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
2020-03-02 12:28:27 来源：范文大全收藏下载本文
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的伟大开端。中国当代文学是指新中国建国至今仍在继续发展中的文学过程，它包括建国后所发生的文学运动和文学思潮，所产生的优秀的有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
◆当代文学是中国新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继承和发展。中国当代文学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
◆当代文艺指导思想在建国后数十年间，发生了由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向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转变。
◆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发展分三个时期：即建国后十七年文学（1949-1966）；文化大革命文学（1966-1976）；新时期文学（1976年10月以后）。
◆中国当代文学在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艺术风格的培育和艺术形式的探索等方面，都获得长足的进步。
◆正确认识和处理文艺和生活、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正确理解和贯彻“双百”方针，是当代文学积累的最重要的经验。
第一章：五
十、六十年代的文学运动和文学思潮
◆ 第一次文代会是我国革命文艺运动的新起点，是文艺界大统一大团结的盛会；大会确定了新中国文学艺术发展的总方针。
◆建国初期三次大规模的文艺思想斗争，有助于进行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教育，但最终转向了群众运动和政治批判，助长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风气和简单粗暴的的批评作风。
◆ 1956年5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双百方针”后，文艺界出现了思想解放的潮头。
◆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1958年新民歌运动等群众性创作活动在发展中受到“左”倾思潮的严重影响；1959年又掀起对所谓“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批判，当代文学的发展的环境愈见严峻和动荡。
◆六十年代初，党的文艺政策开始调整。周恩来在“新侨会议”上做了重要讲话。邵荃麟在“大连会议”上提出了“现实主义深化”和“写‘中间人物’”等著名观点。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文艺界再度卷入政治斗争浪潮。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的失误和文艺整风的偏差，使文艺界形势日趋紧张。江青、康生一伙在文艺领域大肆进行阴谋活动，对一系列作品进行政治诬陷式的大批判。
第二章：五
十、六十年代年的小说创作
◆建国后，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题材小说创作获得长足发展，代表着五六十年代小说创作的成就，也是中国当代小说创作在五六十年代之交形成的第一次创作高潮的主要标志。
◆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创作之所以能取得突出成就，主要原因是：建国后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反思意识，培养了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社会阅读的审美兴趣；中国作家所具有的生活积累和情感体验的优势；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应和了社会心理中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需求。
◆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取得突出成就的主要原因：中国新文学自五四时期起，就有着关注农民命运，描写农村生活的传统，中国新文学作家在描写农村生活方面有着传统的优势；中国当代作家在反映农村生活方面也有着丰富的积累和较高的起点；同时，建国后农村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也吸引了作家和读者的注意力。
◆小说创作的思想艺术成就:广阔而深刻地反映了我国人民的历史命运和革命道路，真实地记录了中国人民近百年来向旧世界宣战和创建新的社会制度所经历的艰辛而伟大的历程。这些创作为新文学留下了不可复制的宝贵遗产。在艺术典型的塑造上取得重大成果，像朱老忠（《红旗谱》）、林道静（《青春之歌》）、周炳（《三家巷》）、梁三（《创业史》）等等，不仅性格鲜明，而且概括了深广的历史容量，有这较高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这些形象为中国新文学增添了过去所没有过的具有自觉意识、奋斗进取的劳动者的位置。 在艺术特色上不同程度地显示了各自的风格，特别是在运用传统的小说技巧表现新生活方面，许多作家都根据自身的艺术修养和追求，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 ◆小说《红旗谱》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通过冀中平原两家三代农民同地主阶级前赴后继的英勇斗争，对大革命前后中国北方农村和城市的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进行了历史性的艺术概括。小说把从锁井镇到省城保定的阶级对立与革命风云放在全国革命与反革命历史大决战的阔大场景上加以表现，在各阶级各阶层众多人物的现实与历史的错综复杂关系中，广泛深入地揭示社会生活的时代特征。
小说深刻反映了中国农民革命由自发反抗到有组织斗争的历史性转折，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在农民革命斗争中的伟大作用，在反映历史生活上实现了广度和深度的统一。
◆朱老忠是一个跨越两个历史时代的农民英雄的形象。是在农民反抗斗争的丰厚土壤中成长起来的。他正直无私，豪爽侠义，嫉恶如仇，“为朋友两肋插刀”，集中体现了我国历史上农民英雄的传统品格；他有胆有识，即坚且韧，坚信“出水才看两脚泥”，超出了一般农民能有的思想境界，洋溢着侠肝义胆的英雄豪气。朱老忠性格是千百年来我国革命农民反抗性格的完美总结。在接触了革命真理之后，朱老忠的性格表现出了新的精神光芒。他的侠义精神注入了革命战士的坚定信念和博大情怀，具有了新的内涵，散发着理想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光辉。他的反抗已经提升到自觉革命的高度，复仇愿望已经升华为阶级斗争的觉悟，侠义行为已经转变成阶级兄弟同甘共苦和革命同志间并肩战斗的人生境界。朱老忠走过的道路即是旧时代中国农民自发反抗的终结，又是新时代党领导下农民革命斗争的起点。他的人生命运概括了中国农民革命斗争的历史性转折。
◆《红旗谱》民族化的艺术风格体现在： 作品真实地中国北方农民的生活斗争、性格心理和风土人情，从生活内容的地方色彩中透露出民族特色。小说有意识地向祖国传统文学特别是中国古典小说学习，在结构布局与艺术手法上继承了中国传统小说的特点。 作品采用极其丰富的人民群众语汇和简洁活泼的群众口语化句式，因此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民族色调。
◆小说《青春之歌》在从“九一八”事变到“一二九”运动风起云涌的阔大背景上，描写了一代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革命斗争，反映了在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动荡年代，知识分子的苦闷、彷徨、分化和觉醒，真实记载了当时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和思想轨迹，歌颂了一代青年为民族和阶级的解放而英勇战斗的壮丽青春。小说深刻地概括了旧中国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的规律和特点，说明了一切进步的知识分子，只有把个人的前途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投身到改造社会的革命斗争中去，才有真正的前途和出路。
◆主人公林道静是一个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长为革命战士的艺术典型。对黑暗势力和不合理社会的深恶痛绝和决绝反抗，对有价值有意义的生活和人生的执着追求，是林道静性格的主导和核心特征。它决定林道静最终走上革命道路。 幼稚、狂热，不切实际的幻想，感情的软弱和缠绵，个人英雄主义的思想意识等，是小资产阶级感情在林道静身上的独特表现。作品从生活的实际出发，描写了她向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攀登过程中的三个阶段： 一是苦闷彷徨阶段。她为抗婚离家出走，幻想到社会上寻找个人出路，然而，残酷的现实使她的希望破灭，最后只能以死抗争。这是当时知识分子走投无路的真实写照。 二是追求探索阶段。在共产党员卢嘉川的启发教育下，通过对马列主义的学习和实际斗争的锻炼，她克服了软弱思想，和余永泽彻底决裂，走上了革命的人生里程。 三是锻炼成长阶段。在近乎严酷的革命暴风雨中，她经历了生与死的严峻考验，克服了小资产阶级思想，铸造了崭新的灵魂，成为一名自觉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在这三个阶段中，林道静实行了三次决裂。第一次是为求得个人解放，与封建家庭决裂；第二次是为争取民族解放，与小家庭决裂；第三次是为整个无产阶级的解放，与旧我决裂。林道静的形象概括了旧中国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的特点，说明了知识分子只有把自己的人生追求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投身到改造社会的革命斗争中去，在改造社会的同时，不断地改造和超越自我，也会有真正的前途和出路。 ◆林道静的性格发展，揭示了中国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的主要特点：他们接受革命常常是从个人和革命理论认识开始；他们民族矛盾进而认识到阶级矛盾，从求民族解放到争阶级的解放；从个人奋斗、幻想个人英雄式的事业，到参加集体的阶级斗争和焕发着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从对劳动人民自上而下的同情到同呼吸共命运的阶级感情。这些特点体现了三十年代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的规律，因此，林道静是这个时代革命知识分子的艺术典型。
◆小说《红岩》在取材立意上有其引人注目的独特性。它将国民党反动派全局上不可挽回的覆灭命运与局部上的气势汹汹、凶残屠杀，整个革命阶级的辉煌胜利与革命者个人的壮烈牺牲，交织成贯穿全书的基本线索，构成鲜明强烈的对比，从而使小说获得了罕见的震撼人心的思想艺术力量。小说着重描写建立在不同政治信仰基础上的两种精神力量的搏击较量，在这种较量中凸显革命志士的大写的人的精神，这种精神又总是与革命的理想主义、革命的英雄主义、集体主义以及非凡的机智和胆略结合在一起，闪耀着人性魅力的光芒。《红岩》成功地塑造了一组党的地方领导人和普通共产党员的英雄形象，刻画出其各具特色的性格特征。写出了一个在极端艰险的环境中不怕牺牲，敢于斗争的共产党人的英雄集体。在结构布局上，《红岩》呈现出雄伟而严谨，错综而集中，跌宕起伏而又节奏鲜明的特点。
◆小说《创业史》通过对土改后中国农村形形色色创业活动的描写，尤其是通过对梁生宝互助组的建立、巩固和发展的描写，表现了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农村生活的冲突和矛盾，写出了中国农民在所有制转变中的心理和观念的变化，揭示出中国农村生活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梁三老汉是一个动摇于两条道路之间的老一辈农民的艺术形象，他性格反映了中国农民精神的两重特性，反映出中国农民在放弃私有制，接受公有制的变革中的痛苦和矛盾，说明了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对广大农民进行教育有着重要的意义。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上，茹志鹃是以清新俊逸的独特风格而引起人们普遍关注的作家。它的风格因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总是以一种“热情的、信赖的、毫无意义的、单纯的这么一双眼睛去看待生活”，这成了茹志鹃小说看取生活的独特视角。在题材选择和切入生活的角度上，作家往往不去从正面描写时代生活，而是透过家常事，儿女情等，以小见大地反映时代生活的侧影。在叙述方法上，作家善于通过生动的细节描写表现人物的心理活动，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茹志鹃小说的语言具有典雅、朴素、细腻的特点，具有抒情诗的意味。
◆茹志鹃的小说《百合花》以战争为背景，通过描写后方包扎所里三个普通人因性格的差异而形成的小小的冲突，展示了各自美的灵魂，谱写出一曲“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这种“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可以做出多方面的解释。它可以被理解为表现军民团结的政治性主题，也可以被解释为青春和生命伤逝的人性内涵。但作家在五十年代末政治斗争激烈，人与人关系畸变的社会语境中，尽情描写人际关系的单纯质朴与人物心灵的光泽，歌颂革命队伍中人与人的美好关系与情感，具有深刻意味。
《百合花》的艺术特点：第一人称叙述；围绕百合花被子展开叙述和描写；通过细节描写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照应故事情节；语言朴实清新。
第三章：
五、六十年代的诗歌创作
◆颂歌的兴起和流行，是建国后出现的最重要的诗歌现象，这是自五四以后，中国新诗第一次出现的颂歌大规模流行的趋势。这种现象反映出社会心理和情绪发生的巨大变化。在歌颂祖国和人民的主题中，祖国和人民的形象较之过去的诗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反映出历史发生巨大转折后人们对“祖国”“人民”等意识的变化。歌颂劳动建设的诗篇，充分表现了五十年代人们的乐观精神、奉献精神和把劳动作评价生活和感情的美学标准的人生态度。 ◆从五十年代下半期至六十年代，随着中国人民社会生活的日益高度政治化，诗歌创作也发生着深刻变化：①政治抒情诗空前流行；②阶级斗争成了诗歌创作的主旋律；③较之五十年代，诗的艺术发生了由写实到象征，由具体到抽象的审美变异。
闻捷的诗歌善于从人们的日常生活或祖国的自然山川景物中选取某个片段，通过诗情画意的点染，反映出生活的新面貌。尤其是他反映新疆各族人民解放后新生活的诗篇，体现了诗人对新时代的极大热情和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诗中描摹的异域风光、浪漫风情以及少数民族青年追求爱情的炽热大胆，都具有着独特的魅力。
◆《吐鲁番情歌·苹果树下》的主要艺术特点是：①作品通过巧妙的构思，用苹果树开花到结果的过程，比喻年轻人的爱情从孕育、发展到成熟。通过苹果树的比喻，把劳动和爱情结合在一起。不仅表现了劳动的欢乐和爱情的甜蜜，也深刻地反映出年轻人选择爱情的态度和观念。②诗人发挥长于“叙事”的才能，选取最动人、最富于表现力的生活片段进行诗意的点染，使新时代的生活图景和激情的赞歌达到较为完美的统一。③善于深入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能细腻充分地表现年轻人在追求爱情过程中的感情波动和变化。④语言清新明快，幽默诙谐，富有民歌的韵味和音乐美。
◆战士和诗人郭小川以率真的个性和坦白的诗美而受到读者的尊敬。他的诗作主要特点为：①革命者的抒情主人公形象与强烈的时代色彩有机地融为一体，具有浓郁的时代精神和强烈的战斗激情。②革命的政治激情和人生哲理的有机结合，善于把诗的形象与自己对社会人生的独特理解结合起来。③对诗歌语言和表现形式进行不懈的探求。其中，郭小川六十年代创造的“新辞赋体”，体现了诗人在形式探索上重要成就。
新辞赋体：所谓新辞赋体，是诗人郭小川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吸收借鉴中国古典辞赋的艺术营养而创造的一种诗体形式。新辞赋体选用长句作为诗的基本句式，重视行与行、段与段之间的大体对称。在抒情方式上，则往往通过铺陈渲染，反复咏叹来表现出雄浑热烈、色彩鲜明的效果。
《团泊洼的秋天》写于诗人*期间受迫害的时候，作品以巧妙的艺术构思，从描绘秋天的景物入手，借景抒情，寓动于静，表达出人们心中蕴蓄着的斗争激情和反抗情绪，高歌战士特有的性格、抱负、胆识、爱情，既是诗人高尚品格的自我写照，也是对所有革命战士斗争精神的艺术概括。
◆贺敬之建国后的创作大致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抒情短诗，如《回延安》、《桂林山水歌》等。这些诗多从某种具体的生活情景感受出发，表现诗人真挚的感情，意境优美，感情细腻，讲究炼字炼意，往往采用信天游的诗体形式。另一类是长篇政治抒情诗，如《放声歌唱》、《雷锋之歌》等。这类作品气势恢弘，洒脱豪放，洋溢着革命激情，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和政治鼓动色彩。形式上多采用“楼梯式”的诗体形式。（思考：贺敬之为什么选择信天游和楼梯式的诗体形式来进行创作？）
第四章：
五、六十年代的戏剧创作
◆建国后十七年传统戏剧（戏曲）创作发生过两次变革：第一次是1957年以前的对传统剧目的推陈出新和挖掘，即“戏改”。主要成果有京剧《白蛇传》、越剧《梁山泊与祝英台》和《十五贯》等。第二次是以1958年以后的京剧革命为主要标志。《红灯记》、《芦荡火种》、《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等剧目的成功上演，使现代戏作为戏曲的一种新样式得到观众的认可，并确立了现代戏在戏曲舞台上的地位。
◆建国后十七年歌剧创作的成就主要体现在民族新歌剧的收获上，主要作品有《红霞》、《洪湖赤卫队》、《刘三姐》、《红珊瑚》、《江姐》等。 ◆建国后十七年话剧创作在反映生活的现实性、迅捷性和尖锐性方面有突出的特点，因此在当代戏剧舞台上占据着主要位置，在群众中发生着重要影响。这一时期的话剧创作出现过三次重要的浪潮：第一次浪潮以1956年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大会为标志。第二次浪潮以双百方针提出后，在文艺界宽松民主的气氛中出现的“第四种剧本”为代表，其中《同甘共苦》、《布谷鸟又叫了》、《洞箫横吹》等剧作突破人性禁区，大胆干预生活，体现了这次创作浪潮的主要成就。这次创作浪潮辉煌的潮头是老舍的《茶馆》问世。第三次浪潮出现在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这时期的主要成就以反映历史生活的《关汉卿》、《蔡文姬》、《甲午海战》等剧目和反映现实斗争的《霓虹灯下的哨兵》、《年青的一代》和《激流勇进》等作品为代表。当代话剧在这一时期开始观念革新的尝试。
◆老舍的三幕话剧《茶馆》通过老北京世俗生活的一个社会细胞—裕泰茶馆的兴衰变化，通过进出茶馆的三教九流人物的遭际和他们命运的变化，写出了旧中国从清末到抗战胜利后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反映了旧中国是怎样从一个老大的封建帝国，日益沦落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代悲剧，对腐朽黑暗的旧社会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尖锐的批判，含蓄地点明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老舍采用“侧面透露”的方式切入“埋葬三个时代”的主题，不仅表现出作品的独特的艺术风貌，更体现出老舍先生忠实于生活的现实主义精神和严谨的创作态度，这也使《茶馆》在题材和内容上对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当代话剧乃至整个当代文学进行了一次极有意义的突破。
◆《茶馆》的戏剧结构和冲突组织的方式颇具特色。作品打破传统戏剧“一人一事”的方法，没有统一集中的情节线索，也没有贯穿全剧的冲突及其波浪式的发展，而是以大茶馆作为观察的基点，通过“主要人物自壮到老”，“次要人物父子相承”等方法，展示旧中国三个时代的生活横断面,通过分散在各幕的零散的戏剧冲突，为历史勾勒出一幅幅阴郁的生活图景，对中国近现代历史进行定点的通盘扫描，形散而神聚。
◆ 《茶馆》人物众多，性格鲜明。老舍先生善于运用白描的手法，抓住人物出场的短暂时机，迅速地刻划出人物的典型举止。通过人物个性化的语言和行为方式，塑造出色彩鲜明的艺术形象。
第五章：新时期的文学运动和文学思潮
◆ 第四次文代会于1979年10月在北京举行。这是文艺界承前启后、拨乱反正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次会议，是几代文艺战士经历了严重摧残和考验之后的一次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盛会，完成了新时期文艺的历史性转折。
◆ 1980年党中央正式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这是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调整，是文艺拨乱反正后的重大理论突破。
◆ 新时期文学多方面地反映变革时代的社会生活，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和鲜明的历史特色：
1、人的位置在文学中重新确立，人道主义精神得到恢复和弘扬。这主要表现在：热忱地呼唤人性、人情和人道主义精神，呼唤着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复归；当代文学传统的“写英雄”的模式被冲决，英雄价值观发生了重要变化，普通人形象在创作中全面崛起。
2、悲剧意识的觉醒。由于思想解放和人的心灵由封闭走向开放，当代作家开始用悲剧的方式进行艺术思维，认识和把握世界复杂和丰富的本质，理解人与自然或人与世界之间的冲突性关系，是当代文学创作具有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理性精神。
3、哲学精神的渗透。人的价值观念的重新建立，使文学表现出对对哲学背景的强烈渴望。寻找新的哲学信念，追求在哲学意识与审美意识的交融，成为新时期文学发展的重要动向。
4、艺术思维和方法的嬗变和更新。由于新时期思维空间的拓展和文体意识的复苏，当代文学出现了形式变革和更新的剧烈运动，尽力寻找全新的艺术思维方式、感觉方式和表达方式，以开掘开放时代人们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及其对外部世界的把握，现实主义的艺术方法不断发展和深化，各种艺术流派纷至沓来，形成多元化的发展局面。文学观念的变革和研究方法也与时俱进、不断更新。
第六章：新时期的小说创作
新时期的小说创作与以往的当代文学相比，具有不断拓展的整体感和持续深化的历史感这两个突出特点，在反映生活的广阔性、丰富性和深刻性等方面，远远超越了以往的当代小说创作。
新时期小说题材更加丰富和多样：传统的题材获得进一步发展，一些题材禁区被突破，新的题材类型填补了以往创作的空白。新时期小说在对题材作出广泛开拓的同时，对题材所包含的意蕴进行了深入开掘，出现了“超越题材”的趋向，因而使作品获得更为广泛的人生和人性的意义。
新时期小说的审美观念和审美方式发生了深刻地变化，传统的小说观念受到挑战，作品在主题内蕴、人物塑造、叙述方式、结构方式、艺术手法和语言技巧等方面都发生显著变化，小说创作进入了艺术多元互补的风格化时代。
◆ “伤痕文学”是新时期文学的第一个主题阶段，是亿万人民走出*现实后，抚摸着心灵创伤发出的第一声呐喊，是对*的一次严正的历史审判。在政治上，伤痕文学是彻底的不妥协的否定*的文学，走在了时代和生活的前面；在文学上，伤痕文学说真话抒真情，恢复了中国新文学革命现实主义的传统，是对*中“瞒和骗”的帮派文学的强有力的反拨。主要代表作:刘心武《班主任》、卢新华《伤痕》等。
◆ “反思文学”是新时期文学的第二个主题阶段，是对建国以来的政治历史进行回顾和思考的文学。这种回溯式的反思，意在追寻左倾政治思潮发展的轨迹，寻找*灾难的历史原因和荒谬本质，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反思文学”是比伤痕文学视野更开阔、目光更深邃、思考更深刻和更具理性和思辨色彩的创作潮流，使得从伤痕文学开始恢复的革命现实主义精神不断深化。反思文学通过前所未有的历史生活的真实图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用艺术形象帮助人们认识历史和评价历史，因此也弥补了十七年文学的一个重大缺憾。主要代表作有：茹志鹃《剪辑错了的故事》、高晓声《漏斗户主》、《李顺大造屋》、王蒙《布礼》、《蝴蝶》、古华《芙蓉镇》、张贤亮《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张一弓《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等。
◆王蒙的小说创作
王蒙乐观向上、激情充沛，是中国当代文坛上创作最为丰硕、始终保持创作活力的作家，也是一个经历坎坷而革命理想主义精神未泯的战士，又是一个具有诗人气质和浪漫主义情调的作家。《布礼》告诉人们，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应该怎样看待自身所遭受的冤屈和不幸。无论遇到什么挫折和打击，都不失对党和人民的赤子之心。王蒙的许多作品，不管怎样变幻着它的内容和形式，那颗始终与党和人民共命运的忠贞之心是一以贯之的。比起其他一些反思作品，《蝴蝶》有着更独到的深刻之处，它既不追究某些个人的功过是非，也不停留在分析某些政治运动和政策的失误上，二十极力寻求那最根本的关系到党和政权性质的核心问题：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相见时难》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和现实背景上告诉人们，在充满曲折的三十年的历史行程之后，应该怎样辩证地看待我们党和国家取得的成就和进步，所遭受的破坏和损失；如何评价和护卫中国革命的历史，评价和护卫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念。 ◆王蒙的《春之声》是一篇富于象征意味的小说。作品通过一个工程物理学家岳之峰在八十年代第一春由国外访问归来，乘坐闷罐子车回乡探亲的见闻感想，描绘了一列具有中国特点的时代列车。主人公从艰难的生活和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中，看到了“春天的旋律，生活的密码”，由衷地赞美了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伟大转机，热情地指出这样的生活是“有趣的、充满希望和不应忘怀的”。
◆《春之声》在艺术上的特点主要表现在：
1、打破传统写实的小说一瞬时序为主题的叙述事件模式和“情节—性格”为主体的叙述结构模式，借鉴“意识流”小说的表现手法，形成了一种“放射式”的心理结构。
2、淡化情节，改变传统小说从外部描写人物的写法，直接深入到人的内心世界，运用内心独白、自由联想等方法来表现人物对外界事物所产生的感觉、联想、幻觉、回忆等心理活动，以“主观镜头”折射客观世界，从而使客观事物以主观感受的形式出现，使客观再现与主观表现统一起来。
3、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具有浓郁的抒情意味。
4、小说的语言清新隽永，诙谐幽默，于轻松俏皮中寓含着庄严的哲理。
◆关于文学“向内转”和“意识流小说”
随着人的观念在社会生活和文学观念中的地位的上升，小说创作表现出对精神世界的强烈关注和对审美主体的充分尊重，创作视野开始有人的外部世界转向人的内心世界，审美视角呈现出“内向化”趋势。这种变化反映了现代社会对于人的个体命运的关注与理解以及对所谓“内宇宙”的开掘，从而丰富了文学的表现手段，开辟了文学表现的新的领域。
这种内向化的意义，并不仅仅在小说表现对象的拓展，它引起了小说观念和小说形态的变化。小说的情节-人物的结构模式被心理结构所取代，心理容量得到了扩张；人物的外在形象被模糊，而内在情绪和哲理思考得到了强化和凸现；主题朦胧但却带来了多层性的寓意和超越题材的象征；还有由于结构形态的变化带来的小说的诗化、散文化、音乐化等等。
法国现代哲学家亨利·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和心理时间观构成意识流小说的哲学基础；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构成了意识流小说的心理学基础。
意识流小说表现人物心理活动的最常用、最重要的技巧 ：内心独白、自由联想、蒙太奇、时空跳跃、旁白等。
内心独白：1）间接内心独白，指在叙事者的叙述过程中突然插入小说人物的内心活动，有时这种内心独白活动有着“他想”，“他意识到”一类的提示性引导词；有时不用“他想”、“他感到”一类的提示词，直接从叙事者的声音转到人物内心的声音。2）直接内心独白，小说人物作为第一人称直接传达内心的活动，让人物的意识直接展示给读者，作者不站出来向读者作指示性的说明。
自由联想：在小说中，人物的意识流程往往不具有任何规律和秩序。其意识一般只能在一个问题或一种事物上作短暂停留，头脑中的事物常因外部客观事物的突然出现而被取代。眼前任何一种能刺激五官的事物都有可能打断人物的思路，激发新的思绪与浮想，释放出一连串新的印象与感触
“蒙太奇”。蒙太奇是电影的基本手法，通常指电影镜头的组合、叠加。而意识流小说中蒙太奇的运用指的则是作者把不同时间和空间中的事件和场景组合拼凑在一起，从而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表现了人的意识跨越时空的跳跃性与无序性。意识流小说中的蒙太奇进一步分为时间蒙太奇与空间蒙太奇两种。
和传统写实的小说相比，意识流小说的根本变化，不仅在于把对人的观照和描写从外部世界转向了内心世界，而且对人的内心世界的把握从有意识的理性的，转向了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心理活动的交织的“意识流”，带有鲜明的非理性色彩。这种描写对象的转移是意识流小说具有独特的表现手法和形式特征的根本原因。
在意识流小说里，叙述往往是由一个提供了内心观察和体验的叙述者来完成的。这个叙述者总是由内向外或者只向内进行观察和叙述，其叙述视角是一种内视角。一切外部的人和事都是由内视角提供的在人物意识深处的投影。这种内视角的观照下，意识流小说里呈现出来的“世界”，往往被主观化情绪化了。
◆张贤亮的小说创作多数为描写受难知识分子坎坷、曲折的生活和思想历程，既有个性鲜活的人物形象，又有强烈的理性魅力。风格雄奇深沉，刚健浑脱。在近二十年的生活磨难中，他从生活的底层汲取了酸甜苦辣毕备的人生经验(包括接受大西北的自然环境和劳动人民的熏陶)，并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这又使他的精神气质中融进了一种对人生的哲学沉思。正是上述种种因素。对他作品的艺术氛围，感情基调，语言色彩等起着重要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形成他那雄健、深沉、凝重并富有哲理性思辨色彩的艺术风格。
◆短篇小说《灵与肉》是在多种人生价值的权衡中，表现知识分子在人民温厚的土壤中再生的生活意志。《灵与肉》突出体现了张贤亮小说创作的美学基调，即历经磨难，也要执着地真诚地在苦难中寻找诗意，在苦难中发掘一种缺陷美、伤痕美。
◆《绿化树》在灵魂的内视中回忆历史、解释历史，作品贯注着一种精神上的痛苦眷念，一种没有怨愤的道德自省和一种追求真理的苦难历程。小说让人真切地看到：马克思主义怎样在非常特殊的严酷的生活环境中，走进一个备受磨难仍然不懈地追求人生意义的知识分子的灵魂中。小说极好地把握了一代人的心理氛围，清晰地透视出主人公的病态心理。极左政治把阶级斗争推向荒谬的年代，使章永璘顺从着时代的扭曲，在不断的精神否定中寻求精神的解脱。主人公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在“超越自我”的追求中所经历的内心矛盾和痛苦异常深刻。在马克思主义被庸俗化实用化的教条化的年代里，这一代知识分子基本上都是在自我鞭挞中寻找真理。这一代知识分子精神历程的最艰难之处被真实的描写和放大了，这使《绿化树》达到了很多同类作品未曾企及的心理深度。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从性的角度，再现了极左政治对正常人性的绞杀，从而深化了作家在一系列作品中所表现的灵与肉冲突的主题。
◆ “改革文学”是新时期文学的第三个主题阶段。1979年7月《人民文学》发表的蒋子龙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以磅礴的气势奏响了改革文学的先声。这是一个反映现实生活的主题阶段，是当代文坛上反映改革风云、描绘改革开放年代从体制变革到普通人生活与情感、思想与心理变革壮丽图景的文学。它兴起于70年代末，在80年代前半期盛极一时。改革开放的时代为它的兴起提供了现实的基础，作家感应时代、呼唤改革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则直接催生了“改革文学”，为当代城市及工厂题材文学创作开拓出新局面。改革文学的主要特点是：第一，热忱呼唤改革，与时代生活同步前进，对改革进程作了及时的迅捷的和持续的反映与描写。如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开拓者》、柯云路《三千万》张杰《沉重的翅膀》、李国文《花园街五号》等。第
二、作家在写出改革的必然性的同时，也有力揭示了这样的真实：改革是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精神世界都产生巨大影响的历史事件。它不仅改变了中国人长期“一穷二白”的生存状态，而且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激活了中国人的生命热情，激发他们寻找更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精神追求。如贾平凹、路遥、矫健、何士光、周克芹、张炜等人的创作。第
三、创造了一批以改革家、开拓者形象为中心的“当代英雄”，如乔光朴（《乔厂长上任记》）、郑子云（《沉重的翅膀》）、李向南（《新星》）、陈抱帖（《男人的风格》）等。此外，还通过冯幺爸（《乡场上》）、陈奂生（《陈奂生上城》）、韩玄子（《腊月·正月》）、高加林（《人生》）等各种人物的创造，表现了改革背景下的种种世态人心的真相。
◆寻根小说是80年代中期由一部分青年作家有意识发起和自觉推动的一股创作潮流。这是作家由现实问题转向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企望在更深入的层次上寻找现实问题的答案，吸取现实变革的精神力量的尝试。
寻根主张正式提出之前，八十年代初当代文学就出现了“返回”趋向，如张承志等知青作家“返回青春”，贾平凹等农裔作家“返回乡土”，汪曾祺等非主流作家“返回传统”，而反思文学也从政治历史的反思向文化反思过渡。1985年青年作家韩少功的《文学的“根”》一文，被视为寻根文学的宣言。
◆寻根小说的主要内容有：从民族历史和个体生命的原始状态中发掘民族精神的心理积淀，如韩少功《爸爸爸》；注重从文化传统和和人文精神的思想资料中寻找现代社会的精神支撑，阿城《棋王》、王安忆《小鲍庄》；从民间文化和风俗习惯的历史遗迹中发现生存活动的文化秘密，如李杭育“葛川江系列”、郑万隆“异乡异闻”系列。
◆阿城《棋王》从“吃”和“下棋”来展开对主人公王一生的描写，揭示人物独特的精神气质和性格神韵；主人公“道家”外衣里包裹着“儒家”的骨气，在貌似庄禅的超脱旷达里隐藏着积极进取的精神，淡泊中有崇高，虚静中有壮烈。
◆寻根小说的出现，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中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转折，寻根小说改变了当代小说长期以来从社会政治的角度观照现实的艺术视角，追求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扩大了当代小说艺术表现的空间，对小说艺术革新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新时期文学引入西方现代派文学，经历了由表层到深层、由技巧剥离到观念接受的过程。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王蒙率先推出一组“意识流小说，拉开了学习现代派艺术方法和表现技巧的序幕。意识流、象征、荒诞、变形等手法构成了现代主义第一个冲击波。作品主题构成由单一向复杂多义和朦胧模糊转变；人物形象由写英雄人物向写小人物和普通人转移，由写类型化人物向写圆形人物转移；作品结构也呈现出纷繁多样的态势。八十年代中期，一批青年作家异军突起，形成现代主义的第二个冲击波。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刘索拉、徐星、张辛欣、莫言等。这一时期作家对西方现代派的借鉴，主要表现为对“现代主题”的部分认同。与西方现代主义不同的是，他们不是在形而上层面上对世界意义的追问和对人类本性的思考，而是在社会与历史层面上表达对传统价值体系的怀疑。八十年代中后期，受到西方后现代主义影响的一批先锋作家走上文坛，主要代表人物有马原、洪峰、残雪、格非、余华、孙甘露、北村等。这些作者高度重视形式技巧的营造，强化语言的自指功能，力图通过陌生化的语言形式阻断作品与生活的联系，拖延能指对所指的追踪，以技术化的叙事模式瓦解文本的深度模式。
◆“所谓新写实小说，简单地说，就是不同于历史上已有的现实主义，也不同于现代主义‘先锋派’文学，而是近几年小说创作低谷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倾向。这些新写实小说的创作方法仍以写实为主要特征，但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直面现实，直面人生。虽然从总体的文学精神来看，新写实小说仍划归为现实主义的大范畴，但无疑具有了一种新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善于吸收、借鉴现代主义各种流派在艺术上的长处”。（《钟山》在1989年第3期）
◆ 新写实小说关注的是人们窘迫的物质生活现状以及与之相应的性格与生理状态，而嘲弄各种超越于现实的崇高理想和人生目标；它放弃了对生活背后是否隐藏着“意义”和“真谛”的探询，而把生活的意义规定在对生活本相的描写过程之中，回避对日常生活现象作出明确的价值判断。
◆新写实小说表现出社会转型期文学世俗化的价值取向，即追求物欲而淡化理想，趋于平庸的消解崇高，所描写的对象多为庸常之辈的凡俗人生，既没有明确的理想，也没有澎湃的激情，而多为世俗的经验和感性的欲望所纠缠。这种“原生态”的生活即被视为意义之所在。
第七章：崛起的诗群：朦胧诗派的创作
◆朦胧诗被称为新诗潮。这一名词最早出现在1980年一篇名为《令人气闷的“朦胧”》的文章中。但这带有贬义色彩的“朦胧诗”一词后来却被作为一个正面概念得到了广泛认同。实际上，“朦胧诗”所涉的不仅仅是某类诗歌创作、诗人集团，而是一种具有“先锋精神”的诗歌潮流，代表作家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等。
◆朦胧诗产生的背景和原因：
1、朦胧诗是中国社会发展到一个特殊时代的产物，它以“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为背景，反映*现实给一代青年造成的迷惘和痛苦，也凝聚着对当代社会灾难的严峻反思和批判精神。
2、朦胧诗广泛吸收西方现代诗歌的艺术营养，具有浓厚的现代主义色彩。它的出现宣告了对以往限定的艺术规范的颠覆，是对建国以来形成的大一统的艺术模式的反拨。
3、朦胧诗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影响，带有中国古典诗歌的特殊印记。更重要的是，这一代诗人在相当程度上继承了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精神人格，表现出对国家民族的亲和感、使命感和责任感。 ◆朦胧诗的几个重要特点：
1、怀疑情绪和忧患意识。朦胧诗中表达一代人的痛苦和迷惘，十年浩劫中所蒙受的苦难和欺骗，使他们对现实产生变形的思考甚至敌视的态度（如北岛《回答》），对生活的本能警惕也使他们对现实产生了疑惧和冷峻的心理。同时，朦胧诗中也浸透着深刻的忧患意识，但这种忧患意识已经不仅仅属于个人或家庭，而是进而上升到思考国家的兴衰安危，探索民族久远的灾难，包含着一种时代的使命感（如舒婷《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
2、自我的复归和人道精神的追求。青年诗人都不回避对生活的个性化观照，都力求以个性化的方式再现情感的真实，在时代画面上凸现诗人特有的生活经验。与之相联系，青年诗人追求人的自身存在，表达对人性理想的渴望和追求（如舒婷《致橡树》、《神女峰》）。
3、以象征为中心的艺术表现方法。这一代青年诗人从走上诗坛始，就对中国当代诗歌在艺术上的缺陷有着清醒认识并力图予以超越。他们注重个人内心感觉的抒发，多采用个性化象征和意象抒情的手法，往往把对生活的理解和感受，包裹在极具个人色彩的具象化的情感或情绪中，间接的蕴籍地表达出来，追求意象的象征性和意蕴的不确定性。
◆ 舒婷的《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将诗人自己的形象与祖国的形象融为一体，用柔婉细腻的笔触，真诚坦率地谱写了一曲委婉深沉的祖国恋歌。
诗中抒发的感情不是单一的，而是跌宕曲折多方位辐射，不同的感情纠结在一起，形成一种荡气回肠的沉郁风格。诗人将这一代人和自我形象转化为鲜明的、有质感的物象，让物化的“我”进入祖国这个抽象的意象之中，物我交流，主客体叠印，真切而形象地表现了“我”和祖国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作品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情调，诗人重在对客体的内心观照，又兼有比喻、通感、象征等手法的巧妙运用，使主体感情外化为可被感知的新鲜生动的艺术形象。一系列富于表现力和象征意义的比喻，组成四个意象群，使阔大的主题浓缩于凝练概括的短诗之中。意象群的递进组合，一方面表现着从苦难中新生的祖国形象，一方面又让人们看到从迷惘到进取的一代青年的心灵历史，给抒情内涵带来了历史的深度。
1949年7月2日《人民日报》关于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的全部报道
人人范文网 m.inrrp.com.cn 手机版