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我国高等教育办学和管理体制改革的走向

2020-03-01 21:11:39 来源：范文大全收藏下载本文

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高等教育办学和管理体制改革虽然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但继续深化改革的任务仍然十分繁重。这是因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在建立、健全之中；政治体制、政府职能的转变，也都在继续深化之中。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北京师范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又从教育创新的角度论述了继续进行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他说，“我们要继续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不断培养大批合格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不断造就大批具有丰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要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必须不断推进教育创新”。而“进行教育创新，关键是通过深化改革不断健全和完善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相适应教育体制”。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当今世界正处于变革的过程当中，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8年合作成立了一个包括美国、日本、南非、巴基斯坦、印度、法国、智利等13个国家的前教育部长、大学校长和教授组成的专家组，探讨未来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问题。经过两年的研究，专家组于2000年6月发表了题为《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危机与前景》的报告。报告力图从公共政策决策者和国际社会的角度，提出21世纪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前景。“报告”指出，“体制是焦点”，应该“使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体制能够具有多样性”，为此，高等教育体制必须形成以下的核心特征：充足的办学自主权，同时接受政府的指导与监督；明确的层次区分——给予高等教育机构以足够的空间发挥其各自的特长并服务于不同的需求；在竞争的同时进行合作；日益开放——鼓励高等教育机构的知识共享并且加强与社会对话的能力。这个“报告”分析的虽然是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焦点和核心特征，但也反映了世界高等教育改革的总趋势。纵观我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和教育自身发展的要求，以及世界高等教育改革的发展趋势，21世纪我国高等教育办学和管理体制改革将主要围绕七个方面继续深化与扩展。

一、继续促进合并院校实现学科融合，优化资源配置

几所院校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进行合并，这是我国近年来高等教育办学管理体制改革的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举措，并已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院校合并不是我们首创，不过这样大的规模，确实在世界上产生了不小影响。但是，应该看到，绝大部分的合并院校都是在最近几年里完成组建工作的。有不少学校连“五个统一”都还未实现，更不要说实现学科融合、优化资源配置了。这就是说，继续改革的任务还十分艰巨，但不管有多大困难，都必须坚持改革之路，以实现学科融合，优化资源配置的目标。我们必须看到，一个校园里如果没有多种学科的相互渗透、影响，相互贯通，没有长时间的交融和积淀，是很难形成一种高品位的文化氛围的。学生不在这种氛围里耳濡目染，接受熏陶和教养，就不大容易有很高的素质。随着人类社会从工业化向信息化的过渡，学科的日益综合化，近二三十年来，高等学校自身走向综合与集成的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德国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工学院改为工业大学，进而改为综合大学就是这种趋势的初始呈现。

20世纪80年代，澳大利亚政府根据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要求，对高等教育的结构进行了重大调整。大量的工学院、教育学院、农学院等通过合并组成20多所新大学，使澳大利亚的国立大学的数量由原来的十几所迅速扩展到了现在的37所。这一调整使澳大利亚高等学校的面貌发生了重大改变，大量单一的专业教育，改变成为系统、全面的教育；科学研究成为所有学校发展的重要目标与任务。澳大利亚大学科学研究水平迅速提高，并在材料、矿业、冶金、生物等领域产生了一批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成果。

美国哈佛大学在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对我们更具有启发意义。大家都知道，哈佛是一所包括法、商、医等11所学院在内的综合大学。但它长期以来实行的是一种分散管理的政策，允许每所学院制定自己的政策并负责自己预算的制定和资金的筹措。不过，自尼尔L.陆登庭于1991年担任校长以来，一直致力于改变这种过于分散的状况，努力把这11所互不联系的学院组成较为统一的大学。陆登庭认为，这是为了适应新的形式所必须进行的改革。首先，现在许多大学都面临着削减预算的问题，把各学院组成一个较为统一的实体可以更好地控制成本和分配资金。其次，是建立一种必要的机制，鼓励各学院之间更多地进行合作，促使进教师把注意力放在国家面临挑战的五个主攻领域（环境研究、公立学校教育、保健、职业道德和价值、智能和人类行为之间的关系）上。这些都是目前正在迅速成长的热点学科领域。这位校长还认为，主攻这些目标会增强美国在世界新舞台上的竞争能力，从而也将有助于维护哈佛大学作为国家领头大学的威望。陆登庭的这种改革，获得了哈佛大学多数教授和学生的好评与认可。哈佛大学的这种改革，是带有一定的普遍意义的！

通过合并打造世界一流大学，在日本也引起了极大的重视。日本文部省2001年6月11日颁布的“大学结构改革方针”提出要通过“促进重组与合并”等的改革措施，扶植30所优秀大学成为世界最高水平的大学，要大幅度削减目前的99所国立大学，其措施是：（1）根据不同大学和不同领域的实际情况进行重组合并，大幅度减少国立大学数量；（2）将医科院校等单科大学与其他大学合并，并考虑其移交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管理；（3）推动大学和院系实行区域间的重组合并，等等。在这些措施的推动下，至2001年年底，“决定合并”的国立大学有12所；“正在研究合并”的国立大学有22所、公立大学有8所；“决定进行可行性研究”的国立大学有36所、公立大学有24所。累计占66％的大学在重组、合并问题上出现动荡。私立大学将台并纳人视野的有12所，占4％。近年来，美国也有越来越多的大学(主要是私立大学)走上合并的道路。促进学校合并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财力不足，有数以百计的高等学校由于美国经济不景气而导致资源严重不足，因而要求合并。根据专家们研究，一所私立大学不亏不盈的基点是1800名左右的学生，目前美国有844所私立大学少于

1800名学生。二是为了通过合并实现优势互补，增强实力。

我国合并院校深化改革的方向，主要也是这几个方面：实现优势互补，学科融合，提高办学效益，增加办学实力。

二、继续加强院校合作办学，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

院校之间的合作办学，是20世纪90年代我国蓬勃兴起的一种改革模式。较早的如北京市东北片的几所学校(对外经贸大学、中医药大学、化工大学等)，广州市石牌片的几所学校(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农大、师大等)的合作办学。它的特点是，地理位置相近的学校各自以独立法人身份，通过协议，就教学、科研、后勤服务等若干大家共同感兴趣的方面进行合作，以达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共同发展的目的。这种模式既有利于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又不涉及隶属关系、投资渠道等外部关系，简易可行，是教育主管部门大力推进的改革模式，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在教育部和天津市政府推动下，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开展了紧密合作的全新办学模式。两校成立了由教育部有关负责人任组长，南开、天大主管教学的副校长任副组长的本科教学合作办学协作组，制定教学合作方案，并在两校本科教学领域合作达成一致意见：要充分实现本科生教学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使两校本科生跨校选修学分成为可能。在这个基础上，两校分别建设两校共同的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和工程训练基地，面向两校师生开放，并组织开展两校学生共同参加的教学活动。两校还共同申请设置本科专业目录外的新兴学科、交叉学科专业。2001学年各为对方开设l0门公共课，3年内两校互相开设的公共必修课、选修课达到l00门以上。同时，两校加强选修课建设，实现两校的选修课面向全体学生开放，并实现学生任意选修，两校互相承认学分。两校还在本科教学领域实施全新的办学模式改革，共同制定适应新的办学模式的相关制度。两校在培养研究生、攻读第二学位等方面也进行合作。在2002年研究生招生中，天大、南大互相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两校学生可跨校选修第二专业或第二学位，并获得另一校的学士学位。为使教学改革顺利进行，两校还根据需要互聘教师任课，并共同设立l0个研究项目。

许多城市纷纷登台的“大学城”，又为高等学校合作办学开辟了广阔的天地。据《文汇报》2001年10月12日报道，由东方明珠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投资建设的上海松江大学城，总面积达

4600亩，已有上簿外国语大学、上海对外贸易学院、立信会计高等专科学校等3所社会声誉较高、学科类型接近的高校率先入驻大学城办学，5500名新生成为第一批受意者。大学城多校共享，没有任何围墙分隔。各校区以教学、科研为主，建造教学、行政、实验楼，而生活区都集中建在共享地带，提高设施利用率。在上海市教委的领导下，大学城已建立教学协作组，负责实施教学资源共享。各校实行统一的以学分计量、以选课制为核心的学分制教学管理制度，学生可以跨校选课，教师互聘挂牌上课，各校还将开设跨校辅修专业、第二专业、双学士学位、专升本，为学生提供广阔的自主选择发展的空间。大学城内各校的学科结构调整正紧锣密鼓地进行，在保持各校优势特色的前提下，少数完全重复的专业和差别较小的同类专业将逐步得到调整。

截至l999年底，全国计有317所高等学校开展了校际闻的合作办学，形成了227个合作办学体，总计571校次。但是，这种合作办学仍有待于继续扩大和深化，以求获得更大的实效。

这种合作办学也正在世界上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兴起，并且出现了各具特点的不同模式。

美国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合并部分课程模式。据美国《商业周刊》2001年4月30日一期报道，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协议合并商学院部分课程。这两所大学的办学思想不同，又相隔遥远，曾相互争夺生源、师资和公司客户。但现在发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难得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作出的求生存战略——使两校的优势得以互补，使之共同发展。哈佛在综合管理和领导角色研究方面名扬四海，而斯坦福在创新、电子商务和培养企业家方面声名鹊起。两校利用强强联合的魅力和名气，开设两校现在都没有开设，但都在探索开设可能性的MBA课程。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院长评论说：”联合顺理成章，因为两校侧重知识领域的不同方面。”IBM全球管理开发经理说：“如果它们获得成功，再加上它们的名牌效应，那是不可战胜的。”据预测，这项联合计划意味着有l亿美元以上的收入。

跨校、跨区、跨领域的合作学程模式。《时代周刊》2001年10月15日一期又以《EMBA国际新趋势》为题发表文章说，由于时代快速发展，“危机管理”如今在商学院流行，推动学校与学校之间的交流合作。原来只是部分校长的个人尝试做法，推动一年来竟成为EMBA(高级主管工商硕士班)的国际主流，衍生出跨校、跨区、跨领域等各式合作学程。该刊认为，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研究院之所以能够跃入全球十大EMBA学程排名，均是得利于跨校合作。这两所管理学院，前者走出欧洲大陆，与新加坡大学合设亚洲分院；而后者是经由哈佛商学院、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和密歇根大学的鼎力协助下完成的。

相互开放专业和学科供学生选择的模式。日本国立大阪大学和大阪外国语大学从2001年4月1日开始的新学期起，进行学科互补和学分互换的合作办学新尝试。两校分别向对方开放一定数量的专业和学科供学生选择。大阪大学开放的学科有美术史、国际法、宏观经济学和现代生物学等77个学科；大阪外国语大学开放20个语种专业及可进行相关语言文化研究的91个实习和研究项目。此外，两校二年级以上学生，每年还可在对方学校选学10个学分，毕业前可选满30个学分。与此同时，日本40所国立、公立、私立大学校长组成的“大阪府大学校长会”研究如何实施在日本尚无先例的大规模国立、公立、私立高等学校学分互换的问题。

联合授课与交流学生的模式。据《日本经济新闻》2000年2月18日报道，为了能够通过联合授课和体育文化交流与广泛的学生进行交流，利用插班生和学士入学制度改变学习方向，并发展不同学科间的共同研究，东京都内的五所单科色彩很浓的名牌大学决定联合办学。这五所名牌大学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都受到很高的评价。但是，他们感到，在研究和教育领域越来越高水平化和复杂化的情况下，研究学问的对象过于狭窄就成了一个弱点。因此，他们认为，为了在世界性的大学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必须在保持各大学独立性的同时进行联合，以实现“综合化”，这才是上策。对这种合作办学，日本文部省一位官员给予高度评价：“能为社会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将成为大学经营的重要课题。联合的构想成为国立大学的样板。”

台湾掀起互采学分、共用资源的合作办学热潮。在2002年上半年，台湾也掀起了合作办学的热潮。台湾“教育部“在2001年底，公布推动研究型大学整合计划，并拨款25亿台币鼓励大学整并，以全面提升大学品质。2002年3月，台湾“清华”、“交大’、“中山”、“阳明”四所“国立”大学合作筹组“台湾联合大学系统”；接着，台大、政大、成大、台湾“中山”四所“国立”大学宣布筹组“台湾大学系统”；台湾师大、台北大学、中正大学、中兴大学筹组“台湾综合大学系统”；彰化师大、高雄师大、台北师院、台北市立师院、新竹师院、台中师院、台南师院、屏东师院、花莲师院及台东师院等十所师范院校也进行结盟。各“系统”的合作深度并不完全一样。例如，“台湾联合大学系统”的合作，包括资源共享、师资互相承认，四校同时开课、学生交流选课、共同招生、设置共同校区等，未来还可能成立一个总校区，合作的层面较深。而“台湾大学系统”则只包括资源共享、互相承认部分学分等，涉及的层面较低。推动各院校合作办学的直接动因是：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面对更多元的竞争，国外大学赴台设分校，大陆大学的“磁吸”作用，对台湾高等教育冲击更大；岛内出生率下降，学生来源逐渐枯竭，加上多元化入学方案的实施，学生不再依联考成绩高低的落点选择学校，学生自选空间加大，合作办学互采学分，共用资源，是吸引学生的重要途径。

三、继续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在90年代，我国把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作为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加以实施。为此，相继发布了一系列文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深入改革的任务还很繁重。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建立学校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的机制，仍将是我国高等教育办学和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高等教育办学和管理体制的改革，不是简单的改变学校的隶属关系，而是要把重点放在转变政府职能，扩大学校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的权限，建立起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的机制上面。过去，我国高等学校曾经历过几度“下放”与“上收“的反复，使学校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其作用仅是解决学校的隶属关系问题，都不过是换个“婆婆”而已，而对政府的依附关系依然如旧。历史的经验教训深刻地告诉我们，改革高等教育办学和管理体制，必须坚持政府转变职能，扩大学校面向社会办学自主权的原则．使学校真正成为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活力和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主体。只有这样，学校才能在改变领导管理体制之后获得健康的发展。

应该充分认识到，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质就是要使资源得到最优配置，为此。必须使生产者对生产过程具有自主决策权。市场机制对高等教育的调节，就是把学校看做是“生产者”，而生产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了在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必须对其生产过程享有充分的自主决策权。但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和经济生产实体的自主权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的地方。了解这种异同，也是很重要的。

按照生产功能的学说，高等学校是有别于经济生产实体的一种非营利组织，它的决策和活动是为了在竞争中企求最大的综合效益（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而不是追求获取最大利润。如果说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依靠的是获取利润的话，那么，高等学校的生存和发展，则靠的是获取综合效益。维持高等学校生存和发展主要靠两个方面：一是学校的产品包括毕业生、科研成果、社会服务的数量、规格和质量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满足社会的需求；二是需方在人、财、物等方面的支出能力，包括学生所交的学费、政府的财政拨款、社会团体及个人的资助，以及学生的录取和教职员工的录用等。在投入与产出之间有一个过程，这个生产过程的效率，取决于生产者的决策和活动本身。为此，要提高高等学校“生产过程”的效率就必须使高等学校对生产过程拥有自主决策权。但是，这种自主决策权限又不同于企业。因为作为一种非营利组织，高等学校生产的最终目的是提高综合效益，这种综合效益不能用利润来衡量。而是表现为学校能否满足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多方面需求，所以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又是有限度的，需要国家加强宏观调控，使其能满足社会发展的全面需要。而且随着高等学校职能的扩大和对国家、社会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国家的宏观调控也必然不断加强。

因此，对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和正确的理解就显得十分重要。 1988年6月下旬在北京举行的当代高等教育改革政策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曾对这个问题作过专题研讨。与会的中外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可以做这样的归纳，所谓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主要是指高等学校在教学、学术上应有充分的自主权，使自己培养的人才和研究的成果及提供的服务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美国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主席波伊尔博士认为，现在需要这样的平衡，即在给大学以充分自主权，使其保持自身学术风格的同时，还要使大学向国家和人民负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办事处萨利姆博士强调，高等学校的自主权，实质上是赋予高等学校更多的责任，大学校长在要求学校自主权的同时，必须考虑向社会和政府承担责任和义务。法国教育部高等教育与研究司司长比肯博士说，高等学校的自主权是有条件的，要实现学校的自主与外界的平衡，需要一定范围内统一的管理。前联邦德国联邦大学校长联席会议秘书长波德博士说，高等学校的自主权不是建立在完全自主的基础上，而是要受到政府利用财政拨款引导和协调的影响。因此，所谓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的实质，是指高等学校具有能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的自我调节的能力，而不是具有在封闭的系统里自我完善的权力。

从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演变的过程和经验来看，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的大小与下列一些相互联系的因素有关：国家的政治需求程度；学校经费来源渠道多样化程度；学校之间的竞争程度和文凭的等价程度；政府(国家)间接调控手段的完善程度；学校自我约束机制的完善程度，等等。

这就是说，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既不是固定不变的，也没有统一的模式。对我国来讲，随着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政府宏观调控手段和学校自我约束机制的完善，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如招生录取、专业设置、用人制度等诸多方面将继续扩大。

四、继续加强省级政府的统筹决策权

加强省级政府对设在本地区的高等学校的统筹决策权，变“条块分割”为“条块结合”的新体制，是20世纪90年代我国高等教育办学和管理体制改革的又一项重要内容，并巳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以及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必将促进区域经济进一步发展，要求更加优化资源的配置，中央机构的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变也将因之而不断深化。因而还必须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省级政府的统筹决策权。

加强省级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统筹决策权，是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地方化趋势所要求的。世界银行1999年9月5日发表的《1999／2000年世界发展报告：跨入21世纪》认为，以地方化即国家的各城市、省等为主体的经济和政治力量不断增大，将成为21世纪最重要的发展趋势。地方化会与日益加速的世界经济全球化一起，为人类的发展前景带来革命性的变化，但也可能导致混乱，加深人类遭受的苦难。主持编写这份报告的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指出：“全球化就像一个大浪，它能使国家倾覆，也能把它们推向前进。成功地实现地方化可以创造一种情形，即使得社会中的地方主体和其他群体能够自由地行使个体自治，同时也有动力携手合作。”从经济发展进程看，全球化改变了对工业地理和区域经济的理解。在全球化经济中，新的世界分工不再以国家，而是按照区域的竞争力来进行。全球的要素、资源和分工在不同层次上迅速变化着，并越来越集聚于有个性的区域。而区域的崛起也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促进了全球经济的发展，从而也使得经济全球化的区域特征更加显著。

田长霖教授则论述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和高等学校的关系。他说，“美国这么强大，但真正有实力、繁华的就是几个地区，旧金山湾区、洛杉矶、波士顿等几个地方带动了整个美国经济的发展。全美国1/3的创新企业在只有170万人口的旧金山湾区”。而“旧金山湾区之所以成功，重要原因就是有斯坦福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等世界级的高等学府”。正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这种地方化、区域化的趋势，使世界高等教育出现了地方化趋势，因为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教育的有力支持。

所谓高等教育地方化的趋势，就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人们普遍受教育水平的提高，高等教育办学和管理的权限逐步下移的趋势，即由中央——省——地方下移的趋势。美国高等教育自其建国以来，特别是莫利尔法令颁布之后，是以州政府管理为主的，但近年来又进一步强调要与地方社区相结合。以波伊尔博士为代表的一批美国学者提出要“创建新型美国学院”，就是体现了这种要求。他们所提倡的这种新型学院的基本特征是与地方社区发展相结合的。波伊尔博士在1994年的一次演讲中说：“高等教育将出现一种崭新的卓越模式，这一模式的学院将丰富院校、复兴社区，并给予服务这一学问以新的尊严与地位。“这一新型美国学院将围绕紧迫的社会问题组织跨学科的研究所。这种学院的本科大学生将参加实地项目，把想法和现实生活联系起来。课堂与实验室的范围将拓宽，卫生所、青年中心、中小学和政府办公室都是学生们的课堂和实验室的一部分。教学人员将与第一线的实践者结成台作伙伴，而这些实践者则可到校园任教并担任学生的顾问。”

前几年，台湾当局也很强调教育的地方化问题。他们明确提出要求：今后台湾各大专学府应与各地的产业相结合。以促进地方的繁荣发展。台湾的“中央日报”于1995年3月13日专门为此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叫做《大学教育应与地方发展相结合》。社论指出：“必须将大学及其所在的地区做有机的结合．使师生与当地民众融合于一，形成‘大学城’，并促进大学所在地区的整体发展。同时亦可解决高等人力的就业问题。”社论还指出，这也是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本于此一原则，在先进民主国家的大学城，往往会与社区相结合，形成知识、教育、文化与科技的重心。”

1999年底，包括北大、清华、哈佛、MIT等在内的中美两国著名大学校长在哈佛大学举行了一次被称为“超豪华阵容”的聚会，在研讨大学的宗旨时，认为“促进学校为社区作出贡献，与社区的价值观相融合”，是其重要的教育原则和价值观。就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而论，应强调加强省级政府的统筹决策权，但随着21世纪中叶的到来，我国进人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之后，那时可能就要强调中心城市的参与办学和管理了。

五、继续加强社会参与办学和管理，加强校企合作

社会力量办学，是“社会参与”最常见的形式。“加强社会参与”是我国20世纪90年代初确定的发展战略，国家为此提出了许多措施。这一改革在21世纪将进一步加强和深化。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以及社会多样化的教育需求，社会力量办学(即民办教育)将越来越成为推动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办学范围将扩展到高等教育的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的各个领域。办学主体、办学形式将更加多样化，有民主党派、工商联及其他社会团体办学，有企业和公民个人投资或集资办学，有政府部门与企业联合办学，有实行“公办民助”、“民办公助”、“国有民办”等多种形式。国家将会采取制定完备的法规等措施来进一步促进社会力量办学的发展，特别是鼓励社会力量办学与国有企业改革、技术改造、再就业工程和广大农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需要结合起来，把重点放在兴办成人教育上。

校企合作办学，是“社会参与”的最重要的形式，也是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和改革的重要趋势。美国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在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一个报告中，是这样分析大学与社会外部关系的历史发展进程的：“大学——宗教团体的关系已成为历史陈迹大学——国家的关系也日益减少；展望未来，将产生最激动人心的管理方法——高等教育与企业界的联系。”不久，世界银行的一些专家对国际高等教育发展总趋势做的专题调查研究，也得出同样的结论，认为，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来看，19世纪和19世纪以前，宗教与高等教育的关系密切，教会对教育的影响强大；进入20世纪以来的主要特征则是民族国家的政府与高等教育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政府对教育的影响强大；在行将到来的21世纪，企业界乃至整个社会与高等教育的关系将会越来越密切，尤其是企业界对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强有力。

1996年元月，海峡两岸大学校长在台湾举行的“高等教育现状研讨会”上提出，学校与企业紧密联结的产学合作制度，是达到双向参与，共同培养人才，促进经济发展的办学新路子。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逐步加强“社会参与”管理学校的体制，使之成为高等教育运行机制中十分庞大的一个组成部分，大大拓展了教育与外部的联系，增强了教育和学校的适应性。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已有240多所高等学校与

5000多家企业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合作办学与管理，但无论是合作的深度还是广度都还不够，仍有广阔的天地。特别是原属中央业务部门举办和管理的一大批高等学校．它们和企业有着许多天然的联系和历史的渊源，更应该充分发挥这种优势，继续扩大和加强与企业的合作，推进学校不断改革和发展。

加强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是“社会参与”的重要途径。国务院在《关于的实施意见》中指出：“为保证政府职能的转变，使重大决策经过科学的研究和论证，要建立健全社会中介组织，包括教育决策咨询研究机构、高等学校设置和学位评议与咨询机构、教育评估机构、教育考试机构、资格证书机构等，发挥社会各界参与教育决策和管理的作用。”在21世纪，这类教育中介机构将会获得越来越大的发展。

社会参与的另一种重要形式，是选民的意愿影响高等教育重大事项的决策。这种形式，在一些发达国家已越来越显示其重要性。在这些国家，高等学校，特别是公立高等学校，是最大的公益事业，涉及选民税收的相当大一部分钱是用在公立学校上的。因此，对公立高等学校的有关学费、教师工资、基本建设和发展规划、专业建设、经费分配等许多方面的管理，都与社会各界、社区有关。政界人士为自身的前途和利益，大都要力争反映选民的意愿。在我国，随着政治法制化、民主化的发展，民意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也将会越来越大。

六、继续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宏观调控随着高等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越来越突出，作为反映社会整体利益的政府，必然要加强对它的宏观调控，其目的是为了使它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对此，著名教育家、剑桥大学副校长阿什比曾做过深刻的分析，他说，“在过去，每所大学都是独立的有机体，各按其内在规律去吸收营养和发育成长。如今的大学已成为经济发展和国家生存绝对不可缺少的事物。过去在封建王侯和教会主教的羽翼下，大学被培育成为美丽的花朵。它并不比宫廷中的乐师具有更多的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因此，“以前，政府对大学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如今却想逐步加强对大学的控制了。对此，抱怨之类的反抗是没有用的。现在办大学是很花钱的事，如果没有资助者给大学以资助，大学就将失去存在的希望”。法国一位军事家曾说过：战争太重要了，所以战争不能由军人来决定。美国一位科学家引申这句话说：科学太重要了，所以科学工作不能完全由科学家来决定。我们也可以引申这句话说：教育太重要了，所以教育工作不能完全由教育工作者来决定。

不过，改革过于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仍然是我国今后一个时期教育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到21世纪初将建立起科学的分级分工管理制度。

要继续坚持在保证全国大政方针统一的前提下，对教育事业实行分区规划、分类指导的原则。这一点对地区间发展极不平衡的我国来讲，显得更为必要。要继续转变政府职能，由对学校的直接行政管理，转变为主要运用立法、拨款、规划、信息服务、政策指导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对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和发展规模，经费预算及统筹安排，教育质量、各类学校设置标准和各类证书学位标准等进行宏观管理。说到底，政府主要就是对教育发展的速度、规模、质量、结构进行宏观调控，使之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断提高高等教育整体的综合效益。同时，确保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法人地位。要加强教育决策咨询系统、信息系统、督导评估系统以及其他中介机构的功能。

七、继续优化结构，引导院校正确定位，办出特色

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高等教育办学和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我们国家开始把这种改革与优化高等教育结构结合起来，其主要内涵有两项。

其一，是把普通高等学校的改革和调整与成人高等学校的改革和调整结合起来，统筹考虑。成人高等学校的改革和调整的基本原则是：要主动适应成人教育形势变化的要求，既要办好一批基础条件较好、教育质量高、有长期社会需要的成人高等学校，也要打破条块分割、条条分割，促进部分规模小、重复设置的成人高等学校的调整和合并，要因地制宜地推进市(地)级教育学院与当地师范院校的合并；管理干部学院有条件的也要与普通学校合并。其二，高等教育办学和管理体制的改革要与普通高等学校的布局结构调整结合起来。关于普通高等学校布局结构调整的目标，教育部原副部长周远清同志概括为“三个三”：第一个目标，按照全国性(面向全国招生)、区域性(面向大区或数省招生)、地方性(面向本省、本地区招生，个别特殊专业也可面向数省招生)三类不同的服务覆盖面来规划学校布局。前两类学校由中央政府有关部门直接管理或与省级政府共建、共管；后一类学校由省级政府管理。第二个目标，按照社会对人才规格需求的差异性建立起合理的高等学校类型结构：少数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研中心的学校，以本科教育为基础，同时承担研究生教育；以本科教育为主的学校，主要承担本科教育任务，其中部分学校适当承担研究生教育；高等专科学校和职业技术学院，主要培养在第一线从事生产、服务和管理的各类实用型、技能型人才(其中，高等师范专科学校主要培养中小学教师)。第三个目标，逐步形成综合性院校(文、理、工、农、医等各大门类学科较为齐全的学校)、多科性院校和单科性院校较为合理的布局。在2002年，大致建立起新体制的基本框架，然后，再用3～5年的时间巩固和完善，使新体制基本确立。在高等教育办学和管理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对高等学校的布局结构进行科学的调整，其根本目的是要促使各个高等学校努力办出自己的特色，使整个高等教育能更好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多方面的需求，从整体上提高高等教育的综合效益。这样的调整优化，在21世纪将进一步加强。

上述七个方面的改革，都发端于20世纪8090年代，在21世纪仍将继续深化与扩展。这是由经济、政治、社会诸多因素及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要求所决定的。也正因为如此，它们又都反映了、融人了世界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趋势，在某些方面，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起着“引导世界潮流”的作用。

《21世纪我国高等教育办学和管理体制改革的走向.d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