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版办公室总结
推荐第1篇：民国记者
浅谈民国名记者产生的原因
------------以邵飘萍为例进行分析
摘要：民国时期民营新闻业提高了专业业务水平，民营报纸按照商业化模式独立办报，遵循新闻业本身的内在规律，使报刊真正成为大众化的信息传播工具。因而时期形成了专业性的职业群体，出现了邵飘萍、黄远生、徐彬彬等众多名记者。本文将以邵飘萍为例，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记者自身两个方面分析这些记者成名的原因。 关键词：民国时期 社会背景 名记者
正文：民国时期民国时期报纸新闻自由发展，民营新闻业完成了职业理念的内化，基本实现了职业自治，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达到了较高的职业化程度，加上职业群体的努力，大量的民记者涌现。
一．民国时期的社会背景促进了名记者的产生
到清朝末年，新闻电报开始减半收费。民国成立后，人们拥有基本的新闻自由权利，如自由开报馆，办刊物，建学会等，北洋政府交通部特地颁发了《新闻电报章程》，规定：“国内往来新闻电报，华文明语电报每字收银元三分，英文明语每字收银元六分。”（据戈公振：《中国报学史》）新闻电报费用的降低，使报纸可以更多地使用专电。 有线电报的不断架设、电报费用的降低以及铁路线的延伸，使当时的各大报纸在全国各主要城市建立通讯网成为可能，这在客观上也对中国报业在民国初年开始由“政论时代”向“新闻时代”过渡、确立新闻在报纸上的“中心地位”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1912年10月起，《申报》上就开始出现“北京特派员”的名称。《时报》、《新闻报》等沪上大报为了在竞争中不落下风，也纷纷聘请驻北京的特派员。黄远生、邵飘萍、徐彬彬等中国新闻史上的第一代名记者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他们为远在上海的报馆，或拍发专电，或撰写“特别通讯”。
二．记者们坚持不党不私的立场，关注民生社会，大胆挑战威权，勇于揭发政治黑幕，这是他们之所以能成为名记者的重要且必不可少的原因。以下用邵飘萍为代表分析民国时期记者的主观条件。
1.合理的知识结构，心怀抱负。
邵飘萍从小接受了“子曰诗云”的中国传统教育，从小就显露出过人的才气，14岁的时候考中了秀才。随后来到浙江高等学堂师范科，也就是今天的浙江大学就读，接受了西方科学、政治文化的教育，受到了新思想的启蒙。由于晚清动荡的局势，使邵飘萍热衷于了解时事，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各种报纸。其中，梁启超的文章深深地吸引了邵飘萍和他的同学们。从小接受八股文写作的邵飘萍对梁启超恣意奔放的文体以及点评时事的勇气敬佩不已，还可以模仿梁启超的文体进行写作。当时报纸上经常讨论救国之道，热血的知识分子各抒己见，主张“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或者“教育救国”，希望通过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用现代文明拯救中国。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邵飘萍萌发了“新闻救国”的思想，立志献身新闻事业，依靠报纸舆论，干预政局，改变祖国悲惨的命运。于是，“新闻救国”也成为他一生追求的理想。
2.关注民生，以服务民众为己任；不畏强权，独立办报，勇于批判黑暗统治。
初到《汉民日报》不久，邵飘萍就开始大力宣传孙中山的主张，揭露贪官污吏的丑行，抨击封建军阀的暴政，与杭州的权贵结下了深仇大恨。为了扼杀舆论，他们多次企图加害于邵飘萍，但是邵飘萍却以“报馆可封，记者之笔不可封也。主笔可杀，舆论之力不可杀”的无所畏惧的精神，仗义执言，写下了“呜呼！内务部。呜呼！内腐部！”这样的言论以及大量的新闻和评论。1913年，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客暗杀，邵飘萍有预见性地指出：“有行凶者，有主使者，更有主使者中之主使者”，矛头直指袁世凯。当局立即以“扰害治安罪”查封了《汉民日报》，并逮捕了邵飘萍。邵飘萍出
狱后不得不到日本避难，但他却是锋芒不减，他用“阿平”作笔名，在上海方言中，“阿”有疑问的意思，“阿平”也就含有“平不平？”的意思。邵飘萍就用这个带着怒气质问的词，来讥讽和揭露袁世凯的罪行，而且不露痕迹，让袁世凯无可奈何。袁世凯死后，邵飘萍被聘为《申报》驻北京特派记者。受聘《申报》期间，他每日发电二三千字，间日写“北京特别通讯”。由于这些报道大多揭露北洋政府的黑暗与丑闻。
在北京的两年中，邵飘萍看到，当时北京的报纸几乎都被各个政治集团操纵，很少有背后无政治关系的。报纸不尊重事实，而是以一党一派的私利和津贴为向背，朝秦慕楚、捕风捉影的现象并不少见。这样的状况让邵飘萍深感要有自己独立的报纸，不依附于任何权势集团，独立地发言、独立地报道，把真实情况告诉民众的重要性，于是决定自己出资办一份报纸。1918年10月5日，邵飘萍辞去《申报》的职务，创办了《京报》。《京报》创刊时，邵飘萍特意写了四个大字“铁肩辣手”挂在编辑室正面的墙上，以自勉和激励同事。“铁肩辣手”取自明朝杨椒山的著名诗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邵飘萍将“妙手”改为“辣手”，一字之改，反映了邵飘萍胸怀真理、不畏强暴的倔强性格和办报宗旨。《京报》是邵飘萍自己投资创办的，无党无派，不受军阀操纵，主张言论自由，成为民众发表意见的媒介，很快就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京报》以新闻为主，以“探求事实不欺阅者”为第一信条，凡事必力求实际真相。邵飘萍既是社长，又要搞经营管理，同时继续他的记者生涯，坚持采访。
3.激进的思想
邵飘萍不怕风险，秘密加入共产党，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 4.具有独特的采访技巧
（1）巧做戏。邵飘萍在自己的《实际应用新闻学》中的“电话”一节中说： 遇不肯接电话之官僚，如有特别必要时，亦可用非常之手段，而此非常手段中半面又有极正当之理由。非常手段者，即谓私宅中人请彼说话，或言某机关请彼说话是也„„俟其接谈，则告以‘我乃某某’，并告以‘恐与新闻记者接坐中有人闻之不便，故不得已出此’„„ 1917年3月，引起国内震动的中德断绝外交关系的决定在正式公布以前，新闻界首先探知这一消息的就是运用了虚虚实实的做戏的方式邵飘萍。
（2）广交友。邵飘萍是一个左右逢源的人，他能够在各派军阀中游刃有余，又能和普通民众打成一片，上至总统、总理，下至仆役、百姓，都愿意和他交朋友。
民国时期是一段复杂的社会时期，新闻自由在此时发展，但也在此时承受危机，既有利于记者的产生又让明辨是非的他们深受威胁。因而，民国时期名记者的产生必须是客观的社会因素和记者主观的素质综合作用的结果。
参考文献
1.论民国名记者赵敏恒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 鲍晓明
2.民国时期民营新闻业的职业化 张忠（吉林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130012）
3.本科毕业论文 民国时期报纸新闻自由研究（201006)(2010-09-12 16:24:25) 4.新闻史学史视野中的邵飘萍研究 时间:2010-12-02 20:37:00
提高太阳能热应用技术水平，开发新技术、新工艺和新产品，为产业发展服务，做引领世界的名副其实的“世界太阳谷”。
参考文献
1.山东德州市质监部门发挥职能优势促进太阳能产业发展
2.把握机遇
再造优势 全力做大做强太阳能产业市政协常委、民建德州市委秘书长 周相国 3.德州新能源产业发展迎来新机遇
推荐第2篇：民国教父
民国教父、上海太爷张仁奎
版权：《文史天地》杂志 作者：凌风
清帮，可谓是清末民初最大的帮派，相传其祖师爷在建帮之初特意拟定了辈分，定下二十字，即“清静道德，文成佛法，仁论智慧，本来自信，元明兴礼”，到了清末，这二十个字用完，帮中长者又添了“大通悟学”四字。青帮百余年开枝散叶，门徒遍布天下。
民国年间，时局动荡，大批帮派人士闯荡上海，学者唐振常在《上海史》中说：“民国初年，上海滩青帮最高辈分应属大字辈，有39人，其中38人是从外地移入的。”
清末民初，上海滩青帮势力大概有四支，一支是上海本土帮，第二支就是浙江湖州帮，第三支是江苏扬州帮，最后一支，就是以山东人张仁奎为首的山东帮。
上海本土帮领军人物范高头、陈其美早逝，势力很快没落；湖州帮跟北洋军阀走得太近，到蒋介石时代被肢解；扬州帮首领徐宝山依附袁世凯，被国民党炸死，帮众分散；张仁奎本是徐宝山下属，后收其残部进驻上海滩，广招子弟独成一派，创造了新的大好局面。
张仁奎的名气，并不在于他做了惊天动地的大事，只是他的徒子徒孙们遍布军政商学界，而且多属社会名流，以致蒋介石都想投帖子拜到他门下，后来蒋当了国民党总裁，仍然恭恭敬敬叫他“张老太爷”。
另外，张仁奎收徒弟相当讲究，无前途者不予考虑。他的徒弟有军阀韩复榘和蒋鼎文、上海银行公会会长陈光甫、交通银行总经理钱新之、中央造币厂厂长韦敬周、汪伪政权外交部长夏奇峰、宣传部长林柏生等等。后来崛起的“上海三大亨”与张仁奎也颇有渊源：黄金荣是弟子；杜月笙是徒孙；张啸林则是师侄。
民国年间，上海滩各帮会头面人物、帮会与军人政客发生矛盾，几乎总是要找“德高望重”的“张老太爷”出面调解。
一
张仁奎字锦湖（也有写作镜湖），清同治四年（1865年）一月出生在山东滕县沈庄村，自幼家贫，没读多少书，少时跟着表叔习武，在与地痞流氓的不断实战中练得一身好功夫，只是没钱买把像样的兵器——用的是割草的铡刀，人称“张大铡刀”。
光绪十五年（1889年），滕县开科考武秀才，全县有数百人参加，张仁奎力挫众人，得了头名，有了在家乡开设武馆教徒弟的资本，几年下来，在十里八乡也有了点名气。
张仁奎本想以一身功夫报效朝廷，可甲午一战，北洋海军尽失，接着西洋人趁火打劫，德国出兵青岛，英国占领威海——山东几乎成了洋人的天下。
外国势力进占，激发起山东各地的排外情绪。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山东各地闹起了“义和团”。张仁奎热血一涌，毅然加入，义和团在山东滕县的主事人叫马风山，属青帮第二十代“礼”字辈，徒子徒孙众多。张仁奎英武善战，得到马风山的欣赏，将其收为弟子，排二十一代“大”字辈。
满清被东瀛西洋先后欺负，慈禧老太后也很是怨愤，决意支持义和团：跟洋鬼子开战！ 可惜义和团没能支撑多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慈禧和光绪吓得避难西安，马风山率张仁奎等众徒还护送了一程。
不料满清政府很快跟洋人达成了协议，割地赔钱，接着转头清剿义和团，马风山遇害，张仁奎机警，拖着铡刀躲了起来。
在江湖上流浪了一段时间，张仁奎来到扬州，跟着也是“大”字辈的同门师兄徐宝山贩盐走私。徐宝山起初势力还不够强大，苏北一代山头林立，彼此间为了抢码头经常发生火拼
事件。张仁奎在一次混战中提着铡刀砍翻对方十余人，徐宝山大为赏识，将张仁奎视作心腹。
徐宝山后来被清政府招安，驻防扬州，手下编制基本相当于一个团，张仁奎带着一部人马守镇江。
在镇江的时候，张仁奎跟同盟会有了些联系，并秘密入盟。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一声炮响，各地相应。11月，在扬州的徐宝山也宣布反正，张仁奎当即在镇江配合。不久，扬州革命党组织“江浙联军”，协调民军进攻南京，徐宝山让张仁奎带着兵马出征，张仁奎出任“前敌总指挥”，与青帮兄弟冲在最前面。
守南京的是辫子大帅张勋，手下兵士多出身于土匪，个个凶狠。张仁奎亲率精壮青帮子弟当敢死队，一把大铡刀上下翻飞，连杀数名清兵，连张勋手下的猛将、有“瘟神”之称的韩虎也被张仁奎活劈。
张勋抵挡不住革命军气势如虹的进攻，狼狈逃入徐州，南京得以光复。
南京既下，革命党决定迎孙中山到此就任大总统，张仁奎对孙中山仰慕已久，自告奋勇前去迎接，从而结识了不少同盟会高层人物。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布中华民国成立，徐宝山“反正”有功，部队被扩编成“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张仁奎尤其英勇，被提拔成第七十七混成旅旅长，依旧隶属徐宝山部。
接着是“南北议和”，袁世凯担任临时总统，再就是宋教仁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被老袁指示人暗杀，到了1913年4月，孙中山提倡的“二次革命”打响，革命党跟袁世凯决裂。
徐宝山此刻却投靠了袁世凯，被国民党用计炸死。
徐宝山一死，第二军陷入动荡，在张仁奎的支持下，徐宝山的弟弟徐宝珍继任军长，徐宝珍显然不是这块料，干了没几天就主动辞职了，这只部队基本被张仁奎控制。袁世凯为了防止张仁奎异动，将其编制一缩再缩。
“二次革命”很快失败，袁世凯得意洋洋当了正式总统，接着想当皇帝，引起全国反对，蔡锷在西南兴兵、国民党屡屡起事，北洋内部也众叛亲离，袁世凯在1915年一命呜呼。
这两年时光，张仁奎一直呆在扬州，既跟北洋军阀保持联系，又暗地里帮助革命党，两方不得罪。
袁世凯去世后，北洋军阀直、皖两派开始明争暗斗，直系头子冯国璋觉得张仁奎可收为己用，于是将他提拔成了江苏第76混成旅旅长兼通海镇守使（相当于省军区司令员），隶属江苏督军齐燮元部，驻防南通，管辖范围包括南通、真如、泰州、崇明、启东及江浙沿海各地，晋授“陆军上将”。
张仁奎自此鸟枪换炮，在江淮一带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他慷慨仗义，从来不忌讳自己的帮会身份，一些军政要员、工商界人士甚至地痞流氓，无不找门路求人引见，拜他为师。到了后来，江淮地区徒子徒孙实在太多，张仁奎也不再以“镇守使”发号施令，干脆以青帮“太爷”的名号处理政事——因为无论警署、官衙、商会，领头人物无不是张的弟子。
二
直系曹锟当上总统后，号召“武力统一”全国，命令江苏督军齐燮元将控制在皖系手中的浙江给抢过来。
1924年９月３日，齐燮元联合福建孙传芳、安徽张文生向浙江督军卢永祥发动进攻，并调张仁奎带着青帮军团前来助战。张仁奎在南通过了几年舒心日子，也想趁乱扩充势力，于是提着铡刀带着徒子徒孙就冲上前线。
卢永祥不经打，一个月不到就丢了浙江全境，接着退到上海，还是顶不住，最后通电下野，去了日本。
上海滩转眼易主，在法租界做着鸦片生意的黄金荣、杜月笙等青帮大佬听说张仁奎来了，
也是眉开眼笑：杜月笙的师父便是张仁奎的徒弟；黄金荣诈称自己属于青帮“通”字辈，收了不少弟子，却一直被正规青帮排斥，现在正好托门路正式拜师。
黄金荣、杜月笙备了份厚礼求见张仁奎，张很高兴，收下了黄金荣的拜师帖。
几个月里，前来拜访张仁奎的军政大员、帮会首领源源不断——张仁奎资格老，跟国民党大员、北洋军头头都有交情，现在巴结上，没准哪天能帮上大忙。
张仁奎对来访者也是热情相待，要是觉得对方有些才干，投的帖子就收了，如果是个招摇撞骗的混蛋，立马赶人。
1925年1月，张仁奎六十大寿，前来祝贺的军界、政界、商界、帮会等知名人士达八百多人。在广州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也派人专程送了副亲自撰写的寿联：“军界宿星，帮会元魁”，并且秘密送上了个帖子——蒋介石当时在国民党内地位并不高，仅仅是个军校校长而已，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等十几个常委都排在他前面，老蒋想巴结青帮老爷子张仁奎，无非是多谋点资本。
可趁着张仁奎生日投帖子的人实在多了，张仁奎根本没注意有个“蒋中正”。
历史总是充满玄机。
不久，孙中山先生病逝北京，国民党内部大乱，接着廖仲恺被刺，凶手跟胡汉民有点关系，胡汉民也失去上位机会，跟着汪精卫被蒋介石算计。到1926年北伐军挥师征讨时，蒋介石赫然已成“总司令”。
湖北的吴佩孚、江西的孙传芳先后被北伐军打败，张仁奎还没等革命军开进浙江，主动宣布归附国民政府，蒋介石相当高兴，觉得“张老太爷”很给他面子。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把国民政府迁都南京，成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委员长，上海滩给蒋介石充当打手的大小帮会头目，个个弹冠相庆。张仁奎却相当低调，把蒋介石投递的门生帖子送还，不以“师父”自居，蒋介石对张的做法十分满意，此后他也不提与张仁奎的师生关系，但私下相见，仍然以“老太爷”称之，极为尊敬。
此时张仁奎已经62岁了，他借故年老体衰，向蒋介石提议辞去军职，寓居上海，蒋当然同意。闲居上海时，张仁奎时不时收些徒弟，当然，对方必须有一定社会地位，闲杂人等不收。其中，军阀韩复榘拜师的过程相当有趣，不得不提。
1933年9月，当上山东省主席的莽夫韩复榘，心血来潮要召开全省军政会议，通知一下去，居然没几个人来！韩复榘大发雷霆，心腹告知原因：青帮老太爷张仁奎在山东滕县老家给儿子操办婚事，山东全省军政要员都去送礼了！
这些人胆敢擅离职守，难道张仁奎比我还狠？韩复榘虽然粗鲁，但不傻，马上就想到了自身的安危：张仁奎一呼百应，要是想搬掉他，会不会自己先遭殃？
几番考虑后，韩复榘觉想牢牢控制山东，还是得跟张仁奎合作，最好的办法就是拜他为师。主意拿定，韩复榘即刻从济南发急电，一向张仁奎贺喜，二请大驾光临济南，还下令拨了辆小火车，直接到滕县迎候。
张仁奎虽不怎么喜欢韩复榘这莽夫，但也不好拒绝，只有跟着前往。
到济南的时候，韩复榘带着一大帮子人敲锣打鼓的迎接，一直隆重地将张仁奎迎进政府大厅。
大厅里早摆好了香案公桌，蜡烛高烧，烟雾缭绕。张仁奎在韩复榘等人的陪同下，刚步入大厅，四面顿时军乐齐鸣，有马屁精高声吟诵“迎张老太爷”。
张仁奎一下愣了，还以为韩复榘要跟他拜把子。
韩复榘请张仁奎在正中坐定，自己却退到前面，毕恭毕敬磕了三个头，吩咐手下将准备好的门生大红帖双手过顶呈给张，高声喊道“师父，请您收下徒儿吧！”
在政府大厅弄江湖仪式，可谓既隆重又滑稽，张仁奎哭笑不得。
韩复榘由此正式加入了青帮，统治山东也多了条手段：帮规！不过他是个重诺之人，自
从了成了张仁奎的弟子，时不时就送钱孝敬师父。
三
1935年春，张仁奎在徒子徒孙的怂恿下，又一次在家中开香堂收徒弟。仪式完后有人提议：咱师兄师弟们干脆成立一个“社团”，以老太爷的名字任命为“仁社”，大家以社团为中心，共荣辱、同进退。徒弟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张仁奎当然高兴。
其时国民政府为了控制帮会活动，要求成立社团必须到社会局备案，上海市市长吴铁城一见是张仁奎的名号，马上批准——吴也是张仁奎的门生。
“仁社”成立后，发展迅速，与黄金荣的“荣社”，杜月笙的“恒社”鼎足而三，成为上海帮会中最有势力的三个团体之一。后来，张仁奎在全国拥有徒子徒孙三万多，重要的就有三四千，渗透到民国各个行业，张仁奎俨然成了民国教父。
张仁奎还帮了蒋介石一次大忙。
1936年，蒋介石据军统密报，得知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跟日本人勾结，想反叛，蒋介石虽然早就看韩复榘不顺眼了，但实在腾不开手：一边想围剿共产党红军，一边得防着小日本，东北三省已丢，华北五省“自治”，要是跟韩复榘闹起来，无疑多些麻烦。
有参谋提醒蒋介石，不如请张老太爷出面。
蒋介石豁然开朗，立即电令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去找张仁奎，并派了辆专列去上海接。 此事往小处说，是张仁奎的“门内家事”，因为蒋介石和韩复榘均是他的弟子；往大处说就关系到国家民族，张仁奎思虑一番，决议走一趟。
到南京时，蒋介石亲率文武百官在火车站迎接，按青帮规矩，恭敬称张仁奎为“老太爷”，二人会谈了许久，最后蒋介石庄重地请老太爷去山东一趟，劝韩复榘回头是岸。张仁奎慨然应允。
到山东后，韩复榘也是隆重迎接。主客刚落座，张仁奎开门见山摆明来意，清帮帮规极看重尊师重道，韩复榘虽然不想罢手，却也不便直接反对，让手下的师长们发言。
四个师长都是张仁奎的弟子，入门时间早，对张很尊重，听师父一分析，也觉得韩复榘难成事。
“你十万兵马能打得过中央百万之师，区区一个山东，其物力财力能抗衡全国十几个行省？闹起来必败无疑，听我一句话，别折腾了。”张仁奎也苦口婆心相劝。
韩复榘还没正式动手，手下干将已没了信心，只得罢了。
张仁奎山东之行的功劳，蒋介石一直十分感激。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13日，日军大举进犯上海，淞沪会战打响。张仁奎让手下弟子们迅速行动起来，为抗战出钱出力。
上海沦陷前夕，蒋介石让戴笠去将张仁奎接出来，张婉言谢绝，说自己年事已高，不堪奔波，于是留在了法租界内。自此，他称病闭门谢客，拒不跟日本人合作。隐居上海期间，张仁奎还做了件事——策划刺杀了师侄、上海滩后起三大亨之一的张啸林。
张啸林拜的是青帮“大”字辈樊瑾丞为“老头子”，排“通”字辈，因此张啸林见了“大”字辈的张仁奎，都是恭敬地叫“师叔”。
上海被日本人控制后，杜月笙到了香港，黄金荣隐居租界，张啸林却跟日本人勾搭上了。1939年冬，在日本特务的支持下，张啸林甚至准备建立浙江省伪政府，亲自出任汉奸省长。
蒋介石非常恼火，让戴笠处理一下。
戴笠让潜伏在上海的军统特务找到张仁奎，道明来意：“上面想除了张啸林，但张精明异常，每次出门都有三十个保镖，汽车装着防弹玻璃，不好动手，最好能借用青帮内部人士去干掉他！”
张仁奎只是叹了口气：“为虎作伥，咎由自取，我老了，没精力做清理门户的事，你们
到香港找杜月笙吧。
戴笠闻讯后，秘密飞到香港，请杜月笙出主意。杜月笙沉思一会儿，问道：“张老太爷意思如何？”戴笠告知：“老太爷说让你拿主意就行了。”杜月笙点点头：“那也要用张老太爷的人，张啸林虽然跟我是结拜兄弟，但一直不甘心在我之下，对我也是防范很紧。”
不久，杜月笙就物色到了一个很好的杀手：张仁奎有个弟子兼保镖叫林怀部，年轻胆大，慷慨豪迈，而且机警多谋，枪法极准。林怀部的父亲曾担任过北洋军队的团长，与张啸林也有一定交情。
军统和杜月笙找张仁奎借人，张仁奎默认同意，为国锄奸，林怀部亦是慨然应允。 也活该张啸林死到临头，他正想多召集几个得力保镖。林怀部来投奔，理由是说张仁奎越来越小气，给的钱不够用了。
有着故人之子、同门师弟的双重保险，张啸林放心收下了林怀部，答应给与高薪，而且每次出门都带着，左右不离。
一次，林怀部说要请假，张啸林不肯。林说你每月就给那么点钱，还不让休息，我都不想干了。张啸林心情不怎么好，就骂道：“不干就滚！”林怀部火气一冲：“好，马上走。”
张啸林没想对方敢顶嘴，勃然大怒，拔出枪说：“你敢这样跟老子说话，信不信崩了你。”张啸林本来只是想吓唬林怀部，谁知林怀部也立马拔出枪：“老子先崩了你！”
几声枪响，张啸林当即毙命。
林怀部主动投案，在自供中说，他本来是想多要点工资，谁知张要杀他，他一时情急，就射了张几枪，没有任何人指使。林怀部坚持这一杀张的“动机”，租界法院定为“泄愤报复”的刑事案，判了林怀部有期徒刑15年。直到抗战胜利，林怀部才得以出狱。
张啸林死后，远在香港的杜月笙摇头叹息，张仁奎却依旧保持缄默。
日本鬼子却不相信，他们怀疑是张仁奎在“清理门户”，不过找不到证据，只是屡次上门对张仁奎威胁利诱，要请张“出面主持工作”，张仁奎不为所动，可一则年纪大了，二则时常对日本说客动怒，以致忧愤成疾，一病不起，在1944年12月底，逝世于在上海范园——离抗战胜利仅剩8个月了。
第二年春，在尚属于“陪都”的重庆，党政军商学各界千余人为张仁奎举行了追祭仪式，蒋介石亲自为之题词“海岱硕望”，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张仁奎，“以彰忠义”。
张仁奎的去世，无异于传统青帮的终结，而此刻，青帮新大亨已然崛起多时了，若说张仁奎时代的青帮，还算是有严苛的帮规，有正式的礼仪，而到了黄金荣、杜月笙手里，青帮已经失去了“盗亦有道”的灵魂，只剩下了外壳。
（作者单位：中华传奇杂志社）
推荐第3篇：民国作文
民国文言作文：渐行渐远的优雅
2011-03-07 22:05:54
中华民国国文！悔没有早生100年！
摘自《文汇报》2011/3/3
受白话文运动的影响，自1920年起，国语课本（即白话文课本）开始在初级小学使用，然后逐渐过渡进入高级小学，在这个过程中，语文教育的文白之争从未停歇，最终在上世纪30年代初白话文课本取得了全胜。整个小学阶段，国语课本完全替代了国文课本，这似乎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总让人有些遗憾。在小学白话文课本完全取代文言文课本的八十余年后，再来读读这些文言老作文，令人感慨万千。这些老作文散发着纯正汉语的清香，悠远绵长……
春郊游记
广东番禺三区南田小学卢焯坡
某月某日，校中放假。课余在家，殊无聊赖。闻街外有卖花之声，遂知春日已至。披衣出外，不觉步至山下，牧童三五，坐牛背上，吹笛唱歌。再前行，青山绿水，白鸟红花，杨柳垂绿，桃梅堆锦。仰望白云如絮，俯视碧草如毡。见有茅亭，乃入座。未几，炊烟四起，红轮欲坠，乃步行而回。就灯下而记之。
【读后感】读着这篇老作文，我不知不觉就想到初小国文课本中的一篇课文“夕阳西下，炊烟四起，三五童子，放学归来。”文字虽短，意境甚美。再来看这
篇作文，文字如此优雅，描写如此生动，对偶恰到好处。恬静的乡野生活已不可复得，真是恍如隔世！
春日游公园记
广东番禺三区南田小学黎寿泉
星期之日，偕友某君作公园之游。时则春风和煦，园花盛开，草木青葱，群鸟飞鸣，游目骋怀，至足乐也。至音乐亭畔，闻有乐歌之声，自放音机出，因与某君驻足听之。既而环游公园，乃知音机之设，遍于园中。公园之大，一人歌之，千万人得而听之。与民同乐，其斯之谓欤？游罢归来，因为之记之。
【读后感】我第一次看到“游目骋怀”，是在师专书法课上临写《兰亭序》的时候——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那时还不清楚文字的意思，临摹了若干遍，方觉得妙不可言。看看这位前辈小学生，他已将“游目骋怀”化用到文章中去了！
清晨上学记
广东番禺三区南田小学游杈波
庚午之春，某日晨起，推窗一望，则大雨淋漓。遍地红花杂绿叶，夜来风雨洗春娇，可为斯咏也。未几，入书房携书上学。出门，狂风大雨，扑面飞来，大
惧急退，入坐房中，无聊而观书。忽观至“讷尔逊冒雪返校”之事至，醒吾心，一跃而起，再携书，奋勇出门。沿途花柳飘摇，泥泞满路，四望无人，独自前行，衣履尽湿，及到校后，乃更衣而坐，未几，钟遂鸣矣。窃思：吾人不为荣誉则已，若求荣誉，必坚忍耐劳，以战胜艰难辛苦，方有出人头地！不然，则畏风怕雨，为山九仞，功亏一篑矣，乃记之以自勉。
【读后感】读文章，可以想见小作者是一个很有趣的人，初见狂风大雨而大惧急退，后观“讷尔逊冒雪返校”又奋勇出门，一个顶风冒雨的少年形象跃然纸上。
春江垂钓记
四川郫县县立第四小学刘在镕
某星期日，学校放假。吾谓友曰：“时当春日，江水清澈，而江边之景又可玩赏。吾友可往江边垂钓否？”友曰：“可！”乃持竿而行。沿途纵观春景，时则桃红柳碧，草长莺飞，顾而乐之。
不觉已至江边矣，余与友乃于垂阳下，选钓鱼矶而坐。则见浪花四散，水天一色，真奇观也。友乃以手持竿，垂于江中。未几，钓线一动，手举竿，遂得一鱼，鱼屡跃而不得脱。余见友得鱼甚喜，余又持竿钓之，终日不获一鱼。友笑谓余曰：“事必学而后能，垂钓亦犹是也！”余曰：“然！当静心以学之。”余遂归，乃留友于吾家宿，遂将鱼烹而食之，味甚鲜美。吾因谓友曰：“今日得鱼之时，鱼跃亦可怜否？”友曰：“彼贪饵而来，是自取也!然贪饵而致死者,岂独一鱼也哉？”
【读后感】笔法果然老练！借友人之言道出己之胸臆，“彼贪饵而来，是自取也!然贪饵而致死者，岂独一鱼也哉？”堪称警句，一小学生竟有此等见识!方今之世，不知多少“贪饵”之辈自取沦落，何时醒悟？读此文深感前贤可畏。
记地震
四川郫县县立第四小学李蓂
民国二十二年，七月五日。余正伏案潜修，忽闻屋宇有轧轧之声。因出户视之，则见树木倾斜，花草摇动，溪水有汹涌之状，墙垣有簸动之形。吾方惊诧，觉地面簸荡，若乘舟而涉波涛者，噫！奇异哉，非地震欤？因思夫震撼之大，时间之久，为前所未有者。不数日，友人告余曰，前日地震，茂县以上之大山崩颓，压死人民，不可胜数，岷江上流，为之壅塞。
余因之有感焉。吾人处此安全之地而不受地震之灾，岂非吾人之幸福乎？虽然，中华四面受敌，外人协以谋我，国势飘摇，视地震尤烈，吾人不得狃于目前之安全而忘土崩瓦解之危险也！
【读后感】这篇作文记叙的是1933年7月5日发生的四川茂县叠溪地震，从文中可以看出，郫县震感也非常强烈——树木倾斜，花草摇动，溪水有汹涌之状，墙垣有簸动之形。小作者为我们保留了一段史实，文末由地震而生发出的感叹更是发人深省。
书楼望月记
四川万县分水场县立第二小学陈晓初
一夕，人静矣。余倚窗读书，偶见月光射入，宛如白练，顿生明月入怀之感，遂弃书起立，循栏徘徊。见夫玉免悬空，光辉皎洁。举目四望，万籁寂寥，清风夜起，促织微吟，顾而乐之。适有孤鸿横岭东，展翅如车轮，玄裳缟衣，戛然长鸣，其音交交，掠余而西也。
时已夜半，月凉似水，忽见草际微动，黑影隐露。余不禁长啸，叹曰：“人耶？鬼耶？何裹足而弗前！”半晌无声，长空寥廓，清寒殊甚。少焉，嫦娥西匿，余亦就寝。
【读后感】此文吾读之再三，有似曾相识之感。忽忆及东坡之《后赤壁赋》——“时夜将半，四顾寂寥。适有孤鹤，横江东来，翅如车轮，玄裳缟衣，戛然长鸣，掠予舟而西也。”原来如此！小作者将东坡妙句化入文中，水乳交融，浑然天成！读毕，为之击节而赞：东坡千载后，亦有知音矣！
听鹃记
四川郫县县立第四小学魏邦权
民国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夜，解衣欲睡，见月色入户，欣然起行，斯时明月在地，庭中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龙蛇蟠结，盖竹柏葡萄影也。已而庭树
之上，鸣声凄切。倾耳听之，似唤“不如归去”者，盖杜鹃也。其鸣急迫，其声凄厉。凡入耳者，未有不动于衷也。夫鹃一鸟耳，昼夜悲鸣，催人耕作，故又谓之“催耕鸟”焉。余听之，不禁有感于中矣！夫人生之光阴有几，而九十春光，尤如白驹过隙焉，彼杜鹃者，夜半啼血，欲唤回将去之东风，吾人对此垂暮之春，能不感韶华之易逝哉？因听鹃而作记自警。
【读后感】又是一个苏东坡的崇拜者，文章前段从东坡《记承天寺夜游》脱化而出，后段的议论由杜鹃鸟而生发，足见少年老成！
夜月采莲记
广东番禺三区南田小学江炳崧
饭后斋中独坐，好友忽临，约往外游。乃束装偕往，盖月下泛舟也。舟次池中，举目四眺，则亭亭独立，不蔓不枝，微风吹来，摇曳波中者，凌波仙子也。而月影星光，益辅其美，殊可乐也！余以良宵美夕，人生难再，故至夜阑兴尽，始摇舟而归，并携莲一枝，置诸瓶内，以驱尘俗。归而记之。
【读后感】月下泛舟，池中观莲，何其美妙！置莲瓶内，以驱尘俗，何其高雅！此非周敦颐乎？此篇作文文字之美倒在其次，生活态度大可玩味。
推荐第4篇：民国风度
民国风度
赵侨龙
推荐书目：民国风度
作者：徐百柯
推荐理由：曾经有那样一个时代，曾经有那样一批人物。他们那样地想着，那样地活着。他们离我们今天并不遥远，但他们守护、在意、体现的精神、传统、风骨，已与我们相去甚远。读着他们，我们感到恍若隔世；抚摸历史，我们常常浩叹不已。以独立的判断和诗一般低徊的笔触，唤醒了一段正在消逝的历史。
钱理群在教师节前一天宣布“告别教育”，间接宣布他的教育实验失败了。中国的教育改革僵化不前，我们只好从记忆里去寻找那些民国大师，感受精彩，体会风度，如果能够为先生做个书童都足以聊慰此生„„
先生是什么，可能就是马相伯说的那只想叫醒这个昏睡中国的一条狗；就是泰戈尔笔下黎明之前最黑暗时能够报晓的鸟儿；就是黑格尔笔下，傍晚就起飞的猫头鹰，能够让人们冥思苦想；就是王小波笔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那些濒临死亡和休克的精神和人格，通过文字重新在我们心里复活。他们心中奔放的梦，从来就没有沉睡，才能在秋日里，点亮那些在寂寞和孤独中相濡以沫的老师们。
他们是故去的名校校长，文章报国的报人，埋头学问、以学术报国为天职的知识分子，以及在世界面前代表中国的外交家、金融界的精英、马上赋诗的将军„„他们是梅贻琦、蒋南翔、张季鸾、胡政之、刘文典、杨荫榆、陈西滢、梅汝璈、顾维钧、卢作孚、陈望道、蒋百里„„他们曾经的理想，他们的面容和言行，他们的风度、气质、胸襟、学识和情趣，在徐百柯的文字中一一复活。
金岳霖教授在西南联大讲逻辑学，有学生觉得这门学问很枯燥，就问先生：“你为什么要搞逻辑？”金教授答：“好玩”。大语言学家赵元任也是对他的女儿说，自己研究语言学是为了“好玩儿”。 ‘好玩者，不是功利主义，不是沽名钓誉，更不是哗众取宠，不是一本万利’。”将生命投入做学问、讲课或做事情不仅仅是为了谋生，而是为了自我生命的欢乐与自由，也使他们自我的生命不断获得升华和更新。
民国几十年，战火纷飞，国家满目疮痍，人民水深火热却大师辈出；今者物质丰富而精神却是贫瘠的荒漠。我们追忆民国那些人，重温民国历史，重拾民国精神，经世致用而振兴中华。大师的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愿“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的坚持和信仰可以传承不息，永放光芒。
推荐第5篇：民国婚俗
1我今天讲的内容是民国时期新人的婚服。选择这个时代是因为，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民国，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民国婚俗呈现出新旧交替，中戏杂糅的、多元发展的过渡形态特征。 ，婚礼服饰作为社会形态的物质表现在这个时期也更加的多样化和新颖。 2这是去年网上疯传的一段民国结婚证上的话，“”
3处于过渡时期的民国，在婚俗变革上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根据接受西方文明的程度不同，依旧保留了旧式传统婚俗，也有全盘西化的结婚仪式，当然也衍生出中西合璧的新式婚礼
礼服经历了从传统到接受西方文化再到中西合璧的过程。婚礼服是民间服饰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风俗的一部分，对此研究能够复原当时风俗变迁的风貌。婚礼服的变革是中国近代时期移风易俗的表现之一。当时社会的经济、生活、文化都发生了巨变，人们的价值观、道德观甚至是审美观都随之发生了改变。
文明结婚之前一直都是民间的社会习俗，到了30年代的时候，政府将这种变革纳入到法律条文当中去。就有了〈〉〈〉服饰条例制定以后，就相当于为后来大热的中西合璧婚礼旗袍正名了。
1935年4月3日下午3时，全国的首届集团结婚典礼，在上海江湾的上海市政府大礼堂举行。参加者共57对新夫妇。按统一要求，新郎均着蓝袍黑褂，新娘均着粉红色软缎 9新式婚礼中，新娘可以全程露面，所以旧式婚礼中的盖头就被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缀在脑后、固定在花冠下的浅色披巾或披纱。新式婚礼规范中要求的是“罩纱”，其意是罩满头顶甚至面部的纱。但中式花冠区别于西式花环无顶结构，无需将头纱罩满头顶，只需垂在冠沿上即可；而且中国传统婚嫁礼俗中，不崇尚纱质这等透明 或半透明性的头饰，所以“纱”被白色或浅色的绸缎或其他不透明的面料代替，按照传统的称谓就是“巾”。
11民国时期各类戏曲仍是当时所追捧的艺术形式，有条件的爱美女性，都会到照相馆中拍一张戏服照片留作纪念。所以戏曲的服饰和头饰自然会被当作时尚元素与婚礼的头饰结合起来。
“自然，戏服中的头饰也可被当做是时尚之选被用在婚庆之礼上了。
戏装头饰不会以本来面目出现在与婚礼旗袍的搭配当中，多数是简化后的重新演绎版，有的结合到花冠上，有的结合到罩纱上，没有固定的形式。 有一种花冠（图 61），以珠冠为底座，上缀花朵，形神与传统京剧中的女武将的帅盔如出一辙（图 60）。花冠底座与帅盔一样，在额前正中的位置都有一个中心图形，多为传统图案（图 61 中为盘长结图案）；而且冠上花朵的大小和插放位置也与帅盔的绒球相似，由中心向两边延伸，形成团花簇拥的顶角之势 有一种花冠（图 63），仍是珠冠为底座，但冠上只缀一朵大花形。花朵用绸缎系扣打结而成，酷似传统京剧中的“绸子打头”的单顶彩球
14婚礼旗袍城乡有别到了 40 年代末，婚纱已经成为城市婚礼中的绝对主角，但婚礼旗袍在乡镇、乡村地区仍是绝对的流行先锋。贫苦的农民无置办旧式婚礼的经济能力，索性赶一把时髦，穿旗袍披头纱来一次新式婚礼（图
7、图 8）。虽礼数不周、装扮简陋，树枝当花环，红绸乱扎在头上，被“固执”的同乡不屑一顾，但却表明了“文明结婚”思想在乡村还是有发展的可能
16集团结婚，也叫集体结婚，或集团婚礼。人们改革婚礼的一大成果。集团结婚首先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 20世纪30年代中期，杭州、上海、北平等地的许多有识之士认为，旧式婚礼已不适用，新式婚礼又无一定的标准颇感不便。为此，在新生活运动的推动下，上海市政府看到这种状况，就依照西方而制定了一种集体结婚的办法。
1935年2月7 El，上海市社会局公布了以简单、经济庄严为宗旨的集团结婚办法。其中规定凡本市市民举行婚礼，得申请参加集团结婚礼；集团结婚每月第二个星期三在市政府大礼堂举行，由市长、社会局局长证婚；参加者应向社会局申请核准，并缴纳婚礼费20元；市政府印发结婚证书等。
18婚礼旗袍使用黄色，要与婚服的另一个传统喜好有关。婚礼着官服，是中华民族传统婚服文化的一大特色。虽封建官级着装严格，但对新婚男女可网开一面。《续通典》中记载“庶人婚嫁，但得假用九品服。妇服花钗大袖，所谓凤冠霞帔，于典制实物明文也。”新郎可婚礼上穿九品官服，新娘可佩带至尊之女专有的凤冠霞帔，一来满足虚荣心，二来可以求一个好兆头。以往象征高贵身份的黄色，如今可被自由应用，当然是婚礼服色的新选项。
19 1927 年蒋介石、宋美龄婚礼将新式文明婚礼范例式地昭告于天下，成为众人向往的典范。而这场婚礼的主婚人是南京国民政府礼制服章审定会及大学院院长蔡元培。蒋宋婚礼分为中西两部分，但最著名的当属西式婚礼环节。仪式中，宋美龄一身白色长裙礼服，头纱上绕着花环绵长飘逸，白手套，白色高跟皮鞋，手执玫瑰花束，枝蔓垂地。这身装束，令所有的青年女子为之羡慕不已，此后，白色婚纱在上海滩便广泛流行起来。蒋宋婚礼，算是揭开了中国新娘着婚纱的序幕。宋美龄穿着的虽被称为西式婚纱礼服，可无论从礼服的款式还是结构上来看。
21是 20 年代一对知识分子夫妻的结婚照，朴素简单，没有过多装饰。新娘穿着的旗袍淡色素雅，在倒大袖的袖口中露出波浪形边缘的蕾丝里衬边。此处的波浪边缘可能是缝合在里衬边缘的一条波浪形蕾丝花边。这种制作方法大大减少了婚礼旗袍的成本，也能表现出波浪形边缘旗袍的温柔、女性化的感觉（普通人无法负担全部外来面料的旗，所以仅在一处缝上这种面料）。
40年代，婚礼旗袍谢幕，西式婚纱礼服
民国后期的旗袍领婚纱礼服40 年代中后期，上色照片为我们记录下了中国式婚纱的一段有些尴尬的转型期。有一种雪白色的婚纱礼服，旗袍式立领，胸前、肩部造型丰富，袖身肥大， 腰身收紧，下摆宽大，头纱薄长；衣身采用化纤礼服面料或纱质面料，以追求蓬 松感（图
48、图
49、图 50）。图 49 和图 50 的肩部装饰，还有一点传统云肩的 感觉。这带有旗袍领子的婚纱礼服，将中西元素参合到一起，却搭配出了一种怪 怪的闷沉感，既没有了西式婚纱的轻灵，也没有中式旗袍的韵味，远没有之前立 领婚纱礼服形态完整耐看。
推荐第6篇：民国结婚证
版本一：喜今日赤绳系定，珠联璧合。卜他年白头永偕，桂馥兰馨。此证！ 版本二：喜今日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看此日桃花灼灼，宜室宜家，卜他年瓜瓞绵绵，尔昌尔炽。谨以白头之约，书向鸿笺，好将红叶之盟，载明鸳谱。此证！
版本三：喜今日嘉礼初成，良缘遂缔。诗咏关雎，雅歌麟趾。瑞叶五世其昌，祥开二南之化。同心同德，宜室宜家。相敬如宾，永谐鱼水之欢。互助精诚，共盟鸳鸯之誓。此证！
版本四：从兹缔结良缘，订成佳偶，赤绳早系，白首永偕，花好月圆，欣燕尔之，将泳海枯石烂，指鸳侣而先盟，谨订此约。
版本五：礼同掌判，合二姓以嘉姻，诗咏宜家，敦百年之静好，此证！ 古风今韵，相映成趣，珠连壁合，天作之美！光读着就觉得很舒服。
版本一：喜今日赤绳系定，珠联璧合。卜他年白头永偕，桂馥兰馨。此证！
版本二：喜今日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看此日桃花灼灼，宜室宜家，卜他年瓜瓞绵绵，尔昌尔炽。谨以白头之约，书向鸿笺，好将红叶之盟，载明鸳谱。此证！
版本三：喜今日嘉礼初成，良缘遂缔。诗咏关雎，雅歌麟趾。瑞叶五世其昌，祥开二南之化。同心同德，宜室宜家。相敬如宾，永谐鱼水之欢。互助精诚，共盟鸳鸯之誓。此证！
版本四：从兹缔结良缘，订成佳偶，赤绳早系，白首永偕，花好月圆，欣燕尔之，将泳海枯石烂，指鸳侣而先盟，谨订此约。
版本五：礼同掌判，合二姓以嘉姻，诗咏宜家，敦百年之静好，此证！
古风今韵，相映成趣，珠连壁合，天作之美！光读着就觉得很舒服。
推荐第7篇：民国人物
高考作文要求“材料鲜活”，于是最新的社会热点人物和焦点事件成了考生的新宠，但这种“鲜活”素材的定向聚焦，必然导致“撞衫”，使文章失去特色。其实鲜活固然指“新”，但用少有人知或少有人用的历史人物、事件关照现实，同样是新，而且是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新，既避免“撞衫”，又翻出了新意，还展现了个性，肯定独树一帜，受到阅卷老师的青睐。
史海钩沉，本期及下期钩起“民国学人”逸事，从备考角度引导学生进行历史人物素材积累，以求推陈出新，考场制胜。
【素材一】
陈寅恪——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
陈寅恪海外留学18年，既未获得学士学位，也没有可以炫耀的博士桂冠，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名闻遐迩的学者。他享有“盖世奇才”的美誉，精通近20个国家的语言，在语言学、史学、佛学等多领域都有极高的造诣。“*”时成为“寂寞销魂人”，含冤离世。
没有博士头衔的陈寅恪，却被称为清华园中的“活字典”“教授的教授”。36岁即和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陈寅恪上课有“三不讲”，幽默风趣，听课的教授远比学生多。先生具有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不吃日军面粉，拒绝台湾提供的优厚待遇。在大灾难面前，陈寅恪始终恪守着民族的史学传统：“国可以亡，史不可断，只要还有人在书写她的历史，这个民族的文化就绵延不绝。”在严酷的抗战环境中，陈寅恪顽强地为后世留下了他对中国唐代历史的系统研究。“家亡国破此身留，客馆春寒却似秋”，在几乎没有参考书籍的情况下，陈寅恪撰写了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在国际汉学界具有广泛影响的《剑桥中国史》提到陈寅恪时，给予了异乎寻常的褒奖：“解释这一时期政治和制度史的第二个大贡献是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做出的，他提出的关于唐代政治和制度的观点，远比以往发表的任何观点扎实、严谨和令人信服。”
建国后沉浸于学术研究的陈寅恪，拒绝出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二所所长一职。他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的碑文中。”陈寅恪在碑文中表达了这样的思想：读书治学，只有挣脱了世俗概念的桎梏，真理才能得以发扬。陈寅恪认为，包括他和王国维在内的任何人，在学术上都会有错，可以商量和争论，但如果没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意志，就不能发扬真理，就不能研究学术。在这个意义上，他说：“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晚年双目失明的陈寅恪耗费整整10年时间完成85万字的巨著《柳如是别传》，这部“痛哭古人，留赠来者”的书，展示了百年中国的一位大学者的大手笔。一个倚门卖笑的弱女子，在明清易代之际，竟比五尺男儿更看重家国大义。他为这个被士大夫轻蔑的奇女子立传，以此表彰“我民族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他通过这样一个人物，把明末清初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以百科全书式的视野展现出来。
陈寅恪没有遗嘱，但他取得的学术成就却垂范着后世的中国。他留下的著作，以繁体字竖排出版，一如他生前期望的那样。这些文字，烙刻着以学术为生命的独特印记，“留赠来者”。季羡林这样回忆陈寅恪：他继承了中国“士”的优良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多维解读
1.学术标杆
真正的学者，一定有士人的风骨。其表现，就是坚持学术的标准，坚守学者的良知与良心。陈寅恪可谓中国史学史上的一颗明珠，也是民国学人的标杆式人物。宝剑磨砺出，腊梅凌寒发。就深刻与广博而言，现代养在深闺中的学者们确实无法与那一场腥风血雨中苦熬出来的陈寅恪们相比拟，而当代人谈到陈寅恪，流传最广的3句话为：“大师之后再无大师”；“三百年来仅此一人而已”；“我们是没有资格谈陈寅恪的”。诚如易中天先生在《劝君免谈陈寅恪》中说：“陈寅恪是了不起，可惜我们学不来。”理由有三：首先是“顶不住”，其次是“守不住”，第三是“耐不住”。有了这“三不住”，陈寅恪还真是免谈的好，因为谈了也是白谈。我想，易中天先生说的是实话，惟其说了实话，让我们看到了斯文在现实中的尴尬处境。
2.人格独立
在那个学人身不由己的时代，陈寅恪能够过滤净化自己的心灵，坚持独立的人格，保持自由的文心，具有正直的士大夫情操和博学深思的中国文化习养。作为一代文史巨擘，观其一生，很难用几句话评价陈寅恪其人，或许正如其在王国维墓碑上所写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用这两句话来评价他最为合适吧。陈寅恪自始至终将知识分子的人格、气节放在第一位。尤其在“十年*”期间，意识形态的高压管制也没有让陈寅恪在学术上做出丝毫让步。相反，他提出，做学问不应该受到政治的影响。没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是谈不上“现代化”的，更谈不上“世界之公民”。
【适用话题】
标杆、平淡、坚守、操守、良知、沉潜、忧与爱、平凡之美、文化传承、人格独立、摒弃浮躁、学术自由、过滤心灵、人生的作业、寂寞与辉煌、看不见与看得见、这也是一种美丽„„
【素材二】
胡适——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胡适被称为“胡博士”，他一生共获得35个荣誉博士头衔，中外罕见。胡适先生的一生用他自己的话可以做一总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认真做事，严肃做人。”蒋介石评价胡适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这是颇值得玩味的。胡适先生著述丰厚，在哲学、文化研究成果方面值得后人研究、借鉴的东西很多，他的墓志铭由台湾著名学者毛子水撰文，具体如下：“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殚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2010年，在北大中文系百年系庆之际，北大设立了“胡适人文讲座”，以此欢迎胡适先生“回家”，但是，以胡适名义冠名的讲座，能在多大程度上承续他的人文情怀，传播他的自由理念，并契合时代精神，从而真正请回胡适一代人所代表的精神、气质和操守，尚需观察。
多维解读
1.宽容的价值
胡适代表的正是“五四”海纳百川、兼容并包且带有一点儿浪漫色彩的人文精神，足见在思想世界中，自由、人权、民主这些概念是不分地域的；在人性的领域中，宽容和尊重这些价值也是穿越时空的，它们共同促成了人与人之间相互信赖、帮助和感念，从而设定了人类文明的高度道德规范。
2.有人味的社会
“只有自由民主才能造就有人味的社会”是胡适一生的民主诉求，也是“美丽中国”应有的人文内涵。法国哲人伏尔泰说得最好，“你说的话，我一个字也不赞成，但是我要拼命力争你有说这话的权利。”这是多么有人味的容忍态度！自己要争自由，同时还得承认别人也应该享受同等的自由，这便是容忍。容忍，既是个人品德，也是政治德行。人与人之间的宽容，是有人味的体现；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宽容，则是社会文明的标志。胡适的时代已远，胡适的墓木已拱，但自由、民主与科学这些理想的内涵意义与落实途径，始终有待思索实践。
【适用话题】
宽容、自由、回归、别样的辉煌、有人味的社会„„
【素材三】
林语堂——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
林语堂先生一生著作等身，很多作品成为东西方文学界、文化界所推崇的经典名著，版本众多、流传甚广，他曾被美国文化界列为“二十世纪智慧人物”之一。林语堂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成为论语派主要人物。1935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风声鹤唳》《孔子的智慧》《生活的艺术》，在法国写《京华烟云》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他将孔孟老庄哲学和陶渊明、李白、苏东坡、曹雪芹等人的文学作品英译推介海外。林语堂是第一位以英文书写扬名海外的中国作家，也是集语言学家、哲学家、文学家于一身的著名学者。林语堂一生曾3次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他的《生活的艺术》在美国被重印40次，并被译成英、法、意、荷等国文字，成为欧美各阶层的“枕边书”。同时他本人也是发明家，曾发明过打字机，获得了美国专利。
林语堂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有不为斋”。他受儒家“有为”的思想影响，也欣赏道家的“无为”；生活态度是以“有为”为中心，但也往往有“不为”的事。他为自己写了一副对联：“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林语堂自称，成功的秘诀是写的东西必须是心得之言，有见地，有力量。鲁迅在世时，常把林语堂骂得狗血喷头。可在鲁迅去世以后，林语堂这样写道：“鲁迅顾我，我喜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
林语堂的两个姐姐因家庭困难只好过早地辍学，回乡嫁人。林语堂后来回忆说，他离家去上海读书时，二姐送给他四毛钱，并对他说：“和乐，你到上海要好好念书，做个好人，做个名人，我们是没有希望了。”这种真情厚望，林语堂终身没有忘记。
在《生活的艺术》中，他写道：让我和草木为友，和土壤相亲，我便已觉得心满意足。我的灵魂很舒服地在泥土里蠕动，觉得很快乐。当一个人优闲陶醉于土地上时，他的心灵似乎那么轻松，好像在天堂一般。事实上，他那六尺之躯，何尝离开土壤一寸一分呢？
一个富有良知、担当道义的作家，应在著作里展示美好与希望，创造更多诗意的生活和空间，犹如他在长篇小说《京华烟云》里，塑造的道家女子形象姚木兰那样，身在乱世，始终“正直自持，则外邪不能侵”。就是说，如果外部世界是邪恶的，只要自身周正，也能够安然度过灾患。
林语堂先生有这样一段关于文学阅读的精彩感悟：“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所喜爱的作家，即等于一个飘荡的灵魂，他始终是一个不成胎的卵子，不结子的雄蕊。所喜爱的作家或文学爱人，就是他灵魂的花粉。”那么你有喜爱的作家吗？你有“文学爱人”吗？你的灵魂在飘荡吗？你的精神家园在哪里？
●多维解读
1.生活的艺术
林语堂把吾国吾民，看得何其之“艺术”！他说：“我觉得艺术、诗歌和宗教的存在，其目的，是辅助我们恢复新鲜的视觉、富于感情的吸引力和一种更健全的人生意识。”林语堂作为主流价值之外的边缘“智者”，其思想情怀和人生态度启示着人文领域的现代知识分子与世界“对话”的方式。林语堂引领着我们在儒、道、佛、基督教世界中游历跋涉，在物质、精神、科学、人文的海洋中沉浮，智慧之火花频频闪烁，妙语叠出，精彩纷呈。
2.快乐的真谛
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认为：以道德、教养为规范的享乐是人生至善之境。快乐是一种美德，因为它不但表现自己对世界的欣赏与赞美，也给周围的人带来温暖和轻快。快乐就是幸福，一个人能从日常平凡的生活中发现快乐，就比别人幸福。快乐是幸福生活的开始和终结，林语堂这位哈佛博士快乐、智慧的生活态度在如今喧嚣的尘世里更加显得有趣、可贵，也似乎更加让人难以企及。
【适用话题】
灵魂、尊重、文化交流、人生趣味、精神家园、生活的艺术、科学和人文、文科与理科、快乐的真谛、万物静观皆自得、活出幸福的感觉„„
【素材四】
冯友兰——力争学术自由，反抗思想统制
1939年前后，陈立夫以国民政府教育部长身份三度训令西南联大必须遵守教育部新规定，联大教务会议决定致函抗辩。抗辩函的执笔者即冯友兰先生，冯教授说得不卑不亢：“部中重视高等教育，故指示不厌其详，但准此以往则大学将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同人不敏，窃有未喻。”陈寅恪纪念王国维的雄文，为学者立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境界，而冯友兰的这篇雄文，则被后人赞为铭刻了一所大学“力争学术自由，反抗思想统制”的光荣品质。其另一雄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被公认为最能彰显西南联大的精神及其特殊历史意义。碑文有言：“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碑永存，而它所代表的学术自由精神在当今学术界却日渐消逝了。 然而，在20世纪的学者中，受到见诸文字批判最多的也是冯友兰；谈起20世纪的中国哲学，唯一绕不过去的人还是冯友兰。一个事实是，外国人因有冯友兰而知中国哲学。李慎之曾经评价说，冯友兰是一位可超而不可越的人。只有站在他的肩上，才能看得更远。就如坎坷动荡的近代中国的命运一样，冯友兰的一生，坎坷与矛盾并生，苦难与责任共存。冯友兰开始写《中国哲学史新编》时已80多岁，年老多病，“耳目丧其聪明，为书几不成字”，150多万字的著作，一字一句，全由老人口述，助手笔录而成。他的最后15年，一切都围绕着《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写作。写作中间多次生病住院，他甚至说，“现在治病，是因为书未写完。等书写完了，再生病就不必治了”。冯友兰是拼着性命在写这本他人生最后的大书。果然书成后4个月，他安然而去。
●多维解读
1.人生的作业
古代先哲庄子曾经发出过“人生如白驹过隙”的感叹，形容人生短暂。但是如何让自己的人生有意义，则因人而异。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完成好人生的作业至关重要。冯友兰先生在他生命的最后15年，一切都围绕着《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写作，拼着性命写这本他人生最后的大书，实现了人生价值，完成了自己人生的终极作业，含笑九泉。
2.学术自由和精神自由
学术自由是学者治学精神自由的一种表现，提倡学者治学要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学者要以怀疑的精神建立学术批评的民间立场，要敢于对行政干预说“不”。面对国民政府的三度训令，冯友兰慷慨陈词，执笔抗辩，其抗辩雄文被后人赞为铭刻了一所大学“力争学术自由，反抗思想统制”的光荣品质，为学术自由树立了典范。
【适用话题】
典范、精神自由、学术自由、老当益壮、站在巨人的肩上、活着的意义、人生的作业、要勇于说“不”„„
【素材五】
梅贻琦——清华的名片
梅贻琦先生由教授到校长，连续为清华服务近半个世纪，这在中外教育史上是罕见的。他出任清华校长后创造了清华的黄金期，全面提升了清华的素质和声誉，厥功至伟，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易经》上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梅贻琦在世人的心目中，正是这样一位中西合璧的真君子。在清华大学校长就职典礼上，梅贻琦留下了中国大学史上最著名的一句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不拘一格揽人才，被“三破格”的华罗庚就是典型一例。他强调对学生操行的培养，要求教授在指导学生读书、做学问时，必须指导学生如何做人。他本人从来没有被称为“大师”，但在他的任内，却为清华请来了众多的大师，并为后世培养出了众多的大师。“生斯长斯，吾爱吾庐”，梅贻琦用这八个字概述了他与清华的血缘之亲，也表达了他对清华的挚爱。梅贻琦逝世后，其弟梅贻宝含泪回忆说：“五哥长我11岁，生为长兄，业为尊师，兼代严父。”在纪念“九·一八”事变一周年的纪念会上，面对东北地图变色的悲剧，他坚信“不甘沦为奴隶的民众，将群起而图之”。他信心十足：“东北三省虽亡，东北人心未死„„有此民族精神存在，则东北将不致终亡。”在西南联大时，到梅贻琦家做客的人，梅夫人都会捧出一盘自制的叫“定胜糕”的点心招待大家，米糕上嵌有“定胜糕”三个字，表达他们对抗战胜利的信心。
●多维解读
1.大楼与大师
大学有了一流的豪华大楼，并不等于有了一流的办学质量。当年，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时，北大并没有大造崇楼巍宇，他的身边云集着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马寅初、刘半农等一大批学术巨擘，他依靠这支群星璀璨的导师队伍，一举奠定了北京大学的基本品格。诚然，为使当下数量激增的大学生有良好的深造环境，添置必需的设备本无可厚非，然而，由于我们的大学缺乏办学自主权，来自行政的干预过多，看一所大学办得如何，往往不看其内质，而注重于可视可触的“硬件”。随着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时代的到来，大学早已不是净土，“学术腐败”事件层出不穷。被称为清华“永远的校长”的梅贻琦先生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言犹在耳，斯人已去，反观现实，惜哉痛哉！
2.厚德载物
真正的君子具有包容世间万物的博大胸怀，他们甘心在别人耀眼的光芒下刻苦钻研。梅贻琦在世人的心目中，正是这样中西合璧的真君子。在清华百年的校史上，正是有了这样的幕后英雄，才有了清华学术星光大道上的光彩与荣誉。他本人虽然从来没有被称为“大师”，在任内，却为清华请来了众多大师，并为后世培养出了众多大师。正是这样淡泊宁静的心胸、包容旷达的厚德，成就了清华百年的别样辉煌，梅贻琦本人也成了清华的名片而享誉全球。
【适用话题】
名片、丰碑、大师、爱国、信心、乐观、破格、大学精神、厚德载物、大楼与大师、不拘一格揽人才„„
【素材六】
梅汝璈——“孤寂”的大法官
梅汝璈这位晚年“孤寂”的大法官，曾书写过现代中国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东京审判。1946年3月19日，受命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博士离开上海，远赴东京。梅博士曾慷慨激昂地表示：“如今系法治时代，必须先审后斩。否则，我真要先斩他几个，方雪我心头之恨„„对这些战犯必予严惩，非如此，不能稍慰千百万冤死的同胞。我既受国人之托，定将勉力依法行事，断不使战争元凶逃脱法网！”梅汝璈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在这场历时达两年半之久、人类司法史上罕见的大规模审判中，受审的28名日本甲级战犯受到了应有的惩处。这位慷慨激昂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大法官，曾经的一席话至今在我们耳边徘徊不去：“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多维解读
1.正义之剑
法理之剑舞“远东”，梅汝璈维护了国家的尊严。他代表中国人民参与的东京军事法庭审判，不仅为中国人民赢得了正义，也对发展和维护国际的正常秩序起到了历史性的作用。在中日钓鱼岛争端愈演愈烈之时，我们需要另一把法理之剑再舞“远东”。
2.铭记历史
列宁说过，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那场如同硝烟一般逝去的历史审判，让中国人有了扬眉吐气的机会。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梅大法官之言掷地有声，发人深省。
【适用话题】
责任、诺言、正义、忘记与铭记、回望身后的脚印„„
【素材七】
邵飘萍——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
“铁肩辣手，记者当有天下责任；快笔如刀，报人不惜满腔热血”，这是民国著名报人、《京报》创办者邵飘萍一生的真实写照。素有“新闻救国”之志的邵飘萍，心怀壮志，为了新闻的真实与公正，抨击丑恶，用鲜血写下了中国新闻史上荡气回肠的一章。袁世凯称帝，他大声疾呼：“袁贼不死，大乱不止。同胞同胞，岂竟无一杀贼男儿耶？”宋教仁遇刺，他秉笔直书：“有行凶者，有主使者，更有主使者中之主使者。”矛头直指袁世凯。最终因不愿向反动军阀张作霖低头，面对30万元巨额“封口费”毫不动心，遭到枪杀，以身殉国。
●多维解读
1.勇于担当
一个合格的新闻人要勇于担当。作为无冕之王的记者应该是公众的眼睛，要尽量站在时代的制高点，对社会进行激情而理性的观察、审视。或许，因时代不同，记者所承担的责任也不一样，但是，在“为人民代言、为时代立言、为历史留言”这一点上，应该是共通的。超越小我，成就大我，将个人的“小责”，升华为一种对国家、对民族、对历史的“大责”。正如民国著名报人邵飘萍所言：“尽自己之天职，平社会之不平。”虽路途坎坷，然信念不改，屡仆屡起，至死方休。飘萍一支笔，抵过十万军。“公平”当为“铁肩”所负，“真理”应为“辣手”所书。“辣手”除了犀利、尖锐、深刻之外，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在“辣”的背后，应有一颗济世之心。
2.报人风骨
真正的报人应具有“富贵不淫、威武不屈，不颠倒是非、不哗众取宠”的风骨，傲视一切权贵。素有“新闻救国”之志的自由报人邵飘萍，心怀壮志，抨击丑恶，用鲜血写下了中国新闻史上荡气回肠的一章，在不自由的境遇中，凸显了一个自由的灵魂，彰显出一个正直报人“铁肩辣手，快笔如刀”的精神风骨。
【适用话题】
责任、风骨、勇于担当、人间正义、人生的作业„„
【素材八】
傅斯年——冰炭不相容，忠奸不两立
近代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傅斯年，被胡适称为“人世间一个最难得最稀有的天才”。在北大时，胡适、傅斯年和叶公超三人被称为“三驾马车”。傅斯年曾说，“一天只有21小时，另外3小时是用来思考的。”有人评价傅斯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学问、最有志气、最有血性和最有修养的知识分子的典范。然而，傅斯年之所以高出众人，是因为他善于察纳雅言、兼收并蓄、改正缺陷、日月精进。我们本来都是一棵树，只不过傅斯年用心专注，善于给自己修枝、打杈、寻水、培肥，终成栋梁。人人皆可为尧舜，但不只要有其心，更要有其行。抗战开始后，傅斯年当上了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他先把贪污腐败的孔祥熙赶下台，抗战胜利后，把另一个贪污的行政院长宋子文也赶下台。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信上说：“我一读书人，既不能上阵，则读圣贤书所学何事？我于此事，行之至今，自分无惭于前贤典型。士人之节，在中国以此维持纲常也。”抗战胜利后，傅斯年当了北大代校长，凡是敌伪时期在北大当教授的，一个也不聘，正所谓“冰炭不相容，忠奸不两立”。
●多维解读
1.人格典范
“千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这或许正是社会大众对知识分子精神人格力量的一种期许。在那个动荡的多事之秋，民国学人傅斯年为“谔谔之士”做了生动的注脚。他一改一些知识分子唯唯诺诺、明哲保身等积习，敢怒敢言，走自己的路，说自己的话，体现了中华学人激越的民族感情和爱国意识，是一代学人的人格典范。
2.给自己修枝
人和花草树木一样，也需要适时修枝。老子云：“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老子由修枝而悟人生之道，说明只有合道的人才能生存和发展。正如傅斯年所言，我们本来都是一棵树，只不过有人用心专注，善于给自己修枝、打杈、寻水、培肥。
【适用话题】
典范、正直、兼收并蓄、给自己修枝、冰炭不相容„„
【综述】
歌德说过：“伟大人物的处境比别人更糟，因为平庸的人既然无法跟他们相比，便睁大眼睛盯住他们不放。”民国时代的教授，其学养的深厚与道德的示范是后人难以企及的。故欲通过梳理历史积淀下来的史料与点滴记录，以展现民国教授学问渊博、正直无私、天真烂漫、机智活泼、幽默风趣的内在素养和人文情怀。北大教授钱理群先生在论及民国学人时，曾这样说过：“曾经有那样一个时代，曾经有那样一批人物。他们那样地想着，那样地活着。他们离我们今天并不遥远，但他们守护、在意、体现的精神、传统、风骨，已与我们相距甚远。读着他们，我们感到恍如隔世；抚摸历史，我们常常浩叹不已。”因此，考生解读这些民国学人，应着眼于他们身上所体现的大风采、大风度及大风骨，并找到与时代的契合点，使之与当下之学人，互为反照，从而突出人物某种精神的现实意义或价值所在，进而在作文“立意高远、深刻透彻”上更上层楼。
推荐第8篇：民国高考趣谈
民国高考趣谈
民国时期，出现了许多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大师，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肯定和当时存在许多慧眼识才的伯乐和灵活的招生制度有关，从几位名人的高考经历，便可窥一斑而见全豹。
康白情：
因胡适以辞职要挟而被录取
康白情(1896-1959)，中国白话诗的开拓者之一，四川安岳县人。五四时期，他和傅斯年、罗家伦、张国焘等人是北大的风云人物，但他差一点儿连北大的门都进不去。
1917年，康白情考北大，国文和英文都考了第一，数学却考了零分。开始北大是不肯录取他的，后来是胡适以辞职要挟，北大才无奈地录取了他。
罗家伦：被北大破格录取
罗家伦(1897-1969)，浙江绍兴人。他自幼深受国学浸染，在童年时期，父母就对他进行启蒙教育。在他两岁时，母亲开始教他识字、背诵短诗;长大一些后，父亲常向他传授古今诗，每天还亲自选录二三则有趣且富教育意义的典故，对他进行文学教育。由于从小就接受父母在文学方面的熏陶，加之在私塾打下良好的基础，罗家伦具有深厚的文学素养。
然而，这也导致他极擅长文学而不擅长理科。1917年，20岁的罗家伦参加了北大招生考试，不过，他考出的成绩让人哭笑不得。当时，罗家伦的作文成绩是满分，批改试卷的胡适非常赏识他，向学校招生委员会推荐。不过，委员们在看完罗家伦的全部成绩单后却很头疼，因为罗家伦的数学成绩竟然是零分!其他各科成绩也都平平。最后，主持招生会议的蔡元培校长力排众议，以偏怪之才的定位破格录取了罗家伦。由此，罗家伦得以进入北大，主修外国文学。
正是凭着在文学方面的突出才华，罗家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他撰写的《五四宣言》，曾经激励广大有为青年奋起救国。
钱锺书：数学15分也考入清华
钱锺书(1910-1998)，江苏无锡人。1929年夏，他以外语和国文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清华大学，国文特优，英文满分，才华之优轰动整个清华。虽然数学只考了15分，但他的总分在清华大学正式录取的174名男生中，位列第57名。
据《国立清华大学历年招考大学本科学生录取标准》刊载，1929年清华大学录取大一新生的总平均成绩为40分以上。可见，当时清华招生考试试题难度较大，考分处于40分以下的大有人在，钱锺书的数学考15分，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
吴晗：惊动多所大学名师
吴晗(1909-1969)，浙江义乌人。1931年7月，他在报考北大的同时，也报考清华历史系插班生，因为文史成绩特优、排名第四(共录取5名)，被清华大学录取，直接就读二年级。
1927年，吴晗在浙江省立第七中学毕业后，曾任乡村教员，后考入杭州之江大学预科，不料一年后的1928年6月，因为缺少经费，老校长费佩德辞职，新校长朱经农未到职，之江大学停办;1929年，吴晗又考入上海吴淞私立大学——中国公学大学部预科，由于其史学功底扎实、才华凸显，深得校长胡适的赏识。他在修读胡适的中国文化史课程时，作业被公开发表，在学术界崭露头角。
1930年，胡适就任北大教授等职，吴晗追随乃师，决计投考北大史学系。其间，经胡适引荐，吴晗到北平燕京大学图书馆做馆员;1931年初，他辞去燕大临时工作，集中备考大学。他首先报考北大，遗憾的是因数学成绩过低而落选。
吴晗被清华大学录取后，胡适函请清华校长予以关照，在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和历史系主任蒋廷黻的帮助下，吴晗获得了工读生的最高待遇;燕大教授顾颉刚、洪煨莲还曾劝说吴晗回到燕大，并为他在哈佛燕京学社谋到了一个职位。
吴晗的入学竟惊动了3所著名大学的文科带头人，足见其史学才华之出众。
臧克家：数学0分，作文98分
臧克家(1905-2004)，山东诸城人。1930年，他以数学0分，作文最高分考取了国立青岛大学(今山东大学前身)。此时，臧克家已在青岛大学补习班学习了半年，是因病辍学后重考。当时闻一多为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新生入学考试的语文试卷他出了两道作文题，一题是《你为什么投考青岛大学》，另一题是《杂感》，考生可任选其一。
臧克家两道题目都做了，其中《杂感》只写了三句话：“人生永远追寻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作幻光，谁便沉入了无底的苦海。”正是这三句话打动了主考官闻一多，获得了最高分——98分。闻一多先生极爱才，在其坚持下，破格录取了臧克家，成就了一代杰出诗人。
臧克家的求学经历比较坎坷，在考入青岛大学之前，他早已于1927年考入了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军校。黄埔军校广揽精英，招考严格，既有笔试又有口试，考试内容，除作文、政治外，还有数学。臧克家能考取，数学成绩不应太差。
大革命失败后，他回到故乡，不久，因受国民党反动派迫害，逃亡东北。也许是近两年的抱病、流亡、结婚、生子，令臧克家把数学知识都忘了。
周祖谟：答对陈寅恪的“怪题”
周祖谟(1914-1995)，中国文字、音韵、训诂、文献学家，北京人。1932年，他18岁，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高中部毕业。那时候各国立大学都是分别招考的。他报考了北大中国语言文学系和清华大学英语系，都被录取了。
北大的国文试题之一为翻译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大概是文学院胡适院长出的题目。这首诗，他在小学曾学过，而且会背诵，所以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清华的试题很新颖，有一题是“对对子”，题目是上联“孙行者”，要求对下联。他当时想对的：一是王引之，二是胡适之。结果就以胡适之为对。因为适者，往也，“适”跟“行”更贴近一些。而且“适之”跟“行者”，在声音平仄上也正相对。
他后来听说这个题目是陈寅恪先生所出，陈寅恪看了他的答卷也颇为赞许，虽然其标准答案是“祖冲之”。
但因入读清华每年需要用300大洋，而周家家境清贫，无力供给，最后他去了北大中国语言文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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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第9篇：民国女子学校
女校的新起
近代史上，中国最早的女子学校是教会学校，1844年即在宁波开办，后由沿海向内地渗透。然而，教会女子学校在有清一代，始终游离于中国主流社会之外。
神秘的女校学生
“女人无才便是德”这句话所产生的背景，自然是儒家思想统治中国的那些年代，两千多年里，我们国人对这个道理深信不疑，把它奉为真理。
在民国时期，逐步冲破封建思想观念的束缚，女校开始兴起。民国元年，“美租界海寗路西天保里对面南川虹路，新创共和女校一所，分初、高等小学、国文、英文、图画、专修科，共五级，额设一百五十名。于各专科中兼授法政、体操、专门学术以应今日女界赞助共和，注重武事之趋势。开办经费全由同志捐助，经理、校务、担任敎课者均尽义务，不取薪俸，意在巩固基本，徐图发达，现在报名者己有五十余人，定于旧历正月十四日午后二时行开学礼，想届时必有一番盛举也。”（1912年2月29日申报7版《共和女校开学预志》）。[1]
民国2年（1913年），民国成立一年后。被孙中山称赞为“创立民国的巾帼英雄”的唐群英在长沙创办数所女子职业学校，如长沙女子法政学校、女子自强职业学校、女子美术学校等。在民国时期，湖南女学以职业女学为主流。
也是在1913年，时任桂东教育会长的邓润棠在桂东女子教育尚无胚胎的情况下，大胆提出创办女子学校，向时任桂东县长的谭嗣穆（谭嗣同弟弟）呈报此事，两人不谋而合，在桂东县创办女校，开桂东妇女读书学文化之先河。
女校在全国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如成志女校、苏州女学、城东女校、武昌女学、神州女学、正始女校、光华女校等女校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办起来了。 广招生源
女校办起来了，可令人失望的是招不到学生。而想读书的女孩却在校外张望，徘徊不前。学校负责人张贴招生告示，组建宣传队，走街串巷广泛宣传。1912年6月5日申报7版《省立女师范学校招生》一文中记载：[1]
一、本校以造成小学女敎员为宗旨。
二、本校招收预科生一班，每班各四十人，第三年级插班生二十余人。
三、修业年限预科一年，预科卒业后再入本科四年。
...........
十一、本校地址暂在南京中正街东首路北俟得宽厂校舍，即行迁移 。
学校的老师也纷纷送自己的女儿就学。大家看到这些“名门望族”敢于冲破世俗观念，不怕人说三道四。于是，心疼儿女的家长也陆续把女孩送进女校。
桂东县女校负责人把招生劝告书送到户户人家，并立了新的招生规矩。学校除了原来免收住宿费、课本费等优惠待遇，又增加中餐由学校供应菜食待遇， 8个人一桌，每桌二荤一汤三素。学校还发给学生水箩一担，解决学生制图仪器和地图等学生用具，每年每位学生还可领取白衣青裙学生装一套。学生便有所增加，已经超过100人。学校把女生分成女子高小、简易女子师范和女子初小三个班。
为了进一步办好女校，学校大开方便之门，只要乐意来，一律全收。携儿带女的妇女，可以带保姆住校。当然，学校也有规章制度，早晚会点名，就寝后落锁，平日不准出街，礼拜天出街必须请假并要集体行动。除教师外，男子一律不准入校内。 女校的影响
民国时期，女校发展迅速，女性教育普及，教育规模也不断扩大。“大南门西城脚正始女学校系余佩□周芜君二女士所创办，已历二载，所有经常经费悉由二女士自行担任，敎授各科之女敎员亦多尽义务，现在修理校舍，大加扩充日内行将开学，并增添切于实用之专修，科俾学者毕业后克以自立云。”（1915年8月20日申报10版[1]《正始女校之扩张》）。女校进一步改良了学校教育制度，确立了一套相当完整的体制。“健文女校为王子循君所创办，迄今四年成绩卓著，兹于七月十五日行第二次毕业式，是届毕业者为张蘐，江苏上海；王海关，江苏上海；何芍香，浙江；秀水严、钰琴，江苏上海；严熺琴，江苏上海。先由来宾演说，赞美诸生成绩，次由王子循致训辞后，颁毕业证书，并闻下学期该校添设文学专科，以造就国文优长之女子云。”（1915年7月16日申报10版《健文女校毕业式》）
女校办得红红火火，欣欣向荣。广大妇女走出闺阁，走进女校，经过考核，得以毕业。在《申报》记载，“南洋女子师范学校由湖州凌铭之君创办业已四载，今夏因西门校合狭小，迁至美租界文极司脱路，闻今届文学专科毕业者二十余人，成绩均极优美□邃，于经史子集根抵之学，各省女校预先订聘毕业生担任敎科，颇有应接不暇之势云。”（1916年1月12日申报11版《南洋女师范毕业》）。[1]
巾帼不让须眉，新时代的知识女性学业有成，走向社会的公共领域。民国29年（1940），桂东女校并入县立初级中学，实行男女一校，桂东女校便成为了历史。然而，桂东女校在女权解放、实现男女平等、提高妇女文化素质及男女并校打下了深厚基础，在历史上写下了绚丽的一页。
推荐第10篇：民国四大才子
民国四大才子
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民国的四大才子，他们的存在给色彩斑斓的民国年代留下了属于他们的浓墨重彩。四大才子分别是多情才子徐志摩，另类才子郁达夫，抒情才子戴望舒和性情才子邵洵美。
接下来我就为大家一一介绍他们。
多情才子徐志摩，他是现代诗人、散文家、浙江海宁人，是新月派的代表诗人。
徐志摩一共有过两段婚姻，他与张幼仪的婚姻是哪个时代的不幸，他与陆小曼的婚姻热烈而深情，却又坎坷多舛，他与林徽因的淡淡的情愫令人唏嘘，令人是恋人是知己，但在最后却又各走各的方向，就如林徽因所说“徐志摩当初爱的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诗人的浪漫情绪想象出来的林徽因，而事实上我并不是那样的人”。所以后人对于两人的有缘无分也怀有着一种遗憾。
徐志摩的代表作有《再别康桥》、《冷翡翠的一夜》。我想我们刚开始接触徐志摩时一定是从他的《再别康桥》开始，着首诗是1928年徐志摩故地重游后写下的，包含了他对于康桥的感情，正如他自己本人所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当我们轻吟漫诵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时，真的就会陶醉在那注入了纯情与美好的意象中，去感受诗人经历过的思绪，和他那种对故地咋逢即别，欲别不能的缠绵情谊。徐志摩的诗篇总是带着一种清新，它的诗句可以最求神思飘逸，富于变化，充满想象，但同时也追求韵律的和谐。
徐志摩是一个极端浪漫的人，他喜好自引一位朋友对他的批评：“感情之浮，思想之杂”。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在时光的流逝下，也终究变成了尘土。从客观上来讲，徐志摩作为那个时代的名人，他做到了一个普通知识分子能做的一切，他在追求自身幸福生活的同时，也对民族命运有过深刻的思考，而最后他的生命终止于飞机的失事，似乎也为他浪漫的人生添上了最后的浪漫的一笔。
另类才子郁达夫，浙江富阳人，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诗人、精通多国语言。
郁达夫出身于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家庭，幼年的贫困生活促使他发愤读书，成绩斐然。后随长兄留学日本。并在日本开始了文学的创作。并和郭沫若等人创办了创造社。返沪后更是创刊和主编了《创造》和《大众文艺》。郁达夫的大半个人生也致力于抗日救国，夏衍曾评价他说，达夫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爱国诗他毕生的精神支柱。而郁达夫的死在最后也变成了不解之谜，更多的说法是，他死于日本宪兵的手下。
郁达夫一生一共结果三次婚，三位夫人分别是孙奎、王映霞、何丽有。他一共有十一个孩子。而他与这几位夫人的婚姻中最轰轰烈烈的就属与杭州第一美人王映霞的爱情，但是两人终究因为种种的误解没能走到最后。
郁达夫的代表作有《沉沦》、《故都的秋》、《春风沉醉的晚上》、《过去》、《迟桂花》等。谈及郁达夫的作品，他在文学创作上主张“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因此，他常常把个人生活经历作为小说和散文的创作素材，在作品在毫不掩饰地勾勒出自己的思想感情、个性和人生际遇。郁达夫的自传体小说代表作是《沉沦》，他在沉沦中表达了一个底层知识分子的失意，苦闷。郁达夫的大部分作品都有着忧郁的气质，并且对传统道德观念提出了挑战。比如，他在《沉沦》中大胆的描写了男女性爱和性心理，而且，他的这种浪漫抒情式的自传体小说形式，对当时的一批青年作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形成了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坛的一股浪漫派的壮观潮流。而对于郁达夫来说，恋爱与文字是互为表里的，观其一生，无时不在飞扬着由恋爱引发的创作才情，而这些文字也都焕发着迷人的光彩，怅惘也罢、迷离也罢、悲歌也罢，一并都成为了传世的名作。所以，郁达夫他挑战世俗，追求个性，充满热情。另类才子当之无愧。
性情才子邵洵美，浙江余姚人，新月派诗人，散文家，翻译家，出版家。
在民国四大才子中我们最不了解的英爱解释邵洵美了，邵洵美出身于名门望族，幼年时过继给了自己的伯父邵颐。良好的教育环境日渐吧邵洵美熏陶成了一个颇具才情，温文尔雅的青年。邵洵美在16岁是恋上了自己表姐最后两人走到了一起。而在邵洵美的人生里项美丽也是一个他不得不提的红颜知己，这位红颜便是美国著名的作家艾米丽，她在邵洵美的人生里应当占有很重的分量。邵洵美既是诗人，但他更是一个出版家，1928年到1950年间，他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出版事业上，他散尽万金，出版了诸多报刊和书籍，这在中国近代史上是无人可与匹敌的。
邵洵美的代表作有《天堂与五月》、《花一般的罪恶》、《诗二十五首》等。其中《天堂与五月》是邵洵美诗集的代表作，也是他的第一部诗集，他将这部诗集交给了妻子佩玉，并在诗集中说：啊，淡绿的天色将夜 / 明月复来晒情人的眼泪 / 玉姊我将归来了 / 归来将你的美交还给你，体现了他对于佩玉浓浓的眷恋。而在这部诗集中的《五月》是邵洵美写给他玉姊的诗：“光明的黑暗嘻笑的哭泣，是我恋爱的灵魂的灵魂，是我怨恨的仇敌的仇敌，天堂正开好了两片大门，上帝吓我不是进去的人，我在地狱里已得到安慰，我在短夜中曾梦着过醒。”这本文集和这首诗佩玉读了上千遍，即使在后来的落魄之时，佩玉和洵美两人情深依旧，实属难得。
洵美晚年虽然落魄，但是年轻时的邵洵美因为出生于名门，所以继承了万贯家产，有人评价他年轻时的生活，几乎就是《红楼梦》中描述的“大观园”的翻版。所以李欧焚这样评价他：“在现代文学史里，邵洵美比大部分作家更不为人知，原因就在于他最不符合五四作家的典型”。邵洵美也被人们称为唯美诗人，有人如此评价他的英式诗风“柔美的迷人的春三月的天气，艳丽如一个应该赞美的艳丽女人”。邵洵美为人也极其慷慨，有小孟尝之称，而他的慷慨也让他的人际网变得十分宽阔。
邵洵美曾这样评价自己，他说：“你以为我是什么人？是个浪子，是个财迷，是个书生，是个想做官的，或是不怕死的英雄？你错了，你全错了；我是个天生的诗人”。而我就引用章克标的一句话：洵美一是少爷，二是诗人，三是出版家。因为洵美天生就是贵族，心灵单纯，没有野心，就算在生命最艰难的时候，也没能折损他华贵的公子气度。
抒情才子戴望舒，又称“雨巷诗人”中国现代派象征主义诗人，浙江余杭人。戴望舒在1927年写下了脍炙人口的《雨巷》，并于1928年发表，与施蛰存、杜衡、冯雪峰创办了《文学工厂》。1929年4月，出版了第一本诗集《我的记忆》，这本诗集也是戴望舒早期的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作，其中最为著名的诗篇就是《雨巷》，受到了叶圣陶的极力推荐，盛赞她“替新诗开创了一个新纪元”。成为了传诵一时的名作。戴望舒的一生一共与三位女性有不解之缘，他的初恋时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年，而他的第一任妻子是穆丽娟，第二任夫人是杨静。而戴望舒的初恋时痛苦的，施绛年的一颦一笑几乎左右了他的情绪。奈何上天给了戴望舒横溢的才华，却没有给他翩翩的风度，施绛年对于他的容貌相当的不悦，直到戴望舒以死相逼，施才勉强答应订婚。但是最后这段勉强的感情终究还是没能继续下去。直到后来遇到了穆丽娟，戴望舒才重新从感情的困厄中挣脱出来。但最后，在诗人迷离人家之际，他此生最挚爱的三个女人都么能陪在他的身边，而他最后也因为过量的打了麻黄素而逝世。
在戴望舒的经典作品中家喻户晓的莫过于《雨巷》，在《雨巷》中诗人吧朦胧美表现的淋漓尽致，浓重的抒情色彩，让我们仿佛置身于诗人所构建的狭小的雨巷。诗中写道“我希望逢着 / 一个丁香一样 / 结着愁怨的姑娘”。然而，在最后她也默默的消失在了雨巷，像梦一样的从诗人身边飘过，留给诗人飘然而逝的希望。
戴望舒他是一位抒情诗人，一位纯粹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诗人。像所有的诗人一样，他比一般人有着更美好的理想和期待，也比一般人有着更多的失望和痛苦。抒情诗人亦是在抒自己人生的情怀。
看着民国四大才子的生平，我们不难发现，诗人皆是浙江人。从古至今，江南都不缺才子佳人，我想也许正是江南的这种朦胧、细腻、敏感、多情，才给了诗人孟天生的浪漫。
最后补充：
为什么此四人能被称为民国四大才子？
之所以能称他们为民国四大才子，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当然离不开他们的才华，因为我们不可否认他们的才华横溢，但是“才子”不光是要有才气，在他们的世界里也应当充满了多情与敏感。所以当我们关注他们的生平经历时，我们不难发现，他们的人生或是充满了浪漫，或是充满了传奇，让我们惊叹和感慨。而这四位大才子的情史也总是耐人寻味，在我看来，才子的身份似乎也离不开他们的多情，另类，与真性情。
第11篇：民国福建资料
陈子英，福建省渔业调查报告，民国二十三年
陈明璋《福建省粮食问题》，福建省研究院编译出版社1943年版
十年来之中国经济建设 1927-1937 下篇 第11章 福建省之经济建设
福建经济问题研究 第1辑
福建建设报告 第
1、
2、
3、
4、
5、
6、
8、
9、10册
福建经济发展的途径
福建省经济建设五年计划草案
福建之田粮
福建省建设厅二十四年度工作报告
福建省之公路建设
福建华侨汇款
福建省政府组织系统图
闽东之粮运
三年来福安茶业的改良
福州二南乡柑桔之产销
邵武农村经济调查报告书
邵武米谷产销调查报告
厦门市档案局、厦门市档案馆《近代厦门经济档案资料》，厦大出版社1997年版
厦门大学档案馆《近代厦门社会掠影》，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版
厦门市档案馆、厦门总商会《厦门商会档案史料选编》，鹭江出版社1993年版
王庆云《王文勤公日记》，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
沈葆桢《沈文肃公牍》，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
福建之茶
福建省食粮之运销，巫宝山、张之毅著长沙 ∶ 商务印书馆,1938 大中华福建地理志
京粤线福建段沿海内地工商业物产交通述要
周浩等编：《二十八年来福建省海关贸易统计》，福州：中华印书局沙县分局，民国三十年印 缪进三等，福建省之稻作，福建省农政处1945年印行
祁红区茶叶产地检验工作报告1936版
卞宝第《闽峤輶軒录》
颜希琛《闽政纲要》
刘世英《芝城纪略》
陈盛韶《问俗录》
《安溪茶叶之调查》
《支那经济全书》，神田印刷所1908版
杨起燮《木业心得录》
方炳桂、方向红《福州老行档》，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版
《福建公路史》，福建科技出版社1987版
日本外务省通商局《福建事情》，1916年版
林诗旦、屠剑臣《土地经济调查》，将乐风行印刷社1941版
冯和法《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续编》，黎明书局，1935版
张洪祥《近代中国通商口岸与租界》，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版
汪征鲁《福建史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版
陈橼《茶叶通史》，农业出版社1984版
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三联书店1957版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三联书店1957版
孔敏《南开经济指数资料汇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版
林金枝、庄为玑《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福建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版 林仁川、黄福才《台湾社会经济史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版
清代两部闽人说闽事的小说——《台湾外记》与《闽都别记》
费正清《中国沿岸的贸易和外交》
朱士嘉《美国迫害华工史料》中华书局
吴觉农，范和钧《中国茶叶问题》1937年商务版
第12篇：民国四大校长
蔡元培、梅贻琦、竺可桢、张伯苓
目录 引言
有容乃大
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
一、翰林留学生1
二、20世纪中国教育革命第一人3
(一)蔡元培接掌北大4
(二)兼容并包，惟学是求7
(三)教授治校，学生自治与教育独立18
三、蔡元培的人格魅力25 附录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30 主要参考资料32
美在平衡
郭秉文与东南大学33
一、文理兼通的教育学博士33
二、持平办学止于至善35
(一)东南大学的创立35
(二)三育并举、四个平衡38
(三)民主与效率兼顾47
三、东大风貌51 附录
郭秉文：略论四个平衡的办学方针55 主要参考资料56
“通”重于“专”
梅贻琦与清华大学58
一、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58
二、奠定清华校格的教育思想家62
(一)梅贻琦出掌清华62
(二)办学思想65
(三)治校风范72
三、永远的校长75 附录
梅贻琦：大学一解79 主要参考资料87
求是精神
竺可桢与浙江大学88
一、竺可桢与浙江大学88
二、“求是”的治校方略92
(一)“一切以真理为依归”的办学理念93
(二)德育与智育并重，以质量为教育生命100
(三)教授治校，民主管理111
三、浙江大学的辉煌116 附录
竺可桢教育名言选120 主要参考资料124
文理相通
唐文治与交通大学126
一、国学大师、工科先驱、教育名家126
二、“文理相通”的办学思想130
(一)推崇“实学”和“实业”1
32 (二)以德立校、以德树人142
(三)以文养德、文理相通149
三、交通大学的辉煌153 附录
唐文治：上海交通大学第三十届毕业典礼训辞156 主要参考资料158
尽十二分力
萨本栋与厦门大学160
一、物理学家、电饥工程学家出身的教育家160
二、做足“南方之强”163
(一)尽“十二分力”建设厦门大学165
(二)加强基础、强调质量172
(三)从严治校的高明管理者180
三、“最艰苦的条件”和“最辉煌的历史”184 附录
萨本栋：献给厦门大学毕业同学会187 主要参考资料189
五个结合
马君武与广西大学190
一、集革命家、科学家和教育家于一身的马君武191
二、“集世界之知识造极新之国家”19
3 (一)欧洲办学理念的旗手194
(二)以实用教育为方针，促进广西建设之发展200
(三)言教身教并行，既关心学生的生活，更关心学生的学习209
三、一代宗师，教泽在人210 主要参考资料211
学术之生命与精神
熊庆来与云南大学213
一、“中国近代数学的先驱”和卓越的教育家213
二、“把云大办成小清华”216
(一)“现代善名的大学，都不外在此三方面，有很大的努力”217
(二)实施“通才”教育，严格要求学生，培育良好的学风，提高学生素质228
(三)坚持大学独立。教授治校作用。建立现代大学体制232
三、„巍巍五华，淼淼滇池，卓哉同高深”234 附录
熊庆来填词的云大校歌235 主要参考资料235
允公允能
日新月异
张伯苓与南开大学237
一、张伯苓与南开大学的创办237
二、“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教育理念与南开大学的奇迹243
(一)“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德能并重德为先的办学观245
(二)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培养具有“现代能力”的人才251
(三)人才强校的办学观258
(四)以人为本的科学管理263
三、享誉中外的私立大学266 附录
张伯苓：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节选)269 主要参考资料273
服务、牺牲、团结
李登辉与复旦大学275
一、以宗教之虔诚毅力，为教育界之垦荒者——复旦大学的奠基人275
二、“沪滨屹立东南冠‟279
(一)倡导“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网无羁绊”28
1 (二)追求卓越的理想“创办与欧美并驾齐驱的大学”288
(三)仿照美国耶鲁大学模式——民主治校297
三、乐育天下才，光华旦复旦300 主要参考资料303
爱国至高无上
陈垣与辅仁大学304
一、身等国宝志存辅仁304
二、名满天下的教育家308
(一)坚持爱国主义教育309
(二)重视名师、基础课和教材312
(三)注重传统文化熏陶与校园特色文化的培育322
三、桃李满天下330 主要参考资料331
沟通中西
陈裕光与金陵大学333
一、从金大学生到金大校长333
二、沟通中西造育英才338
(一)教会大学的中国性338
(二)沟通中西，造育英才343
(三)民主办校351
(四)金大精神与陈裕光的人格光辉353
(五)金大辉煌356
三、永远的校长358 附录
陈裕光：教学、实际、研究的三足鼎立与有机统一361 主要参考资料362
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363
一、燕园之父司徒雷登363
二、一生心血倾注燕京大学，铸就洪基大业368
(一)艰难的创业历程368
(二)“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375
(三)努力使燕京大学成为“中国人的大学”385
三、燕京大学的业绩391 主要参考资料393 后记
第13篇：民国的腔调
民国的腔调
作者：胡竹峰《光明日报》（ 2016年06月03日 15版）
【序跋】
看胡适视频，老先生笑容可掬，如秋月临江般和蔼飒爽，清雅极了好看极了也书生极了。胡适的声音，我听过，纪念北大创办60周年的致辞，声色清正，说一口干净的白话文，丝毫不见官腔，更无学究气。相形之下，当下很多文人似乎不会讲话了，难见胡适那种含蓄委婉。
旧北大人说胡先生上课总在红楼那间最大的教室，讲课字正腔圆，考据博洽，还带上许多幽默。胡适的口音，谈不上字正腔圆，似乎略带沙哑略带疲倦，有着浓郁的中式情调。恰恰是略带沙哑的疲倦感，使得腔调中的分量上来了。
鲁迅讲演也是一绝，刚性挺拔，三言两语击中要害，这是杂文修炼，并不稀奇。1932年11月27日，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大操场上露天演讲，轰动一时。《世界日报》副刊随后刊登了一篇《看鲁迅讲演记》，说那天鲁迅在学生自治会休息时，围住他的青年纷纷提问，有人说：“再在我们那儿公讲一次吧，北方青年对您太渴望了！”他的回答是：“不能了，要走。大家盛意可感得很，我努力用功写文章给诸位看好了，因为口头说并不比文章能生色，看文章大家不要挨挤。”随口几句话，俏皮有之，幽默有之，妥当得很，这是民国人的风度民国人的腔调。听过讲演的学生回忆，鲁迅声调平缓，不脱浙江口音，简练沉着，像长辈为孩子们讲沧海桑田的故事，与先生叱咤风云、锋芒毕露的杂文不一样。
这两年读中国古典文章，也读一些域外作品，越读越深，发现心里还是不能忘情民国文人。在人生年少时，在穷村僻乡里，偶然得见布衣长袍的鲁迅、周作人、胡适、林语堂诸位文章，关怀前途崎岖，受用至今。都说人老了会念旧，人不老也念旧的，老人念旧事，我念旧人。深宵伏案，尽是线装纸墨的暗香，满心旧人，轻呼一声，恍在咫尺，就着一壶清茶与他们秉烛夜谈。
抱着这样朦胧的心愿，下笔试写旧人文事。顾不得许多，一路信笔，过程很奇妙很有趣也很长学识。那些人物尽管无从相识，一篇篇写下来的时候，内心却觉得他们是一辈子的至交。旧人们实在离散得很远了，烟水茫茫，故人何在，泛黄的老纸记载了曾经鲜活的面容。时间之别，哪怕一秒，也是永离。
最长的莫过时间，永无穷尽，最短的也莫过时间，我们太多计划都来不及完成。如今倏然而立，30年眨眼而过，一个人就算长寿，活90岁，眨三次眼罢了。现在想到岁月人生的话题，心头泛起光阴似箭的怅惘来。写写青春岁月阅读民国人的记忆，也算作旧梦重温。
“民国的腔调”，腔调腔调，腔也调也。中国戏曲讲究唱腔讲究声调，腔调好坏是戏曲的评判标准，引申开来便是形容一个人的为人处世、性格、风格、品位。民国的腔调，不单指腔调，更指民国文人的风格气度、文章姿容。
时过境迁，现在不会再熬夜读鲁迅读郁达夫读巴金，不会孜孜不倦于张恨水的小说，不会对书店里的一本《边城》念念不忘，不会为了借一本书翻山越岭20里。那时读那些前人文章，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也会写作。早先学《雅舍小品》，后来读王力、汪曾祺、孙犁，觉得气息不壮，却大有所得。废名天真烂漫，自说自话、一意孤行；郁达夫率真，有名士风度。他们都影响过我。
与中国古典文学相比，民国人取得的成绩不算多大，但行状很可追慕。阅读他们重述他们，让我从顾影自怜的小品文创作痴态中醒来，醒在不同人物的命运里，醒在不同人物的文字中。
他们星光灿烂，我在草地上乘凉。
（作者为“80后”作家，曾获“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散文奖，此文为《民国的腔调》一书自序）
第14篇：民国传奇女子
民国十大传奇女子
古人云：“传奇者，因奇而传。”对于传奇，张爱玲有自己的说法：“书名则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寻找普遍人，在普遍人里寻找传奇。”其实，传奇无需寻找，张爱玲便是。她的一生坎坷曲折，犹如一卷长篇传奇，而她的文字也宛若金针，貌似漫不经心地描龙绣凤，实际上却将字字句句都刺在了读者的心头。
林徽因曾为徐志摩写诗，说他是人间的四月天。事实上，在当世男人的心中，她才是他们的四月天。她的美貌、她的才情以及她惹人怜惜的小性情，这一切都让人心动不已。林徽因是一个有着卓越才华却也有普通性情的女子，三个杰出而优秀的男子成全了她的美丽。
六十年前的上海百乐门舞厅（Paramount），号称“远东第一乐府”。而有一个曼妙女子时常来此跳舞、消闲、挥洒青春，她就是唐瑛。当时，在交际场上风头最足的她与陆小曼被并称为“南唐北陆”。但现在，陆小曼因诗人徐志摩而被人熟知，而唐瑛的面目渐渐隐匿于浮世风霜。造成这种结果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唐
瑛虽美，但毕竟没有轰动性太强的婚姻史。
没有郁达夫，就没有王映霞。王映霞一生的是非功过，都和那位文学才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幸福是因为郁达夫，不幸也是因为郁达夫。这么说或许有点偏执，但事实的确如此。王映霞与郁达夫的传奇恋情，在民国时期已被传为佳话，被誉为“现代文学史中最著名的情事”，但这段才子与江南美人的轰烈爱情却最终
以悲剧草草谢幕。
民国期间，上海滩有两个很出名的七小姐，一个是孙宝琦的七小姐孙用蕃，她就是张爱玲的后母；而另一个七小姐就是盛宣怀的第七个女儿，闻名整个上海滩的盛爱颐。盛爱颐以“盛七”闻名，她在与宋子文的恩恩怨怨中尽展个性，在中国第一桩女权案中大显风采。这样一个出生在盛世豪门的女子，竟然还拥有着如此大气勇敢的性情，这不得不算是旧上海的一个传奇。
如果说，20世纪除了战争之外还曾留下玫瑰的话，那么，“少帅”张学良与“赵四小姐”赵一荻无疑是其中最绚丽的一对。很多女人都会爱上张少帅，但能没名没份地陪伴一个失意的男人度过几十年寂寞幽禁生涯的，只有赵四小姐。张学良与赵一荻延续70多年的真挚爱情，堪称中国20世纪的爱情神话。
如果说“南唐北陆”中的唐瑛是男人心中的朱砂痣，那么陆小曼便是那床前的一抹明月光。她不是烟花，却比烟花寂寞三分；她不是玫瑰，却比玫瑰美艳动人，她是一汪碧海，澄净透明却又深广难测。她可以在任何一个时代兴风作浪，她可以挑起所有男性潜藏的热情与欲望。陆小曼因徐志摩而被人熟知，而徐志摩也以他毕生的灿耀光芒燃烧着陆小曼孱弱的青春，却同时也掩没着陆小曼绝世的才情。
在陈凯歌的电影《梅兰芳》问世之前，很少有人知道她。她的名字只有在那些关于《梅兰芳》或者《杜月笙》的传记中偶尔出现。但现在，通过陈凯歌的那部电影，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的人都开始注意到这个闪耀着奇异光辉的名字。她的绝世唱腔，她与梅兰芳、杜月笙缠绵悱恻的动人爱情，她的真性情与绝世的美貌，让她注定为世人所注目。她是梨园的“冬皇”，她就是绝世名伶——孟小冬！
自小就容貌出众、洋气十足的殷明珠，被中学同学们称为“FF（followingfashion）小姐”，意为紧跟时髦的女士。从此以后，“FF女士”成为殷明珠的代名词，并且闻名上海。后来，这位时髦洋气的美人又成为上海滩女明星第一人，改变了当时电影多男扮女装的局面，中国电影也由此开始了由女性担任女主角的历史。
〖珍贵照片-民国时代〗那些尘封在历史的女人
夏梦（1932-）丈夫叫林葆诚，原名杨濛，金庸说：“西施怎样美丽，谁也没见过，我想她应该像夏梦才名不虚传。”金庸迷恋她，她也许是小龙女、王语嫣的原型或灵感来源，她还是2届金像奖得主。作为一个演员，她无疑是成功的。严格意义上讲，她的黄金时刻并不是在民国时期，但是她的美丽让她破格进入了这个相册。美确实是穿越时代的，“倾国倾城”，令人与城池倾覆。如今美人迟暮，不知如何？
冰心奶奶年轻时也是个美人胚子，那淡淡的柳叶眉最最是迷人，还有那非主流的四六分
杭州第一美人/江南第一美人王映霞（1908-2000）。“如果没有前一个他(郁达夫)，也许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没有人会对我的生活感兴趣；如果没有后一个他(钟贤道)，我的后半生也许仍漂泊不定。历史长河的流逝，淌平了我心头的爱和恨，留下的只是深深的怀念。”这是她老年的回忆。她的美即使现在看来，依旧那般动人。她是个专职美人，不知道她是干什么的。
这张照片是《良友》杂志的创刊号，封面的那个女子叫胡蝶（1908-1989）。《良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生活类大型画报，由出版家伍联德于1926年创办于上海。在一系列有效营销手段推动下，《良友》迅速成为风靡全球华人世界的杂志，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就有《良友》画报。胡蝶是民国著名演员，但这时她还没那么出名。现代人知道的民国影星大概数阮玲玉、周璇和胡蝶最出名了吧。
郭安慈1931年6月拍摄的照片，永安公司总经理郭标的三女儿，1930年上海小姐冠军获得者。
郭婉莹，永安公司郭氏家族的四小姐，有人说她是“最后的贵族”。有着唯一一段不怎么幸福的婚姻，但这张是她丈夫一生珍藏的照片，却是在他死后郭才发现。*期间受不公正待遇，事后对那段经历却不报怨恨，老年在上海度过，拒绝出国，晚辈都称她为“郭老师”。算是一只经历了涅槃的凤凰吧
阮玲玉，中国早期影星。当年阮玲玉自杀引起了社会上很大震动，有不少喜爱她的观众依然追随其香魂而逝。上海戏剧电影研究所的项福珍女士，听闻噩耗，随即吞服了鸦片自杀；绍兴影迷夏陈氏当天吞服毒药自杀；杭州联华影院女招待员张美英也因痛悼阮玲玉服毒自尽。单是1935年3月8日这天，上海就有5名少女自尽，其他地方的追星成员也有多位。她们留下的遗书内容大同小异。“阮玲玉死了，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马珏,鲁迅喜欢过的北大校花。美女博导，父亲马裕藻（音韵学家、文字学家，曾任北京大学国文系主任长达十四年，其间被戏称作“好好先生”。有弟马衡、马鉴、马准、马廉皆为著名学者，世称鄞县“五马”。其子马巽也是著名学者），一九一○年马珏出生于东京。
孟小冬，梨园世家出身，是早年京剧优秀的女老生。人称“冬皇”的孟小冬。是京剧著名老生余叔岩的弟子，余派的优秀传人之一。她的扮相威武、神气，唱腔端严厚重，坤生略无雌声。孟小冬一生经历坎坷，于1977年卒，终于香港。与梅兰芳以及杜月笙均有一段传说的爱情，人民音乐出版社的出版的《孟小冬》演绎了她坎坷而又传奇的一生。
杨耐梅,中国早期影星，以表演妖冶开放闻名，是中国第一位有自用汽车的女人，也是第一位在公众场合暴露玉腿提袜子的女人。
周璇（1918-1957）一代歌后、影星，号称“金嗓子”。事业一路凯歌，人生一路坎坷，让人不禁感叹红颜薄命。我认为她是民国女明星中最美丽的一位，没有之一。
宋子文夫人张乐贻（1907-1988）摄于1935年4月，江西人，父亲是房地产商，从小就是美人胚子，知书达理。1927年宋子文一见钟情，1928年喜结连理，自此一生相伴 。
沉樱——“继冰心、丁玲之后而为人所瞩目的以文字的秀丽与富有诗意的风格为特点的女作家”。
这个也是张爱玲，年轻时的张爱玲。非常漂亮的文学女青年，瓜子脸，柳叶眉，嘟嘟的两腮，还有那清爽的短发，一个让你耳目一新的张爱玲。
蓝妮——民国不为人知的名门四女之一，一张不同于汉人的美丽脸庞与湛蓝的眼睛，使其被称为“苗王公主”。
这个不用说了吧，**宋庆龄，宋氏一门三姐妹，皆是王佐之才！
上官云珠，民国绝代美女，江苏江阴长泾镇人，女，名均荦，字超群，小名亚弟，与鲁迅爱徒姚克也是一段才子佳人.....
胡蝶——享誉一个时代的民国电影皇后
第15篇：《民国先生》读后感
《民国先生》读后感
读了一本书《民国先生》，读完掩卷，最大的感受是自己被语文老师、历史老师骗了。当然老师可能也被他的老师骗了。
印象最深的是一篇《携来十侣曾游》，文章介绍了1923年九位民国的文人和一位美国教授的雅集，地点是在浙江海宁盐官。这九个人是：马君武、汪精卫、任鸿隽、朱经农、陈衡哲、胡适、陶行知、徐志摩、曹诚英。我才疏学浅只对活汪精卫、陈衡哲、胡适、陶行知、徐志摩略有了解，即使是这点了解也只是上学时课本上学的，老师教的。按照当时课本上的说法，无论如何这些人是不会走到一起的，他们根本不是一个‚阵营‛的人。但就是这几个人几乎是一生的朋友。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知道这首诗，却怎么也想不到是‚大汉*‛汪精卫写的。这是汪精卫抱着必死的决心刺杀清廷重臣载沣未果，被关在监狱中的诗作。汪精卫还曾经是厦门大学校长的第一人选，汪精卫文武兼备、内外兼修，在当时粉丝众多，但他一生只钟情于陈碧君一人，在封建社会实属难得。而我们从课本上了解的汪精卫仅恶贯满盈的大汉*而已。汪精卫死后胡适在日记中写道：‚精卫一生吃亏在他的‘烈士’出身，故终身不免有‘烈士’情结。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性命不顾是一件事；所主张的是与非，是另外一件事。‛我觉得这个评价似乎比历史课本更接近真实。
记不清从哪本书中了解到胡适暗恋陈衡哲（即莎菲），却不知道胡适与陈衡哲、任鸿隽夫妇保持着终生的友谊，三
人都知道彼此的心意，但心无芥蒂，做人纯净到这种地步，是现在的人难以企及的。胡适的婚姻是个巨大的不幸，但恪守父母之命的胡适，终生对无才无德的太太江冬秀照顾有加，至于感情的事是不能强求的。看看胡适在结婚前夕写的诗‚岂不爱自由？此意无人晓。情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这是真的绅士！不单如此，胡适一生都是光明磊落的，从未蝇营狗苟。胡适突然去世后，他的太太对儿子说：‚祖望啊，做人做到你爸爸这样，不容易啊！‛课本上怎样讲胡适？国民党的御用文人，走狗！叶兆言（叶圣陶先生的孙子）有一篇文章专门记述过鲁迅与胡适的关系，其实即使是鲁迅先生对胡适的才华和为人也是很佩服的，只不过是在观点上有些相左而已，在很大程度上无关政治。
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实践直到今天也未被超越。当前甚嚣尘上的‚课改‛，实际上陶行知早在近百年以前就在身体力行了，而且他的境界要比现在 ‚课改名校‛的校长们高多了，最起码绝无商业企图。但是陶行知的教育实践与他的热爱生活、偶与好友吟风咏月并不矛盾，这不他不远千里从安徽来浙江仅是为了与一干好友观潮戏水，舞文弄墨吗？而我们习惯于把陶行知们塑造成‚鞠躬尽瘁‛的奉献者，其实一个没有高雅生活情趣的人，是很难把工作做到极致的。
徐志摩是个彻头彻尾的诗人，一生不曾涉足政治。汪精卫早年宣扬的‚六不‛：不做官、不走议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吸鸦片，他自己没做到，徐志摩做到了。他对感情的态度正如他的诗纯净而热烈，丝毫不掩饰，丝毫无猥琐。明媒正娶张幼仪，与之协议离婚后明媒正娶陆小曼，对林徽因‚发乎情，止乎礼‛，尽显爱慕与尊重。因为徐志摩死得
早，所以我们的课本对徐志摩还算客气、客观。也幸亏他死得早，否则以徐志摩的出身和做派，对他的评价可能比胡适好不到哪去。
民国先生们比我们活得真实，不管是真实得可爱，还是真实得可怜，甚或真实得可恨，他们对待生活、对待自己的态度都让人敬佩。我在思考，是否可以让孩子们适当了解一下真实的历史，多给孩子几个视角，是否更能激发他们学习文学、历史的兴趣。这样是不是比让孩子学习写作技巧、满书上抄题更有意义，甚至更能取得好成绩。当然这需要老师先解放思想，同时还要深厚一下底蕴。
明天要开课改推进会，之所以要推进，是因为需要推进。课改最重要的是真地为孩子们考虑考虑，激发人们心灵最深处的、最纯净的、最人性的东西。至于模式、流程、评价等，不可没有，不可全部依赖。从这个意义上讲，民国先生们给我们做了榜样。
宁做真实的汉*，不做虚伪的志士。需要极大的勇气和牺牲。
第16篇：清末民国画家
清末民国画家
1.吴昌硕作为海派晚期的主要代表。吴昌硕绘画上擅大写意花卉，其用墨浓淡干湿，各相其宜，色彩吸取民间绘画用色的特点。善用强烈鲜艳的重色，大胆使用西洋红，色调浓艳，对比强烈。他发展了青藤、雪个、石涛、扬州八怪以来的大写意画传统，形成独具特色的“雅俗共赏”品格。他的作品极多，《荔子》、《荷花》、《寿桃》、《墨竹》、《雁来红》等，都是其匠心独运的杰作。
2.齐白石 是近现代中国绘画大师，世界文化名人。擅画花鸟、虫鱼、山水、人物，笔墨雄浑滋润，色彩浓艳明快，造型简练生动，意境淳厚朴实。所作鱼虾虫蟹，天趣横生。齐白石书工篆隶，取法于秦汉碑版，行书饶古拙之趣，篆刻自成一家，善写诗文。曾任中央美术学院名誉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等职。代表作有《蛙声十里出山泉》《墨虾》等。著有《白石诗草》《白石老人自述》等。 3.黄宾虹擅画山水，为山水画一代宗师。早年受“新安画派”影响，以干笔淡墨、疏淡清逸为特色，为“白宾虹”；八十岁后以黑密厚重、黑里透亮为特色，为“黑宾虹”。他的书法“钟鼎”之功力较深。曾在北京、杭州等地美术学院任教、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华东分会副主席。著有《黄山画家源流考》《虹庐画谈》《画法要旨》。
4.潘天寿现代画家、教育家，擅画花鸟、山水，兼善指画，亦能书法、诗词、篆刻。1915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受教于经亨颐、李叔同等人。其写意花鸟初学吴昌硕，后取法石涛、八大，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美术学院院长等职。为第
一、
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文联委员；1958年被聘为苏联艺术科学院名誉院士。著有《中国绘画史》《听天阁画谈随笔》等。 5．徐悲鸿中国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曾留学法国学西画，归国后长期从事美术教育，先后任教于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和北平艺专。1949年后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擅长人物、走兽、花鸟，主张现实主义，与张书旗、柳子谷三人被称为画坛的“金陵三杰”。所作国画彩墨浑成，尤以奔马享名于世 被称为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奠基者，主张发展“传统中国画”的改良，立足中国现代写实主义美术，提出了近代国画之颓废背景下的《中国画改良论》。
6.林风眠画家、艺术教育家、国立艺术学院（现更名为 中国美术学院）首任院长。代表作品有《春晴》、《江畔》、《仕女》。历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国立艺术学院 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
7.李叔同著名音乐家、美术教育家、书法家、戏剧活动家，是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之一。剃度为僧，法名演音，号弘一，晚号晚晴老人。后被人尊称为弘一法师。1913年受聘为浙江两级师范学校（后改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音乐、图画教师。1915年起又兼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音乐、图画教师。南京大学历史上第一首校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歌就是由他谱曲的。代表作《佛像》。
8.颜文梁中国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1953 年后任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副院长，出版有《颜文梁画集》、《油画小辑》、《欧游小品》及水彩画集《苏杭风景》等，著有《美术用透视学》、《色彩琐谈》等。
9.张大千中国泼墨画家，书法家。20 世纪50年代，张大千游历世界，获得巨大的国际声誉，被西方艺坛赞为“东方之笔”。[1] 他与二哥张善子昆仲创立“大风堂派”，是二十世纪中国画坛最具传奇色彩的泼墨画工。特善山水画
10.黄君壁 中国画家。1960年巴西国家美术院授以院士衔。他擅山水，师承渐江、夏圭，有极深的传统功底。曾设白云堂授徒，被尊为“多士师表”。作品长于飞瀑、流泉、风帆、霜林。笔墨氤氲，苍劲有力，气势雄壮。亦能作工笔仕女和花鸟。出版《黄君璧画集》、《黄君璧作品选》、《黄君璧书画集》等。
第17篇：民国那些人和事
民国那些人和事
作者:李昕彤
翻开那历史的长河,缓缓流淌着的是历史的沉浮,无声的变迁.而历史就像一位母亲,那千沟万壑间收藏着如金的岁月.
——题记一百年前,就在这片土地上,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诞生.五千年辉煌的历代,最后一代王朝最终在辛亥之年被打下.就在那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职,定国号为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五色旗开始随风飘动.虽然历时不到五十年,但她给历史留下的是道不尽的人与事.
“独秀一枝”
年轻的他便成绩优异,举中秀才.接受西方思想后,他敢于用自己的声音去反抗那腐朽封建的清政府.他参加领导多次反清运动,无论受多少次清政府的通缉,或被逼逃亡异国他乡.他从未动摇过一丝的信念,他那扎根于心底的革命思想,那股激进澎湃的爱国主义,无不让国民铭记于心.在艰难万分的条件下他与李大钊等人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和北京大学为主要阵地，积极提倡民主与科学，提倡文学革命，反对封建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便是新文化时期的陈独秀.
“弃医从文”
年轻有为的他选择学医，意在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但是当他远在异国留学时，所遭到外国的鄙夷，和看到电影中中国人麻木的看着同胞被杀害时，他的心里像大海一样汹涌澎湃。他想到如果中国人的思想不觉悟，无论身体再健康，也还是一个麻木无仁的躯体。从此他下定决心，弃医从文，用笔写文唤醒中国老百姓。他将他一腔澎湃的爱国主义化为动力，用手中的笔做武器，写出了《呐喊》、《狂人日记》等许多作品，向黑暗的旧社会发起了挑战，唤醒了数以万记的中华儿女起来同反动派进行英勇斗争。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夜以继日地写作。他，就是文学上的巨将，周树人。“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他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从小便机灵过人。幼小的他能说会道，见识不同与同龄人。五四运动前后接触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他便开始领导工人运动。他深信着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中国人民走进社会主义社会。然而，人无完人。他也曾有错误，但我们不能忘记，八年抗战谁是以民族大义为重，不计前嫌联蒋真抗日。三年内战，是谁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肩负着振兴中华民族的历史重任，历尽艰辛，使中国人在世界上站起来，在列强面前挺起了胸膛！他，是人民的领袖，人们所歌颂的，毛主席！
翻开屈辱、挨打、割地赔款、血泪斑斑的中国近代史。我们终究会看到是这些千千万万的英雄人物，思想智者，用他们的汗水于血液堆积成我们的今天。民国，中国历史的转折点！
第18篇：评民国先生
从北大校长蔡元培到好父亲梁启超，从徐志摩、胡适等的一次雅集到夏丏尊、叶圣陶、朱自清的终身友谊，许多文人往事娓娓道来，使读者能够穿越时空，与“先生”近距离接触——马建强今年４月新鲜上架的新著《民国先生》，以扎实的史料功夫、流畅优美的文字，再现了近代教育家和知识分子鲜为人知的风采、情意、抱负与挣扎，叙述了许多不为人知的文人往事以及作者
的身边事，文字平易而不失文采，像演说也如好朋友之间的聊天，读来十分亲切。
在波诡云谲、烽火连天的民国岁月，一大批有思想、有胆识，有激情、有理性的先生们，以其独有的风骨和凛然的大义，忧心着社稷江山，推动着社会改良。不管当时的中国因他们改变了多与少，不管历史尘埃落在他们身上厚与薄，作为学界柱梁和人生导师，他们的形象与品格，是每个正视历史的人都会钦佩与向往的。随着人们对先生们的往事及其思想、情怀、人格、风骨的深入了解，他们在时局动荡、世事变幻的大背景下，始终持有不坠青云之志、勇于引领风气之先、献身社会改良征程的形象愈加清晰而崇高。
读完此书，愈加体会到：先生，不只是一个谦恭礼贤的敬称，更代表着一种血肉丰满的精神。真正的先生，莫不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在现实的奋斗与自我的修养中体现出风骨与风度。民国的先生们正处于大变革、大时代的激流之中，作为知识分子群体中的翘楚，他们都怀抱着教育救国的共同理想，都始终坚守着自己的教育理念并付诸行动：蔡元培坚信“只要培养一大批学者，国家就有希望”；陶行知奉行“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陈寅恪倡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非但是国民之教育，在更为关键和根本的政治取向和社会改良方面，先生们也站在了时代的潮头。“五四运动”前夕，陈独秀通过《新青年》引进了象征民主和科学的“德先生”“赛先生”，为教育界带来了一片光明；梁启超作为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者，其所著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少年中国说》等更是影响了几代人。他们跨出三尺讲台，在广阔的社会舞台上展示着大国民的风范。他们用“找一个支点撬动地球”的魄力，提振国家的精神面貌；甚至连他们的高徒，也同样星光璀璨、惠泽社会，为改变中国的国家命运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因为有坚实的学识、坚韧的脊梁、坚定的信念，所以纵然身处险境、命运多舛，依然淡定从容、矢志不渝——这是先生们身上所彰显的独特气质。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不同的时代，都会面临不同的发展困境与难题；不同的时代，对知识分子、对青年人都会提出不同的期望与要求。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作为后生，都有必要向先辈特别是其中的中流砥柱和优秀分子学习，少一点虚浮躁郁、多一点恬静深刻，少一点蝇营狗苟、多一点君子之风，少一点退缩抱怨、多一点责任担当。如果越来越多的青年人认同并努力追求这些，必将有益于这个社会，也有益于心灵的充盈。倘若如此，先生们在天之灵也会欣慰的。
第19篇：《民国十年》读后感
读《明国十年》有感
在看这篇长篇著作之前，我先简单的了解了作者——美籍华人学者，历史学家、传记文学家、红学家唐德刚先生。唐德刚与师郭廷以，都是中国近代史的大家，也是华裔史学家中口述史的主要推动人物。著有《李宗仁回忆录》、《胡适口述自传》、《顾维钧回忆录》、《吴国祯回忆录》、《晚清七十年》、《张学良口述历史》《袁氏当国》等。除此之外，他还撰有小说《战争与爱情》，被文学史家夏志清称为“别树一帜的散文 家”。
想想自己印象中的有关历史方面的书籍，能够用到的形容词只有：枯燥。特别是从中学开始的历史课，那是社会对我们的思想的洗涤。幸好到高中之后我选择的是理科，听文科的好友痛斥历史课的无聊和无奈„„
大学的学习，应该是一种全新的视角。
看看唐先生在《明国十年》的第一篇《告别帝制五千年》中有写道：民国初年的孙中山毕竟是个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他做临时大总统时，就反对所谓五族共和这套谬论。他主张采取美国式的民族大熔炉的哲学，而扩建一个包罗所有民族和多种文化的中华民族。其实在大清帝国时代，朝廷改满洲和新疆为省；民国时代改内蒙为省，当政者所采取的也正是这个大熔炉的哲学。不幸到人民政府时代，毛公因受苏联制度之影响就一反其道了。他把倒退误为进步，废流反土，把原已建省的新疆、内蒙、广西又全部化为少数民族的自治区，而又只许少数民族在中央集权下，享受点象征性的自治，这样就间接鼓励了少数民族中的分裂主义者和国际间的反华分子，或明或暗地搞其分裂活动了。这种伪君子不如真小人的制度，后来也就贻患无穷。今日新疆的乱源即在此。
暂且不去评论唐先生的这段话的对与错，至少在我看来，先生的这段话，比起中学时的老师对我们灌输的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伟大，要好。从被动的接受知识，到现在去主动的学习知识，从一味的去接受，到现在的以辩证的思维去看这些林林总总的观点。
“青少年时期的孙中山先生，恕我大胆的说一句，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华侨青年’，甚至如粤人俗语所说的‘金山仔’。”曾经我看过一部电影《孙文少年行》，就是讲的青少年时期的孙中山先生。我记得很清楚的情节有：少年孙文看不惯她
姐姐被缠脚的痛苦，扯掉了裹脚布；在夏威夷檀香山的兄长家，他反对兄长把关公视弱神明，还砸毁了的关公的塑像；他在家乡用所学的知识安装了明亮的路灯，却不被大家接受。就像唐先生所说的，这些“铸造后来革命家孙文的社会条件”。
现在是太平盛世，凤姐、著姐、这哥那哥充斥着我们的感官，都说，时势造英雄，很难说清，现在能够造出的“英雄”是哪种的。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少有革命家。现在其实需要像鲁迅先生一样的文学家、思想家，来引导社会的风气。以前买过一套《新概念作文大赛作品集》，是新概念作文大赛第一届到第三届的作品。那是的参赛者现在有名的有韩寒、郭敬明等等，那时的文章我都蛮欣赏的，之后几届直到现在不怎么看了，也许是因为我也开始形成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文章选择性的去看，观点选择性的去接受。
“孙先生环绕地球的不断旅行、观察和阅读书报，也使他对发生在中国的问题，有更深入、更广阔的理解。他掌握了加富尔、加里波的和俾斯麦的现代‘民族主义’(有别于我国传统的华夷之辨)；寄居英伦，他也更深的体验了英语民族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的‘代议政府’的运作；更明白了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分裂的毛病，而向往于当时正在美国风起云涌的‘国民运动’，尤其是这一运动的理论导师亨利.乔治底‘单税法’的精髓。特别是对土地的‘无劳增值’和‘涨价归公’诸要点。好学深思的孙中山先生，在融会贯通之后，把它们有条理的编纂起来，这就是他后来指导‘国民革命’底政治理论的‘三民主义’了。虽然这三个‘主义’，都是当时在西欧北美，甚嚣尘上的政治经济理论，没一个是他具有原始性的发明，但是孙公能实际深入西方社会，耳濡目染，采自源泉，然后活学而活用之；较之与他同时或后辈之热衷‘西学’，奢谈‘主义’，而一知半解的夫子们、领袖们，那就高明得不可以道里计了。在那些多半是‘不知不觉’的青年信徒的眼光中，则‘总理’、‘国父’，就更是‘先知先觉’的天生圣哲了。”
说到这里，不得不联系到现在在大学里面的抄袭风，从学生到教授，真是天下文章一大抄。是不是已经没有能让我们思考、探索的东西了？黔驴技穷？看看我们中学开始的实验，仿照科学家们做过的实验，一个步骤都不能错。这是不是抄袭？再者，现在流行的山寨产品，是模仿还是抄袭？
“辛亥革命，尤其是‘武昌起义’的故事，史家所记盖不下千百万言。”“可
是武昌起义的实际情形，亦不妨以三数百言一笔带过：‘武昌起义’是清末革命党人所发动的最后的也是唯一的一次武装暴动，而能占领城池至一星期以上者。它也是如孙黄诸公所逆料的，一旦站稳脚根，则全国各地便会作连锁的响应(chain reaction)。从湖南、陕西、江西(十月二十
二、二十三日)开始，时未逾月，全国便有十三省宣布独立，而策动独立的主要分子往往不是革命党，而是各该省内，由立宪(保皇)党所掌握的民意机关─‘咨议局’。这一来，那些无用的满族王公应付不了，清廷乃召回已被摈斥的袁世凯来撑持危局，而袁氏则养寇自重─一面‘进剿’，一面又与革命党人私通款曲。他向武汉三镇反攻，也只取二城，留个武昌给黎元洪、黄兴这一架两头马车去慢慢拖延。”
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袁世凯晚年之做皇帝，和汪精卫晚年之做汉奸，异曲同工，都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流芳百世，和遗臭万年，契机只在一念之间。悲夫！”现在再次重温那段历史，袁世凯的复辟帝制最终失败，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专制行不通，真正的共和达不到，各军阀先圈地称王。民国之初的军阀混战看得人眼花缭乱。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最糟乱的一段时期，应该就是民国初年的所谓军阀时期了，而军阀时期实在是从袁世凯死亡之后才正式开始的。”这些军阀大多没受过什么正规的军事训练，却也是驰骋战场，意气风发。想来，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中，这类非正规“军事班”毕业的军事家不少，特别是乱世之中。一个人的军事才能在真正的战场上才会有所发挥，“纸上谈兵”的事说明至少口才不错。和平年代的军人，是有那么一点远离了那个最能展示才华的舞台。
读唐先生的书像是“听”故事，不呆板，不枯燥，观点引人深思。
刘季萍 2010年6月1日
第20篇：民国教育报告
抗战八年教育大发展
抗战八年，中国教育事业竟于战火纷飞中得大发展。仅以高等教育为例，大学数量由战前的108所增至1945年的141所；在校师生数量增加了48%，学生数量几乎翻了一倍。 抗战爆发后，最主流的舆论意见是教育应该完全服务于抗战
自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东南沿海教育发达地区首当其冲，相继沦陷，中国教育事业损失巨大。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统计，战前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共计108所，战争爆发后，77所被迫内迁后方，另有17所被迫停办；原有公立中学，多数设在沿海地区，战争爆发后大多停办，青年失学者极多；影响最大者莫过于初等教育，学生年龄过小，学校无法内迁，只得随国土一并沦陷，其所受日军奴化教育也最深。
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如何处理教育和抗战之间的关系，成了摆在国民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教育界内部也围绕着如何制定新的“战时教育方针”，而展开了论战。最主流的意见，是认为教育应该完全服务于抗战。不但学科要调整，变为以军事课为主，如“化学师生可从事军用品制造”；教育对象也要调整，须“以民众为对象”，“高中以上学校与战事无关者，应予以改组或即停办”。这种意见，在师生内部也相当普遍。南京失守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准备再度南迁至昆明，决定甫一颁布，即在校内师生间引起激烈辩论，许多批评者认为：在国家急需调动三湘民众起来抗日的时刻，学校内迁至昆明，有损道义。学生自治会甚至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前往武汉，向国民政府请愿，反对内迁，要求参加抗战。但也有部分教育界人士对上述意见持反对态度。如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俊升认为教育是百年大计，只可因战争做若干临时调整，而不能全盘改弦更张。最具代表性的，则莫过于胡适向蒋介石的进言：“国防教育不是非常时期的教育，是常态教育”。但这类意见，在当日并不占主流。
最能体现当日教育方针意见分歧的，可推张治中和陈诚在“长沙临时大学”的两场演讲。张治中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其演讲劈头就骂：“际兹国难当头，你们这批青年，不上前线作战服务，躲在这里干么？”陈诚时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其演讲高度赞成学校内迁，将学生誉为国宝，鼓励他们于国家危难之际努力完成学业，因为十年之后，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
蒋介石等人力排众议，认为国防教育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
教育部为这场论战做出的最终“裁决”是“战时需作平时看”，虽有各种暂时措施，“但仍以维持正常教育为主旨”。换言之，也就是否定了张治中等人的教育完全服务于抗战的意见。教育部如此决策的理由有二：其一，“抗战既属长期，各方面人材直接间接均为战时所需要。我国大学本不发达，每一万国民中仅有大学生一人，与英美教育发达国家相差甚远。为自力更生抗战建国计，原有教育必得维持，否则后果将更不堪”；其二，“以我国人口之众，尚无立即征调此类大学生之必要”。
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下，教育部如此决策，与国民政府最高领导层的认知关系极大。陈诚的意见已如前述；1938年3月上任的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也认为“国防之内涵，并不限于狭义之军事教育，各级学校之课程……纵在战时，其可伸缩者亦至有限，断不能任意废弃，致使国力根本动摇，将来国家有无人可用之危险。”陈立夫的意见，与蒋介石高度一致。在蒋氏看来，战时教育不仅仅需要满足抗战救国，更需要满足战后建设——1939年3月，蒋氏在重庆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上说道：“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丢弃了基本。我们这一战，一方面是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中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
初等教育：以乡镇地方财政50%为主要经费来源；抗战结束时后方入学率维持在50%以上
因为年龄问题，初等教育，也就是初小、高小教育问题，没有被“战时教育方针论战”所波及。自抗战爆发到1940年，初等教育的工作重点，主要是义务教育的普及。1940年，初等教育又增加了另一个工作重点：对成年失学民众的补习教育。自此，“每乡镇设中心小学，每保设国民学校，均包括儿童、成人、妇女三部分，使民众教育与义务教育打成一片。”初等教育属于地方自办事业，中央政府每年有专门的补助费，但主要经费来源仍以地方自筹为主。为保证教育质量和适龄儿童入学率，1940年，教育部颁布规定，指定乡镇地方财政中止少50%须用作初等教育经费；稍后，又由行政院和国防最高委员会出台规定，将初等教育经费列为“特种基金”纳入预算，严禁地方政府挪作他用。
至1945年，四川适龄儿童入学率达80%；其他大后方省份，云南43%、西康57%、陕西58%……总体保持在50%以上。1936年，大后方10省市在校小学生为300余万人，至1943年，已增至676万余人。
中等教育：1936年在校学生48万，抗战结束时增至126万
1936年之前，中等教育素由地方省市教育厅办理，中央并不直接负责。抗战爆发后，为安置从沦陷区流亡到后方的中学生就学，国民政府开始创办国立中学，至1944年，共设立国力中学34所，国立大学附属中学16所，国立师范学校和职业学校14所，遍及后方12个省区。国立中学的主要职责，是收容来自沦陷区的中学生就学；以及吸收来自沦陷区的骨干教师，解决其生存问题并保证教育质量。
在沦陷区，国民政府的主要措施是设置“教育指导区”。1938年，沦陷区9省4市曾设置50个“教育指导区”，派遣大批教育干部赴沦陷区从事公开或秘密的教育活动。随着战争的推进，“教育指导区”不断增加至18省6市102个之多。“指导区”的主要工作，是联络、吸收敌占区的仍忠于国家的中小学教师，借以消灭奴化教育。1940年，国民政府还特别通过《津贴沦陷区中小学教师办法》，对沦陷区内暗中为国家服务的中小学教师给予津贴补助。接受津贴的教师须宣誓效忠国家，其誓词如下：“我是中华民国的国民，矢志尽忠国家，遵守政府法令，拥护抗战国策，绝对排除奴化教育，不作教育界败类，遗羞子孙。如违誓词，愿受政府最严厉的处分。”同时，教育部还特别制订了沦陷区中学毕业生升入大后方大学就学的
规定。1936年在校中学生为48万余人，正因为当局的努力，至抗战结束，在校中学生数量不降反增至120余万。具体增长数据如下图： 高等教育：1936年在校学生4万余人，抗战结束时增至8万余人
1936年之前，中国的高等学府大部分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的大城市，其学费普遍“年须数百元”，非家境富裕者，一般无力入学。1927年，教育界人士周谷城即指责过中国的高等教育“以富人为中心，以权贵为中心”。抗战爆发后，学费问题转由国民政府出面解决，不但保证了来自沦陷区的大学生可以继续求学，而且打破了中国高等教育旧有的贵族化倾向。
解决大学生学费问题的同时，国民政府还竭力解决私立大学的运营经费问题。较典型者如厦门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全系中央政府大量拨款补助，才得以继续运转。此外尚有大批省立大学因资金紧张而申请改为国立获批，而得以继续维持。因为当局的种种努力，中国的高等教育在校学生数，在抗战期间也不降反升，由1936年的4万余人，增至1945年的8万余人。具体数据如下表：
高校研究所：从1936年的22所75人，增至1944年的49所422人 战前，各大学的研究所， 大多由各大学自动发展成立，1936年共计有研究所22个，仅招有研究生75人。抗战爆发后，大学大量内迁，多数研究工作中断。1939年，教育部认为“抗战建国正在迈进之际，学术研究需要尤大”，开始从政策、经费上扶持各大学成立研究所、招收研究生。到1944年，大学研究所已增至49所，研究生增至422人。研究所的运转经费、设备经费、研究生的学费等各项费用，基本上全由中央政府负担。
绝大多数大、中学生享受政府免费教育、免费伙食及一定的医疗保障
将战时教育如平常时期那般维持的最大困难，是大部分离乡背井的大、中学生都丧失了经济来源，政府不但要负担起对他们“教”的责任，还必须承担对他们“养”的义务。1938年，国民政府开始实施“贷金制度”，规定家在战区的专科以上学生，可向政府申请“贷金”，毕业后三年内再向政府无息偿还。但抗战既系持久，学生毕业后并无正常就业环境，加之自1940年以来国内通胀日趋严重，“贷金制”在1943年被“公费制”取代。其发放范围也大大扩大，连家住重庆有经济来源的大学生也可以享受公费待遇，私立学校入复旦学的学生，同样也可以享受政府的“公费”。高等教育当中，每年获得国民政府的“贷金”和“公费”者达5-7万人，约占了全部学生的80%以上。这些“贷金”和“公费”不但包括学费、生活费，还包括一定程度的医疗保障，故学生看病相当便宜。譬如：中央大学政治系学生唐飞霄1946年1月7日的日记写道：“今去卫生室治牙，可笑挂号金仅一元，药费亦寥寥五元”——当时从重庆往湖南寄一封平信的邮资是20元。
“贷金制”和“公费制”不仅仅面向高等教育，同样也惠及中等教育。按教育部规定，国立中学招收的学生，不仅免除学费，而且免费提供伙食、制服和书籍。
40年后物价飞涨，大、中学校师生生活艰难，但有政府特殊补助，比其他公务员好很多
教师方面，1940年以前，后方大学教授平均每月可获得200余元左右的工资，收入虽不如战前，但较之大城市，后方物价低廉，其实际购买力较之战前并无多大下降，某些教授甚至把课堂搬到了餐馆里。学生方面，毕业于复旦大学的罗文锦，1940年以前“每月可领贷金法币八元，以六元缴纳学校伙食，剩下二元做零用”。当时，八块钱的购买力是相当高的，西南联大“学生的伙食费1938年每月7元，还可以吃到肉和鸡蛋”。
1940年，因日军的封锁，大后方物价暴涨。教育部及时制定《战时救济大中学生膳食暂时办法》。该办法要求财政部于每年的
一、七两月向学生预发半年的救济费和生活费，由各校支配，其目的，是使各校可以在春季
一、二月间和秋季
七、八月间尽量购买粮食储存，以备青黄不接时的粮价高涨。该办法实施三年后，又做了一次大的修订，负责救济大中学生
膳食的部门，由财政部变换为了粮食部。如此修订的原因在于：各地粮价不同，荒歉地甚至无粮可购以及粮价持续上涨等因素，使得财政部的统一拨款无法做到因地制宜，故改由粮食部向师生员工“免费发给公粮”。此一时期，大、中等学校师生的生活水准虽然大幅度下降，但薪水之外，尚有政府补助的“平价食粮代金”，较之其他公务员（如国民党中央及地方党部的工作人员），已算比较好的了——1942年，《中央日报》社论明言：靠薪水收入维生者，早已靠典卖度日，生活苦不堪言。
结语
陈立夫说，抗战八年期间，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入巨大，“这一笔庞大费用在国家财务支出上仅次于军费”，确非虚言。也唯其如此，才得以在战火纷飞中造就中国教育的一次大飞跃、大发展。
不绝的薪火：抗战时期的教育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学家和工程师颁发和追授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这23位国家功臣被称为“两弹一星”元勋。当检视这些元勋的简历时，会发现一个惊奇的现象：他们当中有多人的大学生涯是在抗战时期大后方度过的，随后出国留学。在艰苦卓绝的全民抗战时期，这样一批科技精英、国家栋梁是怎样集中培养出来的呢？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战前中国共有高等院校108所，其中91所遭日军的轰炸，财产损失巨大，25所院校因此被迫停办，继续维持的仅有83所。教职员工和学生的数量也急剧下降，财产损失更高达3360余万元。而此时，由于日军占领了中国最重要的财富来源地东南沿海地区，中国政府因此失去了占全部财税收入一半以上的关税，加上军费开支急剧上升，财政状况极为窘迫。一些政界、教育界人士极力倡导实施战时非常教育或国防教育，主张将一切正规教育中断，高中及大专院校停办，师生员工应征入伍，共赴国难。
针对于此，蒋介石提出了“战时教育需作平时看”的观点：“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丢却了基本。我们这一战，一方面是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陈诚更是直接批驳战时非常教育“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要知道教育是千年万年的大计，所谓‘百年树人’，一个国家，要建国，要强盛，就要培养无量数的人才，以为领导，以为中坚”；“教育是立国的根本，尤其当国家临到存亡断续的关头，成为绝对的需要，这是一个国家最强韧、最可靠的生存力量”。教育部根据以上精神制定了“战时需作平时看”的办学方针：“我国高等教育本不发达，每一万国民中仅有大学生一人，与英美教育发达国家相差甚远。为自力更生抗战建国之计，原有教育必得维持，否则后果将更不堪。”抗战是长期的，各种人才都不可缺少，而战后的建国事业，更需要大量人才，因此教育不能中断，是中国可以薪火相传的根本，这是当时中国政府的基本判断。
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有计划地将大学迁往内地，沦陷区90%的高级知识分子、50%以上的中级知识分子和37所高校都转移到了大后方，这是一个奇迹。但
大批来自沦陷区的学生衣食无着，教育部长陈立夫便以个人名义借贷建立了贷金制度，凡经济来源断绝的学生，可直接向学校贷款以维持生活，贷金包括膳食及服装各项费用，并免费提供住宿。由于通货膨胀等因素，这些贷金以后并未偿还，这等于政府向学生无偿提供了学费和生活费，因此贷金制随后改成了公费制。
抗战期间，由中学到大学毕业，完全依赖国家贷金或公费的学生，共达
128000余人，这其中就包括了“两弹一星”元勋钱骥、姚桐斌、邓稼先、程开甲、屠守锷、陈芳允、任新民、朱光亚、王希季等9人，还有李政道、杨振宁这两位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8年抗战期间，全国专科以上高校增加了33所（31%），教员增加了3623人（48%），学生增加了41575人（99%）。中小学教育也全部免费，学龄前的儿童入学率从战前的43.4%上升到了胜利前的76%，初等学校学生数量几乎是战争爆发后的2倍。在职业教育方面进步更加明显，在校学生人数由战前的7000人增长到了25000余人。
在教育规模扩大的同时，国民政府也重视大学的科学研究。教育部于1938年特地拨经费给国立大学，令其恢复因战争而停办的研究所，恢复招收研究生，并酌情增设新的研究所。1938年到1944年，经济部共获准专利423项，是从民国初年到战前专利总数的182%。时任驻华参赞的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认为：“这七年间的科学进步与贡献，比起过去30年来，在质在量皆有增无减。”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还选拔了1566名的自费或公费留学生赴美国和欧洲各国，其中包括了后来的“两弹一星”元勋王大珩、黄纬禄、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彭桓武、屠守锷、郭永怀等8人，超过了“两弹一星”元勋总数的三分之一，另外还有杨振宁。当时在国外还约有2500名中国公费、自费留学生，其中家乡沦陷，断绝了经济来源的约占60%，国民政府决定拨款给予资助，总计数额达数十万美元（留美中国学生月津贴75美元，当时美国教师的平均月薪不过120美元）。抗战期间教育经费在国民政府的财政支出中仅次于军费，居政府财政支出的第二位。
教育是百年大计，是一个国家复兴和富强的根本。正因为教育是百年大计，教育投入不可能在短期内就见到成效和回报，因此对教育的重视和投入是政府有无远见、是否负责的试金石。中国政府在抗战爆发，黑暗降临，胜利日还遥遥无期、无法预判之际，毅然摒弃了战时非常教育的实用主义的短视主张，将眼光投向了战后国家的复兴和重建，决定采取“战时教育需作平时看”的教育政策。此时东南沿海财富之地已经沦陷，财政收入损失大半，而同时为了抗战，军费开支浩大，政府财政极其困难，但中国政府仍然将巨款投向了教育，对大中小学生全部免除学费，甚至提供食宿，对海外留学生给予救济，并继续派遣留学生赴海外学习，培养出了一批具有世界水准的国家栋梁，日后的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中坚力量，使得中国的学术薪火相传，存续不绝，并奠定了未来现代化发展的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