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势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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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势的逻辑－－从社会剥夺的视角看失地农民问题成因
时间:2006-07-19 00:00来源:光明网 作者:佚名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业用地转化为非农用地，大批农民失去其赖以生存的土地，成为失地农民。城市化是社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维度，从理论上说，作为一种社会进步其伴随的社会代价应当由享有城市化成果的全体社会成员来承担。农民在城市化过程中失去了生存之本的土地，为此做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理应得到合理的补偿，享受和城市居民同等待遇，从而实现由农民到市民的顺利转型。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大多数失地农民面临经济补偿不合理，生活水平下降、就业困难、社会保障缺乏等问题，甚至成为“种田无地、上班无岗、社保无份”的“三无”弱势群体。为什么理应得到合理补偿、和城市居民同样享受城市化成果的失地农民却成为新的弱势群体呢？笔者认为应该从社会剥夺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
一、土地征用过程中遭遇双重社会剥夺
剥夺（deprivation）是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概念。社会剥夺（social deprivation）一词最早由英国的汤森（Townsend）用于研究贫困的定义和变量（石彤，2004）。我国社会学学者李强先生指出，社会剥夺有绝对剥夺、相对剥夺之分。绝对剥夺（absolute deprivation）是指由于缺少食品、水、住所等，一些人群的最基本生活要求得不到满足的状况；相对剥夺（relative deprivation）是指与其他地位较高、生活条件较好的群体相比时，个人或群体所产生的一种需要得不到满足的心理（李强，2004）。失地农民所遭遇到的是绝对剥夺还是相对剥夺呢？在土地征用的过程中，由于相关制度的不合理或缺位，致使失地农民的经济利益受损，这主要是一种绝对剥夺。而在市民化过程中，则由社会排斥所产生的相对剥夺感要强烈的多（相对剥夺将在后文论述）。具体而言，这种绝对剥夺有两种形式：
1.剥夺之一：制度合理型剥夺
所谓制度合理型剥夺，即合乎制度法规的剥夺（李强，2004）。从制度层面来看，失地农民有些利益受损具有制度合理性，是一种制度合理型剥夺。可以从两方面来看这个问题：一是现行的土地制度。我国《宪法》和《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土地归乡、村、组三级经济组织所有。乡、村两级组织凭借对土地的合法所有权在土地征用过程中不同程度的截留征地补偿款项；而农民，视土地为生存、保障之本的直接利益相关者，相关的法律却只赋予他们使用权，因而无法参与土地征用的决策过程。被征用土地归乡村两级组织所有，能跟土地开发商谈判、做出决策的只有他们。这样，现行的土地制度以合法的形式剥夺了农民对土地征用的
参与权、决策权，话语权丧失的结果是经济利益的受损。二是体现在征地补偿制度上。我国现行的土地征用补偿标准是按产值的倍数的方法测算，法定高限是16倍，最高不能超过30倍。而实际上，以当前的经济水准，即使按照较高限额标准补偿，这笔补偿款也难以达到保证失地农民生活水平不下降的要求。但这又是制度的规定，是“合法”、“合理”的，农民在制度面前无话可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锡文曾指出：到了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农民虽然得到了土地承包权，但却因土地被低价征用受到了更大剥夺，因此使农民最少蒙受了2万亿元的损失（葛金田，2004）。由此可见，不合理制度以合理的形式剥夺了失地农民的利益。
2.剥夺之二：制度缺位型剥夺
制度缺位型剥夺是指由缺乏相关的制度而使利益主体合理利益遭受剥夺。不合理的制度的存在有可能造成相关主体的利益受损，同样，相关制度的缺位也会使征地过程中失地农民的利益失去保护，受到损害。在我国当前情况下，土地流转制度和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是制度缺位型剥夺的两种体现。土地流转制度是农村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土地征用是一种政府行为，同时也是一种土地流转。土地流转则必须是依法、自愿、有偿。而在土地征用过程中，由于缺乏明晰合理的土地流转制度，大多数情况下土地被征并非出于农民自愿，即使在形式上可能印有农民们鲜红的手印，但大多是在乡镇政府威逼利诱下就范的。另一方面，我国现阶段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是以土地作为农民的社会保障。土地被征用后，农民失去其生活保障的土地，所得到的安置补偿款仅能维持几年的生活。当安置补偿款用完后，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医疗、养老都失去了保障，也没有失业保险，更没有被纳入城市三条保障线的救助范围。因此，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缺位，失地农民日后的生存和发展都面临严重的威胁。
二、市民化过程中遭遇的社会排斥
由于长期实行的城乡隔离政策和二元社会结构的存在，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后，被动市民化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必然受到了来自城市社会系统多方面的排斥。社会排斥起源于社会剥夺。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的概念最初是在研究贫困问题的过程中出现的。社会排斥的概念多种多样，有代表性的是指由于经济、政治及社会的原因，某些社会群体被排挤、被边缘化为弱势群体的机制、过程和状态（石彤，2004）。笔者认为失地农民在市民化的过程中遭遇到社会和个人两个层面的社会排斥。
1.社会层面的社会排斥
从社会层面看，经济因素、文化因素都影响着相关主体能否顺利发展以及发展的程度、速度的状况。在市民化的过程中，经济因素、文化因素对失地农民都有重要影响。
1）、经济因素。失地农民在市民化过程中首先遭遇到的就是经济排斥。首先体现在就业选择上。一方面由于失地农民自身文化素质相对较低，其熟谙的农业生产的劳动技能在城市中无法找到用武之地。另一方面，由于城乡隔离和二元社会结构的长期作用，城市职业系统在惯性的作用下排斥失地农民进入。即使部分失地农民有相关城市就业的技能，城市居民也在心理上歧视、在行动上设置障碍，本能地排斥失地农民进入城市居民就业领域。因此，失地农民只能在那些低声望、低技术劳动、低社会参与的职业领域中就业，收入低、社会声望低。与进城农民工不同的是，进城农民工虽然大部分也是从事低声望、低技术劳动、低收入的职业，但他们的参照群体主要不是城市居民而是家乡的那些种田务农的农民，相比之下，他们比农民的收入、地位都还要高，因此进城农民工的相对剥夺感并不是十分强烈。而失地农民的参照群体是城市居民，而且失地农民已经在户籍上取得了城市居民的资格，城市已经成为他们安身立命之所。因此从事这种低收入、低社会声望的职业会导致他们产生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其次体现在消费领域上。由于失地农民长期的乡村生活经历，其消费习惯、消费方式迥异于城市居民。在城市灯红酒绿的各种休闲娱乐方式面前，失地农民无所适从，被自然地排斥在外。
2）、文化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说，决定城市化进程的是支配人们行为的城市精神文化和城市价值观念。由于长期的城乡隔离政策和国家对城市倾斜的政策，我国农村和城市形成各自不同的文化系统。这两个文化系统长期以来各自运行，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失地农民市民化的过程就是实现从农村文化系统撤离，进入城市文化系统的过程。失地农民在跨进城市文化系统时，遭遇到了城市文化的排斥：首先是城市居民的文化歧视和抵制。在城市居民的眼中，农民的形象总是文化素质低，没有修养，不注意自身形象，穿着土气，有着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等不良行为习惯，与城市现代文明格格不入。这种歧视的眼光之下，作为文化融合机制的社会互动难以正常实现。失地农民难以融入城市现代文明中，他们或拒绝接受而偏安一隅，或我行我素，时常与城市文明发生冲突。文化上的歧视和排斥在此意义凸显。其次是城市社会价值观念对失地农民的排斥。城市居民拥有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一套价值观念体系，如权利意识、民主意识、契约意识、理性经济的精神等。而失地农民曾经在农村社会成长、生活，农村社会是自然经济的产物，整体上仍然因袭着自我封闭、轻视竞争、安贫乐道、追求均平、重义轻利等传统价值观念。当失地农民进入城市社会并在这里生活下来时，城市社会的价值观念作为一种强大的主流价值观念系统强烈地排斥他们的进入。
2.个人层面的社会排斥
失地农民受到的社会排斥还与个人有关。从其自身来看，市民化的过程面临个人再社会化、个人自我认同、角色转换三个任务。失地农民从乡村社会系统进入城市社会系统，被迫地放弃原有的乡村生活方式而去适应另一种对他来说全新的城市生活方式，这是一个再社会化的过程。失地农民被迫市民化，对城市生活缺乏应有的思想上和精神上的准备。在他们的观念中，自己仍然是个农民，对陌生的城市生活心存恐惧；其在经济层面的相对贫困和在文化层面上所受到的文化歧视使他们感到自卑，低人一等，无法以平等的心态融入城市生活，在再社会化过程中自我认同失败。在这种情况下，失地农民面临两难困境：土地被征用了，没有土地已经不再是农民；无法融入城市生活，又不是真正的市民。角色转换过程中出现了角色中断。他们一时无法将原有生活的散漫和无序转换为城市生活的有节奏、有条理；无法将生产的季节观念转换为严格的工作时间关系；无法将原有直接面对面的主要交流方式转换为以间接通讯传媒为主的沟通方式，等等（张春龙、聂玉梅，2001）。再社会化过程中个人自我认同的失败，角色转型过程中角色中断，失地农民被排斥在城市社会之外。
三、结语
失地农民在土地征用过程中遭遇双重社会剥夺之后，在市民化过程中又受到社会排斥，致使他们成为一个新的弱势群体，这就是弱势的逻辑。以上笔者用社会剥夺相关理论对失地农民问题的成因作了尝试性分析。实际上学术界对失地农民问题成因的分析已经为数不少，但多从经济学、政治学以及资源环境等学科视角进行。本文的目的
在于通过从这一视角对失地农民问题成因进行分析，进而期求能为解决失地农民问题提供一个新的社会政策视角——反社会剥夺、反社会排斥的视角。
参考文献：
1.石彤.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排挤——以国企下岗失业女工为视角[M].北京大学出版社[京].2004年版.
2.李强.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京].2004年版.
3.葛金田.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失地农民问题[J].山东社会科学[鲁].2004（8）47-50.
4.张春龙，聂玉梅.“农民”向“市民”的转化——城市化进程中农村人口的再社会化[J].城乡建设[京].2001（8）.16-17.
5.史娟.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问题研究述评[J].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鲁].2004（6）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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