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鲁迅吗

2020-03-01 17:08:51 来源:范文大全收藏下载本文

一、缘起

鲁迅是相当偏激的,因此有人说“鲁迅只是一个偏执的文人”,甚至有人说,“鲁迅就是一愤青。”国人向来有一特色,就是专拿名人做文章——或者是做所谓的与名人商榷文章,或者是做翻案文章,或者是揪名人道德小辫子做所谓的拷问文章。其实其醉翁之意不在名人之小辫子,在乎名人之名也。君不见,因做名人文章而随名人一起出名者屡见不鲜么?尤其骂名人无疑更是出名之终南捷径。自然,若是骂之有理有据,借而出名也未尝不可,但若是有意的用曲解、误解吸引眼球,无疑颠覆了批判的基本起点。窃以为,骂,总得对所骂对象有起码的了解,看许多骂者,对先生文章还未曾读过几本,读的几本也多是误读,就迫不及待赶来骂人,所以忍不住出来小声说几句。

二、鲁迅偏激之举例说明

鲁迅的偏激是已经成公论了,然而,鲁迅这些偏激言论的语境是什么?心境是什么?前言后语是什么?不了解其具体时代背景和具体语境,小了说就是断章取义,大了说就是颠倒黑白。例如鲁迅曾说过废除汉语,不读中国书的言论,今天看来似乎是文化虚无主义,无疑是完全否定传统的偏激言论了。但我们看他说这话的具体背景:当时北洋军阀提出“尊孔读经”,大搞文化复古,扼杀新学的传播。当时,传统文化在整体和实质上阻碍着中国文化的更新和进步,所以,鲁迅针对此,鲁迅故意矫枉过正,特意说过头话,提出不读中国书,希望青年们多读外国书,解放思想,面向世界。当然,中国书中有很多精华,你今天尽可以站着说话不腰疼,说鲁迅不会辨证的继承,但在当时残酷条件下采取这种不温不火的批判继承只会是隔靴搔痒。其实说这话的人根本就不懂辨证法,在矛盾双方对立特别尖锐情况下,往往历史的发展要越过它应该有的度,再往前走一步甚至两步,在解决矛盾后才退回到它的应有重心。(原话不是如此,这是恩格斯说的,典型的例子就是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专政)鲁迅对中国书说所发言论就是此意。

其实就鲁迅的本意来说非但不是要全面否定古书,其实还要对古书进行科学的整理和继承。对于古书代表的传统文化,在价值层面他是激烈否定,但在具体操作层面上他是注意继承的。他自己对古书的整理和继承,如《唐宋传奇集》,《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等。这些整理的水平之高恐怕近代以来很少有人能和其比肩。因此鲁迅对古书和传统的否定是精神层面,绝对不是文本层面。

他之所以是传统的最激烈批判者,正和他最深地继承了传统相关。很多反鲁迅偏激的人,既没有理解传统,也没有理解鲁迅,更没有理解鲁迅对传统的真态度。

就是在现在,鲁迅对传统文化价值层面和学理层面的区分仍对我们有指导意义。很多人现在谈到传统仍然是精华啊国粹啊的老调,甚至睁着眼睛说瞎话扯淡说二十一世纪是儒学的世纪啊,中国文化将是西方文化的调停者啊等等屁话。其实现实的情况是,传统中的好东西已经被我们糟蹋完毕,剩下的糟粕到是发扬光大了,比如“民可使由不可使知”的老传统——在年初的SARS危机中,比如“为尊者讳”的愚民政策——在年尾某位伟人110年诞辰中媒体的扬善抑恶。由此看来,鲁迅有意为之的偏激在今天仍然不失为一记猛药和当头一棒。鲁迅自己也曾说“原意是要开窗,但故意说成拆房子”。因为他了解中国的保守是太深了,因为这里“搬动一张椅子都要流血。”是也!

三、我们比过去更需要他,包括他的偏激

至于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更不能说是偏激。今天看来他的批判不是狠了,而是不够。只要稍微睁开眼睛,只要稍微具备理性,就不难做出判断——今天个国民性距离鲁迅批判的时候,是进步了,还是更龌龊了!荧屏上处处可见的奴隶和奴隶主言论,围观跳楼拿别人悲剧做谈资的看客,官场上迎来送往的面子文化和推诿无能,公共汽车乘客听凭恶势力轮奸少女的麻木自私和懦弱,言行不一,说一套做一套见啥人说啥话的圆滑世故和老练,视民为草芥不尊重生命只膜拜官位的冷酷,……。这些丑陋、愚昧、瞒和骗(先生语),在先生死后非但没有退缩,反而变本加厉,愈演愈烈!不正说明先生之偏激之必需么?

再比如看阿Q正传,很少有读者是站在“这就是我”的角度去观照阿Q,大家似乎都在看一个与自己无关的第三者的故事。据我观察,相当的中学语文老师在和学生学这篇课文时,几乎都是采取旁观者的角度,很少能以这就是现实,阿Q、小D们就是我,就是你,就我们当中的每一员的意义上看待这篇伟大的作品,结果本来深刻哀痛的悲剧被一代人误读为讽刺的轻喜剧和闹剧。鲁迅在其中蕴涵的对哀伤和爱被许多人误读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呜呼,这除了说明我们仍然是阿Q,还能说明什么呢?只有阿Q本人才会在读这篇作品时否认写的就是他自己本人——承认自己Q身份才是告别Q的起点。比如,阿Q的摆阔心理,欺软怕硬,自欺欺人,故意健忘,睡秀才娘子床的“革命”理想仍然在我们身上根深蒂固,甚至以更恶俗的方式放大,比如神舟上天后流露出来的小农意识的浅薄,比如对连续发生的灾难和人祸视而不见,比如对弱势群体规模浩大的歧视,比如对所谓“全面小康”令人作呕的讴歌。

因此,回到鲁迅,回到他的偏激,不仅应该,而且必须。因为黑暗还那么重,只要我们“不愿被黑暗吞没,或成为黑暗的一部分”(先生语)

四、关于鲁迅遗嘱

当年鲁迅在遗言中说“希望自己速朽”,其实蕴涵了深刻的悲凉。(我不否认鲁迅内心深处的怀疑主义和“鬼气”)。其实已经对后来人的争论有清醒的预见,可惜,先生不会速朽,因为先生憎恨的丑恶依然在上演。

鲁迅自己是对启蒙有深刻怀疑的,比如他说“愿意听大炮响,不愿意听诗歌,因为有力量的人不须说话,只需杀人”(凭记忆写,不一定准确,仅是大意)。先生何尝不愿意听诗歌!只是黑暗的深重和残酷不断超出他最坏的预料,常使他以“不惮最坏的恶意推测某些中国人”的底线也屡被突破,因此不得不说出让某些人失望的话:希望自己的孩子“倘能做些实事最好,千万莫做什么空头文艺家”。这是鲁迅最自己一生启蒙的一个悲观总结,更凸现启蒙的悲剧命运。

鲁迅最后的鬼气和偏激体现在他那著名的“由他们去,我是一个也不宽恕”。常成为后人诟病之处。最近读书读到法国史,读到一个也留下“不宽恕”遗言的人物。这位是17世纪法国著名的铁腕首相黎塞留。黎塞留一生为路易十三的统治铁面无私,殚精竭虑,树敌无数。临死前神甫问他要不要宽恕他的敌人,黎塞留坦然回答:“不!除了公敌,我没有一个敌人。”也许这话同样适于鲁迅。

五、鲁迅开药方和革命

有人苛求鲁迅说他破坏多而建设少。鲁迅是文学家思想家不是政治家,文学的意义是把我们生存丑陋不堪的真相揭露出来,文学的使命是使人觉醒,并没有义务也不可能开出什么救世的灵丹妙药。路要靠醒来的人自己走,“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先生自己就对许广平说人生的路无外乎是歧路和穷途,但即使如此,也要在荆棘里择一条路出

来。

鲁迅早就警惕过形形色色的革命。“革命以前是奴隶,革命后成了奴隶的奴隶”,“未曾阔气的要革命,已经阔气的要稳定,曾经阔气的要复古”。今天读来,依然滚烫,鲁迅先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他始终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对一切口号的清醒,这是最难得的,也是最宝贵的。不管这口号是什么圣喻,什么经典,什么语录。因此不难理解他在日记中写下“说什么都是假的,还是积点钱要紧”,没有独立什么都是扯淡,没有独立经济地位,“娜拉”出走以后不是还得回来?1949年后中国知识分子们就如同娜拉,既然皮已不存,也只能做仰人鼻息的毛,其集体阉割和失语已经是历史必然。至于有人扯淡说,要是鲁迅活着会怎么办?天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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