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2020-03-02 13:11:22 来源：范文大全收藏下载本文
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高度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必须具有充分发育和完善的市场体制。计划和市场是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而市场方式配置资源要比计划方式配置资源更为有效。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而世界经济的主体是市场经济，我国实施对外开放社会主义市的基本国策，就是要充分利用国内和国际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尽快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就必须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使我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紧密接轨。否则，我们就会落后，落后就会挨打。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长时期的持续、稳定、快速增长，以及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们生活水平持续上新的台阶，充分证明，党的十四大确立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是完全正确的。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我国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逐步形成。这种体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曾起过积极的作用。如在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高度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来医治战争的创伤，克服恶性通货膨胀，摆脱贫困状态，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稳定，都起到了显著作用。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规模日益扩大，经济联系日益广泛，经济活动日益频繁，经济结构日益复杂，社会需求日益变化，技术进步日益加快，社会分工和专业化深入发展，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也日益暴露出来。其表现主要有：一是政企不分，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统的过多过死，企业成为国家机关的附属物；二是依靠行政手段管理企业，排斥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三是分配方面“吃大锅饭”，平均主义严重；四是所有制形式和经济方式单一化，一味追求“一大二公”等。这种经济体制使企业缺乏应有的自主权，使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受到严重压抑，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活力，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必须对这种传统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改革才是必由之路。
“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正确选择，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大胆探索，以更大决心和勇气继续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各项改革，破解发展难题。”在昨日举行的惠州学习论坛·市委中心组学习扩大报告会上，国家行政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教授应邀作《改革发展困境与突破》专题报告。报告会上，汪玉凯以开阔的视野、生动的语言、详实的数据，对改革的精神和重大意义、未来行政改革的重点以及如何走出改革困境等话题进行了详细解读。汪玉凯认为，要从全局理解改革的重大意义，要充分肯定改革开放对中国的战略意义，要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推进经济、政治等各项改革。因此，未来行政改革的重点在于：理顺五种关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及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对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汪玉凯认为要涉及以下7个方面：制订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工资制度，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创造条件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建立公共资源出让收益的全民共享机制；加大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力度，严格规范国有企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薪酬管理，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
收入，促进机会公平；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有效保护合法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7个方面可以说是几乎涉及了收入分配的重点，但令人遗憾的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方案至今没有出来。”汪玉凯说，“收入分配制度能不能启动，以什么方式启动，将是中国整个改革中的重要信号！”汪玉凯表示，近20年里，中国的财富加速向着3个方面集中：从社会和政府角度来看，财富不断地、过多地向政府集中；从“劳和资”角度来看，财富源源不断地向资方集中；从普通行业和垄断行业来看，财富源源不断地向垄断行业集中，劳动者逐步被边缘化。“合理的第一次收入分配应该是这样的，政府和企业拿走不超过GDP的40%，劳动者拿走的不低于60%，意思是说„大头‟应该让劳动者来得，„小头‟由政府和企业得，但是在我国却颠倒了。”汪玉凯说，而看二次收入分配，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就业服务四大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在发达国家都高于50%，而在我国，按照官方公布的数据，2009年中国的教育、医疗、社保、就业服务这四大支出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重是28.8%。“破除既得利益集团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关键。”汪玉凯指出。理顺政府与市场等五种关系“五种关系是指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及各级政府、城市与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政府与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关系。”汪玉凯说，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理顺中央与地方及各级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更好地调动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要深化土地、户籍、公共服务改革，理顺城市与农村的关系，推动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要推进社会事业、收入分配等改革，理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有效保障社会公平正义；要推进依法行政和社会管理创新，理顺政府与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关系，建设服务、责任、法治、廉洁政府。 汪玉凯认为，在推进事业单位改革方面，应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科学划分事业单位类别，分类指导、分业推进、分级组织、分步实施。要深化事业单位管理体制和人事、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进政府自身改革，如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等。 “当前改革已进入胶着期，政府成为焦点。”汪玉凯表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难以进展、垄断行业改革裹足不前、政府自身改革步履维艰等足以证明当前的改革进入了胶着期。由此导致一系列后果：政府与民争利的整体格局没有大的改变，由公权力肆虐引发的腐败在一定程度上激化官民冲突、劳资冲突和贫富冲突。
未来中国社会风险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而这种风险包括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受外部环境的影响，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放缓与物价上涨的双重压力，使经济滞胀的风险加大，实现稳定增长，保增长、调结构、转方式的既定目标可能受到冲击。”汪玉凯表示，低成本出口战略难以为继，以低端产业主导的经济结构难以为继，资源与环境的传统使用方式难以为继，劳动在收入分配中的占比持续下降的现状难以为继，因此当前转变发展方式就显得尤为紧迫。 “走出改革困境，取决于高层的改革决定和措施。”汪玉凯指出，要重新审视和检讨我们已经形成的改革方案，最大限度避免政府与民争利的改革，避免伤害低收入者利益的改革。“这其中包括土地征用和拆迁、收入分配、垄断行业吞吃全民福利、国进民退等等方面。”同时，高层还要树立起改革的决心，勇于在政府和政治的一些关键领域推进改革，消除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扰。
在当前的形势下，可从以下3个方面寻求突破：首先，加强执政党自身的改革。其次，政府自身改革，首先要减少政府对市场的过多干预，限制政府过多干预市场的权力，推进政府结构的优化，从源头上遏制部门利益。要避免“与民争利”的改革，把“与民争利”的改革变成“让利于民”的改革。第三，人大是法定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要加强人大的权力和权威。推进人大代表结构、产生方式、人大运转机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真正提高人大代表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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