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抚养费征收
2020-03-02 11:48:25 来源：范文大全收藏下载本文
社会抚养费征收问题的调查及建议
受省《条例》修改课题组委托，本课题组承担的课题题目是《社会抚养费征收问题的调查及建议》。依法向违法生育子女的公民征缴必要的社会抚养费，既是对不履行计划生育义务的公民一种经济限制，又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国家、社会抚养违法出生人口的经济压力。将违法生育的社会抚养费征缴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实际工作中，违法生育的社会抚养费却很难征缴到位。如何解决违法生育社会抚养费征缴难问题已成为社会特别是广大计生工作者关注的一个热点。下面，根据调研情况和实践工作，对社会抚养费征收的问题、成因作以分析，并就《条例》调整完善提出几点建议，欢迎批评指正。
一、我省社会抚养费征收制度发展历程及其作用
在我国近三十年里，尤其是在推行计划生育之初，由于计划生育工作相当难做，地方政策或立法中往往都对“超生”规定了经济限制措施。
20世纪80年代起各省地方立法中规定了对超过规定生育子女的公民要给予超生罚款。随后，各地在地方立法中先后将超生费更名为计划外生育费。2000年3月，中央8号文件明确规定对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要征收社会抚养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四十一条规定，违法生育子女的公民，应当缴纳社会抚养费。于2002年9月1日起实施的《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对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对象、征收主体、征收管理体制等做出了原则性规定。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人们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经济处罚的标准随着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和规章的修改和颁布，也做了相应的调整
二、我省社会抚养费征收现状
据不完全统计，全省社会抚养费征收到位率不足30％(见省调研报告)，多年欠帐无法结案的现象在基层普遍存在。社会抚养费难以征收到位，已成为困扰我省各级人口计生部门的突出难题。形成社会抚养费征收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制度方面的原因，也有执法环境的原因，还有执法部门主观上的原因。下面，以鸡西市违法生育现状为例进行分析：
从上表可以看出，全市1996年1月1日以来共立案2721例。其中一胎违法生育1639人，二胎违法生育835人，多胎违法生育247人。
鸡西市从96年开始，十分重视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始终坚持思想工作和依法办案相结合。在2721人违法生育者中全部征收有1027人，占违法生育总数的37.74％；部分征收的有1166人，占违法生育总数的42.85％；末征收的有364人，占违法生育总数的13.38％；末送达征收决定书的有164人，占违法生育总数的6.03％；在社会抚养费征收中主动交纳社会抚养费的有2073人，占所缴纳社会抚养费总数的76.19％；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21人，占总数的0.77％；末履行的有627人，占总数的23.04％。
1、征收原因分析
根据违法生育汇总结果分析：全市一胎违法生育1639人，占违法生育总数的60.24％，在一孩违法生育中因不到结婚年龄不能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916人，占一胎违法生育总数的56％，符合结婚条件但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723人，占一胎违法生育总数的44％；二胎及二胎以上违法生育1082人，占违法生育总数的39.76％，其中符合再生育条件，但末经审批生育的280人，占二胎及以上违法生育总数的25.9％，占违法生育总数的10.29％；夫妻违反生育间隔而违法生育的132人，占二胎及以上违法生育总数的12.2％，占违法生育总数的4.9％；不符合再生育规定而生育的670人，占二胎及二胎以上违法生育总数的61.9％，占违法生育总数的24.62％ 。按违法生育原因分析表明，早婚生育和非婚生育第一胎的违法生育行为占社会抚养费征收的比例较大，而真正需要严格控制的不符合再生育规定而生育的二胎以上的违法生育行为占社会抚养费征收的比例却较小。
2、征收对象分析
1 根据违法生育对象的职业构成分析：全市城市城镇居民违法生育1187例，占违法生育总数的43.62％；农村居民违法生育1534例，占违法生育总数的56.38％；按照职业构成分析有工作单位的职工违法生育126例，占违法生育总数的4.6％；个体私营或有一定的经济收入的人员违法生育1024例，占违法生育总数的37.63％；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违法生育1457例，占违法生育总数的53.55％，无职业、无经济收入的人员违法生育114人，占违法生育总数的4.19％。根据职业构成情况分析，农民和个体私营高收入人员的违法生育行为应然是主流。
3、征收主体分析
社会抚养费的征收，由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做出书面征收决定；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可以委托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做出书面决定。虽然社会抚养费的征收主体是县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但在实践中多数地方委托乡镇具体征收，由于受法律素质、专业素质、道德素质、工作条件和地域环境的限制，乡镇级执法人员很难工作到位。从执法队伍上看，县（市）好于区，鸡西市六个区的街道办事处只有一名计生专职执法人员，因执法人员缺乏而无法委托执法，都由区级直接征收。由于城市管理的复杂性，漏征现象比较严重。
三、问题成因分析
社会抚养费增收不到位的危害和后果是十分严重的。主要表现在：一是造成超生带来的社会负担未能得到应有的补偿；二是严重损害了法律法规的严肃型；三是弱化了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力度，社会抚养费的限制作用没有发挥出来，不利于低生育水平的稳定；四是造成攀比从重的负效应。许多超生对象互相打听缴纳社会抚养费的情况，造成有能力的也在等待观望，与未申请执行的超生对象攀比，认为其他对象没有缴纳社会抚养费或缴纳不全，自己也就不缴，无形中加大了执行难度，增加了社会抚养费的增收难度。五是在反复增收不到位，不但降低了法制权威、影响法律实施，也增加了计划生育行政执法人员的行政支出和计划生育部门的行政成本。
1、征收范围大，部分征收对象缺乏认同。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层次：一是在违法生育一孩的法律责任中，群众对达到法定婚龄未办理结婚证而生育第一胎的征收三千元社会抚养费不很认同，在这些人群中，确实有一部分外来女和本地人结婚，因为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所需材料不全办理不了结婚证，对于这部分人，既然确定终身只生育一个孩子，在达到法定婚龄的前提下，不应该征收社会抚养费；二是在违法生育二孩应负的法律责任中，对生育间隔问题反响较大，认为只要符合生育标准，不应该用四年的间隔来限定生育。有些群众符合生育二孩的条件，在没达到生育间隔怀孕后，用人工终止妊娠的方式对群众的身心健康都带来很大的影响，从而导致干群关系紧张。对没有终止妊娠的又无法律依据和强制手段终止妊娠，只能任其违法生育。在对三县社会抚养费征收问题的调查中，我们了解到有20％的违法生育是达到了法律规定的标准，只是未达到生育间隔的要求，对这部分群众征收三千元的社会抚养费，不能体现计划生育工作人性化的服务；三是在违法生育三孩的调查中，由于再婚夫妻想生育一个感情孩造成违法生育的占 50％，如果从稳定家庭感情的角度考虑，应该把这类因素考虑进去。
2、征收标准高，超过违法生育者支付能力。从目前社会抚养费征收的结案率分析，截止2002年，社会抚养费征收标准未提高之前，违法生育一胎征收1000－5000元；违法生育第二胎征收5000－10000元，违法生育三胎征收10000－30000元；群众一次性全部缴纳社会抚养费的占37.74％，部分缴纳社会抚养费的占42.85％，未缴纳社会抚养费的占13.38％。从2003年开始，违法生育一胎城市征收5000－10000元，二胎30000－60000元，三胎6000－120000元，征收的抚养费标准一胎提高了2－5倍，二胎提高了5倍，三胎提高了4－6倍。2003年至今，群众一次性全部缴纳社会抚养费占29％，部分缴纳社会抚养费占20％，未缴
2 纳社会抚养费的占51％。同2002年以前相比，一次性缴纳社会抚养费降低了8.74.％，部分缴纳社会抚养费降低了22.85％，未缴纳社会抚养费增加了37.62％，多年欠帐无法结案的现象在基层普遍存在。导致这种现状的原因除个别违法生育者主观抵触、故意逃避拖欠外，主要原因是由于征收标准高，而我省的城乡居民收入偏低。具我省的相关资料统计，我省2006年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为3552元，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9182元。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虽然逐年稳步上升，但仍低于全国居民收入的平均水平，由于征收标准偏高，大多数收入偏低的违法生育人群无法缴纳，客观上造成了征收社会抚养费难、结案率低等现象的发生。
3、强制执行难，难以有效开展正常的执法工作。在计划生育行政执法过程中，按照执法程序的要求，从反复调查、取证到下达征收决定，需要反复几次深入当事人的居住场所。下达征收决定之后，能一次性将征收决定书送到当事人手中的占20％，一般都需要4－6次。这就要求必须有一定的行政经费来支撑。目前，有些地区基层单位的计划生育事业经费仅用于人员开资，计划生育经常性工作经费难以保障；现行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规定，各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征收的社会抚养费必须全部上缴财政，执法部门缺乏利益驱动，对社会抚养费征收难的问题采取了放任的态度，影响了部门执法的积极性。
4、申请法院强制执行面临诸多难题。违法行为发生后，有的无钱不怕罚（征收），有的有钱就不交。由于计生部门没有强制执行权，在计生部门履行完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程序后，当事人有的早已隐匿、转移财产，有的更换法人代表，造成无执行能力的状况，有些群众不配合计生部门的征收工作，甚至编理由，讲条件、讲价钱、有意拖欠，出现了征收“三难”。在反复说服教育不果的情况下，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但是，由于受申请强制执行费用、执行工作量、执行环境等条件的限制，使违法生育长期得不到处理。不仅使社会抚养费没有征收上来，同时还投入大量的执行费用。有的宁可行政拘留，也不缴纳社会抚养费，使得法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受到了极大的挑战。
四、建议
建议一：体现法制统一原则。《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颁布实施，结束了计划生育没有国家立法的历史，根据法制统一原则，国家要求各省、区、市地方法规进行必要的修改。2003年《黑龙江省计划生育条例》中有许多地方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有鉴于此，提请人大修改《条例》中不适应的部分，在制度上要严格按照国务院颁布的《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统一界定征收标准、对象，准确运用法律法规条文，不擅自增加收费项目，不擅自提高征收标准，缩小社会抚养费征收对象、标准的差异，实现法制统一。
建议二：强化制约性，继续坚持社会抚养费征收制度。社会抚养费是国家向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公民征收的行政性收费，是生育调节的手段和重要措施。国家采用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形式，追究违反法律法规多生育子女公民的法律责任，以此促进计划生育，达到抑制人口过快增长的目标，对于全面落实计划生育政策、稳定低生育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征收社会抚养费作为生育行为的一种调节机制，对于制约违法生育、平衡守法者和违法者之间的关系，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无论是哪种违法生育行为，都要进行社会抚养费的征收，体现法律的震慑作用。
建议三：体现补偿性，明确界定征收对象。对违法生育人员征收社会抚养费，不但是对违法生育行为的一种制约，也是对他们多生育子女给社会增加负担的一种补偿性收费。从补偿意义上讲，征收对象应当是违反法定数量多生育子女的公民，而不是违反法定时间生育的公民。对于违法生育的公民，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生育数量多的公民，严格进行抚养费的征收。如果我们把部分缺乏认同的征收对象列入合法生育对象，会适当的缩小社会抚养费的征收范围，并且不会对社会生活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群众对计划生育工作的满意程度也会大幅度增加。因此，建议取消对达到法律婚龄而未办结婚证生育第一胎子女的征收社会抚养费的规定。建议在三个月之内补办相关手续，不予征收社会抚养费；对符合条件未经审
3 批的，限期办理审批手续，不予征收社会抚养费；对符合再生育规定，未达到生育间隔，但实际已经证明间隔对生育数量是没有影响，因此，以不够间隔未由征收社会抚养费失去了立法的合理性基础。建议在以后的修改完善或者国家的统一立法中不作为征收对象，使社会抚养费征收制度更见合理化、科学化，人性化。
建议四：体现可执行性，科学测算征收标准。确定社会抚养费征收标准，要统筹考虑社会发展状况、群众的实际承受能力及其制约能力。我省现《条例》对各种违法生育行为规定了上限和下限的明确额度，使当事人对违法以后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有比较直观的了解，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操作起来简单明了，便于执法和监督。不足之处在于不能体现社会抚养费征收标准的几个要素，对个案特殊性考虑不够，按照一般收入水平确定的上限对高收入群体不会有制约作用。而且上限、下限的差距过大。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纯收入为基数，按一定倍数确定固定数额的征收标准。确定的标准既能体现补偿性，又能具有制约性。
对于违法生育一孩的，即当事人未达到法定婚龄的，城镇居民按子女出生前一年统计局公布的全市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0.5倍征收；农村居民按子女出生前一年统计局公布的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0.5倍征收。
违法生育二个子女的，城镇居民按子女出生前一年统计局公布的全市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4倍征收，但前一年实际可支配收入高于市统计局公布的全市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按其实际可支配收入的4倍增收；农村居民按子女出生前一年统计局公布的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2－4倍征收 ，但前一年实际纯收入高于市统计局公布的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按其实际纯收入的4倍增收。
违法生育三个及三个以上子女的，城镇居民城镇居民按子女出生前一年统计局公布的全市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8倍征收，但前一年实际可支配收入高于市统计局公布的全市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按其实际可支配收入的8倍增收；农村居民按子女出生前一年统计局公布的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4－8倍征收 ，但前一年实际纯收入高于市统计局公布的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按其实际纯收入的8倍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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