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论文运用马克思主义论文
2020-03-02 05:25:37 来源：范文大全收藏下载本文
毛泽东论文运用马克思主义论文
[摘要]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对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与运用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引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坚持有的放矢原则，引领全党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学习马克思主义；坚持学以致用原则，引领全党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与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引领全党把学习马克思主义与运用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结合起来。
[关键词]毛泽东；学习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引领
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把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作为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抓紧抓好”。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其首要条件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运用。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毛泽东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尤其重视党的领导干部的学习。同时，他还强调学习的目的在于运用，认为“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1](p181)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同时期、不同场合，毛泽东以各种形式，引领全党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号召“全党干部都应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2](p227)成为以科学态
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典范。
一、坚持有的放矢原则，引领全党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学习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一开始便是作为思想和行动的指南被传播、理解和运用的。工农出身的党员和领导干部，绝大多数在参加革命之前不仅没有系统地学习过马列著作，甚至连字也不认识。因此，毛泽东倡导全党要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坚持有的放矢的原则，以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为目标导向来学习马克思主义，重在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重在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他说：“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3](p801) 1．要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习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从建党后即参与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切实体会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可以运用来解决各国具体革命实践中出现的问题的。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能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
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就提出：
“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1](p111-112)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多次提到要联系实际来学习马克思主义。1956年8月，他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提出：“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应该接受，不接受是没有道理的。”但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在中国，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4](p78)1958年11月，他提出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两本书时，指出要“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5](p552)1960年12月，毛泽东写道：“研究方法，必须是为了我们的工作需要而去作研究，即为了解决中国问题和国际问题的需要而去请教马、恩、列、斯，而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不是读死书，而是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6](p385)
2．重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毛泽东敏锐地看到，要有的放矢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就必须把学习的重点放在掌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分析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上。1938年10月14日，他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政治报告中指出：“不但应
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7](p553)1941年5月19日，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批评了一些同志错误的学习方法，指出：“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种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对于中级以上的干部，害处更大。”[3](p797)同年，中央还作出决定，“号召我们的同志学习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3](p814-815)
二、坚持学以致用原则，引领全党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与建设中的实际问题
在倡导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毛泽东极力倡导全党学会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工具。他认为，运用是学习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终目的，也是检验真假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标准。他号召全党，要“好好学习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领会其精
神实质，用以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6](p384)他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3](p815)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引领全党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中国的实际，在此基础上，提出符合中国实际需要的理论、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用以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
1．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的引领
大革命失败后，在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下，要读马列著作十分困难。但为了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正确道路，毛泽东非常渴望能读到马列著作，以求能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1929年11月28日，在福建汀州，毛泽东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说：“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除请中央将党内出版物（《布报》，《红旗》，《列宁主义概论》，《俄国革命运动史》等，我们一点都未得到）寄来外，另请购书一批，（价约百元，书名另寄来）。”最后写道：“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5](p26-27)1932年10月，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受“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的排挤，其正确主张得不到贯彻实行，而教条主义领导者却动不动引经据典，说马克思、列宁是如何说的。为了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说服对方，毛泽东发奋攻读马列著作。他后来
回忆说，从1932年秋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后来写成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在这两年读马列著作中形成的。彭德怀曾回忆说，1933年，“接到毛主席寄给我的一本《两个策略》，上面用铅笔写着（大意）：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在这以后不久，他又寄给我一本《“左派”幼稚病》（这两本书都是打漳洲中学时得到的），他在书上面写着：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前一本我在当时还不易看懂，后一本比较易看懂些。这两本书，一直带到陕北吴起镇，我随主席先去甘泉十五军团处，某同志清文件时把它烧了，我当时真痛惜不已。”[8](p183)彭德怀的这段叙述，有助于我们从一个重要方面感受毛泽东对党的干部把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引领。
抗日战争时期，为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引导党员和干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毛泽东向全党提出了“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
围环境”的任务，强调要“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敌我友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的工作，然后引出应有的和必要的结论”。[3](p802)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提出：“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应以《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为中心的材料。《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我们看列宁、斯大林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3](p802-803)同年8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号召全党同志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再次强调：“如果一个人只知背诵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或哲学，从第一章到第十章都背得烂熟了，但是完全不
能应用，这样是不是就算得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呢？这还是不能算理论家的。”[3](p814)他认为，我们党真正需要的理论家是要“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我们要的是这样的理论家。假如要作这样的理论家，那就要能够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真正领会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学说，并且应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3](p814)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1948年4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乘胜前进的形势下，为了克服革命队伍内部存在的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保证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毛泽东重读《“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布尔塞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并在书的封面上写了一段批语：“请同志们看此书的第二章，使同志们懂得，必须消灭现在我们工作中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毛泽东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一日”。[9](p24)中宣部于当年6月1日发出这一批语，要求全党学习《“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同年9月8日，针对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一些地方在执行土地改革、工商业等项政
策的过程中出现的偏差，毛泽东指出：“我们党的理论水平，必须承认还是很低的，必须提高一步。这样大的党，在许多基本理论问题上或是不了解，或是不巩固，如划阶级就表现了我们党理论水平之低。”[10](p137)所以，“我们在理论上要提高，还要普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要当作一个政治任务来注意这个问题，不然就说不服那些犯错误的同志”。[10](p138) 为了使党能够领导人民把革命进行到底，并把中国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从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强调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运用它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这次会议规定了干部必读的十二本马列主义著作。 对此，毛泽东指出：“过去我们读书没有一定的范围，翻译了很多书，也都发了，现在积二十多年之经验，深知要读这十二本书，规定在三年之内看一遍到两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应当有共同的认识，而我们许多高级干部在这个问题上至今还没有共同的认识。如果在今后三年之内，有三万人读完这十二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10](p261)对于这次读书学习的效果，邓小平在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给予了高度评价：“全国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重新学习。那一
次我们学得不坏，进城以后，很快恢复了经济，成功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11](p153) 2．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的引领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来说是前所未有的新事物和新经历，需要在探索中前进。为此，毛泽东提出，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认识和解决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为学习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1953年，中央决定全党干部学习《联共党史》九至十二章。“当时正值《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出版，准备组织干部学习。但毛泽东说，《毛泽东选集》都是过去历史上的东西，还是要学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大意）。在我国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毫无经验的情况下，学习苏联，这在当时是必要的。我们从《联共党史》九至十二章中确实也学到了某些有益的东西，当然也有消极影响的一面。随着实践的发展，随着苏联经验缺点的逐步暴露，毛泽东在总结我们自己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适合我国情况的、不同于苏联的关于经济建设的方针和政策。[9](p29) 鉴于“大跃进”运动中发生的严重错误，1958年11月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会的同志们写了一封信，向他们发出了读书的建议：“不为别的，单为一件事：向同志们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斯大
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确的（我以为这是主要的）；哪些说得不正确，或者不大正确，或者模糊影响，作者对于所要说的问题，在某些点上，自己并不甚清楚。读时，三五个人为一组，逐章逐节加以讨论，有两至三个月，也就可能读通了。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就是如此。他们在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临到目前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了。现在需要读书和辩论，以期对一切同志有益。为此目的，我建议你们读这两本书。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4](p432-433)1959年12月10日至1960年2月9日，他认真阅读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不仅做了大量的批注，还发表了一系列谈话。他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必须读，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这段话，对
于我们今天以至将来都是很有教益的。
从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整个历程来看，每当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在党内或社会上出现错误倾向或发生思想混乱的时候，他总是及时地引领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运用马克思主义去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
三、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引领全党把学习马克思主义与运用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结合起来
坚持实事求是，是毛泽东一贯主张的，他提出：“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尽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3](p801)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他从不放松对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并且努力按照不断变化着的实际情况来决定行动方针，极力引领全党按照实事求是的要求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结合起来。
1．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也可以表述为“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
[10](p259)这是我们党的一条最基本的原则。毛泽东号召全党“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他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7](p534)他还认为：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实践斗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在它同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时候，就成为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3](p1094) 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能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毛泽东认为，一方面是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客观实际产生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3](p817)另一方则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这种需要，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12](p1515) 对于毛泽东为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于1945年4月20日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3](p952)邓小平也在1956年党的八大后不久回顾党的历史说起：“十一年前，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这样的原则，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此来指导我国的革命，指导我国的建设。这个原则是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根据过去革命中失败和成功的经验总结起来，并在第
七、第八两次代表大会上加以肯定的。”[13](p258) 2．反对教条主义与反对经验主义相结合
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是主观主义的两种形式，也是实事求是的大敌。所谓教条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提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当作宗教的条文一样地照样搬用。所谓经验主义，就是把狭隘的局部经验，即不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当作普遍真理。教条主义轻视实际，轻视实践经验，因此是脱离实际的；经验主义轻视理论指导，轻视普遍原理，因此也是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的认识论基础是唯心论，经验主义的认
识论基础是机械论。毛泽东倡导全党在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必须反对任何主观主义的错误倾向，指出：“我们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他们都是只看到片面，没有看到全面。如果不注意，如果不知道这种片面性的缺点，并且力求改正，那就容易走上错误的道路。”[3](p819) 毛泽东提出，我们党要反对主观主义，就“必须使上述两种人各向自己缺乏的方面发展，必须使两种人互相结合。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书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两者都是主观主义，是从不同的两极发生的东西”。[3](p818-819)毛泽东还强调，在这两种主观主义中，教条主义更为危险。因此，我们如果把教条主义克服了，就可以使有书本知识的干部，愿意和有经验的干部相结合，愿意从事实际事物的研究，可以产生许多理论和经验结合的良好的工作者，可以产生一些真正的理论家。我们如果把教条主义克服了，就可以使有经验的同志得着良好的先生，使他们的经验上升成为理论，而避免经验主义的错误。
3．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相结合
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实际工作，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这是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为了有效地改造客观世界，就必须不断地改造主观世界，使主观世界适应改造客观世界的需要。毛泽东在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3版）一书的批注中写道：“认识主体在社会的实践过程中起变化”，“在实践中实现主体和客体的辩证法的统一”，“改造外界，同时改变自己”。[14](p17-18)稍后，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明确将这一思想表述为下列命题：“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1](p296)
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是在主观认识指导下的活动。人的主观认识是否符合于客观实际，决定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的成败。因此，为了有效地从事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就必须改造人们的主观世界，使人们的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对此，毛泽东指出：“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1](p284)1957年2月27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讲话中指出，工人阶级要在阶级斗争
中和向自然界的斗争中改造整个社会的同时，也要改造自己。他说：“工人阶级必须在工作中不断学习，逐步克服自己的缺点，永远也不能停止。拿我们这些人来说，很多人每年都有一些进步，也就是说，每年都在改造。我这个人从前就有过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是后来才接受的。我在书本上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初步地改造了自己的思想，但是主要的还是在长期阶级斗争中改造过来的。而且今后还要继续学习，才能再有一些进步，否则就要落后了。”[4](p223) 4．坚持基本原理与推进理论创新相结合
自从经过艰难的探索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始终坚定不移地信仰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列主义的老祖宗绝不能丢掉，必须学习和坚持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客观实际中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是在实践中证实了的普遍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7](p533)“我们信仰马列主义”。[4](p176)毛泽东强调：“中国的党一贯遵守马列主义的原则，因为它是普遍的真理。”[15](p5)
客观世界是发展的，实践是发展的，马列主义理论也是发展的。因此，毛泽东在倡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也强调要适应新时期的特点和需要，对马列主义作出真
正创造性的发展，用以指导新的实践。他说：“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4](p281)1959年底，他组织身边的工作人员阅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就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谈了自己的认识。他联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指出：“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个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一九〇五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一九〇八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还不足以对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期革命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列宁死了，又需要斯大林写出《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这样的著作，来对付反对派，保卫列宁主义。”[12](p109)他还从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的现实需要出发，提出必须继续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他指出：“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12](p109) 毛泽东对全党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相
结合的引领，极大地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给我们以诸多的激励和启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切实做到不仅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且善于运用这些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解决实践中新出现的问题，使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取得新的实际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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