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影响影响最深的一本书080801,修改稿（版）
2020-03-03 12:13:10 来源：范文大全收藏下载本文
对我影响最深的一本书
接到写作邀请，很快就在脑海里跳出一个书名——《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再一次翻阅这部在十二年前就让我激情燃烧的传记作品，那一条条批语历历在目，今天读来依旧怦然心动，更何况还有那一页页久已封存的读书日记，竟将年近不惑的自己再一次深陷入于当初那风雨如晦的日子和情境中。
一、缘起
最初得知此书并强烈感受到某种力量的，源自于一位恩师，源自于粤西山村与他的两次彻夜长谈。
一九九六年六月九日，我见到了大专毕业后多年未见的班主任，其时我正彷徨于家庭变故和考研痛苦之中。老师在倾听完我的述说后，将话题转到一本新出的书上，就是这本《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陆键东著，三联书店），然后就在烟灰的忽明忽灭中，缓缓地回忆起他的父亲和他的曾祖父的一些历史事迹。寂寞山野的乡村旅馆里，我却听到了一段和陈氏父子三代一样惊心动魄的百年文化家史。在后来的日记中我写到：“我本不明确中国儒士之精神传统的，而今就在身边的人身上发现了这种精神，这无疑是一种振奋的感召力。正是这一点，提升和坚定了我的人生追求，正因为有了一个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摆脱我在情事中的迷误和呆滞状态。”
二、预读
其实在真正阅读《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之前，我就已经有过一次“预读陈寅恪”的激情体验了。
同年同月二十九日，我购得一书——《陈寅恪评传》（汪荣祖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书中所评述陈寅恪治史路数和成就，尤其对文学乃至文化的贡献和妙用，令我叹为观止。至此，一部中国近代史并一部家族文化兴衰史才逐渐清晰起来：祖父陈宝箴，1895年任湖南巡抚（省长），以一隅为天下先，积极推行新政，大开勃兴局面，其稳健思路不同于躁急、心术不够纯正的康梁，终因受政变牵连而功亏一篑。父亲陈三立可谓是陈氏家史由政治而学术的过渡中人，早年“晚清四公子”之一，侍宝箴共同维新，晚岁自号“神州袖手人”，以诗文著称，卢沟桥事变后“忧愤不食而死”。陈寅恪，十二岁东渡日本，以后又游历欧美十数年，被傅斯年称为“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回国后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同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据说五十年代毛泽东访苏时，闲谈中斯大林专门打听陈寅恪，并说知道陈寅恪的历史著作，毛泽东回国后查知后并嘱广东当局要好好优待。
身处粤中闹市，我用两天时间一口气通读完这本书，写有这样一段批语：“寅恪一生在学术，力避政治，正是从其祖父教训中所得。然避政治者，非可定为不爱国者，当然其之所谓“国”，更是一个文化意上的“国”。在近代文化学术史上，‘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的陈寅恪，其稳健而开明、折衷而调和的学风正与五四激进思潮大相异趣，令人不得不深思二者剧烈冲突衍变出建国后的政治文化悲剧”。
三、悲剧阅读
通过阅读这本评传，我获得了一个基本的背景知识，从此开拓文化视野，在一个穷乡僻壤的狭小环境中开始关注起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但毕竟这还只是一本学术评传，其客观冷静的科学笔调，自然难以产生出一种文学魅力和艺术激情。而真正吸引读者（我）沉浸其中，达至一种悲剧阅读的审美快感的，是《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这是一本黑颜色封面的书，一位干瘦清矍的老者抿嘴柱杖独坐，眼神和背景一样深邃而神秘，黑与白分明。打开书的扉页，上有一行字：“九六年九月九日强台风迅过后得，友代购于羊城，甚喜”。
浏览目录，就很有些惊心动魄了，仿佛生与死的冲突不断的袭击：陆沉—温情—
关门—磨难终于启幕—欢乐走到了尽头—吾侪皆苟活—哭泣的1958年—草间偷生—学人悲歌—昙花一现—挽歌—长夜—绝响……
开读不久，就可以听见惊世骇俗的声音——陈寅恪担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的两个条件：
一、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
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我是在一九九六年九月十四日，这个周六的早上，有雨的早上，就开始接着从第七章“欢乐走到了尽头”阅读起。读到下午约五时雨大起来时候，已是第十五章“一段昙花一现的日子”，当时我写有这样一段批注：“翻读此书的今日，整天雨不断。岂非天意？历史于心胸，志向于心胸，命运是否有所兆示？”晚读“向达南下，陈向会晤”文字时候，有一批语：“毕竟是农民起义，对士大夫，也是对传统文化的打击是巨大的，甚至是毁灭性的。这种打击，思想的根源有否清末反传统之极端倾向在？”读完第十七章“今生所剩无几日”，时已“晚7：55，雨又大起，窗檐淅沥如泣”。读完第二十一章“身后是非谁管得”，时已“夜10：05，雨止，仍有滴嗒敲心”。总之，这一天，风雨如晦的从清晨到深夜的十多个小时里，在一个穷乡僻壤的狭小环境中，我一口气地读完了一位文化大师的最后二十年的命运。
第二天上午，我用了三个小时完成了一篇读后感，总结了这部命运悲剧：“该书是将传主作为一场文化力量与政治力量（其实也是中国历史进程中中国文化的进化、文明部分与落后、愚昧、专制封建部分之间）悲剧冲突的主人公来写的。在文中作者欲追寻建国以来的知识分子问题真相，再现知识分子在人间炼狱中的各种生存形态，同时也寄寓对当下处境的同样深情的关切和慨叹。作者欲倡扬、提拔的正是传主的那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一种自觉守护文化并与之共命运的人文精神，也就是一种悲剧精神。”
在这份读后感中，我还思考了一个问题：“何以有这样一个不重视知识及知识者价值的国情？……其实这也是八十年前就已经被问到了的问题。想到这里，我已不得不佩服陈氏的超越性眼光：大意谓国体之为君主或者民主是次要的，重要的还是道德品质（见本书第424页，参陈寅恪〈〈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这个‘道德’无疑是其具有进步意义和民主色彩的学术标准——‘独立的意志，自由的精神’。假设这样一种品格能够由少至多地积累培养出来，则中华民族‘终必自振’。我想陈氏提出的无疑是不少优秀‘士人’所想到并实践着的解决中国问题（也即文化问题）的一个根本办法！”
风雨又过十二年，往梦依稀！从书柜中一一搜寻多年来旅游全国访得的陈氏书籍，重读这些渐行渐远的文字，看见自我生命成长的痕迹，忽然想起前段时间与恩师的一次交谈。电话中我才知道老师的父亲刚刚去世不久，话题又回到了当年提及的那段家史：曾祖父是辛亥烈士，被清军捕杀于粤西山区（广东第一个革命政权），有一遗腹子；父亲曾任省政府秘书，建国后不惯官场，主动要求到地方任教。老师撰有悼联：“经风经雨始终胸怀坦荡，知荣知耻不辱书生气节”，称唯有用“书生”二字概括父亲一生才十分恰当。当老师引用到龚自珍的文句“天下事舍书生无可属”时，老师已泣不成声……
二00八年八月一日凌晨五点完成初稿，上午十时修改，于岭海文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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