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之问
2020-03-02 06:36:51 来源：范文大全收藏下载本文
5年前，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曾对中国总理温家宝感叹，中国为什么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一“追问”，让中国教育界反思至今。
今年“两会”期间，钱学森的弟子之一，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杜善义，以及曾师从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丁肇中的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和生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他们认为，普遍存在于社会的浮躁情绪，是人才培养过程中的最大敌人。
杜善义：“浮躁”情绪影响深远
“老师说的人才，应该是像他和李政道这样儿的。”杜善义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的飞行器结构力学和复合材料专家。大学时期，钱学森曾是他的系主任。
回忆恩师，杜善义表示，那一辈科学家的两方面特质让他印象深刻。首先，是献身科学的精神。其次，就是把自己的命运和祖国完全联系起来。
杜善义说，由于外部环境的影响，他们这一代的很多科学家都是在40岁后才开始进行研究，错过了创造力爆发的黄金年龄。虽然研究有些断层，但“帮助中国尽快改变面貌”依然是他们最大的愿望。
“现在环境变了，”杜善义说，随着经济的发展，科学研究的条件越来越好。但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也影响到了年轻的科技工作者。其中，对科学研究影响最深的就是浮躁情绪。“我们基础人才储备充足，但缺乏顶尖人才，浮躁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杜善义说，年轻人有自己的目标，懂得为自己设计是好现象。因为如果没有个人需求，国家也就缺乏前进动力。但他也提醒年轻的科研工作者，要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不要过度关注眼前。
“只要你能捕捉、掌握科学研究的前沿，在你的领域作出成果，同时满足国家的需求，那么这个社会一定会给你相应的认可和回馈。”
陈和生：“诺贝尔奖不是唯一标准”
陈和生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粒子物理学家。
作为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丁肇中的学生，“丁肇中获奖的秘诀”是陈和生经常需要回答的问题。
在陈和生看来，中国人对诺贝尔奖的“过度”渴望中，也掺杂了不少浮躁的情绪。他表示，诺贝尔奖是一个重要的标准，但绝对不是唯一和首要的。获奖从来都不是研究的目的。
“如果一定要有诀窍，那就是献身科学的精神。”陈和生表示，丁肇中一直坚信，基础科学研究中只有第一没有第二。因此，即便是获得诺贝尔奖后，丁肇中也依然站在研究的最前沿。这正是现在年轻人最应该学习的地方。
陈和生表示，他所从事的研究目前根本看不出有什么具体用途，研究成果也无法直接转化成生产力。因此，投身这一领域，一定需要献身科学的精神。“你要是追求挣得最多、最享受，那这儿一定不是你要来的地方。”
陈和生回忆说，自己还是学生时，都是最好的学生抢着要学物理。但现在，学生们更愿意学习经贸、法律等学科，很少愿意到自然科学上来。他表示，这不是学生们的错，很少有人能超脱于社会的浮躁和价值观变化带来的影响。
陈和生表示，自己的这项研究已经持续了30多年，是探索自然界奥秘的欲望和振兴中国科学技术的期望支撑着他一直走了下来。
杨振宁：解答“钱学森之问”不能太着急
“一粒沙里有一个世界，一朵花里有一个天堂，把无穷无尽握于手掌，永恒宁非是刹那时光”。
“自然与自然规律为黑暗隐蔽！上帝说，让牛顿来！一切遂臻光明”。
93岁高龄的著名华人科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4月18日受邀于中国美术馆，主讲“大师讲大美”系列学术讲坛。在半个小时的主题讲座中，杨振宁从科学家的角度，与听众分享了他眼中的美在科学和艺术中的异同。随后一个小时的公众提问交流中，话题显然挣脱了“美”的羁绊，热点话题频出。 鼓励孩子培养发展自己的兴趣
杨振宁说，在很多学校演讲，会经常被问到孩子发展的问题。他有个标准的回答：“一个小孩可以有多种不同的发展方向，而且不同的方向在不同的小孩身上可能完全不一样。”这是杨振宁根据自己和同辈、乃至自己孩子成长的经验总结出来的。 他讲了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是他自己的。6岁时，杨振宁在美国留学(课程)的父亲杨武之回国到厦门大学任教，把杨振宁送到一个近代的小学读书，小学教授手工、音乐等科目。在一次手工课上，老师让学生用泥巴捏个小鸡。杨振宁把自己的作品拿回家，得意地给父母看，父母夸赞好得不得了，问“这是不是一根香肠”？
“如果没有这方面天分的话，朝这个方向发展是没有希望的。”杨振宁说，孩子感兴趣的东西，通常是有能力自己找出来的，他建议，不管是父母还是老师，都要鼓励孩子发现自己的兴趣，培养自己的兴趣，并且鼓励他将来发展自己的兴趣。 第二个故事是杨振宁读报看到的，一个15岁的孩子被香港浸会大学招收为研究生，一度成为焦点。后来他问过浸会大学的人，说是有这么个学生，每次都是父亲陪着他上课，很快这几年再也没有人提到这个孩子了。 解答“钱之问”要有一个时间
一个著名的科学家跟公众交流，很难逃脱被问及“钱学森之问”，杨振宁也不例外。
杨振宁说，“钱之问”是全中国十几亿人都要问的问题。在他看来，回答很简单：这需要一个过程。西方的科学发展到今天，有三四百年的传统，中国想要在三四十年里把三四百年的传统浓缩起来一下子发展，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换句话说，并不是说中国的科学发展没有前途，而是说要有一个时间，不能太着急。在杨振宁看来，中国科学的发展不是太慢，而是非常之快。 为什么说非常之快呢？他回忆了自己在西南联大时，当时中国的高等教育、科学教育才刚刚起步，教他们的老师都是像父辈杨武之一样在20世纪初出国留学归来的人。后来杨振宁到美国时已经达到了美国当时研究的最前沿，“可以说是一代或者两代的教育就可以教育出来一个像我这样的人，这是非常快的、难以想象的”。
“而且，西南联大当时不过1000多个学生，可是所有人都有救亡的意识。在那么困难的时候，还能够坐下来学一些东西非常不容易，所以大家都十分珍惜每一分、每一秒，这是西南联大之所以成功的一个基本要素。”杨振宁说。 科普是个重要的社会问题
艺术是跟美紧密相关的，很多人不觉得科学跟美有什么关系。杨振宁用了虹和霓的小例子，从物理学阐释科学的美在哪里。比如，从实验角度讲，虹是42度的圆弧，红色在外，紫色在里。霓是50度的弧，红在里头，紫在外面。即使小孩看见了也会觉得非常漂亮，这是一种在实验里美的例子。
在交流时，有听众提出了一个困惑：很多艺术专业学生的数学潜能好像没有被激发出来，全是形象思维，怎样才能激活？ 杨振宁认为，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一个社会的问题，是因为科普工作做得不够。他回忆了自己在北平崇德中学（现在的北京三十一中）的经历。杨振宁说：“崇德中学有个非常小的图书馆，其实就是一间屋子，我时不时会到那个屋子里翻看，就翻到一本书。这本书是英国一个大物理学家金斯写的，叫做《神秘的宇宙》。这本书描述的是20世纪前30年物理学界包括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三大革命。我看了非常震撼和激动，当时就觉得，这是我一生努力的方向。”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好的科普工作是有好的社会作用的。”杨振宁说。
人人范文网 m.inrrp.com.cn 手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