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论读后感
推荐第1篇：典论·论文(翻译)
典论·论文（原文）
曹丕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yáng）德琏（liăn）、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自以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
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瑒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至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闇（àn）于自见，谓己为贤。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
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融等已逝，唯干著论，成一家言。
典论·论文（翻译）
文人互相轻视，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傅毅和班固两人文才相当，不分高下，然而班固轻视傅毅，他在写给弟弟班超的信中说：“傅武仲凭借写文章当了兰台令史的官职，下笔千言，但是却无止修。大凡人总是善于看到自己的优点，然而文章不是只有一种体裁，很少有人各种体裁都擅长的，因此各人总是以自己所擅长的轻视别人所不擅长的，乡里俗话说：“家中有一把破扫帚，也会看它价值千金。”这是看不清自己的毛病啊。
当今的文人，也不过只有鲁国人孔融孔文举、广陵人陈琳陈孔璋、山阳人王粲王仲宣、北海人徐干徐伟长、陈留人阮瑀阮文瑜、汝南人应旸应德琏、东平人刘桢刘公干等七人。这七个人，于学问兼收并蓄没有什么遗漏的，于文辞没有借用别人的，在文坛上都各自像骐骥千里奔驰，并驾齐驱，要叫他们互相钦服，也实在是困难了。我审察自己的才能，以为有能力以衡量别人，所以能够免于文人相轻这种拖累，而写作这篇论文。
王粲擅长于辞赋，徐干的文章不时有齐人的舒缓的习气，然而也是与王粲相匹敌的。如王粲的《初征赋》、《登楼赋》、《槐赋》、《征思赋》，徐干的《玄猿赋》、《漏卮赋》、《圆扇赋》、《橘赋》，即使是张衡、蔡邕（yŌng）也是超不过的。然而其他的文章，却不能与此辞赋相称。陈琳和阮瑀的章、表、书、记（几种体裁的文章）是当今特出的。应旸文章风格缓和但气势不够雄壮，刘桢文章气势雄壮但文理不够细密。孔融风韵气度高雅超俗，有过人之处，然而不善立论，词采胜过说理，甚至于夹杂着玩笑戏弄之辞。至于说他所擅长的体裁，是可以归入扬雄、班固一流的。
一般人重视古代的和远地的，轻视当代的和近地的，崇尚名声，不重实际，又有看不清自己的弊病，总以为自己贤能。大凡文章用文辞表达内容的本质是共同的，而具体体裁和形式的末节又是不同的，所以奏章、驳议适宜文雅，书信、论说适宜说理，铭文、诔文崇尚事实，诗歌、赋体应该华美。这四种科目文体不同，所以能文之士常常有所偏好；只有全才之人才能擅长各种体裁的文章。
文章是以“气”为主导的，气又有清逸和重浊之分，不是可以出力气就能获得的。用音乐来作比喻，音乐的曲调节奏有同一的衡量标准，但是运气行声不会一样整齐，平时的技巧也有优劣之差，虽是父亲和兄长，也不能传授给儿子和弟弟。
文章是关系到治理国家的伟大功业，是可以流传后世而不朽的盛大事业。人的年龄寿夭有时间的限制，荣誉欢乐也只能终于一身，二者都终止于一定的期限，不能像文章那样永久流传，没有穷期。因此，
古代的作者，投身于写作，把自己的思想意见表现在文章书籍中，就不必借史家的言辞，也不必托高官的权势，而声名自然能流传后世。所以周文王被囚禁，而推演出了《周易》，周公旦显达而制作了《礼》，周文王不因困厄而不做事业，周公不因显达而更改志向。所以古人看轻一尺的碧玉而看重一寸的光阴，这是惧怕时间已经流逝过去罢了。多数人都不愿努力，贫穷的则害怕饥寒之迫，富贵的则沉湎于安逸之乐，于是只知经营眼前的事务，而放弃能流传千载的功业，太阳和月亮在天上流转移动，而人的身体状貌在地下日日衰老，忽然间就与万物一样变迁老死，这是有志之士痛心疾首的事啊！
孔融等人已经去世了，只有徐干著有《中论》，成为一家之言。
推荐第2篇：曹丕《典论·论文》
《典论·论文》
曹丕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於学无所遗，於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於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已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论文》。
王粲长於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於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杨班俦也。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暗於自见，谓己为贤。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於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见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讬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於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於饥寒，富贵则流於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於上，体貌衰於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干著论，成一家言。
曹丕《典论·论文》译文：
文人互相轻视，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傅毅和班固两人文才相当，不分高下，然而班固轻视傅毅，他在写给弟弟班超的信中说：\"傅武仲因为能写文章当了兰台令史的官职，（但是却）下笔千言，不知所止。大凡人总是善于看到自己的优点，然而文章不是只有一种体裁，很少有人各种体裁都擅长的，因此各人总是以自己所擅长的轻视别人所不擅长的，乡里俗话说：\"家中有一把破扫帚，也会看它价值千金。\"这是看不清自己的毛病啊。
当今的文人，（也不过）只有鲁人孔融孔文举、广陵人陈琳陈孔璋、山阳人王粲王仲宣、北海人徐干徐伟长、陈留人阮瑀阮文瑜、汝南人应旸应德琏、东平人刘桢刘公干等七人。这\"七子\"，于学问（可以说）是（兼收并蓄）没有什么遗漏的，于文辞是（自铸伟辞）没有借用别人的，（在文坛上）都各自像骐骥千里奔驰，并驾齐驱，要叫他们互相钦服，也实在是困难了。我审察自己（之才，以为有能力）以衡量别人，所以能够免于（文人相轻）这种拖累，而写作这篇论文。
王粲擅长于辞赋，徐干（文章）不时有齐人的（舒缓）习气，然而也是与王粲相匹敌的。如王粲的《初征赋》、《登楼赋》、《槐赋》、《征思赋》，徐干的《玄猿赋》、《漏卮赋》、《圆扇赋》、《橘赋》，虽是张衡、蔡邕也是超不过的。然而其他的文章，却不能与此相称。陈琳和阮瑀的章、表、书、记（几种体裁的文章）是当今特出的。应旸（文章）平和但（气势）不够雄壮，刘桢（文章气势）雄壮但（文理）不够细密。孔融风韵气度高雅超俗，有过人之处，然而不善立论，词采胜过说理，甚至于夹杂着玩笑戏弄之辞。至于说他所擅长的（体裁），是（可以归入）扬雄、班固一流的。
一般人看重古人，轻视今人，崇尚名声，不重实际，又有看不清自己的弊病，总以为自己贤能。大凡文章（用文辞表达内容）的本质是共同的，而具体（体裁和形式）的末节又是不同的，所以奏章、驳议适宜文雅，书信、论说适宜说理，铭文、诔文崇尚事实，诗歌、赋体应该华美。这四种科目文体不同，所以能文之士（常常）有所偏好；只有全才之人才能擅长各种体裁的文章。文章是以\"气\"为主导的，气又有清气和浊气两种，不是可以出力气就能获得的。用音乐来作比喻，音乐的曲调节奏有同一的衡量标准，但是运气行声不会一样整齐，平时的技巧也有优劣之差，虽是父亲和兄长，也不能传授给儿子和弟弟。
文章是关系到治理国家的伟大功业，是可以流传后世而不朽的盛大事业。人的年龄寿夭有时间的限制，荣誉欢乐也只能终于一身，二者都终止于一定的期限，不能像文章那样永久流传，没有穷期。因此，古代的作者，投身于写作，把自己的思想意见表现在文章书籍中，就不必借史家的言辞，也不必托高官的权势，而声名自然能流传后世。所以周文王被囚禁，而推演出了《周易》，周公旦显达而制作了《礼》，（文王）不因困厄而不做事业，（周公）不因显达而更改志向。所以古人看轻一尺的碧玉而看重一寸的光阴，这是惧怕时间已经流逝过去罢了。多数人都不愿努力，贫穷的则害怕饥寒之迫，富贵的则沉湎于安逸之乐，于是只知经营眼前的事务，而放弃能流传千载的功业，太阳和月亮在天上流转移动，而人的身体状貌在地下日日衰老，忽然间就与万物一样变迁老死，这是有志之士痛心疾首的事啊！孔融等人已经去世了，只有徐干著有《中论》，成为一家之言。
曹丕《典论·论文》作家作品介绍：
曹丕（187—226），字子桓，沛国焦（今安徽亳州）人，是曹操的次子。汉献帝建安十六年（2ll），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二十二年立为魏太子。二十五年正月操卒，嗣位为丞相、魏王。同年十月，以“禅让”方式代汉自立，国号魏。在位七年，卒谥文，称魏文帝。
曹丕乃是乘曹操所造之势水到渠成地做了皇帝。他缺乏曹操的政治远见和雄才大略，在政治和军事上并无突出作为；然在文学事业方面，因其“天资文藻”、“才艺兼该”（《三国志·文帝纪评》），建树颇多。在当年的邺下文学集团中，他既不同于曹操的高高在上，也不像曹植那样率意任性，所以成为这个集团事实上的核心与领导人。曹丕生前曾编集自己的作品。今传《魏文帝集》则系后人所辑。
《典论》是曹丕“成一家之言”的著作，其成书当在建安之末。《论文》为其中之一篇，文章篇幅不长，却提出了反映当时文学风气转变的新观念和新思想。鲁迅曾说：“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则《典论·论文》可以看作是这一时代我国文学走向自觉的理论标志。
兹括其论文大旨如下。
一、作家论和批评论
曹丕撰写《典论》的当时，建安文学已成一代彬彬之盛。足以代表建安文学成就者，也就是曹氏父子以及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禹、应炀、刘帧等人。曹丕从中挑出七人，把它作为一个作家群体来进行研究，“建安七子”的名目因之成立。其文略云：“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湾，山阳王集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展无瑜，汝南应杨德南，东平刘帧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取畅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P60）”又云：“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案之匹也。如某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于之《玄猿》、《漏危》、《圆扇》、《桔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十能称是。琳、偶之章表书记，今之俊也。应扬和而不壮，刘帧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诗也。”曹丕所作的是平行的比较研究，从比较中指其所长揭其所短，从比较中见其风格特色。精当的分析和公允的评价显示了曹丕作家研究的实绩，亦足以见出他作为一代文坛领袖宽广的胸怀和雍容的风度。然其目力所注尽在艺术之得失，并无意于对这些作家作政治道德的评判。这样的作家研究是前所未见的，故有开风气之先的意义。
论建安七子属于曹丕的批评实践，而这种批评实践同时又引发他对批评理论的一份关注。以曹氏父子和七子为代表的建安文学固然赢得了空前的繁荣，然七子各恃其才，各骋其能，以此不能相服，则于文学发展未始不产生负面的效应。为此曹丕不无忧虑地指出：“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暗于自见，谓己为贤。”这几句话可以理解为从一般社会心理和作家个人修养方面，推求“文人相轻”现象产生的原因；而如果向更深的层次去追索，那么上述种种表现，实际上都可以归结为对于文学特点及其发展规律的无知。这样，曹丕的文章就自然地过渡到对两个核心的理论问题——文体论和文气说——的阐释。因为从创作的主体来说，是人各有气；而就作品这一客体来说，则文非一体。一般的作家往往是各有偏胜，很少有人能兼擅各体文章的写作。对于文学创作的这一特点和规律如果缺乏认识，那么他在批评具体作家作品时，就很难做到持平和公允。在文人中间滋长的“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的风气，既不能产生正确的批评，亦大有碍于创作的繁荣和发展。正是有鉴于此，曹丕提出了“君子审己以度人”的原则，主张以正确的态度对待自己和对待别人，这样去从事文学批评，庶可免除“文人相轻”的恶习。这种见解与其弟曹植《与杨德祖书》中所言不谋而合：“世人著述，不能无病。仆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昔丁敬礼尝作小文，使仆润饰之。仆自以才不过若人，辞不为也。敬礼谓仆：‘卿何所疑难乎？文之佳恶，吾自得之，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叹此达言，以为美谈。”可见他们都反对“文人相轻”的恶习，主张在文人中间树立健康爽朗的作风。而且由于他们自己作出的榜样，在当时的文坛造成了风气。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篇》说：“江南文制，欲刷破，知有病累，随即改之，陈王得之于丁翼也。”由此可知，不但建安文学的美盛，与大力提倡文学批评有关；而且曹氏兄弟倡导的这种批评风气一直保持到南朝，成为南朝文学发达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文体论
虽然汉末陈忠、蔡邕已经开始文体研究，但他们之所论只是反映了早期的文体意识。我国古代文体论的成立则在魏晋，首先是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本同末异”之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谏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应当说一切文章具有共同的本质和共有的法则，此即所谓“本同”；同时认识到各体文章因题材、内容。功能的殊异，而在表现形式和表现方法上各有不同的特点，呈现为不同的形态，此即所谓“末异”。在曹丕以前，人们对文体的认识，不但显得零散，而且还停留在操作的层面（如蔡巨论诏令奏议的规程、论铭的制度等）。曹丕提出“本同末异”之说，从本未结合的观点来研究文体，这才真正把文体论提高到了理论批评的高度。
曹丕基于“本同末异”之说把文体分为四科八类。这样区分从今天看来当然比较粗疏，但比诸前人已经跨出了重要的一步。在四科中，以奏议书论为无韵，铭谏诗赋属有韵，实际上暗含着后来之所谓文笔的区分。而且由于排除了一些非文学的体裁，他所论列的文章基本上也合于后世通行的广义的文学的概念产曹丕对文体风格特征的概括，大抵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着眼。如“奏议宜雅”的“雅”，既指文辞的典雅，又指内容的雅正。“书论宜理”的“理”，则不仅指书论的写作以说理为主，而且要求说理严密有理致。“铭深尚实”的“实”，一方面讲文辞的朴实，更重要的是强调内容的真实性。盖因当时决墓之作大行，称颂死者而溢美失实成为铭殊创作中主要倾向。蔡合是碑谏的高手，连他都说：“吾为人作铭，未尝不有惭容，唯为郭有道碑颂无愧耳。（”《世说新语·德行》注引《续汉书》）因此必须特别强调铭诔的真实性，要求文风朴实，不徒事华藻。“诗赋欲丽”的“丽”，一般解释为华丽，反映诗赋创作中讲究辞藻、追求彩丽的趋势，说亦可通。但吕向说：“丽，美也。（”《四部丛刊》影宋本六臣注《文选》卷五二）其说可从。汉末以来诗赋创作摆脱儒家政教观念束缚，注重表现日常生活的美、思想感情的美和艺术形式的美，提出“诗赋欲丽”，是从正面肯定其审美价值，实际上反对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其时代特征是鲜明的。每一种文体都有特殊的文体风格，它是历史地形成的，但一旦形成之后，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要求运用这种文体的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把它作为一种规范来遵行。作家当然有选择文体的权利，但作家对文体的选择，受其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的制约，是与他的创作个性及才能特点相联系的。所以曹丕在论述四科八类的不同文体特点和写作要求之后，进一步指出：“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这几句话无法揭示问题的全部复杂性，但作家与文体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包含在里面的。也就是说，在文体研究的草创时期，曹丕已经初步接触到作家才性与文体风格的关系，这不能不说是他对古代文体论的重要贡献。
三、文气说
曹丕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提出文气说的第一人。其文有云：“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按照一般的理解，曹丕之所谓“气”首先是指风格。“文以气为主”这个命题，本来是从对文学创作现状的考察中提出来的。建安文学抒情化和个性化的倾向非常突出，代表建安文学成就的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各个写出了独具面貌的作品。但在曹丕以前，不曾有人对此作开创性的研究，只是到了曹丕撰写《典论·论文》，才就建安七子的文学成就和创作风格—一加以论列。曹丕又有《与吴质书》论及七子其人其文，可以和《典论·论文》有关论述并观。在评论建安七子创作成就时，曹丕并没有采取简单肯定或简单否定的态度，而是拈出一个“气”字来，分别描述各人创作上的特点，在精当的比较分析的基础上，作出他的理论概括：“文以气为主。”此所谓“气”，显然是指作家创作的个人特点和独创性，亦即风格。“文以气为主”这个命题的提出，就意味着理论上对作家创作个性的一种确认。对作家来说，各人成就可能有大小之分，艺术上可能有高下之别，但只要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卓然有以自立，则其名字和业绩就不会淹没在滔滔历史长河之中。
其次“气”又指个性。曹丕把作品风格和作家个性相联系，以为风格导源于个性。且举四例：（1）徐干。《论文》说：“徐平时有齐气。”依李善注的解释，“齐气”指一种舒缓的文体，与齐地风俗相关。（见中华书局影印胡刻本《文选》卷五二）徐干是北海人，北海属齐故地，故其文风受到影响。其实徐干创作上表现出来的这种舒缓的作风，与《与吴质书》所说“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的性格志趣，亦不无关联。（2）孔融。《论文》说：“孔融体气高妙。《”后汉书·孔融传论》称孔融“高志直情”，“严气正性”。刘检尝曰：“孔氏卓卓，信含异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见《文心·风骨》引）刘褴也说：“孔融气盛于为笔。”（《文心·才略训不难想见，东汉末年这位孔府“奇人”，无论为人做文章，都是神采飞扬气势很盛的。（3）刘帧。《与吴质书》说：“公干有逸气，但未遭耳。”此即《论文》“刘份壮而不密”之意。《魏书·王貂传》：“东平刘公干，博学有高才，诚节有大意，然性行不均，少所拘忌。”似从个性而言。谢灵运《拟魏太子螂中集序》：（刘检）卓革偏人，而文最有气，所得颇经奇。“”刘翩（文心·体性）：“公干气编，故言壮而情骇。”复由个性而及于风格。钟峨《诗品》卷上评刘侦诗：”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更不妨看作是曹丕意见的进一步发挥。（4）王统《与吴质书》：“仲宣独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文选》李善注：《典论·论文》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弱，谓之体弱也。（中华书局影印胡刻本《文选》卷四二）钟嵘诗品》”卷上评王粲诗：“文秀丽质赢。”实与子桓同旨。曹丕提供的这四个例证，都是论风格而兼及作家之个性。其所以从古人那里借得一个“气”字，目的正是尝试给作家的个性与作品的风格及其相互关系作一理论上的概括。困难在于：事实是那样纷法复杂千变万化，理论家能否从中勾稽出带规律性的东西？以文学风格来说，其表现形态是如此多种多样，例如含蓄与显队婉曲与直率、平淡与奇崛、逆劲与纤柔等等，都是既相对立又相联系的风格特征。但据曹丕的归纳，则不外乎清、浊两类。清，多指阳刚之气；浊，多指阴柔之气。两种气，代表两种风格类型。“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这一论述，不仅指出了风格的独特性，而且触及作家独特的艺术风格到底由什么决定的问题。为了进一步论证自己的观点，曹丕又打一比方，大意说，即使循着同样的曲谱和节奏，音乐家们还是演奏出了不同的特色，这是因为他们运气不同，性有巧拙的缘故！文学创作，有似于此。作品的风格，即导源于作家的个性。作家个性的千差万别，造成了作品风格的多姿多彩。每一作家独特的创作个性，乃是构成其文学风格之独创性的基础，所以曹丕之所谓‘气”，在作家就是指个性，在作品表现为风格。风格导源于个性，作品风格与作家个性相统一，这是“文气”说最重要的观点，也是表现了曹丕真知灼见的地方。
曹丕在揭示作品风格和作家个性关系的同时，认为作家的个性是天赋的，“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按照这一逻辑，作家的个性和风格一旦形成之后也就僵化了，不可能再有发展。这与事实相距甚远。且不说文学风格的形成，除了作家主观的因素，还应考虑到作家所处的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包括时代精神、民族风尚和文学艺术传统等；即使作家的个性，也并不单纯地决定于先天的禀赋，作家所受的教育、他的阅历、社会实践和艺术实践，对其个性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上起着更大的作用。但在当时的思想学术领域，天才论是主要倾向，尤其面对文学创作这样精微复杂的精神生产，人们更看重先天的禀赋。古人对于文学创作的认识，毕竟还处在比较初级的阶段，虽以曹丕之睿智，又岂能超越时代的局限。
四、文学价值观
关于文学的价值和作用，《论文》最后一段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壁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曹丕这里所说的“文章”，是广义的文学的概念。论到文学的价值，曹丕认为，立言可以不朽，文学与事功并列。这种把文学与政治联系起来，不朽之盛事以经国之大业为前提，以为文学受制于政治的观点，诚然是对儒家传统的继承；但与此同时，曹丕也明确指出，文学并不是政治的附庸，不连简单地作政治的工具，它具有不依附于政治的相对独立的意义。对此，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
其一，前人所谓立言，系指德教、政教和学术著作的撰写，而曹丕之所谓文章，不仅指成一家言的学术著作，而且包括当时文士大量创作的诗、赋等纯文学作品。如果说，那些经国文符、撰德驳奏以及成一家言的学术著作，在封建社会的政治生活中确实具有重要的作用；那么，以表现日常生活和个人情感体验为主，用来体物抒情的诗赋创作，有时往往并不包含政治的意义，其功能和价值反而主要在娱乐和审美。如今曹丕把这类文学作品提到与专门的学术著作一样高的地位，一样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就可见，曹丕对文学功能和价值的理解，已经完全摆脱了汉儒的狭隘观点。
其二，前人所谓文章，和德行是不可分离的。但曹丕却从其父的“才行不相掩”之论（见《敕有司取土毋废偏短令》、《举贤勿拘品行令》）发展到“文行不相掩”之说，认为文人不能以名节自立，犹可借翰墨扬身；荣华富贵，势位显达，简直比不上文章之能够传之久远。这不仅进一步表明了文学有不依附于政治的相对独立的意义而且把文学创作看成是作者自我价值实现的一种重要方式。正是基于这一全新的文学观念，曹丕鼓励今之文士学习西伯、周公，“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抓紧时间从事创作，做出不朽的业绩。曹丕把文学和文学家提到如此崇高的地位，比请他的前辈，确实是大大地跨进了一步。
推荐第3篇：典论论文教案
典论论文教案
一、教学目的
1.了解作者批评的“文人相轻”。
2.了解曹丕在文中“文以气为主”的论断和“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文学价值观，并学习其论证方法。
3.了解“建安七子”及该作品的文学影响。
二、课时
2课时
三、教学重点
掌握课文中的重点字词，特殊句式，古今字，通假字，异体字等。
四、教学难点
了解文学作品的功用，作家修养和作品风格，不同文体特点、标准，指出文学批评应有正确态度。
五、教学过程
⒈作者简介
曹丕（187～226），字子桓，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魏朝的开国皇帝。公元220~226年在位，庙号高祖，谥为文皇帝（魏文帝），葬于首阳陵。沛国谯（今安徽省亳州市）人。魏武帝曹操与武宣卞皇后的长子。由于文学方面的成就而与其父曹操、其弟曹植并称为“三曹”。
⒉创作背景
建安以前，文学受经学束缚，少有独立地位。盛极一时的汉赋，竟被扬雄斥之为“童子雕虫篆刻。”（《法言·吾子》）曹丕之弟曹植也认为：“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
（曹植：《与杨德祖书》）这已开始把写文章与对生命个体的自身价值的思考联系起来了。据此，曹丕号召作家要以古代圣贤“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为榜样，努力改变目前这种“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的精神状态，培养自己具有一种超功利的审美心态。但在这里，已经被曹丕赋予“不朽”这一语言符号以崭新的现实涵意和历史意义。曹丕把诗赋也列入“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一对文学自身价值思考的历史视野之中，这充分 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也是当时文学趋向自觉的深刻表现。
⒊课文重点字词解释
小：轻视
享：把„„当作 骥騄:良马 軆：生性 俦：辈 检:法度 贵：以„„为贵 贱：以为„„贱 闇:昏暗、糊涂 幽：拘禁 慑：害怕 流：放纵 营：料理 ⒋特殊句式
状语后置：⑴王粲长于辞赋 ⑵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 合叙：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⒌通假字 隽：通“俊” ⒍课文分析
文章包括四部分内容。第一，它批评了“文人相轻”的陋习，指出那是“不自见之患”，提出应当“审己以度人”，才能避免此累。第二，评论了“今之文人”亦即建安“七子”在文学上的才力及不足，分析了不同文体的不同写作要求，说唯有“通才”才能兼备各体。第三，提出“文以气为主”的命题，说“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这里的“气”，实际上指的是作家的气质和个性。曹丕的这一观点，表明他对创作个性的重要性已有比较充分的认识。第四，论述了文学事业的社会功能，将它提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度，又说“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都不如文章能传诸无穷。
⒎曹丕提出文体共有“四科”八种体裁的文章 四科共计八种，其中奏议与书论属于无韵之笔，铭诔诗赋属于有韵之文。其本质相同，都是用语言文字来表现一定的情感。但其“末异”，也就是说，在其文体特征上，奏议要文雅，书论重说明，铭诔尚事实，诗赋则应该华美。雅、理、实、美，就是“末异”，它们都是关于文体的不同风格体貌。所以，曹丕的“文本同而末异”，说的就是文体和风格的关系，不同的文体应该有不同的风格特征。 ⒏课文意义
曹丕这篇《论文》，标志著我国古代的文学批评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他不是单纯根据个人主观爱憎来评论文章，而是有意识地去探索并企图解决文学发展中的一些共同的问题。尽管他对这些问题所作的答案还比较简单，但是他为发后来的作家批评家们继续探索解答这些问题的先驱功绩是应该肯定的。后来的陆机、刘勰、锺嵘正是沿著他所开拓的道路继续前进的。
推荐第4篇：典论·论文(翻译)
典论·论文（原文）
曹丕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yáng）德琏（liăn）、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自以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
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瑒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至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闇（àn）于自见，谓己为贤。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
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融等已逝，唯干著论，成一家言。
典论·论文（翻译）
文人互相轻视，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傅毅和班固两人文才相当，不分高下，然而班固轻视傅毅，他在写给弟弟班超的信中说：“傅武仲凭借写文章当了兰台令史的官职，下笔千言，但是却无止修。大凡人总是善于看到自己的优点，然而文章不是只有一种体裁，很少有人各种体裁都擅长的，因此各人总是以自己所擅长的轻视别人所不擅长的，乡里俗话说：“家中有一把破扫帚，也会看它价值千金。”这是看不清自己的毛病啊。
当今的文人，也不过只有鲁国人孔融孔文举、广陵人陈琳陈孔璋、山阳人王粲王仲宣、北海人徐干徐伟长、陈留人阮瑀阮文瑜、汝南人应旸应德琏、东平人刘桢刘公干等七人。这七个人，于学问兼收并蓄没有什么遗漏的，于文辞没有借用别人的，在文坛上都各自像骐骥千里奔驰，并驾齐驱，要叫他们互相钦服，也实在是困难了。我审察自己的才能，以为有能力以衡量别人，所以能够免于文人相轻这种拖累，而写作这篇论文。
王粲擅长于辞赋，徐干的文章不时有齐人的舒缓的习气，然而也是与王粲相匹敌的。如王粲的《初征赋》、《登楼赋》、《槐赋》、《征思赋》，徐干的《玄猿赋》、《漏卮赋》、《圆扇赋》、《橘赋》，即使是张衡、蔡邕（yŌng）也是超不过的。然而其他的文章，却不能与此辞赋相称。陈琳和阮瑀的章、表、书、记（几种体裁的文章）是当今特出的。应旸文章风格缓和但气势不够雄壮，刘桢文章气势雄壮但文理不够细密。孔融风韵气度高雅超俗，有过人之处，然而不善立论，词采胜过说理，甚至于夹杂着玩笑戏弄之辞。至于说他所擅长的体裁，是可以归入扬雄、班固一流的。
一般人重视古代的和远地的，轻视当代的和近地的，崇尚名声，不重实际，又有看不清自己的弊病，总以为自己贤能。大凡文章用文辞表达内容的本质是共同的，而具体体裁和形式的末节又是不同的，所以奏章、驳议适宜文雅，书信、论说适宜说理，铭文、诔文崇尚事实，诗歌、赋体应该华美。这四种科目文体不同，所以能文之士常常有所偏好；只有全才之人才能擅长各种体裁的文章。
文章是以“气”为主导的，气又有清逸和重浊之分，不是可以出力气就能获得的。用音乐来作比喻，音乐的曲调节奏有同一的衡量标准，但是运气行声不会一样整齐，平时的技巧也有优劣之差，虽是父亲和兄长，也不能传授给儿子和弟弟。
文章是关系到治理国家的伟大功业，是可以流传后世而不朽的盛大事业。人的年龄寿夭有时间的限制，荣誉欢乐也只能终于一身，二者都终止于一定的期限，不能像文章那样永久流传，没有穷期。因此，
古代的作者，投身于写作，把自己的思想意见表现在文章书籍中，就不必借史家的言辞，也不必托高官的权势，而声名自然能流传后世。所以周文王被囚禁，而推演出了《周易》，周公旦显达而制作了《礼》，周文王不因困厄而不做事业，周公不因显达而更改志向。所以古人看轻一尺的碧玉而看重一寸的光阴，这是惧怕时间已经流逝过去罢了。多数人都不愿努力，贫穷的则害怕饥寒之迫，富贵的则沉湎于安逸之乐，于是只知经营眼前的事务，而放弃能流传千载的功业，太阳和月亮在天上流转移动，而人的身体状貌在地下日日衰老，忽然间就与万物一样变迁老死，这是有志之士痛心疾首的事啊！
孔融等人已经去世了，只有徐干著有《中论》，成为一家之言。
推荐第5篇：典论论文原文译文
典论·论文
[魏] 曹丕
原文：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於学无所遗，於辞无所假，咸自以骋骥於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论文。
王粲长於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闇於自见，谓己为贤。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於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见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 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於上，体貌衰於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干着论，成一家言。
译文 ：
文人互相轻视，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傅毅和班固两人文才相当，不分高下，然而班固轻视傅毅，他在写给弟弟班超的信中说：\"傅武仲因为能写文章当了兰台令史的官职，（但是却）下笔千言，不知所止。大凡人总是善于看到自己的优点，然而文章不是只有一种体裁，很少有人各种体裁都擅长的，因此各人总是以自己所擅长的轻视别人所不擅长的，乡里俗话说：\"家中有一把破扫帚，也
会看它价值千金。\"这是看不清自己的毛病啊。
当今的文人，（也不过）只有鲁人孔融孔文举、广陵人陈琳陈孔璋、山阳人王粲王仲宣、北海人徐干徐伟长、陈留人阮瑀阮文瑜、汝南人应旸应德琏、东平人刘桢刘公干等七人。这\"七子\"，于学问（可以说）是（兼收并蓄）没有什么遗漏的，于文辞是（自铸伟辞）没有借用别人的，（在文坛上）都各自像骐骥千里奔驰，并驾齐驱，要叫他们互相钦服，也实在是困难了。我审察自己（之才，以为有能力）以衡量别人，所以能够免于（文人相轻）这种拖累，而写作这篇论文。王粲擅长于辞赋，徐干（文章）不时有齐人的（舒缓）习气，然而也是与王粲相匹敌的。如王粲的《初征赋》、《登楼赋》、《槐赋》、《征思赋》，徐干的《玄猿赋》、《漏卮赋》、《圆扇赋》、《橘赋》，虽是张衡、蔡邕也是超不过的。然而其他的文章，却不能与此相称。陈琳和阮瑀的章、表、书、记（几种体裁的文章）是当今特出的。应旸（文章）平和但（气势）不够雄壮，刘桢（文章气势）雄壮但（文理）不够细密。孔融风韵气度高雅超俗，有过人之处，然而不善立论，词采胜过说理，甚至于夹杂着玩笑戏弄之辞。至于说他所擅长的（体裁），是（可以归入）扬雄、班固一流的。一般人看重古人，轻视今人，崇尚名声，不重实际，又有看不清自己的弊病，总以为自己贤能。
大凡文章（用文辞表达内容）的本质是共同的，而具体（体裁和形式）的末节又是不同的，所以奏章、驳议适宜文雅，书信、论说适宜说理，铭文、诔文崇尚事实，诗歌、赋体应该华美。这四种科目文体不同，所以能文之士（常常）有所偏好；只有全才之人才能擅长各种体裁的文章。
文章是以\"气\"为主导的，气又有清气和浊气两种，不可勉强而得。用音乐来作比喻，音乐的曲调节奏有同一的衡量标准，但是运气行声不会一样整齐，平时的技巧也有优劣之差，虽是父亲和兄长，也不能传授给儿子和弟弟。
文章是关系到治理国家的伟大功业，是可以流传后世而不朽的盛大事业。人的年龄寿夭有时间的限制，荣誉欢乐也只能终于一身，二者都终止于一定的期限，不能像文章那样永久流传，没有穷期。因此，古代的作者，投身于写作，把自己的思想意见表现在文章书籍中，就不必借史家的言辞，也不必托高官的权势，而声名自然能流传后世。所以周文王被囚禁，而推演出了《周易》，周公旦显达而制作了《礼》，（文王）不因困厄而不做事业，（周公）不因显达而更改志向。
所以古人看轻一尺的碧玉而看重一寸的光阴，这是惧怕时间已经流逝过去罢了。多数人都不愿努力，贫穷的则害怕饥寒之迫，富贵的则沉湎于安逸之乐，于是只知经营眼前的事务，而放弃能流传千载的功业，太阳和月亮在天上流转移动，而人的身体状貌在地下日日衰老，忽然间就与万物一样变迁老死，这是有志之士痛心疾首的事啊！ 孔融等人已经去世了，只有徐干著有《中论》，成为一家之言。
推荐第6篇：典论论文翻译拼音
wãnrãnxiàngqīngzìgǔãrránfùyìzhīyúbāngùbïzhîngzhījiāněr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ãrgùxiǎozhīyǔdìchāoshū
wǔzhîngyǐnãngshǔwãnwãilántáilìngshǐ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xiàbǐbùnãngzìxiū
fūrãnshànyúzìjiàn
ãrwãnfēiyītǐ
xiānnãngbâi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shànshìyǐgâyǐsuǒzhǎng
xiāngqīngsuǒduǎn
lǐyǔ
jiāyǒubìzhou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敝帚，xiǎngzhīqiānjīnsībúzìjiànzhīhuànyě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
文人互相轻视，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傅毅和班固两人文才相当，不分高下，然而班固轻视傅毅，他在写给弟弟班超的信中说：“傅武仲因为能写文章当了兰台令史的官职，（但是却）下笔千言，不知所止。大凡人总是善于看到自己的优点，然而文章不是只有一种体裁，很少有人各种体裁都擅长的，因此各人总是以自己所擅长的轻视别人所不擅长的，乡里俗话说：“家中有一把破扫帚，也会看它价值千金。”这是看不清自己的毛病啊。
里语曰三句： 《东观汉纪》卷一《光武帝纪》 “帝闻之，下诏让吴 汉副将刘禹曰：城降，婴儿老母，口以万数，一旦放兵纵火，闻之可为酸鼻。 家有弊帚，享之千金”。 下笔不能自休 休，止。元李冶 《敬斋古今黈：“下笔不能自休者，正斥其文字汗漫无统耳。” 骆鸿凯《文选学》 “下笔不能自休，言其喜于得官，益奋于文，非讥其文之冗散也。 ”案《文心雕龙•知音》：“至于班固、傅毅，文在伯仲，而固嗤毅云“下笔不能自休”。则是讥毅为冗长不休，意义原很显明，骆说非是。
jīnzhīwãnrãnlǔguïkǒngrïngwãnjǔ
guǎnglíngchãnlínkǒngzhāng
shānyángwángcàn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zhîngxuānběihǎixúgànwěizhǎng
chãnliúruǎnjǔyuányú
rǔnányìngchǎngdãliǎn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踽元瑜，汝南应场德琏，dōngpíngliúzhēngōnggàn
sīqīzǐzhě
yúxuãwúsuǒyí
yúcíwúsuǒjiǎ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yǐzìchěngjìlùyúqiānlǐ
yǎngqízúãrbìngchí
yǐcǐxiāngfú
yì咸 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liángnányǐgàijūnzǐshěnjǐyǐdùrãngùnãngmiǎnyúsīlâiãrzuîlùnwãn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
当今的文人,(也不过)只有鲁人孔融孔文举,广陵人陈琳陈孔璋,山阳人王粲王仲宣,北海人徐干徐伟长,陈留人阮瑀阮文瑜,汝南人应旸应德琏,东平人刘桢刘公干等七人.这\"七子\",于学问(可以说)是(兼收并蓄)没有什么遗漏的,于文辞是(自铸伟辞)没有借用别人的,(在文坛上)都各
自像骐骥千里奔驰,并驾齐驱,要叫他们互相钦服,也实在是困难了.我审察自己(之才,以为有能力)以衡量别人,所以能够免于(文人相轻)这种拖累,而写作这篇论文.
wángcànchángyúcífù
xúgànshíyǒuqíqì
ráncànzhīpǐyě
rúcànzhī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chūzhēngdēnglïu
huáifù
zhēngsī
gànzhī
xuányuán《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lîuzhīyuánshàn
júfù
suīzhāng
càibúguîyě
rányútāwãn《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wâinãngchēngshìlín
zhīzhāngbiǎoshūjì
jīnzhījùnyě
yìngyanghããr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玚和而búzhuàngliúzhēnzhuàngãrbúmì
kǒngrïngtǐqìgāomiào
yǒuguîrãnzhě
rán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bùnãngchílùnlǐbúshângcí
yǐzhìhūzáyǐcháoxì
jíqísuǒshànyáng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bānchïuyě班俦也。
王粲擅长于辞赋,徐干(文章)不时有齐人的(舒缓)习气,然而也是与王粲相匹敌的.如王粲的《初征赋》,《登楼赋》,《槐赋》,《征思赋》,徐干的《玄猿赋》,《漏卮赋》,《圆扇赋》,《橘赋》,虽是张衡,蔡邕也是超不过的.然而其他的文章,却不能与此相称.陈琳和阮瑀的章,表,书,记(几种体裁的文章)是当今特出的.应旸(文章)平和但(气势)不够雄壮,刘桢(文章气势)雄壮但(文理)不够细密.孔融风韵气度高雅超俗,有过人之处,然而不善立论,词采胜过说理,甚至于夹杂着玩笑戏弄之辞.至于说他所擅长的(体裁),是(可以归入)扬雄,班固一流的.
chángrãnguìyuǎnjiànjìn
xiàngshēngbâishí
yîuhuànānyúzìjiàn
wâijǐwãixiàn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闇于自见，谓己为贤。fūwãnběntïngãrmîyì
gàizîuyìyíyǎ
shūlùnyílǐ
mínglěishàngshí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shīfùyùlìcǐsìkēbùtïng
gùnãngzhīzhěpiānyě
wãitōngcáinãngbâi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qítǐ其体。
一般人看重古人,轻视今人,崇尚名声,不重实际,又有看不清自己的弊病,总以为自己贤能.大凡文章(用文辞表达内容)的本质是共同的,而具体(体裁和形式)的末节又是不同的,所以奏章,驳议适宜文雅,书信,论说适宜说理,铭文,诔文崇尚事实,诗歌,赋体应该华美.这四种科目文体不同,所以能文之士(常常)有所偏好;只有全才之人才能
wãnyǐqìwãizhǔqìzhīqīngzhuïyǒutǐbùkělìqiángãrzhìpìzhū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yīnyuâqǔdùsuījūn
jiãzîutongjiǎn
zhìyúyǐnqìbúqí
qiǎozhuōyǒu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sùsuīzàifùxiōng
bùnãngyǐyízǐdì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擅长各种体裁的文章.文章是以\"气\"为主导的,气又有清气和浊气两种,不是可以出力气就能获得的.用音乐来作比喻,音乐的曲调节奏有同一的衡量标准,但是运气行声不会一样整齐,平时的技巧也有优劣之差,虽是父亲和兄长,也不能传授给儿子和弟弟.
gàiwãnzhāngjīngguïzhīdàyâ
bùxiǔzhīshângshì
niánshîuyǒushíãrjìn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rïnglâzhǐhūqíshēn
ârzhěbìzhìzhīchángqī
wâiruîqìngzhāngzhīwúqiïng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 未若庆章之无穷。shìyǐgǔzhīzuîzhě
jìshēnyúhànmî
jiànyìyúpiānjí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bújiǎliángshǐzhīcí
bútuōfēichízhīshì
ãrshēngmíngzìzhuànyúhîu
gù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xībïyōuãryǎn
yì
zhōudànxiǎnãrzhìlǐ
búyǐyǐnyuēãrfúwù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búyǐkānglâãrjiāsī
fūránzãgǔrãnjiànchǐbìãrzhîngcùnyīn
jùhū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shízhīguîyǐãrrãnduōbúqiánglì
pínjiànzãshâyújīhán
fùguìzã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liúyúyìlâsuìyíngmùqiánzhīwù
ãryíqiānzǎizhīgōng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
文章是关系到治理国家的伟大功业,是可以流传后世而不朽的盛大事业.人的年龄寿夭有时间的限制,荣誉欢乐也只能终于一身,二者都终止于一定的期限,不能像文章那样永久流传,没有穷期.因此,古代的作者,投身于写作,把自己的思想意见表现在文章书籍中,就不必借史家的言辞,也不必托高官的权势,而声名自然能流传后世.所以周文王被囚禁,而推演出了《周易》,周公旦显达而制作了《礼》,(文王)不因困厄而不做事业,(周公)不因显达而更改志向.所以古人看轻一尺的碧玉而看重一寸的光阴,这是惧怕时间已经流逝过去罢了.多数人都不愿努力,贫穷的则害怕饥寒之迫,富贵的则沉湎于安逸之乐,于是只知经营眼前的事务,而放弃能流传千载的功业,
rìyuâshìyúshàng
tǐmàoshuāiyúxià
hūrányǔwànwùqiānhuà
sīzhì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shìzhīdàtîngyě
rïngděngyǐshì
wãigànzhùlùn
chãngyìjiāyán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干著论，成一家言。
太阳和月亮在天上流转移动,而人的身体状貌在地下日日衰老,忽然间就与万物一样变迁老死,这是有志之士痛心疾首的事啊!
孔融等人已经去世了,只有徐干著有《中论》,成为一家之言.
推荐第7篇：红色金典读后感
保尔，这顽强的生命体
———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有感
“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对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解放而斗争
这段激动人心，被千千万万青年人引以为座右铭的文字，就出自于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而说出在这句话的人也正是小说中的成功塑造一位自觉，无私的革命战士——保尔
小说讲述一位工人阶级的青年在苦难中诞生，在苦难中成长的过程。在风雨如磬沙皇暴政下，在大主资本家，在外国侵略者的重重压迫下，懂得了爱和恨，增长了知识，炼就了坚毅顽强的性格，在十月革命的暴风雨中，百炼成钢。他从自发的反抗者，成为无产阶级战士。他就像一个不倒翁，被人一次次推到之后，又重新站起来，用微笑来掩盖困难中产生的伤疤。他是顽强的生命体
他当过童工，从小就在社会最底层饱受折磨和侮辱。后来在朱赫来的影响下，逐步走上革命道路。其中他经历了一系列的人生挑战，但无论是战场上的搏斗，感情上的波折还是工的上的磨练，都没能使他倒下，反而使他变得更坚强。即使在伤病无情地夺走他的健康，使他不得不在病榻上时，他仍然不向命运屈服，而是克服种种苦难，拿起笔，一顽强的毅力进行写作，以另一种方式实践着生命的誓言。如果说命运真的有超能力，能让一个健康的人长卧不起，但他绝对还有一个弱点，就是无法击倒意志顽强的人的信念。这个弱点是从保尔身上觉察到的，他是顽强的生命体。
在那血与火的战争年代，保尔驰娉疆场，同国外武装于涉者和白匪军浴血奋站，表现了为革命事业不怕牺牲的献身精神。在那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艰难岁月中，他又以全部热情投入到和平劳动之中。虽然他曾经金戈铁马，血染疆场，但他不居功自傲，也没有考虑个人的名利地位，只想多为党和人民做点事情。党叫他去修铁路，他去了；党调他当团干部，他去了，而且都是豁出命来干。为了革命，他甚至牺牲爱情。在全身瘫痪、双目失明后，他生命的全部需要，就是能继续为党工作。他是顽强的生命体。
所以说，困难对于坚持者来说就是走向成功的基石。
在八月一日这个特别的日子，我写下这篇关于红色经典小说的读后感，为的不仅是赞颂保尔，更多的是对所有为党有献身精神战士加以赞扬，敬佩和怀念。当然，我们也要继续把这些优良品质传承下去。
初二（7）班 王梦铧
现初三（7）班
推荐第8篇：《二年级的典点点》读后感
《二年级的典点点》读后感
暑假中，我读了关义军叔叔的《二年级的典点点》。主人公姓典，名字叫典点点，是一位乐于助人、奇怪、友好的小朋友。
典点点有许多好朋友：班长花蕾蕾、文艺委员马佳佳、架子鼓手赵乐乐、贝斯手刘思思、电吉他手毛豆豆、萨克斯手宋家新……
我为什么说典点点奇怪呢？因为典点点的外貌很怪。 典点点的发型非常奇怪。他每天都要用一大盆水来梳他的头发，他的卷发像波涛打在岩石上一样。然后，典点点的穿着很奇怪。他穿着一件可以系领带的白短袖，外面套着一件蓝短袖，还穿了一个女生的红短裤和一只高一只低的袜子，还有一双小小的蓝皮鞋。这样的打扮让我忍俊不禁。
这本书由许多小故事镶嵌而成，比如：典点点上二年级长高了，听话了，知识多了；教师节的时候，典点点富有创意的给每个老师发了一个奖状；和马佳佳一起表演《春天来了》，典点点在里面扮演一棵枝繁叶茂的小白杨树；和花蕾蕾互换爸爸妈妈；寒假去美丽的长白山坐狗爬犁；认识了外国朋友依力奇瓦•莫波洛夫•克里拉维奇、唐甜甜、李新湖、尚心怡、左雅男等等。
书中让我羡慕的是典点点有很多的衣服和鞋子：漂亮的羽绒服、时髦的小皮夹克、带帽子的小棉袄、可爱的小熊、
小恐龙套装。典点点有运动鞋、凉鞋、雨靴、山地靴、旅游鞋、棉皮鞋等各式各样的衣服和鞋子。
典点点家还有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传统：表哥郝多多穿小的衣服和鞋给典点点，典点点穿小的给典小点，典小点穿小了给奶昔姨妈家刚出生的小弟弟。这样一代代的把衣服传下去，这不仅是一种环保的体现，也是一种浓浓的亲情传承。
《二年级的典点点》这本书让我受益匪浅，让我知道了做错事要说实话，不能撒谎掩饰事实，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获得自己想要的，不能偷别人的东西，以及友谊的珍贵。这本书让我想到培根所写的一句格言：除了一个真心的朋友之外，没有一样药剂是可以通心的。典点点一天天长大，他与同学之间的友谊也一天天发芽、成长、茁壮起来。
巩嘉奕
推荐第9篇：《典论·论文》的传统性与现实性
经典今读
《典论·论文》的传统性与现实性
谷卿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18年09月21日
03 版）
中国古代社会中的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高度相关，往往都集中于统治阶层和世家贵族，因此很多文学家族的出现并非偶然，但即使如此，像曹操、曹丕、曹植这样能够同时登上一个时代文学顶峰的父子三人，在文学史上仍属罕见，直到八百多年后出现于北宋的眉山“三苏”，堪能相与媲美。
曹氏父子合称“三曹”，是建安诗家中的翘楚；汉季魏晋文论，亦以曹丕的《典论·论文》为冠冕。提及汉魏时期的文学家，“建安七子”自是无法回避，而将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这“七子”并称，即始于《典论·论文》。曹丕列叙这七位“今之文人”的代表在文学创作上的优劣，借以说明不同文体有着不同的写作要求和审美特质，所谓“文本同而末异”，“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是很有见地的，非诸体兼能之人，难有这样切实的体察。
“文以气为主”的渊源
在扬抑“七子”之时，曹丕有意借用了一些品藻人物的方式和话语，而其重要的发明，则是以关乎身体的“气”来讨论文章，从“气”的角度探论主体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这不仅是《典论·论文》的一大特色，更成为文学批评史上“文气论”的嚆矢。
曹丕指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其基本观点是，文本于“气”，由“气”主之；“气”是一种气质，存在于各人身上，各不相同，外力不可改变；这种“气”也不经血缘传袭，而是成于自然。
很显然，曹丕有关“气”的论述，受到先秦儒家特别是孟子学说的影响。孔子强调通过“知言”来“知人”，认为一个人的言语文字之中，蕴含和透露着其人的气质心性。孟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说道：“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虽然此“气”多赖后天养成，曹丕之“气”则近于素禀，但孟子所言“气”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实系“不可力强而致”和“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的语源。
与曹丕一样，孟子也擅分辨文章的优胜和缺陷，这种能力取决于对文之“气”背后之“人”的理解和探察，是故能够“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孟子·公孙丑上》），至于孟子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之说，更成为后世文学批评所依循的重要旨则。
文史学者郭绍虞提出，《典论·论文》承袭了不少前人的观点而化用之，如“谓‘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即王充《须颂》《书解》诸篇之意；其论文体、文气二者，亦即相如赋迹、赋心之说”。其实，曹丕“文以气为主”的论断，也受到王充的启发，后者曾自道“更禀于元，故能著文”（《论衡·自纪》），这个“元”字，正是演化为文的元气。
从战国时代一直到东汉，多数思想家认为“气”是万事万物之本，论道者虽以道为万物之主，但承认道亦须经气化之过程。流行汉末的太平道就相信“夫物始于元气”，天、地、人均由元气化生，而“人有气即有神，气绝即神亡”，至于“道”，也由元气行之：“元气行道，以生万物，天地大小，无不由道而生者也。故元气无形，以制有形，以舒元气，不缘道而生。”（《太平经》）早期道教的这类思想，与儒家有关“气”的论述相为表里、相互补充，成为《典论·论文》中“文气”之论的思想资源。
“文明的病态”及其自治
今人谈及文章之价值和意义，必引《典论·论文》所云“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对文学的这一评语，实际呼应了先秦时期即已确立的“三不朽”价值观，所谓“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在《与吴质书》中，曹丕也确然流露出对以著文得“不朽”的认可和企望。“立言”的重要性，绝非仅仅在于抒发自身的情志，更是关乎德与功的事理辨述和申彰，正像孔疏点明的那样：“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从这个角度来看《典论·论文》，其中显然存在一种明确的“文质之辩”，而这又与汉魏时期的政治文化关联甚深。
以嬴秦亡于暴政为前车之鉴，汉初统治者采取黄老“无为”之治，休养生息。武帝亲政以后，国力日益强盛，此时儒家学说参与意识形态的构建，儒生也加入到政权之中，以契应王朝新时期的崛起扩张生态。作为一个“彻底化的文书行政的帝国”（富谷至语），其持有不同治国理念的政治角色，常常以论“文”和论“学”为论“政”的突破口。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汉初的道教思想，还是后继的儒学，也都近乎一致地认为前代之弊在于多“文”而少“质”，从政治举措到礼法刑律，都应有所减省。学者阎步克认识到，汉儒用以纠矫治道之弊的学说与道家一样，把周秦之间的社会问题归结为“文明的病态”，也均要从分化程度较低的社会状态中去寻求救弊方略，但儒家更趋向于由文吏政治向礼治秩序回归。
儒家对“文质之辩”所持的态度当然是一以贯之的“中道”，孔子早就说过：“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孔安国解释“彬彬”为“文质见半之貌”，汉儒接受了这一观念，认为“质文两备，然后其礼成。”（《春秋繁露·玉杯》）汉末诸侯纷争，仿佛又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但大乱之中，新的政治格局和文化秩序也逐渐形成，这正是曹丕写作《典论·论文》的背景，因此他在《自序》的开篇就描述了“董卓杀主鸩后，荡覆王室”、“家家思乱，人人自危”的境状。社会溃败必然带来“文学蓬转”（《文心雕龙·时序》），重续政统自然也不能不革易文风，曹丕正是从政治的、历史的视角观照文学，因而表达出对文人中“护细行”“立名节”“怀文抱质，恬淡寡欲”之“彬彬君子”的钦仰和渴求，这些文人及其所影响和形成的文风，便是救治文明弊病、重建礼义教化的核心力量，而文章“经国”“不朽”之义，亦在其中矣。
曹丕的诗作古雅娟秀，婉约柔缓，大多描写和表现游子思妇的哀怨与悲伤，敏感的他将汉魏文学中的感伤情调发挥到极致，与其父曹操的慷慨悲壮、其弟曹植的沛然昂扬之习有别，也可视为以实际创作印证自己的文学观念。创作与批评的离合固然存在，曹丕的诗作和文论之中，又兼有超越的传统审美和自觉的现实观照，诸种思想和意识的杂糅，多因外力的催发而成型，《典论·论文》因此能够“转开后世文人主张文以明道或致用的先声”（郭绍虞语），自是有它的合理性。
推荐第10篇：《纳兰典评宋词英华》读后感
对于诗歌的喜好，每个人的生活情趣与人生的观点不同，对于诗词的偏好也各不相同。也许你喜欢豪放的，我则喜欢婉约的；你喜欢现实主义的，我则喜欢浪漫主义的；你喜欢古体诗，我则喜欢近体诗，个人的兴趣爱好呈现百花齐放的态势，我们的生活才显得多姿多彩。
容若把自己的感情寄托在对前人诗句的寻章摘句与点评中，他不期望，也不认为世人会认同他的眼光，他只是把这些作为私人语境下的一种珍藏。但是这些点评更能显示出他的真性情，他真实的内心。
如何更好地去理解这些容若解读的词？显然喜好这些诗词是带有他极强烈的个人色彩，是私人化的东西，有幸能看到这些私人化的东西，只能是他的极要好知己，与他的生活环境以及他本人的学识修养有极大的关系。记得朱光潜先生说过，原话我记不清了，大约意思是说诗歌的学习和阅读是提高文学素养的极佳方式。看了苏缨的《纳兰典评宋词英华》，我更认同朱[本文来自www.daodoc.com]光潜先生的看法。本书点评的是宋词，作者用通俗流畅的语言，向我们介绍了书中每一首词的写作背景资料，以及作者在当时写词时候的心境。由于年代的久远，流传下来的历史资料的繁多，对各种当时的状态作了全面的解说。一首诗歌的心境可以有多种解读方法，如秦观《南歌子》中的“天外一钩残月、带三星。”，其中的三星就是参星，即参宿，它分别指参宿在天空中的不同位置，对应人间的时节是十月、十一月和十二月，因为这三个月都不是结婚的日子，仲春才是婚期。作者用这一典故，暗含有情人难成眷属的意思。而另一种理解三星，是心的三点，是指秦观与名伎陶心儿的火热恋情，这是一种情绪，是爱情，也是禅意。通过这样的解读，我们更能客观、全面的认识一个人和他当时境况下诞生的作品。
第11篇：《正义论》读后感
《正义论》读后感
法学0904班 0904000434 张蒙慧
当我们看到一个个新闻报道后，唯有高呼“社会不公平”来排解心中的抑郁之时；当我们举着社会主义大旗，将民主法治建设变成一句可耻的口号之时；当我们兴致勃勃的以为社会公平正义已然在向我们招手，却永远只是“镜中花，水中月”，难以揭开它神秘的面纱之时，一声叹息也罢，两三句牢骚也行，至少我们还是一个有着社会性的人。何为社会性，我认为即一个社会组织下，个体能够以自己的价值观来参与社会事件，关注社会变化的愿望和想法。社会性付诸于个体身上得以实现是基于公民的一项权利，我们姑且认为它是一种参与权吧！当我们怀着这种社会性，去批判、去呼喊、去驳斥社会的不公平与非正义之时，我们却很少去思考何为正义？正义为何？罗尔斯在他的鸿篇巨著《正义论》中，向我们一一阐释正义到底是什么？
罗尔斯在开篇就以恢弘的气势向我们阐释了正义在一个社会中无可辩驳的首领地位。一言以蔽之，即存在就必须正义。正义，是基于每个个体的天然的不可侵犯性的权利，它不是那个英明神武的“哲学王”赐予我们的恩典，也不是民主政治体制下赋予我们的一项权利，它是基于每个个体的天然的不可侵犯性的权利，也即是天赋人权。即便是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这不仅使我们这些饱受“集体利益高于一切”观念之苦，而又无力辩驳的人眼前一亮，顿时有种“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
在罗尔斯的论述中，功利主义所认为的在产生社会最大利益总额（或平均数）的前提下容许一部分人的平等自由的严重侵犯是正义的观点遭到了严厉的批判。他在社会契约论的基础之上认为，“作为公平的正义”不仅仅是原初契约的指导性原则，而是“原初契约的目标”。亦即，正义是我们人类共同体通向秩序终极目的。这一论断将正义置于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它不再是那双躲在幕后操作木偶的手，而是舞台上的主角。这无疑给那些追求正义的最大化的人们注射了一针强心剂。
而在接下来的论述中，他又将正义的两个基本原则向我们娓娓道来。让我们
在其中寻找到了评判正义与否的标准。
然而，在我看懂的那部分中，我感受最深刻的一句话是“允许我们默许一种有错误的理论的唯一前提是尚无一种较好的理论，同样，使我们忍受一种不正义只能是在需要用它来避免另一种更大的不正义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这句话带给我的震撼丝毫不亚于罗尔斯在开篇中的那段慷慨陈词。一直到读这本书之前，我对于民主制都是持怀疑态度的，在我的观念中，民主制是打着多数人利益的幌子对少数人合法权益的明抢。但是民主制照顾到了大多数人的利益，然而也正是由于它要照顾到多数人的利益，从而使之存在着效率低下和不能够真正抉择出最有效、最完美的方案的缺点。尽管它的优点也是它的缺点所在，然而如果我们因此抛弃民主制，那么有什么更好的制度能够替代，不，准确的说，应该是超越民主制呢？难道是柏拉图所认为的“哲学王”之制吗？然而，历尽古今中外的所有君主，谁人敢称“哲学王”？谁人能称“哲学王”？历史遗憾的向我们摊开双手，表示无奈，我们也只能无奈的摇摇头，因而在没有比民主制更正义的制度出现，而民主制有明显比其他制度更有效的情况下，我们选择它也是“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
同时，这句话带给我的一个反思是，对于一些现象的存在，特别是从我的正义观出发认为不对的现象，我总是报以批评的态度，即只是抱怨其不合理而未曾评判其存在的原因以及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或建议。概而言之，就是未以批判的态度来看待社会问题。因而我们的周围充斥着大量的愤青，一腔热血以为自己是铁肩担道义，奈何难得惺惺相惜之盟友，他们以为是“众人皆醉我独醒”，怎奈众人视之幼稚之极。我不是指责愤青，恰恰相反，我希望我们都应有愤青的那股劲儿，都似游戏“愤怒的小鸟”中的小鸟般义无反顾的冲向我们的目标，即便是“头破血流”也在所不惜，但前提是我们要把握好方向，否则即便是头破血流也是无济于事，最终也只是博得我们普通人的一些同情而已。借用我们环境法老师的话来说就是 “我们的感情更深沉，我们的行动更专业。”
第12篇：教学论读后感
《教学论》读后感
利用空闲时间，认真拜读了翟广顺主编的《教学论基本问题概论》一书，发现此书贴近一线教师的教学实践，充分反映了教育界最新的教育教学研究成果，为我们教师提供了系统的探究教学的教育观念、教育管理的基础知识，教学设计的策略以及教学课程的科学性知识。
在教学内容一章中，作者讲到，教学活动的开展必须依托于教学内容，在开展教学活动时，教师必须首先勾画出和设计课堂中师生交往借以展开的内容，没有预设的内容的师生交往只能是一般性交往活动，而不是“教学活动”。教学内容决定了教师在课堂中要开展的活动、要讲授的知识，决定了学生是以专心致志的方式还是心不在焉的方式学习。因此，教学内容在教学活动中至关重要，教学内容也因此成为教学论研究中的一个基础性话题。
那么，如何选择教学内容呢？通过读书我知道了，教育者选择教学内容的基本标准有这几个：
一、从学科的角度选择教学内容；
二、从社会需要的角度选择教学内容；
三、从儿童经验和兴趣的角度选择教学内容。总之，教学内容的选择，就是依据儿童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对科学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庞大知识体系进行分类和筛选的过程。而在每一堂课的教学内容选择中，教师如何对教学内容进行个性化的取舍，绝非仅仅依据上述标准就可以完成，而需要教师在实践中综合平衡各方面的力量来完成。
第13篇：邓论读后感
邓论读后感
政治学理论 309030201011 谢坤
邓小平理论的出现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条件的，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并且发展问题越来越突出，而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国家想要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尽快发展起来，就要求一种能够指引我们更快更好地发展、不断走向胜利的理论。党的十一届三***以来，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不断总结出了新经验。这些，就是产生邓小平理论的源泉。
邓小平理论也有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首先，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问题。其次，邓小平理论是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思想，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强大思想武器。党的基本路线是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形成的，愈是深刻理解和掌握这个理论，就愈能深刻领会和坚决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在理论和路线的关系上，我们党是有过教训的。
撇开以上大的方面不说，纵观整个理论或其形成过程和一些同志的生平事迹，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贯穿全文。他全部使用辨证唯物论的观点来看待问题、解决问题。表现在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例如“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
在*时期，某些国家领导人将“两个凡是”作为行动准则、判断是非的标准，是根本违背了“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邓小平在*结束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突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从而，重新确立了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事实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证明了邓小平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过后的拨乱反正时期，他更加深刻地总结了*的教训，明确指出不能只论个人功过是非，而要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出发，分辨是非，总结教训；明确指出我们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一承前启后的历史定位上，我们既要坚持维护传统思想的精华，坚持维护已经被实践证明了的经验总结，也要打破旧的精神束缚、解脱旧的思想包袱，全面、客观、准确的评定一切。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不能呆板，只有发展，才能更好的坚持。这为全党、全国、全人民以焕然一新的精神面貌踏上新的历史征程，奠定了思想基础。而且，邓小平也毫不吝啬地指出*中暴露的我国政治体制上的诸多弊端。中国，一个从来没有真正实行过民主的国家，新中国的建立，确实代表其迈进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是在斗争中逐渐成长的，在此时，虽然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但总体上讲，还比较稚嫩。她的民主化、制度化、政治化一直未得到很好的完善，她要在国内、国外均无前例可鉴的环境下，带领全国人民迈入社会主义社会，确实很难。事实上，在受到国内、国外不利因素的影响，错误在不断的加厚，邓小平同志以他完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身份，理论联系实际，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体制改革，包括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建立健全民主集中制，完善和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健全从宪法、基本法到各项法律规范在内的国家法律制度，把国家纳入法律化和制度化的正常轨道。从而，我国才真正意义上迈进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建立了符合社会发展和符合社会国情的现代化的政治体制。
同样，另一个让我有深刻印象的是“两点论”。邓小平同志唯物论中“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提出了一手抓精神文明，一手抓物质文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
邓小平抛弃了忽视生产力发展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彻底改变了当时生产关系扭曲、社会发展迟缓，甚至倒退的情况，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使我国生产力迅速发展起来，综合国力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逐渐富裕，缩短了和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下，着重强调了物质文明是前提，没有物质文明的发展就不能搞好精神文明；精神文明是物质文明向正确方向发展的重要保证。特别是在当前改革开放的形势下，西方各种腐朽思想侵入我国，如果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来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就不能给物质文明建设以正确的智力和精神支持，那样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就不能保证社会主义方向。邓小平这一科学论断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现阶段实际情况相结合的重要体现，是邓小平理论的重点。而且，关于这个重点，更能体现出邓小平理论是完全从实际出发的，是科学地制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分“三步走”的目标，和“十个五年计划”。
像这样联系实际地应用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中还有很多。又比如说，他提出的“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方式”，“一国两制”的思想，“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等，这些科学途径有效地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发展，逐步使我国以暂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之林。
我认为，我们学习邓小平理论必须抓住其核心。邓小平理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概括把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在高于社会主义特征的层次上、在目的和目标的层次上，突出生产力目标和人民利益目标，来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我们要建设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我们确定的基本路线，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路线。并由此得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这个标准对于我们排除姓“资”姓“社”的抽象原则争论的干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学习了邓小平理论之后深有体会。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新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动指南。这一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退成败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科学体系党的十五大已经把邓论写入了党章，并将邓论作为我党的理论行动指南。
邓小平理论是发展的理论，我们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就必须认识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我们永远要坚持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根本立场和方法，它贯穿整个理论体系之中，是这一理论活的灵魂。从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阶段看，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比较落后，人口众多的国家，究竟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新课题。照搬书本不行，照搬外国模式也不行，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在实践中开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
路。同样，也只有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指导下，才能纠正超越革全发展阶段的“左的思想”，从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出发，作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性质，主要矛盾，奋斗目标，指导方针和基本路线的正确认识，无一不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结果。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邓小平理论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号召全党学习邓小平理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是新时期党的思想建设基本任务。”可见邓小平理论已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其重要性可见一斑。
中国，这个古老文明的国家，已经迈入了21世纪，有过辉煌，有过沧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走过了50多个春秋，如今，这个伟大的国家正在以稳健的步伐，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前进。她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创立的邓小平理论，正指导着这个民族大踏步的前进。
邓小平的一个极大贡献，就是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放到了经济建设上来，而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号召，在知识经济为导的今天，摆正发展思路无疑是十分有现实价值的。在知识经济中，技能和知识成为比原材料、资本、劳动力都更为重要的经济因素，是最重要的财富之源，可以作为发展经济的资本。包括专利、商标等在内的无形资产在整个经济资产中的比例大大上升，在一些发达国家，许多企业无形资产中的比例已高达50%以上，而县城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是以知识为基础的，近年来，美国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灵活快速地掌握新知识、新技术。今天的美国已被信息技术包围，各公司从中获得了惊人的利润，美国微软公司的崛起和发展速度，就充分地印证了知识经济的力量，微软公司创立仅20年，它的资产已超过400亿美元，如果把它列为世界各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排行榜中，可排在新加坡之前而列第47位，现在微软公司的市场价值已大于美三大汽车公司的总和。1996年，美国全年新增产值的2/3是靠微软这样的公司创造的。
知识经济的兴起，预示着人类已进入了依靠知识，依靠技能发展产业的时代，在工业经济时代，可以设置各种壁垒来保持竞争的一方；在知识经济时代，不再有壁垒可以保护落后，蓬勃发展的世界知识经济产业对我国经济建设提出了严峻的发展问题，使知识密集的生产部门作为一种新兴的产业迅速崛起，产业结构又进入了新的大调整期，无形资产的投入快于有形资产的投入，社会化和网络化程度极高的知识和信息生产与分配部门的人员已开始超过物质生产部门的人数，使劳动密集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向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过渡，我国不仅面临着如何巩固、改造、发展传统工业，尽快实现传统工业现代化的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面临着如何超越传统工艺的发展阶段。中国要进步，中国要腾飞，必须在知识经济的竞争中迎头赶上，众所周知，竞争的关键在与人才，而现在中国面临的情况是一批批优秀的人才不断的流失，各国纷纷来华挖人，就是在中国的国有企业，仅有的几个出色的技术人员也都纷纷“跳槽”进了外企，为什么，只有物质利益的驱使吗？不是的。相信每个知识分子都明白只有为自己国家作贡献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实现人生价值，帮助外国打工只不过是物质利益上的暂时得到了满足，而精神上始终缺少点什么，真正意义推动着祖国前进的人，无疑是自豪的，一些华人科学家在国外获得了荣誉，却一定要加入该国国籍为领奖前提条件。但名牌大学的学生还是盘算着出国，为什么？归根到底是国内的人才竞争和价值回报体制还
很不完善，在国外，他们除了可以学习更多先进的知识，很主要的是他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参与公平竞争，最大限度的体现自己的价值，而在国内就相对逊色很多了。要留住人才，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行政上给予人才以极大的鼓励，创造良好的工作研究环境，在价值回报上也要更加合理，要尽量让人才有所施，而不是才皆无用。
如今在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过程中，江泽民主席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这无疑是一面光辉的旗帜，指引我们的前进方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站在世纪之交的时代高度，总结我们党近80年的历史经验，联系当前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形式及党面临的新问题，从根本上回答了在充满挑战和希望的21世纪，我们党把自己建设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我党的性质，宗旨和根本任务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同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紧密联系起来；从社会发展规律和无产阶级先进政党的根本性质的高度上，揭示了党的先进性的实质和内涵，证明了只有正确把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坚持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正确把握物质与精神的辨证关系，坚持代标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正确把握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代表中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才能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才能真正保持先锋队的性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进行了新的提炼和升华，对党的性质、宗旨、根本任务的认识更加全面、系统与深入，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在新的世纪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和争取党的事业的更大发展指明了方向，为保持党的先进性，保证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我们要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用邓论武装自己，作到头脑清醒，目的明确，认真学习三个代表的精神，理解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更好的配合作好国家的各项工作，协助党把祖国推向成功的彼岸。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青年一代应肩负起跨世纪发展的历史重任,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把伟大事业全面推向新世纪。我们是跨世纪的，大有作为的一代，我们肩负着民族的希望，国家的重托，是时代的骄子—我们应该在先进理论指导下，在正确的道路上为祖国的再次辉煌而奉献自己无悔的青春。
第14篇：《论中国》读后感
《论中国》读后感
说起基辛格，人们的第一印象就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历史课本上毛主席与尼克松握手的那一张经典照片在当时震撼世界，这一历史性时刻的先遣队和推动者之中就包括亨利·基辛格。由此，中美两个大国经过长达20多年的相互对峙后，终于走向了和解。
基辛格在 2011年5月27日迎来了自己88岁的生日，其重磅大作《论中国》也在这一天在美国各大书店正式上市，引起各界普遍反响，并迅速荣登亚马逊排行榜前十。今年10月，《论中国》简体中文版隆重上市，各大网站争相报道，不啻为十八大之年最值得关注的一部引进版著作。
作为公认的第一位叩动新中国门环的美国高官，作为过去40多年中出访中国50余次的资深外交家，有着“最了解中国的美国人”之称的基辛格，用世界视角、国际眼光，重新解读中国的过去和未来。《论中国》这本书凝结了基辛格博士的战略理论以及对中国问题数十多年的研究成果，对每个曾经或正在关注中国命运的人，对每一个曾经或正在阅读中国历史的人，都值得一读。 “世界之王”的陨落
书的前半段，基辛格介绍了中华民族从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沦落为晚清时期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原因。清以前的中国，国运昌盛，四夷咸付，是以中国人酿成了一种独特的中国自我意识。至于愿与中国通商的周边国家，天朝皆视其为“蛮夷”，称通商为“朝贡”，以示承认中国的至尊地位。
中国“挟其独特的传统和千年养成的优越感”步入近代，清廷闭关锁国的政策使其对外国通商和技术革新漠不关心。于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借助工业革命的洪流，西方超越了中国。
英国人用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自此，列强环伺。仅仅10年，中国从辉煌中跌落，沦为殖民实力争夺的目标。 大国博弈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本书的下半部以更大篇幅讲解了基辛格眼中的当代中国外交史。作者试图从“围棋”和“孙子兵法”出发，形象地阐述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杰出的政治战略思想，读起来令人拍案叫绝，敬服不已。基辛格甚至认为：“美国在亚洲的几场战争中受挫，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违背了孙子的规诫。”
例如，1958年8月23日，为了试探美国保卫台湾的承诺坚决的什么程度，也为了提升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对金门进行大规模炮击。毛泽东解释说道，中国表明了军事决心后，将重启与美会谈，如此“既有行动场所又有谈判场所”。基辛格把此解释为《孙子兵法》“斗中求存”古为今用，目的是化强敌为弱敌，进行进攻性威慑策略。
开始发展霸权主义的苏联早为毛主席所不喜，即便中苏还是盟友。有趣的是，在炮击金门的3周前，赫鲁晓夫刚刚访问北京，致使艾森豪威尔指控苏联授意毛泽东这么干。而在台湾问题上，毛泽东又利用赫鲁晓夫的左右为难诱使他发出核威胁，这个赫鲁晓夫自己都承认无意付诸实施的核威胁使苏联和美国关系限于紧张。毛主席将赫鲁晓夫当成了棋子，当成了剧本里的一个演员，获得了宣传上的重大胜利，“底气十足”地重回中美大使级会谈。于是，两位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毛泽东和赫鲁晓夫，高下立判。
1978年越南得到苏联的支持，全面发动了侵略柬埔寨战争并占领柬全境，妄图永久占领老挝与柬埔寨，将其合并到越南的版图中以便建立“印度支那联邦”，实现其地区霸权的野心。
为了“遏制越南的野心，适当地给他们有限的教训”，1979年2月17日，中国发动对越自卫反击战。在战争之前，邓小平效仿当时的毛泽东高调出访美国，使外界认为这次行动得到了一个超级大国的同意，从而吓阻另一个超级大国插手干预。接着，邓小平又出了一招妙棋：遍地落子。他遍访缅甸、尼泊尔、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并在2月4日“在围棋棋盘上布下了最后一颗棋子——路径东京停留”，达到了将中国融入世界、孤立越慢的目的，为对越反击战取得舆论上的支持。 基辛格用《孙子兵法》和围棋解释中国领导人的精妙政策，匠心独运，别具一格，将复杂的军事和政治斗争化繁为简，让我们普通老百姓也能见识到大国博弈的神奇。中国两代领导人运筹帷幄，神机妙算，巧妙地运用祖先留下的宝贵遗产，在现代外交和战争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放眼世界，除了中国人，谁还能有这般才能？
由此我们也认识到，政治不是儿戏。咱们老百姓想当然的事件其实都包含着领导人激烈的政治博弈，因为他们必须为国家的长远考虑，思索如何才能为自己国家带来最大的利益。我们唯有多读历史，汲取百家评论，才能体会其中的博大精深。 中美外交风云
中国和美国，地广人稠。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庞杂；一个发展迅猛，领先世界。中美两国遥远的地区性差异加上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注定难以相互包容。因此，如何成功地发展两国的外交关系对所有领导人来说都是一大难题。
就我个人来说，我是始终将利益与意识形态明确区分的。作为一个党员，我坚决维护社会主义制度；但是作为一个21世纪的青年，我也喜欢美国的电影，喜欢超级英雄，甚至还翻译过美剧和动画。我认为，排除政治因素，这些都是全世界的财富。在政策方面，中国领导人主张独立自主，不干涉他国内政，不向国外传播意识形态。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坚决拥护者，基辛格声称：“美国坚持通过施压和激励来实现价值观的普适性，也就是干涉别国的内政。”在外交上，中国含蓄而深刻，毛主席一句乍看之下令人摸不着头脑的话语往往包涵数层含义，往往令喜欢直来直去的美国人头痛不已。他们经常煞费苦心，热烈讨论，方能解出此中曲直。
美利坚与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如何从长期敌对转变为盟友的？答案是出于地缘政治考虑，共同反对苏修的霸权主义。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开始恢复，这是冷战时期改变世界格局的大胆举动，而在这之前，时为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为尼克松访华之行打前站。因此，基辛格身为亲历者，他的描述无疑具有准确性，他所披露的细节也是其它历史书上绝对看不到的。
基辛格是著名的外交家，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他多次访华，有幸与中国的三代领导人交流切磋，对他们的理解是不同寻常的：他称毛泽东为“哲学王”，周恩来儒雅、随和，他还特别欣赏邓小平的实用、江泽民的灵活，认为这两人都在审时度势，为把中国带出备受孤立的国际环境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奥巴马2008年竞选团队亚裔事务顾问薛海培认为：“美国进入全民思考中国带来冲击的时刻。想跟中国干仗的人并不多，更多的是对中国崛起的焦虑，这对美国民众影响很大。”世世代代生活在优越感之中的美国人第一次感到了威胁。
然而中国的崛起是必然的，美国无法忽视这个大国的存在。中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一个和平崛起的中国必然会对世界未来的格局和走向产生较大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正面的、积极的，在总体上是有利于国际社会和人类发展的。美国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国来共同维持世界的和平。
在今年的美国大选中，中国的崛起成为奥巴马和罗姆尼的独立辩题。相比之下，奥巴马对华态度比较温和，而罗姆尼正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十分激进。事实上，美国大选的候选人为了拉选票，通常会在竞选中对中国强硬，但是上任之后马上变脸，开始缓和对华关系。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92年美国选举时，克林顿激烈谴责老布什的对华政策，他攻击老布什“纵容”中国，扬言要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与中国人权挂钩。可后来，克林顿对华的亲切有目共睹。只有过来人才懂得，与中国搞好外交关系才是硬道理，纵使美国总统为了国内的呼声而采取一些不利于中国的政策，也不会在深层次上影响中美的正常关系。
鉴往知来，本书的最终落脚点，仍是为今天的中美关系谏言献策。当前，中美两国以超乎寻常的速度成了互相依靠的经济大国，在基辛格看来，这样的态势也给双方出了个难题，因为两国都还不能很好地适应当下各自所承担的角色，一时还找不到一个能够统领一切的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他在《论中国》的结尾部分提出了一个新词——“太平洋共同体”。在他眼中，中美关系的恰当标签应是“共同进化”，而不是“伙伴关系”。这意味着任何一方都不完全赞同对方的目标，也不假定利益完全一致，但双方都努力寻找和发展相互补充的利益。
中美应当齐心协力建设世界，这是基辛格的愿景。作为普通老百姓，和谐发展的中美关系是两国人民都希望看到的。《论中国》这本书对中美关系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观点，美国人应该多读，因为它能消除人们对中国崛起的恐惧。中国人更应该多读，因为基辛格对中国的发展和中国领导人的决策不吝大加赞扬，这是一个外国政治家对中国的客观评价。中国人读此书，既能了解历史，又能看清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对思想素养和政治觉悟的提高大有裨益。
叶海林 2013-9-22
第15篇：《论雅俗共赏》读后感
《论雅俗共赏》最早是由观察杂志社于1948年出版，是朱自清先生生前的最后一本书。书中国共产党收录十四篇，有三分之一谈诗歌，谈朗诵诗。
《论雅俗共赏》放在第一篇，并且用作书名，朱先生有其独特的用意。用现代\"论雅俗共赏\"的立场解读传统，充分体现了俗人或常人的立场，更体现了人民的立场。同时，书中各篇论都体现了人民立场，也向着人民说话。
雅俗共赏，语出自明代孙仁孺《东郭记·绵驹》：\"闻得有绵驹善歌，雅俗共赏。\"具体讲的优美、通俗，形容某些艺作品既优美，又通俗，各种化程度的人都能够欣赏。
\"雅俗共赏\"是雅化和俗化的最高境界。
学者刘双平说，人类化是多元共存、丰富多彩的。从总体上看，可以分成两大类：\"俗化\"和\"雅化\"所有通俗易懂，明白如话的、艺术都属于\"俗化\",如新闻通讯稿、报告学、民间艺术团体的各种表演等。雅化又可分两类：\"曲高和寡\"之雅和\"雅俗共赏\"之雅。雅化要保持其生机与活力，就应从小众走向大众，为大众服务，让群众喜闻乐见，做到\"雅俗共赏\"雅化如果只为\"小圈子\"服务，脱离群众、脱离生活，注定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
书中的《百读不厌》出自苏轼《送安惇秀才失解西归》诗：\"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指出，人要多读经典，也要多读诗、、小说等。诗的\"百读不厌\"主要是靠声调，因为人们的吟诵，可以让诗给人以别致的感受。小说的\"百读不厌\",主要是靠故事或情节。在现代艺里，让人\"百读不厌\"的作品也很多。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茅盾先生的《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余华先生的《活着》。这些作品让人每一次阅读都有不同的感受。
虽然\"百读不厌\"以趣味为主，但还是要积极向上的纯正的趣味才能长久流传的。
书中的十四篇论，让我受益匪浅。如《歌谣里的重叠》让我知道歌谣以重叠为生命，脚韵只是重叠的一种方式。从史的发展上看，歌谣原只要重叠，这重叠并不一定是脚韵；那就是说，歌谣并不一定要用韵。韵大概是后起的，是重叠的简化。现在的歌谣有又用韵又用别种重叠的，更可见出重叠的重要。重叠为了强调，也为了记忆。
顾颉刚先生说过：对歌因问作答，非复沓不可。……儿歌注重于说话的练习，事物的记忆与滑稽的趣味，所以也有复沓的需要。（《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上）
\"复沓\"就是重叠。这对于现代人写诗与小说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从古到今，从古诗到今天的散，或者再到今天的影视，\"既重复又新变\"的复沓手法几乎成了一条艺术的铁律。所以我们看到了很多的\"三\"的运用——\"三打白骨精\"、\"三打祝家庄\"、\"三进\"……，\"三\"意味着反复出现，增强审美刺激；而\"三\"中每一次出现都不同，都有新变化，这就在反复的审美刺激中，增加变化的内容，增加新的审美体验，当\"三\"个即重复又新变的审美体验一整合，艺术的效果、艺术的魅力就构成了。
第16篇：《君主论》读后感
治企如治国
——读《君主论》有感
满开迪①
[摘要] 君主国和企业存在有种种的共同点，借此说明企业与君主国的治理之道也是相似的。当然，企业毕竟不是君主国，其管理的方式方法必然不能完全照搬马基雅维里的治国思想，但在此我要依照君主受人爱戴的经验，论述如何做个受人尊敬事业有成的管理者。
[关键词]《君主论》君主管理者尊重
[正文]
《君主论》是意大利的政治家，外交家，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里对当时政事的长期经验和对古代政事的不断钻研而获得的，并且他对这种知识长时期的孜孜不倦的加以思考和检验，确保理论的真理性。
我不想再研究马基雅维利的人性恶理论，即使这是本书的理论基础，但是也不否认马基雅维里认为君主应该校法狮子与狐狸，不择手段，使用各种权术与计谋。在这里，我只是想通过本书对君主的建议来阐述做一名管理者应注意的一些方面。
《君主论》中指出“君主国不是世袭的就是新的”②。君主国的种类以及获得它们的方式。君主国包括：世袭的、混合的、市民的、教会的这么四种，获取君主国的方式包括：通过自己的军队和能力获得、依靠他人的军队和依靠幸运获得、通过犯罪方式获得。从君主的角度来考虑，他获得权利的方式不同，但是，统治的要想获得成功却是相同的：强大的权力基础。凭能力或者武力取得领导地位的人，开始比较艰苦后来则比较稳固，因为他已经打下了基础，而对于凭借幸运和邪恶取得领导地位的人则要注意执政以后要迅速打造这样的基础。可以说，通过自己的军队和能力获得的君主国最为牢固。管理者亦是如此，获得权利的途径无非就那么几种，就像君主一样凭能力取得领导权的人在管理方面总要比凭运气或不正当手段登上管理位置的人更加令人信服与服从。
另外还有“有史以来的君主国都是用两种不同的方法统治的：一种是由一位君主以及一群臣仆统治----后者是承蒙君主的恩宠和钦许，作为大臣辅助君主统治王国；另一种是由君主和诸侯统治----后者拥有那种地位并不是由于君主的恩宠而是由于古老的世系得来的。这种诸侯拥有他们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臣民。这种臣民把诸侯奉为主子，而且对他们有着自然的爱戴。至于那些由一位君主及其臣仆统治的国家，对他们的君主就更加尊敬了，因为人们认为在全国只有他是至尊无上的。”③同样，在企业中也存在有总裁和底下各高层雇员的管理，雇员由总裁决定录用，辅助总裁管理企业；也存在像股份制公司中的大股东和其他股东一同管理企业，共同研讨并决定战略政策的情况。
通过以上的列举表明了君主国和企业存在有种种的共同点，借此说明企业与君主国的治理之道也是相似的。当然，企业毕竟不是君主国，其管理的方式方法必然不能完全照搬马基雅维里的治国思想，但在此我要依照君主受人爱戴的经验，论述如何做个受人尊敬事业有成的管理者。
一、“世上没有任何事情比得上伟大的事业和作出卓越的范例，能够使君主赢得人们更大的尊敬。”④
“在他开始统治的时候，他进攻格拉纳达；这项事业就奠定了他的国家的基础。一开始，他从容不迫的行事，并且毫不害怕遭到任何阻碍。他使卡斯蒂利亚的贵族们的精神灌注在这件事业上面，只考虑那场战争而不考虑革新的事情。与此同时，他赢得盛名和驾驭贵族的统治权，而他们还没有察觉。他依靠教会和人民的金钱得以维持他的军队，并且在长期的战争中，给他的武装力量奠定了基础，而这支武装力量一直给他带来了荣誉。„„”⑤
上述是西班牙国王费尔迪南多，从一个弱小的君主，一跃而为基督教世界中首屈一指的国王的行为。首先在最初统治的时候，他就制定了战略计划，根据长期绩效作出进攻格拉纳达决策，而他在此时不考虑革新的事情是为了稳定贵族们的情绪，使贵族们安心的为君主效力，这种做法为他奠定了权利基础。作为管理者一定要有长远的战略管理计划，也要与其他的管理者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得到多数人的拥护，巩固自己的地位。其次他利用教会，就是在国家中制造一种组织文化，使人民形成共同的价值观、行为准则、传统习俗和做事的方式，便于统治。对于管理者亦是如此，管理者应该创造良好的组织文化，运用组织文化的约束力量加强管理。最后，他依靠的是一支强大的属于自己的军队，而不是外援和雇佣军，对于君主来说，权力就是武力。对于一般的组织者来说，就是一支由内部人构成的忠诚的追随者。这都是由不断地消灭竞争对手逐步达成的。
二、范例教育。
“一位君主，如果类似关于米兰的贝尔纳博的传说那样作，当遇到任何人在社会中作出不寻常的事情----无论是好事或者坏事，他就抓紧机会在内政管理方面作出罕见的范例，选择人们必定大谈特谈的关于给以奖励或惩罚的方法。这对于君主是大有帮助的。”⑥
一个公司要想有所发展，无论是管理者还是雇员，都因该避免犯错误。将每次人们犯的错误做成范例并提出惩罚方法，供人们参考谈论，这无疑是一种避免重复犯错的方式。同样，好事也应该被人们知晓，把优秀的人或事树立成模范加以表彰，让其他雇员效仿，也会促使雇员的能力加强。这种奖惩分明的态度，会令管理者增添一份正义，博得跟多的尊敬。
三、重用贤能。
“一位君主必须表明自己是一个珍爱才能的人，引用有才艺的人们，对各个行业中杰出的人物给予荣誉。”⑧
人力资源管理很重要，例如，康宁公司由于缺乏有技能的生产工人而放慢了向发展中国家一些市场扩张的速度，为了保持战略上的优势，他需要更多的具有这些技能的工人。因而，一个企业的成败在于如何用人，就算计划做的再好，若是无人有能力完成，那就是纸上谈兵。有才能的人才能适应市场的要求，带领企业创新发展。
四、把决策权握在自己手上。
“一个君主应当注意，绝不要为了进攻别国而同一个比自己强大的国家结盟，除非有此必要，迫不得已。因为即使你获胜，你仍然成为强国的俘虏。然而君主们应当尽力避免处于听从他人随意决定的境地。”⑦
管理者没有了决策权，就不再算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管理者，更谈不上被人尊重了。所以，管理者绝不应该附庸在比自己强大的公司底下，不能因为所附庸者的强大而丧失了基本的决策权。
总之，要做一位受人尊重的管理者，就应当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要有长远的战略目标和战略计划，要选贤任能，奖惩分明，且一定要我有绝对的决策权。
① 作者简介：满开迪（1990--），女，北京人，首都师范大学公共管理系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本科生
② 【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君主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3页
③ 【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君主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18页
④ 【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君主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105页
⑤ 【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君主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105页—106页 ⑥ 【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君主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106页
⑦ 【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君主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108页
⑧ 【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君主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109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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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篇：《君主论》读后感
《君主论》读书报告
《君主论》是一本有趣的书，很简短，但是很精辟。马基雅维里也的确是个伟大的人。他的一生，并不是很顺利，从服官到罢官，从冤狱到放逐，与妻子儿女一家七口过上了贫穷的乡村生活，后来由于迫切的需要改革的社会形势又被重新起用，直至最后贫病中死亡。在罢官以后，马基雅维里并没有沉沦，他只是把这种不幸归因于命运，并相信不幸已成为过去。他变得更加审慎，在一贫如洗的日子里，他依旧保持着忠诚老实和善良的美德，还创作了《君主论》。我不得不说，他，是一个伟大的人。
在《君主论》这本书的开头，马基雅维里根据内容将君主国进行划分：世袭君主国，新君主国以及混合君主国。他认为，相比较而言在世袭君主国里保持政权相对的比较不困难，只要君主不触犯他的皇宗皇祖的制度，在常务的事情上工作勤勉，遇到意外的事件随机应变，就可以将统治维持下去，并且这种平稳的统治管理的时间越久，稳定性就越强。即使出现了异乎寻常的格外强大的力量篡位导致君主被夺权，当篡位者一旦发生祸患的时候，君主就能光复旧国。而新君主国，则会出现重重困难。因为一个国家新建立的时候往往会有很多隐藏的矛盾和利益冲突暴露出来，比如说，被管理者的利益得不到实现或因管理者的承诺无法立刻兑现而产生的不满；支持管理者上台的人要求更多无法取得的利益，还有不可避免的开罪于心的属民等等。至于混合君主国，他所遇到的变动主要来源于一切新君主国所固有的困难。所以，一个新的君主，必须采取一系列的行动。第一，灭绝旧君血统，但不能改变他的法律和赋税；第二，征服者亲自前往占领地并驻节在那里，也可以是往占领地的要害之地派遣殖民或者驻扎军队（鉴于殖民比较不奢靡而且比较忠实可靠，触犯的人少，所以殖民比驻军要好）；第三，绝不能让任何一个同自己一般强大的外国人利用任何意外事件插足，因为“谁是促使他人强大的原因，谁就自取灭亡”；第四，考虑当下的困难，更要放眼未来，在患难可以预见的时候就做好准备；第五，在自己有能力的时候才能去扩张领土，否则将会受到非难。
之后，马基雅维里就谈到了君主该如何统治君主国的问题。他说，两种不同的统治方法将会使国家出现不同的结果。如果是一位君主和一群忠心的臣仆来统治，那么就会稳定团结一致，是难以被占领的，但一旦被占领，则极易被分裂；如果是由君主和诸侯统治，则存在着潜在的分裂的危机，因此极易被占领，但很难保有。而一位君主要想统治一个原来是共和国的国家，要么毁灭它，要么亲自前往驻扎，要么建立一个有好的寡头政府，然后允许那里的臣民在他们自己的法律下生活。如果是这个国家原来是君主国，那就稍微简单了。但总结起来，无论它原先是什么国家，新的君主都必须好好借助市民的力量。
一个君主，要想获得一个国家的统治权，可以依靠自己的武力和能力，也可以依靠他人的武力，可以依靠幸运，也可以依靠邪恶之道。当然，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最不依靠幸运的人往往也是保持自己地位最稳固的人。但他们毕竟是由布衣一跃而成为君主，总会面临挑战，其中最重要的也是最困难的事莫过于建立并推行新的制度。因为旧制度下的受益者会极力反对，而拥护新制度的人也会因为没有尝试过而半心半意，结果事当反对者进攻时，防守的只是一些半心半意的人。为此，君主要么说服他们，要么强迫他们。前者通常效果糟糕，执行力差，后者一般利用武力、职权的控制力（革职、调任）能够起到很有效的作用。这样，以后君主的管理才会如鱼得水。至于那些单纯靠别人承认自己掌权的好意和幸运
的统治者，他们会比较危险，因为他们倚仗的这两种因素都是变化无常毫不稳定的，而且在开始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奠定好基础。第三种，也就是以邪恶之道获取君权的君主，他们往往之后还会利用残酷的手段来铲除异己以求得到长久稳定的统治。这样的人屠杀市民，出卖朋友，缺乏信用，毫无恻隐之心，没有宗教信仰，是不能称作有能力的，他们或许可以赢得统治权，但是绝不可能赢得荣誉。一个君主，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应该在人民当中生活，他可以偶尔使用残暴的手段，但这些手段必须要能为臣民谋利益。人性使人会记住带给他的任何损害，所以损害的行为应该一下子干完，而恩惠则要像滔滔江水一样绵延不绝，一点一滴，满满赐予，而且，君主需要保证人民有需求，因为只有有需求，才会有满足，有满足，才会有忠诚。
这里，我联想到了马基雅维里介绍的君主所需要的美德。他认为，君主是不需要仁慈的。一个伟大的君主，应该不介意有着残酷的恶名，尤其是新的君主国。毕竟新的君主国充斥着危险，要避免残酷之名，那是不可能的。人是忘恩负义、容易变心的，是伪装者、冒牌货，是逃避危难、追逐利益的，人性是恶劣的。而爱戴是靠恩义这条纽带维系的，这是不可靠的。所以一个君主，应该让他的臣民畏惧自己。当然，君主决不能让人们憎恶自己，他不能掠夺人民的财产，不能染指人民的妻女，否则君主也会灭亡的很惨。
当然，一个明智的君主，光没有仁慈是不够的。他还不能遵守信用，不能慷慨（除非他正在争取成为一个君主的过程中）。当然，如果一位君主把这些表露出来，那是更加不行的。他不能具有这些良好品质，但必须极力表现出这种品质；他不应背离善良之道，但必须懂得在必要时为非作歹；他还必须慎言，不可从口中流露缺乏美德的只言片语。他必须让他的公民和属名觉得他是非常慈悲为怀、笃信守义、讲究人道、虔诚信神的。他还必须避免受到蔑视和憎恨，因此，他应努力在行动中表现的伟大、英勇、严肃庄重、坚忍不拔，还有睿智，他要让他的臣民认为没有谁指望能欺骗他或瞒过他。
很清楚，切实的政绩是一个君主获得民众敬畏的好办法。所以一个君主应该做出伟大的事业、卓越的范例。选贤举能也是一个必要的措施。任用优秀的人才势必会增加君主在人民心目中的威望。一个君主，必须能判断出身边的大臣的优劣。君主不能让大臣的光芒盖过自己，要让大臣知道自己是他们的后盾，没有自己，就没有他们。君主也不能让谄媚的奸佞小人影响自己的决策，他得让良好的忠言产生于自己的贤明，让谄媚消失于自己的贤明。同时，如前面所提到的，君主要生活在人民当中，所以在每年适当的时候与人民一起欢度节日和赛会是必要的。还有就是，不要同比自己强的国家结盟，除非迫不得已，也不要在两邻国发生战争时宣布保持中立。最后还要重视地方势力，比如说行会和部族集团。
最后，谈谈捍卫一个国家所必需的军队。马基雅维里认为一个君主要想使他的国家长久，就不能只依靠雇佣军。因为雇佣军不忠不义，而且有野心、无组织、无纪律，傲慢又怯懦，在关键时刻根本不足以信任、不足以倚仗。并且，君主也不能依靠外国援军，虽然那些援军可能是良好的有用的，但是他们更是危险的。所以，马基雅维里说，就雇佣军而言，其懒散怯懦是最危险的；而若就外国援军而言，其英勇剽悍确实最可怕的。总而言之，君主需要拥有自己的军队。唯有自己的军队才是最安全的。一个君主若没有自己的军队，那他的政权也是不稳固的。正如书中所引用的那句话一样，“世界上最弱和最不牢固的东西，莫过于不以自己的力量为基础的权力和声誉了。有了自己的军队以后，君主要把军事制度和训练作为自己的专业。他必须不断训练，在日常生活中不断的思考突发事件的应急
对策，加上阅读历史，研究历史上伟大人物的行动，以史为鉴，充实自己的军事思想。
以上算是对《君主论》这本书的总结，刚看完的时候觉得这样一本书，写的都是君主国，讨论君主国是什么，有哪些种类，怎样获得，怎样维持，顺便还提到了对人性的看法。这样的书，似乎对现实社会的意义并不怎么明显。后来想想，或许现代社会中的那些企业就可以当做是一个个君主国，里面的“统治者”，也就是高层管理者。这样的一个个“国家”，也有兼并，有联合，有阴谋，有狡诈。他们的“统治者”，也要任命“臣仆”，也要像君主一样，不具备那些美德，但要表现出那些美德，要让“臣民”敬畏自己，但不能让“臣民”憎恨蔑视自己，不能让“臣民”的光芒盖过自己，要有突出的成绩，还要根据不同的环境做出不同的应对措施。总之，企业的管理者，也要具备人性和兽性，要有狮子的凶骇，也要有狐狸的智慧。这样看来，《君主论》就像一部兵书，需要我们好好研读。
第18篇：君主论读后感~
读《君主论》有感
09行政管理1班黄桂康
学行政管理的我很早就知道《君主论》这本行政学奇书，据我所知，它是一本毁誉参半的作品，它的积极之处：客观且精辟为人们对政治斗争的内部结构提供了最好的“验尸报告”。也帮助那些处于分裂的国家的君主提供一个强而有力的政治思想参考，帮助其快速兴国。但同时它也是众多不正义的暴力革命的理论基础，如法国民主暴力革命，希特勒的法西斯专政思想来源都源于此。总的来说，它对后世世界的建构带来不可估量的作用。.《纽约时报》评论，千百年来，人类写过三部具有永恒价值的处世智慧奇书：一是《君主论》，二是《孙子兵法》，三是《智慧书》。而《君主论》是三者当中最富争议的一本奇书，其作者马基雅维利更是获得了毁与誉如此尖锐对立的名声：在否定者眼中，马基雅维利是“政治恶魔”、“罪恶的导师”、“邪恶的教唆犯”；而在肯定者眼中，马基雅维利则被称为西方“政治学之父”、“国家学说之父”。而我正是基于马其雅维利的两面极端的影响，才去读《君主论》的，通过阅读，我整理出如下理解：
（一）《君主论》的背景、主要内容
《君主论》诞生在在文艺复兴前的意大利分裂时期，那时国家整体处于一个临近崩溃的状态，各小国分离乱政，百姓苦不堪言。而共和、民主的这些平等概念不适合于这个江河日下的国家，马基雅维利本是一个共和主义追随者，但是基于意大利这种情况，他觉得意大利需要一个强大的、有至上绝对权的政府来领导，因此他应势写下了《君主论》这本书。《君主论》全书分为二十六章，主要分为四部分，主要论述了君主治国的思想、权术、法势的运用和管理手段，比较像我国的儒、法家思想。
第一部分中（1-11），作者认为，在各类君主国当中，世袭的君主国人民习惯了君主的统治，所以维持政权比在新建的君主国里要容易得多，只要不触犯祖宗之法，遇到意外随机应变就够了；而混合君主国要求君主针对不同情况，或者灭绝旧君主血统并保持当地原有法律和赋税，或者御驾亲征并长期驻守来巩固统治，或“把殖民派遣到那个国家的一两处要害地方，或者在那里驻扎大批的步兵和骑兵”。依靠自己的武力和能力取得的新君主国，取得时困难、保有时则容易；而依靠他人的军队或者因为走运而取得的新君主国，“登上宝座并没有什么麻烦，而想要坐稳宝座就困难重重”了。在以邪恶之道窃取的君主国中，君主能够巧妙地适用残酷手段，把坏事变成好事，可以稳定他的统治不受外部和内部的反对。在市民的君主国中，君主对于那些约束自己并不贪婪的贵族，应该给予荣誉并加以保护；而对那些不约束自己的，或利用他们，或防范他们，同时君主应当与人民保持友好关系，使他们对自己有所依赖和企求。在教会的君主国中，君主要妥善处理好教会权力的问题。
第二部分中（12—14），作者认为雇佣军和援军都是无用并且危险的。因为雇佣军的懒散怯懦无法保护本国或攻击别国，而其首领不论是平庸还是能干的，都有其害处；而援军不论胜败，都将不会给本国带来什么好处，“他们带来的危险比雇佣军还要多得多”；混合军比单纯是雇佣军或援军要好一点，但也会产生依赖性。只有“臣民、市民或属民”组成的本国军队才是最值得信赖的。“任何一个没有自己军队的君主国都是不稳固的”。“除了战争、训练和军事制度之外，君主不应该有任何其他的目标和思想”。
第三部分中（15—23），作者认为明智的君主应该学会承受吝啬之名，慷慨会最终损害了自己。君主不应介意残酷这个恶名，因为比起那些由于“仁慈”而引起整个社会危害的人要仁慈多了。“被人畏惧比受人爱戴更安全”，但要避免被人们所憎恶。君主应该学会善用野兽的方法，同时效仿狐狸与狮子，既能识别陷阱，又能震慑豺狼，当遵守诺言对自己不利时，就不该遵守诺言。君主必须避免贪婪和霸占臣民的财产，应该努力在行动中表现出伟大、英勇、严肃庄重和坚忍不拔以避免受到憎恨与蔑视。关于堡垒问题，“如果君主害怕外地超过
害怕人民，就该建堡垒；如果他害怕人民超过害怕外敌，就该抛弃堡垒”。君主应当从事伟大的事业和做出卓越的功绩以赢得人们崇高的敬意，或在国内统治中树立自身的典范、战争中旗帜鲜明表明立场、会识别人才和爱惜人才、重视社会集团等。君主应当经常惦记着大臣，尊敬他，给他财富和荣誉以保持他们的忠诚，但如果察觉到某大臣只顾谋求自己的利益，就绝不能信赖他。君主应当常常听取意见，不断征询意见，培养一批好的顾问以避开谄媚者。
第四部分（24-26）中，作者论述了意大利的君主们是如何丧失了国家，人世间的命运有多大的力量和怎样抗争，最后奉劝梅迪奇殿下将意大利从蛮族手中解放出来。讲述了国家命途的走向，
（二）个人心得体会
就整本《君主论》而言，我觉得作者马基雅维利是个直率的功利主义者，直率的甚至有些可爱。他的言辞直白而犀利，就像一场狂风暴雨，另人倍感震撼。下面我想就几点谈谈我的看法：
1、人性本恶，人是随追随利益的动物，管理者需要厚黑法则去协调这问题。
马基雅维利说：“关于人类，一般可以这样说，他们是忘恩负义的，容易变心的，是伪装者、冒牌货，是逃避危难，追逐利益的。”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人性本恶。人性到底是善还是恶？貌似古今中外的思想家们都思考过这个问题。中国儒家思想主张“人之初，性本善”；而基督教、伊斯兰教认为人是有“原罪”的，需要“赎罪”。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人性本恶，就拿一个刚出身的婴儿为例好了：如果你把糖放进他的嘴里，他肯定会笑着接受；而如果换做是苦涩的药水，他肯定会皱着眉毛哇哇大哭起来。这个小小的例子就可以看出人从刚出身起就知道趋利避害。就像作者所说的“逃避危难，追逐利益”。李宗吾的《厚黑学》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厚者，厚颜也，黑者，黑心也，厚黑即道也，一个人如果将厚黑掌握好，成功就在脚下。
2、管理者在明处要发挥“大人”形象威慑权下，在暗处要用“小人”智慧笼络人心。“君主必须像狐狸一样能识别陷阱，又必须像狮子一样能惊骇豺狼”。这是著名的狮子与狐狸的比喻。君主是人性和兽性的统一体，不一定要求他是个君子，但他必须是个伪君子。这就验证了“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必须是一个伟大的骗子”，这是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特别是在当今的政坛中。而中国的政府尤其喜欢欺骗广大的民众们，唐山大地震的内幕、汶川大地震的实情。又喜欢用伪善的文化高压政策压制着思想领域的开化，什么“敏感词汇”“屏蔽”。也许这是有历史根源情节的吧，毕竟自古至今中国都是在君主的专制统治下生存至今的，君主习惯了愚民政策而大众也习惯了被政府欺骗，就算有少数贤明之人可以睁眼看世界，他们的言论也很快会陷入黑暗的正规秩序中，自由开明的空气总是离我们那么远，那么遥不可及。
3、忠正是卑鄙者的通行证，要超越“道德”去实行道德。（重点领悟）
“目的证明手段正确”，君主为了统治，应当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唐太宗李世民正是践行了这一理论而创立了盖世绝伦的文治武功。为夺取权力，他发动了玄武门之变，杀死了自己的兄弟，威胁自己的父亲让出皇位。虽然这些行为有悖于伦常，有悖于道德，但李世民却赢得了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勇于纳谏、从善如流等美名并且创造了空前繁荣的“贞观之治”。狐狸的外表让他树立了君主高大美好的形象，而狮子的威严又让那些阴谋者入履薄冰，寸步难行。李世民很会运用手段，伪装自己，因此他成功了，也伟大了。
我的总结：《君主论》里外其实是忠于厚黑学的内部协调原则的，它一方面强调君主要用开明的态度去对待权下，另一方面要懂得运用权法势来调控组织内部的问题。它向我们阐述了这个道理：世界里的法则是由强者制定和推行的，在集体伪善的人类世界里，强权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能集合这个世界内部的力量，用来发展一个高度统一社会。尽管可能短中期内与民主主旨相违背，但是我们要看到《君主论》给这个表面和平的世界里的思想冲击！
第19篇：君主论读后感
初看这本书，觉得整本书都是在介绍君主的处境，讲做为君主，应该做什么，应该避免什么，怎样才能够让自己的国家繁荣强盛。似乎和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离得很远，没有任何交集，不过接着读下去之后，仔细思考起来，的确有很多的地方值得学习和借鉴。
这本书共有二十六章。其内容基本上涵盖了君主权力的形式、来源、管理和维持。
书中阐述了马基雅维利对当时文艺复兴时期历史的一些了解和对政权分类的一些观点。论述了君主国的种类以及获得它们的方式。君主国包括：世袭的、混合的、市民的、教会的这么四种，获取君主国的方式包括：通过自己的军队和能力获得、依靠他人的军队和依靠幸运获得、通过犯罪方式获得。可以说，通过自己的军队和能力获得的君主国最为牢固，作者对君主国权力的来源进行了深入分析，教读者如何对当时的形势和权力分布进行分析，并协调这些力量。
在《君主论》当中，涵盖了大量君主应如何治军的论述。其中关于雇佣军的论点更是对欧洲近代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作者从历史的角度，以意大利为例，分析了其过去、现在的国家和政治，并劝告当时君主争取意大利的解放。论述了军队的种类和君主在军事方面的责任。从政治的角度讲，任何军队都代表了一定的利益集团，军队为自己实质领导服务。所以，要让军队效忠，最好的方法就是建立自己的军队，其他的军队都是建立在其他利益基础之上，无法反应和执行君主的意志。在军事方面，英明的君主应该：整顿军队训练士卒，思考战略，博览历史，分析成败。
作者论述了君主如何维持国家。在涉及褒贬、慷慨与吝啬、残酷与仁慈、被人爱戴与使人畏惧、是否守信、遭人鄙视与憎恨等方面，君主应该以国家利益和人民立场为重，为维护国家利益，甚至不惜任何代价。就国内而言，明智的君主应当急民众之所急，赏罚分明；就君臣而言，亲贤臣，远小人；就国际而言，敌友分明，立场坚定；这样才能够赢得尊重，维持国家运行，甚至繁荣发展。
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也是马基雅维利的论调，他强调，就君主自身来说，一个被贵族所支持和推选的君主远没有一个受人民支持的君主来的安全可靠；一定不能让人民憎恨，否则再多的堡垒都是没用的。
马基雅维利强调命运有强大的力量，但也只能主宰一半的人生的成败。命运就像一条泛滥肆虐的河流，但只有对那些没有做好防护抵御的人面前才显现出了她的威力来，而对于有准备的人来说并不可怕。马基雅维利指出只有人的做法符合时代对他要求，他才能战胜命运，否则就会被命运所打败。我十分赞同他的观点。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的。他的这种人身观和历史价值观对后人是有
巨大影响的。
关于君主如何选用贤明的大臣，马基雅维利的方法也有着实际的操作价值。他的标准是看他们处事第一考虑的利益是自己还是国家。对于那些考虑国家的贤臣要在物质上和荣誉上的巨大给与，这样君臣才能和谐同事。
作者是位极有争议的思想家，他的思想挑战了“为政以德”“以德服人”的思路，剖析了道德与政治的关系，提出为政者当为大局着眼的思路。
译者的序言中提到古今有许多手腕强硬的任务都是十分推崇《君主论》中的观点的，其中有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克伦威尔、德国统一的名相卑斯曼、法国皇帝拿破伦还有希特勒和莫索里尼，还有很多。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被称谓暴君而且自己最后也没能逃脱被历史抛弃的命运，他们可能也是没有完全按照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去执行。虽然他说到君主需要像狮子一样迅猛也要想狐狸那样狡猾，两者缺一不可。但是他又说到，不择手段的人是不能被列位伟大人物的行列之中的。君主需要做一个伪君子和大骗子，但要注意的是要在表面上做到一些所应该有的良好品行，在关键的时刻需要他们对道德的牺牲。
在此书中，我最喜欢看的是马基雅维利关于性恶论一针见血的观点, 就我感觉，是整部书的最精彩也是最受争议的地方。
他所认为人是自私的。马基雅维利提到：“关于人类，一般地可以这样说：他们是忘恩负义、容易变心的，是伪装者、冒牌货，是逃避危难，追逐利益的。当你对他们有好处的时候，他们是整个属于你的。当需要还很遥远的时候，他们表示愿意为你流血，奉献自己的财产、性命和自己的子女，可是到了这种需要即将来临的时候，他们就背弃你了。” 。他认为，人类愚不可及，总有填不满的欲望、膨胀的野心；总是受利害关系的左右，趋利避害，自私自利。因此，利他主义和公道都是不存在的，人们偶尔行善只是一种伪装，是为了赢得名声和利益。人都是“忘恩负义、心怀二志、弄虚作假、伪装好人、见死不救和利欲熏心的”；即使最优秀的人也容易腐化堕落，因为作恶事更有利于自己，讲假话更能取悦于别人。“人们忘记父亲之死比忘记遗产的丧失还来得快些。”，在他们眼里，财产的得失比亲人的死活更值得关心。
所以他建议君主在仁慈和残酷之间因该选择残酷，而不用总是仁慈，但其中要保持人名不对自己的残酷而不产生仇恨。他从历史中得到具体的做法，所有被杀的人都要经过正式的审判和定罪，这样才能保证威严、表面上的仁慈和正义。
诚然，很多人会说这种观点太过于悲观与尖酸刻薄了，简直就是在蛊惑人心，所以批判马基雅维利。伊丽莎白时代的文学作品至少有四百次提到“嗜血成性的马基雅维利”，而《君主论》被教会的教徒们称作“魔鬼撒旦的犯罪档案”，罗素更干脆其称作“恶棍手册”。可是，虽然马基雅维利是把各种各样状况整合到了一起看上去有些夸张，但谁能否认这事实？谁敢坦坦荡荡地说自己没有以上任何一项？
人类生来就是邪恶的，即便看上去很纯洁，因为这些都是本能。比如小孩子（可以是小到婴儿），也许他们什么都不懂，但他们本身就带有一种破坏的欲望，他们之所以会作出弄坏玩具虐杀昆虫这种事，是因为这样做能带给他们快乐。若不是人性本恶的话，那么“纯洁的小天使们”为什么会因为破坏和欺凌甚至虐杀弱小而感到身心愉快呢？贪婪、狂暴、征服、破坏……这些都是人类不可否认的本能，它们一般会因为后天的影响，在受教育和与人接触的过程中被压抑或节制，使社会还不至于变得疯狂，但本能这种东西是无法消除的，每个人的心里都存在一头野兽，如果特定状况下铁链断掉，那么跑出来害人是百分之百肯定的。
作为一个抱持着“性恶论”观点嘲讽地观察世界的人，我其实很难理解“性善论”是怎么出来的……
有人说，他撰写《君主论》，是为了表达他对君王的忠诚与崇拜，旨在赢得君王的宠幸而在仕途上有所发展。我对这种说法并不赞同。我更加赞同另一种观点，即马基雅维利更是出于一种爱国的热忱而非个人的私利所写下的《君主论》。可以说，尽管马基雅维利他本人衷心地向往崇尚共和制度，但只要国王能够运用手中的权利，动用一切公开或隐蔽的手段拯救意大利于水深火热之中，实行君王制，却也实在是一件令人向往的事。而《君主论》中所阐述的，不过他借助对历史和政治的研究，对于救国方法的一种个人阐述。而这一点，在《君主论》的最后一章《热切希望从蛮族人手中解放意大利》中，更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爱国热忱。
所以，尽管在许多评论中，《君主论》依旧被当作一本教人行恶的书，但是，我认为，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君主论》依旧有着被反复重看的价值。并非是要学习其中的政治手腕，而是在今天，我们国家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依然被少部分个人、团体，乃至国家所孤立和敌视。研习《君主论》，即便不说是“以暴治暴”，却也不失为一种了解敌人手段的方法。
第20篇：《君主论》读后感
读《君主论》有感
10级法硕（非法学）
王镭学号：201021733711
近日拜读完有“邪恶的圣经”之称的《君主论》，内心对这本书及其作者马基雅维利的感觉与世俗对他们冠以臭名昭著的评价大相径庭。
首先，为他的直白喝彩，只有一个真正纯粹的、直接的人才敢于说出在今世看来依旧惊世骇俗的魔鬼化的言论。而且私以为他本身及其身后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就被世俗评价妖魔化了：
世俗本身是一个婀娜摇曳着金粉雕琢的画皮美女，人们乐此不疲的遮着遮羞布，现实的政治世界，未必不如马基雅维里所言的龌龊。个人作为一个个体单位纠结在社会这个盘根错节的蜘蛛网上摇摇欲坠的过一生，《圣经》也只感言“人，生来就是要受难的”聊以慰藉，有几个人能直接剖开凝脂嫩肤的血肉对着肮脏狰狞的血管直言不讳地教导你、告诫你尘世为人的道路、手段以及在布满暗礁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环境中如何经历磨练？——只有至亲、最身边的人，告诉你他们人生经历历练出的技巧和防身之道。其他人或者指出一条玻璃罩下的康庄大道给你貌似前途光明却无处践行，要么混淆视听、指向南辕北辙，能委婉指点迷津已存厚道之心实属不易。今天读马基雅维利，只觉得痛快，够干脆，毫不矫饰，所以才能说出很多肺腑之言。他的言论是以他那个时代的史实为鉴，不消说，作为在混乱的、亟需君主专制统一国家的年代应势的产物——这本为君主安邦定国的实用读物无疑是那些角逐者（包括后来臭名昭著的独裁者）的最爱；但同时它也能给我们平凡人的为人处世很多启发、思考和教导，并且一直徜徉在时间的瑰河中经受住更多风云迭起的历史考验。
如上所说，《君主论》它不仅是写给君主看的，平凡的人也能从中读出适应于平凡生活的受益匪浅的东西。
譬如他说君主“如果被人认为变幻无常、轻率浅薄、软弱怯懦、优柔寡断，就会受到轻视。因此，他必须象提防暗礁一样提防这一切。他应该努力在行动中表现伟大、英勇、严肃庄重、坚忍不拔。”这也是一个对努力走向成熟道路的平凡人的要求，以前看过著名媒体人杨澜一篇《对气质的培养》的文章，现在看来
不过全拾了马基雅维利的牙慧。
他说“要象那些聪明的射手那样行事，当他们察觉想要射击的目标看来距离太远，同时知道自己的弓力所能及的限度，他们瞄准时就比目标抬高一些，这并不是想把自己的箭头射到那样高的地方去，而是希望由于瞄准得那样高，就能够射中他想要射的目标。”时至今日，我们要成功地完成一个目标时都也会按上述所说。比如考试，有通过者总传授经验说：你不能按着360的要求来要求自己，那样你可能连360都通不过，要按照400的目标来执行自己的计划，即使最后不能达到400的愿望，360也能足以达到。而早在500年前，他就有这样的经验与见识，实在让人为其惊艳的智慧折服。
同时他又像个父亲一样告诉我们：“用金钱而不是依靠伟大与崇高的精神取得的友谊，是买来的，但不是牢靠的。”
他告诉君主：“好好地考虑一下每一件事情，就会察觉某些事情看来好象是好事，可是如果君主照着办就会自取灭亡，而另一些事情看来是恶行，可是如果照办了却会给他带来安全与福祉。 ”这正是以大局为重的思想，在君主那边是以社稷为重，在个人方面，是以大局为重。人生有很多选择都是无奈的，只能从长远出发，两害想权取其轻。
他清醒的看到：“因为群氓总是被外表和事物的结果所吸引，而这个世界里尽是群氓。当多数人能够站得住脚的时候，少数人是没有活动的余地的。”并且很早的就指出：所谓的民主，就是多数人的暴力。
他甚至告诉年轻人命运就像女人，年轻人在征服命运如同征服女人一样要“迅猛胜于小心谨慎，因为命运之神是一个女子，你想要压倒她，就必须打她，冲击她。”正因为年轻人“比较凶猛，而且能够更加大胆地制服她。”所以，命运和女人都不如想象中那么困难，她们也有被征服感，她们都喜欢做事勇猛果敢的人。所以“当命运正在变化之中而人们仍然顽强地坚持自己的方法时，如果人们同命运密切地调协，他们就成功了。”
纵观《君主论》整本书，其立论基础，是马基雅维利的人性恶理论。“关于人类，一般地可以这样说：他们是忘恩负义、容易变心的，是伪装者、冒牌货，是逃避危难，追逐利益的。”“人性除非在某种压力下才会表现出美好的一面，否则总是邪恶的。”“人们忘记父亲之死比忘记遗产的丧失还来得快些。”
由这一人性恶理论，马基雅维利认为君主应该师法狮子与狐狸，不择手段，使用各种权术与计谋。
马基雅维利的人性论与中国荀子、杨朱的“性恶论”一致，只不过荀子由此出发教人怎样治学养性，弥补不足，而马基雅维利却刻薄而精彩的一针见血，角度不同而已。
那人性到底是善还是恶？我认为这是个伪命题，正如马克思所说“没有抽象的人性，只有在具体的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抽象人的本性来讨论毫无意义。并且，一只小兔子心里会沉睡着一只老虎，一个老虎心里也会潜伏着只柔软的兔子，善恶是统一于人之中，善中有恶，恶中有善，无法分离。
而且马基雅维利以“人”的眼光研究政治问题，首要前提便是对人自身的肯定。他强调人的作用，本身在神权不容挑战的年代，就是一个飞跃的进步。
首先，他并不否定命运（或者说是规律）的制约作用：“命运是我们半个行动的主宰，但是它留下其余一半或者几乎一半归我们支配。我把命运比作我们那些毁灭性的河流之一，当它怒吼的时候，淹没原野，拔树毁屋，把土地搬家；在洪水面前人人奔逃，屈服于它的暴虐之下，毫无能力抗拒它。事情尽管如此，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当天气好的时候，人们不能够修筑堤坝与水渠做好防备，使将来水涨的时候，顺河道宣泄，水势不至毫无控制而泛滥成灾。”我们看到，他只说命运为“半个主宰”，还有半个，“归我们支配”，他更看重人的主观能动性：“当我们的力量没有作好准备抵抗命运的时候，命运就显出它的威力。”换言之，当我们做好足够的准备，已经酝酿了长足的实力时，命运的咆哮也没有那么大的威力。
同时看待机会也是如此：“在和平时期绝不能够无所事事，相反，应该努力地利用这些时间，以便在命运逆转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反击的准备。 ”他说这是一个贤明的君主应当遵守的，同样，这也是放之任何人也皆准：机会只给奋力准备的人。
这里面也包含居安思危的思想，并且还在其他多处提及：“如果曾经享有王国多年而后来丧失了国家的话，他们不应咒骂命运而应该咒骂自己庸碌无能。”
他还提出与时俱进的发展的观点，“如果他的作法符合时代的特性，他就会得心应手；同样地，如果他的行径同时代不协调，他就不顺利。”
并且，他承认矛盾的普遍存在，主张趋利避害、两害相权取其轻：“人们在避免一种不利的同时，难免遭到另一种不利。但是，谨慎在于能够认识各种不利的性质，进而选择害处最少的作为最佳的途径。”
而且他在人性的研究上真的很通透，他建议为恶，是妥善的使用恶，为了最终的国家的平稳和善而为恶，不是横征暴敛不是穷凶极恶，而是善于用恶去达成现在看来可以说是更大的善，他要求君主得民心、明辨识才、对自己国家应厉行节约，可以去慷他人（国）之慨而不可以慷人民之慨„„但这些观点和言论被许多人冠以欺骗狡诈、狠厉毒辣之名，其实透过他这种价值下的堪称冷峻的思考来看清事实，我没有觉得这些言论有多少功利及可鄙性，因为他说的是事实，而事实在赤裸裸时让人难以正面其狰狞。曾经有无数政客在发动战争时都借以口实说：“有些东西比生命更重要。”当他们想要结束战争时，又会说“没有什么东西比生命更重要。”而马基雅维利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一样，没有华丽雕饰，只有最真实直白的内容，没有冠冕堂皇的借口和虚妄的道义之袍，我就激赏其不解释、不伪饰、直接实用的态度。只有那些自命清高的道德家们和胸怀广博的宗教家，才欲盖弥彰的遮羞一切美好下的悲哀和丑恶。
我从来都相信这世上还怀着真善美，但这是基于我们也真实而不逃避地知道并且能防范应然的真善美和实然的真善美之间隙中的龌龊和卑鄙。
而且在哲学的观点上，他也是历史的、唯物的。在最后期盼意大利统
一、抵抗外侮的振臂一呼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时势出英雄，英雄造就时势”的辩证的看法，从来没有忽略历史客观规律的作用，即使给人感觉英雄史观的感觉，也是他出于爱国的一腔热忱，呼吁当权者绝地逢生，给予“天将降大任与是人也”的感慨。
书越往下读，能惊奇地发现他的有些话，和我们熟悉的历史扣合。
“所有明智的君主都应该做的：他们需要考虑的不仅是当前的患难，还有未来的患难。他们必须竭其全力，对那些患难作好准备，因为患难在预见的时候是容易除去的，但是如果等到患难临头，病入膏肓时就无可救药了。关于这一点，正如医生们就消耗热病患者所说的情况一样，在患病初期，是治疗容易而诊断困难；但是日月荏苒，在初期没有检查出来也没有治疗，这就变成诊断容易而治疗困难了。”他所阐述的罗马人的历史与我国古代扁鹊见蔡桓公的典故交辉了：同
样阐释了防微杜渐防止病入膏肓的道理，在个人的生理调整、个人的生活境遇以及国家际遇都是相通的。
“所有武装的先知都获得胜利，而非武装的先知都失败了。”多么一针见血地指出康有为戊戌变法的惨烈之处。
“遽然勃兴的国家，如同自然界迅速滋生长大的其他一切东西一样，不能够根深蒂固、枝桠交错，一旦遇到一场狂风暴雨就把它摧毁了。除非象刚才说过的，那些突然之间一跃而为君主的人们是很有能力的人，他们知道必须立即作好准备保持由幸运投到他们怀中之物，并且在当上国王以后奠定基础——这些基础在他人说来是在作为国王之前就已经奠定了的。”马基雅维利在地球的另一端先验了隋朝还没站稳便轰然坍塌，迅速谢幕为唐做了完美的嫁衣，隋狂风暴雨后的初生阳光洗礼了唐初的庭院。
“一位明智的君主必须选择第三种方法，在他的国家里选拔一些有识之士，单独让他们享有对他讲真话的自由权，但只是就他所询问的事情，而不是任何其他事情。但是他对于一切事情都必须询问他们，并且听取他们的意见；然后按照自己的看法作出决定。”可怜我们贾谊却曾被“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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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烟尘滚滚挟走了无数的剑拔弩张、风起云涌的过往，掩盖了无数血腥、阴谋与权术，可是也留下了巍峨的城堡、美丽的庄园、云卷云舒的天空和那掩盖不住的马基雅维利思想光辉。当然，对任何事物我们应当要有辩证的、带着思考的批驳精神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是站在文艺复兴的伟人的肩膀上带着现代人的优越感来批判脚下踏着其肩膀的古人，也只不过增添了几分现代人得意的味道。在《君主论》中，我更看到的是马基雅维利撕开虚伪矫饰的勇气和智慧。如果智慧的代价是非议与矛盾，那么这是人生对人生观开的玩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