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日报社

2020-03-03 12:58:37 来源：范文大全收藏下载本文

学子论文：《中央日报》历史沿革的思考及启示

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程玲玲

提要：《中央日报》创刊于1928年，是中国国民党的党营报纸，今年的6月宣布停刊，本文从考察其在中国现当代史几个主要时期的发展及作用入手，在展现该报历史沿革的基础上，分析其在媒体蓬勃发展的今天却被迫停刊的原因，进而探讨了《中央日报》发展史对我们现今党报经营提供的几点启示。

关键词：中央日报历史沿革党报经营

2006年6月1日，台湾的《中央日报》宣布暂时停刊。作为中国国民党的党营报纸，创立

于1928年2月1日的《中央日报》跟随国民党从南京到重庆，再到台北，无论是1949年前作为

中国的第一大报，还是落户台湾后作为国民党在岛上的第一媒体，《中央日报》在它问世的 78个年头中，始终保存着它在海内外所享有的权威性，是全世界最资深的中文报纸。然而在媒体蓬勃发展的今天，它却亏损连连而黯然退出。考察这份“国民党精神传承象征”的大报

的兴衰历史，其在报纸经营管理，特别是党报经营管理方面带给我们的启示值得深思。

一、《中央日报》的历史沿革

“报刊是社会时代历史的忠实记录者和镜子，既是政治、经济、军事及阶级斗争的产物，又是政治、经济、军事及阶级斗争的工具；受社会各种因素的制约，反过来又对它们产生一定的影响。”任何报纸都不可能摆脱其所处的时代，报纸在记录、影响时代的同时，也为时代所影响。因此，考查一份报纸的历史不能脱离整个社会的历史。国民党是影响中国现代史和当代史的政党，《中央日报》是这一重要政党力量所经营的报纸，其发展则必然与整个中国现、当代史的发展如影相随。笔者试从《中央日报》在中国现、当代史上几个重要时期的发展及作用入手，展现这份报纸的历史沿革，并希望以此为基，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一）十年内战时期

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七七事变”前的十年被称为“国共十年内战时期”。在这一时期，伴随着蒋介石集团独裁统治的建立和巩固，《中央日报》从无到有，最终成为国民党系统报纸的老大，并随国民党新闻政策的变化而发挥着其主要舆论工具的作用。

1927年初，为巩固其反共独裁统治，蒋介石在得到中央大权后，立即以“中央”自居整合国民党各派系的报刊。他以“首都设中央日报”为由，将汪派控制的《中央日报》从武汉迁往南京，并在《中央日报》复刊时指定国民党中宣部长叶楚伧兼任社长，派CC派人士赖琏接任总编，实际控制了汪派的《中央日报》。在吞并了汪派《民国日报》和CC派《京报》之后，最终使《中央日报》坐上了国民党系统报纸的第一把交椅。南京复刊的《中央日报》以

“拥护中央，消除反侧，巩固党基，维护国本”为职责，完全成为了蒋介石集团的舆论工具。从执掌全国政权至“九?一八”事变，蒋介石集团一直厉行专制主义的新闻政策。即使

对本党的新闻事业也不放松。1928年6月，国民党中央通过的《设置党报条件草案》等三个文件规定：“党报必须以本党主义政纲政策及中央决议案、法令等为立言取材之标准”。这些活动准则的规定加剧了它同党外新闻界特别是广大读者之间的矛盾。《中央日报》多次被群众捣毁的记录就是明证。中国当时除了国民党党报之外，还有共产党党报、民族资产阶级企业化报纸和外国人在华报刊，这样多元化报业结构决定了国民党当局禁绝一切异己媒介，

代之以清一色国民党党营新闻事业的主观愿望根本无法实现。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在《中央日报》改行社长制，直属国民党中常委，言论报道上直接对中常委负责。还创办《中央夜报》和《中央时事周报》，建成《中央日报》大楼，使之实力愈加雄厚。在加强自身宣传力量的同时，国民党对党外新闻界的控制更加严苛。然而严酷的新闻检查制度不仅让民营报纸深受其害，也使国民党党报处境尴尬。在华北局势日益险恶而报纸却不能如实反映的情况下，《中央日报》也开始附和废止新闻检查的呼声。 1935年11月23日，该报发表社论说：“大局已到土崩瓦解，而人民尚未感觉”，这不是人民之罪而是“不合理的新闻政策及不合理的新闻检查制度造成的”，应“赶快改变新闻政策” 。国民党中央机关报都反对其政党制定的新闻政策，可见国民党专制主义新闻政策已穷途末路。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抗日，新闻政策也开始有积极变化，变得较为开明、宽松。《中央日报》等也能够公开赞扬和支持抗日运动，表示“情愿联合全国的议论界”为人民意见的发表提供支持。全国新闻界很快出现团结抗日局面。

（二）抗日战争时期

抗战时期，民族矛盾上升为当时中国的主要矛盾，在对全国抗战的宣传上，《中央日报》等国民党的媒体所受限制较少。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所以在抗战前期，国共两党的宣传战不似内战时期激烈。但到了中后期，特别是皖南事变后，随着枪杆子斗争的加剧，笔杆子的斗争又有升级，这当中《中央日报》自然又是急先锋。另外，在抗战时期，整个社会大环境的恶劣使得《中央日报》单靠国民党的经费支持也步履维艰，几任社长都对报纸的企业化经营模式有所探索。

“七七事变”后，《中央日报》立刻采取应变措施，除留下一部分人继续坚持出版至南京沦陷外，其他人员和设备分水陆两路向南、西迁移。1938年1月10日，《中央日报》长沙

版创刊，同年9月1日又创设重庆版。整个抗战时期，《中央日报》作为最重要的官方报纸，也是传达国民政府信息的唯一渠道。该报曾多次采访蒋介石、盟军统帅马歇尔、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等人，对中日战事报道也非常详尽。它发布的有关战事主题的号外，往往是民众争相收集的物品。当时，它发表的社论主要是由“中央党报社论委员会”负责撰写，该委员会被视为国民党的最高言论机关，享有免受战时新闻检查的特权，所以中央日报的社论经常是全国注目的焦点。

当然，作为国民党的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即使是在抗战进行最激烈的时候也未停止与共产党的宣传战，整个国统区唯其马首是瞻，新闻千篇1律。曾担任过《中央日报》总编辑的王抡植回忆说:抗战时期《中央日报》三易社长，其中有两任都是因为与共产党的《新华日报》斗争不力被撤换。

抗日战争进入到中后期，国民党政府所辖西南地区相对平静，在这种特殊环境中，以《中央日报》几任社长为代表的一些国民党报人开始对报业的经营管理进行有益的探索。长期以来，《中央日报》等一直由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财政拨款，只重政治宣传，不求经济效益。但至战时，社会动荡，财政拮据，这种状况就难以为继了。程沧波从当时新闻从业人员困苦的生活境遇和国民党党报管理体制的弊端出发，提出了“党报企业化经营”的思想。但这一主张与蒋介石观点背道而驰，蒋虽然也重视党报的经营管理，但他更强调党报的政治宣传。程沧波因此离开《中央日报》后，党报企业化的探索并未停止。接替他的陶百川在1941年

11月也提出了“改进党报经营体制”的三个提案。可惜，陶的主张和计划同样被国民党中央

搁置，但也为以后国民党党报实行企业化经营打下了思想基础。

（三）解放战争时期

解放战争时期，随着蒋介石在大陆统治的终结，《中央日报》也结束了它在国民党羽翼下作为中国第一官方报纸的辉煌岁月。其间虽经历企业化经营体制的改革，但终难抵挡历史的滚滚车轮，在人民军队解放全国的隆隆炮声中与蒋介石一起退走台湾。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打内战的准备也进入到最后阶段，《中央日报》从重庆回到南京就开始加紧跟共产党的争斗，这个争斗在1946年进入到高潮。《中央日报》一方面或明或暗地宣传共产党对和谈缺乏诚意，一方面对蒋介石的忠诚谋国，愿意和平解决国内问题大书特书，展开了全面的“和平攻势”。但到底是心口不一，随着和谈破裂、内战火起，《中央日报》的作用也蜕变为编造战绩，自我吹嘘。虽妄图混淆视听，无奈最终只能是自欺欺人。淮海战役后，《中央日报》已有朝不保夕之感，一面宣传“徐州大捷”，一面紧急向台湾搬家。当人民解放军进入南京后，台湾《中央日报》的摊子正式在台北摆开。

在抗战结束至败走台湾这段时间，国民党报人对党报企业化经营的探索进入到实践阶段，《中央日报》的这段历史尤其可圈可点，其规模最大、组织最完备。该报从1945年由重庆迁回南京复刊之初，就开始企业化准备工作，除将敌伪产业和国民党中央一次性投资作为“ 党股”外，还把1946年1至6月职工生活补助费及全年盈余作为“职工股”的基金，总资产在

12亿元以上。1947年5月30日南京中央日报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也标志着国民党企业化经营管理体制的确立。虽然这种管理方式有其不健全性和欺骗性，但从实际效果考察，确实使党报的规模有所扩大，拥有的地皮、设备增加；业务也有所发展，发行范围扩大，广告也大增。只是一家报纸状况的改善无法挽救国民党大陆统治的江河日下，几个报人的努力对风雨飘摇的国民党政权于事无补。《中央日报》与国民党一起开始了它局于台湾一岛的岁月。

（四）《中央日报》在台湾

《中央日报》在台湾的岁月可以1988年“报禁”解除为界分为两个时期。前一时期在蒋父子的统治之下，《中央日报》继续维持其国民党第一大报的地位；后一阶段蒋经国去世，《中央日报》在台湾报界的混战中，经营状况江河日下，直至宣布停刊，黯然退出。

1949年国民党总部正式迁台之前，《中央日报》等党报系统的新闻机构就已有计划地迁至台湾，继续沿用国民党在大陆实行的一整套“党报”体系，严格控制新闻舆论，在台湾实行了长达36年的“报禁”政策。《中央日报》1949年3月12日在台北续刊。迁台之初，凭其强有力的政治经济后盾和编采实力，独步台湾报坛十余年。尤其是60年代蒋经国主政时期，也是《中央日报》的“黄金时期”。当时，《中央日报》的社论是全台湾中小学生、公务员阅读的“作文模板”，该报副刊拥有最多的著名作家文章，记者队伍也阵容强大，成为其他媒体挖角的对象。可惜好景不长， 70年代随着台湾经济的起飞与发展，以《中国时报》和《联合报》为代表的民营报纸抓住时机，以较之《中央日报》稍宽的言论尺度和应变空间，积极开拓广告市场和发行销路，迅速成长起来，并且后来居上，到1985年，在台湾民众每天常看的报纸排行中，《中央日报》已名列第四。

1988年1月1日“报禁”解除。台湾报业乃至所有大众传媒进入了一个自由竞争时期。《中央日报》也投资6亿元新台币参与竞争。但因为党营背景，消息来源多受限制，立场保守，内容较为单一枯燥，市场零售量大大减少。上世纪90年代后，只剩下公营机构、政府机关、军队等可以看到，一般小报摊已很难见到。《中央日报》从一家赚钱盈利的报纸，慢慢变成了一份必须由国民党中央年年补贴的报纸。直至国民党再也无力拨出每年9000万元的补贴经费，不得已在2006年5月31日，它出版完第28356期后，宣布停刊。

二、《中央日报》历史沿革的思考

（一）《中央日报》停刊原因的思考

从1928年创刊，《中央日报》就与中国最称得上翻天覆地的一段历史相伴，也算历经风雨。即使在败退台湾后，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着它在中文报界，甚至是国际新闻界的地位。就在2003年海湾战争时，它还作为仅有的四家中文媒体之一，被美军批准随军采访。什么最终以停刊惨淡收场呢？从其历史沿革中探究，笔者以为主要原因是，作为国民党中央的机关报，《中央日报》长期以来形成了和国民党休戚与共的关系，甚至最后达到了党荣俱荣，党衰俱衰的地步。如此根深蒂固的党营背景使其从办报思想、报纸内容，到经营管理、人事安排，无不唯党命是从，很少考虑读者、市场，自由发挥的空间太小。日积月累，自我生存能力不断丧失，对国民党特权的依赖不断增加，而国民党终于不堪重负，只能将其遗弃，停刊成了它的宿命所归。具体表现在：

1、完全听命于国民党当局，或者说，在其创办的绝大多数时间里，简直就是听命于蒋氏父子，成为他们的“御用报纸”。按照现代新闻传播的观点，无论是党营还是民营，报纸都应该是社会公器，为多数人服务而不是为一个人或几个人服务。一但只体现某个人的意愿，报纸就会失去客观公正的立场，无法实现其新闻至上，沟通信息的作用。

这样的例证在《中央日报》的历史中有很多。抗战时期，为配合蒋介石庐山消夏，专门创办庐山版，配备专门的编写队伍，总编辑也时常飞抵庐山为蒋介石撰写表面言论实为指令的文章。重庆谈判时，作为主人一方的国民党《中央日报》因为得到蒋委员长的指令不许“ 替共产党制造声势”，对“重庆谈判”这一当时的最大新闻，处理得很小家子气。报道少，短，通常安排在新闻版的右下方。解放战争时，为配合蒋的所谓“剿匪”计划，《中央日报》编造战绩，粉饰太平，简直是满纸谎言。象这样为个人目的和喜好而忽略重大新闻，甚至不顾起码的真实性，胡乱编造新闻的报纸又有谁喜欢看呢！连蒋介石本人都不愿意看，据说在重庆时，蒋每天第一份要看的报纸不是《中央日报》，而是共产党的《新华日报》。真是很具讽刺意味。

更致命的是，《中央日报》听人吆喝听惯了，以致于两蒋之后，所谓“中央”一直在不停地变，从蒋系、李系、连系到现在的马系，让这张“先中央、后日报”的报纸无所适从，立场不连贯，读起来有精神分裂之嫌。编辑为了不得罪国民党中央并存的派系，因此只能在开放报禁的18年把《中央日报》办成了一份什么派系都不得罪、只得罪读者的垃圾报纸。

2、报道上多受限制，内容单一枯燥，信息量大打折扣。

“报禁”解除前，《中央日报》等台湾的党营公营报纸对党政要人的言论及“政府”公告必须全文刊载，如果有报社没刊载，第二天还要重刊。这占用不少版面资源，也给报社人员以很大的压力。此外，党营报纸的记者没有接近有关信息来源的特权，在政策政令范围内，他们并没有比其他民营报纸获得更多权威消息的特权。因此，本可成为报纸优势的，反而成了包袱。再加上《中央日报》所谓“全国”报纸的定位，使其地方色彩较为淡薄，对与读者有直接关系的当地问题注意较少。言论上，“宣传”的成份多，“抨击性”的内容少。这些都导致报纸内容日益单一乏味，除了国民党的政策立场，读者能从中得到的信息少之又少。报纸就是公开传播，靠其内容吸引读者而求生存的，内容没有吸引力，没有读者的报纸自

然不能生存也无法生存。

在《中央日报》的历史上，曾有过改内容求发展的“路线之争”。抗战胜利后，在一些少壮派的坚持下，《中央日报》一度采取“先日报，后中央”的办报方针，执行了一段时间后，报纸很有起色。但因为1947年大胆揭露孔祥熙和宋子文贪污大案，被蒋介石勒令整改，编辑方针永远转为“先中央、再日报”，成为完全不考虑读者市场、直接为国民党中央背书的报纸。

3、领导层更迭频繁、管理体制不顺，内耗严重。

研究《中央日报》的历史不难看出，从创刊开始，国民党各派系的斗争就在其内部不断上演。CC派、政学系、蒋的个人智囊人物等等，都在管理层中发挥作用。随着各自势力的此消彼长，领导层也频繁更迭。这些人多不是为了办报而做官，而是为了钱、权而做官。正如陶百川所说：“报馆象衙门，办报象做官”。当《中央日报》的社长总编辑很不容易，要时时揣摩蒋介石的意图，“稍有偏差，必遭训斥”。报社领导多用心于“上”，对“下面”的读者的重视度就可想而知。本是报纸服务对象的读者却得如此冷遇，此报纸的前途又怎会光明。

4、以上所说的都是《中央日报》长期党营依赖生活的后果，而这些问题综合作用下的最终结果显现于台湾，就是《中央日报》丧失自我“造血”功能，市场竞争力不断下降，逐渐被读者抛弃，在依靠公费订阅也不支的情况下，从市场上彻底消失。

解禁前，《中央日报》有国民党中央作后盾，在纸张配给、获取公告登载权方面都长期占有优势，还一度在套红印刷、飞机送报方面引领台湾报界竞争方向。但随着报禁的解除和台湾经济的发展，党营的背景反而成了其劣势：原来拥有的公告特权变得无关紧要，相反因为要拿出相当的篇幅为国民党作宣传，而影响到整个报纸内容严肃呆板，无法与民营报纸的 “无党无私”抗衡，销量直线下降。内容不吸引人、销量下降，广告量必然受影响，《中央日报》在办报最主要的三方面的竞争都处于劣势，其经济收益自然不好，自己赚不到钱，只好向国民党中央伸手要。要到主人也无法忍受无力承担，就只有关门一条路可走了。

（二）《中央日报》历史沿革对现今党报经营的启示

党的机关报如何被社会公众所接受，如何达到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是自中国有党派报刊以来各党派十分关注的问题。探究《中央日报》79年的历史，其得与失对我们今天党报的经营有很多有益的启示。

启示之一：鲜明的政治立场不是影响报纸生存的因素，只要尊重读者、重视市场，党报同样能够成功。如果说因为是党报、派系报纸就注定失败，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主流媒体本来就有两种办报理念，一种是客观平衡之新闻公器，一种是旗帜鲜明之言论平台，目前在各国，这两种办报理念各有践行，太多媒体成为党派平台而依然成功，如美国为保守派代言的《华尔街日报》，以及英国为自由派代言的《卫报》，都是值得尊重的大报。关键是把党派的背景变成自己的特色，而不是可以倚仗的特权。《中央日报》的错误就在于处处以“中央大报”自居，以致面目可憎，被读者和市场所弃。

启示之二：作为党报，宣传、维护党和政府是其不可回避，也不能回避的职责，但这种职责的履行不能依靠板着脸孔的硬性说教。《中央日报》曾实行的“先日报，后中央”的办报方针有很多内容值得借鉴。办党报也应该以新闻为本体，多作客观报道，少作宣传说明，先把报纸办成一张人人爱看的报纸，再在必要的时候不知不觉地把党的政策、主张放进去。总之，体现党性应该是润物无声。坚持党性不能成为也不应该成为影响党报宣传效果和人们对党报喜爱程度的羁绊。

启示之三：党报应该发挥对党和国家政策法规理解透彻的优势，多在新闻的的深度上下功夫。随着信息化进程的深入，各类媒体在提供信息的速度和质量上，差别越来越小，人们获得信息的途径相应的越来越多，而党报获取权威消息的特权优势也越来越不明显。这种情况下，党报应该将权威消息的获取优势尽快地转变为理解优势，再以深度报道的形式，把这种理解优势转化为服务读者、吸引读者的优势，进而在发行上、销量上占据优势。

启示之四：党报更应该重视读者需求。党报因为党营而自然带有权威性，但这种权威应是建立在拥有广大受众并引导其接受的基础上的。坚持党性与坚持贴近群众并不矛盾，完全可以并行不悖，也只有这样，党报才会在市场上有销路，在群众中有地位。另外，我们也应看到，在政治多元的现代社会，任何党派媒体、团体言论平台，都必然要受到读者需求的考验，而且随着读者在资讯自由环境中的训练，其影响读者所付成本越来越大，一定会在派系

观点和新闻平衡上做出妥协。因此，党报更应重视读者的需求。

总之，党报不能因为自己党营的背景，就背靠大树好乘凉，不思进取，而应该警惕《中央日报》的教训，居安思危，多多发挥作为党的机关报的优势，以积极的态度应对激烈的媒体竞争，将党性原则与读者需求有机融合，努力提高自身的市场竞争力，做有鲜明政治立场和强大市场支撑的权威大报。

参考资料：

[1] 陈扬明，陈飞宝，吴永长著，《台湾新闻事业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

[2]刘燕南，《台湾报坛将进入后三国时代？》，《台湾研究集刊》1996年第2期

[3]陆铿，《动荡年代的南京〈中央日报〉》，《纵横》2002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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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冷冰，《南京〈中央日报〉的经营策略及启示》，《青年记者》2005年第4期

[6]倪延年，《论十年内战时期的中国报刊及发展特点》，《新世纪图书馆》2005年第2期

[7]孙式正，《台湾新闻界爆出两大新闻》

[8]雷风行，《台湾报纸面面观》，《报界博览》

[9]蔡铭泽，《四十年代国民党党报企业化经营管理概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