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学重要性
2020-03-02 12:37:04 来源：范文大全收藏下载本文
不管西方所理解的修辞是被定义为“说服艺术”,“良言学”(“the science of speaking well”),还是“通过象征手段影响人们的思想,感情,态度,行为的一门实践”,它在以非暴力手段处理冲突、协调行动、更新观念、发展文明的一切努力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从古希腊开始,修辞实践就是西方文化、社会、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代西方,修辞不仅不露声色地支撑着交流、传播、公关、广告及一切形式的宣传,为所有这些以象征手段调节大众看法和态度的行业提供了基础观念,总体思路和基本方法,而且在保证国家根本体制的正常运转、构筑主流意识形态、维持和增强所谓“软性权力”等事关社会和民族兴亡盛衰的要害利益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西方现代民主法制的施行对政治修辞和法律修辞的观念性和技术性依赖是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而构成现代政治、法律修辞的原则、概念、技巧、策略、程序、体裁、规范等等无不源于可以上溯到古希腊的西方修辞传统。由于修辞深深卷入西方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在从政策的制定,体制的运行到自我意识的构筑等核心任务上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要想真正了解西方,不能不首先了解西方修辞。要想善于和西方打交道,首先必须懂得如何和西方进行“修辞接触”(rhetorically engaging the West)。要想真正参与与“国际”话语(包括学术话语)交流,也非熟练掌握西方修辞规范不可。
我个人认为中国当前国情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整个国家的实际外语水平与深化对外开放对外语提出的要求严重不相称。就我在美国与各国留学生和学者直接接触得到的印象,我们跟欧洲非英语国家的差距不用说,就是跟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那些所谓“后殖民”国家相比,也经常不能不感到汗颜。这一差距是全方位的,并不仅仅局限于学子学人。例如,我国对外宣传长期存在的问题是尽人皆知的。而如果跟我们派驻国外的商界人士有所接触,人们就不由得要对国家和企业的对外商业谈判和商务利益感到忧心忡忡。如何尽快缩小甚至消除上述差距似应成为现阶段我国外语领域学术研究关注的焦点。我这里当然不是在提倡将学术兴趣集中于一般意义上的“教学法”研究和其它跟改进课堂教学效果、提高学生听、说、读、写能力有关的技术性问题。我指的是国家制定外语教育政策、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对外交往水平时必须依靠的那一类科研成果以及类似的宏观课题研究。例如,中国与西方的话语互动现状究竟怎样?从外语研究的角度看存在着哪些问题?又如,国内普遍觉得我们对西方的了解大大超过西方对我们的了解,这一良好感觉在多大程度上是经得起验证的呢?我们如果真正了解西方,则知己知彼,就应该能在与西方的各种交往中得心应手,游刃有余才是。如果事实正相反,我们在这种交往中经常感到事倍功半,成效差强人意,则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自己对交流对象是不是真正了解?就类似的问题进行有创意的、求真务实的学术研究应该是外语界学者专家们当仁不让的责任。
周:您能否结合西方修辞谈谈对国内外语教育和人才培养的看法? 刘:首先,我觉得我国外语教学应该十分注重各种基本素质和能力的“配套”或者说同步发展。我这里指的不是国内外语教学界传统上理解的听、说、读、写、译的同步发展,而是指使用外语进行真正的对外交往、应对时所要求的各种关键的素质和能力,包括一般智力成熟程度、对与外语相关的各种语境的知情程度、分析批判能力、跨文化自觉性、修辞互动能力等等。人文和社科领域的西方学者在私下里评论他们和一些中国同行的交流或者自己班上一些中国留学生的表现时经常使用的一个词是unsophisticated。这是一个很难准确翻译成中文的贬义词,大意是“思想方法不够圆熟、看问题不够老到”。对于这种评论尤其是经常溢于其言表的智力优越感,我听了当然很不受用。但是仔细分析一下他们下结论的基础, 则事情很清楚,造成这一印象的并不是交流者在英语基本功或相关“背景知识”方面存在突出缺陷,而恰恰是语言有效应用所要求的“配套”素质和能力的缺乏。
我觉得就国家当前的发展而言,我们急需的是那种能使用外语应对和说服并按照自己的意愿尽可能改变对方的看法和态度的人才。在任何领域、出于任何目的的对外交往要想取得成效,都非有这种能手不可。例如,任何意义上的国际“公关”的成败得失都取决于我们有没有这种人才。日益增加的涉外法律纠纷的处理和解决也一样。而涉外商业谈判归根结底就更是按照自己的利益力求最大限度地“改变对方的看法和态度”的过程。相比之下,我们可能暂时不那么需要那种具有一般所理解的外语语言文学“修养”的外语通。后面这种人或许可以操流利正确的牛津或纽约腔英语侃侃而谈,对英语国家上至经典作家下到流行音乐、影星球星都十分了解,然而一谈正事,一需要解决棘手的问题、尤其是一面对充满利益冲突的争议却无法使自己的跨文化交流伙伴或对手肃然起敬。说来说去,又谈到必须注重英语修辞教育了。我以为中国外语教学要取得真正的突破,非实现从语言到话语,表达到应对,交流到说服,解释到论辩的跨越不可。也就是说,英语教育必须致力于提高学生的修辞能力而不是单纯注重他们的所谓语言能力。
刘亚猛
• 周耀东《西方修辞与中国外语教育—刘亚猛访谈教授访谈 》，载于《外国语言文学》，200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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