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美关系与朝核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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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美关系与朝核问题

虞少华

2013-3-6 22:02:01 来源：《国际问题研究》(京)2006年6期

作者简介：虞少华，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

2005年9月，第四次六方会谈共同声明发表不久，朝核问题对话即因美国对朝鲜实施金融制裁而陷入僵局。今年7月和10月，朝鲜先后进行导弹试射和核试验，又使有关外交努力遭遇巨大挫折。在通过对话解决朝核问题的进程面临六方会谈开始以来最困难局面之际，全面回顾朝美关系，解读和感悟朝美关系核心与朝核问题实质，或许有助于继续探求朝核问题解决之道。

一

朝鲜与美国关系自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以后至今，先后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53年停战协定生效至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为全面对抗阶段。

这一时期朝美关系的背景是，由于朝鲜战争固化了半岛分裂，导致东北亚冷战格局被确定和强化，对峙的朝韩军事分界线成为美苏两大阵营在东方对抗的最前沿阵地。由美苏对抗衍生出美日韩、苏中朝对立，但美朝虽为死敌，却几无直接的抗衡、过招，双方的相左与敌对都包含在东西方两大集团对立之中，表现为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较量。这一时期的美国对朝鲜半岛政策，主要是通过在韩国驻军及对韩军事与经济援助，把韩纳入美东亚安全体系之中，将韩打造成美对亚洲大陆新月形包围中的一环。而同期的朝鲜对外政策核心，则是拉紧与苏中关系，依靠以苏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保障自身安全，同时为消除南方武力统一隐患，不懈努力铲除来自军事分界线美韩一侧的军事威胁。朝鲜认为，美国在朝鲜半岛南方的驻军以及联合国对朝鲜事务的干涉，阻碍了朝鲜人民依靠自己力量谋求民族和平统一的进程。为此，朝鲜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提出“从朝鲜半岛撤出一切外国军队，对维护远东和平最直接有关国家承担保证朝鲜和平发展的义务”。① 此后，朝鲜一直坚持美军撤出半岛的立场。但朝鲜的类似建议均遭到美国及其盟国的反对，美始终未对朝鲜的有关呼吁做出积极回应。在这一阶段中，朝美一直处于政治上相互敌视、军事上高度对峙的状态，双方惟一接触途径是设在板门店的军事停战委员会，但军停会所处理的问题也仅限于军事分界线上违反停火协议的具体事件。

第二阶段自上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为互相寻求接触阶段。

这一时期美国因越战国力收缩，转向寻求与苏缓和，实现对华关系正常化。该阶段后期两大阵营对抗的格局界限开始模糊，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形成对地区格局产生影响。朝鲜受东西方关系缓和、中美建交等形势变化启发，某种程度显示出不局限于依赖同阵营大国确保安全，而谋求通过直接与美接触消除安全隐患的倾向。这一时期朝美关系特点是隔绝松动，关注增加，但相互间的不认同和对立感依旧。1964年1月，美军一架军用直升机进入朝鲜领空被朝击落，两名驾驶员被俘；1968年1月23日，美侦查船“普韦布洛”号在朝鲜近海被朝海军俘获；1969年4月和8月，朝鲜又先后击落两架美军用飞机。上述事件中，朝鲜均在指责美间谍、入侵行为同时，提议与美谈判解决，并在谈判后释放俘虏。对朝方的积极意向，美先期并不领情，1972年起才开始予以回应。当年3月，朝鲜外交部发言人在谈话中指出，“朝鲜与美国及日本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时机已经到来”。不久后，时任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宣称，“美期待在未来数年内，能显著促进与中共及朝鲜关系”。② 为推动双方接触，朝鲜首先在促进对美学术、文化交流方面采取行动，促成《纽约时报》记者、《华盛顿邮报》记者、哈佛大学教授等先后访朝。同时，朝鲜还探寻与美建立官方联系。朝在1973年4月、1974年3月先后致函美国会呼吁，“朝美间应签订条约以取代停战协议”。华盛顿则间接表示了“苏联和中国承认韩国，美国和日本承认朝鲜”的交叉承认考虑。至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朝美希望改善与对方关系的意向越发明确，有关交流进一步增加。1977年，美国取消了本国公民赴朝旅游等禁令，1979年，美派代表团参加在平壤举行的第3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朝鲜亦积极寻求扩大与美人员交流，据不完全统计，仅1979年至1981年间，访朝的美国学者、国会议员和前政府官员就超过50人次。③ 这一时期美对朝政策经历的变化是，从将朝作为抵制社会主义势力的重要对象，发展为愿在交叉承认前提下与之进行有限接触、并放松部分“对朝贸易和其他方面的限制”。在卡特时期，美还一度实施了从韩撤走部分驻军的计划。同期，朝对美政策也经历了相应转变，由阵营意识形态主导转向更多依据自身需要探求自主与美改善关系。虽然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军事对峙与政治对立仍贯穿朝美关系主线，双方关系因军事分界线上的意外摩擦和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等不时受挫，但朝美寻求接近和沟通的努力，总体上渐趋活跃。

第三阶段自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至1994年朝美签署核框架协议，为双方实现并开始直接接触阶段。

这一时期国际形势背景是，两极格局迅速变革并走向瓦解，东欧剧变、两德统

一、前苏联解体、美国称霸。形势的突变使朝美关系也迅速调整。美国认为冷战后东西方格局重组的冲击，势必对朝在政治、经济、外交领域造成巨大影响和压力，朝将无法承受而在数年内崩溃。美因此试图乘势对朝施加压力，争取以“软着陆”方式将朝纳入自己的战略轨道。但从对地区整体控制需要出发，美又不希望看到朝鲜半岛南北统一进程发展太快，同时还要防止朝鲜“核开发”干扰其主导的防扩散体系，避免刺激朝周边国家进行核开发。因此美在这一阶段对朝政策重点，一方面是牵制朝韩和解、合作进程；另一方面是抓住朝鲜“核嫌疑”向其施加压力。这期间，朝鲜不得不改变在政治、经济、军事领域依靠社会主义阵营的传统政策基点，立足于直接与美抗衡。为此，朝将对美关系重点放在一方面加大力度促美从半岛撤军，另一方面扩大与美接触、对话，以便通过缓和双方关系减轻外部压力。为提高与美对话实质内涵，朝鲜充分利用一切机会和手段，包括将美国所关切的核开发问题用作促美对话筹码。

在上述背景下，朝美接触继续趋于活跃。1988年12月，朝鲜向美方递交了金永南外长致舒尔茨国务卿的信函，建议讨论一揽子和平方案，④ 朝美两国也由此在北京建立了参赞级不定期接触机制。⑤ 截至1993年初第一次朝核危机爆发，双方先后共有二十多次接触。1992年1月，朝鲜劳动党中央书记、国际部长金容淳访问美国，并就核问题和双边关系问题同美国副国务卿坎特在纽约进行了磋商，是为战后朝美间首次高级会谈。⑥ 1990年5月，朝鲜在板门店首次向美移交5具朝鲜战争时美军士兵遗骸。1993年8月，朝美签署了美军人遗骸调查、挖掘及移交问题协议，有关挖掘、移交工作断续进行至今。但是在双方接触过程中，美希望加快对朝演变或期待朝不攻自溃的图谋更加急切，朝希望得到美安保承诺的意向也越发紧迫，双方的深层利益相佐终于在朝鲜核问题上聚焦并引发了冲突。

1992年底，朝核问题开始突出。美国根据间谍卫星照片指控朝正在研制核武器，要求朝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特别核查，并于10月底停止执行美军从韩国撤离的第二阶段计划，恢复了一度偃旗息鼓的美韩“协作精神”联合军事演习。朝对此反应强烈，于1993年1月宣布暂时中止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朝视察，3月12日又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94年6月，朝核问题引发的紧张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朝美关系出现了朝鲜战争之后最为激烈的对抗。危机之际，有关方面推动朝美重返对话取得成效，1993年6月2日至11日，朝鲜第一副外长姜锡柱与美助理国务卿加卢奇在纽约就核问题举行了首轮朝美双边会谈。在此后双方多轮讨价还价中，美前总统卡特1994年6月对朝进行“私人访问”，同金日成就核问题和其他问题达成广泛共识，对朝美最终签署框架协议起到重要作用。1994年10月，朝美核框架协议在日内瓦签署，标志着第一次朝核危机以对话协商方式得到解决。总体看，这一时期朝美从各自不同需要出发，以核问题为载体，以两国历史上首个互相约束、互有义务的条约为里程碑，使双方关系进入了直接接触和较量的阶段，从改善关系角度看，也达到了历史上最好时期。

第四阶段自朝美核框架协议签署生效后至今，是朝美双方继续围绕核问题软硬较量的阶段。该阶段双方关系特点是朝美均交替使用施压和对话两手，形势紧张与缓和变化不定。

这期间，朝鲜先后就朝美缔结暂行协定以消除朝鲜半岛武装冲突和战争危险、朝美共建军事机构以替代军停会、美切实履行框架协议义务、美韩停止联合军事演习等向美提出会谈建议或施加压力。美先后就朝鲜“导弹发射试验威胁”、“金仓里地下核设施嫌疑”等要求朝中止导弹试验和接受对可疑设施检查。朝美几度互以制裁行动和武力报复相威胁，有关对话几度中断又艰难重续。2000年，在朝韩实现南北首脑会谈、朝鲜活跃开展全方位外交的背景下，7月，朝美外长首次在曼谷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上会晤。10月，朝鲜领导人金正日的特使赵明录访美，朝美发表联合声明，宣称要全面改善双边关系。同月晚些时间，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访朝，与金正日等朝鲜领导人就核问题、导弹问题、将朝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除名、将朝美联络处升格为外交代表处等深入交换了意见。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布什政府执政之后，美朝在核问题上摩擦再次升级，美指责朝仍秘密坚持核开发，朝追究美故意拖延援建的轻水反应堆工程，最终在2002年爆发了第二次核危机。

二

静心回眸朝美关系历史轨迹，可以看出一些问题。

在朝鲜战争之后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朝美关系总体走向是由封冻到间接沟通再到直接对话的。在由隔绝向接触、由全面对抗向两手对两手的发展过程中，朝美都确实互有需求，并为接近对方、影响对方做出了努力。近十几年来，朝核问题成为朝美关系重要载体，既在第一次朝核危机中提升了朝美对话级别与内涵，使朝美有了第一个双边协议文件，并一度将朝美关系推到战后最好水平，也在第二次核**中，再度导致朝美摩擦，使双方关系可能重新进入全面对抗。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朝核问题集中体现了美国的重要战略利益和朝鲜的国家根本利益。利益的重大，决定了双方矛盾对立的尖锐与深刻。

其次是由于核问题在朝美安全战略中地位的差异。朝鲜基于半岛分裂、南北军事对峙的现实，一直极度忧虑于自身安全。而这种安全忧患的根源，朝鲜认为并不主要来自韩国，而根本在于美国。为消除安全威胁、清除半岛统一的障碍，必须撤出美在韩驻军，或是改善朝美关系，签署朝美和平协定。几十年来，朝鲜维护自身安全的外交努力几乎完全集中于这一目标，核问题即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朝美接触已经开通、直接协商有了可能，而美国又开始对朝核问题穷追不舍的情况不被朝抓住，成为朝推动朝美对话、改善对美关系的重要筹码。朝鲜既要借此迫美与其对话，又希以此换取美国对朝的安全保证、经济援助、外交承认，核筹码对朝鲜来讲，是事关国家安危、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当前的朝美僵局对于朝鲜，不是要不要解决的问题，而是以何种代价、用什么方式解决的问题。而作为极少战略资源，更无战略纵深，且已被经济困难拖累了多年的小国，朝鲜可以牺牲和用作升级博弈的资本并不多。这就决定了朝鲜在核问题包括对美关系问题上，无论是再进或退，选择都非常有限。

美国则与朝鲜不同。从防扩散的角度看，朝核问题是美国遏制东亚核扩散、并在全球范围内维护防扩散体系的重要一环；从打击恐怖主义角度看，终止朝核开发才能根绝核武器及核材料流向恐怖势力的可能；从确保本土安全的角度看，朝核计划是美欲除之后快的心病隐患；从推行“美式民主”的角度看，朝核问题是美改造朝鲜必须且体面的下刀之处。而另一方面，为构筑有利的亚太安全格局，加强美日、美韩军事同盟，利用朝核问题使本地区形势维持一定程度紧张，又是美调动掌控日韩、保持在本地区驻军、推进战区导弹防御体系的有力支点。此外，在处理与本地区大国关系时，朝核问题还是一个可满足不同需要的平台。显然，朝核问题与美国全球战略和对外政策中的多重重要利益有关，但并非最核心利益和最现实威胁。这决定了美国在解决朝核问题和处理对朝关系的过程中，会根据其需要把握节奏、调整方向。美国的这一特点，可以从其对朝关系史上曾经有过的两次较大反复以及当前对朝核问题的态度中看出。第一次反复是在全球范围的冷战结束之初，当时美国迫不及待地将“推广民主”公开作为其对外战略的一个主要政策目标，朝鲜因被视为典型的“专制政权”和“无赖国家”，而成为美主要改造对象。同时，美认为东西方格局重组的冲击会在数年内将朝压垮。美因而乘势抓住朝核问题对朝施加压力，使已初步走上轨道的朝美对话严重受挫。第二次反复是在“9•11”事件之后。当时朝韩之间、日韩之间出现的缓和趋势已经令美国感到危机，“9•11”事件后又进一步增加了对本土安全的惧虑，及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被恐怖分子利用的担忧，布什政府因此认为有必要重新调整对朝关系并就防扩散问题向朝施压。正是在此背景下，朝核问题再起波澜，已开始有所缓和的朝鲜半岛局势随之急转直下。与上述两次就核问题加压导致朝美摩擦升级相比，当前布什政府在继续就核问题进行多边和双边协商方面所表现的紧迫性，就与其对朝鲜核与导弹威胁渲染的严重程度很不相符。第四次六方会谈共同声明发表以后，美国随即加大对朝金融制裁，致使正待进入实质性磋商的会谈突兀止步。显然，由于重要性紧迫性不同导致在对话协商中关注点和步调不同，特别是美国为多重利益目标所困，影响了在朝核问题上做出明确政策选择和政治决断，成为核问题解决进程艰难的又一因素。第二次朝核危机发展到今天的局面，是与美国的消极态度和人为设障直接有关的。

由此而产生的影响朝美对话和关系改善的另一个因素是，朝鲜推动对话和寻求与美接触的手法逐步趋于极端。在前述朝美关系的第一阶段，朝美没有直接对话途径，朝鲜只能间接向美发出要求撤军和缔结和平条约的呼吁。在朝美关系的第二阶段，朝鲜多是主动创造与美接触的机会，例如提议就释放美方俘虏举行双边会谈等，其取向基本是正面与温和的。但是面对美将自身安全建立在他国不安全基础上的政策出发点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霸气，朝逐步倾向于以“超强硬对应”，并以刺激手法引起注意。核问题正是朝此类手法的典型运用。但问题在于，如果说第一次核危机中朝只是利用了“核嫌疑”成功推动了朝美对话，在第二次核**中，朝已不再仅仅把核问题当做压美对话的一张牌，而是向世界宣布“加强核遏制力是朝鲜战略选择”，并不计后果地进行了核试验。朝认为近年来美将朝定为“邪恶轴心”，甚至列入“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对象”，使朝面临的安全威胁进一步增加。特别是伊拉克战争的教训令朝感到，“失去遏制战争的力量，反而会招致美做出军事选择”，“在美未显示出任何愿取消对朝敌视政策，与朝鲜和平共存意向的情况下”，朝鲜只能“以超强硬对强硬”，“以实力实现正义”。⑦ 虽然至今朝鲜仍声称其“主张半岛无核化的立场”没有变化，但毕竟问题性质已经改变，从而给美日等国采取进一步施压行动带来借口，不利于朝通过谈判实现利益目标，同时也给地区稳定带来了负面影响。

三

迄今为止，六方会谈共同声明发表已逾一年，但核问题形势却因朝美关系再次走入僵局和朝鲜越过核试验红线而越来越恶化。朝鲜因自身的错误选择，不能不受到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和必要制裁。与此同时，使用包括军事打击在内的强硬手段解决问题的声音进一步加大。核问题与朝美关系的前景出路究竟何在，仍不妨从历史经验中探索寻求。

朝美历史上有过上世纪50年代初的兵戎相见，也有过第一次朝核危机时已形成方案的美针对朝核设施进行军事打击的计划。前者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没有战胜的纪录，后者则因其破坏力、影响面会较朝鲜战争更大，而令时任白宫掌权人最终怯步。与当时相比，虽然朝鲜进行核试验使武力解决问题的主张有了更多的依据，但不利于美对朝军事打击的因素仍然很多。美在朝鲜进行核试验后表示“仍将致力于外交斡旋”，表明美清楚意识到难以在伊拉克战争困局之外再开辟战场。再则由于朝鲜核试验对伊朗核问题谈判带来负面影响，美不得不投入更多精力确保伊朗核问题不再失控。从美必须依靠的亚洲盟国看，日本、韩国也并未仅因朝鲜核试验而从根本上调整其在武力解决朝核问题方面的原有立场。无疑，因形势变化，对朝制裁已不能完全避免，但这只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面，而非根本有效的手段。朝鲜核试验后国际社会急切呼吁重开六方会谈，会谈有关各方也都坚持继续通过六方会谈解决问题的立场，这本身即说明在六方会谈框架下恢复对话，仍是最现实可行的办法。

朝美在相互隔绝的年代里，对对方的了解都极为有限。在数十年较量与磨合的过程中，双方既有过不了解对方而致的错误判断和错误决策，也有在重新认识对手基础上的明智政策调整。1998年朝美对话陷入僵局时，美政府指派前国防部长佩里率专门小组就美对朝政策进行数月全面审议后得出结论，认为金正日政权在短期内不会崩溃，美必须同朝鲜继续打交道，⑧ 从而使美对朝政策再次由施压回到对话的过程即是例子。不幸的是，在第二次核斗法中，朝美较前次更深的互相了解却直接导致了更深的互不信任。美自有关对话伊始即声称对朝不信任而强调应彻底、可核查、不可逆地弃核，并且要朝弃核在先；⑨ 朝认为美并未放弃颠覆其政权的意图，不得到轻水堆，就不能先行弃核，否则无异于缴枪待毙。⑩ 美国认为朝鲜将“讨论轻水堆”写进第四次六方会谈共同声明是一个圈套，从而加强对朝金融制裁，朝鲜最终公然进行核试验，以此向美国摊牌，都反映出双方的互不信任已难以在短期内通过对话消除。但是，双方的互不信任和剧烈冲突，并未改变朝美力量对比和各自在核问题上的战略目标，这一方面反映了对话仍有基础继续，另一方面也决定了重开会谈应该有新的前提。这个前提就是朝美树立共赢观念，并准备比第一次核框架协议时付出更大代价以换取新的妥协。

朝美关系历史证明，采用施压、走极端的做法，或者将实现自身利益建立在期待对方政策失误的基础之上，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会使双方都成为代价惨重的输家。与第一次核危机时相比，在今天的国际形势背景下，一国欲凭借实力将自己意志强加于另一国，或者希望从体制上消灭一个国家而不容与之共处，将招致国际社会谴责和反对。而任何国家为一己私利挑战国际公约、国际规则和国际秩序，也会遭遇更大压力和抵制。相反，由于一国与他国间利益关联的加强，矛盾双方只有在争取自己利益同时也考虑对方关切，寻找不损害双方根本利益、能兼顾双方基本权利和尊严的妥协办法，才能使问题得到合理解决，并有利于使协商结果长久有效。

朝鲜已经为进行核试验付出了巨大的政治、经济代价，美国也因错过了解决核问题的最好时机而面临更多麻烦。要填补破裂和不信任的巨大缺口，双方只能也必须比以往做出更大互相让步。至今，朝美双方还有三条有望重合的底线：其一，美国不希望朝鲜半岛形势失控，朝鲜也不愿半岛发生战争，本地区和平稳定符合双方利益；其二，美国声称将采取一切措施阻止朝鲜向外扩散核材料及相关技术设备，朝鲜也宣布“将忠实履行不扩散领域的国际义务”；(11) 其三，美国也从未明确否认过朝鲜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朝鲜和美国将分别以什么代价守住哪条底线，或者说将互相做出何种妥协以确保各自底线所维系的利益，双方都应尽早做出决断。

总之，一路坎坷，几度风雨。在朝美双方冲突已严重影响地区形势、全球防扩散体系及周边国家安全之际，美国作为大国，应更多从对地区稳定负责任的角度寻求兼顾全局利益的最好解决办法；而朝鲜作为相对弱势一方，应尽快改变将自身置于国际社会对立面的做法，更多地依靠国际合作、寻求国际支持来保障自身安全。只有这样，双方才能再次找到打破僵局的出路，回归理性谈判。

注释：

① 《人民日报》，1954年6月18日，《美国应负朝鲜问题谈判破裂的责任》。

② 韩国《东亚日报》，1972年7月1日。

③ 王传剑著，《双重规制——冷战后美国的朝鲜半岛政策》，第46页。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网站马克思主义研究网—朝美关系。

⑤ 樊吉社，《美朝核框架协议评析——兼论美对朝鲜的不扩散政策》（国际政治研究2003年第三期）。

⑥ 韩国《联合通讯》，2005年3月16日。

⑦ 朝鲜《劳动新闻》，2004年3月8日评论、2004年12月13日朝鲜外务省发言人谈话、2005年3月2日朝鲜外务省备忘录等。

⑧ 王传剑著，《双重规制——冷战后美国的朝鲜半岛政策》，第104页。

⑨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2003年4月28日、2004年5月19日、2005年7月30日谈话。

⑩ 2005年9月15日朝鲜六方会谈代表团发言人谈话、2005年9月20日朝鲜外务省发言人谈话、2005年12月4日朝鲜中央通讯社评论。

(11) 朝鲜外务省2006年10月3日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