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情怀
2020-03-01 23:42:18 来源：范文大全收藏下载本文
以人民群众为本，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是周恩来的一贯思想。在《周恩来27年总理生涯的民生情怀》一文中，作者采撷了周恩来总理生涯中倾注民生的几个片断，以纪念这位人民心中永远的好总理。---- 南山
周恩来批评说：修干部疗养院就有钱，给当地群众建浴池就经费有困难？都知道洗温泉好，能治病，可当地群众祖祖辈辈生活在这个地方，却洗不上温泉。你们说，群众会怎么想？周恩来夫妇捐了200元给群众建澡堂。
广东从化，著名的温泉疗养胜地。1959年１月，周恩来来到从化，看望因病在这里疗养的邓颖超，并视察了从化县。１月８日，县委礼堂内，聚集了各界代表600多人。当周恩来、邓颖超等来到礼堂时，礼堂里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周恩来满脸笑意，一边随从化县委书记张永信走上主席台，一边向群众挥手致意。“同志们，周总理和邓大姐在百忙中到我们从化视察工作，这是我们从化的光荣。现在我们欢迎周总理给我们作指示。”张永信先作了开场白。掌声四起。周恩来抬起双手，示意性地向下压了压，说：“请不要这么说，我也没有什么重要指示。我是来参观学习的。到从化来，看到大家非常亲切。从化地近港澳和外国，做好这里的工作很重要，不仅对全省，而且对和外国都有重要意义。”周恩来的讲话很简短，十来分钟。讲完话后，周恩来和邓颖超走下主席台，来到群众中间，亲切地与他们握手，并不时地与他们讲几句广东话。从县委礼堂出来后，周恩来和邓颖超又到街口公社视察深耕改土情况，接着又视察了门口江小学。门口江小学的对面，是街口公社雄锋生产队的公共食堂，没有列入视察计划。“那个地方是做什么的？”周恩来站在学校门口，指着食堂问。“是生产队的食堂。”“走，看看去。”说着，周恩来已迈开步子往前走。张永信等人在后面跟着。这时，正赶上社员收工到食堂吃饭，众人见总理来到大饭厅，一下子都愣住了。食堂的主任个子不高，但很机灵，连忙热情地迎了上来。周恩来进到厨房，在灶边，揭开锅盖，两口锅里分别装着干饭和稀饭。菜柜里，放着已煮好的菜。周恩来打开柜门，伸手拈了一块熟菜，正要放进嘴里尝尝。旁边站着的一位地方摄影记者连忙抓住这一难得的瞬间，“咔嚓”一声，按动了相机快门。由于屋子里光线较暗，照相机的闪光灯一亮，把没有提防的周恩来吓了一跳，正要往嘴里送的那块熟菜掉在了地上。县委书记张永信又急又气，冲记者连瞪眼带摇手。周恩来回过神来，见是摄影记者，笑了：“呀，原来是记者！”接着，又拈起一块熟菜尝了尝，“唔，味道不错，吃多少个菜啊？”“三菜一汤，有肉，有青菜。”食堂主任回答道。周恩来又详细地询问了食堂的吃饭人数、伙食安排计划等，食堂主任一一作了回答。黄昏时分，周恩来出了食堂，乘车观看县城街口镇。直到晚上７点多，才回到住地。从化的温泉，全国闻名，是著名的疗养地。但是，这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温泉都给干部疗养院占了，当地的普通百姓却难以享受到温泉。细心的周恩来在从化视察时，发现了这个问题。谈话是从孩子的问题开始的。１月11日下午，周恩来视察温泉小学。也许是从孩子们的脸和手脚上看出了问题，周恩来问旁边的老师：“孩子们有没有洗澡的地方？”“洗澡房眼下还没有修建。”老师如实地回答道。周恩来转过身来问当地负责人：“普通群众有没有洗澡的地方？能不能洗上温泉啊？”大队的干部看了看县里的负责人，欲言又止地说：“社员们一般就在池塘边洗，有的是打水回家洗。洗温泉还有一定困难。”“为什么不给群众建一些浴池？”“因为经费困难，还没能给当地群众修建浴池。”有关负责人解释道。“修干部疗养院就有钱，给当地群众建浴池就经费有困难？”周恩来生气了，批评说：“都知道洗温泉好，能治病，可当地群众祖祖辈辈生活在这个地方，却洗不上温泉。你们说，群众会怎么想？你们在温泉边修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们住，我们随时都可以享受温泉，温泉地区的老百姓却洗不上温泉，我和小超都感到不安。”一旁的有关负责人都低着头，无言以对。“我提一个倡议，”周恩来对当地负责人说，“凡是到温泉疗养的同志，向他们募捐，给温泉人民建一座温泉浴室。我和小超带头，每人捐100元。”那时的100元钱可不是个小数目，能办不少事。当地负责人见状，连忙说：“我们一定想办法给群众建浴室，总理的钱就不要捐了。”“不，这是我和小超的一点心意，你们一定要收下。”回到住处后，周恩来让秘书送来了200元钱。当地的同志觉得不好收，又派人把钱送回去了。周恩来还是叫秘书把钱送过去，并交代秘书说：“告诉他们，这200元钱一定要收下，下次来从化，还要检查，看看到底给群众修了没有。”不久，广东省有关部门拨专款专料，给温泉地区的群众修建了浴室。根据周恩来的意思，还特地为儿童设计建造了两间浴室。1962年，周恩来到从化开会时，仍记挂着为普通群众建温泉浴室的事。他专门询问有关负责人：温泉浴室好不好用？群众满不满意？当得知一座共有冲凉房18间，同时可容纳50多人洗澡的温泉浴室已经建成时，周恩来满意地笑了。
周恩来忧心忡忡地说：毁林开荒等于饮鸩解渴啊！森林破坏这么严重，发展下去，绿洲也会变成沙漠。过度砍伐森林是个大问题，一定要把这个问题好好抓一抓，不然，我们对不起子孙后代。
1961年４月，中国和缅甸正式签订了边界条约，合理解决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在两国的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气氛中，周恩来邀请缅甸总理吴努到云南度假，并到西双版纳过傣族人民的傣历新年。
４月11日，周恩来飞抵昆明，陪吴努前往西双版纳，参加为时三天的傣历新年庆祝活动。４月13日上午，周恩来陪同吴努等贵宾从昆明乘专机到思茅。飞机航行一个多小时后到达思茅机场。稍事休息后，周恩来与吴努等换乘汽车，前往西双版纳自治州政府所在地允景洪。上车时，周恩来要思茅地委书记史怀璧与他同车，他要利用路上行车的时间了解边疆人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和民族政策的执行情况。
当时，中央正在纠正“大跃进”以来“左”的错误做法，整顿人民公社。因此，周恩来问：“怀璧同志，你认为现在边境地区办人民公社的条件成熟了吗？”“根据我们地委调查的情况分析，边境地区不仅不能办人民公社，办高级社也比较困难。所以我们把思茅地区12个县划分为外７县、内５县，西双版纳的３个县都属外７县之列。在这类地区，只办合作社。”史怀璧汇报道。
“这样做好。我们办任何事都不能想当然，也不能生搬硬套内地工作的经验，一定要结合边疆的实际，一定要根据边境的特点和人民的觉悟办事，不能一哄而上，不能搞强迫命令。否则，就会脱离群众。”稍顿，周恩来像想起什么似的问道，“听说边境上有的老百姓不理解我们的政策跑到外国去了，有这种事吗？”“有。”史怀璧不敢隐瞒。周恩来严肃地说：“这个问题一定要引起高度重视。共产党把蒋匪军的残部赶到了境外，现在再把老百姓也吓跑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影响，还用人家去宣传吗？”“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这里的棉布供应问题怎么样？是不是与内地一样每人发２４尺布票？”周恩来问这个问题，是考虑到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群众在服饰上的用布比内地要多。“不一样。对边境地区，采取按户口的实际人数供应，不加限制。”“对，对边疆是应该有些特殊政策，不能与内地一样。”周恩来点头称是。西双版纳山川秀丽，资源丰富，素有“天然森林公园”的美称。周恩来透过车窗，看到公路两旁有些茂密的森林遭到严重破坏，忧心忡忡地对史怀璧说：“毁林开荒等于饮鸩解渴啊！森林破坏这么严重，发展下去，绿洲也会变成沙漠。过度砍伐森林是个大问题，一定要把这个问题好好抓一抓，不然，我们对不起子孙后代。”车队是上午11点从思茅机场出发的。下午１点30分，车队行进到大渡岗。按计划，要在这里吃午饭。
午饭安排在路旁的一棵直径两米多粗、几十米高的大榕树下。
大榕树的四周树木茂密，鸟语花香。周恩来和大家一样，手捧便餐盒，边吃边聊，兴致很高。他围着大榕树边转边看，时而仰起头看看枝叶繁茂的大榕树，时而放眼眺望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赞叹不已。“西双版纳的森林一定要保护好。”周恩来转过身来，对随行的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和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等人说：“这是我们国家宝贵的资源，要经常教育当地民族兄弟注意防火，让他们真正认识到保护好了森林，就是保护他们自己。没有了森林，人类就难以生存。保护动植物，防止水土流失，都离不开森林。”
周恩来还指着那棵大榕树说：“这棵大榕树一定要保护好，即便今后修公路也必须绕开它，只能人让树，不能树让人。几十年后，这里就会变成一块宝地了。”周恩来的预言得到了应验，如今的西双版纳，无论从生态环境的意义，还是从旅游经济的角度，都是一块名副其实的宝地。吃过午饭后，包括工作人员、警卫人员和文工团员乘坐的十几辆汽车组成的车队，按照规定的行动序列，继续在高山陡坡中向允景洪驶去。由于思茅到允景洪一带靠近边境，山高林密，敌特活动频繁，加之盘踞在中缅边境的一部分国民党军残余常常窜入云南边境制造*，杀害边民，安全状况不太好。云南省公安厅与昆明军区的领导为了保证周恩来和缅甸贵宾的安全，在从思茅到允景洪的沿途，都采取了严密的警卫措施，公路两旁每隔几百米就布置一个暗哨，无关人员不能接近公路。因此，快要到达允景洪了，但160多公里的沿途却很难见到一个人影，连耕作的农民都见不到。周恩来很纳闷，再细一琢磨，已明白了八九分，问史怀璧：“为什么沿途没有见到一个群众？田里也没有人劳动？是不是你们为了安全，不让群众出来？”史怀璧有些紧张地说：“是按照特级警卫的要求布置的。”“没有必要搞得这样草木皆兵嘛！这样做，一方面是脱离群众，事先通知沿途老百姓回避，反而把事情复杂化，更不安全；另一方面，外宾看到我们如此戒备森严，说明我们的边境地区不稳定，给外宾造成不好的印象，群众对我们这样做也有意见。前不久，我到一个地方，看到一条标语，说„书记出巡，地动山摇‟。这还得了。”周恩来流露出明显的不满。下午４点多，车队到达距允景洪两公里的澜沧江北岸轮渡码头。这里，已是一片欢乐和鲜花的海洋。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各族人民听说周总理要到允景洪，哪能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城里及城郊附近村寨的几千名群众早已聚集在这里翘首以待。看到这激动人心的场面，周恩来也很感动。等渡轮把小车渡过来后，工作人员请周恩来上车。周恩来问：“我们步行进城不行吗？”“从码头到宾馆还有一公里多路程，事先也没有布置警卫，最好坐车。”工作人员回答说。周恩来摆了摆手，风趣地说：“这里又不是敌占区，当年重庆街头我都走过来了，今天到这里难道还怕群众吗？”于是，周恩来与缅甸贵宾在西双版纳自治州工委书记周凯和州长召存信等的陪同下，从渡口码头穿过欢迎的人群，步行前往自治州政府招待所。他们走到哪里，欢呼的浪潮就响彻哪里。周恩来批评密云水库总指挥部：“你们的图表中缺少了一样很重要的标志，那就是„人‟！你们对水库这五万多移民都作了哪些安排和工作？你们这是见物不见人啊！”1958年９月１日，在周恩来的运筹下，经过两个月的紧张筹备，密云水库正式动工。开工一个月之后，周恩来就来到工地视察。在听取汇报时，周恩来反复强调，既要保证进度，更要保证质量，绝不能把密云水库建成一个水害工程或是一个无利可取的工程，要把工程质量永远看作是对人民负责的头等大事。水库总指挥王宪回忆：一次在水库工地座谈会上，总理站起来，双手举过头，比喻说：“这座水库坐落在首都东北，居高临下，就如同放在首都人民头上的一盆水，一旦盆子倒了或漏了，洒出大量的水来，人民的衣服就要被打湿的。”周恩来所说的“湿”，是指千百万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受到损失。密云水库白河大坝的坝底河床，是沉积了四五十米厚的沙子卵石层。大坝建在这样的地基上，就要解决好一个基础渗漏问题。这个问题不彻底解决，就会危及到建成后的大坝的安全。周恩来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发动专家积极想办法。当时，解决大坝基础渗漏有好几种方案：一是挖掉，二是灌浆，三是做混凝土防渗墙。经过比较优化后，专家们认为采取做混凝土防渗墙的方案比较好。但这一方法只是在有些国家用过，中国和苏联都还没有使用过的先例。周恩来在听取这一问题的详细汇报后，支持采用做混凝土防渗墙的方案。他说：“对新技术在尚未完全掌握时，要首先摸索、消化。”又说：“对密云水库这样重大的工程，应当特别慎重，必须一切通过试验，有把握再正式施工。”
1959年５月19日，在汛期即将到来之前，周恩来又一次来到密云水库工地视察。他先是到指挥部看了沙盘模型和各项工作进度表，听取了水库工程总指挥王宪和工程技术人员的汇报。当他看到白河主坝的工作量几乎比潮河主坝多一倍，且开工又比潮河主坝晚的情况后，有点不放心，担心在汛期来到之前，白河主坝难以筑到拦洪要求的高度。他说：“密云水库是首都人民头上的一盆水，一旦倒下来，毛主席、党中央及首都人民的安全就会受到威胁。因此，你们一定要保证在汛期到来前使大坝达到拦洪高度。”周恩来思索了一会儿，又说：“我给你们再调一万名解放军来支援白河，务必确保全面拦洪，你们看如何？”水库指挥部的人一听，喜出望外。在视察过程中，周恩来对库区的移民工作十分关心。在总指挥部，周恩来仔细看着挂在墙上的地形图和工程图表，细心听完指挥部负责人的汇报后，发现无论从工作安排还是工作汇报，都没有提到库区移民的安置工作。周恩来皱了皱眉头，说：“你们对工程安排得不错，执行得也很好，但是为什么在图表中没有安排移民的措施？”稍稍停了一下，周恩来又严肃地说道：“你们的图表中缺少了一样很重要的标志，那就是„人‟！你们对水库这五万多移民都作了哪些安排和工作？你们这是见物不见人啊！是一条腿走路。”站在一旁的水库指挥部负责人也都感觉到确实是遗漏和忽略了这个问题，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们的一切工作，是为了人民群众。因此做任何工作，首先心里要想着群众，关心群众。水库移民是为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而离开他们祖祖辈辈的故土的，我们怎能只要求他们为国家作贡献，而忽视对他们今后生活和生产的安排呢？”说到这里，周恩来对密云县委书记兼水库建设指挥部副政委阎振峰说：“你是县委书记，老乡的房子盖了多少？你要赶快盖，不然老乡要对我们有意见的。以后我每月要问你，房子要是不盖好，我就月月催你。”出了总指挥部工棚，周恩来又来到白河大坝指挥棚。指挥棚内，只有几个用四根木桩埋在沙土中、上面钉块木板做成的简易凳子。周恩来坐在木板凳上，把带队干部招呼到一起，询问民工的劳动情况和生活情况。“民工们每天吃多少粮食？有菜没有？供应好不好？”周恩来问。“我们自己种了一些菜，加上北京供应一部分菜，民工的生活很好。”“要保证民工的身体健康，有病要及时治疗。”周恩来问身边的一位带队干部，“你们每个团都有医生吗？”当时民工的编队与管理都是按军队建制，团是县，营是公社。“有。”“一个团有几个医生？”“有的团一个，有的团有三个。”“那好。”周恩来又问，“民工一天劳动几个小时？”“每天12个小时。”“民工从住地到工地要走多远的路程？上工下工要走多长时间？”周恩来问得很细。“来回路程大概要走两个来小时。”“再加上吃饭，总共多少时间？”“需要１５个小时左右。”“那怎么行呢？”周恩来从凳子上站了起来，“民工劳动时间太长了，得不到很好的休息。应当实行三班制嘛！三班制不仅能够保证民工有足够的时间休息，保持充沛的体力，而且还可以改善目前工地上劳动拥挤的现象。”“民工能看到电影吗？多久看一次？”周恩来这一问，把大家都问得哑口无言。“还是要坚持两条腿走路，既要看到物，更要看到人。”稍顿，周恩来又问，“民工每天的补助是多少？”“每天每个人发四毛钱的饭费补助。”“太少了！民工在工地上除吃饭外，还要补衣服，缝鞋子，会抽烟的每月还要买点烟叶和火柴，有时有个头疼脑热的，不想吃食堂的饭菜，还要到小馆子吃点片汤。天这么热，民工们也要买个冰棍吃。他们离家很久了，总要给家里写封信，还得花钱买邮票。每天只发给四毛钱的伙食费怎么行？一定得发些零用钱。要把民工生活当作一件大事来抓，要使民工知道每天每人补助多少，并把钱发到民工手里，防止任何人克扣。”后来，水库指挥部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对民工每天每人另发三毛零用钱。完成任务多、劳动好的，还可多发一点。民工的劳动积极性更高了。1960年，周恩来陪外宾到密云水库参观。在向指挥部负责人询问了水库建设收尾工作后，周恩来没有忘记前一年交代的移民住房问题，特意问道：“库区移民的房子都盖好了没有？”“只盖好了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没有盖好。”周恩来的眉头顿时皱了起来，生气地说：“你们的确是见物不见人啊！你们再不把移民的房子盖好，我再也不来了，什么时候盖好了，给我打个电话，我要亲自来看的。”周恩来走后，总指挥部立即成立了移民指挥部，加紧移民的安置工作。到1962年，库区移民都已搬进了新居。“20年啦，北京这样好，延安那样穷，怎么行呢？主席在延安时，家家还有余粮，现在还有要饭的，老乡家里还吃糠，这怎么对得起延安人民？对不起啊！”周恩来是在1947年３月离开延安的，一别就是26年。其间，他几次想回延安看看，但因各种原因，未能如愿。不过，延安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始终牵挂在周恩来的心头。
1969年，周恩来的侄子周秉和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到延安去插队。周恩来得知后，非常支持。1970年初，周秉和回北京探亲，到西花厅看望伯父。周恩来非常想了解延安的情况，特意嘱咐周秉和找一两个从延安回京探亲的知青来给他谈谈延安的一些情况。于是，周秉和找了一位在延安插队的女知青，一同向周恩来、邓颖超汇报了他们在延安的所见所闻。他们首先谈到，延安人民的生活还很苦，时而可以看到从榆林农村来到延安城要饭的老乡，有的农民家里还在吃糠，有的人家里一家人合盖一条被子。延安当地的老红军常常回忆起毛主席在延安时的生活，说现在的生活不如毛主席在时那样好……
周恩来听完这些，心情非常沉重，尤其是当听到延安还有要饭的老乡时，十分吃惊，脸色很不好。
这次谈话后不久，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国务院召开了“延安地区插队知识青年工作座谈会”，陕西省、延安地区及其所属的１２个县的负责人，北京市及其所属的７个区的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３月２６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参加座谈会的全体代表。他心情沉重地对代表们说：“从１９３５年到现在３５年了，全世界都知道延安，可现在的延安呢？我一听插队青年谈起延安的情况，心里非常难过。胡宗南进攻延安，１９４７年主席离开延安，是最后走的。敌人到了宝塔山以南，离我们不到２０公里，我们走的时候，只有１００多人。主席一直是同延安人民同患难的。”
稍顿，周恩来又缓缓地说：“我说这些也是忆苦思甜吧！全国解放２０年啦，北京这样好，延安那样穷，怎么行呢？主席在延安时，家家还有余粮，现在还有要饭的，老乡家里还吃糠，这怎么对得起延安人民？对不起啊！”
在场的干部无不为周恩来对延安人民的深厚感情所感动，同时也深深地感到内疚和自责，都难过地低下了头。
座谈会通过了《延安地区插队知识青年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提出：要发扬延安精神，焕发起革命战争时期“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搞好老区建设，打几个生产建设的硬仗，搞好１３０万亩农田基本建设，达到全区每人一亩高产田，尽快实现农业上纲要……”
对此，周恩来说：“文件都好，说了要兑现。你们把毛主席的复电（１９４９年１０月，毛泽东在给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人民的复电中，号召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印一下，一个生产队一张，好好学习。全国胜利后，主席进了城没有忘记延安，你们光是把主席和我们其他同志住的窑洞搞得那么漂亮，这样不能使人家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开国２０年，国务院就是不盖大楼，现在会议室有了地毯，借口我们年龄大了，怕摔倒，其实有块塑料布就可以了。还是要艰苦朴素。延安窑洞不要锦上添花，要雪中送炭，老百姓的生活还要改善嘛！陕北是个很好的地方，计划一定要实现，要把延安搞得繁荣昌盛。”
“陕西的问题，农业要帮陕北，工业帮关中，基建帮汉中。这要成为国务院各部门和北京的口号。”接着，周恩来对北京市的领导干部说，“我看北京可以派一些干部到陕北去，派１６００人，一个大队一个，一定要挑好的，从下放的干部里面挑。”
“要把陕西搞起来。２０年来，我们对不起陕北人民。我做了２０年的总理，陕北没有改变，心里很不好受。真没有想到，解放２０年了，延安人民的生活竟是这样。”说到这里，周恩来眼圈发红，说不下去了。
停了好一会儿，周恩来才又继续说道：“延安问题，引起我注意的是几个青年人，你们大人都不向我反映延安的情况。你们开座谈会，就是不让孩子们见我，我有意见就是了，就是脱离群众。”
这时，陕西省和延安地区的负责人站起来，说：“总理，我们工作没有做好，我们要作检讨。”
周恩来说：“首先我要负责，我是做总理的，我也是从陕北出来的。”
延安的负责人还请示修建纪念馆的问题。周恩来说：“先不急于搞纪念馆，那个晚１０年２０年也不要紧。这是表面的，真正的纪念是把经济建设先搞上去。”
岁月如梭，转眼间三年过去了，延安的情况又怎么样呢？周恩来很想去看看。
１９７３年６月，恰逢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和越南政府总理范文同率党政代表团来中国访问，提出要到延安去看一看，周恩来欣然答应。他感慨地说：“自１９４７年离开延安后，２６年了，一直没有回过延安，我也很想去看看啊！”
６月９日上午１０点左右，周恩来等乘坐的专机降落在延安。
周恩来走下舷梯，握住前来机场迎接的当地负责同志的手，情不自禁地连声说：“我回到老家来了，我回到老家来了！”
按照礼仪，周恩来先陪同越南外宾到延安宾馆下榻，而后他谢绝了住延安宾馆的安排，住在了条件较差的延安干部招待所。来到招待所，周恩来没有休息，抓紧吃饭前的时间，同延安的负责同志交谈，了解延安人民的生产生活情况。
午饭时，餐厅里一共摆了两桌，省里来的同志坐一桌，周恩来与延安地委、行署的同志坐一桌。
当地领导想到周恩来阔别延安２６年后第一次回来，特意准备了一些好酒好菜，来表达延安人民的一份心意。
但周恩来没有喝酒，却只吃了一碗小米饭，喝了一小碗南瓜汤。他说：“我这个总理没当好，延安人民的生活还这么苦，我怎能吃得下去呢！”
周恩来这番话，说得在场的领导都低下了头。
“无论如何，延安要争取三年改变面貌，五年实现粮食翻一番才好啊！否则，我们以后还要对不起延安人民啊！”周恩来自言自语地说。
延安地委书记徐效民对周恩来表态说：“总理，我们决心在毛主席复电精神的指引下，重新焕发当年打胡宗南的那么一股拼命精神，苦干三年，使延安改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
周恩来惊喜地问：“你们有这个决心？”
徐效民和在场的延安地区其他负责人异口同声地说：“有，我们有这个决心。”
“好，我要的就是你们这句话。”周恩来激动了，他吩咐站在一旁的服务员，“服务员同志，拿酒来。”
服务员拿来了瓶酒，重新摆上了小酒杯，给每人斟了一杯。
随行人员提醒说：“总理，你的身体……”
一年前，周恩来作尿样化验时，发现了癌细胞，后经专家确诊为膀胱癌。到１９７３年１月，开始出现血尿。这次陪外宾来延安之前，周恩来刚刚作了膀胱镜检查和第一次电灼术治疗，身体还很虚弱。随行的医生不让周恩来喝酒。
“不要紧，为了三年改变延安面貌的决心，我敬大家一杯。”说着，周恩来首先举杯，“我提议，为延安地区三年改变面貌，五年实现粮食翻一番，干杯！”
周恩来与在场的人一一碰杯，而后一饮而尽。
大家都眼含热泪，喝下了这杯非同寻常的酒。
“三年变面貌，五年翻一番，好啊，到那个时候，只要我不犯错误，只要我还活着，我一定要再回延安来看看。”周恩来一边说，一边同在场的人一一握手。由于心情激动，握手时用劲过大，两手相接时发出了响声。这一情景被一旁的服务员看到了。事后，延安地区便广为流传这样的话：为了三年改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周总理与延安的领导“击了掌”（发誓的意思）。
“战争年代都没有这么苦！这是为什么？”周恩来独自在沙发上呆呆地坐了很久，照相机快门的咔嚓声竟然没有惊动他。准备登车的一刹那，一个服务员噙着泪花突然喊道：希望总理再回延安
１９７３年６月９日晚上１０点，周恩来找陕西省和延安地区的负责人谈话，话题是如何发展延安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
周恩来问土金璋（曾任延安地委副书记）：“金璋同志，你来延安快十年了，据你了解，延安人民的生活到底怎么样？”
“总理，延安地区１４个县，１３０多万人口，南边７个县群众生活还可以，北边７个县群众生活很贫困。最近我到子长县李家岔村去看了一下，那里的群众连苞谷面都吃不饱，其中有一家五口人合盖一床被子。”土金璋与周恩来接触比较多，敢说话。
“战争年代都没有这么苦！这是为什么？”周恩来很震惊。
“这可能和政策有关系。老百姓在院子里种几颗南瓜、苞谷，也都被铲掉。”
“你们为什么不阻止？”
“人们的看法不一致，不好阻止。”
“要阻止这种做法，铲掉是错误的，要让群众吃饱饭嘛！１９７０年，我从几个插队的孩子那里了解到延安的一些情况，就和北京市负责同志商议了一下，请你们到北京，促你们一下，帮你们一下，今天我亲自来看看。毛主席１９４９年给延安人民的复电，是主席给延安人民的指示，复电发表到明年就是２５年了。一晃就是２５年。复电你们写在大路边上，贴在展览墙上，２５年了不兑现怎么行？”
招待所的会议室静得连呼吸声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周恩来继续以沉重的心情说：“延安有些地方的群众生活，现在还赶不上当年，这一点我心里很难受。枣园的高同有同志对我说，现在是儿孙满堂，生活不错。可能他那个地方好一点。杨步浩也给我说，现在没有当年延安时苦了。我说你们那个公社现在并不怎样好，他们都是些头面人物，见了领导说好的，有意见也不说。”
说到这里，周恩来有点不高兴地批评说：“我想给延安的父老乡亲讲几句话，也不让讲，不知道这是谁决定的？延安人民用小米哺育了我们，全国解放２４年了，延安人民的生活还这么苦，我们对不起延安人民。在延安你们不让我讲，在西安我还是要讲。”
陕西省、延安地区的领导都面面相觑，无言以对。
周恩来还询问了延安地区的耕地情况。
这时，墙上挂钟的时针已指向凌晨１点。
周恩来抬头看了看挂钟，说：“今天耽误大家的休息了。总之，首先要花大力气把农业搞上去，争取三年改变面貌，五年实现粮食翻一番。要舍得花力气，要苦干，大干，三年不行搞五年。要学大寨修梯田，这样不仅能增产粮食，而且还可以防止水土流失。不能等，都等靠机械化提高产量，要等到哪一天？从飞机上看陕北是黄土高„塬‟，土字旁的„塬‟，土质很好，四边种地修梯田，这是最好的地方。当然，你们还要抓林牧副和手工业。省里可以给一些原料，帮助你们搞一点手工业。你们的五小工业赔钱，不搞点手工业怎么办？”
谈话结束时，已是１０日凌晨１点多了。周恩来与省、地的负责人一一握手。他握住延安地区负责人的手，再一次叮嘱：“拜托各位了！一定要把延安的生产搞上去，搞好人民群众的生活。中央一定给你们政策，你们自己也一定要下大力气。”
延安地区的负责人握着周恩来的手，含着眼泪点头答应。
当年参加接待工作的刘民立回忆说：
这一天，周总理整整工作了１８个小时。我清楚地记得那夜周总理谈话结束后，和在场的同志一一握手告别。我看到周总理疲倦的身子，实在不忍心打扰总理，故意走在最后。但总理看到后仍然站在门口等我。当我抓着周总理亲切而软弱无力、热汗津津的手时，我的心几乎碎了。
摄影师杜修贤回忆说：
当晚，总理在自己的房间和延安地区革命委员会的领导谈话，从晚上１０点一直谈到１２点，还不见人出来。警卫们在门外又等了一个多小时，才见人走出房间。大家进房间，想安顿总理睡下。我也悄悄地跟了进去，一进门，不由得停下脚步……总理阴沉着脸，眼神发直，情绪低沉，好像非常难过，呆呆地坐在沙发里一动不动。我给总理拍了一张他沉思的照片，快门的咔嚓声，竟然没有惊动他……
周恩来究竟在沙发上坐了多久，谁也不知道。招待所值班的服务员只看到，鸡都早叫过了，周恩来房间的窗户上还亮着灯，直到凌晨３点多，灯才熄灭。
６月１０日上午，周恩来带着对延安的依依惜别之情，告别了延安。
招待所的服务员知道周恩来要离开延安了，一早就自发来到了招待所，在门口不约而同地排成队，为周恩来送行。
周恩来亲切地与每个服务员握手告别。
就在周恩来与服务员握完手后，准备登车的一刹那，一个服务员噙着激动的泪花突然喊道：希望总理再回延安。
周恩来转身走回来，紧紧地握住这位服务员的手，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眼泪差点掉了下来。
飞机轰鸣着，载着周恩来对延安人民的无限牵挂和情思，离开了延安。
周恩来走下飞机回到延安的第一句话是：“我回到老家来了！”
周恩来临上飞机离开延安的最后一句话是：“等延安建设好了我再来。”
然而，遗憾的是，从此周恩来再也没有回过延安。
两年多后，周恩来带着对延安人民的未了情，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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