。
人民时评：某些官员\"无耻官话\"令人叹为观止
近年来，一些领导干部“锐意创新”，时常爆出一些“雷语”：“跟政府作对就是恶”、“没有强拆就没有中国城市现代化”、“谁影响发展一阵子，我影响他一辈子”、“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这事不能说太细”、“你是哪个单位的”„„诸如此类超越公众想象力的话语不一而足，令人叹为观止。
诸多“雷语”尽管千奇百怪，但仔细琢磨，就会发现这些不经意间的“真情流露”，背后折射的是权力膨胀乃至异化，是法律条文让位于官府权力，私人利益压倒公共权益的现实逻辑。
“跟政府作对就是恶”，讲出这句“史上最恐怖官话”的领导，对中央领导提出“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的要求熟视无睹。在他的眼里，政府永远正确，权力成为准绳，作为评价一切的标准。如此一来，有权的官员和无权的百姓，自然成了对立的两个群体。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如果是替后者，那“这事不能说太细”。
权力膨胀不受约束，自然而然就会成为滥用甚至牟利的工具。发展的过程，也是利益再调整的过程，在法律的框架内，通过协商方式，总是可以找到解决方案的。但在权力高于一切的逻辑下，群众的利益诉求变成了“刁民捣乱”，所有这一切都要给“发展”让路。此刻的“发展”，已经不再是公共利益的实现，而是官员的政绩，个人升迁的筹码。
喊出“没有强拆就没有中国城市现代化”这样“史上最无耻官话”的人，恰恰就是这样的逻辑。在他们心中，城市现代化等同于工程项目和城市面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正当权益的维护、社会公正的实现完全让位于楼堂馆所这类物化的发展观，公共利益蜕变成了官员的政绩冲动，甚至不惜喊出“谁影响发展一阵子，我影响他一辈子”这样的“豪言壮语”，权力利益对人的扭曲可见一斑。
面对膨胀失控的权力，唯有想方设法将其按住踩住，才能切实保障公共利益不受侵害。陆续曝光的这些雷语，充分证明了舆论监督的正面效应。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这无疑是遏制官员乱作为的利器。与此同时，领导干部要带头树立法律的权威，将依法行政作为唯一选择，将权力装入法律的牢笼当中，使其不得张牙舞爪。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推进民主监督制度建设，让人民对官员政绩、升迁有品评决定的权力，如此一来，才有可能促成一个和谐发展的健康社会。
人民时评：收入分配改革，要有“刮骨疗毒”的整饬勇气
刚刚闭幕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是一项在制度和体制层面的重大调整，表明在“十二五”期间，我国要真正建立起改革成果让劳动人民共享的制度。如果说，近年我国收入分配体制已经不完全适应改革的需要，那么，症结何在？怎样对症治疗？细读全会公告令人欣慰，全会把准了收入分配失调的“病脉”，对症下药开出了“处方”。
近年来，收入分配不合理是百姓反映强烈的问题。如果把国民收入比作一块大“蛋糕”，那么自“十一五”实施以来，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增长，“蛋糕”总量不断加大，人民群众的收入普遍上涨，但同时，居民收入的比例却越来越小，最终落到百姓口袋里的钱也相对减少。导致老百姓“囊中羞涩”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也偏低，再加上一些垄断行业对其他行业利润以及对社会财富的侵蚀。
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对社会发展形成了一些负面影响：挫伤了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形成了特殊利益集团，导致社会平均消费倾向降低，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社会矛盾激增。收入分配失调已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它与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纠结在一起，成为影响改革、发展和稳定的重要因素。
基于社会公平与分配正义，也是基于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多赢格局，五中全会调节收入分配格局，旨在通过增加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来达到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尽快扭转城乡、地区和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趋势，理顺收入分配关系。
把准“病脉”很重要，对症下药不可少，然而面对收入分配失衡这个“痼疾”，不可能一朝“药到病除”，还需要有“标本兼治”的方案，必要时不惜“开刀手术”。收入分配改革，是对现有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真正动真格的困难和阻力不言而喻，因而根治“顽症”更需要“刮骨疗毒”的勇气和行动。比如，我国收入分配改革的总体思路是“控高”、“扩中”、“提低”，但在执行中一定会阻力重重，如何破解这些阻力，须尽快寻求具体的对策方案；现有的劳资利益格局如何调整，才能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国民收入增长与GDP增长挂钩的机制如何设计，才能保证居民收入与GDP同步增长？贫富分化问题在决策层面如何作出相应调整？在社会各个阶层利益格局趋于复杂的情况下，如何发挥法治平台的作用，合理合法解决各方的利益诉求，遏制打击违法非法收入？这些都需要在“十二五”规划中有配套的决策实施方案作为保证。
“十二五”收入分配改革的大政方针已经确定，百姓期待理性、稳妥的推进收入分配改革的实质性举措逐步推出，期待相对合理、公正的收入分配格局逐渐形成，期待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这个“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能够尽早实现。
人民时评：国务院“重拳”出击，物价何去何从？
针对物价上涨这一民生焦点，国务院近期出台了多项稳定消费价格、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的政策措施，六个国务院督查组赴18个省区市督促检查工作。国务院还对《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作出修改，对于相互串通、恶意囤积、捏造散布涨价信息以哄抬价格、牟取暴利的行为，将给予严厉处罚。
年关将至，国务院推出多项稳定物价的举措，不仅是为了群众过好元旦与春节，更是在向市场与地方行政者传递“米袋子”、“菜篮子”领导负责制决不能间断的信号。高层的一系列举措，将增强群众对于物价稳定的信心，也会震慑市场中的投机者。
所谓“物以稀为贵”，缓解物价上涨压力，首要任务是增加有效供给。在农产品方面，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已加大粮、糖、油的储备投放，每周定期向市场投放国家政策性粮油，仅11月22日至26日一周内就投放政策性储备粮油850万吨。从短期看，这将缓解供求紧张，平抑市场价格。
从深层次着眼，各地农产品价格上涨，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城市近郊从“种菜”变为“种房”。不少地方过度依赖楼市经济、大搞卖地财政，致使大量耕地“农转非”，城市农产品自给率大幅下滑，对外部供给的依赖性过高。由此产生的隐患，是一旦异地农作物主产区遭遇灾害性天气减产，或是农产品被投机商恶意收购囤积，甚至是高速路堵车、运输不畅，都将导致本地供给短缺，引发价格上扬。对此，各地的行政者当反思，除了发展工业、兴建房屋，农业该被置于何种地位？民以食为天，如果不能较好地平衡工农业的发展关系，仅仅将农业视为“低档次”被淘汰的产业，严重的后果已然陆续显现。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各类物资的战略储备同样至关重要。对各级政府而言，在巩固既有的粮油储备库的基础上，更应有意识地兴建其他重要物质的储备库。重要资源的战略储备，关乎国家安全与稳定。纵观发达国家，无不对此给予高度重视。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们，更当保持忧患意识，努力“寅积卯粮”，以备不时之需。
国务院的价格督查同样剑指恶意囤积、哄抬物价。在此问题上，必须警惕“只拍苍蝇、不打老虎”。针对各界高度关注的“柴油荒”，以及针对垄断大佬的质疑，有关部门理当严查真相，从源头破解问题。若有公职人员违纪违法、勾结不法商人权钱交易，绝不能姑息。坚决打击恶意投机，才能令居心叵测者不敢造次。
令人欣慰的是，广东、江苏、河南等酝酿天然气调价的省份已暂停涨价计划。这说明，高层稳定物价的导向，已在地方有所响应。在稳定物价的问题上，国有资源提供商与价格主管部门理当做出表率，不给调控添乱，不给民众添堵，是起码的责任。一些地方对困难群众给予临时价格补贴，令人感到一份温暖。同时，社会也在呼唤，应尽快建立长效的低收入群体生活补贴与物价上涨联动机制。以此，给底层百姓吃下“定心丸”。
物价上涨具有传导效应，尤其是基础物资涨价，传导效应更强。国务院将调控焦点定位于此，无疑是把对了脉。随着调控药方一剂剂开出，人们期待“疗效”实实在在地体现。
人民时评：群众的安全感来自哪里？
从足球打假反赌，一批“大鱼”落网，到扫黄风暴席卷，“天上”重回“人间”；从世博、亚运安保，筑牢“护城河”，到力保校园安全行动，当好“护卫天使”„„过去一年，时时闪动金盾，处处照耀警徽。人民网近日推出“2010十大公安‘给力’行动”，让人看到公安工作不是“浮云”，是相当“给力”。
实际上，“给”的不仅是“力”，更是公众的安全感。所谓的安全感，是因为外部环境而产生的一种内心感觉。正因给力的公安工作，才有了良好的社会秩序，才有了公众对外界的掌控感和可预期感，也才有了放心、舒心的安全感。
公众是否有安全感，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作为一种主观的心理感受，安全感首要的前提是“信任”。如果没有对社会管理者的信任，谈何放心、舒心。我们看到，“严打整治行动”严厉打击暴力犯罪、涉枪涉爆犯罪、黑恶势力犯罪等违法犯罪，可以说是公众最痛恨什么犯罪，就重点打击什么犯罪；哪里治安问题突出，就重点整治哪里。正是这样的决心和态度，让公安工作能取信于民，也才让公众的安全感有了坚实的基础。
也要看到，在“权利时代”，公众已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整体存在，还是一个个具体的个人。每个人都从眼见耳闻中进行判断，在安全感的取得上，同样如此。不管工作总结出现了多少激动人心的数字，也不管这些数字背后凝聚了多少人的心血和汗水，安全感只能来自每个个人的切身感受。
“给力”的公安工作，能给人以安全感，也正源于此。当接送孩子时看到警车在学校门口巡查，当取钱时抬头看到取款机上方的防骗提示，当看到民警深夜还在街头查酒驾„„正是这些点滴细节，让我们能够放心地把孩子送进学校，让我们能安心地把钱款汇给亲人，让我们能轻松地在街头漫步；正是这点滴细节，让我们时刻能感受到身边有强力的保护，让我们能建立起对公安工作的信任，产生弥足珍贵的安全感。
“给力”的工作，也是时代的要求。细览人民网所列举的“十大”，可以看到，很多针对的是当前出现的新情况：电信诈骗可谓“新型骗局”，跨境诈骗更让人防不胜防；假发票造成财务管理的混乱，损害到公众的利益；酒后驾车也是机动车近些年来迅速增长带来的新问题„„没有强烈的敬业精神，没有创新的工作方式，难以做好这些“必答题”。而公众也正是在这样与时俱进的工作举措中，感受到公安工作的贴心与效率。
实际上，公安工作还有很多“给力”的地方。来到人民网“触网”的全国公安厅局长，已经超过30位；一些地方的公安机关，在网上织起“围脖”，被网民亲切地称为“厅哥”；通缉令发上了互联网，调动起亿万网民的参与感„„技术的更新、社会的变化，让公安工作面临的形势更复杂，同样也让公安工作的手段更丰富。这些新技术手段的运用，同样可以让公众去除疏离感、惶恐感，得到权威感、安全感。
给群众以安全感，是公安部门的职责。公权力来自公众的赋权，而公众之所以让渡部分权力，正是因为集合起来的权力，能提供个人需要却又无法拥有的公共产品，比如良好的社会秩序，比如内心的安全感。公安部门的“给力”工作，不仅是职责所在，也是最基本的行政伦理；公众的安全感，不仅是公众的心理需求，更是公安部门存在的原因。愿公安部门工作更“给力”，公众的安全感也更丰盈。
人民时评：“损害群众利益”是最大的腐败
近日，十七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召开。胡锦涛同志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从“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到“认真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从“作决策、定政策必须充分考虑群众利益”到“切实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群众利益”不断出现，成为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关键词”。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腐败有三个意思，基本意是“腐烂”，引申为“（思想）陈旧；（行为）堕落”、“（制度、组织、机构、措施等）混乱、黑暗”。如果严格套用，我们所说“反腐败”的腐败，应是指第二个意思：（行为）堕落。而所谓“堕落”，则是“（思想、行为）往坏里变”。
从这个角度，我们能理解胡锦涛同志为什么会在纪委全会上如此强调“群众利益”。因为重视群众利益是权力的基本伦理，维护群众利益是权力的基本职责，而如果忽视群众利益，甚至损害群众利益，权力就已然“跑偏”，是思想、行为“往坏里变”，就是一种腐败。
保持群众观点、站定群众立场、坚持群众路线，是我们党一直以来的执政优势之所在。紧密联系群众、搞好干群关系，不仅仅是领导干部工作方式方法的问题，还是党一直以来对干部作风的一个硬要求。尊重群众利益、维护群众利益，则可说是做好群众工作、加强与群众联系的基础和旨归。从作风的角度看，对群众利益的漠视，也无异于一种“腐败”。
更何况，腐败行为本身，也大多直接损害到群众的利益。受贿一类的腐败行为，背后往往有“权钱交易”，而交易成本，必然不会是交易者埋单。于是，有了偷工减料的“楼倒倒”、“桥歪歪”，有了监管失察的“毒奶粉”、“地沟油”，有了屡禁不止的“择校费”、“赞助费”。
而贪污渎职一类的腐败行为，种种行政不作为或者乱作为，直接损害到群众利益，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沽名钓誉的“政绩工程”，则造成公共财政的浪费。而公共财政，正是来自无数纳税人——群众。另一方面，腐败的成本，很多时候经过“层层转包”，成为一种隐性的社会成本，转嫁到公众的身上。这些“群众身边”的腐败行为，正是群众反映最强烈、也最渴望得到解决的腐败行为。
而且，从权利与权力的关系角度看，损害群众利益，其“腐”不在贪污受贿之下。“权为民所赋”，换句话说，只有群众同意让渡自己的部分“权利”，才有公权力的产生和行使。而不论是哪类腐败行为，都是滥用了“权利”的赋权，忘记了“权利”的信任，违背了“权利”的契约。从某种程度上说，损害群众“权利”，是涉及到权力根本的腐败行为。
实际上，我们所说的群众利益，很多时候就是一种公共利益。公权力本应该是公共利益的代言人，但权力作为一种无形的东西，其行使权往往在有着独立人格、一己诉求的个人，于是，当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边界不清时，公共利益反而会成为个人利益的大旗，无数打着“发展”招牌，实际上或为积累政绩、或为牟取私利的行为，不正是如此吗？从“利益侵害”的层面上看，对群众利益这种“公共利益”的侵害，就是最大的腐败。
十七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的公报中要求，“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为重点，扎实推进党的作风建设”。这不仅仅是一种倡导性的要求，更是一种禁止性的规定，因为损害群众利益，正是最大的腐败。
人民时评：中央为何高度重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日前，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可以预料，“社会管理”将成为即将召开的两会热议话题，也将成为各级政府和干部在相当长时期内努力破解的重大课题。
中央为什么高度重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在执政者的视野中，这个问题的提出，有两个维度，一是从时代发展的角度重新审视我们的社会，二是从以人为本的高度系统谋划治理的改善。
今天的中国，社会变革日新月异，阶层分化，流动加速，利益多元，社会转型犹未完成，社会活力蓬勃迸发，社会问题不断出现，新老矛盾叠加交织，可以说，特定发展阶段的中国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其任务之重，挑战之大，难度之高，举世罕有，史无前例。如何从现实的重重挑战中突围，实现社会管理与经济快速增长协调，开创中国社会发展的新境界？从总书记的讲话中，不难提炼出这么两个关键词：创新、民本。
所谓“创新”，就是社会管理要与时俱进，正确把握国内外形势新变化新特点，针对当前社会管理中的突出问题，着重研究加强社会管理、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思路和举措。这其中，首先是理念的转变，从传统的“整治命令”思维，到“寓管理于服务之中”；从政府“包打天下”，到注重运用社会力量、形成社会合力；从习惯“灭火”，到突出源头治理；从青睐硬性行政手段，到重视运用经济、行政、道德、科技等手段综合管理。
同时，也包括体制机制的建立完善，在总书记关于抓好社会管理的８点意见中，讲的主要也是这方面的内容。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实有人口动态管理机制、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网上舆论引导机制、公共安全体系、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制、安全生产监管体制、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应急管理体制等等，全方位地拓展了社会管理制度建设的视野，也勾勒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的宏大框架。
从实践层面看，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我国建立了社会管理工作领导体系，构建了社会管理组织网络，制定了社会管理基本法律法规，初步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涌现了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流动人口、对特殊人群实行特殊关爱、培育综合性社会组织、构建大调解工作体系、网格化管理、信息化平台等一大批具有时代性和实效性的创新经验、成果，有力地维护了社会大局的和谐稳定。
所谓“民本”，正如总书记指出的，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切实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把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创新社会管理，归根结底也是为了更好地服务群众、维护群众利益。
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管理，既是治理更是服务，融群众工作和民生工作于一炉。社会管理要搞好，必须以人为本贴近群众，必须加快推进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加快发展各项社会事业，着力解决当前群众反映强烈的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保、医疗、住房等民生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全体人民。总书记强调，统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把社会管理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这对于一些干部走出GDP崇拜误区，注重科学发展、改善民生，无疑具有指导意义。
“天地交，而后能成化育之功；上下交，而后能成和同之治”。小平同志曾指出，国家长治久安，离不开党与人民群众钢铁般的团结。近年来，从强调群众工作到加强社会管理，都一再表明了我们党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经济社会极大变革的环境里，时刻不忘加强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积极化解社会问题和矛盾，大力凝聚社会共识与合力，不断巩固和完善执政基础。
对处于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的中国来说，只有社会管理得到了切实加强和改善，社会才会有序、和谐，人民才能安居乐业。而只有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全社会才会为实现“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凝聚强大力量，抓住机遇实现更大发展。所以，中央重视和加强社会管理的政策导向，是人民群众的新福音，是各级干部的新课题，更是中国发展的新契机。
人民时评：从温总理与网友交流中展望民生的“春天里”
2月27日，在又一场瑞雪降临北京、两会大幕即将开启的时候，温家宝总理实现与网民的“勾指相约”，连续第三年进行在线交流。两个小时回答了20多个问题，形成了领导人网络倾听、网友网络问政的强大共振磁场。
在这次交流中，民生成为最醒目的主题，从物价上涨到农民工子女入学，从大学生就业到调控房价，从收入公平到提高医保水平，网友热议民生，殷切期盼，总理心系民生，解疑释惑。
在总理对民生问题的回答中，有两点让人印象深刻。一是对政府责任的自觉担当，二是对百姓感受的高度尊重。
温家宝总理在访谈开始时就表示，第三次和网友们在线交流，感到责任重大。他又引述孙中山先生的话，民生就是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人民的生命。 面对网友们接踵而来的民生问题，一方面摆出政府已经和即将采取的重要措施，说明已经见到和即将见到的成效，分析问题背后的深层原因和背景，表现了为政者的基于责任之上的理性。另一方面，让人们能感受到一种解决问题的决心。“必须恪尽职守，和人民一道克服困难，使我们国家更加繁荣昌盛”，“如果我没有信心，不去努力，那就是失职，就是对人民的不负责。我不仅要做这样的表态，而且要付诸实际行动”。比如，说到房价调控，总理一再强调政府决心的重要性。“关键不在一张纸，而在于决心。有了决心就会有资金，就会有土地，就会有办法。没有决心，眼前到处都是困难”。也就是说，面对这样的民生难题，尤其又处于破解的关键阶段，不能灰心泄气，唯有坚决执行，切实把群众放在心上，最后一定会实现调控目标。
政府下决心、尽责任，最终还是为了百姓的幸福。对于幸福的理解和标准可能人们都有不同，但在为政者眼里，幸福的标准掌握在百姓手中。此前，温总理邀请10位基层群众到中南海座谈，认为“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是衡量政府工作好坏的唯一标准”。在这次访谈中，总理提出，幸福就要让人们生活得舒心、安心、放心，对未来有信心；干部的政绩应该以人民群众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为最高标准，而不是以高楼大厦和项目作为最高标准；最重要的是想通过访谈了解群众的思想、意愿和要求，这些观点，同样体现了对百姓感受、意见的敬畏与尊重。
“‘十二五’规划把民生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交心、谈心比内容更重要。只有群众和政府永远心连心，永远保持密切联系，我们的事业才能不断发展”。总理与网友的交流，一方面传递了许多政策信息，增强人们对改善民生的信心；另一方面，这种交流也是一种执政理念的示范，那就是政府和干部只有时刻想着百姓利益，始终保持同群众的血肉联系，积极回应民意诉求，才能最大程度凝聚社会共识，最大限度形成发展合力，推动国计民生迈入更新更美的“春天里”。
人民时评：吃农家饭睡农家床，干部接地气才有底气
媒体报道，重庆推行“倒逼”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联系服务群众措施，两年间25万人次机关干部走下田间地头干活，一律吃农家饭、睡农家床；每人每天按不低于25元的标准向农家交伙食费；干部和农户要“结穷亲”。
“朝辞宾馆彩云间，百里万里一日还。群众声音听不到，小车已过万重山。” 已故的新闻大家范敬宜曾经写过这么一首打油诗，用来形容当前一些记者浅尝辄止、浮于形式的基层采访活动。其实何止是一些记者，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角色——干部队伍当中同样存在类似的现象，走马观花、推杯换盏、上车回城，成了很多干部下基层的标准流程。
常言道：“工作要上去，干部要下去。”执政为民，说到底就是要切切实实为广大基层群众解决问题，谋取福利，提高他们生活的幸福感。而要达到这种目的，就必须走到群众当中去，接接地气，倾听他们的呼声，了解他们的诉求。天天呆在办公室，通过文件和会议来指导工作，长此以往，政策引导容易脱离现实，不但不能把工作搞上去，反而可能越搞越忙，越忙越乱，影响发展，影响人民群众的生活。
同时，干部走进基层，也是锻炼干部、培养人才的重要途径，人民群众诉求众多，基层工作千头万绪，干部唯有在复杂、艰苦的环境中历练，才能磨炼意志品质、提升思想认识，在与群众打交道中改进作风、做到亲民爱民，在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的过程中增长本领、提升工作水平。胡锦涛同志曾经说过：“凡是在各种领导岗位上有所作为、成绩突出的干部，都是注重实践锻炼特别是基层实践锻炼，在丰富生动的实践中成长起来的，这已经成为一种规律性的现象。”这是中央用人的导向，每个干部都应当铭记于心。
而这种基层的实践锻炼，不能是走马观花的形式主义，而是要形成完备的制度体系，让干部拿出足够的精力，沉下心来在基层干上一段时间。要让人民群众看到变化，尝到甜头，更重要的是，要让老百姓能够对领导干部的工作效果作出评价，重庆规定“接访要一人一记，一事一记；走访要分片包干，填写《民情日志》，一家一户建民情档案；对群众意见要限时办结反馈或作出解释说明，由群众评价签字，并且电话回访。”这正是给干部套上了“紧箍咒”，让他们不能敷衍了事，走走过场。
另一方面，让老百姓得到实惠的同时，也要让在基层作出真成绩的干部得到提拔。各级党委政府要切实领会中央的用人导向，在组织工作方面实事求是，抵制跑官要官、任人唯亲的不良习气，这是对深入基层工作的促进，也是对有成绩的干部鼓励，更是对国家、对人民负责。
人民时评：“民生问题是重大政治问题”释放积极信号
3月3日下午15：00，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议程，贾庆林主席在会上作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贾庆林在工作报告中通过14大关键词彰显了政协的作为。在过去的2010年中，政协在思想理论建设、“十二五”规划、保障和改善民生、民族团结与宗教和睦、团结联谊工作、对外交流合作、经常性工作创新、牢固树立五种意识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点，贾庆林在报告中谈得很详细，而他对民生问题作出的判断，更是备受舆论关注，这句话就是“民生问题不仅是重要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也是重大政治问题”。
我们还记得，温家宝总理日前与网民在线交流时，同样特别强调了民生问题，并引用孙中山先生的话“民生就是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人民的生命。”在以往，不少人认为民生就是老百姓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就是吃喝拉撒睡，就是衣食住行用，仅仅认为这是单纯的经济问题或社会问题，实际上民生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没有民生就没有一切。
正因为深刻认识到民生是重大政治问题，我们看到，一年来政协委员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提出的提案多达1700余件，这些提案集中于群众普遍关注的收入分配、住房、就业、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以及防范通货膨胀、平抑物价等方面；我们看到，为了撰写一份高质量的民生提案，政协委员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通过各种方式察民情、听民声。我们还看到，在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首场新闻发布会上，大会新闻发言人赵启正针对食品安全问题时表示，“时间就是金钱，诚信就是生命，也就是说无诚信者必亡。像生产三鹿奶粉这样的企业，必亡。”对不良企业的愤慨，就是对老百姓民生问题的强烈关怀；我们还看到，民生问题仍是今年政协委员提案的焦点，其中房价、医疗、教育等问题最受政协委员关注。
在报告中贾庆林还表示，2011年，人民政协将紧扣主题主线，积极为实施“十二五”规划献计出力。“十二五”规划关注的一大焦点就是民生问题。正如温家宝在同网友交流时表示，将把民生作为整个十二五“规划”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就是说，发展经济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这就是我们对今后五年的最主要的考虑”。政协把自身工作与“十二五”规划目标有机结合起来，这既是积极履职的表现，也是对民生问题的持续关注。
民生连着民心，民生凝聚人心。民生问题就是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吃的安全一点，房价下降一点，学费少收一点，不再为看病难、看病贵犯愁„„这些貌似“俗气”的问题，一旦处理得好，就能极大地提升老百姓的幸福指数，就能增强国家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反观一些国家社会不稳，正与民生没有得到真正改善有关。当然，解决民生问题，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而政协委员积极利用自身优势建言献策、参政议政，无疑为保障和改善民生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新起点开启新征程，新目标赋予新使命。我们期待政协委员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履职精神，能够为保障和改善民生作出更大的贡献。
人民时评：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的重大意义何在
政府工作报告中，“十二五”时期经济增长年均7%的目标，引人注目。同样引起广泛讨论的，还有一个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超过7%。“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两个7%，彰显政府决心，可谓意味深长。
“GDP涨得跟胡子一样快，工资涨得跟眉毛一样慢。”网络流行语固然有恶搞成分，但也包含了部分事实：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经济年均增速近10%，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纯收入的增长，却在7%左右。流行语中也包含着民众的强烈期待，而两个7%，正是政府对这种期待的回应。
经济发展的目的，不是为了追求各种经济指标的完美，而是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创造持续、充裕的物资财富，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可以说，让人受益，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旨归。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收入增长必须与经济增长同步。只有以改善民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经济发展才有意义，而包括国内生产总值在内的种种经济指标，也才是“人性化”、“合理化”的指标。
从我们国家现实发展需求来说，经济增长和收入增长同步，同样重要。可以说，我国经济社会中的几个突出矛盾，都与收入增长慢于经济增长有关。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收入分配不合理，收入分配差距过大。
实际上，以现有收入为基础进行分配调节，在当前情况下有一定困难。分配问题的突破口，应存在于“增量变革”中。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让居民收入的增加量，更多地倾斜于低收入群体，是改变收入分配结构更现实的路径选择。只有收入水平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才能为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提供更大的空间，有效改变不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同时，居民收入增长，也才能不断刺激和扩大消费。按照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估算，2010年全国人民一年所得约为16万亿元，而去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15.7万亿元，比重已超过95%。要进一步扩大内需，只有通过不断增长居民收入。而内需扩大对经济增长的意义，已不言而喻。
更重要的是，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也才能更好地形成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去年以来，“橄榄型社会”成为热词。我们应该朝着这种“中间大、两头小”的社会格局努力，已经成为共识。而增加中等收入者、减少贫困人口，让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也是关键。否则，经济增长带来的物质财富，会继续往金字塔塔尖集中，造成社会结构的进一步失衡。
所以，收入与经济的同步发展，已经不仅仅是短期的民生考量，更会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为长期的发展打下基础、带来活力。可以说，让收入增长快于经济增长，既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结果，也是其手段。
无论是提高个税起征点，还是不断扩大就业；无论是保持物价水平稳定，还是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都能给居民带来实实在在的收入增长。“十二五”时期，一个基本的目标是“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不仅是经济的稳步增长，更是居民生活的持续改善，才是“小康”的要旨，也才是“基础”的本义。
人民时评：从文强一审被判死刑谈如何打击黑社会
4月14日下午，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对文强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重庆市司法局原党委书记、局长文强因犯受贿罪，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强奸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特别是其中大量受贿，强奸女大学生，充当黑社会的保护伞等，令人发指，不可思议。
社会上黑恶势力垄断经济，欺压百姓，掠夺财富，必须坚决打击。通过打黑，人们看到，黑恶势力是很难单独存活的。如果没有官员的庇护，没有权力的纵容，是难以成气候的。特别是在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里，黑恶势力做大做强，背后很可能有一个腐败黑暗的权力场。因此，打黑，还要坚决地清查黑官场。
文强是在打黑中被带出来的贪官。被牵连的还有他的亲属和左膀右臂。从这些名单中分析，大多数是重庆公安司法系统的官员。
文强的腐败行为和恶霸行为不止发生在近一二年，而是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这期间，此人可以目无国法，为所欲为，很多人都看见了，也听见了，也有人勇敢地向有关部门举报，为什么就没人去认真查一查？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在那个地方，当时缺乏正义氛围，缺少羞耻意识。如果受贿腐败成为潜规则，还有谁会对文强说“不”？这样的官场岂不是很可怕，很让老百姓恐惧吗？别让官场潜规则依然存在，别让贪官坏官恶官赖以生长的土壤依然存在，别让看似严格实则空虚的某些官员考核机制得不到完善，别让应该发挥重要作用的监督机制依然形同虚设„„
看起来，彻底根治官场腐败现象，光靠喊口号、下文件、抓几个反面典型，还是远远不够的。要健全和完善各项制度，实行硬性的权力制衡，不给权力的贪婪留下半点空间。权力这个东西，指望它道德自律，指望它自觉向善，指望它像孔繁森、焦裕禄、龚曲此里这样的好干部为人表率，是很难的。个人可以享受自由，政府却与自由无缘。一个制度优越不优越，不在于这个制度之下有没有黑暗，而在于这个制度能否尽可能揭露黑暗，能否从产生黑暗中汲取教训，同时尽可能惩治黑暗。一个合理有效的反腐制度看起来成本高，但实际不然，因为它可以使法律保持尊严，保持官员对于法律的敬畏和信仰，有效地降低官员的贪欲和犯罪。
用制度管住官员，用制度清理官场，用制度防止文强这样的无耻之徒继续危害百姓——这也许是我们从重庆打黑中看到的希望之光。
人民时评：郑筱萸咋未能成某些人的“前车之鉴”
药监局又出事了，距上次爆发“窝案”不过三年时间，07年的“药监风暴”曾经横扫包括局长郑筱萸在内的一大批干部，但是如今看来，郑筱萸的“前车之覆”并未能成为卫良等人的“后车之鉴”。
有人说，药监系统频出大案是因为审批权高度垄断，进而形成寻租手段。但笔者以为并非如此简单，美国的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同样垄断药品的监管审批，但是却成为全世界最具公信力的监管机构，而如果仔细对比中美两国的实际情况，我们会发现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
先说审批权力垄断，抛开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不论，单就我国来讲，早先的医药监管格局并非垄断，原国家经委下属的医药管理局、卫生部的药政司、以及中医药管理局，都拥有对药品的监管权力，可想而知这种多头管理、“九龙治水”的分工会导致怎样的效果，也正因如此，国家药品管理局才呼之欲出（后又吸收食品监管职能，成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目标就是要建立中国的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从这点来讲，统一监管主体，明确权责所属，体现的是政府治理的进步。监管权力垄断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垄断权力之外没有监督，没有公开透明的审批机制。郑筱萸案发之后，药监系统推动了一系列改革，着力打造“阳光药监”，但是从目前来看，“阳光”还不够多，监管还不够有力，这导致一些大权在握的药监官员心存侥幸心理，大肆寻租。
此外，药品的检测把关同样至关重要，这需要配备相当专业水准的检验队伍。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权威性，源自其是一个由医生、律师、微生物学家、药理学家、化学家和统计学家等专业人事组成准研究机构，不少组成人员都是其领域当中具备相当声望的人士，他们执行最为严格检验标准，新药需要八年左右的时间才能投放市场。而我国的目前的检测体系远远达不到这样的水准，这也是问题药品频出的重要原因。
而作为被监管的一方，医药企业同样值得我们重视。从郑筱萸案到卫良案，会发现两者有着高度的相似性，即案发都源于医药企业的举报。被监管对象居然成了监管主体的克星，这引人深思。
医药企业何以频繁贿赂监管部门，归根结底是利益驱使，药品早获准上市一天，就能早一天化为经济效益，而那些伪劣药品厂商则更加需要通过贿赂来蒙混过关。贿赂的背后，则是医药市场的无序竞争。数据统计，全国医药企业高达5000多家，而5000多家药企的总销售额还不如美国辉瑞公司一家，药企多、小、散、乱的局面非常突出，这极大地加剧了医药监管的难度。因此，提升产业集中度，不仅是医药产业发展的需要，也是药品监管安全的必然要求，相关部门应当重视医药市场的规范和管理，这不仅仅是药监部门的责任。
医药卫生安全，涉及到每一个人的生命健康，作为监管方，承担的责任自不待言。而在医药监管这个最不该发生腐败的地方连续爆发“窝案”，不仅对生命健康构成威胁，也令政府威信趋于流失，这应当引起足够的警示。主管部门要从监管主体和监管对象两处着手，一方面提高审批的透明度，加大对药监部门的监管，增进检测水平；另一方面，整合规范医药市场，降低管理难度。双管齐下，才有望缓解这一亟待解决的问题。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遏制违法用地的冲动
国土部和监察部日前联合通报了2007年10月到2009年10月“未报即用”违法用地清查整改情况。据通报，31个省区市不同程度存在“未报即用”违法用地现象，其中包括一些国家和省级重点项目。
土地“未报即用”，危害巨大。从法治的角度看，我国有严格的土地保护法律制度，但在种种利益考量之下法律边界屡被突破，这对于培育成熟的社会形态和市场形态有害无益；从政治的角度看，政府部门本应是法律和政策最坚决的执行者，“未报即用”不仅损害政府公信力，也会对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产生负面影响；从经济的角度看，违法占用耕地伤害农民利益，违法基建项目扭曲城市化进程，这对实现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目标、城市化的战略部署都会产生消极影响，令宏观调控的效果大打折扣；从改革的角度看，这意味着地方政府对于土地财政的依存度进一步提高，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南辕北辙。
从“边报边用”、“未批先用”到“未报即用”，从在法规体制内寻机钻空到体制外循环，在违法用地现象升级、突破制度限制的背后，暴露出的是多个方面的不协调：一是地方政府政绩考核制度与科学发展观没有完全协调。由于政绩考核内容仍然较为单一，因此追求任内短期业绩的冲动难以得到有效约束，在土地开发使用容易出政绩的情况下，土地保护法规难敌“政绩冲动”；二是土地保护与土地开发、工程立项不协调。土地保护虽然是刚性制度，但实施过程中往往缺乏立体监管、制度协调，执行力大打折扣。而土地开发和工程立项则因为出于部门意志而更具备可执行性。因而，“权大于法”的现象才会屡屡出现；三是违法用地的机会成本与整改措施不协调。虽然违法用地需要承担各种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但预防机制仍然偏弱，“未报即用”存在巨大寻租空间，很难阻挡一些人铤而走险。
对“未报即用”等违法用地的整顿，不仅需要阶段式的清查整改，更需要长期根本的遏制。对此，一方面要更新相关法律法规中与形势不相符合的条文规定，保证法律法规的严肃性；另一方面，要构建更为立体的土地开发使用监管体系，提升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监管的及时性，提升不同部门间有关土地开发使用信息的共享性，并保障人民群众的监督权。更为重要的是，需要进一步通过制度建设，规范地方政府的行政行为，使地方利益与全局利益更加协调，与法律政策更加合拍。
人民时评：如何理解胡总书记的“人人都能成才”？
胡锦涛总书记日前在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了发挥高层次人才在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才队伍建设中的引领作用，支持人人都作贡献、人人都能成才的要求。“人人都能成才”的提出，对每一个在成长路上奋斗、渴望成为有用之才的人来说，都是巨大的鼓舞。
何谓人才？认识的不同和评价标准的不一，对人才的使用会不一样，对社会的引导作用也会大不相同。我国古代文献中，有一则“西邻五子食不愁”的故事，说的是西邻有五子：长子质朴，次子聪明，三子目盲，四子背驼，五子脚跛。按照狭隘的人才观来看，五人中大约只有一人可以成才，其余四人要么平庸，要么将来吃饭都是问题。可是西邻对五个儿子按照各自的长处引导安排：老大质朴，让他务农；老二聪慧，让他经商；老三目盲，让他占卜；老四背驼，让他搓绳；老五足跛，让他纺线。五个儿子各展其长，各得其所，结果是“善用人者无废人”，“五子食不愁”。可见，“金鳞不是池中物，一遇风云必化龙”。胡总书记提出的“人人都能成才”，是“大人才观”的现实诠释，是对人才的科学注解。
当然，“人人都能成才”只是一种可能，如何转变为现实，需要多方努力：
全社会都应该树立科学的人才观。数学家陈景润、水稻专家袁隆平、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航天英雄杨利伟是人才；只有中专学历的桥梁专家林元培、金牌工人窦铁成是人才；千千万万奋战在各条战线的“土专家”、“田秀才”们同样也是人才。时传祥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掏粪工人，但是他为社会作出了不凡的贡献，谁能说他不是人才呢？人才的类型不同，成才的道路不同，其成长规律和特点自然会有不同。用一把尺子、一个模子去衡量和使用人才，既不符合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要求，也不符合人才成长的规律。那种唯学历、职称、资历、身份的传统人才观是制约“人人都能成才”的巨大障碍，只有走出“四唯”的观念误区， 破除自惭形秽，妄自菲薄的思维，树立“360行，行行出状元”，“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观念，才能使“人人都能成才”的科学人才观深入人心。
营造“人人都能成才”社会环境。一是建立多元化的培养机制，形成一个初、中、高不同层次人才的成长摇篮，建立多层次人才梯队。二是建立科学的人才评价发现机制，坚持把品德、知识、能力和业绩作为衡量人才的主要标准，不拘一格选人才，保证对人才评价的客观、公正，鼓励人人作贡献。三是建立公平的选拔任用机制，冲破论资排辈、求全责备、迁就照顾以及凭个人好恶得失、恩怨来选人用人的错误观念和做法，建立平等、合理、科学的用人机制。只有还英雄以本色，给人才以公道，才能让更多的人看到成才的希望，增强成才的信心。四是建立合理的流动配置机制，进一步发挥市场在人才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建立完善人才市场服务体系，消除人才流动中的城乡、区域、部门、行业、身份、所有制等限制和羁绊，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才有可能。五是建立激励保障，从满足人才自身实际需要出发，实行有效的激励，对有较高知识水平、创新能力的拔尖人才和有丰富实践经验、一技之长的实用人才力求才尽所用，使高级、拔尖人才与普通人才，“洋”人才与“土”人才，新生人才与传统人才各得其所。
营造“人人都能成才”的关键还是在领导。良好的人才环境是依靠干部群众共同营造出来的。其中，领导是最关键的因素。一方面，领导要提高用人的水平。俗话说，“鲁班眼里无废料”，“善用人者无废人”。如果领导者能用欣赏的眼光看待下属，善于发现独特个体的独特潜能，用其所长，身边必将有用之不尽的人才。另一方面，领导要有用人的公平之心。人不缺才能，缺的是发现；人不缺潜力，缺的是发挥潜力的平台。为此，领导干部必须做到坚持原则，公道正派，清正廉洁。坚持原则，是指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准则；公道正派是以坚持原则为前提的，指的是领导者履行用人职责，要坦荡无私、情通理顺、分寸得当，用公平的尺度提携人才。清正廉洁是人品的重要表现，是党和群众对干部的要求，是坚持原则、公道正派的重要体现，对培养人才、留住人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是营造“人人都能成才”环境的重要因素
人民时评：收入分配改革，劳动者的工资谁做主
近来，各地纷纷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不少企业也将一线工人的工资上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劳资矛盾彻底缓解，事实上，在没有寻找到一条能够维护自己薪酬权益的道路之前，一些劳动者仍将陷入低薪的困境。
北京市政协日前公布的一份调查显示，近5年来，北京企业职工工资收入水平逐步提高，但工资分配不合理，一线职工收入“增长缓慢，长期偏低”，四成受访者的月工资不足2000元，12.8%的职工5年来未涨过工资。与此同时，被调研的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工资水平远远高于其他岗位，且增长速度较快，其2009年的工资水平比2008年增长25%，高管人员与生产服务人员收入差距，由2007年的4.37倍，扩大到2009年的5.78倍。
一个是5年未见工资增长，一个是1年工资增长率达25%，企业普通劳动者和高管之间收入悬殊，令人惊异。看来，企业并非没有涨工资的空间，而是这个空间可能被少数人占据了。
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应该谁来做主？
市场经济下，当然是市场说了算。但是，企业是不是随行就市，这就需要有人来监督了。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之下，普通劳动者是有权监督企业是否按市场规则行事的，他们可以通过工会，或是其他劳工组织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信息透明，沟通渠道畅通，工会很容易判断，工人待遇是否随着企业利润的增长而增长。
针对企业一线工人收入低、企业内部分配悬殊的现状，北京市政协开出三味药。其一是，将工资与领导考核挂钩，制定以提高低收入职工收入水平为目标的工资增长计划；二是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加大地方有关工资的立法力度，为建立和保障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提供法律保障；三是建立最低工资标准与消费价格指数联动的调整机制。
笔者以为，上述三条恐怕并不能彻底解决普通劳动者“被低工资”的现状。将涨工资与领导考核挂钩，不过是寄希望于用行政干预的手段，来影响企业的决策，这本身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而工资集体协商制的前提则是普通劳动者有协商的权利和通道。说到底，普通劳动者必须有一定话语权和监督权。
事实上，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给予普通劳动者以话语权，这并不是近年提出的新概念，也不是无法可依——工会组织在我国由来已久，据报道，截至2009年年底，全国工会会员总人数达到2.26亿人；1992年，新《工会法》还明确规定，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会，可以代表职工与单位签订集体合同。但是，真正推行工资集体协商的企业并不多。为什么？因为工会作用发挥不充分，普通劳动者的话语权和监督权形同虚设。
今年春天以来企业员工要求加薪的呼声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普通劳动者维权意识提高。这些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劳动者，他们中的一些人为贫穷所困扰，他们生活在城市边缘，但他们的视野绝不只局限于自己日夜忙碌的生产流水线，从租借小屋粗陋的窗户看出去，他们能看到日新月异的城市。同样，公正与平等的诉求也在心中渐渐滋长。而社会迫切需要建立起更理性的平台，来帮助他们获得应有的权利。 人民时评：重大灾害考验执政能力
残酷无情的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给甘南舟曲同胞造成严重生命伤亡和财产损失。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迅速部署，举国上下、前方后方、四面八方紧急行动，谱成一曲感天动地的英雄壮歌。从汶川、玉树到舟曲，从抗击非典、冰雪、地震、洪水、干旱到泥石流，每一次的抢险救援，都见证着我们战胜灾害的信心决心，更检验着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此次舟曲抢险救援，再一次彰显了为民爱民的执政情怀、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高超娴熟的执政水平。
为民爱民的执政情怀，体现在抢险救援中，就是同人民在一起、与人民患难与共。泥石流发生后，从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作出重要指示，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各项工作，再到中央领导同志赶赴灾区看望受灾群众，传递着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同胞正遭遇灾害，我们必须和受灾同胞在一起，拯救同胞于危难之中。这是血浓于水的真挚情怀，让受灾同胞乃至每一位中国人都真切地感到，灾难来袭，我们不是一个人在面对，而是13亿同胞在一起分担；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党、政府、子弟兵和其他各种救援队伍在一起顶扛。它给受灾同胞以温暖和信心，更给每一位中国人以勇气和力量，让我们的心紧紧凝聚在一起，敢于面对并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
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体现在抢险救援中，就是坚持人的生命高于一切、重于一切、大于一切。每一次抢险救援，人的生命得到极大尊重，以人为本理念得到极大弘扬。此次舟曲抢险救灾，“把确保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一线希望百倍努力”、“争分夺秒抢救被困人员”再次成为强音。凸显生命的尊严和价值，把人的生命放在至高无上位置，体现的是社会进步，折射的是国家文明。在治国理政实践中，你把人民放在心里，人民就会把你举到头顶。
高超娴熟的执政水平，体现在抢险救援中，就是决策果断、行动迅速、救援科学。突如其来的灾难，往往最能够检验一个国家驾驭复杂局面能力、决策力与执行力、应急速度水平与秩序。无论舟曲抢险救援工作的迅速部署，还是各方面力量与资源的动员与协调，乃至人员搜救、淤泥处理、堰塞湖处置、基础设施恢复、群众安置、受伤人员转移救治、灾害治理、灾后重建等各项工作的科学安排、有力有序，综合体现出党和政府高超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正因此，英国《独立报》网站近日报道说：“中国中央政府在动员各方力量应对自然灾害方面十分娴熟，这一成功也是执政的共产党颇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以上已打印 人民时评：强行取肾、地下肾交易的背后缺失了什么
人体器官为什么只遵循自愿无偿捐献，而不允许买卖？就在于器官买卖侵犯了基本的人权、人伦和文明，禁令则可以为一些除了器官本身外一无所有的特殊困难群体提供强制性的保护。这就是世界上很多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明令禁止人体器官买卖的缘故。
然而，就在这样的禁令下，有关人体器官地下买卖案件仍不绝于耳。3月28日，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核心调查显示，一青年因还不起赌债而想卖肾，虽后悔却仍被强行取肾，导致他这一悲惨遭遇的，是一张庞大而严密的肾脏地下交易中介网络。
大凡这样一张器官交易中介网络，多一端连着卖者，一端连着患者，核心是医院，忙前忙后的则是中介人。有人买，有人卖，就有地下市场。但最终买者与卖者都是受害者，都被中介攫去了大部分钱财。医院是黑心赢利者，如同伥鬼，只管拿钱不问是非。中介是黑心之源，攫取暴利，外加一点黑恶势力强迫交易进行。透过这样一张网络的非法运行，我们看到了管理等诸多方面还存在缺失。
首先是法律缺失。国务院虽在几年前颁布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对自愿无偿捐献原则、严查医院资质、重罚违法医院医生等有明确规定，但在法律上还无专门的人体器官买卖罪名的设立。据称，对此类犯罪案件，检察机关多以非法经营罪公诉。这就使上述买卖人、医院医生、中介人的违法成本大大降低，起不到良好的震慑效果。
其次就是监管缺失。各种器官地下交易网络，非始于一时。除了举报的之外，有很多信息能够顺藤摸瓜。比如，此案中青年想卖肾时，百度了一下“肾源”，信息丰富得让他吃惊：“电话、QQ号都有”。还有这家山西临汾长良医院，涉事非第一回，此前就因涉嫌非法做肾移植被卫生部门调查过，不过很快没有了下文。这些情况表明，监管如果闭目养神，或为利益所左右，就形同虚设。
第三，医疗职业精神缺失。买卖器官本被法律禁止，医院和医生为何无视法律、利欲熏心？在人体器官买卖网络中，其器官移植的专业性决定了医院和医生处在核心位置，没有他们参与，人体器官买卖不可能顺利完成。所以抓住了医院和医生，就抓住了摧毁类似买卖网络的“牛鼻子”。不严惩他们，缺乏医德良知的医院和医生存在，器官买卖难以杜绝。
必须认识到，人体器官是稀缺资源，庞大的需求是催生人体器官非法买卖的根本诱因。一方面是法律严禁买卖，一方面是遵循自愿无偿捐献原则。问题的关键在于扫除知识盲点，提倡互助互救。在此基础上，才可能逐渐形成良性的自愿无偿捐献制度。
人民时评：旅游业回扣又\"穿帮\",\"利益链\"各方如何共赢
跟团旅游，总有购物项目。不管是按进店人头给钱，还是按成交额度分账，导游从中渔利，已经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游客见惯不怪，市场也放任自流。此次导游《佣金分配表》在网络上被曝光，最高比例达到50%，不过是这个秘密的又一次“穿帮”。
这样的回扣，涉嫌商业欺诈。高额的提成，必然会转嫁到游客的头上，要么以次充好，要么人为抬价，实属必然。而旅游购物欺诈，也影响到旅游业的整体形象，国家旅游局发布的《2010年全国旅游投诉情况通报》也显示，涉及购物的投诉2010年同比升了40%，香港导游辱骂内地游客的“阿珍事件”也可为明证。《佣金分配表》的曝光，再次提醒相关管理部门：此问题不解决，影响的将是旅游业的长远发展。
然而，旅游购物没有“原罪”。天津的面人、苏杭的丝绸、海南的水果、景德镇的瓷器„„旅游购物，本来就是一种文化接触、文化理解的过程，也是旅游中一个有趣味、有意义的环节。旅游购物中，导游拿“回扣”也没有“原罪”。这样的“回扣”，如果由旅行社收取，并且纳入税务和财务渠道管理，可算一种合法的“佣金”。
旅游购物，实际上有一根“利益链”：旅游者、导游、旅行社和购物商店。最完美的关系，实际上是四方的共赢。旅游者买到合意商品，导游弥补收入不足，购物商店得到利润，旅行社获得返利。
而现在，各方都想获得利益最大化。旅行社尽量多得返利，导游尽量驱使游客购物，商店尽量追求更大利润。而掌握信息最少、处于链条最末端的旅游者，在这场利益博弈中，最没有发言权和议价权，往往成为受害者。于是，强迫消费者有之、售假贩劣者有之。一旦产生纠纷，被曝光、查处或禁止，利益链条断裂，链条上的四方都有损失，成为四输的结局。
“没有赢家”的博弈结局，不是仅只有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比如旅行社，据2007年的数据，已经有近2万家，市场竞争之激烈可想而知，而“价格”成为竞争的杀手锏，于是，各种“零团费”、“负团费”出现，利润只能从购物中来。比如导游，薪酬结构不合理、管理不规范，并且还“兼顾”着司机、领队等的利益，难免泥足深陷。再比如购物商店，往往抱着“一锤子”买卖的心态，并且缺少监管，再加上利润还需“再分配”给导游和旅行社，因而可能成为“黑店”。
形成这样的情况，监督的缺席难辞其咎。实际上，《导游人员管理条例》等法规中，明文规定了导游不得收受购物回扣。但就执行而言，一些管理部门害怕严格管理会影响“政绩”，也默认了这样的“行业潜规则”，甚至形成与旅行社和商家的“利益同盟”，所以往往睁只眼闭只眼。
所以，要在旅游购物中，达成四方共赢，需要抓住这个利益链条的各个环节。对导游，要建立公开公平的薪酬体系；对旅行社，必须制定严格规范和制度，消灭“零负团费”等畸形竞争方式；对于商家，要纳入正常的工商管理体系进行统一管理；对于消费者，需要畅通他们的投诉和监督渠道；而对于旅游购物本身，则需要规范行业运作，建立公对公的佣金制度，并向社会公开，使“暗箱操作”变成“光明工程”。这样，才能重建旅游购物的“利益链”，也才能为旅游业的发展赢得一个长久的未来。 人民时评：关注药家鑫案件的“破窗效应”
《艾斯德庄园水的嬉戏》是李斯特创作旋律柔美的世界名曲，以弹奏这首乐曲考入西安音乐学院的药家鑫，却因为开车撞人并连刺受害人张妙八刀致死的惊人案件，成为我们社会关注和争论的焦点。对于此曲李斯特曾给后世的演奏家留下这样的话语：我将要给他的水成为他心中的井，涌出而成为永恒的生命。而如今弹奏此曲走入音乐殿堂的药家鑫，留给我们的却是关于生命的残酷争论：律师主张的“激情杀人”、心理学家认可的“强迫杀人”、被害亲属悲愤指责的“残忍杀人”。
公共论坛上出现苦涩的关键词:“全民皆法官，火星都知道”、“药家鑫不死，药八刀不绝”、“北有李刚，西有药刚”。面对这些,我们不得不反思，药家鑫为什么带给我们这么多苦涩?我们又怎样将这种苦涩化解和消弭？
美国政治学家威尔逊和犯罪学家凯林提出过心理学上的“破窗效应”定律:任何一种不良现象的存在，都在传递一种信息，这种信息会导致不良现象的无限扩展。相关试验是：两辆完全相同的汽车，一辆完好无损地放在杂乱的贫民区，另一辆捅破天窗放在中产社区，结果放在坏社区的车辆安然无恙，放在好社区的破损汽车当天被人偷走。再把那辆好汽车弄坏，几小时后丢失。这个定律告诉我们，阻止坏的东西更坏，并阻止其无限蔓延的办法是修补破损而不是仅仅将其诅咒得更坏。化解药家鑫案件的社会阴影，最重要的是尽可能的找到其产生的根源，而不是再用我们的所谓理性无休止争论案件本身，宣泄、放大旁观者的个人情绪和观感。
杭州飙车案中被称为“富二代”大学生的胡斌超速驾驶改装车撞死浙大毕业的谭卓，警方最初公布车速只有70码，整个事件让我们记住了网络名词“欺实码”；河北大学校园被认为是“官二代”的李启铭酒后驾车撞死该校大学生陈晓凤，最后让我们记住的是“我爸是李刚”这句网络经典。我们的社会在对这些案件嘲笑之余给自己留下的是没有愈合的伤口，却没有关于责任和生命的深层次领悟，没能阻止之后更严重的药家鑫案件的产生。如果现在我们只是牢记“药八刀”这个名词，满怀悲愤争论他的“该生”和“该死”，社会的“破窗效应”还将继续传播和扩散，对于那些正在成长中的“药家鑫们”，对于把刀藏在心里没有拿出来的“药家鑫们”，我们更应该避免这种“破窗效应”，负责任的去深刻反思和幡然醒悟.
中国的高考制度已经恢复三十多年了，但是关于个人道德的高考还没有真正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的社会并没有建立真正意义上的道德教育考核体系。当我们每一次投机就获得回报后，当我们每一次抛开道义获得名誉的时候，当我们每一次放弃尊严获得利益的时候，我们给“药家鑫们”的心里都藏进了一把刀，适当的时候他们就会举起这把刀伤害无辜的人们。在经济的高速发展期，激烈的社会竞争，让我们心里只有对手没有伙伴，只有赢的快乐没有输的心安，我们变得猜疑、浮躁、急功近利。药家鑫已经成为社会心理“破窗效应定律”的典型案例。试想如果在重压下，我们的法律心态是“不得不骑墙”，我们的教育心态是一定要成功，我们的社会心态是假借他人强调和宣泄自我焦虑，我们就只能陷入“破窗效应”的轮回中，等待下一个“药家鑫”出现时，再跳出来开场舆论盛宴，周而复始轮回往复。
值得关注的是，药家鑫案还没有宣判，上海又发生了一起留学生在归国到港的机场，向母亲刺了九刀的恶性事件，关注社会的“破窗效应”，弥补社会教育的心理缺失，除了喋喋不休的争论和指责，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反省与担当。在物欲横流的氛围中，我们是宁折不弯还是随波逐流，我们的心灵给“药家鑫们”折射出的是对良知、道义的缺失还是温情、大义的光芒？时至今日，面对法庭上的药家鑫，我们有责任以成熟的心态面向公众平台，表达我们的意愿，还原法律的独立性，尊重法律的判决。有责任以冷静的心态反思我们的教育，中国是全世界大学生数量增长最快的国家，重外在技能、轻心灵塑造的模式，造就了普遍意义上的社会投机心态。我们更应该为社会阐明一个道理：一个用反思和爱构筑的组织才更有未来，一个自省自律的社会才更有希望！ 人民时评：“刺母案”提醒我们补好“学会做人”这一课
今年愚人节，在上海浦东机场，发生了一个真实的悲剧：赴日留学生汪某因学费问题，与前来接机的母亲发生争执，拔出水果刀连刺母亲9刀，致其当场昏迷。日前，这个悲剧又出现了“反转”情节：原本在亲戚口中，存在不打工光“啃老”、要求无法满足会动手等毛病的汪某，时隔几天，忽又成了汪母及亲属眼里“勤勉、懂事，知道给家里分担压力的好孩子”，刺母行为则因“精神不正常”。对此警方表示，已启动对汪某的精神状况司法鉴定程序。
围绕这一事件，各方评论汹涌澎湃，尤其对刺母者汪某不乏口诛笔伐。事情进展到这一步，已经成为公共事件，一方面应尊重司法程序和专业操作；另一方面，也不妨跳出案件的细节纠缠，从一个更加广阔的社会视野来观照反思。“刺母案”虽然是一个极端案例，但行凶者那残忍的9刀，不仅刺伤了含辛茹苦的母亲，也刺中了我们社会的一些软肋。实际上，类似事件也有发生，诸如8岁乖儿子因争吵欲掐死母亲、23岁青年杀死双亲后还去网吧上网、名牌大学毕业生因母亲干涉自己“人生的选择”挥刀弑母等。在某网站关于“刺母案”的网络调查中，近四成网友认为这是中国教育问题的体现，还有将近半数的网友认为这一事件绝非个案，而是源于社会问题。
问题到底出在哪？面对“刺母案”，人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悖论”：母亲的爱，为什么结出了恨的恶果？回到案件，人们不能不为汪母对儿子的深爱而感动，她以并不富裕的家底、每月7000元的收入，苦苦支撑着儿子每年8万元人民币学费、开销30万-40万元人民币的华丽留学梦，甚至在儿子连刺她9刀之后还是给予原谅，希望社会给孩子机会，把“可怜天下父母心”演绎到了极致，可叹亦可悲。
或许，问题恰恰出在这过于沉重的溺爱。汪母的心理和做法，和许多父母一样，“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宁可自己苦一点累一点，也要给孩子创造尽可能好的学习和生活条件。这本无可厚非，但关键在于凡事都应有度，量力而行，并且真正有利于孩子成长。一般的家庭条件，高昂的留学消费，五年的漫长时间，这本身就不是一个理性的选择。母亲把生活的艰难全扛在肩上的同时，也消减了儿子体验人生、认识社会、感知责任、磨练意志的机会，缺乏“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这样的成长课程的修习，造成自理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非常脆弱。
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溺爱，忽略了孩子心灵世界的塑造、心理问题的解决，而学校教育，也往往以考试成绩、升学率为指挥棒，对心灵成长、人格培养重视不够，从而出现了不应有的空白。汪某高中毕业之后就去日本留学，这样一个尚处于“心理断乳期”的孩子，一方面身负学成归来、光耀门楣的巨大期望，另一方面也要面对适应异国生活、融入当地社会的艰难，加上日本经济不景气、地震海啸的冲击，其心理的紧张焦灼可想而知。
据了解，汪某在读大学之前性格还是比较开朗的，去日本第三年开始变得压抑孤僻，尽管他是否存在精神疾病仍需等待司法鉴定结果出来后才能确定，但就已经披露的案情而言，可能存在调试心态、控制情绪等方面的心理障碍。而遗憾的是，母子之间一直未能有敞开心扉、解开心结的交流沟通，这就使得消极情绪一直处于积累状态，成为一颗可怕的“定时炸弹”，汪某拔刀向母之时，就是这颗“炸弹”的启动之时。社会学家说，溺爱和棍棒都出不了孝子、才子。不少类似案件也一再说明，爱不是罪过，但畸形的爱、糊涂的爱、错位的爱，往往是悲剧的源头。
汪某也是一面镜子，折射出留学生群体存在的心灵困境。2010年度，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28.47万人，留学生的自费比例越来越高，留学低龄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一项针对留学澳大利亚的中国学生网络调查显示，留学生因业余时间无处可去而常以网络和影碟打发时间者占26%；找不到倾诉对象和途径的占17%；学习、工作或经济压力大导致失眠者占16%。自认为“吃得好睡得好，心情畅快”的，仅占被调查者的7%。
其实，不仅留学生，在国内学习的学生们，同样存在旺盛的心理需求、多样的心理困惑。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各界的共同努力。“刺母”一事，提醒家长处理好物质给予和心灵呵护的关系，提醒学校统筹兼顾知识灌输和人格健全，提醒学生理解把握成功和品德的关系，提醒每个人补足补好“学会做人”这至关重要的一课。
人民时评：从温总理痛斥恶性食品安全事件说起
在4月18日公开发表的讲话中，温家宝总理痛斥近年来祸害百姓的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染色馒头，指出“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强调要注重对社会转型期道德文化建设的研究，启人深思。
恶性食品安全事件不止一起，为什么迄今为止不见有收敛迹象，反而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在一篇评论中我曾写道，在食品安全问题上，社会已经失去了自我净化、自我成长、自我修复的能力。一个企业的错误，没有成为另一个企业的教训。一个职能部门的失职，没有成为另一个职能部门的警钟。一种针对不讲道德不守法度的行为惩处，没有成为另一种行为的道德法度约束。在食品安全问题上，文明、文化的思想价值理念，失去导引社会前行的力量了，失去把人从野蛮、愚昧、丛林引向文明、高尚、现代的力量了。这里想进一步追问的是，为什么我们的道德文化失去了这个力量呢？
根本原因就在于尊重生命的文化理念没有变成社会的行为准则。在中国文化里，不是没有尊重生命理念的一席之地。问题是，我们一方面没有紧密结合社会实践不断丰富尊重生命的文化内涵，另一方面并未让尊重生命的理念广泛地进入社会实践层面。在一定意义上说，没有“尊重生命”的文化的涵养濡染，没有对一代代国民的尊重生命教育，就没有尊重生命的国民。正是因为在人们的潜意识中，缺少了对生命的敬畏和尊重，才会在懂得“打死我也不会吃这个东西”的情况下，轻易地把有毒有害的东西生产出来给他人吃，对这种侵害他人生命健康的行为才会一再得到不同程度的容忍。
基本原因则在于中国文化的操守防线存在“质量问题”，有的类同于“豆腐渣”。关于道德文化操守的先贤哲语倒是相当的多，比如孟子就曾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并视之为仁、义、礼、智四端，犹人之四体。然而，人们在内心里所构建的操守防线，常常经受不住考验；在社会运行中建树的制度法则，常常面临“目空一切”的挑战。贪官若是，奸商若是，侩民亦如是。只要能赚钱，管它食品有毒有害，管它手段违法犯罪。获利越大，操守防线门阶就越低。社会变动越是深刻，这种操守防线的弃守越是显著。如此一降再降，人即非人若兽。但动物尚且能够在吃过有毒的草后，用生命的代价告诉后来者不可再食之，一些人却屡以有毒有害食品相残同类，这表明，用传统与现代文明理念建树起来的操守防线，在金钱等面前常常不堪一击。
中国文化中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元素，这是我们引以为傲的理由。但如果存在“短板”，也就难以使我们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因此，社会转型期的道德文化建设，既应填上“尊重生命”这块“基石”，通过内涵的丰富和理念的普及，使生命的自重、互重成为潜意识；又要打牢操守防线，使“是非感”、“耻感”、“良知”等成为每个人内心里信守的道德法则。如是，我们的文化方能更好地涵养人、启迪人、引领人。
人民时评：“一房一价”预示着房价调控走向深化
按照国家发改委《商品房销售明码标价规定》：从2011年5月1日起，商品房销售中须标明每套房源的总价和每平米的单价；在售地下停车位面积和销售总价，物业服务内容和收费标准等，都要一一公示。4月26日，北京市发改委也出台了“一房一价”的实施细则，相比国家发改委的要求，北京的要求更加严格，还明确了标价牌和价格手册分别需要明示的内容。
“一房一价”政策的出台，意味着房地产调控走向细化和深入。今年，全国各大城市相继公布了房价调控的目标，也明确了政府的职责，一些地方还出台了限购令，随着调控措施的不断完善，房地产市场也在慢慢回归理性。“一房一价”则表明了政府对房地产市场调控的信心和决心，这对房地产开发商也是一个严格的限制，积极意义是毋庸置疑的。此前，房地产市场存在诸多乱象，起价、均价等表述含混不清，动辄房源即将售罄或者还剩少数几套，通过信息不对称诱导欺骗消费者，哄抬房价造成市场混乱，而消费者并不了解实情，为此也花了不少冤枉钱。有学者认为，“一房一价”有助于规范房地产市场交易秩序，消费者可以获得更加透明的信息，限制开发商随意涨价，可以达到保障购房者权益的目的。住建部一名官员认为，“规定的出台，有利于抑制部分开发商的违规行为，特别是可以避免在开盘销售中，开发商根据客户数量盲目加价，有利于房地产调控政策的落实。”
房地产市场调控是一个长期过程，当前首要的任务是规范交易规则，“一房一价”是一个很好的起点。从“一房一价”实施细则来看，的确是“切实可行，易于操作”，消费者对房价及配套设施等相关情况可以一目了然。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加强监管则是重中之重。因为政策落实起来会面临很多难点，比如，怎样确保开发商提供的信息准确无误，如何杜绝暗箱交易等等。
从目前的情况看，严格监管也已经拉开帷幕。据了解，北京将通过开展专项检查、畅通举报途径、发挥媒体监督等举措，严格规范商品房销售价格行为。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也表示，我国有3万多人的价格监督检查队伍，今后将组织专项商品房价格检查，确保政策落实。这些积极的措施，或许可以确保“一房一价”不会效果缩水。“一房一价”是一项阳光新政，值得鼓励与肯定。同时，我们必须看到，此举不过是稳定和调控房价的诸多举措之一，并不能“包治百病”，也不可能令房价应声而落。地方政府要继续不折不扣地落实好保障房建设，同时要进一步完善措施，通过信贷、限购令等措施，挤压炒房者的炒作空间，让房价向理性回归。
人民时评：路桥费成“摇钱树”，“跑偏”的公益如何回归
又一个暴利行业进入了公众视野。日前，央视财经节目对我国货运情况进行了体验式调查，结果发现，运费至少三分之一被高昂的过路过桥费吸走。更有数据显示，路桥业暴利远超石油、证券、房地产、金融等行业。一时间，引起各界热议。
这种热议，很大程度上是深受路桥行业乱收费、多收费、高收费、不合理收费之苦人们的强烈共鸣。从“欢迎您”标语下没完没了的收费站，到长期困扰司机们的公路“三乱”，从河南一位农民8个月偷逃过路费368万被判无期的奇案，到“菜贱伤农”与“菜贵伤民”之间的困惑，“在路上”的代价如此之大、成本如此之高，人们日益不堪重负。
实际上，路桥暴利的存在，不仅伤害了许许多多为生计奔忙的人，也严重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抑制经济活力，助推物价上涨，加重百姓负担，成为民生之痛，更是社会之患。据学者研究，2008年，广东珠三角地区道路收费约150亿元，其中70%转嫁于企业，直接提高企业的经营成本，降低竞争力。如果在道路全免费的情况下，将直接或间接多创造的GDP330亿-700亿元，大大高于同期道路收费额。另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数据，去年我国物流费用率是9.9%，过路过桥费占到了运输成本的20%到30%。
路桥暴利的滋生，有很多复杂的现实原因，比如垄断经营、管理混乱、腐败现象、暗箱操作等，但这些问题背后还有更为深层的问题，那就是原本体现公共服务的公路桥梁，在失范的逐利活动中迷失了其公益本位，成为个别地方和少数部门的“提款机”、“摇钱树”。
从我国路桥发展史看，改革开放之初，国家财力不足以支持巨额的交通投资，“贷款修路、收费还贷”的模式，成功地开启了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大发展进程，有其历史合理性，即使在今天，这一借重市场机制的做法还有现实意义。
但问题的关键不在工具本身有问题，而在于一些人在运用工具的过程中“跑偏”了，使原本合理的工具发生了异化。市场手段与公共属性并不矛盾，掌握得好可以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然而在现实中，一些地方和部门根本无视路桥的公共属性，完全用利益最大化思维来经营和管理路桥设施。
比如，“收费”本来是一种管理手段，是为了给人们提供更好的交通服务，但一些人却把收费当成了唯一的也是最终的目的，费尽心思、绞尽脑汁的不是如何改善服务、方便出行，而是怎样“雁过拔毛”、“坐地吸金”。于是乎，要么提高收费标准，要么增加收费站点，要么延长收费年限，要么把公益性公路“转性”为经营性公路，市场机制被当作了牟取暴利的“护身符”。2008年，国家审计署发现，浙江、安徽等7省份提高收费标准，多征收通行费82亿多元。山东、北京等12个省省市35条经营性公路，由于收费期限过长，收费已高出投资成本数倍乃至10倍以上。
因此，破除路桥暴利，根本出路在于回归公益本位。在国家财力增强，百姓交通需求日益增长的新起点上，需要以改革创新的思路、以人为本的理念，重新定位市场手段和公共服务的关系，合理设计新的制度框架和运营模式，既要持续加大财政投入，体现政府的公共责任，也要更加科学地用好市场资源和手段；既要摆脱靠贷款拉动、靠收费养活的“路径依赖”，也要把路桥发展与群众承受力、满意度紧密结合起来；既要加大力度治理路桥经营管理中的腐败行为、部门利益，也要推进信息公开，让公众了解和监督路桥的建设运营情况。有共建更有共享，汇民力更为民生，四通八达的道路、飞架南北的桥梁，才会真正成为人们幸福生活的康庄大道。
人民时评：香河“圈地”圈出了谁的利益
一亩耕地，以1200元的“租金”从农民手里强征过来，再经过村委会、镇政府、县国土部门、县政府层层“包装”，将耕地变身为国有建设用地，以60万元的价格转卖给地产开发商——在河北廊坊市香河县，完成这个过程不过5个月。香河县常务副县长承认，目前县里确实存在严重的土地违规、违法占用。据保守估计，面积有4000多亩。（《人民日报》5月19日）
一亩“口粮田”只给1200元“租金”，不足5个月就能披上合法外衣，每亩60万拍卖给地产商开发，这是让香河县上至县长、下至村干部，一再突破法律底线，集体违法、违规的巨大动力，这也是“圈地运动”得以在全国一个村落又一个村落不断上演、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在旧村改造、小城镇建设的口号下，推土机、挖掘机不仅一再突破耕地的红线，还将强劲的铁臂伸向农民宅基地。
巨额的土地倒卖利润真的让这些乡村旧貌换新颜，迎来和谐美好的新农村了吗？事实上，在不少乡村上演的“圈地运动”，并没有为农民带来实际利益，乡村已然消失，何来“新农村”一说？一如河北香河，“新农村建设”不过是强卖耕地、土地财政的遮羞布——被倒卖的土地并没有为乡村带来可持续的价值，这些土地不是被开发出成片的空置商品房，就是被囤积撂荒。
中国土地国情是“人多地少”，强卖耕地，无疑是在自断我们自己的生路。在人均耕地不足1.4亩，仅为世界平均值40%的现实面前，18亿亩耕地这个“红线”承受的不是未来的期望，而是现实的压力。
强卖耕地危害的还不仅仅是粮食安全和农民利益。从乡镇企业乱搭乱建到乱占地，从工业园区违法用地，到“以租代征”的耕地违规流转，强征强迁的种种乱象之下，是法律的失守，政府权威的没落，社会信心的坍塌，由此而引发的社会灾难，并不亚于粮食安全。
强卖耕地的乡村“圈地运动”究竟圈出了谁的利益？在不少乡村强征耕地的调查报告中，我们少见失地农民的笑颜，倒是没少见房地产开发商的踌躇满志；我们少见新农村的风貌，倒是没有少见地方财政的增长、行政支出的增加。强卖耕地“圈”出了小部分群体利益和集团利益，圈出了一个权力和金钱的利益共同体，牺牲的却是社会公正和公众利益。
在香河县，为了强卖耕地土地，“集体造假”已常态。为了蒙蔽村民，需要“假建设”，打着“新农村建设”的旗号，在村民代表会议决议上造假；为了让那些流转耕地披上合法外衣，顺利“变身”为国有建设用地，需要“假文件”，在土地补偿、土地测绘等等文件上造假，层层“包装”；为了应付上级机构的调查，需要“假复耕”，在田头造假，将玉米种子松松地洒在田里，一夜之间荒地变身“农田”——这样“造假”到几近麻木，它的未来究竟在哪里？
黑寂的午夜，在香河县采访的记者，在村民的帮助下，突破被监视、跟踪的重围即将离开村庄时，几百米长的村道上，站满了闻讯而来的村民，一些老人拉着记者的手失声痛哭。但愿，这苍凉的哭声不要再出现在更多乡村的天空底下。
人民时评：故宫深陷舆论漩涡 应对危机最好的办法是公开坦承
目前，由于失窃门、错字门、会所门、解雇门等事件持续发酵，导致故宫成为民众关注的新闻焦点，深陷舆论漩涡。有学者认为，纵观此次所有事件，充分暴露出官方应对媒体与民众反应能力的不足，反应滞后的道歉声明也让人们对官方的诚意表示怀疑，惟有及时、透明、公开发布消息，知错能改，方能取得民众谅解，才是化解危机的“王道”。
以错字门为例，从事情发生到故宫官方道歉，前后用了3天时间。这个本来在几秒钟内就可解决的小问题，由于没有得到官方回应，网民予以高度关注与质疑。处理类似事件，不要心存侥幸，而是要拿出坦承的态度，勇于承担。
不止是故宫。我们很多地方政府在处理危机时，往往倾向于回避矛盾，或者顾左右而言他，事实上，这么做只能激发矛盾，引发群众不满，对解决事件并无帮助。因此，各级政府部门要完善相关制度，对民众关切的问题或者事件，要第一时间公开信息，对工作中的失误要主动承担责任，并拿出整改方案，以避免再发生类似事件。
当然，我们对故宫目前的认错态度还是要予以肯定。尽管有过很多“解释”，但故宫还是表示了歉意，余下的，就是要看故宫如何整改，如何以更好的精神面貌回报国人的信任，如何采取更加积极稳妥的措施保护好国之瑰宝。保护国家文物，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都义不容辞，毕竟这些珍宝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文明血脉，是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通过展品失窃事件，我们不妨多想想办法，就如何保护文物出谋划策。还有学者认为，社会对《文物保护法》等相关法律的宣传还不到位，试想，如果“只是缺钱花”的石柏魁知道盗窃文物要处重刑，他还会轻易以身试法吗？做了惊天大案的他，还会在网吧里等着警方来抓？故宫展品失窃暴露出的绝不止是故宫单方面的失职，我们很多部门都应反躬自省。
总之，应对危机，最好的态度就是公开、坦承。无论失窃门，还是错字门，或是其他门，如果在第一时间坦承回应，发布道歉声明，拿出相应整改措施，公众也不会持续“关注”并推动事件升级。当前，官方应对危机时缺少的是承认错误的勇气，是知错能改的态度与胸襟。相信经历了此次舆论漩涡的故宫，会有新的改变，也会更善于倾听与沟通。
人民时评：借“醉驾入刑”及时普法
5月18日，公安部表态，警方对醉驾一律刑事立案。次日，最高人民法院表示，已通知各省高院将按危险驾驶罪定罪处罚的第
一、二起案件上报，最高院将在审查后发布醉驾指导性案例作为审判醉驾的参照，确保准确适用刑罚手段依法惩治醉驾犯罪。
各界对“醉驾入刑”的讨论和对执法细节、审判标准的研究，以及对相关司法解释的期待，如果有关部门能够及时回应，对国人来说无疑是一堂生动宝贵的普法教育课，会促使更多人关注刑法、关注醉驾。日本当代著名法学家川岛武宜认为：“大凡市民社会的法秩序没有作为法主体的个人守法精神是不能维持的。”而个人守法精神的维持，来自于对法律的信服和尊重，这种信服和尊重在人们内心沉淀下来，就形成了法律信仰。
法律信仰的形成，宣传教育至关重要。要利用公众高度关注“醉驾入刑”的时机，加强普法宣传，及时释疑解惑，恰当地引导舆论。尤其是在质疑之声四起、连学界都众说纷纭之时，有关立法、司法机关更应协调公众认同和刑法有效性的矛盾：即国家要把刑法作为促进长期利益的最佳方式，必须在民众中确立对刑法的认同感，这样大家才会亲近法律、敬畏法律，从而自觉地爱法、守法。
来自公安部的消息称，“醉驾入刑”实施半月，全国酒驾同比降35%。整治酒驾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但是关于“醉驾入刑”的讨论远未结束。除了立法机关尽快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司法机关明确细化量刑标准外，更需要执法过程尤其是审判的公开透明。而法院在改进普法模式、完善陪审制、鼓励公民介入刑事司法裁判过程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改革空间。当司法过程既满足了公正要求，又赢得了公众的认同，法律信仰才会逐步在公众心中构建起来。到那时，“醉驾”这一汽车社会顽症的根治也就为期不远了
人民时评：如何终结强拆“最后的疯狂”
日前，导致一死一伤的山西太原市晋源区古寨村“１０·３０”违法拆迁重大刑事案件相关责任人受到处理，多名党政领导干部被问责。
宜黄强拆事件发生以来，社会反响强烈，问责之剑也终于出鞘，治理强拆现象有了积极变化。然而，强拆行为一时难以划上句号。不少事实表明，一些地方正在拆迁中上演 “最后的疯狂”，强拆手段也在不断升级，从最初的言语威胁到断水断电、长围久困，继而发展到绑架殴打，甚至发展到夜半持械入室行凶伤人致死的地步，无所不用其极。面对层出不穷的惨剧，悲愤之余，人们更加迫切地思考问题的症结所在，寻求破解和防范的办法。从制度上说，强拆行为频繁出现，离不开特定阶段的制度环境。《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等现行拆迁法规存在一些漏洞，饱受诟病，却一直将废而未废；新的拆迁条例自今年1月征求意见以来，目前仍未有实质性进展，千呼万唤未出来。再加上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等原因，以至一些地方在征地和拆迁过程中，侵害群众合法权益的事情时有发生。
而从一些干部的观念来看，“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的谬论刚刚受到社会痛斥，江西万载又有干部爆出“不拆迁，知识分子吃啥”这样的言论。这些牛气冲天的官话，虽然表达不同，但思维逻辑是一致的。二者都无视发展的最终目的是造福群众，更不惜以其所谓发展的名义侵害群众合法权益，为强拆行为寻找合理性基础。这说明，“建国”“慧昌”们虽然被免职、被批驳，但是“建国”、“慧昌”们的强拆意识还在一些干部那里很有市场，这是强拆行为屡见不鲜的内在动因。
改变观念非一日之功，扎紧制度篱笆却是燃眉之急。法学界人士日前纷纷表示，面对强拆事件，当务之急是制定新的征地、拆迁法律法规。据记者在河南、安徽、黑龙江等地的调查采访，各地群众普遍希望以新的拆迁法律法规规范征地与拆迁行为。这是民意的期待。
在拆迁过程中，导致问题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利益保障和拆迁程序两个方面。调查发现，补偿标准的高低，是引发拆迁矛盾的一个主要因素。能否让群众分享城市化及土地升值所带来的溢价收益，以及合理提高征地和拆迁的补偿标准，是拆迁立法和实践中应该妥善解决的关键问题。
另一方面，强拆事件发生与拆迁方信息不公开、操作不透明，以及民意诉求渠道不畅有很大关系。如何通过更加科学有效的制度设计，充分保障群众的利益，满足群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使拆迁过程始终在法治、理性的轨道内进行，使各方利益诉求有序、充分博弈，这是现实的要求，也是转变一些干部观念的最佳途径。因为只有在完善的法治环境中，才会形成真正的问责机制与压力，干部才可能养成依法行政、敬畏权利的意识与习惯，从根本上杜绝强拆现象的发生。
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可以想见，一个更加注重民生、尊重权利的大发展大变革时代正向我们走来。
人民时评：从“柴油荒”谈应急机制如何更“给力”
多重因素交杂，“柴油荒”在一些地方兴风作浪。近日，受柴油紧缺影响，宁夏固原市145辆城市公交车全部停运，因为这些车辆所用燃料全部为柴油。
石油是工业的血液，对不少城市来说，柴油是城市运行的动力源泉，柴油短缺就如同“血荒”，将导致企业生产、交通运行等多个系统难以为继。所幸，受到“柴油荒”突袭的固原市，立即紧急启动市级柴油保供应急预案，每天投放360吨油料保障供应，石油公司副科级以上干部全部驻守加油站维持秩序，开辟7处专用通道，优先给公安消防、医院、供电、电信、公交等供应柴油。目前，固原柴油供给平稳有序，停运公交也恢复了运营。
柴油告急，公交停运，全市应急，秩序恢复。一场柴油引发的“挑战”与“应战”，使人们再一次对社会运行隐藏的风险、应急机制的作用等有了直观认识。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曾经区分了三类社会风险，一是自然力造成的的风险，如地震、飓风、传染病等；二是工业社会早期的风险，如安全事故、两极分化、失业、腐败等；三是工业社会晚期的风险，如环境污染、生态恶化、核技术威胁等。对于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由于发展不平衡、不同步，这三种风险其实在不同程度、不同条件、不同形式下都有所体现，这也正是中国发展问题的复杂性所在。
有风险与挑战，就有应急与应对。从1998年抗洪，到2003年抗击非典，再到2008年抗击冰雪灾害、汶川大地震抗震救灾，以至2010年玉树地震救灾、舟曲特大泥石流抢险等，一次又一次地使整个国家在共克时艰中不断焕发应急智慧、能力，积累了丰富的应急经验。从宏观层面看，中国的应急机制已从实践中破土而出，正在迅速生长和完善壮大。
而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正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方面和一些区域，应急机制构建不得力、需要的时候不发力、关键时刻“不给力”等问题也日益凸显。近年来，诸如暴雨带来的城市内涝、大堵车造成的城市交通瘫痪、台风洪水等对居民生命的威胁、“血荒”对城市卫生系统的考验、污染事件对环境生态的巨大影响等等，无不从各个侧面暴露了我们社会的应急机制，在一些领域和层次上，还存在滞后性和漏洞缺失等，尚不能充分适应发展和公众的需要，也难以有效应对各类广泛而复杂的风险。
应急机制如何更“给力”？健全完善的应急机制应是一个系统，包括事先预防预警、应急反应处理、统筹协调控制、事后反馈评估等环节。由此对照现实情况，不少地方的应急机制，存在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如前瞻性不够，忙于被动反应，疏于主动防范，不能“见势早、治未病”，甚至坐视苗头隐患酝酿爆发；协调性不强，各部门各自为政，难以形成联动合力，处置效率不高；敏锐性不足，火烧眉毛了还行动迟缓，面对新情况还墨守陈规，贻误了决断处理的最佳时机。
解决这些问题，固然需要完善制度设计，但更需要的是加强执行力，强化问责力度。同时，在思想观念上，应急意识也应找到生长的空间。毕竟，应急机制不仅标志着面对突发事件反应能力的增强，也反映了处理突发事件的观念转变。如何在实践中丰富应急机制的内涵和外延，提高其科学性和有效性，考验着管理者的智慧，更检验着发展的质量。 人民时评：物价上涨，如何保障低收入群众生活
据人民日报报道，近日，在福州市的超市里，消失了几个月的“一元菜”又回来了：大白菜、上海青、豆芽、空心菜这四种交易量比较大的蔬菜，价格基本都在一元左右。
福州的菜价回落，源于政府部门的“干预”。在菜价飙升的情况下，福州市创新思路，选择市民最喜欢的几种蔬菜，用财政补贴国有蔬菜批发商这个主渠道，推出“限价菜”，缓解了蔬菜价格上涨给低收入群众带来的生活压力。
今年以来，物价的上涨，尤其是蔬菜、肉蛋禽等食品的过快上涨，给收入群体带来较大压力，直接后果是影响了困难群体、中低收入家庭的生活，降低了其生活水准。笔者曾采访过几个低保户，他们说以前10元钱的菜吃三四天，现在只能吃一两天；以前舍不得买肉，现在连菜都舍不得买了。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在不少城市，月收入1000元左右的工薪阶层，不在少数。刨除基本的孩子学杂费、水、电、暖、气、电视费、电话费，能用在吃上的钱并不多。菜价高企，不少低收入家庭可能被迫选择少吃菜、吃便宜菜。更不用说靠最低生活保障维持生活的低保家庭，本来就勉强维持生计，生活必需品大幅涨价，生活之艰辛，可以想象。
各级党委、政府是群众最大的依靠。物价越涨，越要保障低收入群众生活，想居民之所想，急居民之所急，确保城乡困难群众的生活水准不因物价上涨而受到大的影响，这是在CPI过快上涨时期，对各级党委政府执政能力的一种考验。
包括福州在内，不少地方政府，在出台各种适宜的政策。潍坊市奎文区向3702户城乡困难群众每户发放200元消费券，可在指定超市内购物；东营市总工会目前向2560名困难职工发放了爱心卡，凭爱心卡在爱心超市购物可享受每月150元的补贴。
这些都是可以借鉴的好办法。目前来看，物价上涨，已经对低收入家庭的生活带来较大影响，当务之急，各地要尽快采取调控措施，将蔬菜、肉蛋等食品价格，恢复到合理的价位；条件允许的地方，要尽可能多给低收入群众发放一些临时补贴，以解其燃眉之急。
从长远看，有关部门要建立物价上涨与困难群众补贴的联动机制，当物价指数高于一定范围时，要及时给低收入群体发放各种补贴，确保其生活水准不降低。
人民时评：谁再乱拉闸限电，就该摘乌纱帽
11月24日，国办发出紧急通知不得为节能减排拉闸限电。当日，人民网开通了“网友举报拉闸限电”留言板。连日来，全国各地网友纷纷通过人民网留言举报“拉闸限电”情况。截至29日，留言已超过800条。
近段时间，媒体披露了一些地方为节能减排不惜拉闸限电，笔者原以为这可能只是个别现象，通过人民网开通的“网友举报拉闸限电”留言板来看，事情远比我们想象得严重，拉闸限电绝不是极端案例，而是成为不少地方“不约而同”的集体选项，就在29日，我们仍可看到不少网友的愤怒投诉：
“山西省静乐县限电拉闸十分频繁，不管学校医院，也不管公益和居民生活，想停就停，甚至十字街红绿灯都停了！”“广州嘉禾长虹，这个月每晚十点左右动不动就拉闸。到一两点才来。这样的话，工人下晚班烧水冲凉都没得。”„„
中央已经多次强调严禁依靠拉闸限电来节能减排，在这种情形下，仍有不少地方或明目张胆或偷偷摸摸地拉闸限电，这种损害民众利益的做法，就是把中央禁令当做耳旁风，就是无视民生，损害老百姓利益。拉闸限电，拉掉了民意，限住了民生。突然断电，居民生活不便；医院没有电，病人健康就会面临危险；停了红绿灯，交通安全就没有保障„„
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地方是选择性拉闸限电。居民区可以停电，政府部门不停；民企可以停，利税大户不停，比如有官员直言不讳地称：“烟草企业不限电是因为它是利税大户；上市公司不限电是因为它是公众公司，涉及股民利益；而外资企业不限电是考虑到国际影响”。这种选择性停电是制造新的不公，必然加剧民怨。
表面看，这些地方官员一再拉闸限电，是为了节能减排，而实际上这是为失职找借口，是为了乌纱帽不惜牺牲老百姓利益。中央早就强调要节能减排，只是不少地方没有放在心上，“平时不努力，临时抱佛脚”，眼看完不成任务了就慌了神，于是不分青红皂白拉闸限电，这显然是一种失职。
不从实际出发，一味拉闸限电，必然适得其反，甚至遮蔽了问题，因为这种节能减排不是淘汰落后产能，不是关闭高耗能高污染企业，而是做做表面文章。而且，把节能减排与经济民生对立起来，是荒谬的施政思路，节能减排的根本目标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可是一限电，老百姓的生活陷入黑灯瞎火之中，这不是本末倒置吗？
值得欣慰的是，针对山西多地网友反映用电“时有时无”等问题，山西省长王君批示人民网“网友举报拉闸限电”留言板称，要解决好拉闸限电问题，尤其是要把我们所采取的措施给群众讲清楚。在实际工作中，一旦发现停限居民用电的问题，一经核实立即纠正。这种务实、真诚的姿态，表明了山西省政府对民生问题的关注，也是对该省一些地方乱拉闸限电现象的斥责。在此，笔者期待，其他地方的乱拉闸限电行为也能得到及时纠正，别等老百姓抱怨了、媒体曝光了才想起来改错。 人民时评：面对救援牺牲民警，“驴友”咋如此自私狂妄
黄山民警张宁海为救护大学生牺牲时，肯定不曾想到要获救者感恩，也不曾想到什么表彰和奖励，但他肯定也不会想到，一些获救者事后竟然如此冷漠和自私！
这些获救大学生的表现令人心寒，笔者不得不说几句。
12月12日，18名复旦等校的大学生在安徽黄山登山探险，被困在一段未开放的区域，在当地公安消防官兵的全力搜救下，18名大学生全部安全脱险，但黄山风景区公安局24岁的民警张宁海在护送学生们走出危险区时，不幸坠崖牺牲。
民警的生命同大学生同样宝贵，张宁海为他人的生命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大学生理应感谢救命之恩。这是人之常情，是天地良心。可是，据最新报道说，当张宁海的遗体被抬下山的时候，获救的大学生并不像此前有的媒体所说那样痛哭流涕，态度反倒是平静而坦然，似乎民警的牺牲与己关系不大。获救者回到学校后，一些人迅即从山上恐慌的迷路人转换为校园精英，把黄山被救之事置之脑后。有的在论坛大谈面对媒体如何公关，未来的登山社谁来掌权，有被救者正在谋划“夺权”，有学生甚至说民警“你们就该为纳税人服务”、“千错万错，错在你们要收门票钱，又不去开发那一片山区；错在你们搜救人员还不够专业。”
很难相信，如此既冷漠又自私、既无知又狂妄的言论出自获救者之口，出自民警张宁海以自己的生命救活的生命之口，出自当代名校大学生之口。依笔者看，不知感恩、不愿回报是这些“骄子”的一个突出毛病。在他们眼里，父母帮助他是应该的，老师帮助他是应该的，政府帮助他是应该的，民警救护他更是应该的。他看到的只是帮助不够、服务不周，根本不想感恩和回报。这些大学生对牺牲民警张宁海表现出的冷漠和自私，就是一个典型表现。
古人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今天有人忘记了，他们对救命之恩连感激之情、感谢之话都那么不屑和吝啬，更不要说会有什么涌泉相报了。要知道，一个不知感恩的人是一个势利和卑微的人，如果一个青年特别是大学生只知索取不知回报、只知承恩不知感恩，这很可悲，也很可怕。
人们常说，青年是未来，是希望，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这话不错，但这是指总体和主流。倘若看看这些黄山被救学生冷漠和自私的表现，哪有未来和希望？哪像八九点钟的太阳？但愿他们只是一时的幼稚和糊涂，但愿他们像这次探险一样，能找到“出路”。
人民时评：天下无烟害，重在治“烟瘾”
关于戒烟，马克·吐温有句名言：“戒烟比什么都容易，要知道，我已经戒过一千次了。”如果联系我国的禁烟现状来品味这句话，一种苦涩的黑色幽默不觉涌上心头。近日有媒体披露，我国加入《烟草控制框架公约》5年来，全民吸烟率非但没有下降，二手烟的受害者却在3年内增加了2亿人，实现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室内工作场所100%禁烟的控烟目标，目前更是难上加难，遥不可及。
烟难戒，难在有瘾。一个烟瘾很重的老烟枪，期望其戒除烟瘾，何其难矣。如果一个“烟瘾”很重的社会来搞禁烟，其效果又将如何呢？
无可讳言，烟之所以难禁，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吸烟在我国很有“社会基础”，这大大增加了烟草负面效应的风险。据统计，我国目前吸烟人数超过3亿，约占全球吸烟总数的三分之一。数以亿计烟民的生理和心理烟瘾如何科学化解和有效疏导，成为禁烟控烟必须解决的一大难题。
烟瘾再大，如果限于个人习惯，即使不检点不自觉，为害也有限。但如果社会文化患上了“烟瘾”，烟草的影响力和杀伤力将会发生核聚变式的变化。实际上，在我国，烟与酒一道，联袂成为重要的交际工具，醒目的消费符号，泛滥的文化意象。烟雾缭绕中，“敬烟文化”大行其道；精美包装前，精品名烟很是抢手；吞云吐雾中，烟枪徜徉在众多公共空间。暴露周久耕的是九五至尊烟，电影电视里主角配角们烟不离手，就连犀利哥，其迷倒世人的形象，也是一身洪七公行头，叼着一根烟漫步于市井之中„„
更为厉害的恐怕还是利益“烟瘾”。2009年，烟草行业实现工商税利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5131.1亿元，同比增长12.2％，烟草税几乎达到全年财政总收入的一成。而十多年来，烟草行业一直在行业税收排名中名列前茅，最大的纳税企业，一直被烟草公司占据。在不少地方，政府部门对烟草经济、烟草税收已经形成依赖。利益的长期滋养，使其就像烟民一样对烟草上瘾，甘之如饴，这从根本上消解了禁烟的动力与决心。而就在这种“过瘾”中，烟草行业的社会净效益已由1998年时的正1.5亿元骤降至负600亿元，而且在未来20年这种社会负效益还会增大。
面对如此众多且坚强的“烟瘾”，禁烟工作显然很不给力。目前，我国尚无一部专门针对公共场所禁烟的法律，北京、上海、杭州等150个城市和地区虽颁布了公共场所禁烟规定，但在执行上往往放了空炮。知情人士称，近五六年来，北京未对任何个人进行过吸烟处罚。山东济南的禁烟令已经出台15年了，面临“罚不了”的窘境。武汉市出台禁烟令5年了，至今未开出一张罚单。
有鉴于此，公共场所禁烟实在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需要文明素质的增强、消费习惯的转变、社会文化的净化、利益结构的调整，也需要法治的完善、执行力的增强，千头万绪，远不能一禁了之，一罚了之，迫切需要各职能部门联手行动起来，转变治理方式，对禁烟工作进行统筹规划，制定科学方案，设置路线图和时间表，雷厉风行地常抓不懈。
人民时评：楼市调控重在地方政府落实
春节前夕，伴随着史上最严厉的“新国八条”问世以及上海、重庆开征房产税，楼市调控再度吸引众人目光。
纵观此次出台的“新国八条”，与之前几次出台的调控措施相比，并没有太多的手段上的创新，大都是对既有政策的进一步强化和细化。它更多的是表明了中央政府的态度和决心：楼市调控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执行下去。正如温家宝总理的表态：“在我的任期内，一定要使房价能够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我还要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努力，绝不会退缩。”
然而达到这一目标，仅仅依靠中央政府的文件，还是远远不够的。此次出台的“新国八条”，第一条就是“进一步落实地方政府责任”，明确要求在一季度落实年度各地区的价格控制目标，将责任落实到各地方政府。对于地方政府提出如此严格的要求，可以说是史无前例。
全国几百个城市，每个地方的具体情况都有差异，楼市调控，最为合理的方式自然是因地制宜，地方政府作为直接管理者，显然应该承担起首要的责任。
2010年的两轮调控，效果之所以不尽如人意，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对地方政府压力不够。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主要依赖于GDP以及财政收入等数据，而这类数据的高低又与房地产的发展密切相关。面对中央的调控，地方政府动力不足是显而易见的。此次出台的调控政策，将房价调控目标化，实际也就是列入了考核范畴，调控房价已经变成了政治任务，这将起到相当重要的震慑作用，楼市调控也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我们有所期待。
而作为地方政府，则应该坚决落实中央关于楼市调控的各项政策，而不是消极应对，打太极拳。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唯有这样才能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和谐稳定。
人民时评：人口普查如何将隐私保护落到实处
近日，据相关部门透露，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开展以来，受流动人口数量较大、人户分离较为普遍以及公民自我保护意识日益增强等因素影响，“入户难”成为困扰调查员的一大难题。由于对人口普查的隐私保护存有担忧，一些民众不愿意接受调查，或者在接受调查时提供虚假信息等，影响到调查数据的真实性。
“人无信不立”。人口普查，是政府与民众的双向互动，政府要取信于民，保护好民众的隐私，打消民众的顾虑和担忧，民众也要如实提供相关数据，为国家决策提供真实的参照。事实上，政府针对这次人口普查，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保护措施，尤其是对人口普查数据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并通过相关法规予以保驾护航，人口普查人员也需签定“保密协议”、“保密承诺书”才能上岗。
上述措施固然很好，但由于调查员的素质良莠不齐，且相关部门的保密意识还不够强，将不利于人口普查工作的正常开展。不少民众直言不讳，对调查员的素质存在疑虑，也担心提供了真实数据后会遭到打击报复，甚至秋后算账。
上海海关学院副院长石良平教授告诉笔者，做好人口普查工作，要以便民为出发点，高度重视保护个人隐私。他举例说，日本进行人口普查时，紧急征调了不少家庭妇女作为调查员，这些妇女大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素质比较高，国家再进行为期数十天的培训，明确相关事项，并将保密工作作为重中之重。因此，人口普查工作相对较为顺利。
当前，我国要尽快完善保护人口普查数据隐私的法律。世界各国都对人口普查数据予以立法保护，确保民众的隐私不被泄露。以美国为例，按照法律规定，人口普查局不能把参与者的回答透露给其他机构，其中包括福利机构、美国移民局、美国国税局、法庭、警察和军队，违反该法律的工作人员最高将被判处5年监禁和5000美元的罚款。而且这条法律得到了严格的遵守。
如果没有法律的明确保护，很多统计数据可能会付之阙如。比如，大量“地下工作者”将始终处于失业状态，大批从事“非法职业”的人员，可能因为害怕隐私被泄露以致遭遇打击等，不提供真实数据。
不少学者建议，我国应该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并且要加大宣传力度，消除民众对个人信息被泄露的担忧。相关部门要加强监督，对于违规泄露民众个人信息的人员或机构，要严肃查处，绝不姑息。
加强隐私保护，还需开动脑筋。建议通过一些民间组织或公益机构进行匿名的调查问卷，了解“地下工作者”的真实情况，作为人口普查数据的有益补充，确保数据的真实准确，为中央政府正确决策提供参考
人民时评：向**学习，大家都来倡导节约
今年国庆节，**广场上将看不见微缩景观，就连中心花坛也只是很简洁的一朵“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称，今年摆花首次与日常生活对接，施工时间短，更节约金钱。把节约的理念引进国家政治中心的景观布置，有意无意中释放了一个务实的信息，那就是无论办什么事情都要节约，都不要铺张浪费，因为“节约”不仅是精神，也是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重要物质保证。
对一个人、一个家庭来说，节约下来的金钱也许不多。但是，对于一个单位、一座城市，乃至一个国家来说，节约与浪费的金钱，就可能形成天文数字。过去说的“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至今还是一个过硬的真理。
贪污，如今是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浪费，或者说铺张，却是朦朦胧胧，雾里看花。为什么？因为，没有多少铁的标准，缺乏钢性监督，公开、透明的内容少。有的地方甚至将铺张浪费披上了“高尚”的外衣，打出了“民生工程”的旗号，让人不能质疑、不能批评。正因为如此，官员因贪污落马的多，因浪费下台的少。同样是“犯罪”，天平的两头就显得十分的不公平。
铺张浪费里边有许多渎职失职的因素。官员大笔一挥，几千万资金就可能变成了短命的形象工程；官员脑瓜一热，城市里就冒出了一批光秃秃的广场；星级酒店建了没多少年，就要推倒重来；昂贵的草皮铺了不到一年，就要旧貌换新颜。办一个什么节，请来明星大把花钱；搞一个什么会，用掉纳税人无数血汗钱„„民主政治、法治社会，其实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用有效的机制，实行对预算的控制、审批和监督。假如官员用钱如同在自己囊中探物，无所畏惧，民众无法知道并且无法监督公共资产的去向，那么，这个社会就不是真正的法治社会。
改革开放，使中国富强起来。民主政治的建设，和谐社会的推进，也让民众的主人翁地位一步步确立起来。但是，从全国范围内看，城乡差别、东西差别、贫富差别还很大。就拿领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广东来说，在相对富裕的广东人中间，还有200多万人至今仍居住在泥砖茅草房里边。难怪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感叹：这是广东之耻。正因为如此，在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果的今天，我们还是要在各级政府和官员中提倡勤俭节约，提倡不乱花老百姓一分钱，提倡不糟蹋纳税人血汗钱，而把钱真正花到改善民生、推动现代化建设上来。
管住钱跟管住权一样，不能仅仅靠道德说教，更重要的是用制度、机制将政府的财政预算严密看管起来，使得任何人即使有贼心、贼胆也下不了贼手。
人民时评：拉闸限电式节能不可取，结构减排是出路
“十一五”接近尾声，节能减排这场大考又将交出怎样的新“答卷”？日前，环保部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司司长赵华林表示，中国“十一五”污染减排目标是化学需氧量(COD)和二氧化硫(SO2)排放量分别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10%。截至2009年底，全国COD排放量累计下降9.66%，SO2排放量累计下降13.14%，因而，SO2的指标已经提前完成，而COD的指标实现也胜利在望，中国“十一五”减排目标已经基本实现。
赵司长这番话，既让人振奋，也发人深省。一方面，这些数字，说明我国节能减排工作在排除现实困难、顶住重重压力之中，取得了来之不易的巨大成绩。另一方面，漂亮的数字，与人们对环境的切身体验还有反差，也难以概括我国节能减排的现实困境和巨大挑战。近来，随着节能大考“交卷”时间临近，一些地方为了完成任务，竟然搞起了“数字节能减排”。河北某县为了完成节电指标，不惜全民拉闸限电，导致公共生活一片混乱。这种做法，陷入了“为数字而数字”的形式主义，偏离了节能减排的本意，尽管能得到一时所需要的好看数字，但社会付出了很大代价，对节能减排工作又有什么意义呢？
更为重要的是，检验节能减排工作有没有实质性进展，关键不在于一些污染物减排的具体数字，而在于经济结构是否优化、经济增长方式是否切实转变。根据国家发改委能源所能源系统分析研究中心的研究，经济结构调整对节能率的贡献一般会在70%左右，而在“十一五”期间，结构调整的贡献率小于50%，而且这种结构调整更多来自行业内部的产品结构调整。这一方面说明，结构调整蕴含的减排潜力还远未激发出来；另一方面，也说明面对“调结构”这道节能减排大考卷上的“压轴题”，我们目前的得分还不高。从现实情况看，从去年三季度以来，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快速增长，一些淘汰的落后产能死灰复燃，正是由于经济结构调整领域出了一些“开倒车”现象，造成了能源需求大幅增长，能耗强度、二氧化硫排放量下降速度放缓甚至由降转升，化学需氧量排放下降趋势明显减缓。
目前，少数地方对钢铁、水泥、炼铝等耗电大户进行强制性限电、限产，而这种行为本身，恰恰说明正是由于平时结构调整力度不大、工作不到位，才导致了应急性的尴尬与狼狈，颇有“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的味道。一直以来，在一些地方，要金山银山，还是绿水青山不是一个容易两全的课题，其背后的原因很复杂，从经济结构上分析，就是高污染、高耗能产业的比重始终居高不下，有时甚至逆势上扬；从经济增长方式看，依赖资源、物质、劳动力等要素粗放式投入的增长方式还在唱“主角”，依靠结构优化、科技创新等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方式还远未确立。
这种“没污染没发展，一发展就污染”的两难困境，症结在经济结构，出路在调整经济结构。这就好比，炉子本身就很费煤，省煤的办法不是少添或不添煤球，而是换一个烧起来省煤的新炉子。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也是这样。实现节能减排质的飞跃，需要发展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服务业和新能源产业，只有把这些产业发展起来，在产业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实现“良币驱逐劣币”，才能真正把“两高”产业的能源消耗挤占、摊薄、消化，从根本上降低能耗和污染物排放。所以，“结构减排”是釜底抽薪之策，也是决定节能减排工作兴衰成败的关键所在。在这方面，我们任务繁重，任重道远。
人民时评：破解\"入园难\",有了\"路线图\"重在抓落实
儿童入园入托何时不再难、不再贵？日前，国务院出台《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针对社会反映强烈的“入园难”、“入园贵”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十项应对举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１２月１日在全国学前教育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要认真落实教育规划纲要和国务院关于发展学前教育的意见，把解决“入园难”作为实施教育规划纲要的重点任务和突破口。一系列努力，旨在满足适龄儿童入园需求，促进学前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给孩子们带来了新的希望，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赞誉和期待。
破解“入园难”的“国十条”为什么值得期待？首先，提出了初步“时间表”，《意见》提出，以县为单位编制学前教育3年行动计划，有效缓解“入园难”。明年3月底前，各省（区、市）行动计划报中央备案。而此前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已经明确提出到2020年，学前一年毛入园率达到95%。从3年有效缓解到10年全面普及，给公众吃了一颗时间“定心丸”。
更为重要的是，《意见》绘出了如何行动的“路线图”。那就是：构建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办民办并举的办学体制；提供方便就近、灵活多样、多种层次的学前教育服务；发展科学育儿、遵循幼儿身心发展规律的学前教育体系。这十项举措，既明确了政府部门责任和工作机制，也谋划了学前教育自身的科学发展，既着眼长远的体制、师资、人才等问题，也关注时下幼儿园“门难进、费太高”等迫切问题。
古语云“提纲而众目张，振领而群毛理”，发展学前教育千头万绪，重在找准要害、提纲挈领。《意见》的最大亮点就在于明确了地方政府是发展学前教育、解决“入园难”问题的责任主体，发展学前教育实行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办民办并举的方针，为破解这一民生难题找到了基本动力和现实保障。
大力发展学前教育事业是政府的重要职责，也是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从我国学前教育现状看，“投入不足、结构失衡”这两大问题，使需求难以满足、资源质量不高等同时存在，导致“公办的进不去、民办的上不起、进得去的又太差”。
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对学前教育重视不够，欠账太多，既缺乏科学规划，又长期投入过低，使幼教编制和待遇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严重影响教育资源质量。有的地方一味将幼儿园推向市场，减少或停止投入，导致“普惠性”变成了“营利性”，优质学前教育资源大量流失，加剧了“入园难”和“入园贵”。要破解这些难题，需要政府部门这个关键“棋子”守住重要位置，发挥自身优势，盘活并用好教育资源，才能撬动整个学前教育的大棋局。
从国际经验看,发展学前教育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政策，能有效改善处境不利儿童的教育和发展环境，通过保障教育的起点公平而打破贫困的代际循环，对促进社会公平、增厚民生福祉有重要作用。近年来，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巴西、墨西哥、印度等发展中人口大国，无不重视发展学前教育，积极实施普惠性的学前教育国家行动。
因此，发展学前教育，政府部门责无旁贷，也时不我待。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履行责任，将学前教育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多种渠道加大投入，使学前教育“不差钱”是重要基础，但要“给力”的地方还有很多。从《意见》来看，政府的主导职责是全方位的,包括加大财政投入、制定科学规划、支持师资队伍建设、公平合理配置资源、鼓励和吸纳社会力量加入、完善准入和收费等管理制度等。
善政固然令人鼓舞，但如何一条一条落实，一项一项兑现是公众更加关心的。正如刘延东提出的，要抓紧制定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对于发展学前教育所面临的现实困难和突出问题要有解决之策，对于学前教育的体制机制改革要有明确路径，对于三年内基本缓解入园难问题要有路线图和时间表。从这个意义上说，执行力关乎学前教育政策的生命力，更关乎我国亿万儿童的未来。
人民时评：对“五道杠”少年不妨多些宽容
一个叫黄艺博的武汉少年突然在网络“走红”。连日来，他戴着红领巾和“五道杠”的照片被网上疯传，还被一些网友指称“官相十足”；有人认为，在他新浪博客中成人化的语言疑为家长捉刀„„据了解，黄艺博是湖北华一寄宿学校七年级学生，曾获“全国五星雏鹰奖章”、全国“十佳少年”提名奖等荣誉，现任中国少先队武汉市总队副总队长。
“五道杠”少年被围观，成为网络上瞩目的焦点，他的言行举止也被一一放大，不少网友“质疑”、“批评”。有网友认为，明明是青春纯真的童年时代，却被培养得如此少年老成，不知道是该责怪社会还是责怪家长、老师。质疑的观点占了多数，想来对孩子也造成了很大压力，其家人表示，与其他孩子相比，黄艺博早熟而且十分清楚自己的路该怎么走，他们更想做的是为这些“天性”提供合适的“土壤”。
尽管各种质疑有板有眼，但有一点可以明确，我们不能过于苛责一个只有13岁的少年，他的人生之路才刚刚蹒跚起步，固然他的很多行为在不少人看来有些过于成熟，但我们还是要对其多些宽容，多些理解。毕竟，任何一个孩子的成长轨迹不仅与父母、家庭有直接关系，社会各界及媒体舆论的影响也是至关重要的。无论少年老成也好，还是“不合主流”也罢，我们都不要将矛头指向孩子，而是不妨反诸自身，多想想我们应该如何为孩子的成长提供合适的“土壤”，为孩子的全面发展提供一个更为健康、有益的氛围。
由此想到梁启超先生的《少年中国说》：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是中国的未来，也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梁启超先生希望我们对青少年的成长多些关注，多些呵护，多些扶持，因此，今天，我们不妨反思，对“五道杠”少年质疑和围观，如此做法对他的成长是否有利，这些批评或者抨击是否会对孩子的心灵造成伤害，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请安静下来，心平气和地讨论，毕竟，孩子的做法不应该被上纲上线。因为，舆论的捧杀或者棒杀，可能就在我们的不经意间完成。
两三岁开始看“新闻联播”，7岁开始每天读《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如今，黄艺博已在全国重要报刊上发表过100多篇文章，并将其近3000元稿费和变卖废品赚来的钱都用于资助与看望孤寡老人„„这些行为，只要是孩子发自内心的，那我们为什么不能给予肯定和认可呢？我们提倡快乐教育，只要他能从中感知到快乐，就已足够。此外，孩子的童年也应该是多样性的，诚如庄子所说，“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乎。”
但丁曾说：“走自己的路，让人家说去罢！”对这个有些早熟的少年而言，选择一条自己喜欢的路，也无须太在意外界的指摘。对社会各界而言，我们需要关注需要改进的地方还很多，对孩子们的成长不妨多些宽容和理解。对政府及有关部门而言，要正确引导孩子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为他们创造能够健康成长、快乐成长的环境。孩子不应该置身于舆论的风口浪尖，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学会对孩子宽容些，毕竟他们寄托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请摘掉功利教育的“绿领巾”
几乎所有中国孩子胸前都曾飘扬过红领巾，人人知道它是中国少年先锋队的标志，是“革命烈士的鲜血染成的红旗一角”，对于初入学校的孩子来说是莫大的荣誉与向往。然而没有想到，在陕西西安的某个小学，竟然会由此派生出一条惹眼的“绿领巾”来。
“绿领巾”本身并不惹人厌憎。有不少城市在尚不到入队年龄的一年级新生中间试行“绿领巾”，将它作为少先队“预备队”的标记，衬着一张张稚嫩笑脸，像新长出的苗苗一般可爱而充满希望。
但这一次，西安某小学的“绿领巾”，被老师当成“激励没戴上红领巾的学生”的手段，被学生们解读为“差生”的身份标志，因而格外触目惊心。看见孩子们一离开学校就赶快摘下“绿领巾”藏进书包的动作，听见系“绿领巾”的孩子说“不戴怕老师说”、系红领巾的孩子说“你学习差，只能戴‘绿领巾’，我才是真正的红领巾”时，这样的触动尤其强烈。
应试教育给了我们众多考试和依照学科考试排名评价学生的强大习惯。在整个教育阶段，绝大多数中国孩子身上贴得最牢固而显眼的，就是这一种分类标签：尖子生、差生、中等生。在不少学校，除非你有特殊背景，否则只有学习成绩优秀者才有做班干部、评先进、率先入队入团的资格；同一种违纪行为，优等生和差生得到的反馈和处罚多半也相去甚远。如今，西安的这个小学干脆用红、绿两色的领巾，让优等生和其他孩子变成了泾渭分明的两个群体。
虽然学校有些委屈地说，他们的本意只是为了“激励”那些还不够入队条件的学生，但如此“激励”手段显然更多被理解成了压力与打击，缺少对于孩子自尊心、平等意识的理解与关注，难以达到激发上进心的目标。
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应该以健全人格的公民为培养目标，教育孩子“成人”的重要性远远大于“成才”。然而，眼下的现实却恰好相反。从家庭教育到学校教育，急功近利的态度将“育人”过程挤压得十分扁平，不仅让孩子承受了难以负担的学业压力，更将庸俗浅薄的功利化价值观念植入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很难想象，一个从未感受到平等与尊重的“差生”，如何能够拥有适度的自尊自重意识、不以对立的情绪看人处世；也很难想象，一个仅因学科成绩优秀或拥有了“红领巾”、“五道杠”就被娇纵的“优等生”，即便日后成为“精英”，便会陡然懂得平等待人、体恤弱势人群。一位16岁的“神童”博士最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自己应当做“王者”、“人上人”，且要求并不富裕的父母付全款为他在北京买房，此等表现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这种单薄教育理念的缺失。
中国的教育正处在深化改革、谋划长远的关键时期。在急功近利的社会环境投射下，教育很难独醒，最容易被世俗“劫持”而沦丧根本的育人理念。但未来中国社会真正需要的，不是少数自我强大的精英，而是遍布各个阶层的一代健康、成熟的合格公民。要培养他们，请从摘掉教育的“绿领巾”开始。
人民日报评论员：全面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10月19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部署制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提出“十二五”期间要全面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这是加强社会诚信建设的重大举措，对于优化信用环境、维护正常秩序、促进社会和谐具有积极而长远的意义。
良好的社会信用是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前提，是每个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成员立足于社会的必要条件。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市有信则立，市无信则废”。信用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石，商品交换是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等价交换。如果诚信缺失、不讲信用，贷款不还、假冒伪劣商品满天飞，必然会破坏市场环境和社会秩序，增加企业和个人的成本和风险，甚至降低经济运行的效率。不仅如此，如果任由商业欺诈、制假售假、虚报冒领、学术不端等失信现象泛滥，还会影响社会公正，损害群众利益，妨碍民族和社会文明进步。信用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能仅仅靠道德教化，还需要社会信用体系来维护。社会信用体系通过对失信行为的记录、揭露、传播、预警，使作假失信者受到惩戒，使诚实守信者得到保护，有利于在全社会广泛形成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氛围，为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改革和发展筑起坚实的道德保障。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党的十六大、十七大都强调要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刚刚闭幕的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也要求把诚信建设摆在突出位置。近年来，我国从信贷征信起步，各地区、各行业积极探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取得了较大进展。然而，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相比，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还比较滞后，社会诚信缺失问题依然很突出，人民群众十分不满。全面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任务艰巨，迫在眉睫。
“十二五”期间，全面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要以社会成员信用信息的记录、整合和应用为重点，建立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加快征信立法和制度建设，抓紧制定《征信管理条例》及相关配套制度和实施细则；推进行业、部门和地方信用建设，尽快改善各行业、部门、地区的信用环境；建设覆盖全国的征信系统，大力推动信用信息在全国范围内的互联互通；强化监管，完善信用服务市场体系，规范发展信用服务和评级机构；加强政务诚信建设，不断提升政府公信力。同时，还要大力培养社会诚信意识，不断提高全民道德素质。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要以全面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为契机，弘扬传统信用文化，建立健全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信用制度，让诚信成为诚信者的“通行证”，让社会信用成为神州大地的蔚然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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