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文化语境中的文学阅读

2020-03-03 10:30:10 来源：范文大全收藏下载本文

媒介文化语境中的文学阅读

摘要:1980年代中国曾掀起文学阅读的高潮,但从1990年代始,文学阅读则进入一个缓慢的衰退期,新世纪以来,其衰退步伐进一步加快。在文学阅读式微的过程中,新媒介扮演着重要角色,其影响主要体现在:因文字转换成图像,接受者的感知结构得以重塑;因读屏代替了读书, 阅读过程的沉思冥想无法启动。同时,新媒介还破坏了“孤独”的阅读状态,削平了接受的深度模式。从媒介文化角度看,文学阅读的式微是印刷文化遭到视觉文化重创后的结果,但由于新一代人已生活在视觉文化的环境中,他们游离于文学阅读将变得在所难免。此种阅读状况既会影响文学生产也会波及文学研究。而守护文学阅读并抵制新媒介的人,其私人记忆、感知结构甚至身体习惯恰恰是被印刷文化建构而成的。因此,游离或守护文学阅读的背后,其实隐含的是一种媒介文化的冲突。

关键词:新媒介文学阅读式微印刷文化视觉文化

如果从1978年算起,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文学阅读已走过30个年头。在这段时间里, 文学阅读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新媒介的兴起究竟给文学阅读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印刷文化与视觉文化是怎样塑造着人的感知结构的?这种塑造在多大程度上波及了文学阅读乃至于文学研究?在今天,既有对文学阅读的守护之声,也有对新媒介的赞颂之词,那么,在其背后究竟隐含着怎样的文化动因?诸如此类的问题理论界虽有所涉及,但全方位的深度思考还不多见。在以下的分析中,本文将把“新媒介冲击”和“文学阅读式微”作为基本的考察对象,然后深入到1980年代以来文学阅读的媒介文化语境中,既指出文学阅读从兴盛到式微的种种征候,也思考新媒介影响文学阅读的诸种形式,同时还将进一步分析:不同的媒介文化是如何对人的身心进行塑造的。何人游离了文学阅读,何人还在守护着文学阅读,而这又意味着什么?

文学阅读:由盛而衰的种种征候

文学阅读应是整体阅读活动的一部分,但种种迹象表明,文学阅读乃至于整体的阅读活动却在今天走向了衰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也许应从阅读活动的鼎盛期谈起。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1980年代(也包括1970年代后期)都是一个全民读书热的时期。在经历了一个思想禁锢的“书荒”时代后,人们被激发出来的是空前的读书热情。作家出版社原社长助理杨葵记得,王府井书店刚放开时,“购书的人排出两里地,那时销量最大的是西方古典文学,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托尔斯泰的《复活》、《安娜·卡列尼娜》,等等”。①而据查建英回忆,她上大一大二时,北大书店经常有赶印出来的中国书和外国书“一,来书同学之间就互相通报,马上全卖光。当时还没有开架书,图书馆里的外国小说阅览室里就永远坐满人”。②此外,这一时期的文学杂志发行量大得惊人(比如,《十月》的发行量在1981年已达到60万份,《收获》和《人民文学》的最高发行量分别达到100万和150万份③)。美学著作与哲学著作甚至也成为畅销书(有人回忆,80年代初的北京大学,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大学生几乎人手一册;④萨特的《存在与虚无》1987年第一次印刷达37000册;而据卡西尔《人论》一书的译者甘阳介绍,该书一年内就印了24万本,成为全国头号畅销书⑤),国民的读书盛况由此可见一斑。

个人的阅读记忆亦可印证1980年代的阅读景象。有人说:当整理1987年的大学日记时, “才发现那会儿每晚日记本记下的,不过是一本接着一本的课外书名和支离破碎的读书感想”。⑥还有人说:80年代中期,“那时做学生的我,就像一只饥饿的蝗虫,也不知道选择书籍,听到老师和同学介绍什么书好,风行什么书,加上自己有兴趣的,都要找来硬啃一通”。⑦而在网上颇有名气的张立宪(网名见招拆招)则以动情之笔回忆80年代的读书之美:

拿书来说吧。看过憋到极限的山洪喷薄而出的情景,你就能理解为什么一本《红与黑》

能让那么多人看得泪如雨下;你就能理解《日瓦格医生》的出版是比如今美国攻打伊拉克更让人们奔走相告的消息;你就能理解一个其姑妈是书店员工的同学能得到多少人的献媚;你就能理解一个姑娘为什么能让你像个疯子一样寤寐思服心旌摇荡———在十几年后的这个春夜,你仍能想起她捧读《天使,望故乡》的样子:头发枯黄,脑袋埋在书里像个虾米,戴着大大的眼镜,嘴出神地抿紧,两条长长的腿紧张地交结在一起,浑然不知世界的转动,还有你的存在。啊,我的勃兰兑斯,我的威廉·曼彻斯特,我的《流放者归来》,我的《伊甸园之门》,到买到十二本全套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选集,整整半年沉浸其中,看得手心冒汗体似筛糠时,这种探宝旅程达到了高潮。看到拉斯柯尼科夫走在广场上,突然想俯下身亲吻那片肮脏土地的时候,正是深夜,我趴在被窝里,赤身裸体,泣不成声。⑧这样的阅读状态显然是80年代的精神遗产之一,而文学阅读也在这种总体的阅读氛围中达到极致。那么,为什么当时的许多读者会走向文学阅读?甘阳的说法值得注意“读大学以前我们实际上是文学青年:,你所向往追求的是一个诗意的世界,所以我为什么会强调《古典文艺理论译丛》,那个时代你实际上不是很懂它是在谈什么,但你一读雪莱的《为诗一辩》,那你就感觉到有很多人是反对诗的嘛,你那时候还是少年,你不会了解那么多,但你的mood是在那个地方,也就是说,普希金,英国诗,拜伦,你读这些诗的时候所追求的是一个非常诗意化的世界。”①这里表达的应是如下意思:文学青年所追求的与文学作品所营造的具有某种同构性。如果从个体心理学的角度看,这一现象是比较容易解释清楚的。②但是,除了心理学方面的原因,80年代读者对阅读趋之若鹜还有社会学、传播学等方面的原因。社会学的原因略去不谈,这里单说传播学方面的因素。现在回顾80年代,我们不得不说那是一个电子媒介资源相对匮乏的时代。80年代中前期,甚至黑白电视机还是奢侈的消费品,这意味着普通民众依然与电视无缘;1989年8月,长虹将其产品价格降低350元,打响了国内首次彩电的价格战,这才意味着许多家庭有了让电视更新换代的契机。③与此同时,整个80年代大学生的宿舍里是没有电视机的,这又意味着他们必然会把大量时间用在读书上,他们也成为阅读队伍中最忠实的读者。即使许多人在80年代已成为电视的固定受众,但频道稀疏;而在有限的频道中,新闻、教育等方面的电视节目依然是电视台的重头戏,娱乐类节目还没有真正登上历史舞台,晚间的电视剧也乏善可陈。这样,在匮乏的电子媒介资源面前,映衬出的就是印刷媒介资源的相对丰富:报纸、杂志、书籍等往往成为人们获取信息、学习知识、陶冶情操的首选。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指出:小说、报纸等印刷读物在打造一个民族“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时功不可没。④我们也不妨说,80年代依靠印刷媒介所形成的文学阅读,也催生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因为这一共同体的存在,集体经验的表达、民族国家宏大叙事的接受等才有了着落。如果80年代的新媒介能像今天这样发达,很难设想人们还会有那么高的阅读热情,“想象的共同体”还能应运而生。

进入1990年代,这一切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具体体现在:随着电子媒介资源的日趋丰富, 80年代的“读者”逐渐变成“观众”,文化空间也开始出现由“印刷媒介场”向“电子媒介场”的位移。有人在描述这一年代的文化特征时指出:“文化的载体和表述形式也由以文学为中心转向了以音像为中心。在目前的文化中以图像和声音为基础的本文无疑占据着中心的地位。MTV、卡拉OK、摇滚乐等显然取代了书籍的作用。而`周末版\'、`月末版\'的报刊文化都已成了音像文化的依附性产品,它们依赖`炒明星\'及对电视、流行音乐的信息传播而存在。昔日文学文化对音像文化的支配业已丧失。`文学族\'已被`音像族\'所取代。而`狮城舌战\'所引发的年末各地的电视辩论热潮,则恰恰喻示了音像对书写和文学的主导与支配作用。”⑤这种分析表明,新的传播媒介一经出现,便会带动新的文化生产与消费,文学阅读活动因与这种生产与消费机制不兼容,其质量、数量与性质等也将会发生诸多变化。

如果从哈贝马斯(Jǜrgen Habermas)论述的意义上加以思考,甚至可以把这种变化看作是文学公共领域消失和文化消费伪公共领域诞生的重要标志。因为在他看来,随着大众媒介(尤其是电子媒介)对人们生活的介入与占领,文化批判公众逐渐淡出,文化消费公众则走向前台。

而“文化批判公众之间的交往一直都是以阅读为基础,人们是在家庭私人领域与外界隔绝的空间进行阅读的。相反,文化消费公众的业余活动在同一个社会环境中展开,无需通过讨论继续下去:随着获取信息的私人形式的消失,关于这些获取物的公共交往也消失了”。①这样的思考显然也适用于1980—1990年代中国公共空间的转型。李陀与查建英对谈时曾指出,80年代的“会中会”、“会下会”以及知识界朋友的定期聚会十分重要,因为只有在那种场合,真正的讨论和争论才能开始。他们认为,这种讨论就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公共空间”。但进入90年代之后,这样的聚会越来越少,即使有也出现了一种奇异的景观:作家耻于谈文学,学者耻于谈学术。大家在一起只是谈装修,谈房子,发牢骚,发议论,但绝不争论。②文化精英的聚会尚且如此,文化大众的聚会就更可想而知了。而在我看来,这种局面的出现便是文化批判公众向文化消费公众位移的重要信号。当大家在聚会中热烈讨论乃至争论时,虽然不局限于文学阅读,但文学阅读与公共关怀显然是其基础。而私人空间的阅读心得显然也亟需拿到公共空间中加以讨论。

当大家聚会失去了讨论的兴趣时,一面意味着文化消费环境的同一性已让讨论变得无此必要,一面也意味着大家从相同背景的阅读活动中淡出,讨论已失去了必要的前提。在这种阅读低迷的状态中,我们步入了新世纪。于是90年代潜滋暗长的问题依然值得继续关注:新世纪以来整体的阅读状况如何?文学阅读下滑的现状有无改观?到目前为止,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由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组织实施的“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已进行了四次,近两次(2004年和2006年)的调查结果反映了国民阅读的新动向。

2004年的调查表明,尽管我国国民年人均图书消费在2003年持续增长,但在识字者中,只有51.7%的被调查者每月至少读1本书,这一体现国民阅读概貌的读书率比1999年下降了

8.7%,其中城市居民阅读率为69.6%,同比下降7.8%;农村居民阅读率为45.3%,同比下降

9.6%。只有5%左右的国民拥有“读书习惯”。媒体的分析指出:生活节奏紧张,没有时间阅读是国民阅读率总体下降最重要的原因;而导致下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媒体的多元化形成了网络、VCD(DVD)等新兴媒体对传统纸质媒体市场的分割。这一点在人们放松心情和娱乐消遣方面显得更为明显。同上次调查相比,对各种媒体的接触率排在前三位的依然是电视、报纸和图书,但VCD(DVD)的接触率从上次调查的第六位上升到第四位;网络从上次调查的最后一位,上升到第七位;而杂志和广播的接触率却都在下降。③再看2006年的数据。调查显示:六年来,我国国民阅读率持续走低。1999年首次调查发现国民的阅读率为60.4%,2001年为54.2%,2003年为51.7%,而2005年为48.7%,首次低于50%,比2003年下降了3个百分点,比2001年下降了5.5个百分点,比1999年则下降了11.7个百分点。每年连一本书都不读的人和基本不读书者在回答其不阅读的原因时,选择“没时间”读书的占43.7%,选择“不习惯”读书的是29.1%。这也是目前人们不读书的两个最主要原因。“不习惯”读书的人群中,排在首位的是18—19岁本应在校学习的青年学生(占45.9%)。而与图书阅读率相反,近年来我国国民网上阅读率正在迅速增长。调查显示,上网阅读率从1999年的3.7%增至2003年的18.3%,再到2005年的27.8%,七年间增长了6.5倍,每年平均增长率其是电子媒介)对人们生活的介入与占领,文化批判公众逐渐淡出,文化消费公众则走向前台。而“文化批判公众之间的交往一直都是以阅读为基础,人们是在家庭私人领域与外界隔绝的空间进行阅读的。相反,文化消费公众的业余活动在同一个社会环境中展开,无需通过讨论继续下去:随着获取信息的私人形式的消失,关于这些获取物的公共交往也消失了”。①这样的思考显然也适用于1980—1990年代中国公共空间的转型。李陀与查建英对谈时曾指出,80年代的“会中会”、“会下会”以及知识界朋友的定期聚会十分重要,因为只有在那种场合,真正的讨论和争论才能开始。他们认为,这种讨论就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公共空间”。但进入90年代之后,

这样的聚会越来越少,即使有也出现了一种奇异的景观:作家耻于谈文学,学者耻于谈学术。

大家在一起只是谈装修,谈房子,发牢骚,发议论,但绝不争论。②文化精英的聚会尚且如此, 文化大众的聚会就更可想而知了。而在我看来,这种局面的出现便是文化批判公众向文化消费公众位移的重要信号。当大家在聚会中热烈讨论乃至争论时,虽然不局限于文学阅读,但文学阅读与公共关怀显然是其基础。而私人空间的阅读心得显然也亟需拿到公共空间中加以讨论。

当大家聚会失去了讨论的兴趣时,一面意味着文化消费环境的同一性已让讨论变得无此必要,一面也意味着大家从相同背景的阅读活动中淡出,讨论已失去了必要的前提。

在这种阅读低迷的状态中,我们步入了新世纪。于是90年代潜滋暗长的问题依然值得继续关注:新世纪以来整体的阅读状况如何?文学阅读下滑的现状有无改观?到目前为止,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由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组织实施的“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已进行了四次,近两次(2004年和2006年)的调查结果反映了国民阅读的新动向。2004年的调查表明,尽管我国国民年人均图书消费在2003年持续增长,但在识字者中,只有51.7%的被调查者每月至少读1本书,这一体现国民阅读概貌的读书率比1999年下降了8.7%,其中城市居民阅读率为69.6%,同比下降7.8%;农村居民阅读率为45.3%,同比下降9.6%。只有5%左右的国民拥有“读书习惯”。媒体的分析指出:生活节奏紧张,没有时间阅读是国民阅读率总体下降最重要的原因;而导致下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媒体的多元化形成了网络、VCD(DVD)等新兴媒体对传统纸质媒体市场的分割。这一点在人们放松心情和娱乐消遣方面显得更为明显。同上次调查相比,对各种媒体的接触率排在前三位的依然是电视、报纸和图书,但VCD(DVD)的接触率从上次调查的第六位上升到第四位;网络从上次调查的最后一位,上升到第七位;而杂志和广播的接触率却都在下降。③再看2006年的数据。调查显示:六年来,我国国民阅读率持续走低。1999年首次调查发现国民的阅读率为60.4%,2001年为54.2%,2003年为51.7%,而2005年为48.7%,首次低于50%,比2003年下降了3个百分点,比2001年下降了5.5个百分点,比1999年则下降了11.7个百分点。每年连一本书都不读的人和基本不读书者在回答其不阅读的原因时,选择“没时间”读书的占43.7%,选择“不习惯”读书的是29.1%。这也是目前人们不读书的两个最主要原因。“不习惯”读书的人群中,排在首位的是18—19岁本应在校学习的青年学生(占45.9%)。而与图书阅读率相反,近年来我国国民网上阅读率正在迅速增长。调查显示,上网阅读率从1999年的3.7%增至2003年的18.3%,再到2005年的27.8%,七年间增长了6.5倍,每年平均增长率为40%。①这次的调查结果还表明,2005年我国识字者的杂志阅读率为55.3%,超过国民的图书阅读率。与上次调查相比,这似乎是个不错的信号,但位居前两位的杂志分别是《读者》和《知音》,而其他名列前十位的杂志也分别是《家庭》、《青年文摘》、《故事会》、《女友》、《家庭医生》、《瑞丽》和《时尚》等。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所长郝振省指出:虽然文学类图书成为2005年读者接受程度最高的图书类别,也在读者已购图书的市场份额排行榜上居于首位, “但是,文学期刊的生存状况并不乐观。好些文学杂志,在国家拨款的情况下尚可生存,但一旦面对市场便会受到较大冲击”。②

显然,国民阅读率的持续走低,以看电视或读屏(网上浏览)代替读书,应该成为谈论当下文学阅读的一个重要背景。那么,在这一背景下文学阅读的现状又如何呢?2003年,广西民族学院陆卓宁教授曾做过一次面向大学生的文学名著阅读调查,结果如下:看过鲁迅等大文学家作品的学生占总人数的23%,而阅读外国文学名著的学生仅占12.7%。许多学生是通过电视了解文学名著中的人物的。而在分析青年学生何以离文学名著越来越远时,有人认为:随着社会进步,电视、电脑、VCD、游戏机和因特网等现代娱乐和信息传播方式正在全方位占领青少年的生活和学习空间。许多孩子都是在电脑屏幕前长大的,他们生活和工作的所有信息都来自因特网,却很少花时间去阅读文学名著。他们往往热衷于“文化快餐”,而阅读的兴奋点已不在文学名著上了。③

来自笔者的一个调查统计亦可为文学阅读现状提供一些数据。2005年底,我曾在“文学

理论专题”课上对160余名本科生(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04级汉语言文学专业)做过一次问卷调查,其中的一个问题是:“在文学类作品(通过纸媒)与亚文学类作品(通过电媒,如电影、电视剧)之间选择,您更愿意接受哪类作品?”结果回答“文学类”的有94人,占56%;回答 “亚文学类”的有73人,占44%。从文学阅读的角度看,这样的结果应该还算满意,但另一问题的调查结果却又对如上回答构成了某种消解:“以自身经验为例,您认为电子媒介、数字媒介对文学的影响是———A.多读文学作品;B.少读文学作品;C.不读文学作品。”统计结果如下:

A:42人,占26%;B:112人,占68%;C:10人,占6%。

这就是说,虽然由于阅读的方便(如借助图书馆)或看电视、上网的不太方便,他们还在较多地与传统阅读打交道,但却有更多的人意识到新型媒介对文学的冲击是真实存在的;而少读或不读文学作品,很可能就是我们今天的文学阅读现状。④于是,我们有必要认真面对文学阅读式微这一问题了。从近30年的阅读状况大体可看出:

1980年代曾出现过一个阅读高潮,但从1990年代开始,文学阅读则进入一个缓慢的衰退期;新世纪以来,衰退的进程则明显加快。而导致文学阅读式微的原因虽有多种,但新媒介显然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甚至主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