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邓小平南方谈话感想
2020-03-02 13:07:57 来源：范文大全收藏下载本文
读南方谈话感想
——可以这么说，邓小平南方谈话，与中共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1935年遵义会议一样，起到了挽救党，也挽救了国家的伟大历史作用。
读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感慨系之。倘起邓小平于地下，请他瞻望这20年，恐怕中国某些方面的变化之大会令他惊异，而某些方面的停滞不前，也许更会令老人家想再来一次南巡，再说一番振聋发聩的话。当年，邓小平预测，“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30年，已经过去了2/3。这个“成熟”、“定型”的制度和方针政策是否呼之欲出？现实似乎并不令人乐观。改革，确实又到了需要狠推一步、击一猛掌的历史时刻了。只是，世上已无邓小平。也许，人们期待着一次新的“南方谈话”？
1978年拉开序幕的中国改革，是在几乎被所有国人唾弃的“*”之后，因而相对轻松地达成了高举改革大旗的社会共识。在突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在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思想解放运动助推下，城乡改革风生水起：农村联产承包制让农业生产迅速复苏，私企在城乡星罗棋布；以国企打破“铁饭碗”与平均主义的改革为核心的城市改革顺利启动；从微观经营体制开始的全面变革适时提出商品经济的要求，价格与宏观经济体制的改革呼之欲出。匈牙利经济学家沙巴说：东欧的前计划经济运行得相对成功，这使其经济转轨成为“一次痛苦的长征”。而中国“*”式的倒行逆施，则使得中国经济转轨“成为一场愉快的郊游”。当时国内有三种力量与国际上的一些推力在共同作用，试图改变传统的以社会主义为名的僵硬政经体制。而此时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因改革滞后民怨沸腾，政局出现连环动荡。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东、西德国在1990年10月实现统一。在1990年7月的苏共28大上，对改革路线的分歧导致了苏共领导层的分裂；一年后发生“8-19政变”，导致苏联解体，有着74年历史的超级大国轰然倒塌。自1990年12月起，民主化浪潮冲击波所形成的骨牌效应，令共产党在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先后失去政权。“老朋友”们一个个倒下，难免物伤其类。否定改革的人们打出“反和平演变”的旗号推波助澜，逐渐成为当时的主流舆论。有人主张将“反和平演变”与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经济建设为中心”并列为两个中心。中央党校办起了省部级反和平演变学习班，农村准备重搞“社会主义教育”。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在家人陪伴下，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这位高龄老人以颤抖的声音和手势，高调放言，形成巨大的政治冲击波。针对“姓社姓资”的争论，他指出：“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重申了对市场经济的支持：“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在形成记录的文字中，最具震慑力的是这段话：“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这段谈话是邓小平在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以巨大的理论勇气与政治胆识，科学总结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改革开放的基
本实践和基本经验，精辟阐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明确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更加系统，形成了科学理论体系，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史上的重要篇章。
重温邓小平南方谈话，可以领会其基本精神是：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大胆地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用以引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向；坚定不移地贯彻“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为推进改革开放扫清思想政治障碍。以南方谈话为标志，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实践表明，南方谈话树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光辉典范，成为指引和激励我们开拓奋进的宝贵精神财富。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来临，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互联网的普及打破了资讯的垄断，加快了普世价值的传播，地球村居民的智能插上了翅膀，领袖的“奇理斯玛”光环日趋黯淡，不仅穆巴拉克、卡扎菲等独裁者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连普京这样的强人也面临公众的背弃。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讲究游戏规则，“强人政治”正逐渐被“常人政治”所取代。
当前中国的主要矛盾，是日益觉醒的民权意识与落后的执政观念的矛盾。最近广东乌坎村农民维权所达成的妥协，表明民众在与官方的博弈中变得越来越睿智和理性。群众已经过河，领导还在摸石头，如何面对多元化的世界、觉醒的民众和成长中的公民社会？如何顺应民主化潮流而避免被历史淘汰？这已不是居高临下的“顶层设计”所能解决的问题。抛开一些情绪化表达，中国当前面临着这样一些最迫切、公众反应最激烈的“发展以后的问题”： 贫富差距拉大，未能形成公平的分配制度。社会事业滞后，未能建立惠及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公众幸福感下降，未能解决最基本的民生问题。环境污染加剧，食品、水、空气被污染，开发和环境保护的尖锐矛盾一触即发。社会腐败向纵深发展，腐败不仅仅发生在经济领域，更深入其他领域，表现为吏治腐败、司法腐败和舆论腐败——媒体可以被资本收买，起不到监督公权力的作用。最近，“皇甫平”的主要作者周瑞金先生大声疾呼：“改革，确实又到了需要狠推一步、击一猛掌的历史时刻了。只是，世上已无邓小平。也许，人们期待着一次新的’南方谈话’？”
中国改革，再一次到了危急时刻？
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是，尽管最高决策层中不乏呼吁之声，为什么政治体制改革还是千呼万唤难出来？光是一项公布官员财产的制度，在局部就屡试屡败，遭遇基层官员的强烈抵触，而一旦全面公开，又极可能经受不起公众的围观和打量，因此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政府提出了“改革的顶层设计”，并且三次在重要场合提出“社会管理创新”。看来，决策层是希望用提法更低调、社会震动更小的社会管理创新来部分地取代政治体制改革的使命。当然，我们要谨防“治标不治本”式的创新模式。历史注定了今天的中国改革，已经不可能再是一次“愉快的郊游”了。即便社会管理创新的提出在现阶段有其合理性，但有些“暗礁”是深化改革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比如：如何制约公权力的无限膨胀，限制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壮大；如何通过科学的制度驾驭资本，限制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壮大；如何把行政财政转化为民生财政，学习借鉴欧洲推行全民福利的制度，尽可能地在分配中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如何在深化改革中遏制社会溃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虽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却缺乏科学理性的操作细则，目前正在交叉路口徘徊不前，要么在改革中走向法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么被权贵绑架，走向国家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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