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通论
2020-03-02 00:43:14 来源：范文大全收藏下载本文
中国文学通论（1）单元辅导二（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
汉赋
在五言诗兴起之前，赋几乎是汉代文人创作的唯一文学形式，赋体文学的创作也在汉代达到了最高峰。赋被后世誉为汉代“一代之文学”。
汉初的辞赋多为骚体赋。贾谊的《吊屈原赋》、《鵩鸟赋》等。
枚乘的名作《七发》代表了散体大赋的正式形成。
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
扬雄《甘泉》、《羽猎》、《长杨》、《河东》四篇大赋。
班固《两都赋》。
张衡《二京赋》。《归田赋》。
张衡的《归田赋》之后，抒情小赋的创作越来越普遍，最终取代了大赋成为赋的主流，并且一直延续到六朝时期。
汉代的散文
汉代的散文，我们可以把它简单地分为三大类：哲学政治文化批评类散文、历史散文与书信书奏类散文。
哲学政治文化批评散文
简言之，哲学政治文化批评类散文是指研究哲学问题、探索政治理论、讨论政治形势、关注文化现象、致力文化建设，评论时局、提出建议、评点政策一类的文章，一般文学史教材又把它们称之为“政论散文”。
陆贾《新语》，共12篇。
贾谊(前200——前168)的政治文化批评散文，代表着汉代政治文化批评散文的最高成就。
文学性较高的代表作是《过秦论》(上、中、下)。
晁错（前200——前154）《论积贮疏》。
一批感慨士不遇时的作品，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东方朔的《答客难》，扬雄的《解嘲》，班固的《答宾戏》等。
王充的《论衡》。王充对谶纬及虚妄文风的强烈反感与尖锐反击使他的文章很难得地显示出一种激情——这可能是先秦诸子文风的回光返照。
王充的“三增”（《语增》、《儒增》、《艺增》）是他梳理汉语表达习惯，试图纯洁语言的一种可贵努力。汉语经儒、道而来，成为一种诗性语言，讲究的是表达的效果，以耸人听闻，而忽视的是事实与分寸。在王充批评的种种虚妄之事里，确实有不少是由于古代典籍与古代传说中夸饰的、诗性的语言表达所造成的。假如语言不能保持它的清晰性、纯洁性、科学性、逻辑性、严密性，不能保持它内在的秩序与平衡，这个已经成为我们思维工具的语言，必将毁坏我们的思维。我们经由语言建立起来的对世界的知识体系也会坍塌。所以，过分诗性的、缺少逻辑性与科学性约束的语言是有害的。王充警觉到了这样一种危险，并且在中国语言学史上，第一次指出语言中的诗性病毒，并试图杀灭它。显然，王充已经意识到，论理类的文章，其基本手段应是逻辑和常识，其文体风格应该平实严谨。过分的文学性是有害的。他已经朦胧地区分了文学与史学、哲学的文体风格的不同。
书信、书奏类散文
在应用性文章中，书信是较普遍较常见较突出的一类，由于此类文章往往是出自朋友或亲属之间，私密性和个人性较强，内心的坦露也较充分，无论痛苦还是欢乐，都可以较为自由地表白，抒情性特征也就较明显，与后来的文学散文最为接近。即使在文学性“散文”出现以后，用散文的方法写书信，或书信式的散文，也蔚为文学之大观，是散文的一个较大类别。
这类作品中最为杰出的应该是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这封书信中显示出作者内心在巨大的打击和耻辱感下巨大的矛盾痛苦，以及在对抗这种痛苦中显示出的坚韧的个性力量，读后有一种震撼人心的感受。
李陵《答苏武书》。
汉代的书信体作品，除此之外，还有杨恽的《报孙会宗书》，班嗣的《报桓谭书》，田邑的《报冯衍书》，马援的《诫兄子书》，李固的《遗黄琼书》，朱穆的《与刘伯宗绝交书》，秦嘉的《与妻徐淑书》及其妻徐淑的《答夫秦嘉书》等等。
史传散文
汉代的史传散文，是在继承先秦历史散文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种继承，既是历史意识的继承，来自于一种对史的重视的传统，又体现在叙述的手法的继承上。
班固《汉书》为我国最早的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它继承《史记》的体例而略有改变。
就文学性来说，《汉书》显然不及《史记》。
司马迁与《史记》
司马迁的生平与性情
司马迁（约前145—约前86），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他是一个真正“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而又充满生命激情的人。
读万卷书。良好的家庭教育（他父亲那为当代大学者，时任太史令。）。接触甚至师从董仲舒、孔安国这样的大学者，使他成为他那个时代最博学的人，最有见识，最有思想，或者说，最具思想家素质的人。
行万里路。他一生至少有三次大的出游：早年（二十岁左右）的可能是自费的东南游、做了郎官以后，三十五岁时的出使西南夷的西南游、三十六岁时从武帝封禅泰山的东北游。他一生“西至空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游江淮”。而且他的游还不仅仅是游山玩水，他更感兴趣的还是对古人的遗踪往迹的探访与搜求。这已经显示出他对历史的兴趣与热情。
父亲遗命。父亲司马谈对他未来的事业进行了不容置疑的安排：他要司马迁继承他未竟的事业，做一个史官，论载“天下之史文”。
遭李陵之祸。天汉二年，前99年，李陵战败投降匈奴。司马迁为了援救李陵一家老小的生命，为李陵辩护，武帝大怒，下司马迁狱，第二年，前98年，司马迁被判死刑。改施宫刑。
在血水中洗过的司马迁，眼光更辛辣，心智更深沉，而文字手段臻于炉火纯青。
司马迁的历史观念与《史记》的体例
司马迁和一般史家的不同点。
1、在孔子传统下的中国史家眼里，历史是一个已经“过去了”事实，它对我们的意义与价值，乃在于为我们提供一种道德案例。我们关注的乃是这些已经过去的事实中透析出的道德意义，而不是事实本身。作为对象的历史，是已经死亡的东西。但司马迁则让历史复活。他的历史，是“活的历史”（living past）。在司马迁笔下，历史显示出“当下性”。
2、孔子及其传统下的史家，要在历史中发现必然性，发现逻辑的力量及人类德性的力量；而司马迁，他虽然也满怀无奈与感喟地承认历史的必然性并在其著作中对之加以勾隐索微，但他真正的兴趣，则是关注着人类天赋中的自由精神，原始的生命激情，道德勇气下的义无反顾的心灵；关注着历史人物的血性、气质、性情，以及那种冲决逻辑的意志力量。他的《史记》，是史与诗的结合，是历史必然性和个人自由意志的结合。
3、司马迁抛弃编年体，而改用纪传体。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观念问题。抛弃纪年法，就是对所谓包含历史必然性的“历史进程”的蔑视，是对“时间”的过程、“时间”的整体有序性的放弃；对“人”的命运，“人”的生命历程的重视。“纪传体”还原了其本来生命形态，显示了对生命的尊重。司马迁纪传体“以人代史”、“以人叙史”，实际上乃是历史观念的伟大觉醒：没有人，使没有历史，历史的主体正是那形形色色的人及其命运。而历史的意义也恰好就是人的意义，而不是抽象的道德观念。
所以，司马迁是一个自觉的“人类的史学家”，而不是“天”或“绝对理念”的帐房先生。他是把他的《太史公书》当作整个人类的历史来对待的，他也是以为全人类作传的使命感来从事他的神圣工作的。
《史记》的记事年代及体例：
《史记》526500字，记录了从传说中的五帝到汉武帝太初年间的历史。采用的是“纪传体”的体例。有12本纪，30世家，70列传。本纪序帝王，世家记侯国，列传志人物。另外，还有10表、8书，表以系时事，实际上是用以弥补纪传体在时序上横向并列研究上的不足，是对编年体优点的挪用，一表在手，一段历史时序内的重要事件一目了然。书以详制度，是对静态的制度、政策、法律、文化等的记录，司马迁第一个有意识地把人类文明的成果、人类重要制度、文化现象作为重要内容记录在案。
《史记》的文学特征与文学成就
司马迁创作《史记》，其最大宏愿以及其为自己定下的伟大目标，乃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究天人之际”是哲学，“通古今之变”是史学，同时，司马迁对人的重视，对人的意志的高扬，对人的情感与理想、痛苦和欢乐、成功与失败、性情与才华、智慧与激情的浓厚兴趣和出色描摹，又使《史记》成就为一部无与伦比的文学华章。
《史记》的文学特征：
1、以“人”及人之性格、命运作为自己写作的目的和使命，是《史记》最主要的文学特征。它杰出的写人手法和无比巨大的写人艺术成就，都由此而来。
2、《史记》虽为史书，但却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这个性色彩不仅是指其语言风格叙述风格，而更主要的是指其中所蕴涵的司马迁基于个人经历的个人感受，以及独特的个人情感特征。这种个人感受个人情感特征使《史记》带上了强烈的抒情色彩，个人性与抒情性是《史记》文学特征的又一重要表现。
《史记》的文学成就：
1、“互见法”写人。
由于司马迁真正关注的不是事，而是人，写事也只为写人，那叙事之详略选汰，都以能否突出“人”为标准。有些与人物主要性格或者司马迁刻意要表现的性格无关或相冲突的事，便被他略写或干脆放到别人的传记中去写，（若直接抹杀这些事，则又损害了历史的真实性——司马迁肯定也在时时告诫自己谨遵史官的职业道德，这一方面他也做得特别好，以至被扬雄、班固称为实录）这种做法既保证了史的严肃性，真实性，又能使司马迁放开手脚，施展其文学手段。这就是“互见法”。
2、司马迁写人的基本手法也不外乎《左传》、《战国策》中常用的那些，如在矛盾冲突中展现人物性格，用人物的语言和行动来表现人物的性格，细节描写，心理描写，对比手法等等。只是他比前人做得更娴熟，更老到，更多样化。比如细节描写，在司马迁笔下不仅是显示人物个性的有效手段，甚至能暗示人物将来之命运。
3、就叙事言，《史记》选材之精审，详略之妥当，已可以其苦心经营的“互见法”中略见一斑。超越前人的是，《史记》的叙事不仅摆脱了编年体的时间约束而能紧凑连贯，且能根据传主的不同而显示不同的叙述风格。《项羽本纪》的波澜叠起汹涌澎湃而令人热血沸腾与《李将军列传》的迂徐婉转从容不迫而令人感慨系之，是最明显的对比。一个似小说叙传奇，一个似散文记轶事。《屈原贾生列传》的之叙议相间、夹叙夹议与《魏其武安侯列传》之一气呵成、环环相扣，又是一种鲜明的对比。
4、在《战国策》中，叙事已是为写人服务，但《战国策》所写基本上是一类人，那就是策士。而《史记》所记，则是形形色色的人物，根据形形色色人物的不同，叙事风格亦多种多样。司马迁高超的艺术手段，令人叹服；他达成的艺术成就，也令人崇仰。
5、《史记》的人物语言大都能肖其声口，符合人物的个性，修养，身份。而其叙述语言精洁而爽朗，飘逸又沉着，密丽与疏荡并存，奇气横逸，跌宕多姿，是古典散文的典范，对唐宋古文的影响非常明显。 汉乐府民歌
一、“乐府”概念的含义
乐府本是汉代的一种音乐机关，这里的“乐”即是音乐，“府”即是官府。除了将文人创作的诗赋配乐演奏外，还有一个职责，那就是搜集并演唱民歌。到了六朝，当时人将汉代乐府演唱的歌诗称为“乐府”，并进而将入乐的诗都称为“乐府”。从此“乐府”又成为一种诗体的名称。宋元时期，入乐的词、曲也都被称为乐府，如苏轼的词集名《东坡乐府》、马致远的散曲辑本名《东篱乐府》。
二、汉代社会的写真――汉乐府民歌的内容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论及西汉乐府采集的歌谣时曾说：“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厚薄云。”
汉乐府的最大特点：汉代人民对自身喜怒哀乐的最真实的表达，也是整个汉代社会风貌的写真，既有挚情感人的文学价值，又有弥补史传阙文的历史意义。
现存的汉乐府民歌只有三十多篇，但却几乎囊括了汉代社会的方方面面。
1、人民生活的疾苦是汉乐府民歌的内容之一。《东门行》即是其一：
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怅欲悲。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餔糜。上用仓浪天故，下当用此黄口儿。今非！”“咄！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
诗中描写一个男子为穷困所迫，竟然铤而走险。
2、汉乐府民歌中还有一些篇章反映了伦理亲情的沦丧。汉代是一个推崇儒家思想的朝代，但是儒家思想的推崇并不能完全杜绝家庭伦理悲剧的发生，《孤儿行》所描写的兄嫂虐 5 待孤弟就是其中的典型，诗写曾经备受父母娇养的孤儿，在失去父母的怙恃之后，饱受兄嫂的役使和折磨，过着连仆婢都不如的悲惨痛苦生活。
3、战争和徭役给人们带来的巨大痛苦也是汉乐府民歌的一个重要主题。
《十五从军征》借一个老兵之口，揭露了汉代无休止的兵役给人民带来的惨痛。
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
“遥望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
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舂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
羹饭一时熟，不知贻阿谁。出门东向望，泪落沾我衣。
诗中把战争造成的人间悲剧写得入骨三分，全无一字怨恨，却曲折地表达了广大人民对不合理的兵役制度的痛恨。
4、汉乐府民歌中还有很多诗表现了汉代人忧生惧死的心情，如《薤露》：
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
《蒿里》：
蒿里谁家地，聚敛魂魄无贤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躇！
前者把生命短暂的悲哀写得悽惋欲绝，后者的一句“聚敛魂魄无贤愚”更是惨刻尽致，使人有无限悲慨。
5、爱情一直是民歌中最常见的主题。《上邪》、《有所思》都是名作。《上邪》：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诗中的女子指天为誓，表明自己坚贞不渝的深情。
著名的长诗《陌上桑》和《孔雀东南飞》分别塑造了罗敷和刘兰芝这两个完美的女性形象。
《陌上桑》写美丽的罗敷到城南采桑，遇见了太守。太守一见罗敷的美貌，就派人上前调戏，要罗敷和他一同回去。面对太守的无耻要求，罗敷断然拒绝。随后，罗敷盛赞自己的夫婿的容貌和事功，使得太守扫兴而去。诗中的罗敷聪明勤劳，又勇敢机智，谈笑戏謔之间就使得轻佻好色的太守无地自容。
《孔雀东南飞》最早见于徐陵编的《玉台新咏》，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是我国叙事长诗的名篇，沈德潜曾赞誉它是“古今第一首长诗”。这首诗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建安时期
6 的婚恋悲剧：美丽能干的兰芝嫁给焦仲卿为妻，夫妻感情甚笃。可是焦母不喜兰芝，逼迫儿子休妻。焦仲卿无奈，只得将兰芝送回娘家。兰芝回去之后，太守前来提亲，兰芝被兄长逼迫出嫁。成亲之日，兰芝投水而死，焦仲卿听闻之后，也自缢徇情。两人魂魄化为一双鸳鸯鸟，形影相随。
这首长诗塑造了兰芝这样一个美丽忠贞、外柔内刚的女性形象。在遭到婆婆的恶意刁难时，她主动提出离去。在被迫离开时，她镇定从容地辞别焦母，丝毫不失礼数。在与丈夫分别时，她坚贞地立下了“蒲苇韧如丝，磐石无转移”的誓言。在兄长逼嫁时，她自知难遂己意，只得假意应允，却在成亲之日，“举身赴清池”，以死表明了对爱情的坚贞、对封建宗法势力的反抗。这种自尊自爱、坚强不屈、忠贞深情的品质使兰芝成为古代文学史上最光辉的女性形象之一。
三、质朴古直的歌唱――汉乐府民歌的艺术成就
1、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
2、以叙事为抒情的表现手法。汉乐府中有很多民歌采用了第三人称叙述的
形式，因而叙事性和戏剧性都大大增强，如《陌上桑》、《孔雀东南飞》等。但是纯粹叙事的诗篇在汉乐府中仍然很少，大部分诗篇的叙事是以抒情为最终目的的，因而叙事中又都包含着强烈的感情。
3、汉乐府民歌的语言古直朴素而又活泼生动。
4、汉乐府民歌在诗歌形式上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大多数的汉乐府民歌采用了五言和杂言的形式。汉乐府民歌中已经有很多五言的佳作，而《陌上桑》、《孔雀东南飞》更是后世难以企及的五言长篇的典范。五言诗的产生和成熟，也是汉乐府民歌对中国诗歌最大的贡献之一。
汉乐府民歌 “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实质、高度的艺术成就，对后世的诗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诗经》、楚辞之后中国诗歌的又一典范。
《古诗十九首》
《古诗十九首》最早见于《文选》，南朝梁太子萧统在编《文选》时，选取了十九首无主名的五言古诗，题为
《古诗十九首》，此后《古诗十九首》便成为指称这十九首古诗的一个专门名称。
《古诗十九首》的三种基本的情感类型：
1、第一种情感基型是宦游失意的士子的悲哀。梦想的破灭是他们的第一层悲哀。世态炎凉的感慨是失意游子的又一层悲哀。 游学的士子在宦途无望，朋友道绝的孤单失意中，自然会苦苦地怀恋故乡和亲人，这是游子悲哀的第三个侧面。
2、思妇的伤别念远成为《古诗十九首》的第二种情感基型。
3、《古诗十九首》中的第三种情感基型是对年命短暂的悲哀。
《古诗十九首》这些复杂的感情中，存在着一种贯穿始终的情感基调，那就是十分浓厚的感伤情绪。这种感伤基调的出现，是因为这些感情都是由于个人遭际的坎坷而发的，其中没有九死不悔的追求理想的执着，没有对民生疾苦的同情悲悯，没有对国家前途的关注忧虑，也没有对人类命运的思索探求，却始终囿于对个人遭际的自伤自怜，因此它的感情也就始终停留在感伤，甚至是颓废之中，无法形成建安式的苍凉悲壮。但是《古诗十九首》抒发的这些感情却正是普通人最真实、最深挚的感情，因此也最具有打动人的力量。
《古诗十九首》的艺术成就。
历代的批评家都对它推崇备至，刘勰称其为“五言之冠冕”，钟嵘则赞誉它“惊心动魄，一字千金”。
《古诗十九首》是早期抒情诗的典范，《十九首》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不是空泛的抒情，而是运用多种手法，形象化的抒写感情。
1、首先，《十九首》擅长运用景物的描写由景入情，寓情于景，使情景之间达到一种水乳交融的境界。如《驱车上东门》，一开头就描写坟墓之间“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的景象，而这些描写都是为了引出“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的生命感慨，萧索之景和悲哀之情互相生发，使全诗都笼罩在一片悲凉之中。又如《孟冬寒气至》开头用了二分之一的篇幅来描写冬夜的萧瑟凄凉的景象，惨栗的北风，罗列的众星，圆了又缺的月亮，这些景物都是用来映衬思妇悲伤怅惘的相思的。其他如《青青陵上柏》中用洛阳城的繁华富庶反衬失意游子羁旅落拓之情，《青青河畔草》中用春日明媚灿烂的景色反衬少妇的深闺寂寞，都在情景交融中起到了相得益彰的效果。
2、《古诗十九首》还擅长运用比兴的手法。如《行行重行行》中的“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
3、《十九首》还很擅长采撷感情最深切、最强烈的瞬间来抒写感情，抒情之中带有叙事的意味，从而在抒情诗中塑造出鲜明的人物形象来。
4、《古诗十九首》的语言也极具特色，既生动自然，浅白如话，又含蓄蕴藉，意味深长。
魏晋南北朝文学
诗：
建安文学以三曹为中心，以七子为羽翼，包括蔡琰参加的建安文士，都经历过动荡的生活，诗歌创作也多反映社会的*和民生的疾苦，表现了统一天下的理想和壮志，悲凉慷慨，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建安诗歌这种杰出的成就形成了后来称之为“建安风骨”的传统。
曹操 “不戚年往，忧世不治”，人生短暂的痛苦转化为功业未建的痛苦。且这种功业还是一种社会责任心与伦理责任心。
曹操的诗，全是乐府诗，用的全是乐府旧题。但其内容，却全是当下时事。这种以乐府旧题写时事的手法，捡回了汉乐府的“神”——现实批判精神。由此而后经由杜甫再至元稹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汉乐府的精神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基本精神之一。曹操居功至伟。
曹操的四言诗是《诗经》之后成就最为卓著者。
曹操的散文成就也很高。清峻通脱是其特色。鲁迅先生说他是“改造文章的祖师”，是指他一改汉儒经师之文的迂腐之气，而代之以自由洒脱真诚真实的文风。《让县自明本志令》是他的代表作。
曹操虽然作品数量不多，在形式探索上也不及其他同时人尤其是他的儿子曹植，但由于他在胸襟气度及人生境界上高人一等，“足以笼盖一切，建安诸子未有其匹者也。”说他是建安文学的领袖，无论从政治地位、从文学成就，都当之无愧。
曹丕的《燕歌行》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
曹植在诗歌创作上取得的成就被人称为“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钟嵘《诗品》上）。
他的创作，以公元220年为界，分为两个时期。该年曹操逝世，曹丕继位并于同年逼献帝禅让而登皇位。由于曹操生前，曹植曾有与曹丕争位的行为，招致曹丕的怨恨和猜忌，在曹丕即位后，自然对曹植大加排斥，甚至阴谋加害。这样，曹植后期的生活境遇与前期大为不同。前期过的是贵公子生活，饮宴游猎是主要内容，所作之诗也多与此相关，并满怀报国立功的雄心壮志，《白马篇》为其代表；而后期则在受猜忌受打击惶惶不可终日的情形下郁闷度日，诗作也满怀惆怅与痛苦，《赠白马王彪》是其代表。
“建安七子”是指围绕在曹氏父子周围的七位著名作家。他们是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和刘桢。三曹、七子，再加上一位女作家蔡琰，构成了建安文学的主力军。他们的作品，直面淋漓的鲜血，深刻描写和反映了汉末动荡的社会现实以及人民的深重苦难，同时又表现出他们强烈的责任感和作家的社会良心，慷慨悲凉，风格遒劲。后世把他们的作品及作品呈现出的精神风貌称之为“建安风骨”。 “建安风骨”成为后代文学的一个重要武库和精神资源。
正始文学 “正始”是魏齐王曹芳的年号。作家有所谓的“竹林七贤”。七人中，除了嵇康阮籍外，其他人的“文学”作品极少。
阮籍（210—263），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省尉氏县）人，曾为步兵校尉，故世称阮步兵。
嵇康（223—262），字叔夜，谯国 （今安徽省宿县）人，曾为中散大夫，故世称嵇中散。
《晋书》阮籍本传载：“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五言《咏怀》八十二首，是他的代表作。多用比兴手法，这种手法，首先是政治选择，然后才是艺术选择。另外，他还有十三首四言咏怀诗，一些赋和散文。散文《大人先生传》也很有名。
嵇康 “轻肆直言，遇事便发，”“无万石之慎有好尽之累”，是一位自由意识极强的人，一位精神力量太强的人，《送秀才从军》是他的诗歌代表作。
刘勰《文心雕龙·才略》说“嵇康师心以遣论”，鲁迅称赞他的思想“往往与旧说反对”，相较而言，嵇康的成就更多显示在散文创作上。《与山巨源绝交书》写得咄咄逼人、酣畅淋漓、恣肆奔放、深刻犀利，他的思想、情感、性情、个性展露无遗。先秦诸子而后，象这样激情充沛的文章，还真难得一见。
太康文学 太康年间，有所谓“三张（张协、张载、张亢，张亢或作张华）、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
《诗品》评张华诗云：“儿女情多，风云气少”，“巧用文字，务为妖冶。”实际上这可以看作是此时作家的普遍习性。 “儿女情多，风云气少”，这是思想上的转变，一变而为无志向；“巧用文字，务为妖冶。”这是兴趣上的转变，一变而为没出息。
左思今存诗十四首，而以八首《咏史》最为著名。
在中国文学史上最早作“咏史”诗的要数史学家班固。但只有左思出来，“咏史”之作才有自己的面目与主脑，而成为诗史上一大题材，也成为诗人借古讽今，抒情言志的一大手段。
左思《咏史》之超越前人处，主要在于以己为主，而以史为辅；以今为主，而以史为证。前者摆脱了班固的叙事格局而入于抒情，是史向诗的过渡；后者则借古讽今，使咏史成为讽谕的手段，从而入于诗学正统。
钟嵘评左思《咏史》曰“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谕之致。”（《诗品上》）“典”者，史实也，“怨”者，借古讽今，抒自己愤懑也，“精切”也者，称许他借故讽今恰当而深刻，故又是“得讽谕之致”。
刘琨而不是左思，才是建安精神的真正传人。
南朝文学 南朝文人诗歌从宋初开始由玄言转向田园和山水。
陶渊明字元亮，后更名潜。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曾做过江州祭酒，但不久归隐。后来又断断续续地在江州刺史桓玄、镇军将军刘裕等人门下做过参军，并最终出任彭泽县令。在任八十余日，宣称“不为五斗米折腰”，弃官归隐。时年四十二岁。自此以后直至老死，一直躬耕隐居，拒绝仕宦。
朱熹曾经说：“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真个是能不要，此所以高于晋宋人物。”实际上，陶渊明及其行为的意义在于，在他那里，隐居不是一种手段，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他喜欢这种生活方式。
苏轼说陶渊明的田园诗是“质而实绮，癯而实腴”。
陶渊明是对比的大师。他的田园就是对比官场的。
陶诗平淡自然的风格之外，另有“金刚怒目”一类，如《咏荆柯》，是作者愤愤不平愤世嫉俗的表现。
但陶渊明终究是关怀人生的。在苦难重重世风浇薄的时代，他向往着和平宁静的世道和和睦淳朴的世风。这体现在他的名作《桃花源记》中。
谢灵运，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东晋名将谢玄之孙。与谢眺并称“大小谢”，而单称“大谢”。曾任永嘉太守、侍中、临川内史等职，后因起兵反叛被杀于广州。他是第一个大力模山范水的山水诗作家，对扫荡“淡乎寡味”的玄言诗有大功劳，在诗歌形式的探索上也有相当贡献。
说谢灵运是一流诗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从中国文学史上讲，像他这样开拓一种诗题材，并在形式上有多方面探索，而标志着审美理想的一个转折——这个转折的转向指示牌直指唐诗——的诗人，中国历史上不多。
他的山水诗代表作《登池上楼》。
总之，就题材开创和形式创新而言，谢灵运虽差可与陶渊明比肩，但若论单篇质量和总体艺术成就，如情、景、理的圆融无碍，人格与诗格的浑然一体，他怕还不能望陶之项背。
鲍照字明远，东海（今江苏涟水县北）人。出身寒庶，然才秀而人微，郁郁不得志。因做过临海王刘子顼的参军，后人常称他为鲍参军。泰始元年，晋安王反，临海王刘子顼起兵响应，后兵败，鲍照追随临海王，死在乱军之中，有《鲍参军集》行世。
南朝诗人中，能继承建安诗歌的传统，发扬左思风力的只有鲍照一人。他的组诗《拟行路难》、《拟古》、《代出自蓟北门行》等都是代表他创作高度的优秀作品。
鲍照现存诗歌约有二百多篇，其中乐府诗占了八十多首。而且鲍照优秀的诗篇大多数都是乐府诗，他把汉乐府的质朴刚健与南方民歌的艳丽结合起来，用自己的才华，以文人的辞采，构成了一种新的语言风格。更为重要的是，他的来自下层人民的那种刚猛之气和无所畏惧的性格，为诗歌注入了新的激情和活力。
另外，鲍照是第一个有意识地致力于七言诗创作的诗人，又是杂言式七言歌行的开创者。他所开创的这一诗型，音节错综变化，大体隔句用韵，雄恣奔放，尤其适宜表达激荡不平的感情。所以唐代李白等具有浪漫主义倾向的诗人，尤其喜好使用这种诗体进行创作。
鲍照还是南朝最早有意识地写作边塞题材的诗人。
“永明体”
由于声韵学的发展，周顒发现了汉语的“四声”，接着沈约把“四声”运用到律诗的声律上，提出了“四声八病”说，创造了一种新的体制的诗歌“永明体”，因为它与古诗在形式上有较大
11 的不同，有了更多的要求和约束，我们也称之为“新体诗”。“永明体”为律诗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开创了我国“近体诗”发展的时代。 “永明体”作家谢朓工于描写山水，成就很高。他与同样创作山水诗，又是同一家族的长辈谢灵运并称为“大小谢”。
北朝的文人诗歌创作。
庾信是一个集南北文学之大成的诗人，他的诗体风格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南北文学合流的历史趋势。
南北朝乐府民歌：
一般说来，南北朝乐府民歌大都篇制短小，抒情多于叙事。但是南北两地具有不同的民族风尚，不同的自然环境、政治、经济、文化条件，因而创作的民歌也具有非常显著的不同。
南朝民歌的最大特点就是利用汉语的谐音构成双关隐语，用以取喻起兴。
南朝乐府民歌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体裁短小，多是五言四句，和周、汉民歌不同。所有的情感和表达都在二十个字中，却常能于其中营造一种境界和氛围。
南北朝乐府民歌的第三个特点是语言的清新自然。《大子夜歌》 “歌谣数百种，子夜最堪怜：慷慨吐清音，明转出天然。”事实上所有的江南民歌都有这样的味道。
北朝的乐府民歌则表现出完全不同的特色。
数量虽远不及南朝，但内容却丰富得多。相当全面而生动地反映了北朝二百多年间的社会状况和时代特征。
北朝乐府民歌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反映战争的。
另一类是反映人民疾苦的。
第三种北歌则反映各民族人民的尚武精神。
第四种诗歌则反映人类永恒的主题：爱情。
北朝民歌的艺术特色：
语言质朴无华。诗风豪迈刚健。
在体裁方面，除了五言四句为主，还创造了七言四句的七绝体，发展了七言古体和杂言体。这些都是南方民歌所不具备的。尤其是《木兰诗》，作为北地民歌的代表，集中地反映了北朝民歌的这些特点。
木兰的形象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以前的女性形象在文学题材中都是与爱情、婚姻有关的，且往往是弱者和被动者，是受损害的形象。而木兰的形象则与一般爱情婚姻题材无关，且她已是一个主动者，一个强者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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