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悯情怀

2020-03-01 19:35:31 来源：范文大全收藏下载本文

悲悯情怀——白先勇《台北人》主题之新探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人寻常百姓家。

——刘禹锡《乌衣巷》

白先勇的《台北人》，是一本深具复杂性的作品，书中十四篇堪称一流的短篇小说串联成一体，使我们看到了社会之“众生相”，更重要的是，由于主题命意之一再重复与互相陪衬辅佐，使我们能更进一步深入了解作品之含义，并使我们得以一窥隐藏在作品内的作者之人生观与宇宙观。

今昔之感

我写作，是因为我希望把人类心灵中无言的痛楚转换成文字。——白先勇

白先勇《台北人》是由一出出悲剧连缀而成的，其中的主人公都是中年人或老年人，他们都出生中国大陆，随着国民党撤退来台湾这一小岛。也许当初他们还是意气风发的年轻人，然而现在却已是暮霭沉沉的年龄，。不论你是叱咤风云的将军，或是未受教育的男工，不论你是风华绝代的仕女，或是下流社会的女娼，到头来都是一样，任时间将青春腐蚀，终于化成一堆骨灰。一句话，荣光属于既往，衰朽属于当下。时移势易，色衰爱弛，怎不产生世过境迁、人情巨变的今昔之感！白先勇在书前引录的“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正是点出《台北人》的这一主题，传达出作者不胜今昔之怆然感。

欧阳子说，《台北人》一书只有两个主角，一个是\"过去\"，一个是\"现在\"。统而言之，此间的\"过去\"代表青春、纯洁、敏锐、秩序、传统、精神、爱情、灵魂、成功、荣耀、希望、美、理想与生命。而\"现在\"，代表年衰、腐朽、麻木、混乱、西化、物质、色欲、肉体、失败、猥琐、绝望、丑、现实与死亡。确实，《台北人》的主人公都有一段难忘的“过去”，背负着一段沉重的、斩不断的往事，而这“过去”之重负，又直接影响着他们现在的生活。他们不但“不能”摆脱过去，更令人怜悯的，他们“不肯” 放弃过去，他们死命攀住“现在仍是过去”的幻觉，企图在“抓回了过去”的自欺中，寻得生活的意义。这也是使读者油然生起恻怜之心的所在。

《花桥荣记》之卢先生，来台多年，却紧抱“过去”，一心一意要和他少年时期在桂林恋爱过而留居大陆的“灵透灵透”的罗家姑娘成亲。这一理想是他生命的全部意义，有了它，他不在乎也看不见现实生活的艰辛痛苦，当现实之重棒击碎了理想，使他再也没有寸步余地攀住他那梦幻，就绝望地想抓住“现在”。《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之王雄对丽儿如此痴恋的原因：他要在丽儿身上捕捉“过去”。丽儿之影像，与他少年时代湖南乡下定了亲的“小妹仔”，合而为一，他今日对丽儿之迷恋，其实正是他对“过去”的迷恋。当丽儿舍弃了王雄，也就是说，当“过去”舍弃了王雄，他的生活意义顿失，剩下的，只是空空的“现在” 《永远的尹雪艳》之尹雪艳从来“不肯”把她公馆的势派降低于上海霞飞路的排场，但她的公馆明明在台北，而非上海。《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之金大班最后搂着跳舞的青年，虽然同样是个眉清目秀腼腆羞赦的男学生，却不是当年她痴恋过的月如。

白先勇对这些大陆人之不肯放弃过去，不能面对现实，虽然有一点嘲讽的味道，但我认为他更多地怀着一种怜惜，一种同情，蕴涵着深深的感伤之情。白先勇曾说：“文学不能带给社会工业的进步或是商业的繁荣，可是问有个很重要的价值，就是教育我们如何同情。”

白先勇的小说世界中，“昔”与“今”之不可能妥协，归根究底，起源于一个自古以来人人皆知之事实：时间永不停驻。时间，不为任何一人，暂止流动，青春，不为任何一人，久留一刻。然而可怜的人类，却往往要把这份凝固的过去，抓回移置现实中，以为这样就能和从前一样，却不想到流动的时间，无法载纳冻结之片刻。“过去”，永远不能变成“现在”。如此，白先勇那些台北人，所追寻的理想，是根本不能实现。如此，《台北人》之主人公注定是以悲剧告终。总的来说，贯穿《台北人》各篇的今昔对比之主题或潜流于这十四篇中的撼人心魂之失落感，主要源于作者对国家兴衰、社会剧变之感慨，对面临危机的传统中国文化之乡愁，而最基本的，是作者对人类生命之“有限”，对人类永远无法长葆青春，停止时间激流的万古怅恨。

文化乡愁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以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余光中《乡愁》

白先勇曾说：“中国文学的一大特色，是对历代兴亡伤怀的追掉，从屈原的《离骚》到杜甫的《秋兴八首》，其中所表现的人世沧桑的一种苍凉感，正是中国文学最高的境界，也就是《三国演义》中，„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历史感，以及《红楼梦》„好了歌‟中„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的无常感。”他把这种“历史感”看作是“中国文学最高的境界”，结果他对人生的品味也常常以这种境界作为归结。历史一旦成为有人生体验的历史，也就变得有血有肉有脉息；人生一旦融入历史体验，也就变得浩茫苍凉有厚度。

白先勇认为中国是个文明古国，有五千年灿烂辉煌的文化传统，一代一代继承与发展。而今，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文化传统慢慢消失了，这是最让人感到遗憾、惋惜和痛心的。正是对源远流长的祖国文化的浓浓的爱和对近百年来这种精致文化传统悄悄失落的深深的遗憾，他要寻找逝去已久的传统文化价值，那儿有民族的青春、历史的骄傲、人种的尊严。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说，这一切又组合成凄楚的黄昏，遥远的梦，殷切的思念，悲怆的祭奠。他把这一切称为“文化乡愁”，即对精致文化传统的留恋。他解释道：

台北我是最熟的——真正熟悉的，你知道，我在这里上学长大的——可是，我不认为台北是我的家，桂林也不是——都不是。也许你不明白，在美国我想家想得厉害。那不是一个具体的“家”，一个房子，一个地方，或任何地方——而是这些地方，所有关于中国的记忆的总合，很难解释的，可是我真的想得厉害。这种大抵属于“家乡记忆”的部位，在社会学上可看作是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情丝，但在艺术学和美学上就复杂得多了。它会泛化、升腾、沉淀，变成一种弥漫处处的回顾性意象。由于受到这种乡愁的神秘控制，作者满怀感情地描述了广泛意义上的“台北人”由盛而衰直至没落、死亡的诸多过程；作者以一系列凄

楚动人的故人往事，表现出他内心深处极为强烈的失落、惆怅和惋惜，表现出他极具特色的“敏感”与“伤心”。这种从悲剧故事及其人物身上体现出来的无可奈何的历史怅恨和寻根思旧的文化乡愁，是白先勇小说最具个人特色的悲剧主题。白先勇的系列小说固然写出了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写出了精神世界的广阔深邃，但它们又何尝不是一曲曲对美到极致而又衰落式微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哀歌呢！总之，无论是爱也好，失落也好，其本质都是一种深深的依恋。“文化乡愁”说到底是对精致文化传统的一种依依深情，是在日新月异的现代环境中的一种极具温情色彩的精神寻求，是对知识分子心灵天地的一种珍惜和守护。白先勇在小说《台北人》的卷末，特意引用了唐代诗人刘禹锡那首令人叹息不已的《乌衣巷》，作为他“文化乡愁”主题的提示。诗曰：“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斜阳野草，诗意古深，只是不知白先勇的无边愁绪，一腔情怀，这首小诗可否容得下？

命定劫数

白先勇在“很小的时候，对世界就有一种无常的感觉”，小学五年级看《红楼梦》时，“看到《好了歌》，对那里面写的那些特别感到惊心动魄”。形成这种心理形态的原因当然很多，幼时战乱和病中的生活，情感的特殊，以及家族的衰亡，或许都对他产生“诸行无常”的念头起过不同程度的影响。这种感性上的“无常”感使他在理性上天然地“对佛教的看法，特别感到动心”。

细读《台北人》，我感触到确实有这种佛家“一切皆空”的思想潜流于底层。人生是虚无。一场梦。一个记忆。一切伟大功绩，一切荣华富贵，只能暂留，终归灭迹。所有欢笑，所有眼泪，所有喜悦，所有痛苦，到头来全是虚空一片，因为人生有限。

白先勇把《永远的尹雪艳》列为《台北人》之第一篇，我觉得绝非偶然。尹雪艳，以象征含义来解，不是人，而是魔。她是幽灵，是死神。“尹雪艳总也不老”，她是“万年青”，“像个通身银白的女祭司”，“一身白色的衣衫，双手合抱在胸前，像一尊观世音”。当尹雪艳说：“ 宋家阿姐，“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谁又能保得住一辈子享荣华，受富贵呢？” 我们好像隐约听到白先勇的叹息：“唉，可怜，真正可怜的人类！如此执迷不悟！却不知终归于死！”这是作者隐形之“开场白”，深具寓意，与《红楼梦》第一回 “跛足道人”口中念的《好了歌》有异曲同工之妙。白先勇从小热爱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红楼梦》，他在小说艺术上的种种追求，总会不由自主地与《红楼梦》对应起来，有时甚至以《红楼梦》作为出发点，又以《红楼梦》作为归结。

如果说尹雪艳是幽灵，那么最后一篇《国葬》中，突然出现于灵堂的老和尚刘行奇便是个菩萨。他对着李浩然将军的灵柩，合掌三拜，走了出去，回了秦义方两半句话，掉了几滴眼泪，便“头也不回，一袭玄色袈裟，在寒风里飘飘曳曳，转瞬间，只剩下了一团黑影”。白先勇把老和尚放在《台北人》的最后出现，正是为了表达作者本人悲天悯人——对众生之痛苦怀无限之悲悯的胸怀。

此外，读《台北人》，我们常碰到“冤”、“孽”等字眼，以及“八字冲犯”等论调：会预卜凶吉的吴家阿婆，称尹雪艳为“妖孽”。金大班称朱风肚里的胎儿“小孽种”。丽儿的母亲戏称她“小魔星”，又说王雄和喜妹的“八字一定犯了冲”。顺恩嫂得知李长官家庭没落情形，两次喊“造孽”，而罗伯娘解之为“他们家的祖坟，风水不好”，朴公关心王孟养“杀孽重”。娟娟唱歌像“诉冤一样”，“总司令”拿她

的“生辰八字去批过几次，都说是犯了大凶”。朱焰第一眼就知道林萍是个“不祥之物”。蓝田玉“长错了一根骨头”，是“前世的冤孽”。这让我们感觉到，白先勇似乎相信，人之“孽”是遗传的，出生就已注定，根本无法摆脱。他好像也相信有“再生”的说法，未免迷信色彩太重。

悲悯情怀——这个《台北人》之永恒主题，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一种历史感、兴衰感和沧桑感。白先勇是成功的，他用自己中国化的小说美学实践，给我们许多作者和读者树立了一个可资深思勤学的样板，而他的作品，也永远值得我们去深深体味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