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焦点访谈》分析舆论监督
2020-03-03 19:49:40 来源：范文大全收藏下载本文
透过《焦点访谈》分析舆论监督
《焦点访谈》1994年4月1日19点38分在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中首次播出,这个只有13分钟的栏目，在广大电视观众的深情注视下，走过了整整18年的风雨路。从《焦点访谈》诞生之日起，广大的人民群众便敞开她宽广的胸怀，给予了这棵幼苗以精心的呵护和坚定的支持。1997年12月29日，李鹏总理题词：焦点访谈，表扬先进，批评落后，伸张正义。1998年10月7日，朱镕基总理在本上写下了：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温总理似乎看到了今后舆论监督的困难，并对监督比例做了分析。栏目曾获三任总理来视察、座谈、题词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在公众领域，“有问题找焦青天”已经成为民间的流行话语。朱总理的舆论监督，党和政府对舆论监督的高度重视，人民群众长期寄予的极大的希望与企盼，赋予了《焦点访谈》舆论监督的特殊使命和责任。是我过新闻媒介践行社会主义新闻价值观构建舆论监督揭露社会问题并积极组织新闻批评报道的典范，
栏目定位于“实事追踪报道，新闻背景分析，社会热点透视，大众话题评说”，以揭示原因、背景和影响为主，其次是追中时间演变过程和未来预测。 节目最突出的特色是：“用事实说话”来构建内容的逻辑结构，强化事实论证和细节描写。通常是观点先行，然后是事实为观点立论。“深度在事实之中”是节目制作的宗旨，除其选题都是鲜活事实之外，调查论证过程全由事实说话——画面、同期声、字幕是最有力的论据。而且新闻部主任孙玉胜注解《焦点访谈》说：《焦点访谈》绝不空谈，绝不流于空谈。
“舆论监督”作为党的正式文件确认的一个概念，首次出现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中。之后，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政治报告中均重复出现。十三大政治报告指出：“要通过各种现代化的新闻和宣传工具，增强对政务和党务活动的报道，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支持群众批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反对官僚主义，同各种各样不正之风作斗争。”十六大报告指出：“认真推行政务公开制度。加强组织监督和民主监督，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党的十三大到十六大政治报告关于舆论监督的论述的基本思路都是：从党的工作角度，将舆论监督视为一种对党政权力机关和工作人员公开的监督形式，而非指监督其他一般性的社会问题，其具体做法，是批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因而，现在说的“舆论监督”与本义的舆论监督内涵有所不同。
舆论监督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讲，舆论监督指对一切不良现象的监督。从狭义上看，意指通过公共论坛所抒发的舆论力量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滥用权力等不正当行为的监督和制约，至少具有两种直接意义：其一，监督制约公共权力；其二，促进与维护个人价值。在现代舆论学研究中的“舆论监督”是一个主谓结构的词组，指的是公众通过舆论这种集合性意见形态，对各种权利组织和其工作人员，以及社会公众人物自由表达看法所产生的一种客观效果，这是一种自然存在的、无形的监督形式。公众表达的意见可以是赞扬批评，形式和渠道也是也是多样化的。“人口皆碑”、“人言可畏”，便是正反两种舆论监督的效果。舆论，以为着察看，并非一定是批评。舆论作为一种自在的社会意见形态，它对舆论客体的态度形成一种软性监督。舆论的力量不在于它拥有某种有形的权力，而在于舆论对舆论客体造成的一种精神方面的道德压力。与各种权力组织的监督不同，舆论是公开的自然形成的公众集合意见，它对客体进行的察看督促，虽然不具备强制力，但可能对客体照成必须按照法律或者社会道德行事的精神压力。然而在西方有关媒体和大众传播的文献中，没有“舆论”和“监督”这样的固定搭配，可以说，“舆论监督”是中国新闻界创造的和带有中国特色的词组。但对于“舆论监督”的内涵和外延，国内的学术界仍没有一个明确的统一的表述。 舆论监督从它诞生之日起，就代表着社会的正义、先进与邪恶、落后作斗争。因为舆论监督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常常只有借助其他手段最后才能达到目的，因此新闻舆论监督自己也常陷入尴尬境地。分析新闻舆论监督的困境，探寻新闻舆论监督的出路和有效方法是
新闻媒体冥思苦想的大课题。特别是地方新闻媒体，更是迫在眉睫。从目前舆论监督的情况来看，是喜多忧亦多。喜的是近几年来，传媒在坚持正面宣传和把握正确导向的前提下，舆论监督的力度有所加大，效果比较明显，其作用日益增强；在当前，舆论监督已成为反腐败斗争的有力武器，是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步骤，也是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
《焦点访谈》属于传媒监督，而传媒监督主要指传媒的批评性报道，两者的差别主要在于，舆论监督是自然存在的公众集合意见造成的某种效果，而传媒监督就不能不带有每题自身的主观意图，以及媒体背后政治经济势力对其的操纵。大众传媒在理论上应代表舆论，但是否真正代表舆论，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即使是传媒监督，它的力量应当在于传媒自身的影响力，这同样是一种软性的监督。传媒的影响力是无形 ，不拥有有形的权力。当它代表着舆论的时候，这种监督的力量会显得十分强大，等于“传媒的力量+现实舆论”在共同作用。从形式上讲，《焦点访谈》这种传媒监督只是舆论监督的一种形式，传媒的批评所以具有正当性，来自宪法规定的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因为传媒是公民知晓情况和发表意见的公开渠道。如果传媒不承担这种服务职责，得不到公众的认可，批评也就失去了效力。传媒批评的权力不是一种特权，不应成为以传媒面目出现的另一种党政权力。舆论监督本来的意义是公众以“舆论”这种意见形态对舆论客体施加的影响，现在主要由传媒代行这种监督职责，需要防止公民参与形式化、仪式化。
产生于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的威尔逊的舆论监督思想是对我国舆论监督有启示作用。威尔逊的舆论监督概念是：公民社会中的公众通过大众传媒掌握公共信息、了解公共决策、发表公众意见，以舆论的力量对公共权力实施监督和制约的动态过程。其核心主体是人民大众，形式主体是大众传媒。舆论监督经常表现为这样一种模式：媒体通过反映具体民众对具体事物的个体评价，指引和诱导广大民众对该事物做出集体性的评价，然后在通过公众的评价来对评价对象及相关主体产生作用。他的公共舆论监督的思想主要观点：
1、舆论监督的地位：树立公共舆论的权威及统治地位，他说：“在任何地方，只要存在公共舆论，它就必然起统治作用”。具有最高的社会权威性，它才能发挥出应有的效用。然而，大量的精明的人寻求创造一种虚伪的意见，并且他们的个人利益代替了公众的利益，这是完全值得一个国家的人民去认识这个问题的。只有舆论能检查并摧毁它。在西方国家，舆论监督在对政治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受到人民的重视，并且日益成为与立法司法行政机关并立的“第四权力机关”。在国家的转型时期更能够发挥其强大的力量像我们这样的国家里，现在正处于这样的时代：滥用权力现象很容易被一种勇敢机警喜欢打听而又善于侦查的公共舆论和一种坚定的大众化的自主性给予揭露和加以制止。
2、有效实现舆论监督的方式：威尔逊认为，“问题是公共舆论监督与行政管理之间的正常关系。应该使公众舆论具有效力，而我们又免遭它的好管闲事之苦。”媒体应有的职能不是批判而是合作，通过一种反式，把一切都摆在公众面前，这将有助于公众通过直接的真正的事实来帮助政府。
3、舆论监督有效性实现的保障：一个政治家的首要责任是在领导人们的同时，也要向人们传达其政策的信息,以便他们能理解并接受他的判断。政府信息公开是进行舆论监督的重要保障条件，美国的政治制度使得政府必须满足人们的知情权。
4、舆论监督与政府的关系：威尔逊认为：政府为了能够更有效地履行其职能，其“行政管理必须在一切方面都对公众舆论有敏锐的反映。不要犹豫给我任何意见，要形成一种舆论监督的氛围，使人们的思想由公共责任来控制并且能够正确或成功起到作用。并充分利用公众舆论来推行政府的进步主义改革。
在中国遇到的问题有不少相似性，使得在进步主义时期产生的威尔逊舆论监督思想对我国有着极强的借鉴意义。尤其是现在，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构建服务型政府，就应该更好的发挥公共舆论监督的监督作用。因此，须从改革舆论监督体制完善舆论监督法制健全舆论监督机制建设高素质的新闻工作队伍提高舆论监督实效营造良好的舆论监督环境等方面，改
善和加强新闻舆论监督。在《焦点访谈》开播伊始，揭露和抨击腐败现象就是其主题之一。随后，它成为中国新闻舆论监督的标杆，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赢得全中国广大受众的认可。其收视率在很长时间内仅次于央视《新闻联播》。但是《焦点访谈》的舆论监督之路走得十分艰难公众对新闻节目的舆论监督期望值过高，而它犹豫体制问题和权力阴影的影响，成活率不高，成本高风险大等问题，几乎每个记者都遇到过节目播不出去的情况，记者们容易在采访中收到当事人特别是权力机关的阻挠，而且有的还在采访，对方已经有人跑到北京公关，近年来，采访过程中，记者的人身安全亦屡屡受到威胁。记者的权利与肩上背负的众人不对等，媒体舆论监督的功能与社会赋予媒体的全露不对等，媒体仅以手中握有的代表民众的话语权与现实社会中的丑与恶做斗争，生存环境非常恶劣。
舆论监督难，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据《焦点访谈》体验，最难的是得不到党委和政府的支持，或者说是难在一些握有一定权力的人的无端刁难和限制。他们可以用种种借口和理由，什么“影响团结”、“伤害同志”，什么“给党抹黑”、“给政府添乱”等等，来限制和阻挠媒体开展新闻舆论监督。而那些自己屁股上有屎，身子“不干净”的人，更是会千方百计地阻挠和压制媒体开展新闻舆论监督，对实施新闻舆论监督的媒体和新闻工作者打击报复，甚至不择手段地进行政治迫害。新闻媒体既要当好党和政府的“喉舌”，又要做好党和人民的“耳目”，这种喉舌和耳目功能的双重使命，往往使舆论监督操作起来有些难度。一般情况下，新闻媒体大多表现出喉舌功能十足而耳目功能不够的现象。因为发挥耳目功能就必然要通过公开批评或内部参考的形式来实施舆论监督，而舆论监督又往往会影响某一级单位或部门的形象和这些单位领导人的政绩等等，这样必然带来一些人的干预，而这些干预往往就是以“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或“维护社会稳定大局”为借口，使媒体负责人左右为难。目前作为党报、党刊、党台且不说如何去监督它为之服务的同级党委和政府，就连去监督与同级党委和政府的下级单位或部门也常常摆脱不了领导的招呼或指令，以及有着中国特色的人情网。在现实生活中，舆论监督“只拍苍蝇，不打老虎”的现状，使人民群众尤其是当事人极不满意，也使媒体的舆论监督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从而使媒体自身对舆论监督产生畏难情绪。
当前在看待舆论监督的前途上，存在两个倾向：一是盲目乐观，以为单靠几个中央领导的关心支持，舆论监督的黄金时代就会很快到来。二是过分悲观，认为《焦点访谈》只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其他媒体无法仿效，这两种倾向都是十分有害的。前者使人对舆论监督的潜在困难认识不清，估计不足，不利于舆论监督的纵深发展；后者使人对舆论监督丧失信心，陷入无所作为的消极状态。因此，我们当前有看到舆论监督存在的一些实质性的问题，并逐一解决，才能更好的把老百姓的声音通过他们所信任的“舌喉”传送出去，正义之声震慑邪恶时，觉得身心舒畅的，恐怕不仅仅是那些受害人。敬一丹说：“《焦点访谈》是让社会保持痛感，我们的社会不能麻木到连痛感都没有了。”
舆论监督越来越成为人民群众意志和呼声的管道和窗口，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出巨大的威力和重要的影响力。但目前舆论监督的问题也层层出现。
（一）：部分新闻从业人员素质不高。
新闻从业人员是舆论监督的主体，他们的整体素质的高与低，直接影响这舆论监督实现的效果。部分新闻从业人员职业道德、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底下，他们把新闻传媒当成谋个人私利的工具，把舆论监督权利当成私人权力，收受贿赂，骗取钱财，搞有偿新闻。这不仅令我国的新闻舆论监督蒙受耻辱，也玷污了新闻工作者的形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新闻传媒为了经济利益，忽视传媒的社会效益和报道的公正客观立场，大做软广告，做虚假宣传，甚至出卖版面和栏目。
《焦点访谈》播出的《“历史园”荒六年》，当时在《焦点访谈》实习的记者实地走访义乌，得出和片子截然不同的结论：片中农民土地被强占，实际上却是农民不愿意耕种将被工程开发进而迅速升值的土地；画面中哭诉的村民则是在利益方的煽动利诱下，对记者演的一
出戏。在虚假问题上，记者采访的对象竟然是一个派出所所长，其实对公司的所持资金有资格审查的只有两个地方：工商局和银行。但记者没有去这两个地方，却去了金华江南分区的派出所，而接受采访的人又是个托儿。这是一个典型的从业记者素质问题的案例。
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我们编辑的每一个画面，写的每一篇稿件，甚至是每一个标点符号，都会作为历史的见证永久保存下来，作为公众形象，社会大众对新闻工作者的一切行为是近于理想化、苛刻地按完美标准来要求的。“人为善，百善而不足；人之为不善，一不善而足。”“我们的态度很明确，绝不拿我们的节目与良知和原则交换。”梁建增对我们说，孙杰也说过，“我们能做的就是讲清道理，希望对方理解配合。但要我们放弃节目，没有什么特别情况基本是不可能的。”是否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是《焦点访谈》人决定每人选题“做”与“不做”的最终标准。我相信那只是极少数人的丑陋行为，他没有办法左右及阻碍新闻工作者的整体走向和素质发展。美国新闻史的著名记者普利策有过这样传诵已久的话：“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一望无际的大海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了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真实、正义、公开、平等、理性是新闻从业人员的准则，充满激情，敞开良心，干预牺牲和时刻保持清醒是新闻事业健康发展的保证。
（二）新闻舆论监督的尺度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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