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

2020-03-03 03:24:39 来源:范文大全收藏下载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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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朝万历十五年,黄仁宇把这年发生的事件称之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那么这年发生了什么?把书中零零碎碎的事件整理起来,大致上有这些:京城乱礼事件、六年一度的京察、关于立储的上奏、张鲸事件、海瑞与戚继光的相继死亡、李贽出家、白莲教势力滋长、建州女真势力扩大、万历问张居正房产记录以及最后申时行感叹“国家未有如此而长治久安者”。

朝廷纲纪败坏,文官相互倾轧,军备废弛,传统道德与社会脱节,以至于农村统治基础动摇,外族威胁剧增,主政者自然对国家前景感到悲哀。这便是万历十五年诸多事件汇总出来的一幅完整群像。

对于一个庞大帝国出现这样的局面的原因,黄仁宇先生最基本的定论就是:以道德代替法治。我认为更精确的说法是,以过时的死板的道德观念作为统治国家的手段强行禁锢不断发展的社会。

对于黄先生各种精辟的见解,我也无须多谈。这里我就谈谈由书中大历史观想到的两点影响万历朝的历史因素。就像马克思说的,死人拽住活人。

黄仁宇先生也曾用“把道德作为治国的标准”来概括明朝的失败原因,但是我认为有商榷之处。将道德作为治国标准无可厚非,中国历史一向如此,不当的是将伦理道德作为统治国家的基本手段。这在当时也有苦衷。大明律制定的基本指导思想就是简明,这对法律的发展有很深影响,而经过朱元璋严酷的统治,后世更普遍对法律产生抵触情绪,偏向简而轻的法律规范,并将道德作为安民的主要手段。这样的趋势从朱元璋统治后期就已经形成。他对朱允文说,你是守成之君,当以礼治国。

这样一看,一切在明初就已经埋下了祸种。这便是我对万历朝衰落原因的第一点添加:明朝立法思想的弊端,以及为防止苛政而造成的矫枉过正。

黄仁宇先生还着重对文官集团进行了叙述,并认为文官实际上是国家的主人。这一点也值得商榷。文官集团的确可以称的上明朝的实际直接统治者,但统治者与主人之间并不能划等号。不论是从社会契约论的角度还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广大人民群众才是实际上的国家的主人,在无数平衡力的作用下引导社会发展,就算从逻辑上看也是如此。否则以文官集团作为主人的话,针对这一集团的种种反抗就丧失了合理性。而统治者无能,人民有足够的正当性去推翻他。

黄仁宇先生对文官集团双重性格以及对国家低效进行了种种分析,我也认为是极好的,但是还有基本的很简单的一点,即空前强化的皇帝制度的影响,作者虽有论述但没有深入,我觉得是很遗憾的。

书中说的文官集团,总让人觉得是一个惹不起的庞然大物,又像个不懂事的小孩,只能顺不能逆,就算知道有弊端,也不能逆着来。甚至我觉得全书从表层看就是这样一个意思:文官集团弊端丛生,必然导致明朝灭亡,可是如果胆敢对这一集团进行改造,明朝则会加速灭亡。它就像一个正在腐烂的大柱子,任何个人都没有能力对这个庞然大物进行根本改造,改造不好的结果就是房屋倒塌,因而只能尽量保持其平衡,眼睁睁看其完蛋。就好像对一个被捅了刀子的人,如果把刀子拔出来,那人会死的更快。从作者对申时行的同情和对张居正失败原因的总结,的的确确能看出这样的意思。

可是从历史来看,张居正生前的确成功压制文官集团,进行了很有效的改革,明世宗以上一直到明成祖,明太祖,都没有为文官所掣肘,成祖、仁宗、宣宗、弘治都取得巨大成就。作者对此的解释是文官集团到万历已经成熟,我认为不甚能说服人,成熟的标志是什么,能掣肘皇帝的作为?这样这两件事不就互为因果了吗?显然是不通的。

我觉得还是要从根本上的皇帝制度来理解。作者看皇帝问题的眼光,似乎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外影响,特别是英国君主立宪历史的影响,特别看重传统的力量,甚至把皇帝的权力也

归结于传统的力量。而我认为皇帝的权力应来自于皇帝制度而不是皇帝的传统。两者看似一样,实际不同。如果说来自传统,那么秦始皇的权力又是来自哪里呢?

在皇帝制度下,特别是朱元璋大大加强皇权之后,皇帝陷入前所未有的孤立,皇帝的个人素质会对国家发展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强者如洪武、永乐,在大肆屠杀文官的前提下凭借自身能力也能成就巨大的功业;聪明者如嘉靖,即使与文官集团闹翻,也能凭借各种手段为所欲为。

而懦弱者如万历,处处受文官掣肘。换句话说,万历朝的根本弊端不在于文官集团太强,而在于皇帝太软弱,或者是建国初期皇帝制度的空前强化造成的恶果。这样一个孤立而无能的皇帝,自然无法掌控朝廷局势,但又由于皇权的集中使皇帝失去被制约的力量,因而文官集团也无可奈何,只能任由事态继续恶化。

否则如果按作者所说,文官集团的力量足以禁锢皇帝的作为,那么天启朝魏忠贤的胡作非为简直不可能发生。

而针对国家的低效,作者以“用抽象的道德原则去解决实际问题”来解释。但是作者对文官集团的整体素质问题很少涉猎。作者的似乎赞同申时行的看法:对明朝来说,读书人的实际能力并不重要,因为国家的目的只是保持低效的稳固与平衡。这句话大体上我是赞同的,只是有些细节我想发散一下。

对明朝来说,读书人的实际能力的确并不重要,但明朝的治国观念与前几代相比并没有明显不同,中国一向将实际问题提升到道德的高度,但是始终只是书面上这般,谁也没有笨到真的将道德和实际问题混为一谈,所谓外儒内法就是如此。明朝之所以格外低能,官员只重道德观念不重技术能力,与八股取士选拔机制很大关系。换言之,不是主动放弃技术手段,而是自身没有技术观念和能力。作者对此的论述竟然只有几句话,我觉得是不应该的。到明后期,八股对人才的扼杀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以至于到崇祯朝群臣“临难无一策,以死报君恩”,崇祯怒喊“诸臣误我!”

而追溯八股取士的原因,也就是不重视读书人实际能力的原因,又可以上升到皇权集中及其所必然带来的思想专制。一夫独裁,必然要控制天下人的思想。这的确是追求一种稳固和平衡,可是低效并不是本来的目的,甚至是统治者也希望避免的。但是既然最终目的在于控制思想,那么有没有能力就是次要的了,低效也就由此而来了。

因而是用道德还是别的什么代替法治已经不重要了,因为都只是皇权专制发展所产生的种种手段,明朝的种种弊端,都是中国皇帝制度发展所带来的必然结果,而皇帝制度的发展,又与版图扩大,经济发展,人口增多密不可分,最终皇帝制度无法适应社会进步之时,革命便爆发了。

所以我补充的就是两点:明朝立法思想的弊端,以及为防止苛政而造成的矫枉过正;皇帝专制制度的影响。第二点是最根本的,也是中国社会发展造成的必然结果。

以上就是我的一些看法,凭借个人有限的知识和视野得出结论,而且是零零碎碎写成,可能有前后矛盾之处。其中必然有很多幼稚的错误的看法,希望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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