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人民时评12月
2020-03-03 09:33:53 来源：范文大全收藏下载本文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防治艾滋 有治无类
王 琦 2012年12月03日04:51 彻底消除对艾滋病感染者的歧视，让他们获得走进医院的勇气和条件，这是对他们的保护，也是对我们自己的保护
在第二十五个世界艾滋病日到来之际，卫生部部长陈竺表示，由于社会歧视存在，有高危行为的人不主动寻求或不愿接受检测，导致我国有近一半的艾滋病感染者没有被发现，增加了传播的风险。这沉重的事实，令人难以释怀。
近半感染者未被发现，折射出我国艾滋病感染者就医率低下的严峻形势。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一名艾滋病感染者因手术输血感染病毒，却一直不敢正视病情。服用偏方之后，在未经检查的情况下竟然“自以为治愈”，如果不是后来因病就医期间被再次确认艾滋病感染，他恐怕还将继续自欺欺人下去。
“自欺欺人”的背后，是感染者心理上背负的巨大社会压力。尽管多年来的知识普及始终提醒人们，艾滋病的感染渠道较多，不能把艾滋病感染跟吸毒、滥性、生活不检点画等号，但很多人一提及“艾滋病”，仍然难以摆脱恐惧、憎恶、歧视等负面情绪，存在这种心态的甚至不乏医务人员。就在不久前，天津一名肺癌患者因在手术前被查出携带艾滋病病毒，求医屡遭拒绝，最终他私改病历隐瞒病情，才得以接受手术。
医院尚且如此，艾滋病感染者在日常生活中的境遇可想而知。社会的歧视，让许多高危性行为者不愿接受病毒检测，增加了艾滋病病毒传播的风险。长期缺乏治疗和孤独，折磨着艾滋病毒感染者的身心。在生命质量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他们中有的人迫于生计从事着可能传播艾滋病病毒的职业，极个别人甚至产生仇视社会的心理，不惜以身试法，报复社会。 “艾滋病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艾滋病的无知和偏见，以及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看望艾滋病患者时所强调的那样，防治艾滋，有治无类。不论艾滋病感染者是从什么渠道感染病毒的，他们都是弱者、是受害者，我们都不应该抛弃他们，对他们的歧视是社会的耻辱。艾滋病感染者有尊严生活的权利，给予他们应有的尊重，让他们找到治疗的途径和合适的生活方式，提高他们的权益保护水平，帮助他们重新树立起生活的信心、治疗的信心。这既是救治抚慰艾滋病感染者的需要，也是建设公平、公正社会的应有之义。 在发达国家，艾滋病已成为一种“可控疾病”，患者死亡率、母婴传染率都明显降低，大多数患者已能在药物的帮助下长期带病生活。取下有色眼镜，彻底消除对艾滋病感染者的歧视，让他们获得走进医院的勇气和条件，这是对他们的保护，也是对我们自己的保护。 艾滋病往往与贫困伴生，要让感染者得到有效的治疗，除了提高医疗救治水平外，还应该加强医疗救助，使贫困家庭的艾滋病感染者看得起病、吃得起药。防治艾滋病是复杂的医学问题，也是紧迫的民生问题、社会问题，需要全民参与、全力投入、全面预防。只有如此，才能鼓舞起与艾滋病魔勇敢抗争的决心和信心，让我们的社会更安康和谐。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政务微博助推政务公开
李泓冰 2012年12月04日05:05 政务微博“及时传递政府的声音”，维护政府的权威性、公信力和亲和力
有网友戏称，微博是上帝的礼物。这句话或许在人民网12月3日发布的《2012年新浪政务微博报告》得到印证——政务公开借助微博打开一扇窗户，在传递信息、听取意见、解释民惑、快速辟谣方面陡然加速。
2012年，光是新浪平台认证的政务微博，在覆盖面、微博质量、应用水平、综合影响力等方面不断提升，数量突破6万，比去年同期净增4万多，增长率达231%。 去年，有些人还谈微博色变，觉得微博给谣言以可乘之机。然而，微博是一种网络传播新方式，民间能用，官方为什么不能用？传谣的人能用，辟谣的人为什么不能用？求证的人能用，证伪的人为什么不能用？无数事实证明，反应滞后、应变迟缓的地区或领域，才会发生谣言比真相跑得还快的“杯具”，遏制谣言的有效手段，就是及时、透明地传递真相。政务微博“及时传递政府的声音”，维护了政府的权威性、公信力和亲和力。
以微博活跃度、传播力、引导力三项指标综合排名位居榜首的“上海发布”为例，它并非最早开通的省市级政府微博，但后来居上，有媒体甚至说，“‘上海发布’创造了政务微博的奇迹”。
“奇迹”缘何而来？其实不外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此前，各地曾尝试过的“市长热线”、“市民信箱”，效果难说尽如人意。政府微博不同，它与公众公开实时互动，回复的时效、质量与效果一目了然。“上海发布”的回应，很勤快、可亲、实用，它曾呼吁市民周末买卷心菜帮助菜农，获得热情响应后，又连连感谢市民支持；它也很“高端”，曾促成时任市委书记回复癌症临终患者家属的痛诉，“你的心痛也是大家的心痛”，由此推动了临终关怀事业的改进„„
正像一位领导同志说的那样，“政务公开说到底，是政府与公众关系的一次重大调整，是政民互动、政府与社会共治的一次制度性安排”。政务微博给这一“制度性安排”提供了成本低、效果彰、速度快、形象佳的渠道。
走向利益多元和观点多样的中国，如何寻求社会共识的最大公约数，从中汲取正能量？党的十八大报告引人注目地提出，“要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并以不容置疑的坚定语气，提出了让人耳目一新的要求：“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做法都要坚决防止和纠正”。在落实这一要求方面，政务微博为推动社会管理创新、改进执政方式插上了无形的翅膀。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构建微博时代的公序良俗
马国英 2012年12月06日05:03 构建微博时代的公序良俗，归根结底还得靠法治思维、法治方式
12月4日，2012年度法治人物评选结果揭晓，除了评出法治人物或群体，还首次评出年度致敬媒体，“充满法治精神与人文关怀”的人民日报法人微博获得了这个奖项。这成为本次评选一大看点。
微博在法治人物评选中获奖，说明在当前这个“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新闻发布者”的时代，新兴媒体正成为提升法治思维、推动法治进程的重要渠道。
微博是许多法治新闻事件的信息源头，“表哥”、“房叔”、“不雅视频”，无不始自微博曝光，引发反腐行动；微博已经成为政府与民间直接互动的窗口，政务微博集群式发展，敞开了信息公开的门窗，给公众开辟了政治参与的新路径。更有价值的是，在微博这个“观点广场”上，公众对复杂事件的围观，政府对网络热点的回应，本身就是法治意识、法治思维的培育过程。
当然，微博为法治建设注入动力的同时，也带来新的挑战。虚假信息泛滥，谣言跑在真相的前面，引发恐慌心理；失当爆料，恶意攻击，侵犯他人权益；买卖炮制“粉丝”，炒作话题，制造舆论压力„„对此有人诉苦：“在微博上没有办法讲道理，都是‘一边倒’、‘围剿式’的责难甚至谩骂，无法应对。”这些问题反映出网络表达片面、非理性、情绪化的缺点。
面对微博给法治建设带来的新挑战，政府部门应当及时研究对策，进行前瞻性的制度设计。构建微博时代的公序良俗，归根结底还得靠法治思维、法治方式。而坚持以法治思维处理微博及相关的互联网问题，关键是如何认识“网意”和民意的关系。
“网意”不能完全等同于民意，但即使这部分民意有时显得不够理性、不够冷静，却也是客观存在。因此，面对方兴未艾的新兴媒体，面对澎湃汹涌、泥沙俱下的“网意”，因噎废食不是正确的态度。
对待“网意”体现的权利诉求，首先还是要尊重倾听。中央领导同志强调，“网上的舆论，包括骂声我们都要听”。这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对于网上舆论不能置若罔闻，而是要主动了解、客观认识，并通过网上舆情了解民情、检讨工作、解决问题。
对于数亿网民来说，应该珍爱新兴媒体这个信息集散、社交互动的崭新平台，以守法、文明的行动，共同推动中国的民主法治进程。
【新闻链接】
12月4日晚，2012年度法治人物评选结果揭晓，湄公河案专案组、刑诉法专家陈卫东、“嫣然天使”负责人李亚鹏以及候鸟守望群体等入选。人民日报法人微博获评首次设立的“年度致敬媒体”。年度法治人物颁奖盛典由全国普法办、司法部与中央电视台共同主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承办。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解决生存困境是救助之本
郝 洪 2012年12月07日06:59 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救助关爱弱者、贫者是底线，避免弱者更弱、贫者更贫是责任 河南郑州立交桥下“农民工之死”事件已过去一周，其死前是否得到有效救助的争论仍在持续。12月5日，郑州两家律师事务所向当地民政局寄送了《信息公开申请书》，要求对此事件做出解释。
能否求证出该事件真相，尚难确定。至少，从当地民政局和救助站目前的回应里，我们还看不到对该事件的彻底反思。救助站拒不接受采访，民政局则以《进一步加强流浪乞讨人员冬季救助工作的紧急通知》回应追问，并表示，“再说之前的事没什么意义了。” 真的没有意义了吗？对该事件的追问既是对逝去生命的尊重，也是对生者最好的关切。对于那些仍然栖息于立交桥下的农民工而言，它意味着更温暖的救助、更有尊严地生存；对于立志公平正义的社会而言，它意味着更深切的自省和更积极的制度建设。
积极的制度建设，是完善现有救助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包括民间公益组织在内的全社会救助体系，是对农民工群体权益保障的落实。桥下农民工，他们渴望就业，担心欠薪，节衣缩食，用微薄的报酬供子女读书，谋求更好的生路。他们缺失的，不仅仅是慈善救助，也包括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等在内的权益。
郑州“农民工之死”事件发生后，不少民间公益团体自发组织，购买棉衣棉被，为寒夜里仍栖息于立交桥下的农民工们送去温暖。被爱心包围的农民工心存感激，不过，他们最需要的是“有活儿干、能挣钱”。郑州一位农民工请求记者将他的手机号登到报纸上，为的是“找活儿容易点”。还有些农民工们，宁愿四处游走打零工，也不愿选择有工棚住的活儿，担心辛苦劳作的薪资被拖欠。
我们需要为这些无力者提供有力前行的最低保障——社会救助，更需要给予他们继续前行的希望和力量。作为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历史过程中的必然存在，农民工群体为中国社会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也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巨大推力，还是城乡二元体制改革的巨大动能，他们见证并参与了中国经济崛起，他们的走向则是中国小康社会发展之路上面临的挑战。
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救助关爱弱者、贫者是底线，避免弱者更弱、贫者更贫是责任。近年来，同工同酬、同命同价、同票同权的改革开启了城乡平权之路，但落实到具体现实，仍有相当大的差距，比如在教育、医疗资源配置、社会保障覆盖上，城乡之间仍然存在鸿沟，仍需要制度上的突破。
今年国庆前夕，全国首家农民工博物馆在广州对外开放，向那些为城市默默付出的农民工致敬。建立一个博物馆、留存中国独特的农民工历史固然好，但是，“农民工”一词还远没有到进博物馆的时候。他们是现实里活生生的存在，在我们汽车疾驰过的立交桥底下，在地铁出入口避风处，在繁华商场门厅的角落，他们，就在我们身旁，城市时刻能够感受到这个群体的温度和力度；而城市，将给予他们怎样温暖的回报？
用阳光慈善驱散公众疑云（人民时评）
王石川 2012年12月11日06:05 走出公信力危机并无捷径，引入并健全监督体制是不可回避的环节
日前，中国红十字会成立由迟福林、俞可平、白岩松等各界人士组成的社会监督委员会，负责项目监督、经费监督、活动监督等，并向社会公布监督、审查结果。
在这个小鼠标能绊倒大“硕鼠”的时代，公众监督意愿空前热烈，监督能力日益提升，“开门接受捐款、关门使用捐款”注定行不通。“郭美美事件”之后，中国红十字会遭遇严重的公信力危机，不仅募捐善款减少，机构声誉也受到影响。走出公信力危机，并无捷径，引入并健全监督体制是不可回避的环节。
成立社会监督委员会，既体现了中国红十字会接受社会监督的诚意，也是对民意的友善呼应。这些社会监督委员，既有良好口碑，又有深厚专业背景。公众对此事的积极反应也说明，当这些名人把自身形象与中国红十字会“绑”在一起，人们对中国红十字会形象的改善、甚而助推中国慈善事业良性发展，会更为乐观。
从建立捐赠信息发布平台，到“要赚钱的人请远离红会”的果决表态，再到今时成立社会监督委员会，中国红十字会正通过一步步的制度安排，重塑公信力。当然，从现实反馈看，这种努力离公众满意尚有差距。若想进一步提升公众的认可度，需要继续创造条件接受公众监督，比如在信息公开透明上发力。
慈善事业被称为“玻璃缸里的鱼”。对慈善机构而言，公开透明是无法回避的选项。没有公开透明，公众监督就是虚妄之谈；没有公开透明，就为腐败埋下伏笔。公开透明，不是简单粗糙地晒账本，公众需要知道每一笔捐款的来源、具体流向，需要知道善款有没有发挥效用。公开透明，也不能止于晒善款，红会的开支情况如何、内部运行机制，有无灰色收入等等，也是公众关心的热点。
红十字会其实还可展示更开放的姿态，推出更务实的举措。比如，不仅要晒账单，还要邀请专业的机构审核账单。香港红十字会的做法值得借鉴：为了确保专款专用，每年年末都会请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审计结果在年报中详细呈现。无独有偶，中国的壹基金也主动邀请世界知名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流动资金不仅由会计师事务所全程跟踪监督，且账务全部在壹基金的官方网站上公开发表。
公信力是慈善机构的生命力，拥有公信力才有未来。监督的阳光照进慈善机构的各个角落，才能驱散人们心头的疑云，慈善事业才会有更美好的前景。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改革开放要有新开拓
李泓冰 2012年12月12日05:44习近平总书记和民众共同重温小平、呼应小平，倡言深化改革，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新气象前景可期习近平总书记广东调研，在深圳深情地向邓小平铜像敬献花篮。意味深长的举动，让人不由想起20年前在中国改革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小平同志南方视察。
隔着20年时空，两位领导人都在郑重地强调同一个响亮的词——改革。和20年前一样，这个充满魅力的字眼，再次让国人心头为之一暖，信心为之一振。
20年前，小平视察南方之际，中国改革正面临重大抉择。能否重建改革共识、重聚改革底气，改革开放的路应该怎样走，成了人们思考的严峻课题。就在中国需要再进一步的历史时刻，小平同志以一席举重若轻的谈话，开启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辉煌大幕，中国人蛰伏已久的生产力火山般迸发，以不可思议的发展速度将现代化建设推向一个新阶段,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小平同志曾极具前瞻性地预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当下，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绝不能低估今后的风险和挑战。居民收入差距日渐拉大，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社会矛盾明显增多„„这些“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断积累叠加，成为躲不开、绕不过的新课题。当此之际，尤其需要进一步凝聚深化改革的思想共识，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进改革，打造民众的安全感、温暖感，提升社会的向心力、凝聚力。正因如此，党的十八大强调必须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始终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各项工作，明确提出“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也正因如此，李克强副总理疾呼“改革是发展最大红利”，必须承担历史责任，迎难而上、攻坚克难。
深化改革离不开“顶层设计”，更离不开“顶层推动”。十八大报告以三个“更加注重”来强调从制度性建设层面稳步推进改革，即“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更让人耳目一新的是，新的领导班子率先垂范,倡导改革。新的“八项规定”破除领导特权，中央领导集体从具体事情入手，开启了转作风、正党风的新努力。不封路、不清道，习近平与其他中央领导与百姓同行，赢来一片称赞。
改革开放要有新开拓。在中国走向利益分化和观点多元的背景下，执政党敢于倾听、正视并回应“发展中的问题和挑战”，以政治家的勇气和智慧，汲取正能量，寻求社会共识的最大公约数，以推动和深化改革，这是中国未来最大的希望所在。沿着20年前小平走过的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和民众共同重温小平、呼应小平，倡言深化改革，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新气象前景可期。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拿什么迎接“速成汽车社会”
范正伟 2012年12月13日05:49 让更多人开上汽车，这是发展；让更多车主遵守规则，这是文明 不让路，将受罚。北京卫生局日前称，北京市拟为急救立法，保障急救车的道路优先权。如急救车正在紧急救援、转运危重症患者，社会车辆故意拒不让行的将受到处罚；造成严重后果的，将被追究法律责任。
对北京那位50岁的女性伤者来说，这是一个迟来的规定。12月7日，该女士遭到罐车碾轧后，被救护车送往附近医院抢救，但一路几乎没有车辆让行，3公里的路足足走了40分钟，最终伤者没能坚持到医院。
类似的悲剧，已经不是第一起。除了扼腕逝去的生命，指责车主的麻木不仁，抱怨北京的道路拥堵，我们还应该检讨什么？
事件发生后，有网站调查“你会为救护车主动避让吗？”95％的网友说“会”。但为什么到了现实中，却很难实现呢？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还是有其他原因？
许多人都有一个感受，开车与不开车状态很不一样。平时很温和的一个人，一开车就耐心渐失、脾气见长，前车开得慢点，会焦躁不安；遇到堵车，很容易抓狂；碰到加塞儿的，脏话也会脱口而出。想要这样的“路怒族”主动让路，恐确有点难度。
所谓“内外有别”。开车时，封闭的钢铁躯壳，让人获得安全感的同时，也把人变成了孤岛。车流滚滚的马路，是比“陌生人社会”还陌生的社会。如果没有道德法律约束，“丛林法则”难免盛行，短期行为不可避免。方便自己不管他人，就会成为“理性”选择，诸如抢道、开远光灯、随意停车，也会被“去道德化”。
截至2012年10月，我国机动车保有量已达2.38亿辆。车辆井喷增长，道路日益拥堵。对车主来说，越是这个时候，越应该用“车德”去弥补不足，而非恶化本已脆弱的路况。对有关部门而言，同样要与新问题赛跑，确保制度供给跟上时代脚步。
有人对网上“实拍德国千余辆车自觉给急救车让道”的场面感到震撼，却不知道文明背后的“德国规则”：碰到急救车鸣笛，“左车道的车往左靠，右车道的车往右靠”，如果哪位司机不让道，轻者罚款、重者坐牢。其实，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也有类似规定：遇到消防车和救护车的鸣笛，“应当让行”。但究竟怎么让行？让行违章了怎么办？不让行又会怎样？许多人不清楚。不仅如此，前几天还曝出这样的新闻：兰州一名120急救车司机，竟然违规使用急救车去陪女朋友看演唱会！
有时候，人们麻木的背后，不一定是冷血，还可能因为陌生，因为缺乏信任。
还是在前几天，一名男子在北京地铁站台上晕厥，在列车进站时掉下站台，千钧一发之际，站台上数百人集体高喊“停车”，还有人不顾安危挥手叫停。最后，列车急停，男子获救。在一个速成的汽车社会里，如何让人们的爱心放飞车外，如何涵养中国社会的汽车文化，值得深长思之。
从曾经的自行车王国，到今天的车轮上国家，中国仅用了一代人时间，就实现了欧美几代人的梦想。让更多人开上汽车，这是发展；让更多车主遵守规则，这是文明。
从源头着手遏制“奢侈冲动”（人民时评）
郝洪 2012年12月14日05:37 只有从源头着手，监督各部门的预算和三公经费，才能遏制“奢侈冲动”
12日，最高人民法院的禁令再掀整治“奢侈会风”高潮。包括严禁借开会之机公费旅游，严禁在高档酒店召开会议，严格控制研讨会、论坛、庆祝会等，句句切中时弊。
这一禁令既是对中央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八项规定”的积极落实，也是对前不久芜湖“奢侈会议”事件的后续回应。此前，媒体曝光了芜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公检法部门在黄山景区五星级酒店开会，入住近500元一天的房间，餐价每桌千元以上。事件发生后，芜湖相关部门立即组成调查组，责成相关责任人检查，并在全市通报批评，会议所有费用由参会人员个人承担。
“奢侈会风”是社会潜规则之一。组织去风景名胜地、高档宾馆开会，是一些部门、行业的福利，也是不少企业、机构公关的手段。正因此，许多政府部门、单位机构的开会地点和方式越发高档、奢侈。殊不知，这种会风极易腐蚀人——不用花自己的钱四处出游、住五星级酒店，酒桌间的推杯换盏，娱乐场上的沉醉贪欢，不但冲淡了会议的主题，而且助长了骄奢淫逸，腐蚀着公权力的公信力。
今年4月，延安“公务员集体港澳公费旅游却谎称开会”的荒唐事件也是如此。报道说，延安市宝塔区卫生局共有20名公务人员，其中10人集体去香港、澳门旅游，该局不但没有向宝塔区政府汇报出省事宜，还谎称去省卫生厅开“公立医院改革推进会”，实际上，这次会议早在2月就举行过了。
早在30年前，国务院就下发《关于严格控制到著名风景游览胜地开会的通知》，1998年，中办和国办也联合下发《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到风景名胜区开会的通知》。时至今日，“开会旅游”仍然盛行，以至于，举办政府会议和公务接待成了风景旅游地不断发展壮大的产业，为拉动地方GDP贡献重大。
医治“奢侈会风”沉疴痼疾，需要严肃查办顶风而上的典型，需要阳光监督。阳光之下，才有河清海晏、官清民安。一些部门之所以会风奢侈，就在于手里有钱，花钱随便。当政府预算和三公经费等信息彻底置于民众监督之下，类似假会议之名行部门福利和公关之实的“奢侈会风”才会有所收敛。
日前，北京大学一个研究中心公布了一份《中国行政透明度观察报告2011—2012》，报告显示，中央政府42个部门中仅有23个在信息公开测评中达到及格分60分以上，有近半中央部门行政透明度不及格。这意味“三公”等信息公开，距公众期待还有不小差距。只有从源头着手，监督各部门的预算和三公经费，才能遏制“奢侈冲动”。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校园伤害案须“双向归因”
金苍 2012年12月17日04:56 “双向归因”，才能更好地寻绎事件的上下文，从而找到可能的解决方案
无论远或是近，这样的消息都让人心痛。美国发生校园枪击事件，20个孩子和8名成人遇难；河南光山县的校园伤害事件中，22个孩子被砍伤。
尽管事实还不够清晰，但这两起事件都是极端心理刺激之下的反社会伤害行为。从媒体报道看来，美国的惨案制造者，饱受人格障碍困扰；而河南的施暴者，则有20年癫痫病史，并逐渐呈现暴力倾向。
正如现代犯罪学之父龙勃罗梭所言，导致犯罪发生的原因很多，绝不能“以其中一个原因代替所有原因”。在审视具体个案时，既需要有“内归因”：犯罪者的人格、动机、情绪等；也需有“外归因”,即事件的社会背景。
美国校园枪击案的归因，我们可撇开不论。需要思考的是，河南的校园伤害案中，为何300多个孩子生活其中的校园无人看守？为何有社会危害的疑似精神病人能“经常出去乱跑”？而当地拒绝采访、封锁消息甚至是教育局人员在办公室玩游戏、有关领导质疑记者“讨论这有啥意义”，都折射出这起恶性事件背后的必然。
22个受伤的孩子，暴露社会管理盲点。而每一个盲点，都可能成为吞噬生命的陷阱。消除这些盲点，需要更为精细、科学的管理方法，也需要更负责任的态度。
社会归因是必要的。但如果把一切推给社会，那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偏颇。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有“反社会型人格”的人存在，这不是随人的意愿可以改变的。
过度的社会归因，会让更多人把自身的问题归咎于社会。归因的“折扣原则”是，存在多个原因时，单个原因与结果的逻辑联系会被弱化。反过来说，弱化某些原因，必然强化其他原因。在这种情况下，更容易产生示范效应，给恶性犯罪以“逼上梁山”的心理错觉。 “双向归因”，才能更好地寻绎事件的上下文，从而找到可能的解决方案。既需从大处着眼，形成更完善的社会风险防范体系。也需从中观着手，扩大社会工作者队伍，排查与疏导心理问题、进行精神卫生启蒙。更需在小处落实，看看身边是否有情绪或精神异常者，需要更多善意的帮助和微笑。只有这样，才能在每个人的心理完善中，提升社会文明的程度。 心香一瓣，祈福孩子们，这些世上最娇艳的花朵。唯愿在你我的共同努力中，12月14日，网友命名的“世界儿童悲伤日”，不再重演。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以市场化改革激活“城镇化红利”
叶琦 2012年12月18日04:40 高质量的城镇化，只能通过要素的进一步市场化改革来完成
新一届中央领导履新，思路决定中国未来方向。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城镇化”首次单独列为主要任务，进一步凸显出这一“中国发展的大战略”的重要性。
从某种程度上说，工业化创造供给，而城镇化则“制造需求”。不仅是人口进入城镇后的消费需求，还有庞大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住房建设需求，这是巨大的“累积效应”。有经济学家估算，我国城市化率提高1个百分点，能带动居民消费总额增加1200亿元。培育得当，城市化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超过50%，被视为“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历史性变化”。不过，数字背后有隐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报显示，截至2011年，2.5亿农民工参保者不足1/5；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农民工城镇自有住房拥有率仅为0.7%。
一系列新闻事件，也佐证着这样的数字。从郑州到大连，连续发生农民工在城市中冻死的事件；农民“被动上楼”、耕地“占优补劣”，不时引发争端„„城镇化，绝不仅仅是数字的增长。
正如中央领导同志所说，“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城市人口比例增加和面积扩张，而是要在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面实现由‘乡’到‘城’的转变”。低质量的城镇化，根源在于缺乏系统性配套。从土地制度到户籍管理制度，一系列限制让高速经济增长之下自发的城镇化，成为一种稍有些跛脚的城镇化。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和基本之策。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一般在75%—80%，甚至更高。中国的城镇化，依然有着广阔空间。不过，未来城镇化的跃升，不仅是量的积累，更应是质的变革。正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要求，应该“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
“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有制度的改革，才有城镇化巨大红利的释放。高质量的城镇化，只能通过进一步市场化改革来完成，让要素自由流动，最大限度地优化资源配置。形成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才能完成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和高效配置；打破二元结构的户籍坚冰，才能形成一个更健康、更合理的人力资源市场；而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也能为进一步的城镇化提供更多资金支持。
在这一过程中，政府需要做的，是将合理的顶层设计与积极的末端治理相结合，为城镇化造就良好的政策和法律环境，避免与民争利、公益缺位、功利上位等现象的出现。 中国正站在发展的十字路口，有人看好，有人唱衰。不可否认的是，潜力巨大，挑战也巨大。从“刘易斯拐点”到“中等收入陷阱”，许多险滩需要突破。在这样的情况下，尤其需要寻找自身蕴藏的巨大潜力。城镇化的推进，或可成为一个突破口。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一端一窝”的警示
李浩燃 2012年12月19日04:14 “团伙腐败”说明，腐败也是慢性病、传染病，须以制度破除利益共同体
近日，河南许昌东城区征地办、动迁中心60余名工作人员的腐败窝案曝光，引来广泛关注。
一端一窝，虚造协议骗取拆迁补偿款、助人编造虚假拆迁补偿协议收受贿赂，许昌拆迁领域两个科级单位的团伙作案，让人发问：他们的胆子何以如此大？干部之间的内部监督缘何失效？公民、舆论、法制等外部监督为什么没能及时介入？“一窝”腐败的曝光，再次凸显保持反腐高压态势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湖南耒阳矿征办窝案、重庆校长集体贪腐案、广东棠溪村18名村官集体受贿„„近年来，团伙腐败的案例不时见诸报端。2011年，社科院发布的《反腐倡廉蓝皮书》指出，腐败主体从个体向团伙化蔓延，窝案串案较严重，这成为贪腐发展的新走向。
与个体腐败案相比，团伙腐败显然性质更恶劣、社会危害更严重，应当引起全社会的警惕。在许昌这起团伙腐败案中，不仅负责拆迁的官员之间，甚至官员与被拆迁的村民之间也达成罕见默契，衍生出集体贪腐的利益链。表面上看，人人得好处，仿佛利益最大化了；仔细推究，少部分人发了拆迁补偿财，公共利益却在无形中蒸发。这笔账，怎么算？ 当每个人都放弃互相监督，集体贪腐便有了可乘之机。集体掩护、集体失声、集体串供，部门内部风险共担，成员之间拧成一股绳，如同蚂蚱一样被捆绑在一起。另一方面，外部监督形同虚设，也让利益共同体“内部安全”的心理机制被强化。以此案为例，如果拆迁过程中要拍照、录像的规定能执行，审计、监察的力量能加强，这一窝腐败，恐怕也难以发酵、成形了。
“团伙腐败”说明，腐败也是慢性病、传染病。当“公共利益部门化、集体利益个人化”，部门成员很容易形成利益共同体。这让一些本想保持干净的人担心在单位内部被逆向淘汰，被迫“打湿了鞋子”。正如当事人所说，“大家都这样做了，我不做会显得不合群”。而“一起捞过钱”，更能形成攻守同盟，扩大腐败范围，演出“一抓一串、一端一窝”的剧情。 防范腐败传染病、慢性病，不能仅依赖于官员的自觉、自律，更须从法律制度给以警醒：反腐利剑高悬，无论腐败个案还是窝案，“伸手必被捉”。完善管理制度，保证决策制定、落实执行、考核审计、监督反馈等行政程序的透明公开，用阳光照亮暗角。增加监督话语权，动员公众并创造可行形式让其参与到对权力运行的监督过程中，才能破除内部利益共同体。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论断时刻警醒我们，筑牢反腐的防线，必须堵住腐败利益源、斩断腐败利益链，让各项制度真正管得住人。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鸡吃药，人有权知道
张铁 2012年12月20日08:29 鸡肉的“信息不对称”，提出一个未被重视的问题：如何加强食品安全信息的披露？近日，网文“一只鸡的生活意见”热传。根据中央电视台对速生鸡的报道，网友以第一人称重述这种鸡“悲催的一生”：从出生到出栏，只要40多天，基本不睡觉；鸡舍环境肮脏，除了饲料外还要吃20多种药品，其中大多是抗生素。
按照畜牧专家的说法，“速生”并非那么可怕。现代化育种技术、高水准饲养管理、全面均衡的饲料营养„„随着养殖水平的提高，那些过去看起来不可思议的事情，从科学角度讲是可以实现的。所以，40天生长期是否太短、能否使用药物或许可以存而不论。对于“一只鸡的一生”，更应关注的是毫无节制地投食药品，甚至是违禁药品。在电视画面中，我们能看到一些鸡场使用了“盐酸金刚烷胺”等禁用兽药，而地塞米松则是激素类药物，可以让鸡多吃饲料。
加强对畜牧生产的监管，已经是个老话题，从毒奶粉到“健美猪”，不断被放到台面上讨论。实际上，由于大多数实行规模化生产，对鸡场的监管并不复杂。通过录像监控、突击检查、实地走访，都能发现问题。速生鸡事件中出现的编造养殖记录、花钱买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等，暴露出的是一些地方监管部门的失职。
鸡肉这类食品，存在着典型的“信息不对称”。在食品生产、加工、销售的链条中，消费者处于最尾端，信息经过层层传递，到消费者那里时已经大大衰减。靠眼睛，只能看到颜色、光泽；靠嘴巴，只能尝到鲜度、口感。服用了禁药，鸡肉中残留的相关物质超标，消费者既看不出来也尝不出来。更多信息，只有通过“试错”来积累。但这一过程，存在风险，甚至是代价高昂。
这样的信息不对称，可能造成严重的“市场失灵”。在经济学中，这叫“柠檬市场”。买方不了解商品的质量情况，因而不互信，使得交易成本变大，最终导致市场萎缩和消失。更重要的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鸡场老板不会考虑消费者的想法，在监管缺失之时，会大胆使用违禁药品、超量投药以降低成本，整个市场上演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选择”过程，损害消费者权益，降低社会福利。
从信息的角度看，速生鸡事件提出了食品安全领域一个未被重视的问题：如何加强食品安全信息的披露？中国社会科学院《法治蓝皮书》通过对全国43家地方政府网站的调研，发现食品安全监督检查信息披露还不到七成。具有食品安全监管职能的各政府机构之间如何进行信息交流与共享，建立食品安全信息平台？食品安全信息如何快速、有效地传达给消费者，建立持续动态的监督检测信息披露制度？这些都是完善食品安全信息披露必须回答的问题。
山东公布“速成鸡”调查结果
所涉企业被责令整改（新闻追踪）
据新华社济南１２月１９日电 （记者张志龙）山东１９日晚间公布4地市“速成鸡”事件调查结果，责令所涉企业整改，并下发紧急通知规范兽药使用监管整治。
据１９日晚间相关调查组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截至目前，平度市崔家集镇袁家庄养鸡场已被查封并取样检测，公安部门已对养殖场负责人进行传唤审查；高密市大牟家镇小迟家村养鸡场负责人已被警方控制；滕州市官桥镇西郑庄养鸡场、盈泰集团颜楼养鸡场被证实分别于今年５月份、８月份停止养殖；六和平度屠宰场和盈泰集团屠宰厂已被责令停产整顿，原料和产品全部封存，并取样检测。对媒体报道涉及的其他问题，调查组正在进一步核查中。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缓解打车难，政府应有为
李拯 2012年12月21日05:14 寻找更加符合市场规律的管理方式，政府部门大有可为
20日，社科院发布的2012年公共服务蓝皮书显示，打车难成为普遍问题，53.77％的人打车需要等10分钟以上。
为什么会出现“打车难”？宏观而言，出租车的供给无法满足需求。拿北京来说，常住人口年年上涨，而出租车数量一直维持在6.7万辆上下，总体上供不应求，不出现“打车难”才怪。
供求失衡的背后是出租车的准入门槛问题。由于实行特许经营，出租车数量并非取决于市场需求，而取决于发出的经营牌照数量。管理部门对出租车牌照的严格管控，导致了需求青云直上、供给原地踏步的总体失衡。
供求之间还存在“时间错位”。越是早晚高峰，越是难打车。人们通常认为，这是因为打车的人太多造成的。而事实是，很多司机在这个时间段拒绝拉活儿。在北京一些加油站，高峰时段故意“趴窝”的出租车常常排成长龙。高需求为何没能带动供给井喷？这反映出的，是出租车的定价机制和利益分配等深层次问题。
政府部门审批、公司承包运作，这样的模式，本意是加强出租车市场管理。但在实际运作中，由于出租车公司垄断经营，特许经营费演变成价格不菲的“份儿钱”，辗转摊到了司机身上。加上油补增加远远跟不上油价上涨，运营价格无法随着市场稀缺而上涨，这些因素使得出租车行业“活难干，钱难挣”。到了高峰时段，道路拥堵、油耗上升，司机自然就没有了运营的动力。黑车横行、挑客拒载、恶劣天气打车难，很多问题的出现都缘于此。
可见，“打车难”，实际上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政府角色应该如何定位，是否应逐步放宽出租车准入门槛，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一个是出租车公司与司机的利益分配问题，关系到出租车的公司经营模式，如何寻求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保证出租车司机的积极性？
破解打车难，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一些做法值得借鉴。在法国，公司经营模式下，司机有薪酬司机、公司司机和股份司机三种不同模式；美国纽约的运营模式分为个体经营和公司经营两种；香港政府推行配额拍卖出租车牌照的制度，但个人可以参与拍卖，避免少数公司垄断。背后的基本思路，是减少市场管制，更多借助“看不见的手”来调节。
政府完全放手，可能导致车辆激增、无序竞争甚至欺客宰客的情况，这种选择并不足取。但寻找更加符合市场规律的管理方式，政府部门大有可为。比如，在适当放松管制的前提下，建立优胜劣汰机制，做到用制度管事管人。比如，成立专门机构，负责日常管理、投诉受理等工作。这更能体现服务型政府的要求。
打车难，下决心解决的话，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遵循市场规律，理顺利益分配关系，正是其中关键。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财政“紧日子”要长期过
刘成友 2012年12月24日04:37 应通过建章立制、自我约束和舆论监督，让公职人员节俭办事，严控行政开支 刚刚结束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强调，明年依然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将加剧财政收支矛盾，要树立“过紧日子”思想，严格控制行政经费等一般性支出，努力降低行政成本。 “过紧日子”的说法已经不是第一次听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中央政府就提出要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一些省份主动降低公用经费，减少“三公”支出。如果说，那时的“过紧日子”还是危机时期所采取的暂行之策，现在的“紧日子”则需从长计议，要做好长期过下去的心理准备。
为什么这么说？ 算大账，财政面临的“一减一增”矛盾更加突出。一方面经济形势依然严峻，各级财政税收不同程度地减收。今年前三季度全国财政收入增长10.9%，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18.6个百分点。而我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和周期性下行，使财政收入增速下降很可能成为中长期现象，以往每年20%—30%的财政增速，难以再现。另一方面，稳增长、调结构、深化改革，特别是改善民生都需要增加财政投入，这方面只能增，不能减。财政吃紧可能成为常态，倒逼政府首先要“过紧日子”。
找问题，大手大脚的花钱方式让百姓意见纷纷。旁的不说，一些部门年底突击花钱，就很难给出让人信服的解释。还有，每年审计报告披露的大量经济问题，年复一年得不到根除。预算不规范、审批“黑洞”多、支出不透明、投资欠科学等现象，蚕食着政府公信力。行政部门必须革除流弊、精打细算，善于“过紧日子”，才能给人民一个满意交待。
看形势，中央新近出台八项规定，是各级政府转变作风、降低行政成本的契机。这些富有针对性的“硬杠杠”，对于久难治愈的铺张浪费和形式主义，是一剂良药。一级一级延伸下去、坚持下去，必然有利于减少“三公”支出、降低行政成本，避免奢侈败家，改进党风政风。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对于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财政收入屡创新高局面的各级干部来说，“紧日子”可能有些难以适应。但是，如果这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各级政府就要想方设法积极应对。
做好长期“过紧日子”的准备，必然要求各级政府加强行政管理、提高行政效能。各级财政应抓紧研究制定眼下可用、立马见效的紧缩开支的预案，更应该通过建章立制、自我约束和舆论监督，让公职人员节俭办事。而从长远来看，如何理顺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使地方政府增加财政自主权；如何提高财政使用效率，建立财政投入的绩效评价体系；如何建立规范、透明的预算制度等等，都是过好“紧日子”无法回避的课题。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电视问政不能止于眼球效应
詹 勇 2012年12月25日06:33
把民意锻造成一种刚性力量，才能从根本上推动干部“目光向下”
岁末年终，正是各级干部“交答卷”的时候。且不说工作好坏优劣，如何“交卷”本身也是一个看点。相比一些地方搞关门总结、自我表扬，日前武汉、温州等地“电视问政”的火热现场令人耳目一新。
暗访短片揭短亮丑、市民“考官”毫不客气地逼问、“应考”干部脸上直冒汗珠，这富有冲击力的一幕幕，通过直播镜头传到千家万户，搭建起一个百姓参与、官民互动的考场。
通过电视传媒打开大门吸引公众参与，又通过考评百姓意见大的问题提升关注度，这样的考试颇有创意。
然而，热闹之中也有隐忧。有人担心，时间一长，观众审美疲劳了，干部学会应对技巧了，电视问政还能问出真问题吗？有人疑虑，干部在节目现场斩钉截铁，出了电视考场能不能一条条落实？还有人质疑，为什么非得上电视才能解决，平时干什么去了？
种种疑问，说明电视问政虽然是一剂猛药，但改作风、抓实干的治本良方还有待继续探索。高收视率、社会热议的“眼球效应”之下，虽然给干部造成了不小压力，但节目播出总有时间和频次的限制，面对复杂而漫长的现实工作，舆论压力难以持久，电视问政不可能包打天下。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只是台上流汗、台下逍遥，那么电视问政难免成为一场政治秀，火爆背后加剧着“不曝光不干事、一曝光就解决”的路径依赖，老百姓就会越问越生气、越问越失望。电视问政的烦恼，在网络回应、领导接访等方面同样存在。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电视问政之所以受人欢迎，就在于拓宽参与渠道、创新监督方式，让老百姓的知情权、监督权有了实现的平台。但是，监督不是一阵风，阳光更需要时时普照，如何走出短期的眼球效应，让倒逼压力可持续，检验着制度设计的科学性。
创新监督才能刷新政风。问题的关键，在于把民意锻造成一种刚性力量。电视问政的重要取向，就是不再自说自话、自我评价，而是把群众感受、人民满意作为检验标准，让老百姓来打分。加强群众监督，既要提供更多渠道，也要确保老百姓说话有分量。这次温州的电视问政，大胆地把“考分”与末位淘汰挂钩，直接影响乌纱帽，让一些干部备感压力。循此思路，如果进一步完善群众监督、社会评价机制，让民意在工作评比、政绩考核、干部升迁等方面取得更大权重，将会从根本上推动干部“目光向下”，更主动地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城门洞开等于教育公平吗
李泓冰 2012年12月26日05:06
只有中国的乡村与城镇，都能拥有更好的教育资源时，人们才不会为了孩子的未来背井离乡
这组来自上海的数字颇让人吃惊：义务教育阶段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比重高达40%，且还在不断攀升。小学一二年级，非沪籍学生更超过一半。上海已实现随迁子女全部在公办学校或政府委托民办小学免费就读，在沪就读的随迁子女达50万。这意味着，今年上海市基础教育投入的470亿元，花在非沪籍生源孩子上的教育经费已超百亿元。
很为上海及上海人的胸襟感动。
在同样的阳光下，这50万个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与他们同龄的上海小囡同桌同学同游戏，同样享受沿海发达都市的优质教育。本来，他们极可能成为乡村中孤独无依的留守儿童，在亲情的饥渴中艰难成长。
这也是一个城市最大的善政之一。它为来自乡村的孩子带来了亲情、优质教育与城市的善意，正在温暖50万颗幼小的心灵以及他们未来的人生，也温暖着同龄城市儿童未来生存环境的稳定安宁。
然而，和谐下的隐忧也不容忽视。城门一旦洞开，会不会掩盖更大范围、更深领域的教育不公？
50万人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也给上海基础教育带来沉重压力。从前是父母在城里打工，孩子随迁就读；现在不少人是为了孩子得到城市优质教育，跟随孩子来城里找工作。一座城市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公共资源是有限的，当50万变成100万甚至更多，优质教育还能否继续优质？洞开的城门是否不得不重新关闭？会不会激起更多关于不公平的抱怨？
城市化浪潮正重塑着中国的经济地理和人文地理，村庄“空心化”、老人“空巢化”、儿童“留守化”现象日益严重。人往高处走，人们争先恐后涌入大城市，是因为有更多的工作机会、更好的教育、更有秩序的社会甚至是更有尊严的生命。而在渐次空心化的乡村，在凋敝的小城镇，这些却显得珍稀而奢侈。
应该鼓励城市善待外来务工人员，同时也应意识到，变相鼓励乡村儿童涌入城市接受教育，并不等于真正的教育公平，更不等于公共资源的阳光公平普照。相比全国约5000万的留守儿童以及更多的乡村孩子来说，50万也仅仅是杯水车薪。只有中国的乡村与城镇，都能拥有更好的公共资源特别是教育资源时，人们才不会为了孩子的未来背井离乡。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落实责任，为校车护航
王石川 2012年12月27日04:59
不提振责任意识，不加大教育投入，不破解关涉留守儿童的制度之结，校车悲剧就很难消失
12月24日上午，江西省贵溪市滨江镇，一辆载有17人的7座面包车坠入水塘，致11名儿童死亡。目前，贵溪市政府副市长等12名事故相关责任人已被停职检查。
从刑拘肇事司机到关闭幼儿园，从赔偿遇难幼儿家属48万元到迅速启动问责机制，积极善后，体现了不苟且、不回避、不姑息的诚意与决心。只是，那11名溺毙在冰冷河水的孩子看不到这一幕，他们还没来得及绽放的人生，再也无法指向美好未来。
问责，才能告慰死难儿童；反思，才能遏制悲剧。如果早一点关闭幼儿园，早一点查处超载校车，悲剧或可避免。梳理近年来发生的校车悲剧，不难找出它们的共性：校车不达标、超载、超速„„因校车事故频发而催生的《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已于今年4月正式施行，该条例对校车已经出现的问题、可能存在的软肋都有所着墨，可仍然无法阻拦一些校车驶向死亡终点，原因在哪里？
发现病灶容易，开出药方也容易，但是，现实中，偏偏有人不照方抓药，甚至干脆把药方扔在一边，钝感如此，悲剧能不重演？而反思这起校车事故，除了看到灰色监管，还应该看到，在一些僻远乡镇，对不少孩子来说，无论优质校车还是正规幼儿园，都还是梦想。比如，当地政府之所以没有及时关闭幼儿园，是因为一旦关闭，这些孩子将无园可上；而这辆寒酸的面包车，根本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校车，而是园长用来接送孩子的“私家车”，质量没保证在所难免。
根据教育部去年发布的公报，2010年我国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到56.6%。多达近半数适龄孩子无法入园，这是无法回避的严峻命题。按照国务院常务会议的部署，“十二五”期间，中央财政安排500亿元，重点支持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困难地区发展农村学前教育。500亿元的财政投入，也许无法保证所有适龄幼儿都有园可上，但重视和发展学前教育的思路却值得关注。
如今，我们正阔步走在九年制免费义务教育的路上，但学前教育并没有纳入免费义务教育体系。为弥补学前教育发展的短板，就需要政府不断加大教育投入。世人吁盼已久的财政性教育投入占GDP4%的目标，今年已然实现，教育大投入的阳光也应该照进学前教育。这样，上不起、上不了幼儿园的孩子也就能更好地感受到公共财政的暖意、公共政策的善意。 因此，遏制校车悲剧，不能止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提振责任意识，不加大教育投入，不破解关涉留守儿童的制度之结，校车悲剧就很难消失。为校车护航，就是为生命护航；保证孩子受到良好教育，就是播种美好未来。惟愿开往春天的校车，能够载着孩子走上安全而明媚的希望之路。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文风难改更须改
刘成友 2012年12月28日05:10
改进文风，让报道变得有用又好看，既是群众的呼唤，也是新闻媒体自身发展的需要 中宣部近日发出《关于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 切实改进文风的意见》，再次提倡短、实、新，反对假、长、空的文风；强调说真话、写实情，杜绝脱离实际、内容空洞和“应景”文章；要力求报道简短精炼，直截了当，要言不烦、意尽言止。
中宣部就改进文风作如此具体的要求，并不多见；内容之细致、实在，让人们眼前一亮，精神一振。
中央改文风的倡导，由来已久。70年前，毛泽东就借延安整风提出整顿学风、改进文风。2010年，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的讲话批评了假、长、空的文风，提倡短、实、新，让人印象深刻。问题是，我们从小就学习《反对党八股》的名篇，在实际工作中却常常不自觉地做了“八股文”的奴隶。一些僵硬刻板的报道，连媒体人自己都不爱看，甚至有“谁写谁看、写谁谁看”的自嘲。由此可见，改进文风殊为不易。
我们不得不追问的是，改进文风，为啥这么难？
思想上不够重视，改文风就难。以为文风是形式，是外在的花架子，新闻报道讲客观，只要把事情陈述出来，把过程说清楚，就行了。至于能不能吸引读者，都不重要。岂不知，形式反作用于内容，本身就是内容的一部分；衣着打扮、“穿适合自己的脚的鞋子”，都是气质的外在体现。
对新闻规律尊重不够，改文风就落不到实处。没有时时“在路上”的状态，难有鲜活生动的素材和发现；没有读者喜闻乐见的创新表达，难有冲击力和影响力。采访手段再现代化，代替不了面对面交流。自说自话，就会忽视受众需要和感受。党报党刊首先是媒体，不是工作简报或表扬栏，工作性和新闻性的关系必须处理好。 没有长效机制，改文风就会成为一阵风。倡导改文风，善始易善终难。必须辅以制度和规范，才能抵御惰性和积习。纠正不良文风是一项长期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这次中宣部要求各级党报党刊制定具体方案，建立健全工作制度机制，把改进文风的要求体现到稿件使用、业务考核、业绩评价、评奖表彰中，确实是打到了点子上。
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不除，改文风就容易成为空谈。文风是作风的体现。政风不改，官气不除，文风就难改。群众热切盼望中央八项规定，能成为改进党风政风的契机，从根本上推动改文风收到实实在在的效果。
对于党报党刊来说，传统优势不是因循守旧的理由，宣传引导不是不求创新的借口。改进文风，让报道变得有用又好看，既是群众的呼唤，也是自身发展的需要。诚如一位资深记者所说：作风不是“风”，它是一种习惯，一种坚持，一种养成，一种素质。当每个个体的自觉努力汇聚成一股洪流，必然会吹起一股清爽质朴的新风，拓展出一片改革创新的天地。
多问些群众的“恼火事”（人民时评）
范正伟 2012年12月31日05:49 群众的恼火抱怨并不可怕，相反，它是我们工作得失的检验，是改进工作的标尺，是党和政府的重要执政资源
提问是一门艺术。许多时候，提问的方式和角度，往往决定着回答内容。换句话说，想听什么回答，就会有什么提问。
日前，在湖北恩施冒雪走访村民时，李克强副总理一句“有什么恼火事”，引发了村民“吐槽”，也引起了媒体关注。走访考察，如何问出真问题、怎样沟通真感情？这种提问方式，颇有启示意味。
“有什么恼火事”？它之所以令人耳目一新，就在于打破了“一团和气”的对话惯性，改变了“报喜不报忧”的汇报思维。谈成绩还是看问题？听套话还是要诤言？岁末年终，对走访基层、嘘寒问暖的领导干部来说，这本身就是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
展示好的一面给人看，本是人之常情。这些年来，为迎接上级考察，少数地方严密部署，对地点“精挑细选”、对人员“重重把关”，有的还准备“脚本台词”，进行“指导培训”。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相信群众会道实情、吐真言。当展示成了演示，汇报成了“表演”，就少了许多坦率和真诚，也让“人情”变了味，越了界。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如果上级想多看成绩，基层的粉饰雕琢自然会多一些；如果上级想知道群众“有什么恼火事”，想看看基层“没有准备的地方”，下级求真务实的风气则会浓一些。因此，去基层看什么、问什么，既体现着执政理念，也关系到作风导向。
我们历来强调看问题要一分为二。客观地总结成绩、看待成就，有助于鼓舞干劲、坚定信心。但正如托尔斯泰所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国家治理，要避免用总量掩盖平均、用平均掩盖差距，就必须在宏观之外，更多地关注具体问题；在成就之外，多看看存在的不足。尤其是，在改革发展的攻坚阶段，对问题矛盾如果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不仅会贻误消除弊端的时机，还会使问题难上加难、风险越积越多。正所谓，成绩不说跑不了，问题不说不得了。
“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在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要有“问题意识”。有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看不到问题；群众的恼火抱怨并不可怕，相反，它是我们工作得失的检验，是改进工作的标尺，是党和政府的重要执政资源。只有善于引导群众说大实话、提真问题，勇于到群众意见大、怨声多的地方去，才能真正做到问政于民知得失、问需于民知冷暖、问计于民知虚实，使决策更加符合群众意愿，赢得群众发自心底的拥戴，筑牢改革发展稳定的根基。 马克思曾说过，一个问题，只有当它被提出来时，意味着解决问题的条件已经具备了。在新的发展阶段，这个“问题”如何提，考验着态度能力；这个“条件”是什么，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的求真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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