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羽崇拜的成因

2020-03-01 23:24:57 来源：范文大全收藏下载本文

关羽崇拜的成因

崔序芝(沙市大学中文副教授) 谢章平(沙市大学党委书记)

内容摘要：本文以新的视点，从历史根基、文学前提、民族共性、社会基础等方面论述了关公文化现象的形成原因，提出关公文化兴起并形成三浪的见解，揭示出关公文化现象出现的必然性，指出正确对待关公文化的重要性。

关键词：关公文化现象、成因、历史根基、文学前提、民族特征、社会基础、关公文化三浪。

前言

关公生前只是刘备手下一员战将，然而在死后一千多年时间里却日趋走红，被历朝历代统治者不断推崇，赐爵加号，到清朝光绪为止，所赐爵号竟达26字之多。爵号之多之高之尊，居然超过“大行皇帝”孔子，溢美之词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上自朝廷，下至民间都尊崇其为“关帝圣君”。清代关羽庙无处莫有，香火之盛前所未有。关羽不仅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英雄，甚而被奉为消灾除病的神灵。在官方大力推崇和民众尊崇礼拜下，关羽从生前的战场步入了民众的家庭；从生前的虎威将军逐渐加封为“协天大帝”、“三界伏魔大帝”、“关帝圣君”；从人被崇拜为神；关羽形象从古时的荆楚大地生发升起，到享誉天下，并伴随华人的足迹走向东南亚，乃至世界各地。由传播关羽、尊崇关羽、仿效关羽、礼拜关羽而形成的一系列文化现象成为中华文化长河中一条奔腾激越的溪流，成为中华文化史上一道独具魅力的风景线。如此种种由关羽形象而生发、表现的文化形态，本文称之为关羽文化现象。

面对这一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特有现象，人们不禁要问：它何以生成?何以发展?何以鼎盛?总之，其成因是什么?这些就是本文立意探讨的问题。

关公文化兴起的历史根基

任何文化现象的出现都有着历史的、现实的，官方的、民间的，民族的、个体的，物质的、精神的等多种原因。关公文化现象也不例外。客观地说，关公文化现象的出现，首先，得益于历史赐予。倘无汉末纷争至魏晋统一这段特殊历史的客观存在，岂有三国故事及关公文化?正是由于三国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存在，才为史学家陈寿著作《三国志》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其次，得益于陈寿这位历史的书记官记录下这段珍贵历史，撰写了著名史书《三国志》，从而为后世民间文学和纯文学家提供了艺术创造的原始素材，又以极简约的文笔给创作者留下了充分发挥想象的艺术空间。从而使以三国历史及关羽生平为素材的民间传说、平话艺术、杂剧表演、小说创作等既有史据可依，又不拘泥于史据。倘史书写得太详反易局限后世各种艺术创作者的思维空间，束缚其想象的自由度。《三国志·关羽传》及其他人物传记中涉及关羽的文字计约九百余字，而后世无论是民间文学的平话、杂剧，还是小说《三国演义》，哪怕是关羽的一个故事、一个情节也不止如此少的文字篇幅。关羽文化现象的出现首先得益于历史的赐予与史书的奉献。

关羽形象达到熠熠生辉、光彩夺目的完美程度大体经历了原始素材的自然流传，民间文学的理想化处理和纯文学《三国演义》的完善化创造三个阶段。与关羽形象理想化、完善化过程相伴随而出现的关羽文化现象也大体经过了三次浪潮。

口头文学的传播：口耳相传的原始故事丰富了民间艺术的创作素材，也为关羽文化现象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如同古今中外许多大规模战争结束后一样，除了引起史学家的关注，产生一些史书外，便会以口耳相传的形式，自然而然地产生许多传说和故事。如欧洲古希腊特洛亚战争结束后就在民间流传有许多关于特洛亚战争双方英雄人物的传奇故事。后来民间艺人就根据这些民间传说整理创作了著名长篇英雄史诗《伊利亚特》、《奥得修纪》。而中国这场长达百年、规模空前的纷争混战结束后，也无例外地在民间流传着许多包括关羽在内的三国故事。据有关资料记载，早在晋代和南北朝时期，三国故事已在民间广泛流传。南朝宋人裴松之为陈寿史书《三国志》作注就采用了许多传闻轶事。隋唐时期依然流传不衰，至晚唐三国故事已在民间讲唱，连儿童都很感兴趣。此由李商隐的《骄儿诗》(850年)可作印证。诗曰：“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刘知几说三国故事“得之于行路，传之于众口”。①宋代说话艺术中已有了“说三分”的专门科目和专业艺人，②被毛宗岗父子评为“三绝”之一的“义绝”关羽自然就在三国故事广泛流传中而声名远扬了。这些民间口耳相传的故事为后来民间文学的理想化加工提供了比史籍远为丰富的素材，同时也为关羽文化现象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关公文化兴起的文学基础

(一)民间文学的理想化

那些在民间广为流传的三国故事，经过一个时期传播，已经不能满足民众求新好奇、喜新厌旧的欣赏需求。于是，那些生活于下层的民间艺人便根据民众的观赏需求，对那些几乎处于自然形态的口头传说进行加工，作理想化处理。这些民间艺人由于既受到传统儒家文化的薰染又了解民众欣赏味口，于是便按照自己的审美理想加工创作出了一批既合于儒家传统文化精神，又为民众所喜闻乐见的包括关羽在内的三国故事。尤其是到宋元时期，产生出一大批单独以关羽为主人公的民间文学作品。如：元刊本的《新全相三国志平话》中就有许多以关公为表现对象的故事。例《桃园结义》、《关公刺颜良》、《关云长千里独行》、《关公单刀会》、《刮骨疗毒》、《水淹于禁军》等十多个故事都表现了关羽忠义、勇武、智慧、坚毅等精神品质。此外，元杂剧表现关羽精神的就有十余种。现存《单刀会》、《千里独行》等。宋元民间文学平话、杂剧等对关羽形象的理想化处理，着重突出了关羽忠义、勇武精神。

宋元民间文学对关羽形象的理想化加工、处理主要手法是或增其所无，或张冠李戴、或生发夸大等等，意在强化突出关羽的忠义、勇武精神，使其形象更加鲜明生动、高大伟岸。从而征服观众的欣赏心理，激发观赏兴趣，进而产生观赏、倾慕、崇拜等欣赏效果和学习、仿效、颂扬等社会效果。经过民间文学对历史上关羽形象的理想化加工处理使关羽形象已具备了忠义、勇武、智慧、坚毅等基本性格特征；使关羽形象更丰满、情节更精彩、表述更生动、效果上更使民众喜闻乐见。宋元民间文学，尤其是元代平话、杂据等对关羽的理想化加工及其广泛传播既为关公文化现象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又为纯文学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的诞生奠定了文学基础。由于这时期的平话、杂剧等文学形式毕竟比较粗糙、简陋。评书仅是当时说书人讲故事用的提纲，而杂剧也仅是供演出临时发挥的底本。艺术上远不及后来小说、剧本精致。为了满足观众不断提高的审美需求，必须创造出新的更精致更完美的艺术形式。因此，纯文学作品小说《三国演义》的诞生是文学发展的必然产物。

(二)《三国演义》的完善化

元末明初，罗贯中为了满足观众日益提高的审美需求，在广泛吸收民间文学所提供素材的基础上，以史料为依据，以儒家传统思想文化道德观念为内核，以自己的审美理想和思维定式为导向而精心创作了著名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从而对关羽形象进行了完善化创造。使关羽形象由平面而立体，由单面而多面，由粗糙而精致，由随意而定型。总之，使关羽由生活形象而为艺术形象，而为艺术典型，更具有审美品位和艺术魅力。

罗贯中小说《三国演义》创作大约始于元末。现存最早版本为明嘉靖元年(1522年)刊印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简称《三国演义》)。《三国演义》一经诞生就被人们争相传阅，以先睹为快。“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③。清康熙年间(1662年)，毛伦、毛宗岗父子便是这种“士君子之好事者”。他们不仅是罗氏《三国演义》的热心读者，而且是《三国演义》完善本的修订者和批评者。由毛氏父子修订、批评的《三国演义》被史家称为毛本《三国演义》，也是清代以来最流行的本子。毛本《三国演义》的修饰、批评强化了关羽的忠义精神，使关羽形象内含更丰富、性格更鲜明、更具艺术感染力。《三国演义》以杰出艺术手法创造了一个既受官方推崇，又受民众崇拜的英雄型关羽形象；一个集忠义、勇武、智慧、坚毅等为一身的伟丈夫关羽形象；一个以义、勇为内核而兼具其它多种美德的人生楷模。他以忠义事君待友，以勇武安邦济世，以智慧谋事立业，以坚毅修身养性。在关羽身上集中了儒家传统文化所颂扬的多种美德。从此关羽便以一个极具欣赏品位的艺术典型而发挥着他的审美功能和社会功能。

《三国演义》在民间文学对历史上关羽作增添删减、移植嫁接、集中突出等理想化处理的基础上，又按照自己的审美理想和情趣对关羽形象进行完善化加工创造。若将《三国演义》与元代《三国志平话》相比，就会发现作者对符合自己审美构思的材料一律采用。如对突出表现忠义精神的“桃园结义”，表现勇武气概的关羽斩车胄、刺颜良、斩蔡阳、杀庞德，表现智勇双全的“关公单刀会”、“水淹于禁军”及表现关公坚毅刚强品德的“刮骨疗毒”等故事情节均被采用。对有损于关公完美人格的则舍弃。如关公随刘备、张飞上太行山落草的情节则弃之不用。对原情节不足以尽兴表现关羽精神的则增添强化。平话一般情节单纯，文字简约，缺少文彩和艺术感染力，小说作者就补其不足。如关公“降曹归汉”的故事，平话极简单，而史书文字则有损于关公形象。《三国演义》的作者则加以改造：构思一封关羽给刘备的信，不仅将关羽降曹的过失洗涮得一干二净，且合情合理。使之不仅对关羽忠义形象无损，反有增强。又设计出张辽劝说关羽不必死节之言。指出关公若在彼时战死不仅无一功反而有“三罪”，而降曹不仅无罪反倒有“三便”：一者可保刘备二夫人，二者不背桃园之盟，三者留得有用之身。张辽不愧为关羽挚友，深知关羽心思。其变通之言果被关羽接纳。关公立即决定暂且栖身，另作良图。这与刘备投袁绍之举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关羽毕竟是个光明磊落的伟丈夫。所以作者又构思出强化关羽忠义精神的“三约”：一约降汉不降曹，二约保证供给二夫人俸禄和安全，三约但知刘备去向，便当辞去。并且表示“三者缺一但不肯降!”情节至此，一个铁骨铮铮、大义凛然的忠义之士的高大形象便巍然屹立在读者眼前。曹操在作者笔下虽作为反面形象奸贼出现，但在爱才用贤方面却是以肯定赞赏的笔调加以描写的。在小说这一场面的描写中既突出强化了关公的忠义精神，又真实表现了曹操善于纳才、也敢于纳才的胆识和气度。对于关公三约，曹操虽有犹豫，但在张辽的点化下，终于答应。此处描写可谓精彩之笔，既合于生活真实又合于艺术的真实。而真实则是艺术的生命。这也是关羽形象长久被民众崇尚礼拜的魅力之源。

为了进一步渲染突出关羽忠义精神，作者又巧加构思，描写了在关羽降曹期间，曹操从张辽之计“更施厚恩以结其心”的情节。为了得到关羽这个忠义之士、盖世英雄，曹操可谓机关用尽。先是以爵位相封，拜将封侯；而后以财禄相赠，上马金下马银；再用美女宝马相赐，诱其乐不思归；甚而特意做锦囊为之护美髯等等。然而关公在诱惑面前却全然不为所动。真可谓富贵不足动其心，名位不能移其志。当读者看到小说中描写的这种情景时，如何不被关羽精神、品质、气节所动所叹?在此场面描写中，作者采用以小见大的手法，突出渲染、烘托人物形象。如当曹操见关羽将旧袍罩在自己所赐新袍之外而穿在身上时，便问其故，关羽答曰：“不敢以丞相新赐而忘兄长之旧赐”。此言令曹操叹赏不已，曰：“真义士也!”又例：当关羽得曹操所赐赤兔宝马，喜而再拜称谢时，操不悦，不解地问曰：“吾累送美女玉帛，公未尝下拜；今吾赠马，何乃喜而再拜?何贱人而贵畜耶?”关公则答曰：“吾知此马日行千里，今幸得之，若知兄长下落，可一日而见面矣。”真可谓“人在曹营心在汉”!操闻之，何不“愕然而悔”④

经过对原材料利用舍弃、添加、渲染、强化等手法处理后，犹嫌不足者，作家就采用虚构手法。如小说中温酒斩华雄，华容道义释曹操，长沙城义释黄汉升等著名情节均属虚构。前一情节表现关羽勇武神威，后两情节则重在表现关羽知恩图报，酬恩义重的义气。华容道义释曹操的情节，史籍本无记载，平话也只有“关羽拦住”、“曹公撞阵”等寥寥数字；而小说作者为强化、突出关羽义气，却虚构了关羽有意放曹的情节，将寥寥数字的情节浓墨重彩地描绘成500余字的重场戏。作者以细致的笔触，先写两军狭路相逢的场面和气氛，后写操与手下众将关于冲关的对话，再写程昱对关羽性格特点的分析及对操的建议，接着写操从程昱之言与关羽对话和请求，最后写关羽不顾军令在押、冒死放操的细节和场面。突出表现了关羽的仁慈和义气，丰富充实了关羽作为“义绝”形象的内含。此外，毛氏本还将史书中记载的关羽平淡而死、平话中闻天神召唤而自动丢刀弃马受死的结局改写为壮烈而死，从而使关羽形象更加丰满完善，威武伟岸，光彩夺目。应该说是毛氏父子最后完成了关羽形象的理想化塑造工程，使关羽形象犹如一座巍峨的丰碑矗立在中国思想文化史和文学史上。

罗氏《三国演义》在明代诞生流行、毛氏本《三国演义》在清代对关羽形象的理想化、完善化塑造，分别为关公文化现象的形成、发展、高潮打下了坚实的文学基础。关公文化现象的出现关键在于关羽形象的成功塑造而获得的审美功能和社会功能。

关公文化兴起的民族心理

作为艺术形象的关羽植根于历史的沃土，生发于史书作者的笔耕，成长于民间文学的栽培，成熟于《三国演义》作者的匠心。这棵长青的艺术之树，倘从三国历史的开端时间公元220年算起到清康熙年间(1662-1723年)毛宗岗父子评订本《三国演义》最后完善定型流传，历经1500年。关羽从历史人物到艺术形象，至今已历经1800年的历史风雨，不仅魅力不减，且依然光彩照人。与众多著名历史人物和艺术形象被遗忘冷落相比，关公则声名远播，流芳千载，而且仿佛愈到近代愈走红愈火爆，乃至被奉为神灵，庙宇广布、香火旺盛。这是为什么?笔者认为关羽文化现象及文化热或浪潮的出现，除本文上述原因外还有更为深刻的内在原因，这就是关羽形象的典型性与民族性。

(一)关公形象的典型性：

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即只有具有高度典型性的艺术形象才具有长久的艺术生命力。典型的艺术形象一定具有真实性。真实则是艺术的生命。因为只有真实，艺术才能取得观众的信任。关羽形象是典型的，也是真实的。首先，关羽形象诞生于那个纷争混战的时代。那是一个需要英雄、呼唤英雄、同时也造就英雄的时代。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意识里，英雄是能顺应民意、扭转乾坤、治理乱世的豪杰好汉。他们具有安邦济世、扶君报国之志和经天纬地、勇武过人之才，有谋事立业之智和百折不挠之坚。而关羽正是作家按照自己的审美理想以儒家传统道德观念为内核而创造的一个具有鲜明性格特征的典型人物。忠义正是儒家道德规范的核心。它具有强烈的民族感召力和凝集力。忠义精神对上要求忠君报国，对下要求扶贫救危，除暴安良。作家将忠义精神倾注在关羽的精神品格中。经过汉末乱世和三国纷争，生灵涂炭，人心思定、民众渴望统一。而忠义则是实现国家统一的精神旗帜和行为规范。其次，关羽形象诞生于儒家思想文化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土壤之中。中国思想文化史正是以孔孟为始祖的儒家思想与其他各家思想相斗争并始终居于主导地位的历史。关羽形象正是诞生于这种特珠的文化氛围和人文环境中。马克思主义文化学说中有句名言：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思想便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生活于某种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文化土壤上的人们必然受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思想的影响。因此，自幼读《春秋》的关羽受儒家思想文化的薰陶而具有忠义、勇武、智慧、坚毅等精神品格。这体现和揭示了诞生关羽的那个时代的本质特征。

(二)关公形象的民族性：

关羽形象的典型性不仅在于其性格内含体现和揭示了那个特定社会历史和文化的本质特征，同时还在关羽性格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民族性。当然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对关羽形象内含或关羽性格的理解正如对《三国演义》的主题及其他人物性格的理解一样颇有些见仁见智。但笔者却持定见，认为关羽形象的主导性格是忠义，同时具备勇武、智慧、坚毅等其他多种性格。这些性格正与被儒家传统文化所宣扬、并已渗入中国国民精神性格中的道德训条仁、义、礼、智、信、忠、勇、毅等完全一致。这些道德规范或训条由于长期被历代统治者所推崇宣扬，又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占统治地位，因而它们在人民大众中已经具有了规范性和约束力，久而久之，就成为民众的精神信仰或支柱；从而铸就了民众的共同性格，同时也自然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或民族精神。回头审视中国历史，我们的民族自古忠君死节者有之，舍生取义者有之，报国舍生者有之，至于以智慧谋事立业，以勇毅报国安邦、济世救民等更是许多智谋之士、勇武之将的处世训条。而关羽的精神性格正是我们的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的艺术化、审美化的存在形态。它既表现了作家的审美理想，又体现了封建时代民众的价值观念和人生追求，同时也表现了中华民族精神、民族性格。这是关羽形象审美价值之本、艺术魅力之源，同时也是其声名远播、流芳百世的原因所在。关公形象内含的民族性是关公文化现象形成的内在原因。它投合了民众尚美趋同心理。

(三)关公形象的独特性：

1、主导性格

笔者认为关羽是一个以忠义为主导性格，同时兼备勇武、智慧、坚毅等多种性格的艺术典型。这是本文在对作品中关羽形象作严谨科学分析，并参考其他有关资料而形成的见解。《三国演义》中称得上艺术典型的人物有四十余人。百二十回本《三国演义》按四十人平均计算每人所占篇幅仅三回；而作家安排有重点场面描写关羽的章回就有十四回之多。可见关羽在小说中所占份量。在作品中除被称“智绝”的诸葛亮和被称为“奸绝”的曹操外，被称为“义绝”的关羽是作者浓墨重彩精心塑造的一个浮雕般的典型形象。大凡不朽的艺术典型均是由多种性格或丰富的精神素质构成的，包括否定性的素质或性格。且往往多种性格中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性格起着统领作用，使典型人物完整丰满，富于立体感。如哈姆莱特、于连、拉斯蒂涅、安娜·卡列妮娜、阿Q等世界著名典型人物即如此。关羽作为杰出的艺术典型，其主要性格是忠义、勇武、智慧、坚毅。当然还有学者归纳出仁慈、信义、节操等。但笔者认为：这些性格在作品中专门表现的篇幅极少，可以归纳到忠义、坚毅等性格中去。在本文归纳的四种主要性格中，主导性性格为“义”。其他性格则或从属依附于这种主导性格，或是这种主导性格在某方面关系中的表现。如“忠”则是义在下对上、小对大、个体对集体、局部对全局等各种关系中的体现。如忠君、忠于祖国等。而勇则是为忠义精神服务的。否则即是亡命之徒或奸贼，如吕布、曹操等。而勇武、智慧、坚毅等可视作忠义实现的必备精神素质。这些性格有机地统一于以义为核心的关羽形象之中。忠义自古是处理调节各种人际关系的首要训条和原则。它是儒家道德规范和原则的核心。历代统治者都大力推崇颂扬忠义精神。关羽被毛宗岗父子称为“三绝”。《三国演义》着重刻划了关羽的义气。即对君主的忠贞之义、对恩人的知恩图报的恩义，对他人的信义等等，重点突出了忠义。作品中表现关羽忠义精神的章回最多。在全书重点表现关羽的14回中竟有8回安排重场戏刻划关羽的忠义。如：第1回“桃园结义”、25回“屯土山关公约三事”、26回“关云长封金挂印”、27回“美髯公千里寻主”、28回“斩蔡阳兄弟释疑”、50回“关云长义释曹操”、53回“关云长义释黄汉升”、77回“关云长死节”等。曹操曾数次赞叹关羽真“天下义士也!”小说作者也称关羽为“义重如山之人”。毛氏《三国演义》也在批语中称关羽“报主志坚”，“酬恩义重”。这些章回艺术上也堪称精彩篇章。写得跌宕起伏、曲折有致，读来扣人心弦，趣味盎然。简直就是一篇篇义的颂歌。可见作者的创作旨意就是要把关羽写成义的典范。“义”则是中华民族所崇尚的传统美德。这又是关公文化兴起的核心要素。它引起了民众情感上的共鸣、理智上的共识。

2、性格内含的丰富性

作品写关羽勇武精神的篇幅也较多。勇武则是忠义精神的具体化、行为化。勇也是儒家文化大力宣传的道德观念和规范。《礼记·骋义》曰、“有义之谓勇敢”。孔子曰：“见义不为，无勇也。”意即勇必合于道义。否则即为亡命之徒。勇武表现的是关羽行为的外在特征，形容关羽作为义士、虎将、盖世英雄的精神气概和风貌。勇赋予关公形象勇武之气、阳刚之美。小说中关公袭车胄、温酒斩华雄、刺颜良、除文丑、过五关斩六将、斩庞德等情节均表现了关公勇猛无敌的英雄气概。可谓关公之勇盖世无双。关公之勇合于忠义。他择明主而事，封金挂印，千里寻主；择业而从，不为他心目中的奸贼曹操篡汉之业卖力。此外，小说还在“关公赚城袭车胄”、“屯土山关公约三事”、“单刀赴会”、“水淹七军”等情节中着重表现了关羽的智慧。有勇无谋乃匹夫之勇。以智慧谋事立业，勇会获得更大的成功。在“单刀会”中作者细致地描写了关公如何以机警智慧获得孤胆英雄美称的全过程。关公的智慧使他的勇成为所向无敌的“神勇”。坚毅也是关羽形象的一个鲜明性格特征。它主要形容人的意志的强度和韧性。人有了忠义之心导向，又兼备勇武、智慧及坚毅等精神品德，谋事立业就会无往而不胜。这一性格特征在小说中也有较突出的表现。“人在曹营心在汉”的故事全过程即表现了关羽报主志“坚”。“刮骨疗毒”的情节场面即侧重表现了关羽之“毅”。在此场面的描写中，作者采用了以小见大的手法，表现了关羽这个英雄、伟丈夫在生活细节中体现出来的刚毅之美。从而又增添了关羽作为艺术典型的感人魅力。关公形象内含的丰富性适应了不同性格、不同情趣民众的审美需求。

3、性格的独特性

关羽性格又是鲜明独特的。这不仅是指关羽性格特征内含是由有别于他人的多种精神元素组成的，同时也指其存在的方式、表现的形态也是有别于他人的独特的“这一个”。如与作品中其他典型人物相比，就主导性格特征而言，关公之“义”就是独具特色的，有别于孔明之智、刘备之仁、曹操之奸等特征。再如关羽之勇又是有别于张飞的带有某种鲁莽色彩的勇，有更多的智作扶助，所以可称其为盖世英雄，而张飞则略逊于智。此外，张飞性急，有时小不忍则乱大谋；而关羽则处事稳沉，因为他具有张飞所缺少的坚强刚毅的个性。再如忠的性格是孔明、张飞、赵云、关羽等共有的。但作者却将关羽的忠义表现得那样一波三折、曲折动人。如关羽降曹归汉情节的独特性及其细节描写的真实性、心理描写的勾魂摄魄之笔力等等都是其他人物描写所绝无仅有的。总之，关羽性格特征的存在方式、表现形态是独特鲜明的。唯其如此，关羽形象才具有撼人心魄的艺术震撼力和吸引力，而这又是关羽形象经久不衰的艺术上的内在原因。关公性格的鲜明独特性满足了大众求新好奇的欣赏心理。

关公文化兴起的社会基础

由于关羽形象中所蕴含的民族精神、民族性格忠义、勇武、智慧、坚毅等既代表了下层民众的价值观念、人生理想和审美情趣，又能反映统治者的意愿；同时又由于关羽形象的高度典型性和艺术上的独特性，使其一经诞生便受到社会全方位的首肯、赞赏、崇尚乃至膜拜，具有经久不衰的魅力，为关羽文化现象的生成、发展、形成高潮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和广泛的群众基础，使关羽这样一个生活中的英雄，艺术中的典型具有前所未有的普及性和知名度，有了一代又一代的模仿者和“追星族”。关羽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个杰出的艺术典型，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一颗璀璨明星。

(一)官方的推崇与关公文化三浪

每个民族的思想文化都有其民族共性。这种民族共性植根于本民族历史和现实生活及其思想文化土壤。而共处于该民族之中的上自官方，下至民众都有意无意受到薰陶，乃至渗透其精神血液，成为其思想灵魂，从而形成该民族的民族性共同精神特征和性格特征。学术上称之为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它们具有强烈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因而当作家将忠义、勇武、智慧、坚毅等具有民族共性的精神、首先倾注于关羽形象时，他就成为一种民族精神、性格的象征、代名词和旗帜。《水浒传》中英雄大聚义用的就是义字旗。义旗一举，八方好汉共聚梁山，图谋起义大业，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革命运动。旧时代的统治者本来就以国家的主人、民众利益的代表者自居，因而当关羽这位具有民族性特征的艺术典型一经诞生就受到统治者的青睐、推崇和颂扬。

1、关公文化的兴起。

历史上的关羽，生前仅是刘备手下一员战将，到隋唐五代，其爵号还是生前封的汉寿亭侯，其生平事迹也仅口耳相传。宋朝随着包括关羽在内的三国事迹的广泛传播和民间文学的兴起，关羽开始走红。哲宗绍圣二年赐关羽祠“显烈”二字，徽宗崇宁元年封“忠惠公”，大观二年又进封为“武安王”。⑤可见统治者开始关注利用关羽。此外，宋代地方志《咸淳临安志》有条记载写道：“清元真君义勇武安王庙，在西溪法华山，1162年建”等。据有关间接资料记载，宋代已有关羽庙多处。且在《宋会要辑稿·礼二十》中已有当阳关羽祠“民有疾疠必祷，寺僧以给食”的记载。可见在宋代不仅官方开始推崇利用关羽，而且宗教已开始供奉关羽，民众已有礼拜关羽的习俗。由此可见关羽文化开始兴起。

2、关公文化第一浪。

由于元以前民间传说对关羽事迹的广泛传播，在元代便形成了一大批以关羽为表现对象的话本和杂剧底本等民间文学的繁荣。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记载：元初至元明之际的三国故事杂剧共三十七种，以关公为“正名”的就有十一种。使关羽开始由战场走向民间，由历史走向现实。于是在元代便形成了关羽文化及三国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次大传播大普及的浪潮。书场、酒肆、茶馆、舞台等民众活动的场所均为关羽文化及三国故事大普及的最佳处所。元代，文宗即位不久，就加封关羽为“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遣使祠其庙。”⑥于此可见官方对关羽的神化已经开始，最高爵号与宋代齐平为王。核心性格依然是义、勇。元代关羽庙大增，仅据明地方志可查的资料记载，建于元代的关羽庙有20余处，形成一道道关羽文化景观。可见关羽香火已旺。由于元代民间文学对关羽精神、关羽故事的广泛传播、官方的推崇和宗教的供奉及民众对关羽精神崇尚、关羽形象的崇拜，便形成了中国文化史上关羽文化第一浪潮。

3、关公文化第二浪。

明代是罗贯中著名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诞生流传的时期。小说作者以史料为依据，吸收民间传说及民间艺人创作的话本、杂剧等民间文学作品的丰富营养，对关羽形象进行了完善化的创造，使关羽由艺术形象上升为艺术典型。而这对关羽文化热的进一步升级奠定了更为坚实的文化基础。据属于稗官野史的《天帝圣迹图志》卷二《封爵号》和近代方志刘大鹏《晋祠志》等有关资料记载，明代曾先后加封关羽。曾赐“忠武”，封“协天大帝”，赐庙“英烈”，最后(1614年)敕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等。封号激增，范围扩大，地位增高，神化加剧。由过去的最高爵号“王”加升为“帝”；由过去只司现实的权位扩大为“三界”。且是司管“伏魔”；地位齐天，为“天尊”、“圣帝”。可谓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明代与前代相比，更是庙宇广布。仅就明代传世甚少的地方志记载看，明代关羽祠庙仅名称就有十多种。可见官方推崇之盛，关羽香火之旺，关羽崇拜与关羽文化热已到何等程度。伴随完善化关羽艺术形象在社会中传扬、统治者推崇、宗教对关羽形象的供奉及民众的礼拜等一系列由关羽形象而生发的文化现象，便形成了中国文化史上关羽文化现象的第二浪潮。关于这次关羽文化热浪形成的原因，细研一下便可看到形成这次浪潮的各方动力。官方推崇则是为了利用关羽精神训化忠臣顺民，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宗教供奉关羽则是为了利用关羽偶象使教门烟火不绝，以使自己有寄身之所；至于礼拜关羽的信徒们奉礼膜拜则是为了祈求这位“三界伏魔大帝”为其降福除灾。罗贯中塑造关羽形象的动因恐怕要高尚得多，当然也复杂得多，在此不便妄加评说。但这位文坛巨匠如果在天之灵有知，见后辈居然将其倾心塑造的关羽赐封为“三界伏魔大帝”供奉于封庙，烟薰火燎，一定会瞠目结舌、啼笑皆非。

4、关公文化第三浪：

清代，随着毛伦毛宗岗父子对《三国演义》批评、修饰定型和关羽形象完善化工程结束，在中国文化史上便形成了关羽文化第三浪潮。这一浪潮的出现仍然是在官方的大力推崇、宣扬普及下形成的。此时，死后一千多年的关羽再次声名大振。这次关羽文化热出现，不只是“热烈”可以形容，倒颇有些“隆重”的气氛。在明代，仅见洪武、永乐两朝为关羽立庙见于正史，而清代则历朝为关羽赠封均有实录。《清史稿》卷八十四《礼三》有概括记载，本文限于篇幅，现摘其要点：清代，除康熙朝无表示外，历朝均有赠封。到光绪为止，关羽名爵封号全称已达26字之多。即“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诩赞宣德关帝圣君”。比自唐至清的“大行皇帝”封号还要多。溢美之词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清代各地莫不有关帝庙，香火旺盛，热闹非凡。乃至关庙成为各地著名景观、群众逢年过节的公共娱乐场所、平常休歇的场所、甚而在关羽寺庙附近形成集贸市场，有的地方干脆把赶集市贸易、买卖物品叫“赶庙会”。随着官方的推崇导向、教派的供奉，及各种以关羽为表现对象的民间艺术如戏剧、故事、平话、年画等的普及，使关羽形象已经由历史进入现实、由英雄变为神灵、又由神坛进入百姓家庭，影响着民众的生活信仰、精神道德。关羽的画像甚至被当作驱邪除灾的神灵供奉于家庭的神龛和内室，用关羽肖像制作成门神画贴于门上。余俗流传至今，常有老者在昔日关帝庙遗址暗暗烧香膜拜，祈求降福除灾。于此可见，清代关羽文化热已达鼎盛时期。

(二)民众崇拜与尚美心理：

如果说统治者推崇宣扬关羽形象是为了训化更多具有忠义、勇武等精神的忠臣顺民，以维护自己的政治统治的话，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平民百姓为什么要崇拜关羽?甚至用关羽精神对子女进行家教?这是因为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思想就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而民众的精神素质、审美理想、价值观念等都要受到统治阶级所推崇宣扬的思想文化的影响制约。所以在官方大推崇、宗教大神化时，就伴随着民众大崇拜。而民众对关羽形象的崇拜则是关羽文化现象出现的另一重要原因。由于关羽形象内含的民族性与丰富性使各个阶级、阶层、团体及个人都有认可、赏识、崇尚的成份。关羽的忠义、勇武、智慧、坚毅等精神品德代表了以儒家传统思想文化为内含的中华民族共同道德规范、价值观念、审美理想，是人们共同向往追求的精神境界。因而从审美角度看，人们崇尚关羽精神，崇拜关羽形象是一种对美好人性、理想人生的追求。俗话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崇尚美、追求美是健全人的天性。同时，下层人民崇尚关羽精神，也受生活经验的启示。民众在生活劳作的实践中，切实感受到在人际关系的相处中，在家人、朋友、上下级关系的交往中、在为人生理想奋斗中等等，必须具备某些精神素养、遵循某些必备的道德原则。否则，会四处碰壁，贻误大事。例如：忠义的美德就会使人在为人处事中左右逢源，得心应手。下层人民呼唤义：大而言之，可以事君报国；小而言之，可以修身养性；使强者除暴安良，使弱者立志图强；使贫者同舟共济，使富者扶贫助困；义能使被助者知恩图报，使高尚者舍己为人。总之，义能使人奋进不已，达到人生的高境界。以上所述，就是本文所认为的民众崇尚关羽精神，崇拜关羽偶像的内在原因。即关羽形象内含的民族性和民众尚美心理相融合。

(三)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正确对待关公文化。

当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关羽形象的历史局限性，看到“义”在现实中的负面作用。辩证地对待关羽文化现象，分清精华与糟粕。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如果不能理智地分析，仔细权衡，就会导致凭义气用事，而置大局于不顾，造成全小义而失大义的遗憾。此类例证，可谓举不胜举。就在《三国演义》中就有多起因义气用事而导致的遗憾和悲剧。关羽华容道义释曹操，就是因酬曹操厚恩之小义而失兴汉业之大义，从而失去了灭曹操的千载难逢的良机，使汉刘长期屈居西南一隅，无法实现兴汉图霸之宏图大志。再者，刘备、张飞将关羽之死视为私仇，不顾包括军师丞相孔明在内的百官劝阻而执意进兵伐吴。结果由于义气用事，导致刘备在伐吴的夷陵之战中，几乎全军覆灭。刘备无功羞愧而返，从此致病，死于行宫白帝城。张飞则因义气冲昏了头脑，逼迫军士过甚，而被部下所杀。二位好汉义士未死于千军万马的战场、敌人的刀剑之下，却死于自己视为生命的义气。刘、关、张三人可谓因义而兴，因义而失败。成于大义，败于小义。数百年前《三国演义》的作者就以清醒的审美意识恰如其份地评判了自古被中华民族所崇奉的传统道德“义”的正面作用与负面影响、进步性与局限性。因而在关羽文化持续存在的今天，人们切不可盲目崇拜义字。应弘扬大义，慎待小义。

除了忠义精神品德之外，关羽勇武、智慧、坚毅等精神品德也是培养健全人格不可缺少的精神元素。忠义以事君待人，勇武以尽忠报国，智慧以谋事成业，坚毅以修身养性。有此“四德”的关羽是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的化身、旗帜。他集忠义、勇武、智慧、坚毅四德为一身。是一个既受官方推崇又受民众崇拜的理想化英雄，一个既有民族共性又有独特个性的杰出艺术典型。关羽的结局是悲剧。正因为是悲剧，更增强了其崇高美、悲剧美。他虽然失败了，但民众依然认可他为英雄。在我们民族的审美评判标准中有句名言：“不依成败论英雄”。关羽死于大义，全其忠节。关羽留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永远是一个威风凛凛、大义凛然、顶天立地的好汉。即使死了也依然使敌人心惊胆战，关羽永远是个无敌于天下的盖世英雄。美哉，关公!壮哉，关公!关羽文化热，热在关公。

参考文献：

①见《史通》(710年)卷五《采撰》

②参见北大中文系《中国小说史》1978.89

③见庸愚子《三国演义》序

④罗贯中《三国演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23-224

⑤见《宋会要辑稿·礼二十》

⑥见《元史·文宗记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