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评01
2020-03-03 05:06:56 来源：范文大全收藏下载本文
窗口单位应急人所急
河南漯河 王琦
据报道，6月16日上午，湖北武汉64岁的魏婆婆来到一家银行办理业务。因为内急，请求用一下银行厕所却遭拒，导致老人拉在了裤子里。银行经理出面道歉并解释说，银行厕所不对外开放是行规，主要是从安全的角度考虑。这个解释值得商榷。
出门在外，遇到“紧急”情况却找不到公厕，想必很多人都遇到过。近年来，民众对于机关单位厕所应不应该开放颇多争议。哈尔滨、青岛等地都宣布开放社会窗口服务单位的厕所，拒不开放者，将被处以罚款。武汉也在2013年呼吁各单位开放厕所，但一些单位反应冷淡，其中就有银行。银行的确要保安全，但作为服务行业，银行也理应完善服务措施，为那些排队等上一两个小时的储户提供人性化服务。
很多窗口单位都有其社会责任和公益性，解民之所急应是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不论是从行业本身的服务理念还是从社会职责来说，一个厕所不应对群众关门。我们的城市很大，厕所问题是小事，却关乎市民生活。对此，不能一句呼吁了事，应拿出切实手段来鼓励制约，比如给予一定水电补助、将其作为文明单位，乃至下达明确指令，等等，以满足民众期待，解决民众需求。
莫让“扶贫”变“伤民”
江苏徐州 郭元鹏
据报道，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对扶贫工作投入虽然增加了，但并没有带来明显的效果。一些扶贫项目不接地气、不做周密的计划，只管把资金投出去就完事，成效如何反倒不重视。有农民甚至反映：扶贫项目，搞啥亏啥，农民都怕了。
扶贫好比忙农事，播种、施肥、浇水、除草，每一个相关环节，都离不开仔细照看和辛勤付出。如果只是为了完成任务，匆忙地安排资金、上马项目，追求看起来光鲜亮丽的扶贫政绩，而疏于对扶贫项目具体进展的关心，不仅会降低资源的使用效率，也会影响农民乘政策东风，靠勤劳致富的信心，从根本上不利于地方“三农”问题的解决。
扶贫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应该在精准度上下功夫。不问利弊、天女散花式的资金支持，很容易让人犯迷糊，不知道究竟该选择哪种产业发展模式。正确的做法是，在确定了种植、养殖等产业培育对象后，继续在产品深加工、营销、市场信息预警等产业链建设方面多下功夫，做好做足配套服务，扶贫才算是真正扶到位了。毕竟，只有把钱用到刀刃上，才能发挥“拔穷根”的作用，让广大农民从中受益。
核心阅读
专门立法，成立专项单位，深圳市政府全面接管了路边停车位，这事引发议论。
有人问，路边停车也管，政府会不会手伸得太长？对收费高、处罚严厉也颇有意见。政府回应，企业很难承载社会管理职能，也无法与执法部门联动。所收费用全部用于发展公共交通等。有专家认为，路边停车位不能成为私人的提款机，但收费标准应优化，资金去向应及时公开。
截至目前，深圳结束长达8年的路边免费停车时代，进入“史上最严违停处罚期”已有半年。与之相伴而来的，是深圳市政府开全国之先，统一接管全市所有路边临时停车泊位。
政府“直管”路边停车位，使用的是一款叫做“宜停车”的手机APP。就是这样一款APP，将机动车保有量315万、车辆密度每公里500辆、停车位缺口达200万的深圳，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车主：路边停车收费贵，软件不易操作
在不久前召开的深圳两会上，14位人大代表带着市民意见面询深圳市交委、交警局、财政委、发改委和法制办5部门，对“宜停车”开启直接“清算”。
使用不便、收费高、处罚严厉，成为车主们的主要“槽点”。
据了解，市民临时泊位停车，首先要手机注册“宜停车”账号。车停好后，车主需下车查看泊位编号，并在软件内输入号码和预估使用时间，获取费用信息后，手机付费。规定时间内未完成操作及购买时长不足者，均可能面临高额罚款。
车主林生是“宜停车”60万注册用户中的一员。然而，试用半年，他依旧没能适应这种手机缴费模式。一方面，手机软件操作受到网络限制，有时无法操作。同时，路边临时停车与室内停车场的巨大差价，让他大多数时候都宁愿选择在室内停车场排长队，也不去路边空荡荡的停车位。“相比于商场、超市等室内停车场，‘宜停车’短时停车的费用可能是前者的3倍以上。最高每天可能达到265元，实在太贵了。”
不过，因为在人行道上违停而被贴过两次1000元罚单的林生，还是觉得“宜停车”的临时停车泊位“聊胜于无”。“虽然贵，但总比贴罚单便宜。”路边违规罚款金额最低500元，最高2000元，“宜停车”成为了提心吊胆的车主们最后的救命稻草。
在微信上的一个关于“宜停车”的问卷调查中，超九成的人认为“宜停车”收费不合理。方便性上，仅有4%的人给全五星评价，65.8%的人给出了最低1颗星的评价。
“深圳车位本来就很少，现在因为‘宜停车’的不合理，造成大量车位空置，是一种资源的浪费。”市民陈女士抱怨。
政府：治堵已见成效，停车费补贴公交
深圳政府“直管”路边停车位，其独特之处不仅在于用智能化的收费系统取代饱受诟病的现金模式，还在于它通过专门立法，专门成立事业单位，使整个收费项目变成了纯粹的政府行为。
深圳市道路交通管理事务中心（以下简称“道交中心”）于2013年6月成立，隶属于深圳市交通运输委，是路边停车收费项目的牵头单位。
道交中心公共服务部部长范文忠说，过去10年，深圳机动车保有量增长了10倍，路边违章停车率高，交通拥堵不堪。深圳市交通委员会副主任温文华介绍，数据显示，“重拳治堵”前，深圳中心城区晚高峰拥堵时长已从2012年的38分钟上升至2014年的55分钟。
“道路停车管理是城市整治的措施，收费只是一种手段。”范文忠表示，过往的实践证明，企业很难承载如此庞大的社会管理职能，也不具备与其他执法和管理部门联动的能力。“1997年，深圳的路边临时停车是由一家叫高戍达的公司管理，采用咪表收费。但经常出现车主投诉强制售卡、粗暴锁车的情况。”因为企业管理存在诸多问题，2007年10月，高戍达公司退出咪表管理，全市3000个咪表也停止使用。此外，多头管理也饱受诟病，因此必须要有专管部门。
根据深圳市交委统计，“宜停车”项目实施后，工作日晚高峰停车收费片区的道路交通运行速度平均环比增长10%，路边临时停车周转率平均上升约48.6%，路边违停率下降94%。
“政府接管全市路边临时停车泊位，除去了从前企业管理的弊病，在整体上规范了停车秩序，提升路边临时停车泊位的周转率，初衷是为了治堵。”范文忠表示，“高收费标准和处罚力度是为了通过提高用车成本来调控小汽车的使用，利用经济杠杆引导市民绿色出行。收上来的钱也全部用于发展公共交通等。”
深圳市交委表示，路边临时停车位使用费属于公共道路资源占用费，上缴市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专项用于发展公共交通、消除交通安全隐患、治理交通拥堵、交通科技创新等工作。截至5月31日，原特区内累计收费合计为1904.65万元，按规定已全部用于公交补贴。
专家：政府该管的要管，但需优化
深圳政府对路边临时停车的“直管模式”，从公布之日起，就伴随着无数的争议。有人认为，政府“直管”停车位，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手伸得过长。还有人表示，道交中心对路边停车位的“垄断经营”，无论是收费标准还是其服务的便利性，都让人难以接受。
而最让人关心的，是每天数万个停车位带来的巨额停车费，到底花在了哪里？花得是否合理合法？
“简政放权并不是什么都不管，而是该管的都要管。”深圳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谢志岿表示，规范停车秩序、治理好交通是政府应尽的职责。“对于公共资源的管理无法单纯靠自发性完成，且任何一家公司企业都没有行政执法的权力。而且，路边停车位本来就属于公共资源、公共空间，必须公用，不能成为私人的取款机，政府接管路边临时停车泊位其实是在提供公共服务。”
中山大学社会保障与社会政策研究所所长岳经伦则认为，城市道路是公共稀缺性资源，需要政府去管理。政府需要做的，是保障收费权、收费标准以及收费程序的合理合法。此外，还应对资金去向及时进行公开。
“深圳通过专门立法和成立专门事业单位管理道路停车，规避了企业管理混乱和现金收费的弊端，将所得用于发展交通。这种理念非常好。”东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交通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顾大松表示，对于新事物，公众需要一个接受的过程。新事物自身，也需要不断完善改进，更契合民意。“比如说缴费方式可以再多样化，收费标准可以优化调整，资金去向可以定期公示以增强公信力。”
“‘宜停车’项目是循序渐进的，并非一成不变。”范文忠说，原本计划是实行一年后进行评估，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而现在仅仅半年时间，我们就对项目进行了修正。
目前，“宜停车”的“打补丁”工作已经开启。4月30日起，深圳将路边临时停车操作免费时间由原来的5分钟延长至10分钟。此外，夜晚免费停放时间由21：00—次日7：30调整为20：00—次日7：30，免费时长增加1小时。6月3日起，路边停车超时不再罚款，而采取警告。
“‘宜停车’项目目前在系统使用、服务性、处罚等五大方面需要完善。目前我们已列出时间表。”温文华说。
在全面深化改革、政府简政放权以及“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出租车管理改革应当顺应广大群众的期待，适应社会发展的节奏，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出租车管理话题最近有些热。不断有管理部门约谈、处罚“专车”，而各种“专车”平台砸钱变着花样儿跑马圈地；一边是对“专车”软件喊打，一边是“专车”订单一路上升；一边是出租车司机发牢骚，一边是“专车”司机有怨言。各方都在呼吁出租车管理改革尽快落地。
出租车管理改革喊了多少年，行政管理、行业组织以及社会公众早有共识。的确，多年来，群众对出租车需求不断增大，然而由于行业垄断，出租车数量在很多城市已经多年没有太大变化，供需矛盾越来越突出，导致群众打车难。对此，群众意见很大，对出租车改革的呼声很高。
随着“互联网+”的运用，近年来“专车”闯进了人们的生活，也冲击着现有的出租车市场。用过“专车”的人，大多在说“专车”的好：随叫随到、车好价低、服务周到。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多年来不少人“吐槽”出租车：车难打、气难受、价不低。不难看出，在全面深化改革、政府简政放权以及“互联网+”浪潮的时代背景下，出租车管理改革真该提速了，也没法拖下去了。
当然，出租车有着公共交通的属性，出租车管理也有固有体制，出租车管理改革有其难度，也并非简单地放开准入审批、打破行业垄断就万事大吉。从乘客的角度讲，只要打车方便、安全舒服就可，管它是出租车还是“专车”。但政府职能部门考量的，还得兼顾市场秩序、乘客安全、社会稳定。而在出租车管理改革的各种讨论中，很多声音只是强调乘客乘车这一单一因素，而忽略政府职能部门需要权衡市场、出租司机、安全营运等诸多复杂因素。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为什么在一般人眼里，出租车改革这么简单的事，在政府职能部门那里这么难，正所谓“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改革就要啃“硬骨头”，出租车管理改革再难，还是得顺应广大群众的期待，适应社会发展的节奏，此项改革势在必行。正如中央强调的那样，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老百姓也能透过这一改革，更直观、更直接、更快速地分享改革红利。
出租车管理改革，考量着相关职能部门的智慧，当然也需要社会的理解与支持。值得注意的是，出租车管理改革也不是“专车”合法化那么简单。要明白，商家是以营利为目的，现在砸钱圈地，就像初开的花朵，鲜艳美好，一旦坐大，“专车”这朵花难免褪色。因此，“专车”司机和部分“专车”乘客要理性思考、积极建议，方能让出租车管理改革真正实现蹄疾而步稳！
“书记乡镇长不团结”是病得治！
近日，湖北巴东县委书记陈行甲在纪委会议上说，“我抽时间与12个乡镇的领导班子成员逐个进行了座谈，发现了一些问题。少数乡镇长说书记的不对，书记说乡镇长的不是，闹无原则的纷争，各自拉拢班子成员，搞小圈子，相互挤兑，搞得班子成员心神不定、无所适从，甚至连大街上的老百姓都知道书记乡镇长不团结。（中国日报网，6月15日）
乡镇政府是最基层的一级政府组织，其所面对的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是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操盘手”，书记和乡镇长则是这一级政府组织中最为核心的两个关键人物。按照职责和岗位职能来说，书记主抓党建和全面工作，乡镇长主抓经济工作。上级组织在选配二者之时应该是经过考察的，必须综合二者各方面的表现以及性格方面的原因，否则出现二者不和而闹矛盾不仅仅影响乡域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影响干部队伍的稳定。
平心而论，陈行甲书记所指出的书记乡镇长现象可谓切中要害，直击痛处。书记乡镇长不团结，原因有可能是多方面的。就如同夫妻一样，总会有个磨合期，而有些夫妻既使过了磨合期仍然会不和，那么就要找一找原因了。性格原因是客观存在的，作为单位的一二把手，谁还没点个性？官员的个性就官职本身而言是十分需要的，没有个性就会走机械呆板的路线，就会没有激情和创造力，然而，一旦二者个性都很强，那么在具体事务上该听谁的就成了问题。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据理力争就此僵持不下，不团结、闹矛盾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当书记乡镇长的不团结已经变成了大街上的老百姓都知道的问题之时，那么说明情况已经十分危险了。众所周知，水火是不相容的，如果书记乡镇长的矛盾已经到了这般田地，那么为何还要将二者“强扭”地撮合在一起呢？这是否也从一定的层面反映出当前一些地方的组织人事部门的工作缺失呢？显然，书记乡镇长的任职都需要上级组织部门备案的，乡镇长更是要选民选任，那么二者不团结的问题一旦影响到了乡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就应该想办法协调处理了。没有必要非要等到五年一次的换届选举，适当地对人选进行调整也是可以的，而且这也是组织部门的职责所在。
背地里乡镇长说书记的不对，书记说乡镇长的不是，两人之间相互挤兑，闹无原则的纷争。或者在平时各自拉拢班子成员，搞小圈子，搞得班子成员心神不定、无所适从。这显然不是一个合格的书记乡镇长的所作所为，将精力和精神都集中在个人权力斗争和一些鸡毛蒜皮的纷争上，那下面的干部职工会怎么看？村级干部怎么看？人民群众会怎么看？这不是严重影响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稳定的大事么？这不是严重损害党和政府形象的大事么？对于这样的书记乡镇长，你就是将他调整到其他岗位上，也难保管其惹不出其他事由来。因此，对于这样的书记，何不免职了事！
其实，上述事实也一定层面暴露出当前选拔任用领导干部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选任用人原则很重要，任人唯贤而不唯亲，领导干部应该具备大局意识和集体观念，否则，就会出乱子。归根结底，书记乡镇长不团结是病，而且是大病，得对症下药，早点治疗才好！
中国的年轻人为啥不愿当“蓝领”？
——从中国缺少工匠谈起
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2015年5月14日在题为《问计中国制造——工匠缺乏：中国制造转型之痛》的新闻节目中报道说：正在经历转型升级的中国制造，眼下最缺乏的是熟练的、有技术的工人，说的更直白一点，就是缺工匠。那么，中国为什么缺少工匠呢？这条新闻报道将其主要原因归结为企业和政府有关部门对工匠的培养重视不够。我觉得，这固然是一条重要原因，但更重要更主要的原因却是如今的年轻人大都不愿意当蓝领工人。
所谓“工匠”，实际上就是制造业第一线技术熟练的高级技工。对于现代制造业来说，光有厂长没有工人不行，光有设计的总工程师，没有高级技工也不行。工厂要开发新产品和提高产品的质量，就必须有一大批具有“坚定、踏实、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的高级技工。
然而，一个年轻人要想成为一个“工匠”，就必须从普通的蓝领工人开始干起，在生产第一线经历十几年甚至
二、三十年的刻苦学习钻研和工作实践，最后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工匠”。而且，即便他成为了高级技工，还仍然属于“蓝领工人”的范畴。
可是在如今的中国，不仅城里的年轻人不想当蓝领工人，就是农村的年轻人，如果不是生活所迫和就业困难，也没有多少人真正愿意当蓝领工人的。那么，中国的年轻人为啥不想当蓝领工人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四个原因：
1、蓝领工人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低。蓝领是工人阶级的主体，在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蓝领工人的社会地位很高，被人们称作是“工人老大哥”。但近三十年来，自从知识分子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后，蓝领工人的社会地位就下降了，尤其是在农民工成为蓝领工人的主体后，“农民工”就成了蓝领工人的代名词。现在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已经很难看到真正的蓝领工人的身影了。特别是蓝领工人在企业中的政治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过去的企业都是公有制，蓝领工人是工厂的主人；而现在的企业大都是私有制，蓝领工人都是企业主（资本家）的雇工，谁要是敢对老板的压榨说个“不”字，马上就叫你滚蛋。即使是国资企业，由于引进了资本主义的管理方式，蓝领工人的地位与私营企业相比，也好不到哪里去。
2、蓝领工人的工资待遇低。在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蓝领工人的工资待遇虽然也比干部和知识分子低，但差距不是很大。而现在，除了少数紧缺专业的高级技术工人外，大多数蓝领工人的工资待遇与白领和各级管理者相比，差距很大；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农民工与有城市户口的人还存在着另一种待遇上的差距。
3、蓝领工人的工作环境比较艰苦。一般来说，与在办公室工作的白领相比，蓝领工人的工作环境比较艰苦，工作又脏又累。加上这些年大讲“致富光荣”，对“劳动光荣”也很少讲了，如果不是为生活所迫，有谁还愿意蓝领工人呢？
4、“精英治国论”和传统观念的影响。中国自古就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说法，看不起体力劳动者。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蓝领工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提高和工资待遇、工作环境的改善，以及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等腐朽思想观念的批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当蓝领工人在社会上被认为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当时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工人”两字叠在一起就是一个“天”，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天下。可是近三十年来，随着蓝领工人社会地位的下降和工资待遇与白领及各级管理者差距的拉大，加上一些人极力鼓吹资本主义的“精英治国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等腐朽思想观念又死灰复燃、甚嚣尘上。现在很多人都有这样一种职业虚荣心，认为当蓝领丢人，即使当蓝领比做白领的工资多一倍，他也不愿意自己或让自己的子女去当蓝领。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中国现的年轻人大都不想当蓝领工人，从而导致“工匠”的严重缺乏。近十来年，中国有一种怪现象，一方面，每年毕业的
六、七百万大学生有许多人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工厂急需的高级技工又千金难求，即使这些年大学生不断“贬值”，高级技工不断“升值”，可还是没有多少人愿意当蓝领工人。
年轻人不愿当蓝领，长此下去后果严重： 一是技术工人的整体素质难以提高。年轻人不愿当蓝领，不仅导致许多文化程度比较高的优秀的年轻人不愿意加入到技术工人的队伍中去，另一方面也使中国的技术工人缺乏一种职业的成就感。当前，很多外企和私企抱怨中国的工人素质低，缺乏敬业精神。你想假如他们缺少职业的认同感、自豪感，他们怎么会对自己有自信？而敬业精神又是建立在自信心的基础上的。长此下去，素质高的的年轻人不愿进来，进来的又不愿钻研技术，我国技术工人的整体素质就不能提高，缺乏高级技术工人的局面不仅难以改善，甚至会越来越严重。
二是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的升级转型。要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必须有相应的人才保障，特别是要发展先进制造业，就必须培养造就一支高级技术工人占相当比重的熟练技术工人队伍。而如果素质高的的年轻人不愿当蓝领，进来的又不愿钻研技术，我国技术工人的整体素质就不能提高，缺乏高级技术工人的局面就无法改善，发展先进制造业和实现经济的升级转型就会落空。 三是严重影响我国教育的现代化。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人才的竞争应以能力为主导，而不是以身份为主导；现代教育也应是以培养能力为目的的素质教育。因此，必须改变旧有的人才观念，抛弃高学历情结，积极推行职业教育与学科教育平起平坐，学历文凭与职业资格并重并举的制度。而目前在我国，“不愿当蓝领”等旧有的人才观念，严重影响了我国教育的现代化，对应试教育进行改革一直是举步维艰。其结果，一方面是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另一方面却是技校毕业生的供不应求，然而高校的扩招规模却在成千上万“望子成龙”的父母的推动下有增无减，这种盲目的“高学历”消费倾向应引起人们的认真反思。
【态度专栏】章文：生女儿幸福感更高
“单独二孩”政策放开后，身边一些朋友开始酝酿新的生育计划了。就我而言，如果可能的话希望再生个女儿，原因也很简单：我已经有一个儿子了，想体验一下有个女儿的感受。俗话说“女儿是爸爸的小情人”。女儿小的时候宠宠她，自己老了等着女儿来宠，这种父女之间的独特关系是父子之间不具备的。
我是在农村长大的，上面有两个哥哥，没有姐姐和妹妹，至今都觉得是人生遗憾。小时候见到同学的姐姐对同学的关爱和照顾，简直就是另一个妈，什么好吃的都让弟弟先吃，指导弟弟的作业，哄弟弟睡觉。总之，我对那些有姐姐的同学是羡慕加嫉妒。
后来慢慢长大上初中，发现有些同学的姐姐为了供弟弟念书，自己辍学出外打工。一年到头的辛苦，过年回家时将挣的钱悉数交给父母贴补家用。个别同学的家庭，父母体弱多病，全靠姐姐一双柔弱的肩膀扛起生活的重担。
这种个人感观上的印象，最近得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系学者调研结果的支持，他们多年来走访数千调查对象后的结论是：男性更可能因为个人经济回报和发展等“利己”动机而外出打工，而女性更可能因为帮助家庭等“利他”原因而选择离开故土。
近年来随着国内房价的攀升，生儿还是生女成了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有一句流行语因此诞生：儿子是建设银行，女儿是招商银行。生了儿子就得撅着屁股卖力赚钱，将来给他买房子预备结婚，而生女儿则不必如此辛苦，并且女儿长大嫁人还能和丈夫一同孝敬父母。
最近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学者合作发布了一项名为《新经济时期的子女性别和父母幸福感》的研究报告，显示子女24岁至30岁期间，男孩父母的幸福感与女孩父母比起来显著降低。
报告给出的理由是：成人后的女孩更加感性更能体谅父母；成人后的男孩会给家庭带来更大的经济压力，也就是上面所说的结婚前父母得为他购置婚房。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养儿防老观念已然破产，现在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在健全，父母老后可以靠退休金或者社保生活；其次如今年轻人婚后一般不愿和父母同住，这使得在照顾父母方面女儿不比儿子做得少，往往会付出更多的爱心。这也是“女儿是妈的小棉袄”、“女儿是爸的小情人”等说法的由来。
新浪网据此所做的一项网络调查也显示：超过6成的网友认为“生女儿幸福感强”，仅有1成左右网友坚持认为“生男孩更幸福”。在只能要一个孩子的前提下，调查显示超过4成参与者倾向要女孩，而倾向要男孩的仅占1/4。
这种生儿生女观念的变化，也显示了国人在生育和生活观念上的进步。过去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老观念逐渐没有市场，而“传宗接代”的压力也日益消散。人们更注重自己的生活质量，不再愿意为了所谓的“传宗接代”累死累活。
人民网评：保护儿童权益关键在社会共治
“一尺三寸婴，十又八载功。”被誉为祖国花朵的儿童，承载着家庭希望，代表着祖国的未来。作为一个老生常谈又常谈常新的话题，少年儿童权益保护凝聚着公众的目光，牵动着无数人的神经。让孩子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健康快乐成长，无疑是全社会的责任。
就在近日，一则“湖南岳阳15岁少年溺亡、同伴拍照嬉戏”的新闻震惊网络。自我保护意识不足引致悲剧多发，再度为少年儿童权益保护敲响警钟。随着时代变迁，人口流动日益频繁，社会安全形势日益严峻，少年儿童面临的成长环境较之以往更加危机起伏。正因为这样，儿童保护工作也应顺应形势变化与时俱进。相比成年人，儿童本就是一个脆弱的群体，如何全方位无死角地呵护儿童成长，为每一个孩子撑起一片湛蓝的天空，在今年这个六一儿童节，值得我们共同思索。
尽管儿童保护理念早就扎根大多数人心中，却仍有不和谐的音符搅扰着儿童成长，侵害儿童权益的现象屡见报端。从屡见不鲜的家庭暴力和校园暴力，到虐童、性侵等社会恶性事件偶有发生，从劣质零食、淫秽暴力网站等外部环境威胁，到因为留守困局、教育资源不均衡给儿童带来隐性心理创伤，无不表明，保护儿童健康成长，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近期完成的农村留守儿童状况调研也发现，49.2%的农村留守儿童在过去一年内遭受过意外伤害，39.8%的留守儿童父母经常感到孤独，访谈中还有的留守儿童有自杀倾向。
问题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儿童权益失护，既暴露了家庭监护责任的缺失，又凸显出学校、社会保护责任的短板，正因为这样，也愈发需要建构起全方位、全覆盖的儿童保护深层次机制。作为儿童避风港的家庭，能否做到“守土有责”，从而将父母之爱转化为儿童保护的第一道防线？学校方面，能否在强化教职人员素质之外，从教育的本质入手，将德行教育、法制教育、安全教育融入到智识教育之中？放到全社会的语境下，各方的衔接是否到位，法律的刚性威力是否得以彰显？
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孩子们成长得更好，是我们最大的心愿。”今天，儿童保护的内涵已不仅仅局限于在侵害事件面前充当“创可贴”，相关机构也绝不止步于事后“救火队长”“露头就打，见面就敲”的应急角色。将保护工作前置，防患于未然，已是政府与全社会的共识。近期，国家网信办开展“护苗2015?网上行动”，剑指网上侵害少年儿童身心健康的有害信息。不久前我国首个儿童失踪预警平台正式投入使用，引入现代技术设备与多方力量救助失踪儿童，为治理拐卖儿童难题填补了空白。拿出责任与担当筑牢儿童权益保护的链条，祖国的花朵才能灿烂绽放。
儿童保护，从来都是一个大棋局，需要通盘考量，全局运筹。尽快建立健全遏制虐待儿童的工作机制，以立法规范学前教育，发挥民间慈善机构、公益组织、行业协会等民间团体的作用，等等，持续激发家庭、社会、政府的同频共振，培植护佑儿童成长的良好风尚。
“我们需要的东西很多都可以等，但孩子们不能等。”保障儿童权益，始于足下，成于共治，止于永久。共同织密儿童保护网，才能够汇聚各方力量，托举起明天的朝阳。
人民网评：用“价格信得过”打造口碑景区
近日，国家旅游局在其官网上向社会发布了首批“全国承诺旅游价格信得过景区”名单。30个省区市的1801家旅游景区上榜。榜单甫一发布，就引发舆论热议，而榜单上包含刚刚被批评过的景区、免门票的景区，而故宫、颐和园、九寨沟等100家知名景区却未进榜等问题，更是引来公众的质疑。
古罗马的哲学家奥古斯狄尼斯曾说：“世界是一本书，而不旅行的人们只读了其中的一页。”旅游，这个既能愉悦心灵，又能增长见识的活动，早已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公共必需品。然而，从三亚屡屡曝出游客吃海鲜被宰，到西安大雁塔一照相馆索要游客1380元照相费，再到五台山的一盘“台蘑炖山鸡”卖400元，各种“黄金劫”“价格套”屡禁不止，也着实伤了群众的心。
正因此，无论是从旅游者的角度出发，还是对监管部门而言，规范旅游行为，打造口碑景区，都是必然的诉求。加之，这个榜单出自官方之手，公众自然对其权威性寄予厚望。然而，刚刚批评的景区却依然上榜，100多家知名5A景区却榜上无名，又无疑给这一厚望浇了一把冷水。
解开质疑，关键还在于榜单自身。一方面，诚如其名，所谓“承诺旅游价格信得过”，其实是指对景区一票制、价格无欺诈、特殊人群优惠、预约优惠、公布价格构成、三年不涨价等社会关注的核心问题，对参与创建景区限定了6条承诺条款。从这6条承诺条款来看，并非单纯的门票问题，更加包括景区内部的商品服务价格，是一个全方位的价格承诺。签署了这6条承诺条款，也就意味着有资格进入这一榜单；反之，则无缘该榜单。
另一方面，应然，不等于实然；承诺，不等于事实。在名单里的，不代表就“信得过”；不在名单里的，也不意味着“信不过”。“时间起点是‘现在’，不是‘过去’。‘价格信得过’不是对过去的评价认定，而是景区对社会、对未来的承诺。”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被批评的景区也会进入该名单。
更加重要的，还在于这是一份公开的承诺。承诺，就意味着有责任践行；公开，就代表着接受监督。事实上，无论是被处罚过的景区，还是一直有良好口碑的旅游景点，加入了这一名单，就是对社会和公众做了一次表态。在这样的表态面前，每一位游客都是“价格监督员”，有权利对其进行监督。
抑价不能降质。假如价格保持平稳，旅游水平、服务质量却下去了，群众也不会买账。从这个角度而言，名单的公开，也是对景区调整经营方式，用更好的旅游质量吸引顾客的一种倒逼。用“价格信得过”打造口碑景区，对此，我们有理由予以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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