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

2020-03-02 07:00:10 来源:范文大全收藏下载本文

读钱穆《国史大纲》之笔记

进入研究生学习,一晃一个学期就过去了,时间飞逝,可这个学期学到的知识去并不多,原本自己的历史基础知识也不过很扎实,也很想计划一个学期的读书生活,争取在第一个学年把自己遗忘的差不多的历史知识和学习方法弥补回来,进而打牢自己的历史功底,为以后毕业时写毕业论文做好准备,也为以后的实际教学做好扎实的铺垫。于是从领导校园一卡通,可以借书开始,陆陆续续跑图书馆借了不少的书。有些深读过,有些略读之。不论怎样,还是有些收获的。

本学期内节约过这些书:夏曾佑《中国古代史》;钱穆《秦汉史》;张正明《楚史》;何成刚《历史教学设计》;傅乐成主编《中国通史》;史马迁《史记》;班固《汉书》;陈学霖《明初的人物、史事与传说》;张耕华《历史哲学引论》;张广智《西方史学史》;钱穆《国史大纲》 等等一共27本,然这学期以来,精读的历史书并不是很多,在各位任课老师的教导下,和吴小红导师的指引下,我精读过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史马迁《史记》;班固《汉书》;钱穆《国史大纲》等书。

本篇读书笔记就以本学期精读过的一本通史来写,即钱穆《国史大纲》。

《国史大纲》作者钱穆,出版社:商务印刷书馆,出版时间:1994年版,阅读时间:2012年11月之12月。

《国史大纲》是一部简要的中国通史,用大学教科书的体例写成。内容包括自上古三代以迄20世纪中叶之中国历史的演变发展,尤其是经济与社会、政治制度、学术思想的状况及其相互影响。全书(修订二版)八编46章,共53万字。全书力求通贯,便于读者明嘹治乱盛衰的原因和国家民族生命精神之所寄。

本书成于艰苦的抗战年代,作者的忧患之情跃然纸上。是书于1940年6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一时洛阳纸贵,成为各大学的历史教科书,风行全国,对学生积极抗战,增强民族凝聚力起了积极作用。1974年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修订再版本,到1992年已印行18版,1994年出版第二次修订本。1994年6月北京商务印书馆印制修订二版本,后又多次重印。本书亦收入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出版之《钱宾四先生全集》。

作者钱穆(1895.7.30-1990.8.30)是著名的国学大师,江苏无锡人,原名恩 ,字宾四,民元改名穆。先生家世贫苦,幼时丧父,中

学毕业即无力求学,以自学名家。原任中小学教师,1930年后执教于高等学府,历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华西大学、江南大学等校教授,创办香港新亚书院。其代表著作有:《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政学私言》、《朱子新学案》、《中国学术通义》、《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等。著者毕生著书70余种,约1400万字。著者在中国文化与中国历史的通论方面,多有创获,尤其在先秦学术史、秦汉史、两汉经学、宋明理学、近世思想史等领域,造诣甚深。

《国史大纲》的《引论》甚为重要,表达了著者的文化观、历史观与方法论。他指出,研究历史,撰写中国通史的目的在于:(1)能将我国民族以往文化演进的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的人们提供所必要的知识。(2)应能在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今中国种种复杂难解的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的人所必备参考。前者在于积极的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的源泉,为全部历史所由推动之精神所寄;后者在于消极地指出民族最近病痛的征候,为改进当前方案所本。这是钱穆撰写此书的主旨。

钱穆指出,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个任务,在于能在国家民族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中国历史的演进,其基本精神表现在学术思想文化演进上是和平与大同,协调与融化,这与其它民族是不同的。钱穆痛切警告:国人懒于探寻国史真谛,而勇于依据他人之说,因而肆意破坏,轻言改革,则自食其恶果。他反复强调中西文化演进不同,不能简单地用西方历史来套用中国历史,必须肯定不同国家民族之间文化的特殊性、差异性,以及文化价值的相对性。

作者以独特的眼光注意把握时代的变迁,如战国学术思想的变动,秦汉政治制度的变动,三国魏晋社会经济的变动等。有的章,如第六章春秋战国“民间自由学术之兴起”,第八章西汉“统一政府文治之演进”,第十章东汉“士族之新地位”,第十八章“魏晋南北朝之门第”(变相的封建势力),第二十至二十一章关于田制、兵制、宗教思想,第二十三至二十四章关于唐代政治机构与社会情态,第三十二章关于北宋士大夫的自觉与政治革新运动,第三十八至四十章关于唐至明代南北经济文化之转移等,都非常深入,很有见识。本书著者能由一个问题延伸一两千年,由一点扩大到全面,系统梳理。如田制,能将两晋占田、北魏均田到唐代的租庸调,由租庸调到两税法,合成一个整

体。

著者扬弃了近代史学研究中的传统记诵派、革新宣传派和科学考订派,分析了其见弊得失。著者认为,史学不等于技术,不等于历史知识与历史材料,不能纯为一书本文字之学;史学是“人”的史学,不能做号称“客观”的无“人”的历史研究;史学一定要与当身现实相关,但又不能急于联系现实,不是宣传口号与改革现实之工具。他强调对于本民族历史文化认同的重要性,如果一民族对其以往历史无所了解,缺乏起码的尊重,此必成为无文化的民族,无历史意识与智慧的民族。他主张努力开掘国家民族内部自身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和内在的生机、动力。如果不深切理解国家民族背后的文化精神,则国家可以消失,民族可以离散。

钱穆也分析了阻碍中国历史发展的“病态”。如中唐以后的社会是一个平铺散漫的社会,政治仍为一种和平大一统的政治,王室高高在上,社会与政府之间的相隔太远,容易招致王室与政府的骄纵与专擅。又如社会无豪强巨富,虽日趋于平等,然而贫无赈,弱无保,其事不能全部依赖于政府,而民间又苦于不能自振。再如政府与民间沟通在于科举,科举为官后出现腐败等。这都是中唐以后的病态。宋儒讲学主要是针对这种种病态而发。然而宋以后不能自救,中国政治进一步遭到损害。明代废除宰相,尊君权,以及清朝统治,皆背离了传统士人政治、文治政府的精神。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中的病态。

最后我们不能不指出,由于特殊的抗战背景,本书在布局上详于汉唐而略于辽金元清,详于中原而略于周边兄弟民族,在取材上详于制度而略于人事,详于文化而略于战争,在词句上不用太平天国而用“洪杨之乱”。体察著者的初衷,大约他内在的情结是:如果治乱不分,内外不辨,日本侵略中国岂不是可以根据辽金元清的故事,名正言顺地拥有与统治我广土众民吗?尽管我们能同情地理解著者的苦心,然而今天读这部书,我们不能不跳出汉族中心主义、华夏中心主义和正统史观的立场,肯定周边兄弟民族入主中原,与汉民族一道治理国家,给中国历史文化注入了活力,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上起了积极的作用。中华民族的历史,是由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

在读《国史大纲》是也摘录了一些本人认为重要的语句,如下:

(一)引論

1、中國近世史學,可分三派述之。一曰傳統派,二曰革新派,三曰科學派

2、近世國人救國之先後發展形態對史學之認識:政治革命,文化革命,經濟革命

3、然西漢司馬氏尚謂:“文史星?,近乎蔔祝之間,主上一倡優畜之。”此非憤辭,乃實語。(一七)

4、以政治言,中國自秦以下,即為中央統一之局,其下郡、縣相遞轄,更無世襲之封君,此不足以言“封建”。(二一)

5、西方型文化之進展,其特色在轉換,而東方型文化之進展,其特色則在擴大。(二三)

6、故西方史常見為“力量”,而東方史則常表見為“情感”。(二四)

(二)第一章

中原華夏文化之發祥

1、近代對上古史之探索,可分兩途述說:

一、史前遺物之發掘。

二、傳說神話之審訂。

(一)

2、如有巢氏代表巢居時期,燧人氏代表熟食時期,庖?代表畜牧時期,神農氏代表耕稼時期。

(九)

(三)第二章

黃河中下遊之新王朝

1、大體論之,殷商一代年曆,應在五百年左右。最要者,史記所記載,乃為最近新發見之陰虛甲骨文字所證實。(二五)

2、漢人傳說“夏尚忠,商尚鬼,周尚文”,此論三代文化特點,雖屬想像之說,然以古人言古史,畢竟有幾分依據。(二九)

3、惟孔子以宋人而祖世居魯,一面抱有偉大高遠之理想,而一面又深受周文化之陶冶,極慕周公依賴之政制,切於實際,可見之於行事,遂成中國古代集文化思想大成至聖人焉。(二九)

(四)第三章

封建帝國之創興

1、周公攝政七年,而始歸政於成王(非成王至是始長,乃大局至是定也。),於是周人傳子之制亦因而確定。(四五)

2、西周的封建,乃是一種侵略性的武裝移民與軍事佔領,與後世統一政府只以封建制為一種政區與政權之分割絕然不同。因此在封建制度的後面,需要一種不斷的武力貫徹(此種形勢,正如近代國家海外殖民,亦需有不斷的一種力量貫徹連係其間也。若此種力量一旦消失,則全體瓦解矣。)。(四五)

3、西周三百年來之力征經營,其面向常對東南,不對西北,幽王遭犬戎之難,見殺於驪山下,似犬戎居地亦在周之東南。(或偏近西南,而非西北)(四七)

(五)第四章

霸政時期

1、王命不行下引起的第一個現象,則為列國內亂。王命不行下引起的第二個現象,則為諸侯兼并。(五

四、五五)

2、舊說東夷、南蠻、西戎、北狄,各遠居四裔,而諸夏在中原;此觀念殊不可恃。當時蓋為一種華、夷雜處的局面。(五五)

3、霸者標義,大別有四。

一、尊王;

二、攘夷;

三、禁抑篡弒;

四、裁制兼并。(五九)

4、其大勢為文化先進諸國逐次結合,而為文化後進諸國逐次征服。(六五)

5、此即所謂“國”國有三訓:周禮:“惟王建國”,“以佐王治邦國”,“大曰邦,小曰國”,是也。齊語:„„是也。又周禮小司徒:„„是也。此三義可會為一義,即一國之限於一城是也。(六

五、六六)

„„„„等等,不在祥列。

读完这本书之后,本人感觉收获颇多,不仅丰富了我的历史知识,也改变了对一些历史的看法与以往固定的思维,以及书中对王国维、郭沫若、司马迁、班固、司马光以及近代学者们进行了略微的评论,我觉得是这本书的一大亮点。值得好好研究。

读了这么多书也开始学会了一些读书的方法,这是学习到的最有价值的东西之一,学会方法,比学到了知识是更重要的。正所谓:授之于鱼不如授之以渔。而我想说学之于知识不如学之于方法。在总结这些学习资料和方法时,本人觉得读书应该要这样读书:

一、一目十行。这话大家常用,出自《粱书·简文帝纪》:“读书十行俱下。”宋代刘克庄诗云:“五更三点结漏,一目十行读书。”一眼看十行是不可能的,但用来形容读书敏捷,夸张得可以接受。当今科技飞跃发展,各种书籍浩如烟海,要浏览大量书报,确实需要点“一目十行”的本领。

二、二分群书。清末名家梁启超很会读书。他把每天所要读的书分为二类,一类是一般的、粗读; 一类是有价值的,细读;格言还要精读。这种主次分明的读书方法,使他获益不浅

三、利用“三余”。三国时代的有名教育家董遇,常教导他的学生要善于利用“三余”时间来读书。他说:“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也。”宋代文豪欧阳修对崇敬他的人深有感慨地说:“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马上、枕上、厕上也。”当然,“三

上”语有夸大,也不利于健康,不足为训,仪以此说明抓紧一切时间是何等重要。

四、读书“四到”。宋代朱熹提出读书要“三到”近代胡适加了“手到”,形成了读书要“眼到、口到、手到、心到”的好方法。边看、边诵、边写、边想,才能读得进,记得住,用得上。

五、贵在“五用”。现代伟大作家鲁迅先生把上面的“四到”,再加上一个“脑到”,归结为“五用”。特别强调,不仅要用“心”记,更要用“脑”思索,善于发现规律,提出问题,勇于创造。这种“眼、口、手、心、脑”五到的提法更全面,收益更为显著,成为读书要诀。

六、学避“六蔽”。古人认为不好好学习,就会成为愚人、荡人、贼人、绞人、乱人、狂人,总之是不好的人。孔夫子曾经对弟子们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七、“七焚七录”。明代末年有个大学问家叫张溥,他的读书法奇特,读书时先抄一遍,再读一遍,然后把书稿烧掉。再抄再读再焚再抄,反复七次,直到烂熟于心,融会贯通。他苦读成名,给自己书斋取名为“七焚斋”,也叫“七录斋”。

八、“八面受敌”。这是宋代全能大文豪苏东坡发明的极优读书法。他每读一本书,有计划地分作意义、故实、文物等几个方面,每次钻研一个方面,步步深入,效果显著。东坡说:“此虽迂钝,而他日学成,八方受敌,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也”。

九、辨明九事。近人陈中凡钻研古籍,造诣极深。他总结为辨明九事:“一日别真伪; 二日识途径;三日明诂训;四日辨章句;五日考故实;六日通条理;七日治经宜知家法;八日治史应详察史实;九日治诸子应知流别。”

十、十目一行。一目十行的浏览可以博学长识,而十目一行的专注,使人精深。清代学者陆世仪就是用了“十目一行”读书法取得成功的。

最后,本人想说,书是读不尽的,方法也有很多,在学知识的同时也要学会方法。虽然我并没有完全精读我所借的书,也没有完全使用到我所讲的学习方法,只想竭尽全力,做的更好,希望在这前两年的时间内打扎实历史功底,为毕业论文和以后教学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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