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连载】《草原文化史论》第八章(七)
2020-03-03 17:10:13 来源：范文大全收藏下载本文
【著作连载】《草原文化史论》第八章
（七）
著作信息：《草原文化史论》，晓克 主编，何天明 副主编，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7年，注：本公号推文仅供一般阅读，引用请参考原著。第八章
北方草原民族的军事 第七节
战略战术 战略是指导战争全局的方略。“即战争指导者为达成战争的政治目的，依据战争规律所制定和采取的准备和实施战争的方针、策略和方法。”[1]战术则是指进行战斗的原则和方法。从军事战略战术角度看，我国历史上北方草原民族军队及其众多将领的军事活动颇可称道，他们在长期、复杂的军事活动实践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战略战术原则。
一、把握全局，确定主攻方向冷兵器时代，北方草原民族经常处于数个民族或政权的包围之中。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在军事斗争中把握全局，确定主攻方向的意识和能力，往往成为决定生死存亡的关键因素。匈奴冒頓单于即位后，力量尚且薄弱，南面是强大的秦王朝，西面有西域诸国，东面与东胡相邻。此时，匈奴与秦没有大的军事冲突，南线平稳；西域诸国地势辽远，对匈奴未形成军事压力；而与之东邻的东胡凭借势力强盛，对匈奴施行侵夺，不仅迫使冒頓单于以自己心爱的千里马甚至是“所爱阏氏”相送，最后“东胡王”又进一步提出无理要求：“匈奴所与我界瓯脱外弃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企图挤压匈奴的生存空间，成为匈奴政权面临的主要威胁。冒頓单于从匈奴及其政权生存、发展的全局出发，认识到最大的威胁来自东胡。为了解除这种威胁，冒頓单于进行了一系列战略部署：首先，他坚定了利用战争解决东胡威胁的战略思想，杀掉有不同意见的大臣；其次，明确了击灭东胡的战略目标；最后“冒頓上马，令国中有后者斩”，动员全国力量，利用东胡骄傲轻敌之机，杀向东胡。东胡方面对此事变毫无准备。经过战斗，冒頓单于取得了“大破灭东胡王”的胜利。[2]冒頓单于全面地把握大局，正确地选择了主攻方向，进行了周密的部署，正确地实施了战略步骤，从而实现了击败东胡的战略意图。取得对东胡胜利后，冒頓单于乘胜展开第二步战略行动，“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3]向西、向南拓展了疆域。其中值得特别提到的是匈奴对“河南地”的收复。“河南地”即黄河河套，那里是匈奴民族摇篮的一部分。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派大将蒙恬出兵河套，从匈奴手中夺去了“河南地”。对于匈奴人来说，“河南地”不仅是自己的故乡，而且那里水草丰美，是不可多得的好牧场。因此，冒頓单于认真分析和牢牢把握了匈奴强盛、中原楚汉相争的有利形势，在扫清东西方敌对势力后，利用中原无暇顾及之机，迅速收复了“河南地”，又一次实现了宏大的战略意图。此后，又征服了北边的“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犂之国”，统一了“诸引弓之民”。在把握全局的战略思想方面，后东突厥汗国的创立者之
一、后东突厥汗国最初三代可汗的谋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暾欲谷表现得也十分突出。他认为：“突厥众不敌唐百分一，所能与抗者，随水草射猎，居无常处，习于武事，强则进取，弱则遁伏，唐兵虽多，无所用也。”[4]这不仅是对突厥自身情况的准确把握，从军事斗争角度看，更是一种全局战略思想的体现。暾欲谷十分善于从全局战略方面思考突厥汗国的命运。鉴于突厥汗国初期南有唐朝，东有契丹，北有乌古斯各部的形势，“我对我的可汗说，我这样说道：‘要是唐人、乌古斯、契丹三者联合起来，我们将无救，我们将腹背受敌。’”[5]经过分析，暾欲谷认为在此形势下，“先出兵打黠戛斯较好”。在这样的战略思想指导下，暾欲谷率兵翻山越岭，袭击了黠戛斯。“我们袭击黠戛斯于睡梦之中。我们用矛打开了他们的睡梦。那时他们的可汗和军队集合起来，我们交了战。我们打败了他们并杀死其可汗。黠戛斯人民内属并归顺了我们。”[6]从全局战略角度看，袭击并征服黠戛斯，对于剪除后东突厥汗国北部的威胁具有重要意义。成吉思汗在践行把握全局战略原则方面尤为突出。蒙古各部曾经长期称臣于金朝，遭受了严重的屈辱和掠夺。1206年蒙古汗国建立伊始，成吉思汗即把征伐金朝确定为战略目标。由于当时蒙古汗国北面尚有“林木中百姓”未被征服，在西南方还有西夏政权的存在，这些都对蒙古征金构成明显牵制。根据这样的战略局势，成吉思汗首先派军队扫清了乃蛮部和蔑尔乞部残余势力，征服了“林木种百姓”诸部，解除了西北方向的牵制。1205年、1207年、1209年，蒙古军三次大规模远征西夏，最终迫使西夏主李安全献女求和，来自西夏方面的牵制亦被解除。此时，蒙古征金已无后顾之忧，取得了全局战略主动。1211年，成吉思汗亲自统领蒙古大军南进，拉开了征服金朝战争的序幕。把握全局的战略原则还体现在成吉思汗临终前对灭亡金朝所作的战略遗言中。《元史》载：成吉思汗“临崩谓左右曰：‘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兵唐、邓，直捣大梁。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弊，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7]窝阔台汗时期，蒙古军于1230年对金朝发起攻势后，运用了这一战略部署，最终灭亡了金朝。蒙古攻金战争的胜利，证明了成吉思汗在把握全局战略原则方面的英明。
二、不战而屈人之兵孙子曰；“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8]北方草原民族军事家未必能够见到兵家奇书《孙子》，但长期征战的实践，同样能够使他们领悟到这个战略战术原则，并且自如运用。公元前177年，匈奴右贤王“侵盗上郡葆塞蛮夷，杀掠人民”。汉文帝派遣丞相灌婴麾车骑八万五千人，在高奴地方击败右贤王。恰在此时，汉济北王叛乱，抗击匈奴的汉军随即罢归。匈汉之间的和亲关系断绝。翌年，冒頓单于致书汉文帝，称：“汉边吏侵侮右贤王，右贤王不请，听後义卢侯难氏等计，与汉吏相距，绝二主之约，离兄弟之亲。……今以小吏之败约故，罚右贤王，使之西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彊力，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北州已定，愿寝兵休士卒养马，除前事，复故约，以安边民，以应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长，老者安其处，世世平乐。”[9]不难看出，这封信的核心意思是向汉朝炫耀征服诸国、统一塞外的强大武功，同时也表达了在这样的形势下匈奴希望恢复与汉朝和亲关系的愿望。接到此书信后，汉文帝与朝臣讨论对付匈奴的策略，究竟是应该对匈奴进行军事打击，还是与之和亲更为有利，“公卿皆曰：‘单于新破月氏，乘胜，不可击。……和亲甚便。’”汉与匈奴恢复了和亲关系。应该说，这是匈奴取得的一次战略上“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胜利。唐初，突厥势力强盛，对唐朝形成巨大压力。625年（武德八年）、626年（武德九年），东突厥连续侵攻唐朝十数州之地，激化了唐朝廷内部争夺的矛盾，诱发内讧，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变”，杀掉其兄太子李建成及其弟李元吉，后又迫使高宗退位，自己即位为皇帝。唐朝内讧的消息传到东突厥汗廷后，颉利、突利二可汗连兵十余万入侵唐朝，由泾州进至武功，京师戒严。突厥颉利可汗部与唐将尉迟敬德战于泾阳，遭到挫折，被“斩首千余级”，重整旗鼓后进至渭水。迫于形势，唐太宗李世民带领高士廉、房玄龄、周范驰等六骑出玄武门，亲自来到渭水边上与颉利可汗隔河而语，双方议和，“倾府库赂以求和”，并杀白马与颉利缔盟。突厥在得到巨大经济利益的情况下班师而归。[10]此即“渭水之耻”。虽然泾阳一战突厥遭到一些挫折，但千余人的减员较之十余万军队并不是很大的损失，最终突厥取得了唐朝纳币求和，订立城下之盟的巨大胜利。总体看，这次突厥对唐的战役达到了“不战屈人之兵”的最高战略境界。1550年（明嘉靖二十九年），蒙古阿勒坦汗在十多年反复要求与明朝进行和平贡市不果的情况下，率兵杀向明朝京师。阿勒坦汗先攻大同，明大同总兵、副总兵先后战死。随后阿勒坦汗挥军东向，拆毁长城，大掠怀柔，围顺义，直抵通州（均在今北京市境内）。明军在蒙古铁骑面前溃逃躲避，阿勒坦汗迅速进围京师。然而阿勒坦汗的目的是“以战求和”，因此在占据绝对优势和主动的情况下，并没有组织力量对北京城发动最后的攻坚战，只是围而不打。同时将俘虏的明朝宦官杨增等八人放还，让他们带着书信去见皇帝，再次提出通贡市的要求。阿勒坦汗围困北京三天，在得到明廷通过边臣答应与之通贡市的允诺后，开始从容撤军，满载掠获的财物从古北口退回草原。阿勒坦汗的这次军事行动，再次创造了北方草原民族战略战术上“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典范。
三、集中兵力，攻敌薄弱被视为我国古代武学经典的《武经七书》云：“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11]集中兵力，攻敌薄弱，可以收到以十攻一的效果。北方草原民族在战争中十分精于此道。429年四月，北魏皇帝拓跋焘大举北征柔然。拓跋焘率主力出东道向黑山，平阳王长孙翰从西道直指大娥山，约定会师于柔然汗廷。五月，魏军次于沙漠南，丢弃辎重，轻骑以进，集中兵力对柔然汗廷发动袭击，至栗水（今蒙古国翁金河）。此时，柔然可汗大檀未及集合兵力，率众西奔。大檀弟匹黎先典从东路赶来，企图增援大檀，途中被长孙翰军邀击，杀掉柔然“大人”数百。“大檀闻之震怖，将其族党，焚烧庐舍，绝迹西走，莫知所至。”[12]拓跋焘发挥鲜卑骑兵的优势，利用柔然尚未备战之机，弃辎重于不顾，集中兵力突击柔然汗廷，又邀击驰援汗廷的柔然军，取得了各个击破的效果。此战不愧为集中兵力，攻敌薄弱的典型战例。蒙元时代的蒙古军更是将集中兵力，攻敌薄弱的原则运用的出神入化。1231年夏，窝阔台汗在官山大会诸王，决定发动灭金战争，兵分三路向金朝进攻。窝阔台自统中路军围攻河中府，钳制潼关地区金军20万战略机动兵团；斡赤金麾左路军由济南进军，策应右路军；拖雷率右路军由凤翔渡渭水，假道于宋，下唐、邓，作为主攻。面对蒙古军三路进攻，金朝举棋不定，枢密判官白华主张派战略机动兵团北渡黄河，与围攻河中府的蒙古军作战，但合达、蒲阿二相不同意北渡黄河作战。由于受到蒙古军围攻河中府的牵制，金战略机动兵团又不敢南下阻击拖雷军，拖雷所率右路军迅速突入唐、邓，挺进汴京。1232年正月，金朝不得不派战略机动兵团南下抵御拖雷军，与拖雷军在钧州西北的三峰山展开会战，金军三十余万精锐部队几乎全军覆没。这又为窝阔台所率中路军攻下河中府、渡过黄河提供了战机。是年三月，窝阔台命大将速不台进围汴京，自己与拖雷北返。此战，在窝阔台、斡赤金两路军队配合、牵制下，担任主攻任务的蒙古右路军进展顺利；金朝军队则难以确定主要作战方向，先是20万战略机动兵团被死死牵制在潼关地区，蒙古军北线得以放手围攻河中府，南线则迅速突入唐、邓。此后，金20万战略机动兵团奉命南下，疲于跋涉，经三峰山一役，被拖雷军全歼。蒙古军取得了灭金战争决定性的胜利。
四、长途奔袭，攻其不备长途奔袭，攻其不备战略战术原则是北方草原民族在长期骑兵战中创造并屡试不爽的。北方草原民族军队以骑兵为主，其最大特点就是机动快，冲击力强，极其便于实施长途奔袭，攻其不备的战略战术。439年（太延五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进攻北凉，后方空虚。柔然吴提可汗应北凉沮渠氏求救，率军千里奔袭，兵锋直指善无郡七介山（今山西省右玉县西南）。魏京邑大骇，争奔中城，上党王长孙道生甚至准备筑西门，请皇太子拓跋晃避保南山，以拒柔然。吴提可汗率柔然骑兵对北魏进行长途奔袭，出乎拓跋焘的意料之外，结果迫使其“车驾返旆”，达到了预期目的。[13]上述后东突厥谋臣暾欲谷率兵征服黠戛斯时，所使用的也是这样的战法。在突厥骑兵“用矛打开了他们（黠戛斯人）的睡梦”之前，暾欲谷和可汗率领的突厥军长途跋涉，昼夜兼程杀向黠戛斯人。据暾欲谷说：“……我们翻过长有树木的山顶。……我们到达Ani河，……我们不分昼夜地疾走。我们袭击黠戛斯人于睡梦之中。”[14]这次长途奔袭以黠戛斯人的被征服而告终，解除了后东突厥汗国西北方的后顾之忧，为它与契丹、唐朝的军事政治斗争提供了较为稳定的后方。北方草原民族十分重视并娴熟长途奔袭，攻其不备的战略战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他们往往可以通过此种战法毕其功于一役，征服或击灭一个民族或政权，实现其政治、经济和军事目的。因此，长途奔袭，攻其不备战略战术在北方草原上世代相传，不断发扬。13世纪初，王汗看到在蒙古高原蒙古各部落兼并战争中铁木真（成吉思汗）的势力日益壮大，对自己在的霸主地位形成威胁，遂于1203年春对其进行了袭击。王汗之子桑昆等在合兰真沙陀（今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北）之地包围了铁木真。铁木真指挥怯薛军仓促迎战，遭到败绩。[15]铁木真沿合勒合河向贝尔湖附近撤退，在那里收降了弘吉剌部，休整部队，积蓄力量。是年秋，“帝移军斡难河源，谋攻汪罕。”[16]在派出使臣迷惑王汗后，铁木真亲率大军日夜兼程，“出其不意，破汪可汗军，尽降克烈部众。汪可汗仅以子及数骑脱走”。[17]当时王汗正在折折运都山地方搭起金帐，宴饮欢娱，对铁木真的袭击毫无防备。经过三天三夜鏖战，王汗军被击溃，王汗及其子桑昆西逃，铁木真则初步取得了蒙古高原霸主地位。铁木真与王汗之战，两次战役中进攻的一方都采取了长途奔袭，攻其不备的战法。但是，在王汗奔袭铁木真时，铁木真事先已经得到情报，做了一些相应的准备，所以王汗未能取得预期战果。而在铁木真袭击王汗时，王汗还被蒙在鼓里，毫无准备，致使其一战而溃，铁木真终于实现了消灭强敌的战略意图。从上述两次奔袭战中不难看出，长途奔袭，攻其不备的战法其成功的前提条件，是进攻一方行动的高度隐秘和被攻一方的毫无防备。征战在北方草原上的铁骑机动速度极快，攻防节奏相应加快，他们必须深谙此道，才能取得军事行动的胜利。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满洲人兴起并建立后金政权。迫于后金的压力，同时为了获得明朝“市赏”，蒙古大汗林丹汗于1627年春率部西迁，占据呼和浩特。为了彻底征服漠南蒙古，1632年（天聪六年）四月，后金国主皇太极发兵远征林丹汗。这是一次成功的长途奔袭。当时，驻帐于宣府边外的林丹汗毫不知情，后得到后金军袭来的消息，林丹汗闻之大惧，决定经由呼和浩特西渡黄河逃跑。后金军一路尾随追击，双方根本没有发生像样的战斗，后金收捕了大量察哈尔等各部逃散部众，林丹汗则带领残余部众逃到甘、凉边外。经过此战，林丹汗在蒙古右翼经营的根据地顷刻瓦解，后金军队轻松降服众多蒙古部众。后金对林丹汗进行长途奔袭极为成功，得到了有些出乎意料的结果。明代多年在北边任要职、熟悉蒙古情况的萧大亨在描述蒙古军作战行动时说：“尝闻虏之大举也，……先议所犯之处，犹不令众知也。如欲犯东，且西行三舍或五舍，至塞垣下，乃翻然东向，曰：‘惟予马首是瞻。’遂疾驱。……或深入我内地三四百里如迅雷，或散掠我墩堡，遽返大巢如脱兔。”其中的核心思想，就是始终保持行动的隐秘性，利用快速机动，赢得战果。虽然萧大亨揭示的是当时蒙古军作战的规律，但反映出的却是北方草原上传承久远的军事文化传统。
五、乘胜追击，扩大战果用兵如神的毛泽东曾经赋诗云：“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18]说明追击之于作战的重要性。纵观古今中外著名战例，追击战不仅可以充分扩大战果，甚至可以一举彻底消灭敌军。在这方面，北方草原民族军队更是借助自己行动迅速的优势，把追击战当作常用战法，经常通过不舍不弃的长途追击，实现战略战术意图。唐贞观初年，长期处于突厥汗国统治下的回纥人日益不满，在首领菩萨的率领下举起叛旗。“突厥颉利可汗遣子欲谷设率十万骑讨之。菩萨领骑五千与战，破之于马鬃山。因逐北至于天山，又进击，大破之，俘其部众，回纥由是大振。”[19]马鬃山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额济纳河西面，天山即今新疆天山。回纥首领菩萨首战马鬃山获胜后，乘胜追击，奔驰数千里，又一次大败突厥军，不仅战果辉煌，而且大大削弱了东突厥汗国的力量，“这为后来（贞观四年）唐朝进兵漠北击灭东突厥政权并生擒颉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而回纥本身也由此兴盛起来。”[20]东突厥汗国被击灭后，唐朝、回纥又与西突厥汗国展开争夺。651年，西突厥可汗阿史那贺鲁攻战唐朝西域重镇庭州（治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回纥可汗婆闰发兵五万配合二万唐军击败突厥，收服庭州。“显庆元年（656年），贺鲁又犯边。诏程知节、苏定方、任雅相、萧嗣业领兵并回纥大破贺鲁于阴山，再破于金牙山，尽收所据之地，西遂至耶罗川。贺鲁西奔石国，婆闰随苏定方逐贺鲁至石国西北苏咄城，城主伊涅达干执贺鲁送洛阳。”唐、回纥联军首先在阴山（今阿尔泰山）击败突厥军，接着又败其于金牙山，突厥贺鲁可汗向西逃往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唐、回纥联军乘胜追击，直至在“石国西北苏咄城”将贺鲁可汗擒获。显然，牙金山之战以及贺鲁可汗的被擒，都是在唐、回纥联军锲而不舍的长途追击中发生的。[21]法国学者勒内·格鲁塞在描述古代蒙古军的战法时写道：“他们从孩提时代就受到训练，在一望无垠的大草原上奔跑着追逐鹿子，习惯于耐心地潜步追踪和懂得捕捉猎物（他们赖以生存的食物）的各种诡计，……他在对他的敌人发动突然攻击之后，就消失了，然后又出现，紧紧追随敌人，而不让自己被捉住，像追逐猎物一样，他折磨对方，拖垮对方，直到他们的对手筋疲力尽。”[22]其实，格鲁塞所描述的正是蒙古人及其草原先民之所以善于追击战的原因和机巧。成吉思汗第一次西征时，对花剌子模沙摩诃末的长途追击就典型地体现了这种战法。1219年秋，成吉思汗挥师西向，开始第一次西征，兵锋直指当时的中亚强国花剌子模。蒙古军势如破竹，1220年二月进抵不花剌城，不花剌神俗上层献城投降。三月，成吉思汗围攻花剌子模新都撒麻耳干，花剌子模沙摩诃末退往阿姆河南。成吉思汗得此消息，立即派遣大将哲别、速不台、脱忽察儿各率一万精骑追击摩诃末。摩诃末闻讯，急忙逃往你沙不儿（今伊朗内沙布尔）。不久，他得知蒙古军已渡过阿姆河，遂逃向可疾云（今伊朗加兹温）。哲别、速不台等一路既不停驻，也不杀掠，加快速度行进，专门追击摩诃末。在蒙古军的一路追击下，摩诃末途经许多地方，最后逃到宽田吉斯海（今里海）中的一个小岛上，并于年底病死。[23]哲别、速不台对摩诃末的追击历时数月，奔驰数千里，穷追不舍，彻底消除了花剌子模国统治者的抵抗意志，严重瘫痪了其军事指挥系统，追击摩诃末途经的一些城池不战而降。在蒙古追击部队的牵制下，花剌子模军陷入全局被动。蒙古军除了朮赤、察合台围攻玉龙杰赤受阻外，成吉思汗和拖雷所率蒙古主力军攻城略地，进展顺利，消灭大量花剌子模军有生力量。蒙古军对摩诃末的追击可谓古今中外著名的追击战例。恩格斯在论述俄土战争时说道：“谁都知道，战果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追击时获得的，追击能使战败的军队全军覆没。”[24]上述几例追击战，特别是对西突厥贺鲁可汗的追击以及对摩诃末的追击，说明北方草原民族不仅深通这个人类战争的共同规律，而且还能够审时度势地自如运用。
六、诱敌深入，聚而歼之毛泽东曾经在总结古今中外战争之后指出，古今中外战争基本的战斗形式只有攻防两种。[25]历史上北方草原民族的战争也无出此例外。在面对强大敌人的进攻之际，他们采取防御的战略战术，通过防御战保存力量，甚至转守为攻，取得最后的胜利。纵观数千年北方草原民族一次次防御战，可以看到，他们的防御战往往是主动防御，体现出朴素、实用又高明的防御战战略战术原则：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这个原则完全符合古代兵圣孙子的思想：“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26]纵观北方草原民族数千年战争史，不乏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战例。汉武帝即位后，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27]设马邑之谋，企图诱歼匈奴主力，结果被匈奴识破，双方“绝和亲”，进入战争状态。“自马邑军后五年之秋，汉使四将军各万骑击胡关市下。将军卫青出上谷，至茏城，得胡首虏七百人。公孙贺出云中，无所得。公孙敖出代郡，为胡所败七千余人。李广出雁门，为胡所败，而匈奴生得广，广后得亡归。”[28]此战发生于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年），[29]是马邑之谋失败后汉朝第一次大规模对匈奴用兵。卫青等汉四将军各指挥一万骑兵分兵出击匈奴，结果汉军损兵折将，出师不利。只有卫青一路进至“茏城”（匈奴单于庭所在），杀虏匈奴700人，公孙贺未能与匈奴军队接触，其他两路汉军大败而归，公孙敖的军队损失大半，李广更是被匈奴军生擒，只是侥幸逃归，其所率军队大约也全军覆没。从这样的战争结局看，匈奴显然是采用诱敌之计，使卫青一路杀向茏城，匈奴军则避开公孙贺一路，集中力量分别对公孙敖、李广进行攻击，最后以700余人的损失换取了消灭汉军近20000人的胜利。此战表现出匈奴军队运用诱敌深入，聚而歼之战略战术的高超艺术。公元前104年匈奴军对汉军进攻的反击之战，也具有一定代表性。公元前105年（元封六年），乌维单于死，乌师庐即单于位，匈奴出现内讧迹象，左大都尉欲杀单于降汉，约汉朝派兵接应。“汉使浞野侯（赵）破奴将二万余骑出朔方西北二千余里，期至浚稽山而还。……左大都尉欲发而觉，单于诛之，发左方兵击浞野侯。浞野侯行捕首虏得数千人。还，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八万骑围之。浞野侯夜自出求水，匈奴间捕，生得浞野侯，因急击其军。……军遂没于匈奴。”[30]从中不难看出，面对二万余骑汉兵的进攻，乌师庐单于的战略是先调遣其左翼与赵破奴军周旋，通过诈败，使汉军成为骄兵。随后，集中优势兵力，在其归途选择有利地形对汉军突施包围，未战而计取汉军首脑，趁势展开攻击，使其全军覆没。在这次战役中，匈奴军队作战经过说明，乌师庐单于不愧为“善为诱兵以冒敌”的军事统帅人物，匈奴军队实施诱敌深入，聚而歼之战略战术的能力被表现的淋漓尽致。979年，宋太宗灭掉北汉后，是年五月转而东向、北上，进入辽朝河北北部，以图收服燕云十六州。起初，辽朝未作像样的抵抗，宋军进展顺利，很快就攻到辽南京（今北京）城下。“（六月）丁卯，北院大王奚底统军使萧讨古、乙室王撒合击之。战于沙河，失利。己巳，宋主围南京。……秋七月癸未，（耶律）沙等及宋兵战于高梁河，少却”。[31]辽将耶律休哥、耶律斜轸选精骑三万，间道出宋军南面包抄，与耶律沙合击宋军，大败宋军。[32]“宋主仅以身免，至涿州，窃乘驴车遁去。”[33]宋太宗收服燕云十六州及其中的高梁河之战，都是我国历史上较为著名的事件。无论是整个战役还是高梁河之战，辽军的行动都收到了诱敌聚歼的效果。北元时期，蒙古族仍然在传承、运用着这样的战略战术。1372年（宣光二年，洪武五年），明太祖朱元璋命徐达、李文忠、冯胜各率五万骑，兵分三路出征北元。徐达所率中路军作为明军主力，兵锋直指北元汗廷所在地和林。北元中书右丞相、大将扩廓帖木儿遣游骑往野马川与明军接触，一战即败，引诱明军深入。在首战告捷的鼓舞下，明军直趋漠北腹地土拉河。扩廓帖木儿引兵迎战，旋即败走，进一步诱敌深入。徐达等明军将领轻敌气盛，麾师追击，直接闯入北元军队的伏击圈。北元军伏兵大发，明军仓促迎战，鏖战过后，明军战败，战死一万余名将士。徐达急忙敛众修筑工事自保，一个多月后，率残部班师。李文忠所率明东路军同样中了北元的诱兵之计，深入到阿鲁浑河（今蒙古鄂尔浑河）一带，才真正遇到北元的第一道防线，发生激烈战斗，李文忠负伤，双方不分胜负。明军继续向前推进，遭遇北元军第二道防线，但明军已是强弩之末，与北元军相持三天后，各自撤兵。至此，北元军队取得了“宣光二年保卫战”的胜利。[34]“宣光二年保卫战”发生在明代初期，距元朝北奔、明朝建立不久，明朝正值强盛而北元则百废待兴。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针对明军十五万大军的大举进攻，北元方面如果只作消极防御，严防死守，无异于以卵击石，自取灭亡。北元君臣正确地分析了形势，娴熟地运用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战略战术，打垮了明军的攻势，取得了战略防御的胜利，为北元政权的稳定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使这次保卫战成为北方民族历史上一次典型的成功战例。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曾经根据红军反“围剿”战争的实践，总结出“诱敌深入”，在运动中加以消灭的战略战术原则，并将其概括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35]从上述北方草原民族“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主动防御战战例中，不难发现二者之间战略战术原则的精神实质是极为相近的。在同样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在相似的主动防御战之中，北方草原民族军队和红军创造了、运用了同样或相似的战略战术原则，可以说，他们的军事实践闪烁着同样的智慧光芒。综上所述，北方草原民族在长期的军事活动实践中创造、运用和传承的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揭示了人类战争的许多共同规律，往往与古今中外著名军事家的理论、观点、思想不谋而合，为中华民族军事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1]《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2]《史记》卷110，《匈奴列传》。[3]《史记》卷110，《匈奴列传》。[4]《新唐书》卷215下，《突厥下》。[5]耿世民：《古代突厥碑铭研究》，第97页。[6]耿世民：《古代突厥碑铭研究》，第101页。[7]《元史》卷1，《太祖纪》。[8]《孙子兵法》卷上，《谋攻篇》，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9]《史记》卷110，《匈奴列传》。[10] 薛宗正：《突厥史》第247～25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11]林伊夫、刘庆等：《武经七书新译》，卷中，虚实第六，齐鲁书社，1999年。[12]《魏书》卷103，《蠕蠕传》。[13]《魏书》卷103，《蠕蠕传》；另参阅陶克涛：《毡乡春秋·柔然篇》，第320页。[14]耿世民：《古代突厥碑铭研究》，第100～101页。[15]叶新民等：《简明古代蒙古史》第20页；达林太：《蒙古兵学》第66页，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3年。[16]《元史》卷1，《太祖纪》。[17]王国维：《圣武亲征录校注》，《王国维遗书》，第十三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18]《毛主席诗词》，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12月。[19]《旧唐书》卷194下，《回纥传》。[20] 林幹、高自厚：《回纥史》，第13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年。[21]有关地名请参照林幹、高自厚：《回纥史》。[22]［法］勒内·格鲁塞著，蓝琪译：《草原帝国》第6～7页，商务印书馆，1998年。[23]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上册；叶新民等：《简明古代蒙古史》。[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九卷，第511页，人民出版社，1961年。[25]《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4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26]《孙子兵法》卷中，《虚实篇》。[27]林幹：《匈奴通史》，第53页，人民出版社，1896年。[28]《史记》卷110，《匈奴列传》。[29]高锐主编：《中国军事事略》，上册，第253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30]《史记》卷110，《匈奴列传》。[31]《辽史》卷9，《景宗纪下》。[32]舒焚：《辽史稿》，第282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33]《辽史》卷9，《景宗纪下》。[34]曹永年：《蒙古民族通史》，第三卷，第16～17页，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年。[35]《毛泽东选集》第一卷，2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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