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言”故事的叙事时间系统及其多重意义简析
2020-03-03 22:42:56 来源：范文大全收藏下载本文
摘 要：“三言”文本系统的生成离不开单个篇目叙事时间的设定和安排。而这些设定本身便形成了具有自我阐发能力的符号系统。根据这一系统的指引，在“三言”研究路径的选择上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度和更佳的宏观性。以此为观照基点，至少能够看到“三言”故事主题随时代演进而呈现出的伦理强化、故事朝代分布所蕴藏的时代气质以及明君典型创造中的民间参与。可以说，“三言”叙事时间系统作为“三言”研究新的增长点，具有巨大的开掘空间和发掘价值。
关键词：“三言”；叙事时间；系统；研究价值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255（2014）03-0058-04
“三言”集结了经过整理的民间话本、拟话本共计120篇。对这一卷帙浩繁的文本体系进行综合性的梳理，离不开故事主题、叙事时间双重坐标的协同参与，从而构建出文本分析所不可或缺的符号―文化对应机制。[1]其中，后者以纵向、单向度线性形式自东周向晚明延伸，而前者的归纳、分布则颇费周拆。为了实现这一厘清本源的任务，我们有必要参照王学泰先生关于古典小说创作母题的既有提法，从传统社会伦理倡扬“五伦”的核心宗旨出发，对“三言”故事主题做更为细致的分类。于是，我们能够得到14个基本主题，即朋友情谊、夫妻团圆、男女情爱、变泰发迹、乱世浮生、文人轶事、轻色尚义、轻财重义、因果报应、因财贾祸、纵欲亡身、为主尽忠、侠客奇人、鬼怪作祟、神仙传说。必须承认的是，前述主题在彼此相对独立的同时，也存在少量的交集。以因果报应主题来说，它的佛教本意――夙世种善因，今生得善果，为恶则得恶报（梵语：hetu-pratyaya）经过思想观念的中国化（或曰儒家化）改造之后，已然成为超自然语境下的人生命运解释。以本意为旨归，相对纯质的类属故事包括《闹阴司司马邈断狱》（《喻世明言》第三十一卷）、《杜子春三入长安》（《醒世恒言》第三十七卷）、《明悟禅师赶五戒》（《喻世明言》第三十卷）、《薛录事鱼服证仙》（《醒世恒言》第二十六卷）等。
若以衍生义为旨归，那么，《乔彦杰一妾破家》（《警世通言》第三十三卷）、《单符郎全州佳偶》（《喻世明言》第十七卷）、《卖油郎独占花魁》（《醒世恒言》第三卷）等世俗人情故事都毫无例外地沾染了善恶有分亦必有其果的伦理性解释。因此，我们在分类的标准上只能选取果报本意，借助树立相对严格的内涵标杆来避免不必要的归并重叠，实现符号信息处理程序中的化简流程。[2]以此为指导思想，我们得以画出《“三言”故事主题及时间分布一览表》（下文简称“一览表”）如下：
根据一览表，我们可以从故事主题、朝代分布、帝王分布三个维度来加深对“三言”所蕴含的社会思想及历史价值的认识。
一、故事主题：时代演进中的伦理强化
一般意义上的伦理指的是指导个人及群际行为的标准化观念。它的基本功能在于稳固和协调人际之间的关联，使之利于集体的稳定和发展。就“三言”来说，提倡友谊至上、夫妻忠贞、重义轻财等正面行动的故事都属于以伦理宣教为宗旨的文本体系。但重要的并不在于它们在主旨上的趋同一律，而在于它们出现的数量和时代之间的嬗变对应性。在“三言”中，明确提倡朋友情谊、轻色尚义、轻财重义、为主尽忠的故事共为26篇，占总量120
篇的21.67%，代表篇目有《俞伯牙摔琴谢知音》（《警世通言》第一卷）、《葛令公生遣弄珠儿》（《喻世明言》第六卷）、《三孝廉让产立高名》（《醒世恒言》第二卷）、《老门生三世报恩》（《警世通言》第十八卷）等。在这些故事当中，财物、女色、地位让位于家族伦理、家庭伦理，并呈现出打破通行的等级序位＼成全人伦的价值取向。这一点较为集中地体现在《葛令公生遣弄珠儿》一文当中。梁朝大江葛周门下有家将申徒泰，申徒泰爱慕葛周的侍姬弄珠儿并因此有失态言行。葛周见此情形，毅然将弄珠儿赐予申徒泰以成人之美。在这则故事里，葛周与申徒泰分别扮演了伦理关系的对应点，前者占据社会资源金字塔的顶端，后者仅仅分得极其有限的一小部份。客观的不平等通过前者的主动割让得到缓和，而作为受益一方的后者则只能以疆场效死来作为回报。于是，两者之间存在的同向的授――受关系最终成立并运转良好，谱就了主仆/主奴相处和谐的典范。
“三言”故事主题及时间分布一览表
朋友情谊 夫妻团圆 男女情爱 变泰发迹 乱世浮生 文人轶事 轻色尚义 轻财重义 因果报应 因财贾祸 纵欲亡身 为主尽忠 侠客奇人 鬼怪作祟 神仙传说
春秋 3
战国 1
两汉 1 1 1 1 2
西晋 1
南朝 1 2
隋 1 2
唐 1 1 2 1 3 1 1 1 5 2
五代十国 2 2
宋 3 4 1 5 1 6 1 3 3 2 8 3
金 1
元 1 1 1
明 1 5 6 2 3 1 3 1 3 3 6 1 2
合计 6 9 13 6 4 9 3 5 9 4 7 12 4 17 12
值得关注的是，伦理宣教随着时代的递进而显著增长。从篇目出现数量上来看，春秋为3篇（如《警世通言》第一卷《俞伯牙摔琴谢知音》）、两汉为2篇（如《喻世明言》第十六卷《范巨卿鸡黍死生交》）、隋1篇（《醒世恒言》第三十七卷《杜子春三入长安》）、唐2篇（如《喻世明言》第八卷《吴保安弃家赎友》）、五代十国2篇（如《喻世明言》第六卷《葛令公生遣弄珠儿》）、两宋4篇（如《喻世明言》第三十六卷《宋四公大闹禁魂张》）、金1篇（《醒世恒言》第二十三卷《金海陵纵欲亡身》）、元1篇（《警世通言》第二十五卷《桂员外途穷忏悔》）、明10篇（如《喻世明言》第四十卷《沈小霞相会出师表》）。同样，从故事的神话色彩方面来加以考量，神怪传奇多出现在魏晋及唐、宋时期，而至元、金、明三代几乎绝迹。以明代为叙事时间背景的话本中，仅有《膝大尹鬼断家私》（《喻世明言》第十卷）、《老门生三世报恩》（《警世通言》第十八卷）、《闲云年庵阮三冤债》（《喻世明言》第四卷）三篇涉及到了非自然力量在人伦关系维护与增强过程中的参与。由此可见明代小说对伦理教化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二、朝代分布：话本蕴藏的时代气质
朝代的分野既是政治意义上的，也是文化意义上的。尽管文学分期与历史分期不尽一致，但必须承认的是，不同历史时期所包含的时代气质会在与之同期的文学作品中得到或显或隐的表达。一览表显示，先秦时代的文学主题相对单一，张扬非血缘成员之间的责任与义务（义）并涉及神怪母题。唐代以前的话本（及拟话本）在主题设计方面仍较为单薄，在言及社会生活、家庭生活以外，延续了先秦文学生发并演绎的神秘主义传统。而小说稗类真正的繁荣期一直要到唐代才能化为现实。终唐一代，三言中的此时期小说达18篇，内容涵盖朋友情谊、夫妻团圆、变泰发迹、乱世浮生、文人轶事、轻色尚义、因财贾祸、纵欲亡身、侠客奇人、鬼怪作祟及神仙传说。有意思的是，唐代通俗文学最关注的话题竟是神鬼传奇而非后来的人伦情理，从而显示出了唐文学自身所富有的浪漫主义气质，与《玄怪录》、《续玄怪录》、《酉阳杂俎》、《灵应传》、《东阳夜怪录》中的魅惑大唐达成了风度、气韵上的一致。
宋、明代分别代表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另外两座高峰（考虑到“三言”出版于明末，故从客观上对清代小说发展情况予以搁置处理）。和唐代相比，宋代小说承袭了对神怪传奇主题的关注（8篇），从创作表现上向前朝致以敬意。与此同时，反映男女情爱（及夫妻团圆）、因果报应、文人轶事的篇目占据着半壁江山。这些数据的上升表现出了宋人从唐代文学所偏好的宏大叙事中蜕变出来，转向对自身命运的焦虑和审视，并有意识地对以苏轼兄弟为首的文人集团加以文学化想象，打造出了充满情趣（而非理趣）的文人世界。这一系列变化不仅标志着作为朝代的宋与唐之间存在文明特质上的分际，更体现出作为时代的宋与唐彼此具有审美取向上的差异，即象征学意义上的隐喻本体。[3]说得稍微形象一点，那就是，唐小说若油画，背景阴郁而色彩浓郁；宋小说似水墨，布景清新且设色明丽。时至明代，它所留存的话本最多，但主题却在收缩：神仙故事、轻色尚义为主题的创作实绩为零，而轻财重义、因果报应的宣教则下降到了寥寥无几的境地。相比之下，对世俗人生的关心与参与成为小说文学反映的焦点。看上去，明代属于“在人间”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人的生存困境被正视，人的欲望的抒发和宣泄获得了民间层面的首肯甚至是鼓励，合情合理地得到美色、财富被视作正常的私人行为而予以认同。也正是在这么一个“人”被大写的时期，自先秦萌发，至唐、宋发展而来的“去私”观念几乎被弃掷而沦为受轻视的文学主题。有识者评价，积重难返的淫佚是明王朝灰飞烟灭的主因（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抛开知识分子难以免俗的迂阔不提，这样的评价确有其通透之处――或许，信仰的提前湮灭为朝代的最终灭亡埋下了伏笔。
三、帝王传奇：民心创造的明君典型
帝王史是二十四史的核心。无论是结构布置还是篇幅安排，帝王的言行举止都是史官记载并流布后世的关键内容。在皇权制度生长壮大的漫长岁月中，“文”充当了“史”的得力注脚。在“三言”所构建的帝王故事中，不同的君主分别扮演了贤明的朝代缔造者、才华横溢的艺术家、恢复汉家正朔的中兴巨擘、倾覆天下的罪恶元凶。形象的正负对冲，交织并生出帝王的理想形态，或者说，符号母体。[4]这个完人所要游离的区间端点有二。最恶劣的一端是“大兴西苑，两至辽东。龙舟逾万艘，宫阙遍天下。兵甲常役百万，士民穷乎山谷，征辽者百不有十，殁葬者十未有一。帑藏全虚，谷粟涌贵。乘舆竟往，行幸无时。兵人侍从，常守空宫。遂令四方失望，天下为墟。方今有家之村，存者可数；子弟死于兵役，老弱困于蓬蒿。兵尸如岳，饿莩盈郊。”（《醒世恒言》第二十四卷 隋炀帝逸游召谴）的隋炀帝，最超脱的一端是放下屠刀、皈依卧佛，最终蜕去肉身、直登极乐的梁武帝（《喻世明言》第三十七卷 梁武帝累修成佛）。民间文本所期冀的不是神，亦不是魔，而是人类主要美好品性与亲近、扶助民众的合成物。于是，在“三言”的文本世界里，模范皇帝应运而生。
这个模范的基本优点包括孔武有力和不近女色。吴越国开创者钱?、北宋的缔造者赵匡胤便是如此。钱?身处乱世，曾一味用蛮、近乎无赖，后幡然悔悟、成就霸业（《喻世明言》第二十一卷 临安里钱婆留发迹），赵匡胤则胸怀大志，有席卷天下之心，怜惜并保护处于社会弱势的年轻女性，堪称民间交赞的刚直好汉（《警世通言》第二十一卷 赵太祖千里送京娘）。除此之外，“他”还能适时深入市井街巷，与民同乐，并在此过程中慧眼识英才，对出身草莽的知识分子进行破格擢用，实现“草根”的成功梦。其中，将马夫提拔为拾遗的唐太宗（《喻世明言》第五卷 穷马周遭际卖缒媪）和怜悯落魄文士，助其踏上仕途的宋仁宗（《喻世明言》第十一卷 赴伯升茶肆遇仁宗）最具典型性。当然，上述皇帝绝非单一的好好先生，民众期待他们呈现出英明、睿智与善意，也通过集团默认的神化笔调赋予他们以异禀，借以肯定其统治的合理性。前面所述的钱?在睡眠中恢复本相――“丈余长一条大蜥蜴，据于床上，头生两角，五色云雾罩定。”而赵匡胤、赵光义弟兄尚在幼年时，便被世外高人一眼“识透”，认定为“宋朝的真命天子”（《喻世明言》第十四卷 陈希夷四辞朝命）。显然，传统中国民间立场对好皇帝的选择来自于自身寻求安定富足的生存本能，这一选择的核心是被动接受与代为立言，而不是主动批判与审视对立。换言之，民心对明君典型的塑造凝练了杂糅了专制传统、等级观念、民本思想等内涵的俗文化的结晶。
作为民间小说的重镇，“三言”被古典小说研究界视作探究勘察的文本宝库。实际上，对其所进行的见微知著的研究远无止境。单就其叙事时间的安排来说，具体时间的设置逻辑、时间集中出现的波段及其成因、时间设定过程中的表达理路等细节化的议题都没有得到更为有效、透彻的解读，进而致使单纯的篇目主题研究缺少应有的时空坐标系而难免失准，继而无法真正透过文化―文明本原层次上的多重符号分析进入文本的意识形态内核。[5]有鉴于此，笔者整理出了上表，为后续探索的展开谨献绵力、以待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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