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容教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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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容教养

性质编辑

1956年2月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内务部、司法部、公安部《对少年犯收押界限、捕押手续和清理等问题的联合通知》中规定，对于十三周岁以上未满十八周岁的少年犯，“如其犯罪程度尚不够负刑事责任的，……，对无家可归的，则应由民政部门负责收容教养。”“刑期已满的少年犯，应当按时履行释放手续，……无家无业又未满十八周岁的应介绍到社会救济机关予以收容教养。”从该规定看，最初收容教养的性质带有较强的社会救济性质，而处罚性较弱。但是，从1979年刑法和1997年修订刑法的有关规定看，收容教养具有明显的惩戒处分性质，而社会救济性趋弱。程序编辑

刑法第17条第4款规定，对于因不满十六岁不予刑事处罚的，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这似乎可以认作是收容教养审批权属的法律依据。在司法实践中收容教养的决定一般是由公安机关作出的。发展编辑

收容教养制度是中国所特有的对少年犯罪人进行收容，集中教育管理的一项制度。建国以来，中国出台了一些关于收容教养的政策性文件，最早可追溯至1956年2月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内务部、司法部、公安部《对少年犯收押界限、捕押手续和清理等问题的联合通知》，其中规定，在少年犯管教所收押的人员中，其犯罪程度不够负刑事责任的，对无家可归的，则应由民政部门负责收容教养。

1965年5月15日，公安部、教育部联合发出《关于加强少年管教所工作的意见》。1979年中国刑法首次提到收容教养一词，但此外并无任何说明。因而收容教养制度具体包括哪些内容，在法律中没有规定。之后，公安部陆续出台了一些涉及收容教养的文件，对一些内容作了粗略的规定。这些文件由于颁发于不同历史时期，比较零散，有些甚至互相抵触。1997年刑法修改后，仍然在《刑法》第17条第4款规定：“因不满16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9条也规定：“已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因不满十六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其家长或者其他监护人加以管教，必要时，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可以说，刑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是目前中国收容教养制度的主要法律依据。但由于缺乏系统具体的规定，缺少配套的法规、规章，在实践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影响到收容教养制度的正确有效实施。对象编辑

1956年2月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内务部、司法部、公安部《对少年犯收押界限、捕押手续和清理等问题的联合通知》中规定，“少年犯管教所仅限于收押管教十三周岁以上未满十八周岁的少年犯”，“如其犯罪程度尚不够负刑事责任的，……，对无家可归的，则应由民政部门负责收容教养。”“刑期已满的少年犯，应当按时履行释放手续。……无家无业又未满十八周岁的应介绍到社会救济机关予以收容教养。”可见在当时，收容教养的对象有二类：一是十三周岁以上未满十八周岁的少年犯，其程度尚不够负刑事责任，且无家可归的。二是未满十八周岁但刑期已满的少年犯，且无家无业。

1979年刑法第14条第2款规定，对于不满十六岁的人犯罪但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这一规定将收容教养的对象限定在十六岁以下的人犯罪但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范围，完全排除了1956年《联合通知》中的第二类收容教养的对象。1993年公安部《关于对不满十四岁的少年犯罪人员收容教养问题的通知》明确规定，对未满十四岁的人犯有杀人、重伤、抢劫、放火、惯窃罪或者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罪的，应当依照原《刑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办理，即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收容教养。条件编辑

关于收容教养的条件，并无明确的法律规定。1995年10月23日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第28条规定：“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需要送劳动教养、收容教养的，应当从严控制，凡是可以由其家长负责管教的，一律不送。”但修订刑法第17条第4款仍然仅规定“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对于如何才算是“必要的时候”，没有明确规定。除了“在必要的时候”这一抽象模糊的条件外，在现有法律法规找不到其他具体规定。这就难以避免实践中收容教养的随意性，公安机关的自由

1 裁量权过大，亦容易导致滥用职权现象的产生。因此，必须对“在必要的时候”加以明确的具体的说明，以防止收容教养的随意性。场所编辑

在实践中，执行收容教养的场所不一，各地差异很大。有的地方将收容教养人员送进工读学校进行教育，有的则送进收容所，有的则是在少年犯管教所，还有的则是在劳动教养场所。

首先，在工读学校执行的情况。1987年6月17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教委、公安部、共青团中央《关于办好工读学校的几点意见》中规定：“工读学校的招生对象是十二周岁至十七周岁有违法或轻微犯罪行为，不适宜在原校，但又不够劳动教养、少年收容教养或刑事处罚条件的中学生。”从该规定看，收容教养在工读学校执行显然有抵触。

其次，在收容所执行的情况。这种办法达到了收容的目的，但教养的力度不大。随着收容审查制度的终结，在收容所执行的情况也一去不复返。

再次，在少年犯管教所执行的情况。这是较长时期内最普遍的执行场所。其依据是1982年公安部《关于少年犯管教所收押、收容范围的通知》，规定“今后少年犯管教所只收押和收容下列两种人：（1）由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年满十四岁和不满十八岁的少年犯；（2）根据刑法第14条的规定，由政府收容教养的犯罪少年。”这一规定实际上确定了收容教养的场所就是少年犯管教所。少年犯管教所关押的不仅仅是收容教养的犯罪少年，还包括受到刑事处罚的少年犯。尽管1996年1月22日司法部《关于将政府收容教养的犯罪少年移至劳动教养场所收容教养的通知》规定，收容教养人员要与少年犯分别关押，由劳教所负责管理，但从当前的实际情况看，仍有部分收容教养人员与少年犯关押在一起，这种作法是十分有害的。由于收容教养与刑罚惩罚在性质上的不同，目的不同，当然改造的方法也就有区别，而将这两种行为的性质、改造目的不同的人集中在同一管理机构进行管理，对外容易造成公众理解上的误差，以为收容教养和刑罚处罚性质相同，不利于对收容教养人员的教育挽救。

第四，在劳动教养场所执行的情况。将少年收容教养人员与成年劳动教养人员混合关押的情况仍非鲜见。这不仅导致在管理方法和教育方式上难以区别对待，而且容易使少年收教人员感染某些成年劳教人员的恶习。方式编辑

中国收容教养的方式十分单一，只有一种方式，即剥夺人身自由，区别仅在于期限的长短。本来，收容教养制度的首要目的是要通过收容这一方式，教育犯罪少年，使其成为守法的自食其力的公民。这一目的只有通过有效的教育来实现。可以说，收容教养的核心在“教”，教育工作应当是收容教养制度最重要的内容，它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收容教养制度目的的实现。中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39条规定：“未成年人在收容教养期间，执行机关应当保护其接受文化知识、法律知识或者职业技术。对没有完成义务教育的未成年人，执行机关应当保护其继续接受义务教育。”《教育法》第32条规定，“国家、社会、家庭、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为有违法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接受教育创造机会。”被收容教养人员不应当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期限编辑

1982年3月23日下发的《关于少年犯管教所收押收容范围的通知》中规定，收容教养的期限一般为一至三年。1997年公安部在《关于对少年收容教养人员提前解除或减少收容教养期限的批准权限问题的批复》中还规定，在执行过程中不能对少年收容教养人员加期。如果收容教养人员在收容教养期间有新的犯罪行为，符合收容教养条件的，由公安机关对新的犯罪行为作出收容教养的决定，并与原收容教养的剩余期限合并执行，但实际执行期限不得超过四年。区别

收容教养与收容教育、劳动教养并列，因此有近似的地方而又有所区别。

1.适用法律不同。收容教养的法律依据是刑法，劳动教养的依据是行政管理的法律法规，收容教育是依据《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

2.教养对象不同。收容教养的对象为16周岁以下的人，劳动教养对象则为16周岁以上的人，收容教育对象为14周岁以上的人；

2 3.教养方式不同。对收容教养人员，重在教育、挽救，对劳动教养人员则实行强制劳动改造，对收容教育人员进行法律、道德教育和生产劳动，使之改掉恶习。

收容教育

性质编辑

《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第2条规定：”收容教育，是指对卖淫、嫖娼人员集中进行法律教育和道德教育、组织参加生产劳动以及进行性病检查、治疗的行政强制教育措施。

但事实上，正如多位法学学者早已公开提出的，若收容教育系行政强制措施，根据《行政强制法》的规定，对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应具有“暂时性”的色彩。但是收容教育的期限为6个月至两年。相比之下，《刑法》规定的刑罚中，拘役为”1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已经超过部分刑罚的时间）从常识来判断，6个月至两年的收容教育期限，外加被转入收容教育所这一相对封闭的场所，显然超出了一般人对“暂时性措施”的理解。收容教育并非通常意义上的行政强制措施。

同时还有许多人把“收容教育”与”劳动教养“联系起来。劳教在法律上明确被定性为行政处罚，其期限通常为1～3年，该制度已于2013年底被废止。”从表面上看，收容教育不是行政处罚，但实际上就是行政性的处罚。收容教育把人收进去就没自由了，你想出来，还能出来吗？实际上跟劳动教养差不多。”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晓青认为。依据编辑

收容教育制度是根据国务院1993年颁发的《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而制定的，该办法的所谓“法律依据”是——199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卖淫嫖娼的决定》：““对卖淫、嫖娼的，可以由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强制集中进行法律、道德教育和生产劳动，使之改掉恶习。期限为六个月至二年。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2010年，国务院又对该办法进行了修改。依照该办法，“对卖淫、嫖娼人员，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6条的规定处罚外，对尚不够实行劳动教养的，可以由公安机关决定收容教育。收容教育的期限是六个月至二年，主要是对卖淫嫖娼人员集中进行法律教育和道德教育，组织参加生产劳动，以及进行性病检查、治疗。“

但是，由于2005年新通过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6条规定“卖淫、嫖娼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以及2013年底劳动教养制度的废除使得收容教养制度缺乏了原有的标准。

同时由于《立法法》第8条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以及《行政强制法》《行政处罚法》甚至《宪法》中关于公民人身自由权利的保障与该办法相冲突，因而对于收容教养的合法性饱受争议。对象编辑

对卖淫、嫖娼人员，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六条的规定处罚外，对尚不够实行劳动教养的，可以由公安机关决定收容教育。

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卖淫、嫖娼人员，可以不予收容教育：

（一）年龄不满十四周岁的；

（二）患有性病以外其他急性传染病的；

（三）怀孕或者哺乳本人所生一周岁以内婴儿的；

（四）被拐骗、强迫卖淫的。区分编辑

收容教育常常与收容教养、劳动教养相并论，因此有近似的地方而又有所区别。

收容教养制度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38条“未成年人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严加管教，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依法收容教养”而设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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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劳动教养是依据国务院有关劳动教养相关法规的一种行政处罚，公安机关毋须经法庭审讯定罪，即可对疑犯投入劳教场所，实行最高期限为四年的限制人身自由、强迫劳动、思想教育等一些列强制性处罚。劳动教养制度已经于2013年底被废止。执法过程编辑

关于卖淫嫖娼人员处理的处理问题，很多地方执法标准不一，对于是否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进行拘留罚款还是根据收容教育进行为期最长两年的收容，出现了分歧。这为执法的公正性打下了问号，同时也由于公安机关的执法过程缺乏有效监督，为权利寻租提供了空间：

“在实践中，与公安人员有良好关系的嫖娼卖淫者，可能就不被收容；没有良好关系的，就要被收容。能够缴纳罚款的，可能就不被收容，交不出罚款的，就要被收容。”黄海波嫖娼事件发生后，有媒体评论称。

某NGO组织及其合作伙伴于2012年底到2013年7月在中国北方两个城市展开调查，发现警方在决定适用哪种行政处罚时享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卖淫嫖娼者，“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但在现实中，无论是拘留和罚款，普遍都采用上限。

据中国性工作者机构网络平台人士透露：“一线城市执法相对文明，警方往往为了完成工作量而抓人，不乱收罚款。

二、三线城市的乱罚款问题严重，收容教育甚至成为一个重要的寻租工具。”

华北某大城市一家性工作者服务组织的负责人称：“2012年以来，警方对性工作者收取的罚金与日俱增。2012年以前花1万－2万元就可以出来，2012年以后要花4万－5万元。”

有媒体记者采访了解到，性工作者阿琴（化名）在一次性交易中与客人发生冲突，遂报警。在派出所里，她向警方讲述了事情经过，并在笔录上签了字。但她没有留意到，这是一份供述卖淫嫖娼行为的笔录。等她醒悟过来时，已经接到了行政拘留15天的决定书。“当时警察问我有没有3万块钱，我觉得花3万块钱买15天太不值了，于是就没交。”进入拘留所后，警察在第二次做笔录时，再次提示她“这次办出去需要交5万元，否则就要去收容所再待半年，从那里办出来就要10万元了”。

上述NGO组织的负责人均表示，为了偿还交罚金和贿款所欠下的债务，性工作者在释放后往往迅速重操旧业，这与收容教育的初衷完全背离，并促生了警方与性产业之间复杂的利益链条。内容争议编辑

与法治精神相悖

收容教育制度的调查、决定、执行均由公安机关通过行政程序完成，未经司法调查程序和控辩式的法律审理，就长时间剥夺当事人的人身自由，明显然违反法律精神，违反宪法中关于公民人身自由的相关规定。

与上位法冲突

1、《宪法》第5条2款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第33条3款中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3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因此，收被容教育的人员未经审判，而被行政机关剥夺自由、被监禁，明显违宪！

2、2000年颁布的《立法法》第8条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按照该法第9条的规定，如果第8条规定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但是，这一授权不包括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等事项。

3、2011年，《行政强制法》出台，第10条明确“行政强制措施由法律设定”。与此类似，2009年出台的《行政处罚法》也提出，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规定。

法律界普遍认为，根据“新法优于旧法”、“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法理原则，随着《立法法》等法律出台，《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应自动失效。

执行过程中的争议

1、执行标准不一，容易造成执法随意、选择性执法。

[4]《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第7条：对卖淫、嫖娼人员，除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6条的规定处罚外，对尚不够实行劳动教养的，可以由公安机关决定收容教育。在法律条文中，“可以”一词，通常被理解为“可以这样、也可以不这样”。

同时，由于新颁布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中有了关于卖淫嫖娼人员的明确处罚规定，使得公安机关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对于是否应该按照《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进行六个月到两年的收容教育，还是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罚》进行不超过十五天的治安拘留或罚款，出现了执行标准不一，甚至出现了选择性执法，继而成了少数人腐败的工具：与公安人员有良好关系的嫖娼卖淫者，可能就不被收容教育，仅仅是罚款或者拘留；没有良好关系的，就可能成了被收容教育的对象。嫖娼卖淫人员能够缴纳罚款的，可能就不被收容，交不出罚款的，就要被收容。少数执法人员人以此相要挟，收取高额罚款，敲诈勒索。

2、权利封闭运行，滋生腐败。

由于收容教育不涉及检察院、法院等环节，往往是公安机关决定，权力的封闭运作容易滋生腐败空间。是否进行收容教育以及执行多长时间，一般由区县级的公安局局长就能作出决定，权利无法得到有效监督，容易导致权力寻租和警察权力的滥用，甚至滋生腐败。

3、存在“罚不当罪”、处罚过于严苛，并且涉嫌一罪两罚的问题。

收容教育是由公安机关作出，未经法院判决，且时间从6个月至2年，期限甚至长于部分刑罚。这一制度的存在，是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侵犯。收容教育的“起刑点”高达6个月，比针对刑事犯罪的管制、拘役的起刑点还长。实际上，卖淫嫖娼本身不构成刑事犯罪，只是行政违法，其“刑期”高达半年以上明显属于“罚不当罪”。同时，行政法有所谓“一事不二罚”原则，对卖淫嫖娼人员给予行政拘留处罚后又进行收容教育，就违反了“一事不二罚”原则。

4、教育效果有限。

部分学者认为，卖淫嫖娼问题除了道德缺失以外，更重要的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社会文化发展不健康等多方面因素导致的，而单纯依靠收容教育作为卖淫嫖娼行为的打击手段，实在是效果有限。同时关于卖淫嫖娼案件不断上升的相关统计也佐证这一观点。

收容教育人员集中后，除了学习法律知识，更多时间是在义务劳动，如组织卖淫女做刺绣、缝纫等工作，这些工作产生的利益往往并没用于相应的教育之中。相反，在收容教育过程中出现的管理缺失，强制体罚的现象也时有发生。相关事件

黄海波因嫖娼被收容教育6个月的消息一出，立即引发网友热议，一些网友认为处罚太重。相关人士表示，北京警方对卖淫嫖娼人员，在执行完行政拘留后，一般来说大都会收容教育。黄海波作为有影响的全国明星，也不例外。依据则是《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可以”由公安机关决定收容教育，收容教育期为六个月至两年。许多法律界人士表示这明显与“一罪不二罚”的原则相悖。

许多专家纷纷呼吁废除这种不经法庭调查审判便可对公民人身自由进行长期限制的“恶法。” 劳动教养

劳动教养就是劳动、教育和培养，简称劳教。劳动教养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位于欧洲东部的前苏联引进，但形成世界上中国独有的制度。劳动教养并非依据法律条例，从法律形式上亦非刑法规定的刑罚，而是依据国务院劳动教养相关法规的一种行政处罚，公安机关毋须经法庭审讯定罪，即可对疑犯投入劳教场所实行最高期限为四年的限制人身自由、强迫劳动、思想教育等措施。

2013年11月15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

2013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废止有关劳动教养法律规定的决定，这意味着已实施50多年的劳教制度被依法废止。决定规定，劳教废止前依法作出的劳教决定有效；劳教废止后，对正在被依法执行劳动教养的人员，解除劳动教养，剩余期限不再执行。

2013年12月底，北京市所有劳教所均已摘牌，所有劳教人员也均已被释放。

[5]劳教制度编辑

中国的劳动教养制度是根据1957年8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8次会议批准颁布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以及有关法律、法规建立的。

对需要收容劳动教养的人，由民政、公安部门，所在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或者家长、监护人提出申请，由省（区、市）和大中城市人民政府下设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审查批准。被决定的劳动教养期限大多数为一年，少数为一年半左右，极少数为三年。被决定劳动教养的人对决定不服的，可以提出申诉，请求复议，也可以依据《行政诉讼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提起诉讼的被劳动教养人可以请律师辩护。各级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在审查和决定劳动教养时，严格遵循法定程序，接受人民检察院的监督。

被决定劳动教养的人，由司法行政部门的劳动教养管理所收容并进行教育改造。劳动教养管理所凭《劳动教养决定书》和《劳动教养通知书》等法律文书接收劳动教养人员。对没有这些法律文书或者文书所载内容与实际不符的，以及劳动教养法规规定不应收容的精神病人、呆傻人、盲、聋、哑人等严重残疾、病患者，怀孕或者哺乳自己婴儿未满一年的妇女等，不予收容。

劳动教养管理所依法保障劳教人员的合法权益，劳教人员可以依法行使选举权，宗教信仰自由，人格尊严不受侮辱，人身不受体罚和虐待，个人合法财产不受侵犯；家属可以经常来所探视，劳教所可以提供住处允许劳教人员夫妇同居；家里有特殊情况和有悔改表现的劳教人员，经批准可以回家探视或休假；劳教人员对劳动教养管理所的工作有提出批评、建议的权利，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提出申诉、控告和检举的权利等。

中国的劳动教养工作，实行“灌输、感化、挽救”的方针，立足于教育，着眼于挽救。要求劳教工作干警对劳教人员做到“三像”，即像老师对待学生、父母对待子女、医生对待病人那样，耐心地帮助劳教人员改恶从善。劳动教养管理所也是教育人、挽救人的特殊学校（绝大多数已办成了劳动教养学校）。

劳动教养管理所按比例配备专（兼）职教师，对劳教人员开展法律常识、道德、时事和文化知识等教育，提高他们的重视自己的言论观念和文化素质，灌输时间平均每天不少于3小时。

为有利于劳教人员解除劳动教养后就业，劳动教养管理所还对劳教人员进行职业技术教育，不少劳动教养管理所办有电脑、裁剪、缝纫、电器维修、木工、烹调、理发、汽车驾驶和维修等职业技术培训班。劳教人员学习文化和职业技术经考试合格的，发给社会承认的文化或技术等级证书。

劳教人员的劳动时间和强度低于社会平均水平，在安排劳动时照顾劳教人员的性别、年龄、体力、技术水平等情况，建立安全生产制度，坚持文明生产，严防发生工伤事故，按照国营同类企业标准发给劳动保护用品和保健食物，生产所得的收益除发给劳教人员一定报酬外，主要用于改善劳教人员的生活和学习条件。

劳动教养管理所依照法律和法规的规定，对劳教人员施以文明、科学、比较封闭的管理。要求绿化劳教人员，完善教育、生产、生活设施，使他们在和谐、优美的环境下陶冶情操，矫正思维。

劳动教养管理所对表现好并有帮教条件的劳教人员，可以安排到社会上“试工、试农、试学”；对表现较好，符合所外执行条件和身患疾病、符合所外就医条件的，可以决定所外执行和所外就医，这两类人员约占劳教人员总数的10%左右。对在劳动教养期间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以给予减少劳教期或提前解除劳教的奖励，受奖励人数在60%以上。

劳动教养制度是在1950年代中共中央发动的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中从朝鲜和前苏联引进，但形成世界上中国和朝鲜独有的制度。逐步建立起来的。195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其中称：

“

六、对这次运动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除判处死刑的和因为罪状较轻、坦白彻底或立功而应继续留用的以外，分两种办法处理。一种办法，是判刑后劳动改造。另一种办法，是不能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于继续留用，放到社会上去又会增加失业的，进行劳动教养，就是虽不判刑，虽不完全失去自由，但亦应集中起来，替国家做工，由国家给与一定的工资。

各省市即自行筹备，分别建立这种劳动教养的场所。全国性的劳动教养的场所，由内务部、公安部立即筹备设立。务须改变过去一个时期\'清而不理\'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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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56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各省市立即筹办劳动教养机构的指示》，强调“把肃反中被审查的，不够判刑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而政治上又不适合留用，把这些人集中起来，送到一定地方，让他们替国家做工，自食其力。并对他们进行政治思想的洗脑工作”。随后中共中央又在《转批中央十人小组关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解释及处理意见的政策界限的暂行规定》文件中规定：“某些直系亲属在土改、镇反和社会主义改造中，被杀、被关、被斗者的家属…… 可送劳动教养。”

一般认为，从法律上讲，劳动教养制度始于1957年。1957年8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了经过1957年8月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十八次会议批准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该决定的初衷是为了管理“游手好闲、违反法纪、不务正业的有劳动力的人”。该决定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00条的规定，为了把游手好闲、违反法纪、不务正业的有劳动力的人，改造成为为政府说话和效力的新人；为了进一步维护政权，有利于政权建设，对劳动教养问题，作如下决定：……

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00条的内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共和国。\'”

在随后一年左右，全国立即建起一百多处劳教场所，开始形成县办劳教、社办劳教、乃至生产队也办劳教。全国劳教人员很快就被收容到近百万。1961年，即大跃进运动末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承认：“扩大了收容范围和收容对象，错收了一批不够劳动教养的人。在管理上和劳改犯等同了起来，生活管理和劳动生产上搞了一些超体力劳动，造成了劳教人员非正常死亡的严重现象。”

直至1979年，中国被劳动教养的人员没有明确的期限，很多人最长劳教长达20多年。1979年11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明确劳动教养制度可限制和剥夺公民人身自由长达1－3年，必要时可延长一年。但以后在实践中，常出现重复劳教问题。

1982年1月21日颁布《劳动教养试行办法》，针对的对象包括“家居农村而流窜到城市、铁路沿线和大型厂矿作案，符合劳动教养条件” 的人。同时其它行政法规、司法解释甚至一些省市区、大中城市的政府和行政部门通过的地方法规或部门规章，都加剧劳动教养对象扩大化的趋势。实践中主要是针对发传单、卖淫嫖娼、言论自由、游行等。历史沿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从1951年到1953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运动，逮捕、拘留了几百万犯罪嫌疑人，其中大多数犯罪嫌疑人被判了刑，相当数量的人被判了死刑。但是仍有不少罪行轻微不够判刑，或由于时间短一时查不清问题的人，继续关押在看守所、拘留所。

紧接着，1955年至1956年，在全国党、政、军、群、企事业单位开展了内部肃反运动，又有几十万人走进了拘留所、看守所，其中多数人只是由于历史问题而被关起来的，很难判刑。怎么处置这些关在看守所、拘留所里的人，成了一个大问题。

于是1955年8月中共中央批准下发了《关于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这个内部肃反文件时，预料到对人的处理问题，所以“指示”明确规定：“对这次运动中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除判处死刑和罪状较轻、坦白彻底或因立功而继续留用以外，分两种办法处理。

一种办法，是判刑后劳动改造。另一种办法，是不够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用于继续留用，放到社会上又增加失业的，则进行劳动教养，就是虽不判刑，虽不完全失去自由，但亦应集中起来，替国家做工，由国家发给一定的工资。”这是我们国家出台的第一份有关劳动教养的红头文件，从此，“劳动教养”这个名词也就诞生了。接着，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各省、市立即筹办劳动教养机构的指示》，于是，劳动教养在全国办起来了。

劳动教养的对象是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中共中央领导肃反工作的10人小组在1956年3月10日发出《关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知道真相分子解释及处理的政策界限的暂行规定》，把特务、右派、自由运动、反动会道门头子和敌伪军、政、警、宪人员中的一些人定为反革命，这似乎比较好理解；对坏分子的解释就不那么好理解了。对坏分子的解释是：“政治骗子，叛变投敌分子，反政府分子，品质极端恶劣的蜕化变质分子。”这几种人很难界定。

7 劳动教养就是首选的办法。可是劳动教养是党内红头文件，还必须使之合法化。于是，1957年8月1日，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78次会议批准，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第一次以行政法规的形式，确立了劳动教养制度。

《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规定的劳教对象，同中共中央《关于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中只对不够判刑的反革命分子和其坏分子进行劳动教养相比，劳动教养对象的适用范围一下子扩大了，扩大得无边无际。

《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规定：

1、对下列几种人应当加以收容实行劳动教养：

（一）罪行轻微、不够刑事处分的反革命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二）结伙杀人、抢劫、强奸、放火等犯罪团伙中，不够刑事处分的；

（三）有流氓、卖淫、盗窃、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屡教不改，不够刑事处分的；

（四）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煽动闹事等扰乱社会治安。不够刑事处分的；

（五）有工作岗位，长期拒绝劳动，破坏劳动纪律，而又不断无理取闹，扰乱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教学科研秩序和生活秩序，妨碍公务，不听劝告和制止的；

（六）教唆他人违法犯罪，不够刑事处分的。

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是在反右派运动高潮中出台的，这下子派上了用场，大批右派分子被送往劳改、劳教场所，进行劳动改造。理由大概就是\"决定\"中所说的他们是“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全国55万右派分子中，大约有48万人多人送劳动教养，4万多人被判刑。留单位的是极少数。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这本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全国55万余被化为右派分子的人，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

相当多数被送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有些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以安徽省为例，一共有31479人被打成右派分子，除187人外，其余都送到劳改、劳教场所改造。当时专门的劳教场所很少，绝大多数人是被送往劳改农场、工厂，和已经判刑的犯人关在一起，被管教干部统称为“三类人员”（劳改犯、劳教分子、刑满就业人员）。

劳教人员没有触犯刑事法律，受到的是行政处罚，可是在实际对待上，同判了刑的罪犯，没有任何区别。

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被逮捕、拘留的人大量增加，看守所、拘留所、监狱，人满为患，于是在大西北地区广建劳改、劳教场所，北京、上海、内地一些省将大批劳改、劳教人员送往西北各省。以青海省为例，三年内先后有20多万犯人和2万5千名劳教人员从全国各地送来，被安置在58个劳改场（厂）。塘格木劳改农场，先后送来600名劳教分子，其中455人是因右派问题被劳教的。把他们和已决犯人混合编组，同吃、同住、同劳动。

1959年，中央下达给劳教人员解除劳教比例为3%，而青海省只给45个人解除劳教，占劳教人员总数0.2%：1960年中央规定劳教人员解除劳教比例为5%，而青海只解除805名，占2.37%。而被解除劳教的人，在中央提出的所谓“多留少放”政策指导下，能够回家、回原单位的人极少。所以有人说解除劳教留场（厂）就业，是第二次劳教。

青海省地处高寒地区，严重缺氧，加上饥饿，还要进行重体力劳动，大批劳教人员被饿死、冻死、虐待致死。三年中死亡劳教人员4千多人，其中3千多人是右派分子，他们没有能活到平反昭雪那一天。

在青海的2万多名劳教人员中，有5千多人是女劳教人员；在死亡的4千多人中，有1千多女劳教人员。没有死的女劳教人员所受到的屈辱、苦难，常人是难以想象的。一些幸存者不愿意去回忆那一段非人的生活。因为那太恐怖、太没有人道，回忆起来无异于在未愈合的伤口上撒盐。

一般认为劳教制度始于1957年，8月3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初衷是为了管理“游手好闲、违反法纪、不务正业的有劳动力的人”，这个决定在后来被认为其法律依据是有问题的。

公安部承认：“扩大了收容范围和收容对象，错收了一批不够劳动教养的人.在管理上和劳改犯等同了起来.生活管理和劳动生产上搞了一些超体力劳动，造成了劳教人员非正常死亡的严重现象。”

[2]

8 1986年，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通过了《治安管理处罚条例》；1990年12月，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禁毒的决定》；1991年9月，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又通过了《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等。以上法律使更多的人员相继被纳入劳动教养的对象范畴。实践中主要是针对发传单、言论自由、吸毒、游行等。

2003年6月21日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发出《对劳动教养的有关规定进行违宪违法审查的建议书》、2003年11月9日胡星斗教授提出《就废除劳动教养制度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的建议书》均引起国内外强烈的反响、媒体广泛的报道，被认为是新时期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第一声。

2004年1月下旬，广东省政协委员联署由朱征夫发起要求废除劳教的提案，要求广东先行一步废除劳教制度，得到了深圳市社会科学院院长乐正教授、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邱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王卫红、广东经济管理学院法律系教授蓝燕霞、中新社广东分社社长陈佳、《羊城晚报》总编辑潘伟文等六位政协委员的附议。

鉴于劳动教养制度本身的法理缺陷和广受非议，中国官方把《言论矫治法》列入2005年的立法规划，用以取代劳教制度。其间受到公安部门的抵制。

2007年底，包括经济学家茅于轼，维权律师李方平，学者胡星斗等69位中国学者和法律界人士联署发表了公开信，呼吁取消劳动教养制度。

2008年3月，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委员马克宁正式提交建议，呼吁废除劳动教养制度。马认为，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行政法规违反《宪法》、《立法法》的规定，也违反了《行政处罚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应当废除。

劳动教养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其法理缺陷，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冲击，在大多数案件中，法院会因为敏感性拒绝立案，但也有法院受理这类案件，并在不触及法理和法律层面概念下，也会有“迂回公平”的判决。法律法规编辑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2005年8月28日颁布）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1987年1月1日颁布）第三十条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57年8月3日颁布）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1979年11月29日颁布）

国务院关于将强制劳动和收容审查两项措施统一于劳动教养的通知（1980年2月29日颁布）劳动教养试行办法（1982年1月21日颁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1990年12月28日颁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1991年9月4日颁布）劳动教养戒毒工作规定（2003年5月20日颁布）

关于进一步做好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促进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的意见（2004年2月6日颁布）关于在服刑人员中开展普法教育年活动的实施方案（2004年3月13日颁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有关劳动教养法律规定的决定（2013年12月28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决定：

一、废止1957年8月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十八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的决议》及《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

二、废止1979年11月29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的决议》及《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

三、在劳动教养制度废止前，依法作出的劳动教养决定有效；劳动教养制度废止后，对正在被依法执行劳动教养的人员，解除劳动教养，剩余期限不再执行。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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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各级机构编辑劳教委员会

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是根据1979年《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及1982年《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中城市人民政府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的领导和管理劳动教养工作的机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称，

一、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中城市人民政府成立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由民政、公安、劳动部门的负责人组成，领导和管理劳动教养的工作。

二、劳动教养收容大中城市需要劳动教养的人。对于需要实行劳动教养的人，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中城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审查批准。

在实践中，所谓“大中城市”被扩大为地级行政区。几乎所有地级行政区人民政府皆设立了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中城市人民政府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如下（大中城市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暂不列于此）：司法行政系统

在司法行政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内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劳动教养工作管理局。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司法厅、局均设立了下属的劳动教养工作管理局。地区、地级市、自治州等的司法局一般由内设的劳动教养工作管理处（室、

劳动教养工作管理局是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普遍设立的管理劳动教养工作的政府机构，也是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办事机构，一般为司法厅（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司法局）的下属局，级别一般为副地厅级。

个别省会城市如广东省省会广州市、湖北省省会武汉市等也设立了劳动教养工作管理局，为市司法局的下属局。

随着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的实施，原属司法行政机关管理的劳动教养戒毒及原属公安机关管理的强制戒毒均被废除，代之以强制隔离戒毒。此后各地劳动教养工作管理局纷纷加挂戒毒管理局的牌子。

现有的劳动教养工作管理局有：

劳动教养管理所是劳动教养工作的基层管理机构，隶属于各级劳动教养工作管理局，负责劳动教养人员的日常监管。其名单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列表。

在公安系统，根据2002年《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和地区、地级市、自治州、盟公安局（处）设立了劳动教养审批委员会，为同级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审批机构。《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第二条称：第二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和地、地级市、州、盟公安局（处）设立劳动教养审批委员会，作为同级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审批机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本规定审批劳动教养案件，并以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名义作出是否劳动教养的决定。劳动教养审批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由本级公安机关法制部门承担。劳教待遇编辑

劳教人员在劳动教养期间享有必要的生活待遇。劳教人员的生活费、医疗费由国家供给。生活标准相当于当地居民的平均生活水平。

为保证劳动教养管理所严格执法和做好对劳教人员的灌输洗脑工作，国家对劳教工作干警有严格的要求和纪律、法律约束。劳教工作干警必须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一定的专业知识，从事劳教工作前要接受岗位培训，掌握劳教工作法规和有关业务知识，工作期间还要定期进行业务培训，以适应工作需要。

对侵犯劳教人员合法权益及有其它违法违纪行为的干警，依法进行严肃处理，对此，《刑法》、《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以及《劳改劳教工作干警行为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章中均有相应的规定。根据劳动教养的法律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劳动教养场所设驻所检察组，对劳动教养管理所的执法活动进行监督。

10 为有利于劳教人员的罪错矫治和解教后的安置就业，劳教所还积极与劳教人员的家属、原工作单位和原居住地的政府及有关单位建立联系，采取“请进来”、“走出去”以及签订“联合帮教协议”等方法，对劳教人员共同进行帮助教育，促进他们改正错误，解决他们家庭生活中的困难，帮助他们解决解教后的就业安置问题；劳动教养管理所还邀请社会上的党政领导、知名人士以及一些改正恶习、做出成绩的“回头浪子”来所里作报告进行规劝或“现身说法”，使劳教人员体会到党和政府及社会公众对他们的期望和要求，增强改正错误的信心。对解除劳动教养的人，回原居住地落户，就业、升学等不受歧视。

中国共有300个劳动教养管理所，收容26万名劳教人员，其中除犯有盗窃、诈骗、赌博、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等扰乱社会治安秩序行为的人外，主要是有重复卖淫、嫖娼和重复吸毒等违法行为的人。全国劳教系统正在进行创建现代化文明劳教所的跨世纪工程建设，计划在21世纪初将全国绝大部分劳教所建设成集校园式、花园式、军营式于一体的弃旧图新、培养人才的基地。

劳动教养：对于多次发传单、说对政府有不良影响的事件、上访屡教不改的相对人采取的限制人身自由、强制其劳动、接受政治教育的强制措施。

期限：1-3年，可以延长1年。由劳动教养委员会决定。对象有17类。

1957年8月，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并颁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成为中国劳教的主要依据。

1982年，国务院颁布《劳动教养试行办法》，更多人员被纳入劳教范畴。

2013年11月15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第九节第34条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标志着劳教制度在中国成为历史。

2013年12月28日闭幕的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废止有关劳动教养法律规定的决定，这意味着已实施50多年的劳教制度被依法废止。决定规定，劳教废止前依法作出的劳教决定有效;劳教废止后，对正在被依法执行劳动教养的人员，解除劳动教养，剩余期限不再执。

2013年底，北京市所有劳教所均已摘牌，所有劳教人员也均已被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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